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冠军邹春兰因服药不能生育

她拿过全国冠军，打破过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退役后在浴池当搓澡工，月收入300元，吃一顿肉曾是她的奢望，她成了运动员退役生活无保障的典型。昨天，一国内媒体对她因服药无法生育的报道再次勾起了记者对这位“老熟人”的回忆，她的名字叫邹春兰，一位体制内光芒四射的举重全国冠军，而在体制外她却是一位连当母亲这样一个女人的基本愿望都无法达成的“可怜人”。拿起电话，问候声未落，话筒那端传来了一个女人绝望的声音……

　　当妈妈是梦

　　其实医生早已判了“死刑”

　　触摸下巴，已成为邹春兰的一个习惯，虽然那里的胡子已被她拔得很干净，但上嘴唇的汗毛又密又长，明显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女性。这是运动员生涯留给她的阴影之一。记者第一次见到邹春兰是06年在马拉松冠军艾冬梅的家里，当时她给记者第一感觉就是一个“男人”。

　　一个因服药而成为“男人”的女人，付出的代价竟然是无法生育。“我已经确定没有办法生孩子，只能认命了。”电话那端，邹春兰说这话时貌似轻描淡写，记者还是能感受到一个女人的绝望。记者了解到，2001年，是邹退役后的第8年，她到上海看病，经检查，她体内的男性激素比普通男性还高。2002年，邹结婚，虽然夫妻生活正常，但至今没有怀孕。“我怀疑是在当运动员期间吃药的后果。我跟所有媒体都是这么说的，我只是怀疑。”

　　记得在艾冬梅的家里，邹春兰就曾私下里对记者说过，那时候，她和她的丈夫一直在为一个孩子努力。几年过去了，邹春兰当妈妈的愿望依然遥遥无期。现在，邹春兰已经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医生已经给我判了‘死刑’，我不再幻想有孩子了，如果有可能，我会考虑领养一个。”

　　退役18年来邹春兰做过种种努力，夫妇俩曾在长春一家浴场打工，邹给人搓澡，丈夫老周搞卫生。全国冠军沦为搓澡工，在被全国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她的生活才有所改善，可也只是处于温饱阶段。

　　“大力补”作恶

　　小药丸剥夺当母亲的权利

　　电话里，记者提醒邹春兰，如说出吃药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可这位倔强的举重冠军说她不在乎。

　　邹春兰生于1971年，1987年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时，刚满16岁。从她进入体工队起，就开始服用“大力补”，每天1粒，直到1993年退役，达6年之久。“只有到比赛前的半个月，才停止服用，并打‘掩盖剂’。”邹春兰说。“大力补”那时就已是禁药，其对女性有男性化反应。教练将几种药同时给她服用，有鱼肝油、多种维生素等等，其中还有“大力补”。她的队友们也服用这些药物。邹春兰回忆说，当时，教练说这都是营养药，补身体的。当年，邹春兰就开始汗毛变长，嗓音变粗。队友们也都有类似反应。后来，有人问教练，为什么会长胡子。教练才说吃的是“大力补”，属于男性激素。但教练说，没关系。后来，她从老队员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大力补”的信息，比如吃了后，嗓子变粗，胡子很重，月经不正常等等，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叫“大力补”的小药丸，直接毁灭了一个女人想成为母亲的愿望。

　　洗衣店生意冷清

　　邹春兰一月只能挣2000

　　媒体发现了这位“冠军·搓澡工”，报道铺天盖地，随之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邹春兰现象”，意指运动员退役后生活无保障。2006年4月，吉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和全国妇联为邹春兰提供价值20万元的洗衣设备和一间面积为105平方米的门面房，并免费培训邹春兰洗衣技术。

　　同年8月11日，邹春兰的洗衣店开始试营业。然而，现如今洗衣店生意并不怎么样？昨晚，在接到记者电话时，邹春兰抱怨说，“店里雇了4个人，1600块还没人愿意干。愁死我了。别觉着你是名人什么的，人家可不管你这个，给钱少就不干。”

　　邹春兰说，“经常有人来看我，说看看冠军长啥样。刚开店时，很多人听说这是举重冠军开的，都大老远跑来洗衣服。不过顾客的新鲜感过去了，店里的生意也就冷清了下来。”提起收入，邹春兰又是一声叹息，每个月毛收入能达到1.4万元左右，保底成本是1.2万元。说起纯收入，邹春兰叹了口气，“每个月能赚2000块到3000块。”

　　“我这辈子就这命了，哪有啥苦尽甘来？现在拼命，就是为了以后交个劳保，老了有个依靠。”结束通话前，邹春兰说。

　　“嗑药”曾成风

　　官员抱怨钱被“吃”完

　　任何行业都有潜规则，在体育行业，“吃药”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了潜规则，甚至成为了一些教练、队员攀比的工具。

　　游泳、田径、举重这些项目都是禁药的重灾区，在中国游泳界，经常会有让人不能理解的情况出现，一些著名运动员在运动生涯的巅峰之际，竟然选择激流勇退。当时不能理解，通过邹春兰的例子，现在明白了，她们是为保全“女儿身”，是为保住一个当母亲的权利。

　　禁药不仅玷污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圣洁，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还让一些地方体育部门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90年代，一位国家游泳队的教练满腹牢骚：“体委不给我们钱，我们怎么使用新产品啊，没有新产品，我们怎么出成绩啊。”可是该省体委的一位官员也是一肚子委屈，“体委就那么几个外汇指标，全给他‘吃完’了，怎么还不满足啊？！”该官员私下里对一位好友抱怨道。

　　在计划体制下，在唯金牌论的利益驱使下，一些项目“嗑药”成风早已成为体育圈公开的秘密。撰稿　刁勇



破旧体才能救“春兰”



　　与糟糕的经济境遇相比，她浑身是伤，男性化特征明显，年届40仍不能生育。这就是邹春兰的悲惨故事。

　　是谁剥夺了邹春兰的生育权？又是谁造就了邹春兰的畸形人生呢？邹春兰事件已不仅仅是个案，无数和邹春兰同样处境的运动员形成了中国体育特有的“邹春兰现象”。

　　目前，邹春兰事件引起了媒体的跟风竞相报道，甚至于上了国务院新闻通气会，据说，日前国家体总官员已要求吉林有关部门要认真关心邹春兰的生活。媒体曝光、舆论哗然、领导重视、问题解决，这是中国式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邹春兰又能做什么呢？连看一纸协议都十分困难的她既无文化、又缺技能，在传统体育机制下铸造出来的她早就成了另类机器——一个除了夺牌没有其它任何技能和精彩人生的机器。有了领导过问，我丝毫不怀疑邹春兰会领略到组织的温暖和关怀，问题是，千百个邹春兰又有谁去关心他们呢？因此，从邹春兰事件中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金牌至上的体育体制,到了让我们认真审视的时候了？

http://www.yangtse.com/news/ty/201106/t20110628_812863.htm她拿过全国冠军，打破过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退役后在浴池当搓澡工，月收入300元，吃一顿肉曾是她的奢望，她成了运动员退役生活无保障的典型。昨天，一国内媒体对她因服药无法生育的报道再次勾起了记者对这位“老熟人”的回忆，她的名字叫邹春兰，一位体制内光芒四射的举重全国冠军，而在体制外她却是一位连当母亲这样一个女人的基本愿望都无法达成的“可怜人”。拿起电话，问候声未落，话筒那端传来了一个女人绝望的声音……

　　当妈妈是梦

　　其实医生早已判了“死刑”

　　触摸下巴，已成为邹春兰的一个习惯，虽然那里的胡子已被她拔得很干净，但上嘴唇的汗毛又密又长，明显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女性。这是运动员生涯留给她的阴影之一。记者第一次见到邹春兰是06年在马拉松冠军艾冬梅的家里，当时她给记者第一感觉就是一个“男人”。

　　一个因服药而成为“男人”的女人，付出的代价竟然是无法生育。“我已经确定没有办法生孩子，只能认命了。”电话那端，邹春兰说这话时貌似轻描淡写，记者还是能感受到一个女人的绝望。记者了解到，2001年，是邹退役后的第8年，她到上海看病，经检查，她体内的男性激素比普通男性还高。2002年，邹结婚，虽然夫妻生活正常，但至今没有怀孕。“我怀疑是在当运动员期间吃药的后果。我跟所有媒体都是这么说的，我只是怀疑。”

　　记得在艾冬梅的家里，邹春兰就曾私下里对记者说过，那时候，她和她的丈夫一直在为一个孩子努力。几年过去了，邹春兰当妈妈的愿望依然遥遥无期。现在，邹春兰已经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医生已经给我判了‘死刑’，我不再幻想有孩子了，如果有可能，我会考虑领养一个。”

　　退役18年来邹春兰做过种种努力，夫妇俩曾在长春一家浴场打工，邹给人搓澡，丈夫老周搞卫生。全国冠军沦为搓澡工，在被全国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她的生活才有所改善，可也只是处于温饱阶段。

　　“大力补”作恶

　　小药丸剥夺当母亲的权利

　　电话里，记者提醒邹春兰，如说出吃药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可这位倔强的举重冠军说她不在乎。

　　邹春兰生于1971年，1987年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时，刚满16岁。从她进入体工队起，就开始服用“大力补”，每天1粒，直到1993年退役，达6年之久。“只有到比赛前的半个月，才停止服用，并打‘掩盖剂’。”邹春兰说。“大力补”那时就已是禁药，其对女性有男性化反应。教练将几种药同时给她服用，有鱼肝油、多种维生素等等，其中还有“大力补”。她的队友们也服用这些药物。邹春兰回忆说，当时，教练说这都是营养药，补身体的。当年，邹春兰就开始汗毛变长，嗓音变粗。队友们也都有类似反应。后来，有人问教练，为什么会长胡子。教练才说吃的是“大力补”，属于男性激素。但教练说，没关系。后来，她从老队员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大力补”的信息，比如吃了后，嗓子变粗，胡子很重，月经不正常等等，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叫“大力补”的小药丸，直接毁灭了一个女人想成为母亲的愿望。

　　洗衣店生意冷清

　　邹春兰一月只能挣2000

　　媒体发现了这位“冠军·搓澡工”，报道铺天盖地，随之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邹春兰现象”，意指运动员退役后生活无保障。2006年4月，吉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和全国妇联为邹春兰提供价值20万元的洗衣设备和一间面积为105平方米的门面房，并免费培训邹春兰洗衣技术。

　　同年8月11日，邹春兰的洗衣店开始试营业。然而，现如今洗衣店生意并不怎么样？昨晚，在接到记者电话时，邹春兰抱怨说，“店里雇了4个人，1600块还没人愿意干。愁死我了。别觉着你是名人什么的，人家可不管你这个，给钱少就不干。”

　　邹春兰说，“经常有人来看我，说看看冠军长啥样。刚开店时，很多人听说这是举重冠军开的，都大老远跑来洗衣服。不过顾客的新鲜感过去了，店里的生意也就冷清了下来。”提起收入，邹春兰又是一声叹息，每个月毛收入能达到1.4万元左右，保底成本是1.2万元。说起纯收入，邹春兰叹了口气，“每个月能赚2000块到3000块。”

　　“我这辈子就这命了，哪有啥苦尽甘来？现在拼命，就是为了以后交个劳保，老了有个依靠。”结束通话前，邹春兰说。

　　“嗑药”曾成风

　　官员抱怨钱被“吃”完

　　任何行业都有潜规则，在体育行业，“吃药”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了潜规则，甚至成为了一些教练、队员攀比的工具。

　　游泳、田径、举重这些项目都是禁药的重灾区，在中国游泳界，经常会有让人不能理解的情况出现，一些著名运动员在运动生涯的巅峰之际，竟然选择激流勇退。当时不能理解，通过邹春兰的例子，现在明白了，她们是为保全“女儿身”，是为保住一个当母亲的权利。

　　禁药不仅玷污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圣洁，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还让一些地方体育部门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90年代，一位国家游泳队的教练满腹牢骚：“体委不给我们钱，我们怎么使用新产品啊，没有新产品，我们怎么出成绩啊。”可是该省体委的一位官员也是一肚子委屈，“体委就那么几个外汇指标，全给他‘吃完’了，怎么还不满足啊？！”该官员私下里对一位好友抱怨道。

　　在计划体制下，在唯金牌论的利益驱使下，一些项目“嗑药”成风早已成为体育圈公开的秘密。撰稿　刁勇



破旧体才能救“春兰”



　　与糟糕的经济境遇相比，她浑身是伤，男性化特征明显，年届40仍不能生育。这就是邹春兰的悲惨故事。

　　是谁剥夺了邹春兰的生育权？又是谁造就了邹春兰的畸形人生呢？邹春兰事件已不仅仅是个案，无数和邹春兰同样处境的运动员形成了中国体育特有的“邹春兰现象”。

　　目前，邹春兰事件引起了媒体的跟风竞相报道，甚至于上了国务院新闻通气会，据说，日前国家体总官员已要求吉林有关部门要认真关心邹春兰的生活。媒体曝光、舆论哗然、领导重视、问题解决，这是中国式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邹春兰又能做什么呢？连看一纸协议都十分困难的她既无文化、又缺技能，在传统体育机制下铸造出来的她早就成了另类机器——一个除了夺牌没有其它任何技能和精彩人生的机器。有了领导过问，我丝毫不怀疑邹春兰会领略到组织的温暖和关怀，问题是，千百个邹春兰又有谁去关心他们呢？因此，从邹春兰事件中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金牌至上的体育体制,到了让我们认真审视的时候了？

http://www.yangtse.com/news/ty/201106/t20110628_8128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