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载人航天尘封档案--曙光号飞船714工程

      1964年，新中国终于熬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揭不开锅饿死人的梦魇渐行渐远。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导弹、核武器等尖端国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美苏大踏步前进的背景下，如何加速发展我国的空间技术，成了科技专家和高层领导们重视的问题。

      1966年，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第八研究院(上海机电设计院1961年4月迁到北京后的名称)就分别提出了载人航天的设想。八院来到北京，钱学森给研究院定的任务就是研制火箭、卫星和飞船。这也是落实毛主席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具体行动，一条腿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研制导弹，另一条腿是自力更生发展运载火箭。根据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罗舜初的指示，1967年7月两个研究院便在一起共同进行了我国载人航天的技术途径和实施步骤的研究。在国人对“航天”二字还陌生得不知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科学家们对究竟搞一艘什么样的飞船，思路也并不清晰，对飞船是乘载一名航天员、两名还是更多航天员等意见也不一致，因此不同的方案便接二连三地提出。在激烈的辩论之下，最后的方案一时竟难以定夺。在较早的方案中，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就要上5名宇航员，因为大家都希望超越美苏，飞船当然越大越好，上的人越多越证明技术先进。毛泽东曾讽刺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才几斤重，“是抛上去了一颗土豆”。现在我们要上人，也不能只上一个，而应该上一排。 钱学森却坚持要做3人或两人的方案。理由之一是，大家对运载火箭的情况不太清楚，对其性能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有些部门和专家对多上人带来的医学与工程问题考虑不周，不清楚这是多么难以逾越的一道关隘。苏联和美国发射了几十艘飞船，但他们也不敢设想在狭小的飞船里如何装进5名宇航员。要知道，即便是后来容量数倍于飞船的航天飞机，一次也只上去了7个人而已。

    两年多后的1971年，苏联在发射飞船时，为了赶超美国，在本应乘坐两人的舱内硬挤进了3个人，因为空间不够，把航天服都舍弃了，结果在返回时出现事故，3名宇航员全部身亡。如此沉痛的教训，足以告诫后人——凡事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某种政治目的，不顾科学规律和技术能力，势必会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时任航天部五院政委的常勇回忆：“飞船到底上几个人？有说上两个的，有说上3个的，还有说5个、7个的。一位处长找到我说，政委你得表个态啊，光这么吵也吵不出个结果。我回答，我不懂技术，不好随便表态。不过我坐过飞机，一般来说，飞机越大，载的人越多就越先进。但这只是一方面，前不久我们打下来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很小，连驾驶员都没有，据说更先进。你们给我说说，到底是人多先进还是人少先进？” 高涨的热情在现实面前冷静下来。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第二年，也是一个乍暖还寒的4月间。在有全副武装军人把门的北京京西宾馆里，聚集了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学者。虽然大家都身着便衣，但保密的气氛却让人感到这里是开什么军事会议。此时，专家学者们正在讨论着中国未来的飞船该是什么样。由于时值1971年4月，因此，飞船便有了一个代号：“714工程”。

　　会议结束前，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品尝了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食品：高热量的巧克力，压缩饼干和美味的鸡汤等。有一种牙膏状的食品名叫鸡蛋炒米饭，挤入口中还真有鸡蛋炒米饭的味道，这让专家们也感到了新奇。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谈笑着，人人兴奋激动，情绪高昂，都准备会后大干一场，为祖国的第一艘载人飞船早日上天而出一份力。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714工程还诞生了一个全尺寸的模型，它的名字非常动听，叫曙光号，其实最初计划先打两艘无人飞船，名叫“大跃进”，为此安排了近200项研究课题。“东方红”卫星、“大跃进”飞船，这些名字都很符合时代特征。1967年的一天，钱学森告诉大家，上面已经同意，第一艘载人飞船就叫“曙光号”。曙光号是一个类似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的飞船，外形像个倒扣的大漏斗，由座舱和设备舱两大舱段组成，座舱里放置两名航天员乘坐的弹射座椅，有仪器仪表、无线电通信设备、控制设备、废物处理装置，还配有食物和水、降落伞等，设备舱里有制动发动机、变轨发动机、燃料箱、电源设备和通信设备等。

　　客观地说，当时科学家们对中国飞船的选型是很有见地的。60年代正是苏美争霸太空、载人航天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代。此时，苏联在加加林之后已推出了东方号、上升号和联盟号三代飞船，美国也推出了水星号、双子星座号和阿波罗号三代飞船。中国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发展载人航天，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可以避免从头探索、少走弯路，何乐而不为？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飞船是联盟号和阿波罗号飞船，但是，1967年4月苏联的联盟1号刚好出师未捷，飞船首次返回就因降落伞未打开，摔死了优秀的航天员科马罗夫，这是人类载人航天历史上牺牲的第一位航天员，联盟号也因此停飞了1年半。而阿波罗号是美国的登月飞船，中国初搞飞船便一步登月有些不切实际，所以，中国的飞船选型目标便指向了与苏联联盟号技术上接近的美国双子星座号。

　　 美国双子星座号的研制始于1961年11月结束于1966年11月，历时5年。建造了12艘飞船，其中2艘不载人，10艘载人，全部获得成功。飞船每次乘坐2人，不仅实现了航天员出舱太空行走，还实现了与另一艘飞船的对接和联合飞行，飞船的飞行时间也创纪录地达到了13天18小时。瞄准这样的技术指标，不仅在当时已是很高、很理想的目标了，就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要达到这个目标仍然不那么容易。70年代的人，胆量和干劲都有的是。科学家们开始进行众多技术的攻关，比如防热技术、返回技术、控制技术、发动机技术等等，还进行了多次大型试验，甚至连飞船的运输车和航天员的食品也做好了。

     鉴于当时中国面临的极其恶劣的外部形势，不仅要考虑火箭和飞船本身的研制，还要考虑发射场的选址。山西的东风基地临近边境，且中苏关系日趋恶化，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因此，1969年底，中央专委决定在三线隐蔽之处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基地。 最初的选择是四川越西，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随后复查时，发现越西地理位置虽然不错，却存在电力供应紧张、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意见——发射场应该建在大凉山腹地的西昌。 争论之下，东风基地决定对西昌地区进行更深入的补充勘察。1970年6月，在成都军区和当地政府的全力配合下，勘察小分队完成了对西昌的地形、气候、地震、技术要求等方面的考察论证，经过综合比较，认为西昌的条件更理想。

　　当年7月29日，东风基地向国防科委、中央军委呈报了《请求变更地地导弹、卫星、飞船实验场位置的报告》。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发射场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代号“7201”，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准备执行发射任务。具体方案是，在西昌建立飞船发射工位，在北京精心挑选、培训第一批宇航员，两项工作都在高度保密中实施，宇航员不知道发射场在哪里，西昌也不知道国家在培训宇航员。

　　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下，电子技术、工业制造技术及相关的工艺水平远远跟不上，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混乱，情况反映到上头，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叫停，说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先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1975年中央决定“714工程”下马，“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的构思草图中。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实事求是地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其大意是：不与苏美大国开展太空竞赛，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

　　自此，中国暂时停止了对载人航天的探索，而把精力和重点放在了各种类型的应用卫星方面.

     几十年前的那些艰辛工作，都为后人积累了无比珍贵的经验于财富，当年那些优秀人才的付出，都为今天中国人真正走向太空筑就了天梯。经过8年多的预研，“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取得了不少成果，培养了一批从事飞船的技术队伍。在飞船工程大系统方面，提出了对运载工具，地面测量控制，发射场，测量船的总体要求，推动了航天工程技术发展，刺激了相关配套系统向更高层次规划发展。在飞船总体设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分析计算，特别是在气动力风洞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各分系统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构，能源，热控制，制导导航与控制，测控与通信，数据管理，环境控制与生保系统等进行了原理性探讨和技术攻关，其中不少分系统已通过地面试验，有的完成初样研制：飞船弹射座椅进行了地面弹射试验，回收系统成功进行了三伞系统的空投试验，软着陆正常。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全姿态仪和船用计算机研制。有不少成果成功应用到卫星系统的研制中。大型地面试验设备和航天员选拔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对多名锻炼员进行了大量的人体科学试验，取得了“人-机-环”系统工程的应用研究成果，研制出了第一套舱内宇航服，以及独具特色的系列航天食品。此外，“曙光一号”飞船的高需求，在预研阶段向国内18个省市，部委提出425项协作项目，推动了中国光电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　




      1964年，新中国终于熬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揭不开锅饿死人的梦魇渐行渐远。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导弹、核武器等尖端国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美苏大踏步前进的背景下，如何加速发展我国的空间技术，成了科技专家和高层领导们重视的问题。

      1966年，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第八研究院(上海机电设计院1961年4月迁到北京后的名称)就分别提出了载人航天的设想。八院来到北京，钱学森给研究院定的任务就是研制火箭、卫星和飞船。这也是落实毛主席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具体行动，一条腿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研制导弹，另一条腿是自力更生发展运载火箭。根据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罗舜初的指示，1967年7月两个研究院便在一起共同进行了我国载人航天的技术途径和实施步骤的研究。在国人对“航天”二字还陌生得不知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科学家们对究竟搞一艘什么样的飞船，思路也并不清晰，对飞船是乘载一名航天员、两名还是更多航天员等意见也不一致，因此不同的方案便接二连三地提出。在激烈的辩论之下，最后的方案一时竟难以定夺。在较早的方案中，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就要上5名宇航员，因为大家都希望超越美苏，飞船当然越大越好，上的人越多越证明技术先进。毛泽东曾讽刺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才几斤重，“是抛上去了一颗土豆”。现在我们要上人，也不能只上一个，而应该上一排。 钱学森却坚持要做3人或两人的方案。理由之一是，大家对运载火箭的情况不太清楚，对其性能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有些部门和专家对多上人带来的医学与工程问题考虑不周，不清楚这是多么难以逾越的一道关隘。苏联和美国发射了几十艘飞船，但他们也不敢设想在狭小的飞船里如何装进5名宇航员。要知道，即便是后来容量数倍于飞船的航天飞机，一次也只上去了7个人而已。

    两年多后的1971年，苏联在发射飞船时，为了赶超美国，在本应乘坐两人的舱内硬挤进了3个人，因为空间不够，把航天服都舍弃了，结果在返回时出现事故，3名宇航员全部身亡。如此沉痛的教训，足以告诫后人——凡事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某种政治目的，不顾科学规律和技术能力，势必会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时任航天部五院政委的常勇回忆：“飞船到底上几个人？有说上两个的，有说上3个的，还有说5个、7个的。一位处长找到我说，政委你得表个态啊，光这么吵也吵不出个结果。我回答，我不懂技术，不好随便表态。不过我坐过飞机，一般来说，飞机越大，载的人越多就越先进。但这只是一方面，前不久我们打下来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很小，连驾驶员都没有，据说更先进。你们给我说说，到底是人多先进还是人少先进？” 高涨的热情在现实面前冷静下来。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第二年，也是一个乍暖还寒的4月间。在有全副武装军人把门的北京京西宾馆里，聚集了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学者。虽然大家都身着便衣，但保密的气氛却让人感到这里是开什么军事会议。此时，专家学者们正在讨论着中国未来的飞船该是什么样。由于时值1971年4月，因此，飞船便有了一个代号：“714工程”。

　　会议结束前，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品尝了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食品：高热量的巧克力，压缩饼干和美味的鸡汤等。有一种牙膏状的食品名叫鸡蛋炒米饭，挤入口中还真有鸡蛋炒米饭的味道，这让专家们也感到了新奇。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谈笑着，人人兴奋激动，情绪高昂，都准备会后大干一场，为祖国的第一艘载人飞船早日上天而出一份力。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714工程还诞生了一个全尺寸的模型，它的名字非常动听，叫曙光号，其实最初计划先打两艘无人飞船，名叫“大跃进”，为此安排了近200项研究课题。“东方红”卫星、“大跃进”飞船，这些名字都很符合时代特征。1967年的一天，钱学森告诉大家，上面已经同意，第一艘载人飞船就叫“曙光号”。曙光号是一个类似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的飞船，外形像个倒扣的大漏斗，由座舱和设备舱两大舱段组成，座舱里放置两名航天员乘坐的弹射座椅，有仪器仪表、无线电通信设备、控制设备、废物处理装置，还配有食物和水、降落伞等，设备舱里有制动发动机、变轨发动机、燃料箱、电源设备和通信设备等。

　　客观地说，当时科学家们对中国飞船的选型是很有见地的。60年代正是苏美争霸太空、载人航天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代。此时，苏联在加加林之后已推出了东方号、上升号和联盟号三代飞船，美国也推出了水星号、双子星座号和阿波罗号三代飞船。中国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发展载人航天，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可以避免从头探索、少走弯路，何乐而不为？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飞船是联盟号和阿波罗号飞船，但是，1967年4月苏联的联盟1号刚好出师未捷，飞船首次返回就因降落伞未打开，摔死了优秀的航天员科马罗夫，这是人类载人航天历史上牺牲的第一位航天员，联盟号也因此停飞了1年半。而阿波罗号是美国的登月飞船，中国初搞飞船便一步登月有些不切实际，所以，中国的飞船选型目标便指向了与苏联联盟号技术上接近的美国双子星座号。

　　 美国双子星座号的研制始于1961年11月结束于1966年11月，历时5年。建造了12艘飞船，其中2艘不载人，10艘载人，全部获得成功。飞船每次乘坐2人，不仅实现了航天员出舱太空行走，还实现了与另一艘飞船的对接和联合飞行，飞船的飞行时间也创纪录地达到了13天18小时。瞄准这样的技术指标，不仅在当时已是很高、很理想的目标了，就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要达到这个目标仍然不那么容易。70年代的人，胆量和干劲都有的是。科学家们开始进行众多技术的攻关，比如防热技术、返回技术、控制技术、发动机技术等等，还进行了多次大型试验，甚至连飞船的运输车和航天员的食品也做好了。

     鉴于当时中国面临的极其恶劣的外部形势，不仅要考虑火箭和飞船本身的研制，还要考虑发射场的选址。山西的东风基地临近边境，且中苏关系日趋恶化，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因此，1969年底，中央专委决定在三线隐蔽之处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基地。 最初的选择是四川越西，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随后复查时，发现越西地理位置虽然不错，却存在电力供应紧张、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意见——发射场应该建在大凉山腹地的西昌。 争论之下，东风基地决定对西昌地区进行更深入的补充勘察。1970年6月，在成都军区和当地政府的全力配合下，勘察小分队完成了对西昌的地形、气候、地震、技术要求等方面的考察论证，经过综合比较，认为西昌的条件更理想。

　　当年7月29日，东风基地向国防科委、中央军委呈报了《请求变更地地导弹、卫星、飞船实验场位置的报告》。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发射场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代号“7201”，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准备执行发射任务。具体方案是，在西昌建立飞船发射工位，在北京精心挑选、培训第一批宇航员，两项工作都在高度保密中实施，宇航员不知道发射场在哪里，西昌也不知道国家在培训宇航员。

　　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下，电子技术、工业制造技术及相关的工艺水平远远跟不上，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混乱，情况反映到上头，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叫停，说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先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1975年中央决定“714工程”下马，“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的构思草图中。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实事求是地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其大意是：不与苏美大国开展太空竞赛，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

　　自此，中国暂时停止了对载人航天的探索，而把精力和重点放在了各种类型的应用卫星方面.

     几十年前的那些艰辛工作，都为后人积累了无比珍贵的经验于财富，当年那些优秀人才的付出，都为今天中国人真正走向太空筑就了天梯。经过8年多的预研，“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取得了不少成果，培养了一批从事飞船的技术队伍。在飞船工程大系统方面，提出了对运载工具，地面测量控制，发射场，测量船的总体要求，推动了航天工程技术发展，刺激了相关配套系统向更高层次规划发展。在飞船总体设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分析计算，特别是在气动力风洞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各分系统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构，能源，热控制，制导导航与控制，测控与通信，数据管理，环境控制与生保系统等进行了原理性探讨和技术攻关，其中不少分系统已通过地面试验，有的完成初样研制：飞船弹射座椅进行了地面弹射试验，回收系统成功进行了三伞系统的空投试验，软着陆正常。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全姿态仪和船用计算机研制。有不少成果成功应用到卫星系统的研制中。大型地面试验设备和航天员选拔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对多名锻炼员进行了大量的人体科学试验，取得了“人-机-环”系统工程的应用研究成果，研制出了第一套舱内宇航服，以及独具特色的系列航天食品。此外，“曙光一号”飞船的高需求，在预研阶段向国内18个省市，部委提出425项协作项目，推动了中国光电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