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崛起是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我们还没有讲好

张维为：中国崛起是很精彩的故事，但我们还没有讲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西方的‘中国崩溃论’持续了大约20年，现在已经崩溃了，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悲观预测都以失败告终。现在轮到国内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我估计不要20年”
    现在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的张维为，最为中国学界和读者熟知的身份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支持者。张维为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后留学瑞士，成为国际关系学者。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发现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都不成功，这使我对西方整个话语体系产生了怀疑。”他对本刊记者说。他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多次指出，基于他行走百国的经验，横向来看，中国发展道路是“最不坏”的。中国的未来，“不是所谓‘把故宫拆掉建白宫’，而是制度创新，建立超越西方的，更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张维为还说，“西方的‘中国崩溃论’持续了大约20年，现在已经崩溃了，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悲观预测都以失败告终。现在轮到国内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我估计不要20年”。他为此写出了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崛起，我们要有点历史感，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时候的情况，付出过多少代价。中国人最没有理由悲观，中国崛起的大势放在那里，不可阻挡。”他对本刊记者说。

    “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特征已经成型，而且应该坚持下去”
    《瞭望东方周刊》：担任翻译的经历，对于你后来人生中理解国际和中国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维为：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1983年开始，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特别是有机会替邓小平做了不少翻译。
    那时候我也很年轻，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多，才渐渐理解了什么叫具有超常视野的大政治家。他过去预测的很多事情、指出的很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比如说，他讲“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美国人如果了解后面这一句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金融危机了。
    记得一次邓小平与外宾谈到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外宾问他，为什么中国当时不担心苏联出兵干涉？苏联当时的军事实力比中国强很多。邓小平回答说，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邓小平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做大决定的时候，他总是把事情推到最坏的地步，然后看能不能应对，能够应对，他就做出决定了。
    这一点其实也适用于今天。美国高调地声称要“重返亚洲”，但它今天有能力再承担一场战争吗？如果它连小小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摆不平的话。所以战略上我们可以藐视对手，但战术上要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来发展的成功经验被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称为“中国模式”。你是“中国模式”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有学者认为，中国还在探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不能称之为“模式”。你如何看待？
    张维为：我讲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只是因为国际上把“中国道路”都称为“中国模式”，所以我用了国际上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这个“模式”，跟所谓“浦东模式”、“重庆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一样，就是指自己独特的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开放的，发展中的，可以不断完善的。
    但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特征已经成型，而且应该坚持下去。我在书中把它解构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八个基本特点。这是对中国比较行之有效的经验的一个总结。至于未来方向，当然不能是所谓的“拆掉故宫建白宫”，而只能是制度创新，我们要建立超越西方的、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我们也正在这样做。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这句话是真理。

    “基尼系数很难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来谈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在书中特别指出，以“基尼系数”等西方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发展是不客观的。为什么？
    张维为：西方制定的指标往往脱离非西方国家的国情，也脱离中国的国情。比如基尼系数就很难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我们中国收入最低的是农民，但我们进行过土地改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而9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农民既没有地也没有房。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怎么能说明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我们至少应该把农民的地和房子的价值也折算进去，再来进行横向比较，才会比较客观。但基尼系数不计算这些，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所以这个概念很难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
    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应该根据中国的民情国情出发，开发新的指标体系，然后推向国际。标准竞争毕竟是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在去年为本刊撰文说，美国人不能只看到中国总体GDP超越日本，中国人均GDP还差很远。
    张维为：人均GDP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概念。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所有关于中国的排名，只要引入两个因素，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第一个因素是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而不是官方汇率来进行计算。打个比方，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倍。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同样准备一顿饭，日本餐馆创造的GDP就比中国餐馆大10倍，以此类推，误差只会越来越大。
    一般认为，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结果更靠谱。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在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9年超过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12个老牌工业国经济总和，并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去浦东看一个朋友，他的房子买的时候是两万元一平米，现在是四万多一平米。楼下管物业的楼嫂以为我是来买房子的，跟我说，现在房子好贵啊，我一年的工资一平米都买不起。但我问她，你有没有房子？她一下子眉开眼笑，说她有三套。她是浦东的原住民，我帮她算了一下，她的房产约等于250万人民币。我告诉她，你有29万欧元的资产，比50%的瑞士人、50%的美国人资产都要富。过去30年，中国人总体财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无人可比。

   “在瑞士，35岁基本是不可能买得起房子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房价太高的问题？这会影响你对中国模式的判断吗？
    张维为：我看过《蜗居》，记得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们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两个人都不到35岁，要有自己的产权房子。在瑞士没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做不到。其实又有哪个发达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一般西方国家的典型的中产阶级，一辈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一套产权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大约为上海的一半。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某种意义上也展示了在中国模式指导下，中国迅速崛起的势头。
    我上海每次坐出租车，都跟司机聊天，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但我粗粗问了一下，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房产，平均1.5套。一半以上的人都付清了贷款。如果论资产，他们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是中产阶级。
    在欧洲，能拿到银行的放贷，就是对你中产阶级地位的确认。在瑞士，如果你房产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阶层，政府要征你“财富税”。这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方法，不让你付清贷款，让你更多地消费。
    我个人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这也是国际惯例。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但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赁和购房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长远看来，一定规模的移民海外对中国是利大于弊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现在不少中产阶级移民海外？
    张维为：我是最不担心移民问题的。海外移民我接触很多，我有一个粗略的计算，70%出去以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今后至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机会远远多于海外，多于所有发达国家机会的总和。所以今天移民，就要充分考虑好自己在经济上可能会蒙受的损失。实际上，中国现在的留学生每年回来的已经超过了每年出去的。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用的概念是“天下”，如果你有二三十年的战略眼光，一定规模的移民海外对中国利大于弊。
    我看到西方机构在中国做的民调，比如美国皮尤中心、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台湾大学的民调，基本上结论是一致的，就是70%~80%的中国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乐观的。
    我们可以在中国做一个民调，问两个问题：一是你对自己家乡，对中国这些年的总体变化基本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二是，你对今后5年、10年是乐观还是不乐观？我想大部分人会对国家的变化和未来持肯定的态度。
    但你拿同样的问题问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回答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最明显的是，你如果问一个欧洲的年轻人，你对未来是否乐观，能不能比你的父辈过得更好？他们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
    不管中国有多少问题，向前迈进的态势是非常稳健的。总体上一年比一年方方面面都有进步，这才使多数百姓形成了乐观的预期。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中国面对很多挑战，但我还是这个观点：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在这方面出现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我们也有可能解决得更好，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资源。对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态度是：先肯定、再改进，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在此基础上逐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样，一下子就全部否定。
    中国这样的国家崛起的规模、速度，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在欧洲，这样的崛起时代已经打了至少100场战争。中国没有任何一场战争。
    我做过统计，从1840年到1978年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太平时间没有超过9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怪圈，所以中国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再给中国10年的稳定，中国还会给世界更大的惊喜。

    中国要“通过自己原创的研究”，找到西方话语体系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做学者之后主要的工作之一，似乎是在向西方、特别是欧洲解释中国。你一般怎么面对他们尖锐的问题？
    张维为：我今年2月还要去海牙，到荷兰参议院讲中国发展模式。在欧洲讲中国，有时候难免要辩论一番。主要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太大。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辩论。比如他们总是说“中国入侵西藏”。对于这一点，我就实事求是地反问：如果是“入侵”，那么请你告诉我西藏是什么时候是独立的？他们说1912年辛亥革命后，西藏宣布过独立。那我就问：但那个所谓独立，有没有国际承认呢？你们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承认过西藏1912年的所谓“独立”。中国中央政府当时国家内乱，无暇自顾，但也没有承认。没有国际承认的独立能算是独立吗？这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事实，没有任何西方主权国家政府质疑过。
    事实上，对于国际上很多对中国不公正的指摘，我们都需要有一种除了理论上事实上的陈述之外，还要有一种比较简易的、别人能听懂的表述方式。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实际上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讲好。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瞭望东方周刊》：这牵涉到一个更大的软实力战略的问题，中国需要全面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对此你有什么建言？
    张维为：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的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我讲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在非洲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但西方可以一下子把我们污蔑得一塌糊涂，说我们在跟违反人权的政权打交道。我们现在官方的回应是，中国“不干涉内政”。这也是一种话语，但效果比较弱。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有道德优势的话语才是强势话语。所以我们可以说，根据中国人的理念，消除贫困就是促进人权，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权，因此中国帮助非洲消除贫困，就是促进非洲的人权，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碍别的国家帮助非洲消除贫困。这样的话语就强势得多。
    我们的学者要通过自己原创的研究，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西方的话语体系其实有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政治权利一定要比其他权利重要，如果你去多数国家的民众中做个民调，一定不是这个结果。在这方面我们的学者要进行独立的开发和研究，一旦突破就会海阔天空。而所有这些都还是战术层面的，在战略层面，最重要的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实质性崛起。归根到底，西方是承认实力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把解释中国的任务交给西方。中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都会来研究，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授都会来研究中国的成功故事，而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开始了。

张维为：中国崛起是很精彩的故事，但我们还没有讲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西方的‘中国崩溃论’持续了大约20年，现在已经崩溃了，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悲观预测都以失败告终。现在轮到国内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我估计不要20年”
    现在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的张维为，最为中国学界和读者熟知的身份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支持者。张维为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后留学瑞士，成为国际关系学者。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发现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都不成功，这使我对西方整个话语体系产生了怀疑。”他对本刊记者说。他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多次指出，基于他行走百国的经验，横向来看，中国发展道路是“最不坏”的。中国的未来，“不是所谓‘把故宫拆掉建白宫’，而是制度创新，建立超越西方的，更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张维为还说，“西方的‘中国崩溃论’持续了大约20年，现在已经崩溃了，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悲观预测都以失败告终。现在轮到国内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我估计不要20年”。他为此写出了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崛起，我们要有点历史感，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时候的情况，付出过多少代价。中国人最没有理由悲观，中国崛起的大势放在那里，不可阻挡。”他对本刊记者说。

    “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特征已经成型，而且应该坚持下去”
    《瞭望东方周刊》：担任翻译的经历，对于你后来人生中理解国际和中国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维为：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1983年开始，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特别是有机会替邓小平做了不少翻译。
    那时候我也很年轻，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多，才渐渐理解了什么叫具有超常视野的大政治家。他过去预测的很多事情、指出的很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比如说，他讲“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美国人如果了解后面这一句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金融危机了。
    记得一次邓小平与外宾谈到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外宾问他，为什么中国当时不担心苏联出兵干涉？苏联当时的军事实力比中国强很多。邓小平回答说，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邓小平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做大决定的时候，他总是把事情推到最坏的地步，然后看能不能应对，能够应对，他就做出决定了。
    这一点其实也适用于今天。美国高调地声称要“重返亚洲”，但它今天有能力再承担一场战争吗？如果它连小小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摆不平的话。所以战略上我们可以藐视对手，但战术上要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来发展的成功经验被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称为“中国模式”。你是“中国模式”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有学者认为，中国还在探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不能称之为“模式”。你如何看待？
    张维为：我讲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只是因为国际上把“中国道路”都称为“中国模式”，所以我用了国际上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这个“模式”，跟所谓“浦东模式”、“重庆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一样，就是指自己独特的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开放的，发展中的，可以不断完善的。
    但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特征已经成型，而且应该坚持下去。我在书中把它解构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八个基本特点。这是对中国比较行之有效的经验的一个总结。至于未来方向，当然不能是所谓的“拆掉故宫建白宫”，而只能是制度创新，我们要建立超越西方的、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我们也正在这样做。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这句话是真理。

    “基尼系数很难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来谈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在书中特别指出，以“基尼系数”等西方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发展是不客观的。为什么？
    张维为：西方制定的指标往往脱离非西方国家的国情，也脱离中国的国情。比如基尼系数就很难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我们中国收入最低的是农民，但我们进行过土地改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而9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农民既没有地也没有房。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怎么能说明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我们至少应该把农民的地和房子的价值也折算进去，再来进行横向比较，才会比较客观。但基尼系数不计算这些，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所以这个概念很难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
    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应该根据中国的民情国情出发，开发新的指标体系，然后推向国际。标准竞争毕竟是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在去年为本刊撰文说，美国人不能只看到中国总体GDP超越日本，中国人均GDP还差很远。
    张维为：人均GDP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概念。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所有关于中国的排名，只要引入两个因素，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第一个因素是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而不是官方汇率来进行计算。打个比方，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倍。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同样准备一顿饭，日本餐馆创造的GDP就比中国餐馆大10倍，以此类推，误差只会越来越大。
    一般认为，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结果更靠谱。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在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9年超过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12个老牌工业国经济总和，并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去浦东看一个朋友，他的房子买的时候是两万元一平米，现在是四万多一平米。楼下管物业的楼嫂以为我是来买房子的，跟我说，现在房子好贵啊，我一年的工资一平米都买不起。但我问她，你有没有房子？她一下子眉开眼笑，说她有三套。她是浦东的原住民，我帮她算了一下，她的房产约等于250万人民币。我告诉她，你有29万欧元的资产，比50%的瑞士人、50%的美国人资产都要富。过去30年，中国人总体财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无人可比。

   “在瑞士，35岁基本是不可能买得起房子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房价太高的问题？这会影响你对中国模式的判断吗？
    张维为：我看过《蜗居》，记得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们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两个人都不到35岁，要有自己的产权房子。在瑞士没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做不到。其实又有哪个发达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一般西方国家的典型的中产阶级，一辈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一套产权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大约为上海的一半。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某种意义上也展示了在中国模式指导下，中国迅速崛起的势头。
    我上海每次坐出租车，都跟司机聊天，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但我粗粗问了一下，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房产，平均1.5套。一半以上的人都付清了贷款。如果论资产，他们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是中产阶级。
    在欧洲，能拿到银行的放贷，就是对你中产阶级地位的确认。在瑞士，如果你房产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阶层，政府要征你“财富税”。这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方法，不让你付清贷款，让你更多地消费。
    我个人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这也是国际惯例。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但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赁和购房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长远看来，一定规模的移民海外对中国是利大于弊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现在不少中产阶级移民海外？
    张维为：我是最不担心移民问题的。海外移民我接触很多，我有一个粗略的计算，70%出去以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今后至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机会远远多于海外，多于所有发达国家机会的总和。所以今天移民，就要充分考虑好自己在经济上可能会蒙受的损失。实际上，中国现在的留学生每年回来的已经超过了每年出去的。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用的概念是“天下”，如果你有二三十年的战略眼光，一定规模的移民海外对中国利大于弊。
    我看到西方机构在中国做的民调，比如美国皮尤中心、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台湾大学的民调，基本上结论是一致的，就是70%~80%的中国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乐观的。
    我们可以在中国做一个民调，问两个问题：一是你对自己家乡，对中国这些年的总体变化基本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二是，你对今后5年、10年是乐观还是不乐观？我想大部分人会对国家的变化和未来持肯定的态度。
    但你拿同样的问题问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回答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最明显的是，你如果问一个欧洲的年轻人，你对未来是否乐观，能不能比你的父辈过得更好？他们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
    不管中国有多少问题，向前迈进的态势是非常稳健的。总体上一年比一年方方面面都有进步，这才使多数百姓形成了乐观的预期。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中国面对很多挑战，但我还是这个观点：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在这方面出现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我们也有可能解决得更好，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资源。对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态度是：先肯定、再改进，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在此基础上逐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样，一下子就全部否定。
    中国这样的国家崛起的规模、速度，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在欧洲，这样的崛起时代已经打了至少100场战争。中国没有任何一场战争。
    我做过统计，从1840年到1978年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太平时间没有超过9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怪圈，所以中国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再给中国10年的稳定，中国还会给世界更大的惊喜。

    中国要“通过自己原创的研究”，找到西方话语体系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做学者之后主要的工作之一，似乎是在向西方、特别是欧洲解释中国。你一般怎么面对他们尖锐的问题？
    张维为：我今年2月还要去海牙，到荷兰参议院讲中国发展模式。在欧洲讲中国，有时候难免要辩论一番。主要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太大。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辩论。比如他们总是说“中国入侵西藏”。对于这一点，我就实事求是地反问：如果是“入侵”，那么请你告诉我西藏是什么时候是独立的？他们说1912年辛亥革命后，西藏宣布过独立。那我就问：但那个所谓独立，有没有国际承认呢？你们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承认过西藏1912年的所谓“独立”。中国中央政府当时国家内乱，无暇自顾，但也没有承认。没有国际承认的独立能算是独立吗？这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事实，没有任何西方主权国家政府质疑过。
    事实上，对于国际上很多对中国不公正的指摘，我们都需要有一种除了理论上事实上的陈述之外，还要有一种比较简易的、别人能听懂的表述方式。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实际上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讲好。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瞭望东方周刊》：这牵涉到一个更大的软实力战略的问题，中国需要全面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对此你有什么建言？
    张维为：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的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我讲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在非洲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但西方可以一下子把我们污蔑得一塌糊涂，说我们在跟违反人权的政权打交道。我们现在官方的回应是，中国“不干涉内政”。这也是一种话语，但效果比较弱。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有道德优势的话语才是强势话语。所以我们可以说，根据中国人的理念，消除贫困就是促进人权，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权，因此中国帮助非洲消除贫困，就是促进非洲的人权，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碍别的国家帮助非洲消除贫困。这样的话语就强势得多。
    我们的学者要通过自己原创的研究，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西方的话语体系其实有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政治权利一定要比其他权利重要，如果你去多数国家的民众中做个民调，一定不是这个结果。在这方面我们的学者要进行独立的开发和研究，一旦突破就会海阔天空。而所有这些都还是战术层面的，在战略层面，最重要的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实质性崛起。归根到底，西方是承认实力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把解释中国的任务交给西方。中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都会来研究，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授都会来研究中国的成功故事，而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