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对日本人谈“九一八”事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接触，始终保持沉默。他首次公开路面，是在1990年6月他生日庆典时，这也是他结束软禁生涯的标志。8月，日本广播学会（NHK）特派主播矶村尚德、日本日中关系史教授臼井胜美转程赴台北采访张学良。
<P>　　张学良：这回见你们NHK，主要是很愿意对日本青年有种说法。我很希望日本青年，不要还沉醉于过去的日本。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跟日本人合作，是日本的军人实在误国。不要用武力，武力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了什么呢？哪个问题都没解决。结果如此，何必再蹈这个覆辙呢？这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够了。</P>
<P>　　我小时后很顽皮，是在家中的私塾读书，不是在学校。我老师曾跟我父亲说，你这个儿子要不得（笑）。我很喜欢运动，奉天（今沈阳）有个俱乐部，都是外国人，就唯有我这么一个中国人。那时我才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那时运动场很少，只有到那里打网球，所以我就跟外国人接触多了，后来跟青年会发生更密切的关系。那时年青，到青年会去玩，打网球，打乒乓啊。19岁时我在讲武堂念书，进讲武堂头一个月我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我又考了第一，第三个月又考了第一，三个月有期考，我又考第一。因为这样，学校就像闹了风潮一样，同学就说教书先生跟我好像有勾结，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啦。有一天，我的教育长张作相忽然到我们教室，他没有说他要干什么，让我们把座位都调动，他在堂上出4道题考我们，这4道题我全答对。他当时在堂上就宣布，他说你们看，你们谁都没答完全，就他一个人答完全了。就这样，我在讲武堂同学和教授之中，就有点小名气了。</P>
<P>　　（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控制中国的张作霖1926年进军北京，成为陆海军大元帅。当时中国南方，国民政府以统一中国为目标，计划挥兵北上，开始北伐，率领北伐的是国民政府的实力者蒋介石。1927年春，逼进张作霖盘踞的北京，张作霖反蒋统一中国，始终拒绝停战交涉。）</P>
<P>　　张学良：当年开始的时侯，我对国民政府是相当好感。什么好感？我希望中国统一。我对我父亲，我很难过，我是反对内战的，可是我是我父亲的部下，不但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就劝他，我们这个战争有什么意思！因为我到河南去看见人民流离失所，很可怜，我掉眼泪哭着说：“这是干什么，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都是我们这内战搞出来的。”</P>
<P>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出发开往奉天。张作霖原本打算在北京迎战北伐军，但是他的靠山日本关东军却要他撤出北京，日军害怕张作霖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遭到致命性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的势力直接影响到东北。6月4日拂晓，张作霖的专车接近奉天车站。晨5时20分左右，专车在经过南满铁路的一座桥时，发生了大爆炸，张作霖奄奄一息，运回奉天后身亡。策动这次事件的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河本等人对张作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因此想借着他的死亡引起军事行动，进一步直接支配中国的东北。）</P>
<P>　　张学良：这件事差不多一个礼拜后我还不知道。他们瞒着我，没对我讲。我仅知道我父亲受伤了，不知道我父亲死了。那时我由北京到了兰州，到兰州把事情差不多安置好了，他们才告诉我父亲死了。我不但很难过，还有很大的任务背在我身上。我当时身体很不好，很弱。我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不但我知道，谁都知道是关东军做的。为什么呢？南满铁路谁能到那儿去。所以我说，我不佩服日本军人。为了那个事情。日本南满铁路事前把车都停了，谁能那样使车停？这不是很简单地告状人家，他们要爆破。</P>
<P>　　（被炸成重伤的张作霖抬回大帅府，不久就断气了。由于但心日本关东军利用张作霖的死，进军东北，张的亲信隐瞒了这个消息，只等张学良回到奉天。可是，获知父亲去世的张学良却忽然行迹成迷。）</P>
<P>　　张学良：当时我知道日军的部署，尤其是过山海关以后，都是日本军队。我跟着我们的军队上了火车，化装成一个伙夫，谁也没有看出来，连我们的人也不知道我在火车上。等我回到了家中，他们都认不出我是谁来了！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回到了奉天。我会模仿写我父亲的字，那时侯对外还没有宣布我父亲已死，所以，以我父亲的名义下的所有命令都是我写的。等到把事情都安置好了，我们才宣布我父亲死了。</P>
<P>　　我一点都不怕日本人把我暗杀，你杀了我一个人，毫无关系的。你杀了一个张学良，后来恐怕还要再出一个张学良，比我还利害的人。在政治上用这种暗杀办法，决对不会成功的。</P>
<P>　　（张学良公开回到奉天是6月15日，将近两个星期，外界不清楚张作霖是生是死。在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张学良才正式公布张作霖去世的消息。张学良就任黑吉辽东北三省的保安总司令，年仅27岁就集东北地区大权于一身。）</P>
<P>　　张学良：我和我父亲有着特别的关系。我生下来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一个大胜仗。换句话说，我父亲起家就是在那时起来的。所以我父亲很喜欢我。因此，我父亲死的那一天就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了。我一过生日就会想起我父亲，他对我很好，很喜欢我。对我父亲的死，我非常难过。</P>
<P>　　（1928年6月9日，北伐军进入北京。除东北，中国基本上实现统一，取代张作霖的新实力派张学良的动向备受瞩目。日本田中内阁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势力影响到东北地区极为恐慌。因此田中首相派曾同张作霖深交的外务省“中国通”林汉助为特使去拜访张学良，同张在奉天会谈，传达了日本政府的意思。这时，张学良刚开始表态接受由国民政府领导统一中国，林汉助的任务就是阻止张学良的这种行动，在日本外务省的外交资料馆里，现还保存有当时田中交给林汉助的文件，表示东部地区是日本的外围，决不允许国民政府的势力染指，也不许张学良接受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和悬挂青天白日旗。）</P>
<P>　　张学良：林汉助先生再三地阻止我，不要与南京政府合作。我始终没有答复他一个正经话。最后他要走了，走时我请他吃饭，我也喝了一点酒，后来我想我失言了。他的意思是说：“我跟你父亲是那么亲密的老朋友，可我奉政府派遣到这儿来却毫无结果，你始终不正面答复我。”当时，我就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呀，我简单说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替我想到。”他很惊讶地望着我，说“那件事情没有替你想到？”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日本人刺杀我父亲，我认为他们很糊涂。我父亲他很愿意跟日本人合作。日本人做出这种事情，我怎么能跟日本人合作呢？我有什么办法跟日本合作呢？我父亲那个样子，他都被刺杀，我这个样子还不是一样被刺杀吗！什么人能跟日本人合作呢？怎样合作呢？只能说当卖国贼！”</P>
<P>　　张学良：我与土肥原最为冲突的，就是他当时给我写了一个东西，就是让我当皇帝。我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是什么意思！”我对日军参谋本部说，把土肥原这个顾问调走，我不要了。他们说：“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的，我们没有权调动。”后来我就说：“好，你们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这个权吧，我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当时我就告诉传话的人，我说以后土肥原顾问来，任何时候我都不见。</P>
<P>　　（拒绝了日本的企图，张学良决心在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下统治东北。接着把东北全境的旗帜换成国民政府的旗帜，断然实行“易帜”。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上空飘扬起青天白日旗。）</P>
<P>　　张学良：我说日本人当时自己觉得很聪明，什么事情都对我们中国侦察得很详细。但是，我当时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就不知道，不但是挂一面青天白日旗，全东北都挂青天白日旗。我把青天白日旗全预备好了，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日本把办谍报的钱都白花了，都扔到废纸篓里去了。我下令后只有三天功夫，各省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了。我当年做事情，部下都怕我。我很严格，我要说做的事就得做，做不了是不行的。</P>
<P>　　我一直是拥护统一的。所以我这个行动大概都在那儿。孙中山先生没死之前我见过他一次，这个人说话我很佩服，他是很有脑筋的一个人。我见到他的时侯，他躺在床上病得很重。他看见我，要我坐到床边，他跟我讲，你们东北处在红白两个大帝国主义中间，而你们东北的青年责任更重大，所以我对他的话很受感动。我从来就主张国家统一。我自个儿那时非常悲辛，就是自个儿的国家不强，没有力量。不是我父亲的死激使我，就是没有这个事我也是一样的，不过这个事激使我抗日更厉害。</P>
<P>　　（1930年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继承了张作霖留下来的20万部队，改名为东北军，致力于装备和兵制的现代化。）</P>
<P>　　张学良：我这样做不能说仅是对东三省。讲起来，我是很想把国家弄好的。我父亲死了以后，留下很多遗产，留下很多钱，我把钱差不多都捐了出来。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做许多事都是我私人拿的钱，不是公家的。我很愿意这样作。那个时侯在我脑子里，主要是国家要强盛，非得造就人才不可，所以教育是基本的。后来，我们还修了铁路，由大孤山到黑龙江。东北那时侯最要紧的是大豆。想要运黑龙江的东西，日本南满铁路非常刁难我们。</P>
<P>　　（张学良对东北的经营，特别是铁路的建设，与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利害冲突。当时日本经营东北的最大利益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是所谓的满铁，这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的连接长春—旅顺—大连3个地方的铁路，是日本统治东北的命脉。张学良自己建设了与满铁平行通往黑龙江、吉林的铁路，日本方面认为这样的建设形成对满铁的包围网，经营势必恶化。）</P>
<P>　　张学良：我毫不客气地讲，日本当年完全取一个侵略的态度，那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P>
<P>　　我当时到日本看演习，印象很不好，我感到这是日本人在向我示威。我对日本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也就种下我对日本的怀恨。我后来也是一样，所以家仇国难，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共戴天之仇啊！</P>
<P>　　日本军人狂妄到那个程度，不但对我们中国，就是对他们本国的元老重臣都是用这种杀的办法。日本没有亡国，那是上帝的恩典。这是我的看法。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当时非常难过。就是我怎么样退一步，我怎么想跟日本人合作，也是做不到的。我实在是对日本人不满！但是我知道，中国没有跟日本人打仗的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要跟日本把话说明白，大家能够互相让步，互相明白。可是那个时侯日本的军人狂妄，我没办法，就是我父亲也没办法。我说日本人很糊涂，很笨，你那个合作条件根本不是合作的条件，你要我当奴隶，那我做不到呀！</P>
<P>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爆破南满铁路，却诬赖中国人所为，引起军事冲突，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带着东北军主力在北京，奉天只有少数东北军留守，日军趁机以一天的时间占领了张学良的根据地奉天。）</P>
<P>　　张学良：我那时在北京医院养病，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的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后，立刻回家。我不明白是怎么个情形，所以我当时就沉静下来，想好好看看是怎么个事情。</P>
<P>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不许东北军与日军作战，而日军却趁机继续进军，仅半年时间，日军几乎占据了整个东北。）</P>
<P>　　张学良：当时我愿意与日本人和平，何必要挑衅呢？我在这个地方又要说了，日本军人实在是无能哪，实在是狂妄！我当时想，他们这样做，不但对我们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使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就这样，我把“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所以后人骂我，国人骂我。但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都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为什么判断日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于他不利。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的知道日本要这么做，我当时可能要跟日本人拼的。</P>
<P>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部下发动的。原本是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本庄繁在张学良访问日本时，曾亲自担任向导。事变后，本庄繁把张学良的财产送到了北京。）</P>
<P>　　张学良：我私人的，他送来两列火车。他还派一个人送给我一封信，我就跟那个人说，这些东西我绝不收，现在我们两个人虽然是朋友，关系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等于是敌人一样。我说你这样对我，等于羞辱我。美国华盛顿作战的时侯，有人保护他的房子，为这事，他很难过，他说：“我是军人，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财产作战，等于羞辱我。”我说你也等于羞辱我，你务必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我在家怎么摆的，你就怎么摆那儿。假如你不拿回去，我就在北京火车站，都放火烧了。后来他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了。</P>
<P>（“九一八”事变爆发后4个月，日本上层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明示拥立清逊帝宣统溥仪建立“新国家”的方针，完全否定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后来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就是按照这个方案展开的。1932年3月2日，由溥仪执政的“满洲国”建立，其国防、外交完全掌握在日本手中，交通、通信等重要设施也全被日本控制，“满洲国”是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P>
<P>　　张学良：后来我便明白，我也了解了，日本军人是那样疯狂。不但是对中国人，就是对日本国的元老都敢杀了，对谁都这样。你不照我的道走，我就把你打死。后来我想，日本国能存到现在，这是他们的幸运。我的判断是，这个国家，这样的军人，这样疯狂，这个国家还会存在吗？</P>
<P>　　（1933年2月，日本出兵热河，时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全力抵抗。然而负责热河防务的汤玉麟却不战而走，到了3月中旬，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热河。）</P>
<P>　　张学良：问到这件事情，本来这个事情我不愿说出来的，我当然做事情非常困难的啦。我接掌东北的时侯，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前辈，都是我父亲那一辈，他们差不多拿我当小孩子一样。比方说汤玉麟，他根本就不服从我的命令，我本来决定就想把他换掉的，可是我不能啊，我没法子。</P>
<P>　　（热河失陷后，全中国为之震惊，虽然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但当时全中国的责难却集中在负责东北及热河防务的张学良身上，他被讥称为“不抵抗将军”，国民政府内部也指责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回忆到蒋介石与他的一段密谈。）</P>
<P>　　张学良：当时谈的时侯，我们有3个人，有蒋先生，有宋子文，有我一个。蒋先生跟我讲，说现在这个大局是这样一个情形，就是中国打败，就是热河撤退了等等。他说这个局面就像一个船一样呀，三个人在这个船上坐不下了，3个人都在，船就要沉，应该有一个人跳下去。当时蒋先生说完这个话，我说跳下这个船的应该是我。所以我决定那时候出国，决心清理一下自己，因为那个时侯工作也很忙，身体也很不好，精神压力也大，差不多没有鸦片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借出国之机把烟瘾戒掉。当时我的决心是“一个活人，怎么能让一个死东西（鸦片）管着”，因为鸦片烟瘾，你不把他治好，你就什么事都不能办。</P>
<P>　　现在有很多人替我辩白这个事情，中央那个时侯不是蒋先生，那个时侯是孙科负责。中央给我的指示，就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就是责任一句话，我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央去，原因就是不想把事情扩大。我刚才说了，我判断日本不会这个样子整个的来呀，明白吗？中国当时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比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化了，那是不同的。</P>
<P>　　可以说我自个儿整个的毁灭出于日本。我父亲被杀，我自己整个家庭的毁掉，我的财产，一切都是。我现在已经老了，才肯说这句话。我年轻时，绝对在政治上不肯把我的态度说出来。我这个人的反抗精通特别强，不管谁，甚至对我父亲，我都是这样，我的个性就是这么样一个人。</P>
<P>　　我现在劝日本，可千万不要带这样的思想，年轻一辈日本人当然不能再干以武力侵略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要有。经济侵略也不要，要跟人家合作，要帮人家。你帮人家就是帮你自己，你对那个弱者，你帮他，那个弱者会感激你，以德服人。就好像你现在有点难事，我帮帮你。我并不是帮忙，非要得到你什么报酬。所以我很愿意对日本青年讲，能够把脑筋换一下。我很愿意有机会到日本去，可我现在不能去了，我老了。我愿意跟日本青年说这些话，要想想日本过去的错处，不要还想日本过去的威风，要自己好好想，诚实地想。我们中国孔夫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日本这个“忠”字是很大的，但对这个“恕”道太少了，不仅是对别的国家，就是对他们自己的人都没有恕道，现在日本也还是如此。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我反对日本人，当然我不是那种说一定坚持到底反对的人。我不但原谅人，我也体谅人。什么叫原谅，什么叫体谅，原谅就是我原谅你了。我体谅你，就是我要想想你的环境，想想你的原因，想想你的困难，想想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这个人，什么事都喜欢研究分析，这是我的脾气，当然我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我希望日本不但是青年，日本负责任的人也要有这个决心，不但能原谅人，也要体谅人。你要想跟人家合作，你别想到我好像牺牲了一点，好像我怎么样。其实，你不一定牺牲。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施比受好”。恐怕我说得太多，我说了好多话，很不客气，我并不是责备任何人，我只是说这个事实，教育后来的年轻人知道这些经过，这些事实。至于我看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件问题.</P>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接触，始终保持沉默。他首次公开路面，是在1990年6月他生日庆典时，这也是他结束软禁生涯的标志。8月，日本广播学会（NHK）特派主播矶村尚德、日本日中关系史教授臼井胜美转程赴台北采访张学良。
<P>　　张学良：这回见你们NHK，主要是很愿意对日本青年有种说法。我很希望日本青年，不要还沉醉于过去的日本。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跟日本人合作，是日本的军人实在误国。不要用武力，武力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了什么呢？哪个问题都没解决。结果如此，何必再蹈这个覆辙呢？这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够了。</P>
<P>　　我小时后很顽皮，是在家中的私塾读书，不是在学校。我老师曾跟我父亲说，你这个儿子要不得（笑）。我很喜欢运动，奉天（今沈阳）有个俱乐部，都是外国人，就唯有我这么一个中国人。那时我才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那时运动场很少，只有到那里打网球，所以我就跟外国人接触多了，后来跟青年会发生更密切的关系。那时年青，到青年会去玩，打网球，打乒乓啊。19岁时我在讲武堂念书，进讲武堂头一个月我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我又考了第一，第三个月又考了第一，三个月有期考，我又考第一。因为这样，学校就像闹了风潮一样，同学就说教书先生跟我好像有勾结，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啦。有一天，我的教育长张作相忽然到我们教室，他没有说他要干什么，让我们把座位都调动，他在堂上出4道题考我们，这4道题我全答对。他当时在堂上就宣布，他说你们看，你们谁都没答完全，就他一个人答完全了。就这样，我在讲武堂同学和教授之中，就有点小名气了。</P>
<P>　　（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控制中国的张作霖1926年进军北京，成为陆海军大元帅。当时中国南方，国民政府以统一中国为目标，计划挥兵北上，开始北伐，率领北伐的是国民政府的实力者蒋介石。1927年春，逼进张作霖盘踞的北京，张作霖反蒋统一中国，始终拒绝停战交涉。）</P>
<P>　　张学良：当年开始的时侯，我对国民政府是相当好感。什么好感？我希望中国统一。我对我父亲，我很难过，我是反对内战的，可是我是我父亲的部下，不但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就劝他，我们这个战争有什么意思！因为我到河南去看见人民流离失所，很可怜，我掉眼泪哭着说：“这是干什么，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都是我们这内战搞出来的。”</P>
<P>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出发开往奉天。张作霖原本打算在北京迎战北伐军，但是他的靠山日本关东军却要他撤出北京，日军害怕张作霖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遭到致命性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的势力直接影响到东北。6月4日拂晓，张作霖的专车接近奉天车站。晨5时20分左右，专车在经过南满铁路的一座桥时，发生了大爆炸，张作霖奄奄一息，运回奉天后身亡。策动这次事件的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河本等人对张作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因此想借着他的死亡引起军事行动，进一步直接支配中国的东北。）</P>
<P>　　张学良：这件事差不多一个礼拜后我还不知道。他们瞒着我，没对我讲。我仅知道我父亲受伤了，不知道我父亲死了。那时我由北京到了兰州，到兰州把事情差不多安置好了，他们才告诉我父亲死了。我不但很难过，还有很大的任务背在我身上。我当时身体很不好，很弱。我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不但我知道，谁都知道是关东军做的。为什么呢？南满铁路谁能到那儿去。所以我说，我不佩服日本军人。为了那个事情。日本南满铁路事前把车都停了，谁能那样使车停？这不是很简单地告状人家，他们要爆破。</P>
<P>　　（被炸成重伤的张作霖抬回大帅府，不久就断气了。由于但心日本关东军利用张作霖的死，进军东北，张的亲信隐瞒了这个消息，只等张学良回到奉天。可是，获知父亲去世的张学良却忽然行迹成迷。）</P>
<P>　　张学良：当时我知道日军的部署，尤其是过山海关以后，都是日本军队。我跟着我们的军队上了火车，化装成一个伙夫，谁也没有看出来，连我们的人也不知道我在火车上。等我回到了家中，他们都认不出我是谁来了！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回到了奉天。我会模仿写我父亲的字，那时侯对外还没有宣布我父亲已死，所以，以我父亲的名义下的所有命令都是我写的。等到把事情都安置好了，我们才宣布我父亲死了。</P>
<P>　　我一点都不怕日本人把我暗杀，你杀了我一个人，毫无关系的。你杀了一个张学良，后来恐怕还要再出一个张学良，比我还利害的人。在政治上用这种暗杀办法，决对不会成功的。</P>
<P>　　（张学良公开回到奉天是6月15日，将近两个星期，外界不清楚张作霖是生是死。在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张学良才正式公布张作霖去世的消息。张学良就任黑吉辽东北三省的保安总司令，年仅27岁就集东北地区大权于一身。）</P>
<P>　　张学良：我和我父亲有着特别的关系。我生下来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一个大胜仗。换句话说，我父亲起家就是在那时起来的。所以我父亲很喜欢我。因此，我父亲死的那一天就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了。我一过生日就会想起我父亲，他对我很好，很喜欢我。对我父亲的死，我非常难过。</P>
<P>　　（1928年6月9日，北伐军进入北京。除东北，中国基本上实现统一，取代张作霖的新实力派张学良的动向备受瞩目。日本田中内阁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势力影响到东北地区极为恐慌。因此田中首相派曾同张作霖深交的外务省“中国通”林汉助为特使去拜访张学良，同张在奉天会谈，传达了日本政府的意思。这时，张学良刚开始表态接受由国民政府领导统一中国，林汉助的任务就是阻止张学良的这种行动，在日本外务省的外交资料馆里，现还保存有当时田中交给林汉助的文件，表示东部地区是日本的外围，决不允许国民政府的势力染指，也不许张学良接受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和悬挂青天白日旗。）</P>
<P>　　张学良：林汉助先生再三地阻止我，不要与南京政府合作。我始终没有答复他一个正经话。最后他要走了，走时我请他吃饭，我也喝了一点酒，后来我想我失言了。他的意思是说：“我跟你父亲是那么亲密的老朋友，可我奉政府派遣到这儿来却毫无结果，你始终不正面答复我。”当时，我就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呀，我简单说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替我想到。”他很惊讶地望着我，说“那件事情没有替你想到？”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日本人刺杀我父亲，我认为他们很糊涂。我父亲他很愿意跟日本人合作。日本人做出这种事情，我怎么能跟日本人合作呢？我有什么办法跟日本合作呢？我父亲那个样子，他都被刺杀，我这个样子还不是一样被刺杀吗！什么人能跟日本人合作呢？怎样合作呢？只能说当卖国贼！”</P>
<P>　　张学良：我与土肥原最为冲突的，就是他当时给我写了一个东西，就是让我当皇帝。我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是什么意思！”我对日军参谋本部说，把土肥原这个顾问调走，我不要了。他们说：“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的，我们没有权调动。”后来我就说：“好，你们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这个权吧，我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当时我就告诉传话的人，我说以后土肥原顾问来，任何时候我都不见。</P>
<P>　　（拒绝了日本的企图，张学良决心在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下统治东北。接着把东北全境的旗帜换成国民政府的旗帜，断然实行“易帜”。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上空飘扬起青天白日旗。）</P>
<P>　　张学良：我说日本人当时自己觉得很聪明，什么事情都对我们中国侦察得很详细。但是，我当时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就不知道，不但是挂一面青天白日旗，全东北都挂青天白日旗。我把青天白日旗全预备好了，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日本把办谍报的钱都白花了，都扔到废纸篓里去了。我下令后只有三天功夫，各省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了。我当年做事情，部下都怕我。我很严格，我要说做的事就得做，做不了是不行的。</P>
<P>　　我一直是拥护统一的。所以我这个行动大概都在那儿。孙中山先生没死之前我见过他一次，这个人说话我很佩服，他是很有脑筋的一个人。我见到他的时侯，他躺在床上病得很重。他看见我，要我坐到床边，他跟我讲，你们东北处在红白两个大帝国主义中间，而你们东北的青年责任更重大，所以我对他的话很受感动。我从来就主张国家统一。我自个儿那时非常悲辛，就是自个儿的国家不强，没有力量。不是我父亲的死激使我，就是没有这个事我也是一样的，不过这个事激使我抗日更厉害。</P>
<P>　　（1930年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继承了张作霖留下来的20万部队，改名为东北军，致力于装备和兵制的现代化。）</P>
<P>　　张学良：我这样做不能说仅是对东三省。讲起来，我是很想把国家弄好的。我父亲死了以后，留下很多遗产，留下很多钱，我把钱差不多都捐了出来。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做许多事都是我私人拿的钱，不是公家的。我很愿意这样作。那个时侯在我脑子里，主要是国家要强盛，非得造就人才不可，所以教育是基本的。后来，我们还修了铁路，由大孤山到黑龙江。东北那时侯最要紧的是大豆。想要运黑龙江的东西，日本南满铁路非常刁难我们。</P>
<P>　　（张学良对东北的经营，特别是铁路的建设，与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利害冲突。当时日本经营东北的最大利益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是所谓的满铁，这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的连接长春—旅顺—大连3个地方的铁路，是日本统治东北的命脉。张学良自己建设了与满铁平行通往黑龙江、吉林的铁路，日本方面认为这样的建设形成对满铁的包围网，经营势必恶化。）</P>
<P>　　张学良：我毫不客气地讲，日本当年完全取一个侵略的态度，那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P>
<P>　　我当时到日本看演习，印象很不好，我感到这是日本人在向我示威。我对日本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也就种下我对日本的怀恨。我后来也是一样，所以家仇国难，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共戴天之仇啊！</P>
<P>　　日本军人狂妄到那个程度，不但对我们中国，就是对他们本国的元老重臣都是用这种杀的办法。日本没有亡国，那是上帝的恩典。这是我的看法。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当时非常难过。就是我怎么样退一步，我怎么想跟日本人合作，也是做不到的。我实在是对日本人不满！但是我知道，中国没有跟日本人打仗的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要跟日本把话说明白，大家能够互相让步，互相明白。可是那个时侯日本的军人狂妄，我没办法，就是我父亲也没办法。我说日本人很糊涂，很笨，你那个合作条件根本不是合作的条件，你要我当奴隶，那我做不到呀！</P>
<P>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爆破南满铁路，却诬赖中国人所为，引起军事冲突，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带着东北军主力在北京，奉天只有少数东北军留守，日军趁机以一天的时间占领了张学良的根据地奉天。）</P>
<P>　　张学良：我那时在北京医院养病，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的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后，立刻回家。我不明白是怎么个情形，所以我当时就沉静下来，想好好看看是怎么个事情。</P>
<P>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不许东北军与日军作战，而日军却趁机继续进军，仅半年时间，日军几乎占据了整个东北。）</P>
<P>　　张学良：当时我愿意与日本人和平，何必要挑衅呢？我在这个地方又要说了，日本军人实在是无能哪，实在是狂妄！我当时想，他们这样做，不但对我们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使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就这样，我把“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所以后人骂我，国人骂我。但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都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为什么判断日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于他不利。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的知道日本要这么做，我当时可能要跟日本人拼的。</P>
<P>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部下发动的。原本是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本庄繁在张学良访问日本时，曾亲自担任向导。事变后，本庄繁把张学良的财产送到了北京。）</P>
<P>　　张学良：我私人的，他送来两列火车。他还派一个人送给我一封信，我就跟那个人说，这些东西我绝不收，现在我们两个人虽然是朋友，关系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等于是敌人一样。我说你这样对我，等于羞辱我。美国华盛顿作战的时侯，有人保护他的房子，为这事，他很难过，他说：“我是军人，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财产作战，等于羞辱我。”我说你也等于羞辱我，你务必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我在家怎么摆的，你就怎么摆那儿。假如你不拿回去，我就在北京火车站，都放火烧了。后来他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了。</P>
<P>（“九一八”事变爆发后4个月，日本上层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明示拥立清逊帝宣统溥仪建立“新国家”的方针，完全否定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后来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就是按照这个方案展开的。1932年3月2日，由溥仪执政的“满洲国”建立，其国防、外交完全掌握在日本手中，交通、通信等重要设施也全被日本控制，“满洲国”是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P>
<P>　　张学良：后来我便明白，我也了解了，日本军人是那样疯狂。不但是对中国人，就是对日本国的元老都敢杀了，对谁都这样。你不照我的道走，我就把你打死。后来我想，日本国能存到现在，这是他们的幸运。我的判断是，这个国家，这样的军人，这样疯狂，这个国家还会存在吗？</P>
<P>　　（1933年2月，日本出兵热河，时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全力抵抗。然而负责热河防务的汤玉麟却不战而走，到了3月中旬，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热河。）</P>
<P>　　张学良：问到这件事情，本来这个事情我不愿说出来的，我当然做事情非常困难的啦。我接掌东北的时侯，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前辈，都是我父亲那一辈，他们差不多拿我当小孩子一样。比方说汤玉麟，他根本就不服从我的命令，我本来决定就想把他换掉的，可是我不能啊，我没法子。</P>
<P>　　（热河失陷后，全中国为之震惊，虽然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但当时全中国的责难却集中在负责东北及热河防务的张学良身上，他被讥称为“不抵抗将军”，国民政府内部也指责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回忆到蒋介石与他的一段密谈。）</P>
<P>　　张学良：当时谈的时侯，我们有3个人，有蒋先生，有宋子文，有我一个。蒋先生跟我讲，说现在这个大局是这样一个情形，就是中国打败，就是热河撤退了等等。他说这个局面就像一个船一样呀，三个人在这个船上坐不下了，3个人都在，船就要沉，应该有一个人跳下去。当时蒋先生说完这个话，我说跳下这个船的应该是我。所以我决定那时候出国，决心清理一下自己，因为那个时侯工作也很忙，身体也很不好，精神压力也大，差不多没有鸦片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借出国之机把烟瘾戒掉。当时我的决心是“一个活人，怎么能让一个死东西（鸦片）管着”，因为鸦片烟瘾，你不把他治好，你就什么事都不能办。</P>
<P>　　现在有很多人替我辩白这个事情，中央那个时侯不是蒋先生，那个时侯是孙科负责。中央给我的指示，就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就是责任一句话，我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央去，原因就是不想把事情扩大。我刚才说了，我判断日本不会这个样子整个的来呀，明白吗？中国当时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比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化了，那是不同的。</P>
<P>　　可以说我自个儿整个的毁灭出于日本。我父亲被杀，我自己整个家庭的毁掉，我的财产，一切都是。我现在已经老了，才肯说这句话。我年轻时，绝对在政治上不肯把我的态度说出来。我这个人的反抗精通特别强，不管谁，甚至对我父亲，我都是这样，我的个性就是这么样一个人。</P>
<P>　　我现在劝日本，可千万不要带这样的思想，年轻一辈日本人当然不能再干以武力侵略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要有。经济侵略也不要，要跟人家合作，要帮人家。你帮人家就是帮你自己，你对那个弱者，你帮他，那个弱者会感激你，以德服人。就好像你现在有点难事，我帮帮你。我并不是帮忙，非要得到你什么报酬。所以我很愿意对日本青年讲，能够把脑筋换一下。我很愿意有机会到日本去，可我现在不能去了，我老了。我愿意跟日本青年说这些话，要想想日本过去的错处，不要还想日本过去的威风，要自己好好想，诚实地想。我们中国孔夫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日本这个“忠”字是很大的，但对这个“恕”道太少了，不仅是对别的国家，就是对他们自己的人都没有恕道，现在日本也还是如此。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我反对日本人，当然我不是那种说一定坚持到底反对的人。我不但原谅人，我也体谅人。什么叫原谅，什么叫体谅，原谅就是我原谅你了。我体谅你，就是我要想想你的环境，想想你的原因，想想你的困难，想想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这个人，什么事都喜欢研究分析，这是我的脾气，当然我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我希望日本不但是青年，日本负责任的人也要有这个决心，不但能原谅人，也要体谅人。你要想跟人家合作，你别想到我好像牺牲了一点，好像我怎么样。其实，你不一定牺牲。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施比受好”。恐怕我说得太多，我说了好多话，很不客气，我并不是责备任何人，我只是说这个事实，教育后来的年轻人知道这些经过，这些事实。至于我看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件问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