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山西翼城活生生的例子，国家对开放二胎还是那么 ...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
http://www.cqcb.com/cbnews/instant/2010-10-12/284455.html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特约撰稿 梅岭 丁婷婷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
　　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
　　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
　　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令人震惊的是，25年后，这个试点县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什么是翼城
　　“30年前的翼城试点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梁中堂说。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其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同时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梁中堂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领导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我认为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而在听取了梁中堂和试点的介绍后，我同意他关于人口的算法，我认为是可行的。”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与梁一番谈话后，最终“花”落翼城。
　　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在试点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就是：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一位不到30岁的农村妇女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用一半是疑问、一半是哀怨和忧虑的眼神盯着我。这个图像一直到现在都十分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1988年的事，至今在梁中堂印象里不曾抹去。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在一开始便步入正轨，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的去进行“家访”，再到后面组织群众开群众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数据直观的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施行的30年间产生的负面影响，梁中堂不遗余力的四处奔走以寻求调整政策，但均告无果。“翼城我现在已经很少去了，我要做的是将那段历史记录下来。”梁说。
　　2009年，梁中堂与易富贤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提案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政策。今年两会，关于调整计划生育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30年前梁中堂就对“一胎化”政策会导致的影响进行过预判：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四二一家庭结构导致的压力正逐一的变成现实，被众多体制内外的学者反复研究并讨论，其中包括了当年的强硬派宋健、田雪原等人。但人口政策决策层对翼城县的试点尚无明确表态。
　　梁中堂感慨：“历史实际上是一股大势，而这是由民众构成的，我们能做的，也不过是在几十年人们谈及这问题时，会发现有我们在提出反对意见。”
　　“人口政策不要陷入教条主义”——专访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袁瑛 实习生 梅岭 丁婷婷 发自北京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它(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另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在变化。
　　事实上我们现在“二胎”的建议没超过马寅初先生，马寅初是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
　　胡鞍钢是中国高层智囊人士之一，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至今，此机构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他长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后来他的思想开始转向，2009年11月26日，他在《经济参考报》撰文《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提出应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指出：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一胎化政策当年是提倡，而非强制
　　南方周末：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为什么期限是30年？当时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胡鞍钢：当时它是按照一代人即25—30年为一个周期来考虑的。我认为当时确定这一政策时已经确认到2000年中国人口为12亿，人均收入已达到邓小平说提出的800美元到1000美元。这一政策主要是服从当时的经济目标。而1980年党中央提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实际上是提倡，不是完全强制性的，这就说明在30年后，根据当年的人口会有所减缓，建议调整政策。
　　南方周末：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有过变化吗？
　　胡鞍钢：可以说在二十多年前，我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现代化第一大的限制因素，到了1990年在我写的一篇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文章中，就换了另外一个思路：认为从当时到2015年，抚养系数还在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仍在提高的情况，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最好的时代。200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中国到2020年会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一个转变。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待热议调整计生政策？
　　胡鞍钢：一般我们的公共政策周期是7到8年，没有超过10年的政策，而且它都是适应性的进行调整。客观的说，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它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另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在变化。当时的政策我觉得它实现了在低收入条件下控制人口的目标，但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中等收入。生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确实需要政策辩论，因为它更加专业化，也更加知识化。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对待这些知识，可能后面的人就要不断地付出代价。
　　现在的二胎建议没有超越马寅初
　　南方周末：目前我国的人口状况如何？
　　胡鞍钢：自1991年江泽民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从8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2.7—2.8降到2000年的1.7—1.8，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国家，突然进入到“少子化阶段”。我定义的少子化阶段即生育率在1.8以下，如果现在城市不到1.3，那么就是过度少子化了。因此中国不光是老化问题，少子化问题也出现了。
　　南方周末：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调整？
　　胡鞍钢：我国人力资源、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提出这个政策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年，到2010年会达到9年以上，翻了一倍。因此简单地去看人口基数就有一定的问题了，在某种意义上，人力资本提高以后，其实它是个财富，消费财富，然后有消费市场，又是一个发展的动力。这是在30年前制定政策时不会想到的。所以，公共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当地进行调整，而不要陷入到我们所说的教条主义。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一胎化？
　　胡鞍钢：关于一胎的观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人口学界的主流了。中国的政策是这样的，首先看学术界，现在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界这个已经不是主流了。经济学界主流观点也赞同“二胎”。
　　我还觉得，(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亚洲地区形成共识了。三个月前，我参加了早稻田大学讨论亚洲一体化的会议，其中有一个专题就是人口问题，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调整人口政策的话就有点晚了。
　　南方周末：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胡鞍钢：北京大学的曾毅教授曾经提过“人口软着陆”，就是说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一对夫妇两个孩子，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软着陆。更详细的计划还有晚、稀、少，生一胎能不能隔三年甚至五年，他都有建立模型，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可惜“十一五”没有接受，我们2005年就弄这事了。
　　现在又面临“十二五”，有没有可能接受，我估计可能也比较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政策调整的过程。但是现在看来，调整势在必行，我觉得调不调已经没有必要争论了，只不过现在就是怎么调，既要避免生育高峰，同时平滑下去。
　　具体操作可能有待于计生部门育人口来做。现在还有上海和其他几个地区的试点。这些试点也在探索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最后会由实践来检验。
　　南方周末：您怎么评价中国人口政策30年？
　　胡鞍钢：总而言之，其实我们也是在调整前人错误代价的结果。早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提出计划生育的想法，像马寅初、孙本文、费孝通等学者也提出这些想法，很可惜当时没有成为国策。直到70年代初，中国人口太多了，毛泽东才说人口非控制不可。
　　实际上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后，它决定了后面的人要不断付出调整的代价。所以，它不是简单对30年前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从建国以后的政策就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建议没超过马寅初先生，马寅初是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
http://www.cqcb.com/cbnews/instant/2010-10-12/284455.html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特约撰稿 梅岭 丁婷婷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
　　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
　　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
　　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令人震惊的是，25年后，这个试点县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什么是翼城
　　“30年前的翼城试点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梁中堂说。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其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同时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梁中堂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领导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我认为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而在听取了梁中堂和试点的介绍后，我同意他关于人口的算法，我认为是可行的。”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与梁一番谈话后，最终“花”落翼城。
　　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在试点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就是：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一位不到30岁的农村妇女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用一半是疑问、一半是哀怨和忧虑的眼神盯着我。这个图像一直到现在都十分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1988年的事，至今在梁中堂印象里不曾抹去。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在一开始便步入正轨，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的去进行“家访”，再到后面组织群众开群众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数据直观的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施行的30年间产生的负面影响，梁中堂不遗余力的四处奔走以寻求调整政策，但均告无果。“翼城我现在已经很少去了，我要做的是将那段历史记录下来。”梁说。
　　2009年，梁中堂与易富贤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提案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政策。今年两会，关于调整计划生育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30年前梁中堂就对“一胎化”政策会导致的影响进行过预判：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四二一家庭结构导致的压力正逐一的变成现实，被众多体制内外的学者反复研究并讨论，其中包括了当年的强硬派宋健、田雪原等人。但人口政策决策层对翼城县的试点尚无明确表态。
　　梁中堂感慨：“历史实际上是一股大势，而这是由民众构成的，我们能做的，也不过是在几十年人们谈及这问题时，会发现有我们在提出反对意见。”
　　“人口政策不要陷入教条主义”——专访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袁瑛 实习生 梅岭 丁婷婷 发自北京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它(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另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在变化。
　　事实上我们现在“二胎”的建议没超过马寅初先生，马寅初是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
　　胡鞍钢是中国高层智囊人士之一，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至今，此机构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他长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后来他的思想开始转向，2009年11月26日，他在《经济参考报》撰文《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提出应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指出：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一胎化政策当年是提倡，而非强制
　　南方周末：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为什么期限是30年？当时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胡鞍钢：当时它是按照一代人即25—30年为一个周期来考虑的。我认为当时确定这一政策时已经确认到2000年中国人口为12亿，人均收入已达到邓小平说提出的800美元到1000美元。这一政策主要是服从当时的经济目标。而1980年党中央提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实际上是提倡，不是完全强制性的，这就说明在30年后，根据当年的人口会有所减缓，建议调整政策。
　　南方周末：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有过变化吗？
　　胡鞍钢：可以说在二十多年前，我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现代化第一大的限制因素，到了1990年在我写的一篇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文章中，就换了另外一个思路：认为从当时到2015年，抚养系数还在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仍在提高的情况，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最好的时代。200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中国到2020年会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一个转变。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待热议调整计生政策？
　　胡鞍钢：一般我们的公共政策周期是7到8年，没有超过10年的政策，而且它都是适应性的进行调整。客观的说，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它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另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在变化。当时的政策我觉得它实现了在低收入条件下控制人口的目标，但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中等收入。生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确实需要政策辩论，因为它更加专业化，也更加知识化。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对待这些知识，可能后面的人就要不断地付出代价。
　　现在的二胎建议没有超越马寅初
　　南方周末：目前我国的人口状况如何？
　　胡鞍钢：自1991年江泽民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从8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2.7—2.8降到2000年的1.7—1.8，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国家，突然进入到“少子化阶段”。我定义的少子化阶段即生育率在1.8以下，如果现在城市不到1.3，那么就是过度少子化了。因此中国不光是老化问题，少子化问题也出现了。
　　南方周末：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调整？
　　胡鞍钢：我国人力资源、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提出这个政策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年，到2010年会达到9年以上，翻了一倍。因此简单地去看人口基数就有一定的问题了，在某种意义上，人力资本提高以后，其实它是个财富，消费财富，然后有消费市场，又是一个发展的动力。这是在30年前制定政策时不会想到的。所以，公共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当地进行调整，而不要陷入到我们所说的教条主义。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一胎化？
　　胡鞍钢：关于一胎的观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人口学界的主流了。中国的政策是这样的，首先看学术界，现在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界这个已经不是主流了。经济学界主流观点也赞同“二胎”。
　　我还觉得，(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亚洲地区形成共识了。三个月前，我参加了早稻田大学讨论亚洲一体化的会议，其中有一个专题就是人口问题，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调整人口政策的话就有点晚了。
　　南方周末：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胡鞍钢：北京大学的曾毅教授曾经提过“人口软着陆”，就是说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一对夫妇两个孩子，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软着陆。更详细的计划还有晚、稀、少，生一胎能不能隔三年甚至五年，他都有建立模型，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可惜“十一五”没有接受，我们2005年就弄这事了。
　　现在又面临“十二五”，有没有可能接受，我估计可能也比较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政策调整的过程。但是现在看来，调整势在必行，我觉得调不调已经没有必要争论了，只不过现在就是怎么调，既要避免生育高峰，同时平滑下去。
　　具体操作可能有待于计生部门育人口来做。现在还有上海和其他几个地区的试点。这些试点也在探索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最后会由实践来检验。
　　南方周末：您怎么评价中国人口政策30年？
　　胡鞍钢：总而言之，其实我们也是在调整前人错误代价的结果。早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提出计划生育的想法，像马寅初、孙本文、费孝通等学者也提出这些想法，很可惜当时没有成为国策。直到70年代初，中国人口太多了，毛泽东才说人口非控制不可。
　　实际上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后，它决定了后面的人要不断付出调整的代价。所以，它不是简单对30年前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从建国以后的政策就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建议没超过马寅初先生，马寅初是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