超级军网关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的一个疑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0:36:28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全面清当党共后不久，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开始清共。当时国民党刚北伐算成功了吗？还没有成功吧，中国很多地方还不属于他们管辖吧，，为什么蒋介石的一个清共命令下达后其他派系其他不属于国民党的军阀也大肆屠杀共党的？
难不成当年的共产党号召力就那么强，就让国民党和其他军阀那么讨厌那么怕了吗？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全面清当党共后不久，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开始清共。当时国民党刚北伐算成功了吗？还没有成功吧，中国很多地方还不属于他们管辖吧，，为什么蒋介石的一个清共命令下达后其他派系其他不属于国民党的军阀也大肆屠杀共党的？
难不成当年的共产党号召力就那么强，就让国民党和其他军阀那么讨厌那么怕了吗？
难不成当年的共产党号召力就那么强，就让国民党和其他军阀那么讨厌那么怕了吗？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全面清当党共后不久，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开始清共。当时国民党刚北伐算成功了吗？还没有成功吧，中国很多地方还不属于他们管辖吧，，为什么蒋介石的一个清共命令下达后其他派系其他不属于国民党的军阀也大肆屠杀共党的？
难不成当年的共产党号召力就那么强，就让国民党和其他军阀那么讨厌那么怕了吗？
只能说tg是所有人的敌人 蒋中正 汪精卫 包括李济深 张作霖等等
马克思主义对于军阀头子 大资产阶级来说可是心腹大患
马克思主义对于军阀头子 大资产阶级来说可是心腹大患
汪精卫的清共隔了三个月呢...
（甲注：这一场国民党称颂做“护党救国运动”、共产党痛骂为“反革命惨案”的“清党”，其实一言以蔽之曰“夺权”。这是中国同苏联夺权，国民党同共产党夺权，国民党右派同左派夺权，新锐同元老夺权，军事进取同议会政治夺权，而出之以最剧烈、最血腥的手段。
自中山身殁，国民党面临第一代魅力领袖之后无人足以服众的乱局，于是即有反对容共的“西山会议派”，汪季新领衔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及介石的军事实力派，地方派系更不胜枚举。介石把持黄埔军校抵死不肯放松，讨平陈炯明，驱逐许汝为，短短两年间一跃而成党内第一军事实力人物，对公认的党中魁首季新形成威胁。蒋汪矛盾随起，激出“中山舰事件”，季新出走法国。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着手限共，但尚无意破脸，使“军队政治工作无人”。此时他的作为，无非巩固党内地位而已，共方对此亦表同意。
北伐战事既起，疆场上苦战得胜，介石个人威望日增，实力派渐次听从调遣，他开始以领袖自期。而此时本已相当脆弱的党际关系变化微妙，苏联一方面赞助北伐军械，以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及发动农民为交换，一方面指令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夺取革命领导权，跨党人士在国民党内悄悄发展时刻不息。独秀亦从阶级分析角度出发，在党内号召反蒋，并作《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称之为“军事投机”而非反帝，引起大哗，介石大为警觉，屡次在日记中痛骂共产党掣肘破坏革命。此外介石虽言必称“扶助农工”，实则技术上碍难如愿。农民运动如鲍罗廷所言，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因而乡间秩序混乱；工人运动必反外国资方，必罢工罢市，广东一省支付北伐全部财政，早已捉襟见肘，如何能忍受后方经济不稳？若导致国际纠纷，对政府尤为致命。工人纠察队手握武装，随意执法，亦足以成为乱萌。
会武昌已克，忽有迁都之议，蒋与政府间龃龉更烈，国民政府太上皇鲍罗廷对蒋的欢迎词已具有警告意味。孙科等发起“迎汪运动”，鲍罗廷亦企图“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双方在削蒋上取得一致，以政府名义通过一系列决议，取消介石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介石每拔一地，左派和共方随建立亲左政府，接着便发动工农，搅得一团乱。介石以军事指挥者身份，不当插手行政，对夺权不具优势。多般矛盾积累，共产党不成绊脚石不可得矣。
介石本身具有孤注一掷“瞑眩瘳疾”之性格，面临挑战时与其等待万事俱备，宁可蛮干以求打开生路，遂于1927年早春形成“清党”夺权腹案，但未能决心与苏联决裂。3月中蒋系江西、安徽党部捣毁左派党部， 3月21日中共竟然武力夺取上海并擅自成立政府，3月24日南京克复，士兵冲入领事区奸淫杀戮，英美军舰誓死护侨，击杀南京军民两千余，酿成严重外交事件。介石乃认定此系共产党帝国主义理论煽动，若听任发展，则有引起列强干涉致北伐功败垂成的绝大危险，并经稚晖、石曾，也包括孑民等监察委员之激烈态度促成，终下最后决心。4月3日福州事变，军内捕杀跨党分子，未始不出蒋之鼓励。
4月1日季新回国，蒋汪连谈3天，季新仍主调和，并与独秀共同宣言，陈承诺不以武力收回租界，汪承诺不驱逐共产党。介石、稚晖览之大哗，蒋汪勉强达成协议：4月15日由季新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一切，此前共产党暂停一切活动，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服从总司令介石指挥。但季新终于怫然而去，并在汉口“迎汪大会”上高呼：“要革命的左边来，不革命的走开去！”会谈等于不欢而散。介石杀机既开，决意自为，不再等待什么全会。好在监察委员在他这里，可认定武汉中央措置违反党章而无效，可弹劾共产党叛变革命。于是有12日之变。所以在上海发难者，纠察队势力过盛，缴获守军器械过多，擅自建立政府暴露意图太过明显，而国民党有与帮派合作的长期习惯，并且上海租界林立，做出来给他国看也。又各地对“清党”认识不一，行动不同，介石军务万机，报告无暇备览，有令共产分子讯实即可正法，不必久押，因而杀戮甚惨。
但“清党”既是夺权，绝不仅仅对共，也兼及国民党内反对各派。事实上，共产党多以秘密身份加入国民党，甄别甚为复杂，据说有的地方将穿西装、中山装、学生装，及头发向后梳者统统逮捕。此外接近工农者，有过激言论者，被人告发者也非捕即杀，党狱之盛，一时人人自危。展堂叹息说：“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有鉴于此，介石于5月5日再通过《清党委员原则六条》，推行第2期“清党”，强调以统一缜密的行动，拔除共产党根株。但所谓“原则”仍然含混不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这种概念等于无概念，“清党”成为派系倾轧、势力妥协、报私怨、泄私忿的工具。恐怖日甚一日，非但将共产党树为死敌，亦使国民党内大量青年冤沉海底，大量青年迷惘绝望，惶惶如丧家之犬。弗里达·尤特里著《中国最后的机会》说：“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此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
“清党”最大的效果，在于教国民党找到强人，并经过权力洗牌消除异己，树立南京政府的权威。故尔介石虽在8月因战事受挫下野，半年后仍然复出完成北伐，并击败各军事实力派，武力统一全国，他的党魁地位不可撼动。
“清党”最大的反效果，在于使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全部反转。据说事变前国民党登记党员六十余万，之后只余22万，有志发动工农的党员青年统被清洗，取而代之的是原来的革命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正统史观“大革命失败”的论断也很当的。中国社会内留下的巨大空间随后被共产党填补，国民党虽叱咤一时，最终的失败亦未尝不肇始于此。
这中间有件事令介石心喜。4月6日张雨亭突袭苏联使馆军营捕获李守常等，查得文件7卡车，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公布苏联利用冯焕章，及命令守常等颠覆政府、军事谍报等件。随即18日杀17人，28日杀守常以下20人。介石可以引民族主义立场譬解。
中山少年手足之交、“四大寇”之一、兴中会之班底尤列，民元后绝意仕进，独在1927年5月17日以“数十年之革命旧物”的前辈身份发表《对时局之宣言》，把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浸染及苏俄渗透之忧虑，与“清党”之势在必行说得清楚：“……去年3月20日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整理党务案中，有谓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于跨入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员，如有命令，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又谓凡跨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如有与纯粹国民党员发生冲突之事，须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管理之，等语。按此，他不具论，一则曰国共两党，是共产党为敌体矣。则彼已根深蒂固，而党员之众多也可知。近北京俄使馆事件发生，得悉彼之宣传，遍我全国。只就本月5日北京警厅公布苏俄用于京、津、粤、汴及口外之宣传费共17万美金，是一次之清单亦有如是之巨，则彼实财雄势大，而深入我之重地也又可知。……今粤方各路多有肃清共党之报告，事诚可喜。但论其实际，谓之为肃清共党，无宁谓之暂挫其锋，姑勿计彼有极坚固伟大而势难扑灭之后援也。凡有国民党所到之处，即是共产党所到之处，则肃清云者，肃清其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则可；若欲肃清其国民党外之共产党，虽数十年亦有所不可，此稍涉党会状态者之所能知之者也。……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当今北伐进行，不但箭在弦上矣。勿论湘鄂之事未平，而各地共党余波，处处时时皆有可虑，即一鼓而黄龙直抵，保无有报北京俄馆之怨者，挥兵南下，得直接与南方制裁共党者相周旋。果至此时，则5国环伺于长江上海，以自卫之兵，又谁能使之袖手于旁以观战？螳螂黄雀，譬喻真切。全国鼎沸，较今甚焉。此我国从古未有之危机，而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斯大林曾谓中国国民党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则可信手抛去。费正清曾引用此语，但是他随即提及1927年之清党，因此他悠闲地写着：‘看来国民党之右派先挤。’”）
（甲注：“清党”前后，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苏联党政军一体的模式，这事符合逻辑——所谓历史也者，无非给发生过的事情寻找逻辑。偌大帝国一日解体，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中，没有一个足够强势的集团统摄全局，有土斯有财，地方实力派成为军阀不可避免，其脉络可以上溯到金田起事。于是人们发现，政治与军事无法分离，任何一个力量不可能不通过军事斗争取得胜利，因此党必须组织自己的军队。但另一方面，军力的膨胀是极端危险的，如果不能有效统系，一旦反噬，将会带来毁灭的后果。那么控制手段即是军队的政治化。“党指挥枪”，枪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在党的手中，如此则反复的残酷的清洗为不可避免，即使牺牲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也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容挑战。）
自中山身殁，国民党面临第一代魅力领袖之后无人足以服众的乱局，于是即有反对容共的“西山会议派”，汪季新领衔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及介石的军事实力派，地方派系更不胜枚举。介石把持黄埔军校抵死不肯放松，讨平陈炯明，驱逐许汝为，短短两年间一跃而成党内第一军事实力人物，对公认的党中魁首季新形成威胁。蒋汪矛盾随起，激出“中山舰事件”，季新出走法国。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着手限共，但尚无意破脸，使“军队政治工作无人”。此时他的作为，无非巩固党内地位而已，共方对此亦表同意。
北伐战事既起，疆场上苦战得胜，介石个人威望日增，实力派渐次听从调遣，他开始以领袖自期。而此时本已相当脆弱的党际关系变化微妙，苏联一方面赞助北伐军械，以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及发动农民为交换，一方面指令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夺取革命领导权，跨党人士在国民党内悄悄发展时刻不息。独秀亦从阶级分析角度出发，在党内号召反蒋，并作《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称之为“军事投机”而非反帝，引起大哗，介石大为警觉，屡次在日记中痛骂共产党掣肘破坏革命。此外介石虽言必称“扶助农工”，实则技术上碍难如愿。农民运动如鲍罗廷所言，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因而乡间秩序混乱；工人运动必反外国资方，必罢工罢市，广东一省支付北伐全部财政，早已捉襟见肘，如何能忍受后方经济不稳？若导致国际纠纷，对政府尤为致命。工人纠察队手握武装，随意执法，亦足以成为乱萌。
会武昌已克，忽有迁都之议，蒋与政府间龃龉更烈，国民政府太上皇鲍罗廷对蒋的欢迎词已具有警告意味。孙科等发起“迎汪运动”，鲍罗廷亦企图“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双方在削蒋上取得一致，以政府名义通过一系列决议，取消介石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介石每拔一地，左派和共方随建立亲左政府，接着便发动工农，搅得一团乱。介石以军事指挥者身份，不当插手行政，对夺权不具优势。多般矛盾积累，共产党不成绊脚石不可得矣。
介石本身具有孤注一掷“瞑眩瘳疾”之性格，面临挑战时与其等待万事俱备，宁可蛮干以求打开生路，遂于1927年早春形成“清党”夺权腹案，但未能决心与苏联决裂。3月中蒋系江西、安徽党部捣毁左派党部， 3月21日中共竟然武力夺取上海并擅自成立政府，3月24日南京克复，士兵冲入领事区奸淫杀戮，英美军舰誓死护侨，击杀南京军民两千余，酿成严重外交事件。介石乃认定此系共产党帝国主义理论煽动，若听任发展，则有引起列强干涉致北伐功败垂成的绝大危险，并经稚晖、石曾，也包括孑民等监察委员之激烈态度促成，终下最后决心。4月3日福州事变，军内捕杀跨党分子，未始不出蒋之鼓励。
4月1日季新回国，蒋汪连谈3天，季新仍主调和，并与独秀共同宣言，陈承诺不以武力收回租界，汪承诺不驱逐共产党。介石、稚晖览之大哗，蒋汪勉强达成协议：4月15日由季新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一切，此前共产党暂停一切活动，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服从总司令介石指挥。但季新终于怫然而去，并在汉口“迎汪大会”上高呼：“要革命的左边来，不革命的走开去！”会谈等于不欢而散。介石杀机既开，决意自为，不再等待什么全会。好在监察委员在他这里，可认定武汉中央措置违反党章而无效，可弹劾共产党叛变革命。于是有12日之变。所以在上海发难者，纠察队势力过盛，缴获守军器械过多，擅自建立政府暴露意图太过明显，而国民党有与帮派合作的长期习惯，并且上海租界林立，做出来给他国看也。又各地对“清党”认识不一，行动不同，介石军务万机，报告无暇备览，有令共产分子讯实即可正法，不必久押，因而杀戮甚惨。
但“清党”既是夺权，绝不仅仅对共，也兼及国民党内反对各派。事实上，共产党多以秘密身份加入国民党，甄别甚为复杂，据说有的地方将穿西装、中山装、学生装，及头发向后梳者统统逮捕。此外接近工农者，有过激言论者，被人告发者也非捕即杀，党狱之盛，一时人人自危。展堂叹息说：“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有鉴于此，介石于5月5日再通过《清党委员原则六条》，推行第2期“清党”，强调以统一缜密的行动，拔除共产党根株。但所谓“原则”仍然含混不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这种概念等于无概念，“清党”成为派系倾轧、势力妥协、报私怨、泄私忿的工具。恐怖日甚一日，非但将共产党树为死敌，亦使国民党内大量青年冤沉海底，大量青年迷惘绝望，惶惶如丧家之犬。弗里达·尤特里著《中国最后的机会》说：“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此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
“清党”最大的效果，在于教国民党找到强人，并经过权力洗牌消除异己，树立南京政府的权威。故尔介石虽在8月因战事受挫下野，半年后仍然复出完成北伐，并击败各军事实力派，武力统一全国，他的党魁地位不可撼动。
“清党”最大的反效果，在于使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全部反转。据说事变前国民党登记党员六十余万，之后只余22万，有志发动工农的党员青年统被清洗，取而代之的是原来的革命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正统史观“大革命失败”的论断也很当的。中国社会内留下的巨大空间随后被共产党填补，国民党虽叱咤一时，最终的失败亦未尝不肇始于此。
这中间有件事令介石心喜。4月6日张雨亭突袭苏联使馆军营捕获李守常等，查得文件7卡车，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公布苏联利用冯焕章，及命令守常等颠覆政府、军事谍报等件。随即18日杀17人，28日杀守常以下20人。介石可以引民族主义立场譬解。
中山少年手足之交、“四大寇”之一、兴中会之班底尤列，民元后绝意仕进，独在1927年5月17日以“数十年之革命旧物”的前辈身份发表《对时局之宣言》，把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浸染及苏俄渗透之忧虑，与“清党”之势在必行说得清楚：“……去年3月20日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整理党务案中，有谓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于跨入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员，如有命令，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又谓凡跨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如有与纯粹国民党员发生冲突之事，须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管理之，等语。按此，他不具论，一则曰国共两党，是共产党为敌体矣。则彼已根深蒂固，而党员之众多也可知。近北京俄使馆事件发生，得悉彼之宣传，遍我全国。只就本月5日北京警厅公布苏俄用于京、津、粤、汴及口外之宣传费共17万美金，是一次之清单亦有如是之巨，则彼实财雄势大，而深入我之重地也又可知。……今粤方各路多有肃清共党之报告，事诚可喜。但论其实际，谓之为肃清共党，无宁谓之暂挫其锋，姑勿计彼有极坚固伟大而势难扑灭之后援也。凡有国民党所到之处，即是共产党所到之处，则肃清云者，肃清其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则可；若欲肃清其国民党外之共产党，虽数十年亦有所不可，此稍涉党会状态者之所能知之者也。……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当今北伐进行，不但箭在弦上矣。勿论湘鄂之事未平，而各地共党余波，处处时时皆有可虑，即一鼓而黄龙直抵，保无有报北京俄馆之怨者，挥兵南下，得直接与南方制裁共党者相周旋。果至此时，则5国环伺于长江上海，以自卫之兵，又谁能使之袖手于旁以观战？螳螂黄雀，譬喻真切。全国鼎沸，较今甚焉。此我国从古未有之危机，而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斯大林曾谓中国国民党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则可信手抛去。费正清曾引用此语，但是他随即提及1927年之清党，因此他悠闲地写着：‘看来国民党之右派先挤。’”）
（甲注：“清党”前后，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苏联党政军一体的模式，这事符合逻辑——所谓历史也者，无非给发生过的事情寻找逻辑。偌大帝国一日解体，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中，没有一个足够强势的集团统摄全局，有土斯有财，地方实力派成为军阀不可避免，其脉络可以上溯到金田起事。于是人们发现，政治与军事无法分离，任何一个力量不可能不通过军事斗争取得胜利，因此党必须组织自己的军队。但另一方面，军力的膨胀是极端危险的，如果不能有效统系，一旦反噬，将会带来毁灭的后果。那么控制手段即是军队的政治化。“党指挥枪”，枪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在党的手中，如此则反复的残酷的清洗为不可避免，即使牺牲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也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容挑战。）
蒋.汪忙于清共，军阀忙于清GMD。
革他们的命，能不清吗
当时没经验，树敌太多。
当年就青年党靠谱，可惜没有外部支持，其他两大党一个腐朽，另一个就不说了，当年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没少瞎折腾，社会秩序大乱，不清当才怪
农民先被某党教唆暴动，没办法的事
主要是当时手上没多少枪杆子！柿子先捡软的捏！！！
苏毛的教训太大了.
杀的国民党超过共产党的白痴行动。说到底就是纯粹的清除异己的行动，最有趣的是连蒋介石都控制不了。各地军阀打着杀共产党的旗号大杀国民党甚至包括蒋介石的人
国民党经此一劫大伤元气，直接导致最后败北
贵州省国民党部，当时不到二十个人，共产党一个没有，在军阀周西成那里做兵运民运。国共一分裂，周西成二话不说全部抓起来，除了一个张道潘，剩下的全毙了。
呵呵，清共清共，清到自己的基层党组织损失殆尽，KMT也真是奇葩啊
第一，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第二，广东、两湖、江西、安徽及江浙地区工农运动出现失控情况，比如随便逮捕人、随便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乱捉人乱杀人、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阻运谷米牲畜、抗税抗捐、乃至擅自截留北伐军军粮等行为，导致工厂停工、银行歇业、贸易和交通中断、市场萎缩、经济停滞、物价飞涨。当时TG中央正在纠左，但受共产国际决议案影响，再度转向左倾冒险主义
第三，当时TG正在上海跃跃欲试地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牺牲”，即发动政变，从蒋手里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水银JJ只不过是先下手一步而已
第二，广东、两湖、江西、安徽及江浙地区工农运动出现失控情况，比如随便逮捕人、随便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乱捉人乱杀人、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阻运谷米牲畜、抗税抗捐、乃至擅自截留北伐军军粮等行为，导致工厂停工、银行歇业、贸易和交通中断、市场萎缩、经济停滞、物价飞涨。当时TG中央正在纠左，但受共产国际决议案影响，再度转向左倾冒险主义
第三，当时TG正在上海跃跃欲试地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牺牲”，即发动政变，从蒋手里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水银JJ只不过是先下手一步而已
1927年3月24日，中国北伐军攻占南京，一些士兵对南京城中的无业游民高呼“要发洋财者随我来抢！”，随后对南京的各国领事馆、教会、学校、商社和外侨住宅进行了排外袭击和抢劫。此即著名的“南京事件”。在“南京事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以及法、英等国的一些侨民遇害，英国领事被打伤，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当时情报混乱，日本领事馆发回国内的电报甚至风传英国领事被北伐军拉到大街上用青龙刀砍头）。被困在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扬子江上的英、美军舰发出开火增援的信号，于是各国军舰纷纷用舰炮轰击北伐军，岸上军民死伤数十人。
在这次所谓“南京事件”中，日本总领事馆也遭到了袭击，英国要求日本政府出兵，采取对华一致行动，各国驻日使团也要求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但币原的回答是“不”。他还对英国驻日大使特里爵士说“鄙人不相信中国会共产化；即使共产化了，我想二三年之后外国人侨居或贸易也不会怎样困难的。”在外务省的要求下，停泊在扬子江上的日本第24驱逐舰队（包括驱逐舰“榛”、“桧”、“桃”和“滨风”）连炮口都未打开。侨居在当地的日本人十分气愤，公开说币原是“软弱外交”。
“南京事件”一个月后，在汉口又发生了革命群众袭击日租界的事件，英国由于在汉口的租界被中国收回，因此立即向日本提议共同出兵。此举与1922年华盛顿会议时英国联手美国共同牵制日本在华扩张之举截然相反，因此英国的提议马上在日本政界激起了强烈反响，认为“这是百年一遇的难得机会”，但是币原却没有同意。他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信念，即中国是无法通过武力干涉和侵略而屈服的。此外，币原还敏锐地看出，南京事件也好，汉口事件也好，在其背后都有苏联顾问鲍罗廷试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的影子。
1927年的中国国民政府正处于左派与右派分裂的前夕，左派以“干预政治、无视党权、右倾”为由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批评。蒋原本左倾，亲自游历苏联后变得右倾，此时遭到排挤，遂决计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于是同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清党工作。而鲍罗廷则试图借排英、排日运动来发动群众革命，清除国民政府的右派势力。另一方面，在同国民政府交战的奉系军阀一方，鲍罗廷也在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
张蒋两人同病相怜，早已暗通款曲，并达成了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的秘密协议，因此“南京事变”之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突袭了北京的苏联使馆，逮捕藏匿于此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称搜出大量“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又过了一个星期，与之达成默契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6月5日，武汉政府辞退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鲍罗廷逃奔其代理人冯玉祥处，共产国际在中国春风得意的时期结束。
在此之前，日本领事馆发回的情报称，国民革命军进驻汉口后，鲍罗廷对群众演说时曾一口一个“我们应该”、“我们必须”，俨然一副教皇使者的口气，引起中国听众满腹狐疑和窃窃私语。币原喜重郎根据这份情报判断“这家伙在中国长不了”，如今果真言中。
在这次所谓“南京事件”中，日本总领事馆也遭到了袭击，英国要求日本政府出兵，采取对华一致行动，各国驻日使团也要求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但币原的回答是“不”。他还对英国驻日大使特里爵士说“鄙人不相信中国会共产化；即使共产化了，我想二三年之后外国人侨居或贸易也不会怎样困难的。”在外务省的要求下，停泊在扬子江上的日本第24驱逐舰队（包括驱逐舰“榛”、“桧”、“桃”和“滨风”）连炮口都未打开。侨居在当地的日本人十分气愤，公开说币原是“软弱外交”。
“南京事件”一个月后，在汉口又发生了革命群众袭击日租界的事件，英国由于在汉口的租界被中国收回，因此立即向日本提议共同出兵。此举与1922年华盛顿会议时英国联手美国共同牵制日本在华扩张之举截然相反，因此英国的提议马上在日本政界激起了强烈反响，认为“这是百年一遇的难得机会”，但是币原却没有同意。他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信念，即中国是无法通过武力干涉和侵略而屈服的。此外，币原还敏锐地看出，南京事件也好，汉口事件也好，在其背后都有苏联顾问鲍罗廷试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的影子。
1927年的中国国民政府正处于左派与右派分裂的前夕，左派以“干预政治、无视党权、右倾”为由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批评。蒋原本左倾，亲自游历苏联后变得右倾，此时遭到排挤，遂决计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于是同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清党工作。而鲍罗廷则试图借排英、排日运动来发动群众革命，清除国民政府的右派势力。另一方面，在同国民政府交战的奉系军阀一方，鲍罗廷也在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
张蒋两人同病相怜，早已暗通款曲，并达成了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的秘密协议，因此“南京事变”之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突袭了北京的苏联使馆，逮捕藏匿于此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称搜出大量“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又过了一个星期，与之达成默契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6月5日，武汉政府辞退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鲍罗廷逃奔其代理人冯玉祥处，共产国际在中国春风得意的时期结束。
在此之前，日本领事馆发回的情报称，国民革命军进驻汉口后，鲍罗廷对群众演说时曾一口一个“我们应该”、“我们必须”，俨然一副教皇使者的口气，引起中国听众满腹狐疑和窃窃私语。币原喜重郎根据这份情报判断“这家伙在中国长不了”，如今果真言中。
当时的农运触动了大量军官家属（各派系都包括）的利益， 工运则造成了社会生产的瘫痪， 这种情况下其主要组织者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TG自己在北伐军里面上窜下跳，大搞工农运动，你让KMT怎么办，自己往枪口上撞。苏联一方面让TG和KMT合作北伐,说是增加实力，另一方面让TG在KMT内部大搞红色运动，旨在夺取革命领导权，在北伐完成后建立一个倾苏维埃的政府。TG没有抓住KMT内部派系争斗的好机会，主动跳出来，怨不得武汉政府，南京政府，桂系等一众大佬合力歼之。
GMD要真的是一个好党，就没有TG的空间了。
安拉之剑 发表于 2011-7-21 14:40 ![]()
TG自己在北伐军里面上窜下跳，大搞工农运动，你让KMT怎么办，自己往枪口上撞。苏联一方面让TG和KMT合作北伐 ...
问题是，本来作为及其弱小的组织共产党，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瞬间完成“容共”到“容国”的转变？
以至于在基层群众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无一不是共产党人，或者国民党左派。
甚至连在党务上，国民党清党集团，也无力控制，乃至在整个清党过程中唯一的工具就是借助军警的简单甄别和屠杀。
27年国共分裂最大的原因，个人认为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
而是在基层对于农村封建土地，宗法体制的第一次深刻破除所造成的剧烈反弹---农村清党，根本就是以原有地主豪绅的民团为主力，杀的所谓“共产党”是个什么概念--甚至提倡西方新学的就是“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的就是“共产主义”！
而在城市--以及扩大到西方日本等国际的层面上，则是原有控制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列强，对于苏联的影响，以及开始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代表的--共产党（当然还很不成熟）的反击。
这大大加强了蒋介石的经济支柱--这在之后的军阀大战中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从而使光头更无忌惮，不再需要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TG自己在北伐军里面上窜下跳，大搞工农运动，你让KMT怎么办，自己往枪口上撞。苏联一方面让TG和KMT合作北伐 ...
问题是，本来作为及其弱小的组织共产党，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瞬间完成“容共”到“容国”的转变？
以至于在基层群众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无一不是共产党人，或者国民党左派。
甚至连在党务上，国民党清党集团，也无力控制，乃至在整个清党过程中唯一的工具就是借助军警的简单甄别和屠杀。
27年国共分裂最大的原因，个人认为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
而是在基层对于农村封建土地，宗法体制的第一次深刻破除所造成的剧烈反弹---农村清党，根本就是以原有地主豪绅的民团为主力，杀的所谓“共产党”是个什么概念--甚至提倡西方新学的就是“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的就是“共产主义”！
而在城市--以及扩大到西方日本等国际的层面上，则是原有控制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列强，对于苏联的影响，以及开始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代表的--共产党（当然还很不成熟）的反击。
这大大加强了蒋介石的经济支柱--这在之后的军阀大战中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从而使光头更无忌惮，不再需要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这其实和后来的国共内战一样，虽然国民党各个派系，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残余，还是地方实力派，各路杂牌，虽然因为矛盾可能和共产党实行一定程度的联合，
但是归根到底，共产党是所有这些--依靠原有的地主封建制，官僚买办制作为经济基础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敌人。
当然在49年也是这帮人投降土鳖的最多，什么民主人士王家烈，起义将领吴奇伟，李觉，潘文华，邓锡侯这类都能“从龙”。
但是归根到底，共产党是所有这些--依靠原有的地主封建制，官僚买办制作为经济基础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敌人。
当然在49年也是这帮人投降土鳖的最多，什么民主人士王家烈，起义将领吴奇伟，李觉，潘文华，邓锡侯这类都能“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