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中共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15:31
<P>本贴转自中共党史网</P>
<P>隔离审查期间的“四人帮”主要成员
汪文风口述 王凡 刘东平整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发起组织“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汪文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刚进中纪委，恰逢中央决定把公审林彪、“四人帮”两集团前的审理工作交由中纪委办理，他便被任命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开始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有人认为他们中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滑，一旦篡党夺权阴谋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会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帮”其他成员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我们后来的讯问和大量的事实印证，证明广大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信团的实际，合情合理的。
一、 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搅蛮缠
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这里的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外的了望孔，对“四人帮”主要成员做了一番观察。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
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 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已经80多岁了，曾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清楚张启龙的历史。他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后参加朱德、陈毅在湘南领导的暴动，随之到井冈山，又经过长征到陕北，始终就给他定性为走资派。
我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说到女警卫战士，我们发现江青最记恨的就属李红了。她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把李红从她身边调开。原因是李红威胁、谩骂过她。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继而她就开始诬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央领导，说某某某“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你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这下把江青气急了，扑上来就要抓扯。李红也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喝道：“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被李红横眉立目的样子震慑住了，忙改口说：“好了好了，我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了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常向我们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听闻后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在“四人帮”刚被隔离的时候。当时负责专案的人，组织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当然，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只是例举出她平日如何飞扬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劣迹。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
殊不知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宽厚仁慈，谁家有困难，都给予关心和帮助。江青当着主席的面，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耍威风；即便她是背着毛主席发淫威，工作人员们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对他忍让、迁就。而此刻，江青已变成了被揭发者，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 批判者人多势众，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点亏的。虽然事情的缘起是江青先动手打人，但动手终归有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我们遂视此为一个教训，以后不再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为了查清问题，我们一次次地与江青面对面地交锋。依我看她当时是很愿意谈的，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没人作她宣泄的对象，她很不习惯，很寂寥。
一般情况下，谈话时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她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才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则严肃指出，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的挑拨，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则给予回击。
江青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们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
二、张春桥 开始也并非一言不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
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P>
<P>隔离审查期间的“四人帮”主要成员
汪文风口述 王凡 刘东平整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发起组织“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汪文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刚进中纪委，恰逢中央决定把公审林彪、“四人帮”两集团前的审理工作交由中纪委办理，他便被任命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开始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有人认为他们中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滑，一旦篡党夺权阴谋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会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帮”其他成员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我们后来的讯问和大量的事实印证，证明广大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信团的实际，合情合理的。
一、 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搅蛮缠
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这里的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外的了望孔，对“四人帮”主要成员做了一番观察。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
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 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已经80多岁了，曾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清楚张启龙的历史。他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后参加朱德、陈毅在湘南领导的暴动，随之到井冈山，又经过长征到陕北，始终就给他定性为走资派。
我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说到女警卫战士，我们发现江青最记恨的就属李红了。她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把李红从她身边调开。原因是李红威胁、谩骂过她。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继而她就开始诬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央领导，说某某某“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你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这下把江青气急了，扑上来就要抓扯。李红也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喝道：“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被李红横眉立目的样子震慑住了，忙改口说：“好了好了，我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了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常向我们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听闻后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在“四人帮”刚被隔离的时候。当时负责专案的人，组织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当然，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只是例举出她平日如何飞扬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劣迹。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
殊不知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宽厚仁慈，谁家有困难，都给予关心和帮助。江青当着主席的面，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耍威风；即便她是背着毛主席发淫威，工作人员们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对他忍让、迁就。而此刻，江青已变成了被揭发者，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 批判者人多势众，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点亏的。虽然事情的缘起是江青先动手打人，但动手终归有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我们遂视此为一个教训，以后不再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为了查清问题，我们一次次地与江青面对面地交锋。依我看她当时是很愿意谈的，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没人作她宣泄的对象，她很不习惯，很寂寥。
一般情况下，谈话时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她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才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则严肃指出，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的挑拨，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则给予回击。
江青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们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
二、张春桥 开始也并非一言不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
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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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隔离审查期间的“四人帮”主要成员
汪文风口述 王凡 刘东平整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发起组织“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汪文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刚进中纪委，恰逢中央决定把公审林彪、“四人帮”两集团前的审理工作交由中纪委办理，他便被任命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开始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有人认为他们中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滑，一旦篡党夺权阴谋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会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帮”其他成员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我们后来的讯问和大量的事实印证，证明广大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信团的实际，合情合理的。
一、 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搅蛮缠
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这里的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外的了望孔，对“四人帮”主要成员做了一番观察。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
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 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已经80多岁了，曾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清楚张启龙的历史。他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后参加朱德、陈毅在湘南领导的暴动，随之到井冈山，又经过长征到陕北，始终就给他定性为走资派。
我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说到女警卫战士，我们发现江青最记恨的就属李红了。她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把李红从她身边调开。原因是李红威胁、谩骂过她。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继而她就开始诬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央领导，说某某某“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你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这下把江青气急了，扑上来就要抓扯。李红也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喝道：“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被李红横眉立目的样子震慑住了，忙改口说：“好了好了，我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了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常向我们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听闻后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在“四人帮”刚被隔离的时候。当时负责专案的人，组织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当然，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只是例举出她平日如何飞扬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劣迹。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
殊不知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宽厚仁慈，谁家有困难，都给予关心和帮助。江青当着主席的面，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耍威风；即便她是背着毛主席发淫威，工作人员们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对他忍让、迁就。而此刻，江青已变成了被揭发者，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 批判者人多势众，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点亏的。虽然事情的缘起是江青先动手打人，但动手终归有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我们遂视此为一个教训，以后不再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为了查清问题，我们一次次地与江青面对面地交锋。依我看她当时是很愿意谈的，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没人作她宣泄的对象，她很不习惯，很寂寥。
一般情况下，谈话时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她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才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则严肃指出，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的挑拨，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则给予回击。
江青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们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
二、张春桥 开始也并非一言不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
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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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贴转自中共党史网</P><P>隔离审查期间的“四人帮”主要成员
汪文风口述 王凡 刘东平整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发起组织“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汪文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刚进中纪委，恰逢中央决定把公审林彪、“四人帮”两集团前的审理工作交由中纪委办理，他便被任命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开始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有人认为他们中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滑，一旦篡党夺权阴谋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会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帮”其他成员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我们后来的讯问和大量的事实印证，证明广大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信团的实际，合情合理的。
一、 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搅蛮缠
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这里的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外的了望孔，对“四人帮”主要成员做了一番观察。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
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 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已经80多岁了，曾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清楚张启龙的历史。他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后参加朱德、陈毅在湘南领导的暴动，随之到井冈山，又经过长征到陕北，始终就给他定性为走资派。
我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说到女警卫战士，我们发现江青最记恨的就属李红了。她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把李红从她身边调开。原因是李红威胁、谩骂过她。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继而她就开始诬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央领导，说某某某“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你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这下把江青气急了，扑上来就要抓扯。李红也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喝道：“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被李红横眉立目的样子震慑住了，忙改口说：“好了好了，我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了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常向我们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听闻后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在“四人帮”刚被隔离的时候。当时负责专案的人，组织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当然，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只是例举出她平日如何飞扬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劣迹。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
殊不知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宽厚仁慈，谁家有困难，都给予关心和帮助。江青当着主席的面，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耍威风；即便她是背着毛主席发淫威，工作人员们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对他忍让、迁就。而此刻，江青已变成了被揭发者，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 批判者人多势众，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点亏的。虽然事情的缘起是江青先动手打人，但动手终归有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我们遂视此为一个教训，以后不再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为了查清问题，我们一次次地与江青面对面地交锋。依我看她当时是很愿意谈的，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没人作她宣泄的对象，她很不习惯，很寂寥。
一般情况下，谈话时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她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才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则严肃指出，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的挑拨，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则给予回击。
江青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们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
二、张春桥 开始也并非一言不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
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9-19 21:20:13编辑过]
“文革”以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轶事的，出于这种完全属于个人的原因，她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王、张、江、姚的勾结，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
在公开审判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都看见了，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语不发，藐视法庭。但在最初讯问谈话时，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而是谈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借“风庆轮”的问题，在政治局闹事。当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加以抵制时，张春桥阴冷冷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会后，王、张、江、姚立即聚集到了钓鱼台17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决定背着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恩平在医院会见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
在我们找他讯问谈话时，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一样，都交代说他们当时是看周恩来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当张春桥说到这儿时，我们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
张春桥这一漏嘴，我们顿时感到捕捉到了关键问题。因为说谁有错误，要打倒谁，他们一直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是认识上的偏差，是执行中的错误；可这一名话，张春桥露出了他们拱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这次交代以后，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这才发觉自己对答有失。他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从此缄默不言。
三、姚文元：把责任都往毛主席身上推
在那段日了里，姚文元表现的特点，就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是被动的思想、被动的行动、被动的执笔人物。
每问及一些和他相关的问题，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去写的。他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大段大段的增删。因此，煽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而只是个执行的问题。
他还故意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不像“文革”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保障北京，北京一人一月也只发二斤肉票，零售一个人一次只能买两毛钱的肉。
对此，他貌似关切地说：“请代我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的那种状况啊！
姚文元的这一假面具，必须予以揭露。一次，我们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多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
开始他说：“是错误 ，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嘛，更是错了。”可马上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了，也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还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毛主席做出了错误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虚假的汇报时，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时，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把假象当成真相，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
据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交代，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玻璃窗，观看天安门广场的现场 。
到了夜晚，“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鲁英，召来派到天安门广场上的记者。他们反映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
江青听了，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里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跑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
于是，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才作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
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起初是准备派部队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可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当年3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因为当时《文汇报》造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而引发的南京市人民群众的示威行动，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沉重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拧在一起，斥之为‘反革命’”。他在日记里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
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据此我们指出，正是他们炮制的一系列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面对铁案如山，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吱吱唔唔话不成句，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需要说明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在这件事上，才自谓“罪行严重”。
四、王洪文：他人说得详尽，自己避重就轻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抢、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认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只不过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居然最后混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地位。
在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发现他根本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样算“左倾”，如何属于右倾。他由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连在“四人帮”内部，他也被其他三人骂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 ，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平日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找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讯问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我们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一般情况下的表现，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以及当晚他回去就寝，接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因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橘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他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时，他帮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
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耍滑头的丑态。
另一次，我们就王洪文利用所谓“伍豪事件”整周恩来之事，找他谈话，他再度在我们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上海的《时报》于2月16日、17日，《申报》于20日、21日，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破坏周恩来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已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共组织随即在2月22日《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创办的《实报》上刊登伍豪启事，戳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3月4日，中共又通过《申报》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来。江青集团如获至宝，要用国民党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来诬陷周恩来，从而制造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
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批驳，并且点着当时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当时做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
当我们讯问此事，王洪文对他曾在毛主席已经对“伍豪事件”作了结论后，仍然借此整周恩来的事实矢口否认，还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他“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
对他的抵赖，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面对证据，他紧张得大汗淋漓，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怎么会……?”
我们追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见白纸黑字，再无法推脱，不得不说：“这，这倒是我，我的字……”
五、毛远新：先是抵触，后有悔悟
积极参与了“四人帮”集团阴谋活动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担负着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沟通的联络员重要角色的人物毛远新，社会上曾有一些关于他在讯问谈话期间态度挺不好，尽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自己什么责任都不担的传闻，但这不够准确。经过一段时间做工作，毛远新的态度是比较好的，若不是他的配合，许多问题查起来就很麻烦，且要耗去更多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反对怀疑一切，及打、砸、抢、抄、抓的做法。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认识，同毛泽东基本错误估计形势而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和毛泽东交谈时，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观点随之有所改变。
这以后，他去吉林省延边地区，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镇压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各级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后，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陈锡联、曾绍山等人，也要唯毛远新的马首是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开始对毛远新进行保护审查。由于当时的专案组在审查中袭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等，尽管毛远新搞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别人用类似这些他熟悉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审理领导小组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清查的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的特定环境、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法，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的看法；我们与他有了不同的观点，宁可等待下次、以后再继续谈清楚，也不顶牛，不争吵。 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他在谈论自己的实际感受时说：“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用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的15年到20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整个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对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理予以解决的。
我们不仅在谈话时，主动过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需要什么；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晚上要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人员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的杂志。
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他们对党在生活上、学习上的关怀和照顾都表示感激，痛悔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
对于一些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问题，我们也向他们做解释说明。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供应鲜奶还不能产即实现，只能让好先将就一段。
然而对他们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也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14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求扩大到各28平方米，共56平方米。我们明确告诉她，这办不到。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
还有一次，江青在谈话时突然对我们喊道：“我要平等！”我们问：“谁对你不平等啦？”她说：“那为什么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我们告诉她：“那是为了安全，怕你从上面掉下来摔坏。”
“给我换掉！”江青声调更高了。“那不行，所有的人都如此，否则不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给我换！”“不可以。”我们平心静气。“不给我换就是不平等。我要平等，不要什么安全！你们混蛋！你们是邓小平的帮凶、刽子手！”她尽管这样嚷嚷，但我们是绝对不会迁就这种无理要求的。
在公开审判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都看见了，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语不发，藐视法庭。但在最初讯问谈话时，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而是谈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借“风庆轮”的问题，在政治局闹事。当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加以抵制时，张春桥阴冷冷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会后，王、张、江、姚立即聚集到了钓鱼台17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决定背着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恩平在医院会见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
在我们找他讯问谈话时，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一样，都交代说他们当时是看周恩来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当张春桥说到这儿时，我们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
张春桥这一漏嘴，我们顿时感到捕捉到了关键问题。因为说谁有错误，要打倒谁，他们一直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是认识上的偏差，是执行中的错误；可这一名话，张春桥露出了他们拱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这次交代以后，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这才发觉自己对答有失。他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从此缄默不言。
三、姚文元：把责任都往毛主席身上推
在那段日了里，姚文元表现的特点，就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是被动的思想、被动的行动、被动的执笔人物。
每问及一些和他相关的问题，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去写的。他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大段大段的增删。因此，煽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而只是个执行的问题。
他还故意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不像“文革”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保障北京，北京一人一月也只发二斤肉票，零售一个人一次只能买两毛钱的肉。
对此，他貌似关切地说：“请代我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的那种状况啊！
姚文元的这一假面具，必须予以揭露。一次，我们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多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
开始他说：“是错误 ，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嘛，更是错了。”可马上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了，也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还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毛主席做出了错误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虚假的汇报时，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时，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把假象当成真相，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
据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交代，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玻璃窗，观看天安门广场的现场 。
到了夜晚，“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鲁英，召来派到天安门广场上的记者。他们反映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
江青听了，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里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跑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
于是，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才作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
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起初是准备派部队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可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当年3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因为当时《文汇报》造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而引发的南京市人民群众的示威行动，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沉重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拧在一起，斥之为‘反革命’”。他在日记里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
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据此我们指出，正是他们炮制的一系列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面对铁案如山，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吱吱唔唔话不成句，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需要说明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在这件事上，才自谓“罪行严重”。
四、王洪文：他人说得详尽，自己避重就轻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抢、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认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只不过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居然最后混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地位。
在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发现他根本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样算“左倾”，如何属于右倾。他由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连在“四人帮”内部，他也被其他三人骂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 ，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平日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找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讯问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我们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一般情况下的表现，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以及当晚他回去就寝，接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因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橘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他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时，他帮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
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耍滑头的丑态。
另一次，我们就王洪文利用所谓“伍豪事件”整周恩来之事，找他谈话，他再度在我们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上海的《时报》于2月16日、17日，《申报》于20日、21日，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破坏周恩来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已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共组织随即在2月22日《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创办的《实报》上刊登伍豪启事，戳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3月4日，中共又通过《申报》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来。江青集团如获至宝，要用国民党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来诬陷周恩来，从而制造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
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批驳，并且点着当时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当时做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
当我们讯问此事，王洪文对他曾在毛主席已经对“伍豪事件”作了结论后，仍然借此整周恩来的事实矢口否认，还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他“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
对他的抵赖，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面对证据，他紧张得大汗淋漓，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怎么会……?”
我们追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见白纸黑字，再无法推脱，不得不说：“这，这倒是我，我的字……”
五、毛远新：先是抵触，后有悔悟
积极参与了“四人帮”集团阴谋活动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担负着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沟通的联络员重要角色的人物毛远新，社会上曾有一些关于他在讯问谈话期间态度挺不好，尽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自己什么责任都不担的传闻，但这不够准确。经过一段时间做工作，毛远新的态度是比较好的，若不是他的配合，许多问题查起来就很麻烦，且要耗去更多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反对怀疑一切，及打、砸、抢、抄、抓的做法。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认识，同毛泽东基本错误估计形势而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和毛泽东交谈时，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观点随之有所改变。
这以后，他去吉林省延边地区，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镇压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各级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后，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陈锡联、曾绍山等人，也要唯毛远新的马首是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开始对毛远新进行保护审查。由于当时的专案组在审查中袭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等，尽管毛远新搞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别人用类似这些他熟悉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审理领导小组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清查的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的特定环境、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法，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的看法；我们与他有了不同的观点，宁可等待下次、以后再继续谈清楚，也不顶牛，不争吵。 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他在谈论自己的实际感受时说：“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用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的15年到20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整个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对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理予以解决的。
我们不仅在谈话时，主动过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需要什么；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晚上要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人员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的杂志。
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他们对党在生活上、学习上的关怀和照顾都表示感激，痛悔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
对于一些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问题，我们也向他们做解释说明。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供应鲜奶还不能产即实现，只能让好先将就一段。
然而对他们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也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14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求扩大到各28平方米，共56平方米。我们明确告诉她，这办不到。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
还有一次，江青在谈话时突然对我们喊道：“我要平等！”我们问：“谁对你不平等啦？”她说：“那为什么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我们告诉她：“那是为了安全，怕你从上面掉下来摔坏。”
“给我换掉！”江青声调更高了。“那不行，所有的人都如此，否则不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给我换！”“不可以。”我们平心静气。“不给我换就是不平等。我要平等，不要什么安全！你们混蛋！你们是邓小平的帮凶、刽子手！”她尽管这样嚷嚷，但我们是绝对不会迁就这种无理要求的。
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
彭红英 余世诚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 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五次：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彭红英 余世诚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 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五次：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第六次：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便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第六次：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便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毛泽东成为一代伟人的“秘密”
胡长明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置身于家乡的山水间，毛泽东心中涌动着思亲念祖的情愫。第二天清晨，他来到旧居斜对面的楠竹 给父母拜坟，鞠躬后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当日下午，他前往滴水洞韶山水库游泳。途径毛氏宗祠时，他说：“管他三七二十一，进去鞠几个躬再说。”走进祠堂，他在放祖宗牌位的敦本堂三鞠躬。到达家庙毛震公祠时，毛泽东又进去看了看。他问先祖牌位到哪去了。陪同的人说，有人将它们烧了。毛泽东问：“你们这样有得柴烧？！”接着正色道：“菩萨是迷信，应该打倒，烈士墓和祖宗牌位是纪念。要不信迷信，至少也要到50年以后。”另据陪同人员回忆，在回韶山期间，毛泽东还专门索要过毛氏族谱。所有这些举动，都显示了毛泽东对先人的感佩和怀念之情。毛泽东在毛氏家族的“文化场”中整整生活了17年，并负载着它的文化信息走出韶山，搏击时代风云，最终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毛泽东后来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剑斩断了家族制度的锁链，但他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仍与毛氏家族的传统精神有着多方面的和切近的联系。
勤苦进取的奋斗精神
韶山毛氏家族是典型的移民家族。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始祖毛太华携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从云南来楚，定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再卜居韶山，从此揭开了在韶山创业的序幕。
与现域韶山的其他地方相比，韶山冲一带因山高林密而开发最晚。当毛氏家族的先人来到这里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尚是一副原始的蛮荒景象。山林草泽中，虎啸猿啼。淙淙山泉，从崖畔石缝中流出。这里除了绵亘的高山，便是茅草丛生的山间谷地。每当山洪爆发，泥石俱下，浊流滚滚，巨大的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山洪过后，偃草涂泥，乱石满沟，渍水泛起层层白光；而每当干旱时，又溪河断流，水贵如油。唯一的优势是这里林木茂盛，珍禽异兽众多，为伐木、打柴和狩猎提供了便利。可以想象，当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刚来韶山时，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多么严峻！他们及其子孙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起码的衣食之源。正是在与环境相争的过程中，毛家人形成了勤奋进取的奋斗精神。“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辍。”一代一代的毛家人，依此为兴家隆族的必由之路，硬是把一个陌生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孙赖以生存的家园。
毛氏家族的第二代传人毛清一，定居在今韶山滴水洞附近，配昌氏，生毛有恭、毛有信；毛清四则定居在韶山冲东南入口处铁陂，配段氏，生毛有伦、毛有智、毛有诚。这样，毛氏家族第三代共有5人。在这5人中，毛有恭配金氏，生毛震，毛铎，毛瓒；毛有信配易氏，生毛瑺、毛鉴、毛铭、毛海；毛有伦配杨氏，生毛翔；毛有智配李氏，生毛深；毛有诚配胡氏，生毛胜。于是，毛氏家族第四代共有10人，比第三代翻了一番。在这10人中，有后嗣且袭居韶山的仅毛震、毛瑺、毛鉴、毛深四人，由此分为四大房，在加上石 塅(地名）毛全山一支，构成五大房。毛全山与毛太华同籍江西，同赴云南，后又同时来楚。为敬宗收族计，乃将这一支纳入整个毛氏家族序列，称为石 房。前四房以人名命名，后一房以地名命名。五大房既定，毛氏家族由此枝分派别，瓜绵椒衍，生齿日益繁、家声日益振。后来震房又分竹溪、彬溪、介溪三支；鉴房分泉溪、高溪两支；深房分立暌、立明、立暘、万才四支；瑺 房分显色、显名、显定三支。毛泽东属震房竹溪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氏家族已衍派至二十二代。据湖南省图书馆保存的民国37年（1948年）《韶山地方毛姓氏概况调查表》记载，此时毛氏家族共有7000余人。
毛氏家族的先人，先后在铁陂、东茅塘、乌塘、毛家湾等处开种田土300余亩。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以前，土地“历来公共，未经分晰”。成化十八年八月十五日，由长房房祖毛震主持，除留部分公田外，其余按人口等情况分配给各房各户，延续百年的家族土地所有制不复存在。到清代前叶，韶山冲一带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田畴沃壤，遍布冲内；茅舍之间，鸡犬相闻。粮食、竹木器加工、凿石烘灰等家庭手工业兴盛起来。家族内外的土地买卖等经济活动以关约、契据等形式频繁地发生。农民将谷米、牲猪、木柴和手工业品运到银田等集市进行贸易，以换回布匹、食油等必备的生活用品。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毛氏家族开始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文化（体系）。清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家族始修族谱，确立了从第七代起的派系：“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其后又在光绪七年（1881年）、宣统三年（1911年）和民国30年（1941年）三次续修族谱。族谱包括世系源流、生没葬向、文武誥赠、忠效节义、祠墓图说、传赞祀典、据约规训等许多内容，堪称毛氏家族的百科全书。二修族谱前夕，震、 、鉴、深等房还撰修了房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合族倡建毛氏宗祠。毛氏宗祠位于韶山冲引凤山麓。建筑面积668.8平方米，落基宽大平稳，房顶宝瓶竖戟，“竹影摇窗，松风入户，四时花鸟不尽，清幽有与天地相永者”。伴随着修谱建祠，为祭祖隆恩而设的各种祭会也纷纷登场。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为该祭会的发起人之一。总之，到清末，毛氏家族形成了规矩齐全、体用兼备的家族文化体系。
历500余年之奋斗，韶山毛氏家族不仅开发了一方热土，而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毛氏家族从自己的奋斗史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无难为之事，性能不囿于难为之见，不生其畏难之心，审其难为之势而克分其难，酌其难为之理而克任其难，自便难为者转成不难，故有为之才，一生为人之所难为，而行若无事。旁观咤讶,鲜不叹为难为之事,必得难得之人而后成也。”这与毛泽东后来的名言“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何其相似！
家族如此，家庭亦然。毛泽东的父母都非常勤劳，一心以致富兴家为念。特别是他的父亲毛顺生，不信命运，不靠祖业，完全依赖自己辛勤的经营而兴家。他不仅赎回父辈典当出去的田产，还用积攒下来的钱购进二十多亩土地。原来的五间半茅草房在他手里变成了十三间半大瓦房。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在家里容不得他们闲着，稍有不从即斥其“懒惰”。这种家风培养了毛泽东从小做事勤快、善始善终的习惯。青年毛泽东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 。”又写道：“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毛泽东终身依此自警自励，并成就了 亘古未有的事业。
强悍好胜的尚武精神
韶山毛氏家族的民风以劲直尚气、强悍好胜为主要特征。这种民风的形成，一方面归因于长途迁徙、开创新基的家族背景；另一方面则源于从军打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元至正年间，毛太华回避战乱从江西吉水迁徙云南，在那里娶妻生子，并参加朱元璋后来平定边疆的战争，立下军功顶补洪武垛籍。王朝鼎革，尘埃落定。为补湖南人口本之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外省移民实湘。毛太华在这种背景下来到湖南。此后，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代不乏人。 19世纪50年代初，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兴起。韶山毗邻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得风气之先，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毛氏子弟参加了从湘军出师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战役，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功名。
清代军职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10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被毛氏子弟获取过。据笔者遍查毛氏族谱，毛氏子弟升提督的有毛恩坎等3人；升副将的有毛际禄、毛祥受等4人；获参将的有毛贻致等2人；获都司的有毛恩兑等7人；获守备的有毛祖富等5人；被授千总的有毛祖斐等3人；被授把总的有毛祥汀等6人；被授外委的有毛祖川等5人。
在毛氏家族的历史上，一下子出现这么多有功名的人物，实属前所未有。他们的经历和功名，直接感染到同乡子弟，特别是他们卓厉敢为、闯荡天下的品格，更对人心风俗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从此论政谈兵，习为风气。从军打仗，成为毛氏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
中日甲午战争时，毛氏子弟又“乘时而起”。民国初年，毛氏子弟毛国翘、毛宇居、毛麓钟等还对同乡何海清远涉云南，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早年亦曾外出当兵谋生。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韶山生活期间，那些获得功名的人物如毛有庆、毛祖篪等人尚在世。即使是那些在他诞生前后已不在人世的人物，亦是相距不远，口碑尚存。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接受到他们的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和意志。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穿上薄薄的衣服，沿着院墙外的河道和田间小路，跑步上东台山，在山上远眺、做操，然后在魁星寺看书。校园内，有一条便河环绕，河上架了一座白石桥，桥左有一口叫“莲泉”的水井。从东台山跑步回校后，他就在井里打冷水洗脸。他特别喜欢洗冷水澡。冬天，他就从井里打些冷水到房里擦身。课间休息，他走出教室和同学们在操场草地上扳手劲、打耍架（摔跤）。
50年代中期，同班同学去北京看望毛泽东，他还当着老同学的面回忆说：“那时我人虽然瘦，但个子高，打耍架时一般人还不敢轻易拢我的边。我和班上力气最大的某同学交战，他也只占了个平手。”
一般来说，从习武论兵成风的家族中长大的人，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英雄崇拜意识，毛泽东正是其中的典型。在韶山时，他听说湘潭哥老会首领“彭铁匠”起义后，便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在湘乡东山学校，同学萧三借给他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反复阅读，用墨笔做了许多标记。华盛顿、拿破仑等英雄豪杰一时成为他心中的偶像。他别是华盛顿经8年苦战而始得胜利，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长沙求学后，毛泽东的尚武精神更为突出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成为他长期军旅生活的起点。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不仅以学识、才华闻名全校而且以爱好体育、胆量过人博得同学的交口称赞。他的体育锻炼方法五花八门，爬山、游泳、冷水浴、风浴、雨浴、露宿，举凡一切能坚固肌肤、锻炼意志、增加气力的运动项目，他都尝试过。毛泽东的尚武精神还很快在实践中得以运用。1917年11月，他和同学智缴了北洋军阀部队的一枝枪，轰动了整个长沙城。
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但他绝不同于那些“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文弱书生。他一生，崇尚武勇，崇尚体力活动，并从中感受到人生之至乐，这是他与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撇开毛泽东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难以理解这种“不同”。毛氏族人在闯荡天下的过程中，培育了家族的尚武精神，并代代相传，相磨相荡，积淀为家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毛泽东从家族得来并在青年时代不断张扬的尚武精神，逻辑性地引导他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半生戎马，“九死一生如昨”，从几条破枪到拥有雄兵百万，实有赖于强烈的尚武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
刻苦向学的求知精神
毛泽东一生兴趣广泛，但最大的兴趣却是读书。追根溯源，他的阅读兴趣和求知精神是在韶山培养起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人际交往和求学问艺主要在家族的范围内进行，因此，考察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当脱离不了其特定的家族文化背景。
毛氏家族生活在偏僻的韶山冲一带，文化发展受到经济状况的严重制约，加之又是一个移民家族，文化资源的积累也较为困难。尽管如此，毛氏家族仍是一个重视读书和教育的家族，其立家兴族之本一为力田，一为读书。所谓“家有藏书郭有田”、“秀者读而朴者耕”，便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之下，毛氏家族从未放弃过以诗书振家声的梦想。走近毛氏宗祠，“注经世业、捧檄家声”的对联赫然入目，可谓雄心万丈，豪气千云。考察毛氏家族的人文历史，虽然没有出现过“科第蝉联，仕宦赫赫”的景象，但也产生了许多名重乡邦的文化人。他们在求学历程中刻苦自励以及对子弟的殷殷训导，都昭示着毛氏家族浸浸日昌的前景。
韶山毛氏家族的文化人最早产生于第三代。“清一子有恭以吏才载县志，清四子有伦以明经入国史。”之后，毛氏家族经历了一个文化上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明末清初，家族文化才开始活跃和兴盛起来。这时，毛氏家族一连有毛凤仪“生卒不详”、毛凤来（1608---1693）、毛朝颖（1646---1693）、毛朝颂等通过院试而成为“邑庠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秀才。
清朝乾隆年间，毛氏家族又出现以毛文伯（1674---1760）、毛文柱（1687---1759）、毛文常（1717---1736）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
清朝道光以降，毛氏家族的文人更大量涌现。毛兰芳（1826---1892）、毛鸿宾（1852---1928）、毛鼎臣（1844---1909）、毛简臣（1845---1925）、毛麓钟（1866---1921）、毛福生（1863---1933）、毛咏薰（1871---1937）、毛宇居（1881---1964）等皆钟情诗书，在当地颇著文望。
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青年时代“博学善诗文词赋，应试屡拔前矛，尝代文武官员作应酬简札篇章，佥谓文望日隆”。中年“高悬绛帐，近悦远来，诲人不倦，奖励成才，不计修金之有无也”。毛兰芳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最有名的就是“韶山八景诗”。毛兰芳的孙子毛麓钟和毛福生一为秀才，一为国子监监生。
毛鸿宾、毛简臣、毛咏薰等也极喜读书。毛鸿宾是毛泽东在韶山生活时毛氏家族的族长，毛简臣的父亲毛祖南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毛简臣在父亲的督导下，苦读成为秀才（清附生）。
胡长明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置身于家乡的山水间，毛泽东心中涌动着思亲念祖的情愫。第二天清晨，他来到旧居斜对面的楠竹 给父母拜坟，鞠躬后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当日下午，他前往滴水洞韶山水库游泳。途径毛氏宗祠时，他说：“管他三七二十一，进去鞠几个躬再说。”走进祠堂，他在放祖宗牌位的敦本堂三鞠躬。到达家庙毛震公祠时，毛泽东又进去看了看。他问先祖牌位到哪去了。陪同的人说，有人将它们烧了。毛泽东问：“你们这样有得柴烧？！”接着正色道：“菩萨是迷信，应该打倒，烈士墓和祖宗牌位是纪念。要不信迷信，至少也要到50年以后。”另据陪同人员回忆，在回韶山期间，毛泽东还专门索要过毛氏族谱。所有这些举动，都显示了毛泽东对先人的感佩和怀念之情。毛泽东在毛氏家族的“文化场”中整整生活了17年，并负载着它的文化信息走出韶山，搏击时代风云，最终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毛泽东后来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剑斩断了家族制度的锁链，但他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仍与毛氏家族的传统精神有着多方面的和切近的联系。
勤苦进取的奋斗精神
韶山毛氏家族是典型的移民家族。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始祖毛太华携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从云南来楚，定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再卜居韶山，从此揭开了在韶山创业的序幕。
与现域韶山的其他地方相比，韶山冲一带因山高林密而开发最晚。当毛氏家族的先人来到这里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尚是一副原始的蛮荒景象。山林草泽中，虎啸猿啼。淙淙山泉，从崖畔石缝中流出。这里除了绵亘的高山，便是茅草丛生的山间谷地。每当山洪爆发，泥石俱下，浊流滚滚，巨大的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山洪过后，偃草涂泥，乱石满沟，渍水泛起层层白光；而每当干旱时，又溪河断流，水贵如油。唯一的优势是这里林木茂盛，珍禽异兽众多，为伐木、打柴和狩猎提供了便利。可以想象，当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刚来韶山时，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多么严峻！他们及其子孙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起码的衣食之源。正是在与环境相争的过程中，毛家人形成了勤奋进取的奋斗精神。“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辍。”一代一代的毛家人，依此为兴家隆族的必由之路，硬是把一个陌生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孙赖以生存的家园。
毛氏家族的第二代传人毛清一，定居在今韶山滴水洞附近，配昌氏，生毛有恭、毛有信；毛清四则定居在韶山冲东南入口处铁陂，配段氏，生毛有伦、毛有智、毛有诚。这样，毛氏家族第三代共有5人。在这5人中，毛有恭配金氏，生毛震，毛铎，毛瓒；毛有信配易氏，生毛瑺、毛鉴、毛铭、毛海；毛有伦配杨氏，生毛翔；毛有智配李氏，生毛深；毛有诚配胡氏，生毛胜。于是，毛氏家族第四代共有10人，比第三代翻了一番。在这10人中，有后嗣且袭居韶山的仅毛震、毛瑺、毛鉴、毛深四人，由此分为四大房，在加上石 塅(地名）毛全山一支，构成五大房。毛全山与毛太华同籍江西，同赴云南，后又同时来楚。为敬宗收族计，乃将这一支纳入整个毛氏家族序列，称为石 房。前四房以人名命名，后一房以地名命名。五大房既定，毛氏家族由此枝分派别，瓜绵椒衍，生齿日益繁、家声日益振。后来震房又分竹溪、彬溪、介溪三支；鉴房分泉溪、高溪两支；深房分立暌、立明、立暘、万才四支；瑺 房分显色、显名、显定三支。毛泽东属震房竹溪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氏家族已衍派至二十二代。据湖南省图书馆保存的民国37年（1948年）《韶山地方毛姓氏概况调查表》记载，此时毛氏家族共有7000余人。
毛氏家族的先人，先后在铁陂、东茅塘、乌塘、毛家湾等处开种田土300余亩。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以前，土地“历来公共，未经分晰”。成化十八年八月十五日，由长房房祖毛震主持，除留部分公田外，其余按人口等情况分配给各房各户，延续百年的家族土地所有制不复存在。到清代前叶，韶山冲一带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田畴沃壤，遍布冲内；茅舍之间，鸡犬相闻。粮食、竹木器加工、凿石烘灰等家庭手工业兴盛起来。家族内外的土地买卖等经济活动以关约、契据等形式频繁地发生。农民将谷米、牲猪、木柴和手工业品运到银田等集市进行贸易，以换回布匹、食油等必备的生活用品。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毛氏家族开始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文化（体系）。清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家族始修族谱，确立了从第七代起的派系：“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其后又在光绪七年（1881年）、宣统三年（1911年）和民国30年（1941年）三次续修族谱。族谱包括世系源流、生没葬向、文武誥赠、忠效节义、祠墓图说、传赞祀典、据约规训等许多内容，堪称毛氏家族的百科全书。二修族谱前夕，震、 、鉴、深等房还撰修了房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合族倡建毛氏宗祠。毛氏宗祠位于韶山冲引凤山麓。建筑面积668.8平方米，落基宽大平稳，房顶宝瓶竖戟，“竹影摇窗，松风入户，四时花鸟不尽，清幽有与天地相永者”。伴随着修谱建祠，为祭祖隆恩而设的各种祭会也纷纷登场。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为该祭会的发起人之一。总之，到清末，毛氏家族形成了规矩齐全、体用兼备的家族文化体系。
历500余年之奋斗，韶山毛氏家族不仅开发了一方热土，而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毛氏家族从自己的奋斗史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无难为之事，性能不囿于难为之见，不生其畏难之心，审其难为之势而克分其难，酌其难为之理而克任其难，自便难为者转成不难，故有为之才，一生为人之所难为，而行若无事。旁观咤讶,鲜不叹为难为之事,必得难得之人而后成也。”这与毛泽东后来的名言“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何其相似！
家族如此，家庭亦然。毛泽东的父母都非常勤劳，一心以致富兴家为念。特别是他的父亲毛顺生，不信命运，不靠祖业，完全依赖自己辛勤的经营而兴家。他不仅赎回父辈典当出去的田产，还用积攒下来的钱购进二十多亩土地。原来的五间半茅草房在他手里变成了十三间半大瓦房。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在家里容不得他们闲着，稍有不从即斥其“懒惰”。这种家风培养了毛泽东从小做事勤快、善始善终的习惯。青年毛泽东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 。”又写道：“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毛泽东终身依此自警自励，并成就了 亘古未有的事业。
强悍好胜的尚武精神
韶山毛氏家族的民风以劲直尚气、强悍好胜为主要特征。这种民风的形成，一方面归因于长途迁徙、开创新基的家族背景；另一方面则源于从军打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元至正年间，毛太华回避战乱从江西吉水迁徙云南，在那里娶妻生子，并参加朱元璋后来平定边疆的战争，立下军功顶补洪武垛籍。王朝鼎革，尘埃落定。为补湖南人口本之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外省移民实湘。毛太华在这种背景下来到湖南。此后，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代不乏人。 19世纪50年代初，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兴起。韶山毗邻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得风气之先，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毛氏子弟参加了从湘军出师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战役，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功名。
清代军职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10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被毛氏子弟获取过。据笔者遍查毛氏族谱，毛氏子弟升提督的有毛恩坎等3人；升副将的有毛际禄、毛祥受等4人；获参将的有毛贻致等2人；获都司的有毛恩兑等7人；获守备的有毛祖富等5人；被授千总的有毛祖斐等3人；被授把总的有毛祥汀等6人；被授外委的有毛祖川等5人。
在毛氏家族的历史上，一下子出现这么多有功名的人物，实属前所未有。他们的经历和功名，直接感染到同乡子弟，特别是他们卓厉敢为、闯荡天下的品格，更对人心风俗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从此论政谈兵，习为风气。从军打仗，成为毛氏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
中日甲午战争时，毛氏子弟又“乘时而起”。民国初年，毛氏子弟毛国翘、毛宇居、毛麓钟等还对同乡何海清远涉云南，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早年亦曾外出当兵谋生。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韶山生活期间，那些获得功名的人物如毛有庆、毛祖篪等人尚在世。即使是那些在他诞生前后已不在人世的人物，亦是相距不远，口碑尚存。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接受到他们的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和意志。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穿上薄薄的衣服，沿着院墙外的河道和田间小路，跑步上东台山，在山上远眺、做操，然后在魁星寺看书。校园内，有一条便河环绕，河上架了一座白石桥，桥左有一口叫“莲泉”的水井。从东台山跑步回校后，他就在井里打冷水洗脸。他特别喜欢洗冷水澡。冬天，他就从井里打些冷水到房里擦身。课间休息，他走出教室和同学们在操场草地上扳手劲、打耍架（摔跤）。
50年代中期，同班同学去北京看望毛泽东，他还当着老同学的面回忆说：“那时我人虽然瘦，但个子高，打耍架时一般人还不敢轻易拢我的边。我和班上力气最大的某同学交战，他也只占了个平手。”
一般来说，从习武论兵成风的家族中长大的人，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英雄崇拜意识，毛泽东正是其中的典型。在韶山时，他听说湘潭哥老会首领“彭铁匠”起义后，便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在湘乡东山学校，同学萧三借给他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反复阅读，用墨笔做了许多标记。华盛顿、拿破仑等英雄豪杰一时成为他心中的偶像。他别是华盛顿经8年苦战而始得胜利，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长沙求学后，毛泽东的尚武精神更为突出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成为他长期军旅生活的起点。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不仅以学识、才华闻名全校而且以爱好体育、胆量过人博得同学的交口称赞。他的体育锻炼方法五花八门，爬山、游泳、冷水浴、风浴、雨浴、露宿，举凡一切能坚固肌肤、锻炼意志、增加气力的运动项目，他都尝试过。毛泽东的尚武精神还很快在实践中得以运用。1917年11月，他和同学智缴了北洋军阀部队的一枝枪，轰动了整个长沙城。
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但他绝不同于那些“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文弱书生。他一生，崇尚武勇，崇尚体力活动，并从中感受到人生之至乐，这是他与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撇开毛泽东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难以理解这种“不同”。毛氏族人在闯荡天下的过程中，培育了家族的尚武精神，并代代相传，相磨相荡，积淀为家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毛泽东从家族得来并在青年时代不断张扬的尚武精神，逻辑性地引导他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半生戎马，“九死一生如昨”，从几条破枪到拥有雄兵百万，实有赖于强烈的尚武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
刻苦向学的求知精神
毛泽东一生兴趣广泛，但最大的兴趣却是读书。追根溯源，他的阅读兴趣和求知精神是在韶山培养起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人际交往和求学问艺主要在家族的范围内进行，因此，考察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当脱离不了其特定的家族文化背景。
毛氏家族生活在偏僻的韶山冲一带，文化发展受到经济状况的严重制约，加之又是一个移民家族，文化资源的积累也较为困难。尽管如此，毛氏家族仍是一个重视读书和教育的家族，其立家兴族之本一为力田，一为读书。所谓“家有藏书郭有田”、“秀者读而朴者耕”，便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之下，毛氏家族从未放弃过以诗书振家声的梦想。走近毛氏宗祠，“注经世业、捧檄家声”的对联赫然入目，可谓雄心万丈，豪气千云。考察毛氏家族的人文历史，虽然没有出现过“科第蝉联，仕宦赫赫”的景象，但也产生了许多名重乡邦的文化人。他们在求学历程中刻苦自励以及对子弟的殷殷训导，都昭示着毛氏家族浸浸日昌的前景。
韶山毛氏家族的文化人最早产生于第三代。“清一子有恭以吏才载县志，清四子有伦以明经入国史。”之后，毛氏家族经历了一个文化上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明末清初，家族文化才开始活跃和兴盛起来。这时，毛氏家族一连有毛凤仪“生卒不详”、毛凤来（1608---1693）、毛朝颖（1646---1693）、毛朝颂等通过院试而成为“邑庠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秀才。
清朝乾隆年间，毛氏家族又出现以毛文伯（1674---1760）、毛文柱（1687---1759）、毛文常（1717---1736）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
清朝道光以降，毛氏家族的文人更大量涌现。毛兰芳（1826---1892）、毛鸿宾（1852---1928）、毛鼎臣（1844---1909）、毛简臣（1845---1925）、毛麓钟（1866---1921）、毛福生（1863---1933）、毛咏薰（1871---1937）、毛宇居（1881---1964）等皆钟情诗书，在当地颇著文望。
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青年时代“博学善诗文词赋，应试屡拔前矛，尝代文武官员作应酬简札篇章，佥谓文望日隆”。中年“高悬绛帐，近悦远来，诲人不倦，奖励成才，不计修金之有无也”。毛兰芳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最有名的就是“韶山八景诗”。毛兰芳的孙子毛麓钟和毛福生一为秀才，一为国子监监生。
毛鸿宾、毛简臣、毛咏薰等也极喜读书。毛鸿宾是毛泽东在韶山生活时毛氏家族的族长，毛简臣的父亲毛祖南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毛简臣在父亲的督导下，苦读成为秀才（清附生）。
家族先族们的求学事迹，通过家谱、通过口耳相传给毛泽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读私塾时所跟随的6位老师中，有4位即毛咏薰、毛宇居、毛简臣和毛麓忠为本家族的人。1904年秋，毛泽东在关公桥私塾跟随毛咏薰读书，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06年秋，他在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阅读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1909年下半年，他在乌龟井私塾从毛简臣点读《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1910年上半年，毛泽东又在东茅塘面山楼私塾跟从毛麓钟学习《史记》、《日知录》等著作，也翻阅了许多时论和新书，还包括毛兰芳、毛麓钟的诗词作品。正是在这些家族先贤们的引导下，毛泽东步入国学之林，初步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初步具备了作为读书人的涵养和习性。时移势易，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毛泽东未能像他的先辈那样走入八股应试的道路，可是，读书求知的精神已积淀在他的心里。
据毛宇居和其它韶山老人回忆，毛泽东读书很认真，尽管对经书不喜欢，但仍能熟读它们。他最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和关涉现实的时论及新书。少年毛泽东的求知欲非常旺盛，他到处借书来读，包括和尚的经书。韶山冲的书读完了，就跑到湘乡外婆家去借。在停学在家的两年中，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还坚持读书到深夜。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毛泽东的心飞驰得很远，走出家园的梦想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
毛氏家族先贤们的求知精神和重教传统，对毛泽东走出韶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0年，毛泽东听外家表兄文运昌介绍后，想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继续求学。毛泽东向父亲讲了自己的打算，但父亲坚决反对。那时，毛顺生拟把毛泽东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希望儿子日后充当他在生意上的帮手。哪知毛泽东的志向不是经营一个小店，面是要经营天下。毛泽东说服父亲，特意把毛麓钟、毛宇居等老师请到家里为自己说话。毛麓种、毛宇居等认为毛泽东善于读书，将来大有可为，还历数读书的种种好处，劝说毛顺生送儿子上学。毛顺生讲不过大道理，但他很现实地说：“泽东是湘潭人，到湘乡读书只怕有界线。”毛麓钟马上答道：“现在中国人到外国留学的都很多，何况只到湘乡呢？”在族亲的压力面前，毛顺生不得不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1910年秋天，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在表兄文运昌的陪伴下，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行前，他改写他人的一首诗留赠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暂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试题为《言志》的入学考试中，毛泽东畅抒自己的理想，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李元甫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材！”从家族的文化背景中走出的毛泽东，终生爱好读书，尝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博览群书，成为毛泽东经纶天下的重要条件。 成全人格的修炼精神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是韶山毛氏家族文化的基石。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道德哲学，最讲求品性之砥砺与人格之修炼，坚信内圣才能外王，修身齐家方能平天下。所以，明理做个好人为第一要紧事，功业、文章之属尚在其次。
毛氏家族到韶山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必须倾全力解决生存问题，社会生活尚比较简单，人们无多少时间训练礼仪。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族先贤开始制定严格的文化规范，以指导和约束族人的行为，保证家族的兴旺发达。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创修族谱，可惜该谱已经失传，其主要内容不得而知；光绪七年（1881年）毛氏二修族谱制定了家规18条，家训和家戒各10则；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时又增加百字铭训和劝戒讼词。另外，二修、三修族谱时，还辑录了古今圣贤格言。毛氏宗祠“聪听彝训”匾额上方抄录有曾国藩的部分家书，以补家族文化规范之不逮。
二修族谱制定的家规18条涉及家庭、社会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由族长、房长强制执行。家族处理不了的则“送官究治”。如第1条规定：“孝悌为百行之原，固人道之所当尽。凡为子弟者，务宜服务奉养以事亲，逊顺恭让以尽弟。苟有不孝养父母，不弟事兄长，大则忤逆违悖，小则言语撞触，族长传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又如第5条规定：“子弟之成败全在父兄之教训，故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凡我族人于子弟知识稍开，天真未遭之际，提撕训导以保天性。及长，教以正业。如有听其游荡，放辟不加约束，先以容纵处父兄，后以不肖治子弟。”再如第15条规定：“公项银谷，除供国课、办祭费、妥公用外，或有赢余，任听经管掌理出入，每年凭众清算，开除若干，实存若干，注载公簿以示清洁，如有肆意侵噬，浮开数目，除追还赔偿外，立行斥革论罚。”
家规作为族人的道德生活信条，具有突出的实用价值，必须做到家喻户晓。毛氏家族在制定出家规后，要求“凡各家长当于三余之时，孙子略识书字之际，使之观看，与之讲明，令其和其稽考，遵其法戒，则在家可为一家之令子，在乡可为一乡之善士，在国可为一国之忠良。”家族长辈特别是族长在保证家规的执行中起着重要作用。毛氏家族的族长毛兰芳、毛鸿宾等皆能“正人先正已”，以人格引领一乡之风俗。毛兰芳早年从军，本来“前程无量”，但当他得知父母倚门泣望时，竟“不脱冕而行，归依膝下，誓不再游”，可算是标准的孝子了。归乡后，他为一族之纲领，“凡济人利物、排难解纷事宜，所谓众善奉行矣”。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家学历几代而不坠。对困苦向学者，他“不取学俸”，奖励成才。毛鸿宾作为毛兰芳的继任者，律已甚严。“族中旧例，经理三年一任”，他“曾任经理九年，无一人敢非之者”。他“一生淡于名利，衣服不用洋布，惟以皂衫布帽裹身”。年登六秩，乡族中称觞上寿，“力拒之，乃以所费而移修桥头湾石桥一座。工峻，命名为寿星桥”。对于晚辈，“惟以力学戒奢为励”。他们的率先垂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族道德风尚的形成和传播。
毛氏家规制定于1881年，毛泽东则诞生于1893年，且在韶山生活了17年，因此，家规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从家规的内容来看，排除其极端的封建礼法观念，其中的确存在许多积极因素，如孝养父母、尊老敬长、严格教子、婚丧从俭、怜血孤寡、清正谦洁等。这些都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并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
毛泽东历来反对那种父辈对子辈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孝道，但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深深感戴的。父母病重期间，他忧心如焚，到处寻医问药，甚至不远百里到南岳为母亲许愿还愿。父亲去世时，他不在家，未能给父亲送终，他一直为此感到内疚。1921年春节他回到韶山时，还对弟妹们说对父亲没有“尽孝”。1959年回到韶山的第二天清晨，他便到父母的坟前拜祭。回到寓所，他对罗瑞卿等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这也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二位。”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上面还有“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等记载。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批判封建“孝道”的同时，仍继承了儒学慎终追远的道德情怀。
封建礼法严尊卑，别等级，酿成恃强凌弱的暴虐之风，但排除其极端思想，内中也蕴含着尊老敬贤的可贵精神。毛泽东对老人、对长辈一直是十分尊敬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提议给“延安五老”祝寿，并给其中之一的徐特立60大寿写了贺信，称赞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1959年回韶山时招待乡亲，他特意给老师毛宇居敬酒。毛宇居不安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马上应道：“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泽东给人写信，会见宾客，对称呼、对座位都极讲究，虽说是细微末节，但也证明少年时代的文化习染对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由于与尊长接触很讲礼仪，他身边一些工作人员觉得与他的身份不大适应，毛泽东却戏称自己是“老保守党人，是老顽固”。
毛氏家族很重视家庭教子，认为“子弟之成败全在父兄之教训”。毛泽东可说深受这方面的影响。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从为人到治学，从事业到婚姻，都谆谆教诲。他给儿女们的大量书信，慈严交尽，感人肺腑。如他在1947年10月8日给长子毛岸英的信中写道：“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和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会有进步的。”1963年1月4日，他在给小女李讷的信中写道：“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手里。”15日，毛泽东又致信李讷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交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已之短，大有可为。”作为父亲，毛泽东尽了教子育子的责任。
勤俭持家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家规中云：“冠、婚、丧、祭，称家有无。俭啬太过，鄙吝失之固；骄奢靡丽，侈浪失之浮。惟其不固不浪，乃得之中，则于礼无悖，于人无议，且足以风世。”毛泽东的父亲持家十分勤俭，甚至有些近乎悭吝，如他不准家人在岁时令节以外的时间吃肉，只对雇工有时破例，农忙时节以肉和鸡蛋招待他们。毛泽东继承了家族勤俭持家的传统。他曾说：“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将勤俭持家的思想推广开去，毛泽东又号召“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他身体力行，终生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1945年他去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他一块欧米嘎手表，此后直到逝世，毛泽东都戴着这块手表。其间不知坏过多少次，他都舍不得换新。
毛氏家族家规认为：“孤儿寡小，最为苦楚，无论亲友同族，务宜一体体恤，无事则共相顾复，有事则力为扶持。”毛泽东所属的震房还办有养济所，专门救助那些孤苦无靠的人。毛泽东的母亲文氏为人善良，常常接济那些穷苦的乡亲。毛泽东终生最看不得穷人落泪，又时时不忘为“卑贱者”鸣不平。究其根源，与家族传统也有一定的关联。
毛氏家族崇尚正直无私的道德风尚，在家族事务中力倡清正廉洁，“厚德流光”，认为侵吞祀产和公项“无异人子食父母之肉”。家规中规定，如有贪墨行为，“要立行斥革讼罚”。家族前辈们的“好义趋公”，对毛氏弟子有深远的影响。如民国时期曾任云南易门县县长的毛国翘，在任期内，“凡有关于国利民福者无不尽心力以为之”，但又“无丝毫之暗昧，其公正廉明，洵属难得”。1926年6月10日的《民治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称其“颂声卓著，遍树口碑”。毛泽东更是以其公正无私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形象。他终生反对腐败，严惩腐败，既是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传统道德风尚的发扬和光大。
毛氏二修族谱除“家规”18条外，还制定了作为其补充的“家训”和“家戒”。家训10则为：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弟兄、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勤劳本业、奋志芸窗；家戒10则为：戒游荡、赌博、争讼、攘窃、符法、酗酒、为胥隶、为僧道、谋风水、占产业。与家规相比，家训、家戒更少时代的局限性，体现了毛氏族人奋发向上的人生取向以及对纯洁生活的向往。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毛泽东曾向业师杨昌济介绍过自己家族的生活情形。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毛泽东在纯朴的乡风民俗中长大，吸取了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念，他伟大的人格离不开家族传统的哺育和熏陶。
韶山毛氏家族的家规、家训和家戒，指导了毛泽东早年的道德实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毛泽东不断的吸纳新知识，把道德实践引向更广泛的领域，把人格修炼提升到一个个新的高度。如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他与会员就把“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学会宗旨，并相约遵守“不懒惰”、“不虚伪”、“不赌博”、“不狎妓”等生活准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极为重视道德人格的表率和激励作用，同时向往一种纯洁高尚的社会生活。他对各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并将它们消除殆尽。这些都与早年的文化习染有一定的联系。
据毛宇居和其它韶山老人回忆，毛泽东读书很认真，尽管对经书不喜欢，但仍能熟读它们。他最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和关涉现实的时论及新书。少年毛泽东的求知欲非常旺盛，他到处借书来读，包括和尚的经书。韶山冲的书读完了，就跑到湘乡外婆家去借。在停学在家的两年中，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还坚持读书到深夜。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毛泽东的心飞驰得很远，走出家园的梦想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
毛氏家族先贤们的求知精神和重教传统，对毛泽东走出韶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0年，毛泽东听外家表兄文运昌介绍后，想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继续求学。毛泽东向父亲讲了自己的打算，但父亲坚决反对。那时，毛顺生拟把毛泽东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希望儿子日后充当他在生意上的帮手。哪知毛泽东的志向不是经营一个小店，面是要经营天下。毛泽东说服父亲，特意把毛麓钟、毛宇居等老师请到家里为自己说话。毛麓种、毛宇居等认为毛泽东善于读书，将来大有可为，还历数读书的种种好处，劝说毛顺生送儿子上学。毛顺生讲不过大道理，但他很现实地说：“泽东是湘潭人，到湘乡读书只怕有界线。”毛麓钟马上答道：“现在中国人到外国留学的都很多，何况只到湘乡呢？”在族亲的压力面前，毛顺生不得不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1910年秋天，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在表兄文运昌的陪伴下，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行前，他改写他人的一首诗留赠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暂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试题为《言志》的入学考试中，毛泽东畅抒自己的理想，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李元甫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材！”从家族的文化背景中走出的毛泽东，终生爱好读书，尝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博览群书，成为毛泽东经纶天下的重要条件。 成全人格的修炼精神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是韶山毛氏家族文化的基石。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道德哲学，最讲求品性之砥砺与人格之修炼，坚信内圣才能外王，修身齐家方能平天下。所以，明理做个好人为第一要紧事，功业、文章之属尚在其次。
毛氏家族到韶山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必须倾全力解决生存问题，社会生活尚比较简单，人们无多少时间训练礼仪。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族先贤开始制定严格的文化规范，以指导和约束族人的行为，保证家族的兴旺发达。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创修族谱，可惜该谱已经失传，其主要内容不得而知；光绪七年（1881年）毛氏二修族谱制定了家规18条，家训和家戒各10则；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时又增加百字铭训和劝戒讼词。另外，二修、三修族谱时，还辑录了古今圣贤格言。毛氏宗祠“聪听彝训”匾额上方抄录有曾国藩的部分家书，以补家族文化规范之不逮。
二修族谱制定的家规18条涉及家庭、社会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由族长、房长强制执行。家族处理不了的则“送官究治”。如第1条规定：“孝悌为百行之原，固人道之所当尽。凡为子弟者，务宜服务奉养以事亲，逊顺恭让以尽弟。苟有不孝养父母，不弟事兄长，大则忤逆违悖，小则言语撞触，族长传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又如第5条规定：“子弟之成败全在父兄之教训，故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凡我族人于子弟知识稍开，天真未遭之际，提撕训导以保天性。及长，教以正业。如有听其游荡，放辟不加约束，先以容纵处父兄，后以不肖治子弟。”再如第15条规定：“公项银谷，除供国课、办祭费、妥公用外，或有赢余，任听经管掌理出入，每年凭众清算，开除若干，实存若干，注载公簿以示清洁，如有肆意侵噬，浮开数目，除追还赔偿外，立行斥革论罚。”
家规作为族人的道德生活信条，具有突出的实用价值，必须做到家喻户晓。毛氏家族在制定出家规后，要求“凡各家长当于三余之时，孙子略识书字之际，使之观看，与之讲明，令其和其稽考，遵其法戒，则在家可为一家之令子，在乡可为一乡之善士，在国可为一国之忠良。”家族长辈特别是族长在保证家规的执行中起着重要作用。毛氏家族的族长毛兰芳、毛鸿宾等皆能“正人先正已”，以人格引领一乡之风俗。毛兰芳早年从军，本来“前程无量”，但当他得知父母倚门泣望时，竟“不脱冕而行，归依膝下，誓不再游”，可算是标准的孝子了。归乡后，他为一族之纲领，“凡济人利物、排难解纷事宜，所谓众善奉行矣”。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家学历几代而不坠。对困苦向学者，他“不取学俸”，奖励成才。毛鸿宾作为毛兰芳的继任者，律已甚严。“族中旧例，经理三年一任”，他“曾任经理九年，无一人敢非之者”。他“一生淡于名利，衣服不用洋布，惟以皂衫布帽裹身”。年登六秩，乡族中称觞上寿，“力拒之，乃以所费而移修桥头湾石桥一座。工峻，命名为寿星桥”。对于晚辈，“惟以力学戒奢为励”。他们的率先垂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族道德风尚的形成和传播。
毛氏家规制定于1881年，毛泽东则诞生于1893年，且在韶山生活了17年，因此，家规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从家规的内容来看，排除其极端的封建礼法观念，其中的确存在许多积极因素，如孝养父母、尊老敬长、严格教子、婚丧从俭、怜血孤寡、清正谦洁等。这些都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并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
毛泽东历来反对那种父辈对子辈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孝道，但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深深感戴的。父母病重期间，他忧心如焚，到处寻医问药，甚至不远百里到南岳为母亲许愿还愿。父亲去世时，他不在家，未能给父亲送终，他一直为此感到内疚。1921年春节他回到韶山时，还对弟妹们说对父亲没有“尽孝”。1959年回到韶山的第二天清晨，他便到父母的坟前拜祭。回到寓所，他对罗瑞卿等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这也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二位。”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上面还有“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等记载。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批判封建“孝道”的同时，仍继承了儒学慎终追远的道德情怀。
封建礼法严尊卑，别等级，酿成恃强凌弱的暴虐之风，但排除其极端思想，内中也蕴含着尊老敬贤的可贵精神。毛泽东对老人、对长辈一直是十分尊敬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提议给“延安五老”祝寿，并给其中之一的徐特立60大寿写了贺信，称赞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1959年回韶山时招待乡亲，他特意给老师毛宇居敬酒。毛宇居不安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马上应道：“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泽东给人写信，会见宾客，对称呼、对座位都极讲究，虽说是细微末节，但也证明少年时代的文化习染对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由于与尊长接触很讲礼仪，他身边一些工作人员觉得与他的身份不大适应，毛泽东却戏称自己是“老保守党人，是老顽固”。
毛氏家族很重视家庭教子，认为“子弟之成败全在父兄之教训”。毛泽东可说深受这方面的影响。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从为人到治学，从事业到婚姻，都谆谆教诲。他给儿女们的大量书信，慈严交尽，感人肺腑。如他在1947年10月8日给长子毛岸英的信中写道：“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和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会有进步的。”1963年1月4日，他在给小女李讷的信中写道：“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手里。”15日，毛泽东又致信李讷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交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已之短，大有可为。”作为父亲，毛泽东尽了教子育子的责任。
勤俭持家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家规中云：“冠、婚、丧、祭，称家有无。俭啬太过，鄙吝失之固；骄奢靡丽，侈浪失之浮。惟其不固不浪，乃得之中，则于礼无悖，于人无议，且足以风世。”毛泽东的父亲持家十分勤俭，甚至有些近乎悭吝，如他不准家人在岁时令节以外的时间吃肉，只对雇工有时破例，农忙时节以肉和鸡蛋招待他们。毛泽东继承了家族勤俭持家的传统。他曾说：“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将勤俭持家的思想推广开去，毛泽东又号召“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他身体力行，终生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1945年他去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他一块欧米嘎手表，此后直到逝世，毛泽东都戴着这块手表。其间不知坏过多少次，他都舍不得换新。
毛氏家族家规认为：“孤儿寡小，最为苦楚，无论亲友同族，务宜一体体恤，无事则共相顾复，有事则力为扶持。”毛泽东所属的震房还办有养济所，专门救助那些孤苦无靠的人。毛泽东的母亲文氏为人善良，常常接济那些穷苦的乡亲。毛泽东终生最看不得穷人落泪，又时时不忘为“卑贱者”鸣不平。究其根源，与家族传统也有一定的关联。
毛氏家族崇尚正直无私的道德风尚，在家族事务中力倡清正廉洁，“厚德流光”，认为侵吞祀产和公项“无异人子食父母之肉”。家规中规定，如有贪墨行为，“要立行斥革讼罚”。家族前辈们的“好义趋公”，对毛氏弟子有深远的影响。如民国时期曾任云南易门县县长的毛国翘，在任期内，“凡有关于国利民福者无不尽心力以为之”，但又“无丝毫之暗昧，其公正廉明，洵属难得”。1926年6月10日的《民治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称其“颂声卓著，遍树口碑”。毛泽东更是以其公正无私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形象。他终生反对腐败，严惩腐败，既是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传统道德风尚的发扬和光大。
毛氏二修族谱除“家规”18条外，还制定了作为其补充的“家训”和“家戒”。家训10则为：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弟兄、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勤劳本业、奋志芸窗；家戒10则为：戒游荡、赌博、争讼、攘窃、符法、酗酒、为胥隶、为僧道、谋风水、占产业。与家规相比，家训、家戒更少时代的局限性，体现了毛氏族人奋发向上的人生取向以及对纯洁生活的向往。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毛泽东曾向业师杨昌济介绍过自己家族的生活情形。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毛泽东在纯朴的乡风民俗中长大，吸取了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念，他伟大的人格离不开家族传统的哺育和熏陶。
韶山毛氏家族的家规、家训和家戒，指导了毛泽东早年的道德实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毛泽东不断的吸纳新知识，把道德实践引向更广泛的领域，把人格修炼提升到一个个新的高度。如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他与会员就把“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学会宗旨，并相约遵守“不懒惰”、“不虚伪”、“不赌博”、“不狎妓”等生活准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极为重视道德人格的表率和激励作用，同时向往一种纯洁高尚的社会生活。他对各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并将它们消除殆尽。这些都与早年的文化习染有一定的联系。
天将祥瑞，英名神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