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高盛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应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4:53:20
作者： 高盛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哈继铭
2015年以后，中国老龄化问题会变得非常明显，这和建国以来的人口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在建国初期，我国是鼓励多生多育的。在1950年代、1960年代，乃至于1970年代的上半期，我国的出生率都很高。当时鼓励生育，部分原因是解放前中国经历了长期战争，解放后需要补充人口。因此，高出生率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约有20多年，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婴儿潮时期”。在这之后，我国的人口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197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我国的出生率都非常低。
人口政策的巨大转变，势必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也出现巨大转变。“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初之后进入了青年和中年阶段，因此劳动人口的比例很高，而且在持续上升。这个时期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形”：老人不多，婴儿也不多，而青壮年劳动人口占比非常高。以后会逐渐演变为“右三角形”：老人占比急剧上升，而青少年占比明显下降。这是典型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从“橄榄形”转变为“右三角形”的拐点，我们预测是在2015年。因为1950年代初出生的人从2015年前后开始进入法定退休年龄。
现阶段老龄化问题已经开始显露。例如这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以上人口占比显著提高。从一些社会和经济现象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迹象。近年来，沿海和一些内陆地区都出现了民工荒或者说招工难，工资上涨压力大。这与十几二十年前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中国是以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为特征的。
如果我们人口政策不变，2015年老龄化肯定会到来，而且会来得非常剧烈、非常迅猛。
人口变迁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仍处在在“橄榄形”阶段。大多夫妻都有工作，只须抚养一个孩子，家庭负担比较轻，社会抚养比也比较低；而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这时社会的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在持续上升。人们的收入水平还不是很高，金融业还不是很发达，购买耐用消费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蓄，因而银行存款不断膨胀。银行存款的膨胀，使资金较为充裕，利率水平较低，因此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在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年人更加不敢消费，因为他们担心不能靠孩子养老，必须抓紧储蓄。同时，我国还在这个阶段经历了国企改革，又加强了人们谨慎储蓄的愿望。这些因素导致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利润迅速增长，国家税收也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再加上国内不敢消费，进口较少，导致外贸顺差不断上升，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本币面临升值压力。
以上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现象。在人口结构的“橄榄形”阶段，国家经济增长处于鼎盛时期，这是人口红利集中释放带来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随着金融信贷的改革和开放，更多的信贷工具涌现出来，例如房地产贷款等。如果仅以政策手段、行政方式抑制价格上涨，而不解决高储蓄率带来的资金过剩问题，资金又会流向其他领域，例如农产品、奢侈品、黄金等。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是流动性非常充裕，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扬。
未来当人口结构变为“右三角形”时，社会储蓄率会下降，因为这时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而他们的储蓄较少；而青壮年人口占比下降则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因此，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会上扬。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可能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国家税收的增速也受到影响。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与之前的高增长、低通胀相比，在人口结构“右三角形”时期，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通货膨胀高一些”的现象。
在这个阶段，人们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会进行更为科学的选择，而不是像贫困时期那样一味追求发展。所以，对环保的要求会更高。各种成本的增加影响了出口竞争力，出口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而消费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进口增长速度会保持稳定。因此，外贸顺差会减少，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轻，经济外部失衡会得以改善。
经济增长的形态也会发生改变。经济增速会明显低于10%，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增大。如果不加以治理，它可能变成常态，造成人们通胀预期上升，从而使得通胀很难控制。因此，应该用较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治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防止经济大幅下降。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主要不是体现在投资方面，更多地是要消除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应该是致力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包括保障房的建设，让人们放心消费。另外，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时候，仅有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供应方的政策，把供应曲线向外拉。要通过制度改革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一些新现象。前期大量购买房地产的中年、青年逐渐进入老龄阶段，他们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弱。而下一代人的数量少于上一代，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比上一代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从父母那里继承房地产。这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下降，房价有下降的压力。另外，因为储蓄率下降，银行存款增长速度下降，银行贷款的增长也会放缓，一些融资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市场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股权类、债权类，还是租赁，都会有比较强劲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肯定会到来，到那时房地产价格可能出现下降压力，如何应对？应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防止人口红利过度释放推高房价，防止今天大起明天大落。所以，应当防止房价过度上涨，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供应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二是需求方面，可以采取价格手段，如提高利率水平，抑制房地产需求过度膨胀。根据黄金法则，经济增长和利率水平应该相一致，而我们现在的利率
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无论用负利率标准还是黄金法则来衡量，我国的利率水平都是过低的，完全有上升的空间。现在的一些政策，比如限购，也是在抑制需求，但这种方式行政色彩比较重，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效，但不一定能够治本，而且也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改变生育政策无益于应对老龄化
有人提出，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大家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但我认为，现阶段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能避免未来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当老龄化到来时，老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但小孩占比并没有上升。如果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情况就是老人的比例上升，青壮年的比例没有增加，而小孩的比例增加。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抚养率上升得更快，不仅要负担老人，还要负担更多的孩子。这样的话，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滑，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可能也会更大。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年轻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家庭负担并不重，他们会有相当的储蓄购买房地产；但如果他们有多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那就根本没有家庭储蓄，未来老年人抛售房产，年轻一代根本接不下来。当然，这是从一个周期来看，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多看几个周期的话，情况会发生变化。
应当用生育政策以外的方式缓解老龄化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考虑移民政策。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跟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移民有关。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较轻，跟他们从其他国家移民有关。所以，当我们国家劳动力供应不足时，我们可以考虑从周边国家吸纳一些移民。
更为重要的是用改革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体现在城市化方面。现阶段，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最终可能又回到家乡，因为他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医疗、教育这些福利，又没有自己的房子。农民工没有支付首付款的能力，家乡的宅基地没有商品化，他不能把宅基地变卖筹得首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改革会为未来的城镇化带来更大空间。户籍制度改革也能对推进城市化做出贡献。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房地产市场，而且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政府在完善社保体系，但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在养老保险方面，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是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部门的商业化养老保险也应该有很大发展空间。养老保险资金要实现保值增值，需要依托于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应该放在相当优先的议事日程中。
（本文由中国金融40人论坛秘书处采访、整理，经作者审核）
http://news.hexun.com/2011-05-21/129828216.html作者： 高盛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哈继铭
2015年以后，中国老龄化问题会变得非常明显，这和建国以来的人口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在建国初期，我国是鼓励多生多育的。在1950年代、1960年代，乃至于1970年代的上半期，我国的出生率都很高。当时鼓励生育，部分原因是解放前中国经历了长期战争，解放后需要补充人口。因此，高出生率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约有20多年，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婴儿潮时期”。在这之后，我国的人口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197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我国的出生率都非常低。
人口政策的巨大转变，势必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也出现巨大转变。“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初之后进入了青年和中年阶段，因此劳动人口的比例很高，而且在持续上升。这个时期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形”：老人不多，婴儿也不多，而青壮年劳动人口占比非常高。以后会逐渐演变为“右三角形”：老人占比急剧上升，而青少年占比明显下降。这是典型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从“橄榄形”转变为“右三角形”的拐点，我们预测是在2015年。因为1950年代初出生的人从2015年前后开始进入法定退休年龄。
现阶段老龄化问题已经开始显露。例如这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以上人口占比显著提高。从一些社会和经济现象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迹象。近年来，沿海和一些内陆地区都出现了民工荒或者说招工难，工资上涨压力大。这与十几二十年前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中国是以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为特征的。
如果我们人口政策不变，2015年老龄化肯定会到来，而且会来得非常剧烈、非常迅猛。
人口变迁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仍处在在“橄榄形”阶段。大多夫妻都有工作，只须抚养一个孩子，家庭负担比较轻，社会抚养比也比较低；而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这时社会的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在持续上升。人们的收入水平还不是很高，金融业还不是很发达，购买耐用消费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蓄，因而银行存款不断膨胀。银行存款的膨胀，使资金较为充裕，利率水平较低，因此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在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年人更加不敢消费，因为他们担心不能靠孩子养老，必须抓紧储蓄。同时，我国还在这个阶段经历了国企改革，又加强了人们谨慎储蓄的愿望。这些因素导致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利润迅速增长，国家税收也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再加上国内不敢消费，进口较少，导致外贸顺差不断上升，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本币面临升值压力。
以上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现象。在人口结构的“橄榄形”阶段，国家经济增长处于鼎盛时期，这是人口红利集中释放带来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随着金融信贷的改革和开放，更多的信贷工具涌现出来，例如房地产贷款等。如果仅以政策手段、行政方式抑制价格上涨，而不解决高储蓄率带来的资金过剩问题，资金又会流向其他领域，例如农产品、奢侈品、黄金等。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是流动性非常充裕，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扬。
未来当人口结构变为“右三角形”时，社会储蓄率会下降，因为这时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而他们的储蓄较少；而青壮年人口占比下降则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因此，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会上扬。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可能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国家税收的增速也受到影响。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与之前的高增长、低通胀相比，在人口结构“右三角形”时期，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通货膨胀高一些”的现象。
在这个阶段，人们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会进行更为科学的选择，而不是像贫困时期那样一味追求发展。所以，对环保的要求会更高。各种成本的增加影响了出口竞争力，出口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而消费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进口增长速度会保持稳定。因此，外贸顺差会减少，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轻，经济外部失衡会得以改善。
经济增长的形态也会发生改变。经济增速会明显低于10%，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增大。如果不加以治理，它可能变成常态，造成人们通胀预期上升，从而使得通胀很难控制。因此，应该用较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治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防止经济大幅下降。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主要不是体现在投资方面，更多地是要消除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应该是致力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包括保障房的建设，让人们放心消费。另外，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时候，仅有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供应方的政策，把供应曲线向外拉。要通过制度改革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一些新现象。前期大量购买房地产的中年、青年逐渐进入老龄阶段，他们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弱。而下一代人的数量少于上一代，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比上一代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从父母那里继承房地产。这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下降，房价有下降的压力。另外，因为储蓄率下降，银行存款增长速度下降，银行贷款的增长也会放缓，一些融资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市场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股权类、债权类，还是租赁，都会有比较强劲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肯定会到来，到那时房地产价格可能出现下降压力，如何应对？应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防止人口红利过度释放推高房价，防止今天大起明天大落。所以，应当防止房价过度上涨，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供应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二是需求方面，可以采取价格手段，如提高利率水平，抑制房地产需求过度膨胀。根据黄金法则，经济增长和利率水平应该相一致，而我们现在的利率
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无论用负利率标准还是黄金法则来衡量，我国的利率水平都是过低的，完全有上升的空间。现在的一些政策，比如限购，也是在抑制需求，但这种方式行政色彩比较重，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效，但不一定能够治本，而且也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改变生育政策无益于应对老龄化
有人提出，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大家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但我认为，现阶段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能避免未来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当老龄化到来时，老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但小孩占比并没有上升。如果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情况就是老人的比例上升，青壮年的比例没有增加，而小孩的比例增加。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抚养率上升得更快，不仅要负担老人，还要负担更多的孩子。这样的话，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滑，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可能也会更大。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年轻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家庭负担并不重，他们会有相当的储蓄购买房地产；但如果他们有多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那就根本没有家庭储蓄，未来老年人抛售房产，年轻一代根本接不下来。当然，这是从一个周期来看，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多看几个周期的话，情况会发生变化。
应当用生育政策以外的方式缓解老龄化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考虑移民政策。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跟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移民有关。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较轻，跟他们从其他国家移民有关。所以，当我们国家劳动力供应不足时，我们可以考虑从周边国家吸纳一些移民。
更为重要的是用改革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体现在城市化方面。现阶段，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最终可能又回到家乡，因为他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医疗、教育这些福利，又没有自己的房子。农民工没有支付首付款的能力，家乡的宅基地没有商品化，他不能把宅基地变卖筹得首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改革会为未来的城镇化带来更大空间。户籍制度改革也能对推进城市化做出贡献。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房地产市场，而且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政府在完善社保体系，但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在养老保险方面，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是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部门的商业化养老保险也应该有很大发展空间。养老保险资金要实现保值增值，需要依托于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应该放在相当优先的议事日程中。
（本文由中国金融40人论坛秘书处采访、整理，经作者审核）
http://news.hexun.com/2011-05-21/129828216.html
2015年以后，中国老龄化问题会变得非常明显，这和建国以来的人口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在建国初期，我国是鼓励多生多育的。在1950年代、1960年代，乃至于1970年代的上半期，我国的出生率都很高。当时鼓励生育，部分原因是解放前中国经历了长期战争，解放后需要补充人口。因此，高出生率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约有20多年，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婴儿潮时期”。在这之后，我国的人口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197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我国的出生率都非常低。
人口政策的巨大转变，势必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也出现巨大转变。“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初之后进入了青年和中年阶段，因此劳动人口的比例很高，而且在持续上升。这个时期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形”：老人不多，婴儿也不多，而青壮年劳动人口占比非常高。以后会逐渐演变为“右三角形”：老人占比急剧上升，而青少年占比明显下降。这是典型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从“橄榄形”转变为“右三角形”的拐点，我们预测是在2015年。因为1950年代初出生的人从2015年前后开始进入法定退休年龄。
现阶段老龄化问题已经开始显露。例如这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以上人口占比显著提高。从一些社会和经济现象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迹象。近年来，沿海和一些内陆地区都出现了民工荒或者说招工难，工资上涨压力大。这与十几二十年前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中国是以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为特征的。
如果我们人口政策不变，2015年老龄化肯定会到来，而且会来得非常剧烈、非常迅猛。
人口变迁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仍处在在“橄榄形”阶段。大多夫妻都有工作，只须抚养一个孩子，家庭负担比较轻，社会抚养比也比较低；而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这时社会的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在持续上升。人们的收入水平还不是很高，金融业还不是很发达，购买耐用消费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蓄，因而银行存款不断膨胀。银行存款的膨胀，使资金较为充裕，利率水平较低，因此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在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年人更加不敢消费，因为他们担心不能靠孩子养老，必须抓紧储蓄。同时，我国还在这个阶段经历了国企改革，又加强了人们谨慎储蓄的愿望。这些因素导致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利润迅速增长，国家税收也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再加上国内不敢消费，进口较少，导致外贸顺差不断上升，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本币面临升值压力。
以上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现象。在人口结构的“橄榄形”阶段，国家经济增长处于鼎盛时期，这是人口红利集中释放带来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随着金融信贷的改革和开放，更多的信贷工具涌现出来，例如房地产贷款等。如果仅以政策手段、行政方式抑制价格上涨，而不解决高储蓄率带来的资金过剩问题，资金又会流向其他领域，例如农产品、奢侈品、黄金等。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是流动性非常充裕，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扬。
未来当人口结构变为“右三角形”时，社会储蓄率会下降，因为这时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而他们的储蓄较少；而青壮年人口占比下降则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因此，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会上扬。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可能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国家税收的增速也受到影响。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与之前的高增长、低通胀相比，在人口结构“右三角形”时期，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通货膨胀高一些”的现象。
在这个阶段，人们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会进行更为科学的选择，而不是像贫困时期那样一味追求发展。所以，对环保的要求会更高。各种成本的增加影响了出口竞争力，出口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而消费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进口增长速度会保持稳定。因此，外贸顺差会减少，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轻，经济外部失衡会得以改善。
经济增长的形态也会发生改变。经济增速会明显低于10%，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增大。如果不加以治理，它可能变成常态，造成人们通胀预期上升，从而使得通胀很难控制。因此，应该用较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治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防止经济大幅下降。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主要不是体现在投资方面，更多地是要消除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应该是致力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包括保障房的建设，让人们放心消费。另外，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时候，仅有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供应方的政策，把供应曲线向外拉。要通过制度改革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一些新现象。前期大量购买房地产的中年、青年逐渐进入老龄阶段，他们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弱。而下一代人的数量少于上一代，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比上一代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从父母那里继承房地产。这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下降，房价有下降的压力。另外，因为储蓄率下降，银行存款增长速度下降，银行贷款的增长也会放缓，一些融资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市场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股权类、债权类，还是租赁，都会有比较强劲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肯定会到来，到那时房地产价格可能出现下降压力，如何应对？应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防止人口红利过度释放推高房价，防止今天大起明天大落。所以，应当防止房价过度上涨，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供应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二是需求方面，可以采取价格手段，如提高利率水平，抑制房地产需求过度膨胀。根据黄金法则，经济增长和利率水平应该相一致，而我们现在的利率
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无论用负利率标准还是黄金法则来衡量，我国的利率水平都是过低的，完全有上升的空间。现在的一些政策，比如限购，也是在抑制需求，但这种方式行政色彩比较重，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效，但不一定能够治本，而且也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改变生育政策无益于应对老龄化
有人提出，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大家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但我认为，现阶段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能避免未来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当老龄化到来时，老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但小孩占比并没有上升。如果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情况就是老人的比例上升，青壮年的比例没有增加，而小孩的比例增加。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抚养率上升得更快，不仅要负担老人，还要负担更多的孩子。这样的话，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滑，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可能也会更大。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年轻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家庭负担并不重，他们会有相当的储蓄购买房地产；但如果他们有多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那就根本没有家庭储蓄，未来老年人抛售房产，年轻一代根本接不下来。当然，这是从一个周期来看，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多看几个周期的话，情况会发生变化。
应当用生育政策以外的方式缓解老龄化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考虑移民政策。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跟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移民有关。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较轻，跟他们从其他国家移民有关。所以，当我们国家劳动力供应不足时，我们可以考虑从周边国家吸纳一些移民。
更为重要的是用改革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体现在城市化方面。现阶段，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最终可能又回到家乡，因为他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医疗、教育这些福利，又没有自己的房子。农民工没有支付首付款的能力，家乡的宅基地没有商品化，他不能把宅基地变卖筹得首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改革会为未来的城镇化带来更大空间。户籍制度改革也能对推进城市化做出贡献。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房地产市场，而且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政府在完善社保体系，但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在养老保险方面，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是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部门的商业化养老保险也应该有很大发展空间。养老保险资金要实现保值增值，需要依托于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应该放在相当优先的议事日程中。
（本文由中国金融40人论坛秘书处采访、整理，经作者审核）
http://news.hexun.com/2011-05-21/129828216.html作者： 高盛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哈继铭
2015年以后，中国老龄化问题会变得非常明显，这和建国以来的人口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在建国初期，我国是鼓励多生多育的。在1950年代、1960年代，乃至于1970年代的上半期，我国的出生率都很高。当时鼓励生育，部分原因是解放前中国经历了长期战争，解放后需要补充人口。因此，高出生率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约有20多年，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婴儿潮时期”。在这之后，我国的人口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197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我国的出生率都非常低。
人口政策的巨大转变，势必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也出现巨大转变。“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初之后进入了青年和中年阶段，因此劳动人口的比例很高，而且在持续上升。这个时期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形”：老人不多，婴儿也不多，而青壮年劳动人口占比非常高。以后会逐渐演变为“右三角形”：老人占比急剧上升，而青少年占比明显下降。这是典型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从“橄榄形”转变为“右三角形”的拐点，我们预测是在2015年。因为1950年代初出生的人从2015年前后开始进入法定退休年龄。
现阶段老龄化问题已经开始显露。例如这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以上人口占比显著提高。从一些社会和经济现象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迹象。近年来，沿海和一些内陆地区都出现了民工荒或者说招工难，工资上涨压力大。这与十几二十年前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中国是以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为特征的。
如果我们人口政策不变，2015年老龄化肯定会到来，而且会来得非常剧烈、非常迅猛。
人口变迁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仍处在在“橄榄形”阶段。大多夫妻都有工作，只须抚养一个孩子，家庭负担比较轻，社会抚养比也比较低；而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这时社会的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在持续上升。人们的收入水平还不是很高，金融业还不是很发达，购买耐用消费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蓄，因而银行存款不断膨胀。银行存款的膨胀，使资金较为充裕，利率水平较低，因此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在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年人更加不敢消费，因为他们担心不能靠孩子养老，必须抓紧储蓄。同时，我国还在这个阶段经历了国企改革，又加强了人们谨慎储蓄的愿望。这些因素导致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利润迅速增长，国家税收也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再加上国内不敢消费，进口较少，导致外贸顺差不断上升，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本币面临升值压力。
以上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现象。在人口结构的“橄榄形”阶段，国家经济增长处于鼎盛时期，这是人口红利集中释放带来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随着金融信贷的改革和开放，更多的信贷工具涌现出来，例如房地产贷款等。如果仅以政策手段、行政方式抑制价格上涨，而不解决高储蓄率带来的资金过剩问题，资金又会流向其他领域，例如农产品、奢侈品、黄金等。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是流动性非常充裕，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扬。
未来当人口结构变为“右三角形”时，社会储蓄率会下降，因为这时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而他们的储蓄较少；而青壮年人口占比下降则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因此，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会上扬。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可能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国家税收的增速也受到影响。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与之前的高增长、低通胀相比，在人口结构“右三角形”时期，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通货膨胀高一些”的现象。
在这个阶段，人们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会进行更为科学的选择，而不是像贫困时期那样一味追求发展。所以，对环保的要求会更高。各种成本的增加影响了出口竞争力，出口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而消费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进口增长速度会保持稳定。因此，外贸顺差会减少，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轻，经济外部失衡会得以改善。
经济增长的形态也会发生改变。经济增速会明显低于10%，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增大。如果不加以治理，它可能变成常态，造成人们通胀预期上升，从而使得通胀很难控制。因此，应该用较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治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防止经济大幅下降。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主要不是体现在投资方面，更多地是要消除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应该是致力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包括保障房的建设，让人们放心消费。另外，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时候，仅有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供应方的政策，把供应曲线向外拉。要通过制度改革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一些新现象。前期大量购买房地产的中年、青年逐渐进入老龄阶段，他们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弱。而下一代人的数量少于上一代，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比上一代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从父母那里继承房地产。这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下降，房价有下降的压力。另外，因为储蓄率下降，银行存款增长速度下降，银行贷款的增长也会放缓，一些融资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市场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股权类、债权类，还是租赁，都会有比较强劲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肯定会到来，到那时房地产价格可能出现下降压力，如何应对？应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防止人口红利过度释放推高房价，防止今天大起明天大落。所以，应当防止房价过度上涨，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供应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二是需求方面，可以采取价格手段，如提高利率水平，抑制房地产需求过度膨胀。根据黄金法则，经济增长和利率水平应该相一致，而我们现在的利率
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无论用负利率标准还是黄金法则来衡量，我国的利率水平都是过低的，完全有上升的空间。现在的一些政策，比如限购，也是在抑制需求，但这种方式行政色彩比较重，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效，但不一定能够治本，而且也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改变生育政策无益于应对老龄化
有人提出，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大家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但我认为，现阶段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能避免未来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当老龄化到来时，老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但小孩占比并没有上升。如果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情况就是老人的比例上升，青壮年的比例没有增加，而小孩的比例增加。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抚养率上升得更快，不仅要负担老人，还要负担更多的孩子。这样的话，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滑，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可能也会更大。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年轻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家庭负担并不重，他们会有相当的储蓄购买房地产；但如果他们有多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那就根本没有家庭储蓄，未来老年人抛售房产，年轻一代根本接不下来。当然，这是从一个周期来看，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多看几个周期的话，情况会发生变化。
应当用生育政策以外的方式缓解老龄化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考虑移民政策。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跟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移民有关。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较轻，跟他们从其他国家移民有关。所以，当我们国家劳动力供应不足时，我们可以考虑从周边国家吸纳一些移民。
更为重要的是用改革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体现在城市化方面。现阶段，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最终可能又回到家乡，因为他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医疗、教育这些福利，又没有自己的房子。农民工没有支付首付款的能力，家乡的宅基地没有商品化，他不能把宅基地变卖筹得首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改革会为未来的城镇化带来更大空间。户籍制度改革也能对推进城市化做出贡献。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房地产市场，而且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政府在完善社保体系，但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在养老保险方面，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是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部门的商业化养老保险也应该有很大发展空间。养老保险资金要实现保值增值，需要依托于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应该放在相当优先的议事日程中。
（本文由中国金融40人论坛秘书处采访、整理，经作者审核）
http://news.hexun.com/2011-05-21/1298282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