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长平：别忘了警方早已“随手拍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0:29:56
长平
每一次看父母寻找被拐子女的报道，我都会真切地感受到“骨肉离散”这个词所形容的痛感。而那些将孩子拐骗之后致伤致残用以行乞致富的传说，总是令人不寒而栗。这些痛苦和恐惧的积累，理当构成改善社会环境的力量，却总是止步于“感动中国”式故事的循环。春节期间，数十万网民参与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活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果这场争论能够继续下去，倒是有希望揭示更多的真相，解决更多的问题。
活动发起者之一于建嵘教授，号召大家随手拍下行乞儿童的照片，传上他开设的微博专题，并由网民广为转发，希望能让家长们从中发现自己被拐的孩子。没想到活动进行得比想象更加不顺，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任何被拐孩子因此得到解救。于教授宣称将用这些照片建立档案，公安机关负责打拐的部门也响应道，将会重视这些肖像的辨识。
深圳的彭高峰夫妇找到被拐孩子的故事，被媒体作为该活动成果广泛报道。但是这个结果并非因为网民随手拍照，而且彭家被拐的孩子也并非在大街上乞讨，而是深受养父母宠爱，在乡村小学上学。行乞儿童与被拐儿童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并没有任何调查研究来予以证实。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更多的被拐孩子被买入了缺少子嗣的家庭，被当作自己的孩子养育着。因为有人建议说，假如号召大家见到小学生就随手拍下，发到网站传播，说不定也能让若干被拐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以发起“随手拍摄小学生解救被拐儿童”的活动吗？如果不能，那么障碍在哪里呢？
有人认为儿童行乞就等于自行放弃了隐私权，那么小学生走在大街上或者参加运动会呢？可以把这些小学生作为被拐嫌疑人传阅并建档吗？长期关注底层政治的于建嵘教授，不应该忽略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弱势人群极易被剥夺的人格权问题。又有人找出法律依据，说组织儿童乞讨是犯罪行为，因此拍摄乞儿没有问题。这个说法也得到警方的支持。我觉得奇怪的是，应该曝光并建档的到底是犯罪者还是受害者呢？拐卖妇女也是犯罪，你可以把被拐妇女而不是人贩子的照片贴出来传播吗？而且，“乞讨犯罪说”跟打拐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于是这个活动的支持者戏剧性地辩解道，“随手拍照”即便无助于打拐，也有利于禁乞。应该看到，这个活动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正是因为它跨越了两个现象：拐卖儿童令人愤怒，儿童行乞令人痛心；假如两者之间还有交集，那必然是人神共愤。问题是，如果说“随手拍照”让家长辨认还有想象中的操作可能的话，它又怎么实施禁乞呢？让警方通过乞儿照片找出他们的父母来予以惩罚吗？更何况，儿童是否有乞讨的权利，取决于社会的儿童福利政策。假如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贫困儿童只能在挨饿和乞讨之间选择，你会支持哪一项？
这两个问题倒还真有同一个待解的结，但那决不是网友随手拍照，而是政府部门承担职责——政府没有理由让儿童不行乞就只能挨饿。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打击那些好吃懒做的父母和心狠手辣的人贩子，恐怕才更有效果。
至于打击拐卖儿童的事，千万别相信警力和经费不够的说辞。这只是一个是否排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各地在对付拒绝强拆居民或其他上访民众的时候，警力和经费是多么的充裕，何等的浪费！彭高峰的辛酸寻子故事，恰好给“随手拍照”活动一个反讽：警方早已用纳税人的钱在大街小巷“随手拍照”，当初只需要调出监控录像来看一看，彭家就有可能免除这四年的痛苦生活。然而警方轻易拒绝了彭家的请求。
我无意否认参与活动者的善心，也看到网络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但是发动群众并不等同于建设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核心不是善心，而是权利意识。活动组织者一再宣称，有行动总比没有行动好。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反对质疑者的继续行动，那就是让全社会都以开放的姿态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家）http://www.jfdaily.com/a/1952386.htm长平
每一次看父母寻找被拐子女的报道，我都会真切地感受到“骨肉离散”这个词所形容的痛感。而那些将孩子拐骗之后致伤致残用以行乞致富的传说，总是令人不寒而栗。这些痛苦和恐惧的积累，理当构成改善社会环境的力量，却总是止步于“感动中国”式故事的循环。春节期间，数十万网民参与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活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果这场争论能够继续下去，倒是有希望揭示更多的真相，解决更多的问题。
活动发起者之一于建嵘教授，号召大家随手拍下行乞儿童的照片，传上他开设的微博专题，并由网民广为转发，希望能让家长们从中发现自己被拐的孩子。没想到活动进行得比想象更加不顺，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任何被拐孩子因此得到解救。于教授宣称将用这些照片建立档案，公安机关负责打拐的部门也响应道，将会重视这些肖像的辨识。
深圳的彭高峰夫妇找到被拐孩子的故事，被媒体作为该活动成果广泛报道。但是这个结果并非因为网民随手拍照，而且彭家被拐的孩子也并非在大街上乞讨，而是深受养父母宠爱，在乡村小学上学。行乞儿童与被拐儿童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并没有任何调查研究来予以证实。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更多的被拐孩子被买入了缺少子嗣的家庭，被当作自己的孩子养育着。因为有人建议说，假如号召大家见到小学生就随手拍下，发到网站传播，说不定也能让若干被拐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以发起“随手拍摄小学生解救被拐儿童”的活动吗？如果不能，那么障碍在哪里呢？
有人认为儿童行乞就等于自行放弃了隐私权，那么小学生走在大街上或者参加运动会呢？可以把这些小学生作为被拐嫌疑人传阅并建档吗？长期关注底层政治的于建嵘教授，不应该忽略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弱势人群极易被剥夺的人格权问题。又有人找出法律依据，说组织儿童乞讨是犯罪行为，因此拍摄乞儿没有问题。这个说法也得到警方的支持。我觉得奇怪的是，应该曝光并建档的到底是犯罪者还是受害者呢？拐卖妇女也是犯罪，你可以把被拐妇女而不是人贩子的照片贴出来传播吗？而且，“乞讨犯罪说”跟打拐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于是这个活动的支持者戏剧性地辩解道，“随手拍照”即便无助于打拐，也有利于禁乞。应该看到，这个活动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正是因为它跨越了两个现象：拐卖儿童令人愤怒，儿童行乞令人痛心；假如两者之间还有交集，那必然是人神共愤。问题是，如果说“随手拍照”让家长辨认还有想象中的操作可能的话，它又怎么实施禁乞呢？让警方通过乞儿照片找出他们的父母来予以惩罚吗？更何况，儿童是否有乞讨的权利，取决于社会的儿童福利政策。假如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贫困儿童只能在挨饿和乞讨之间选择，你会支持哪一项？
这两个问题倒还真有同一个待解的结，但那决不是网友随手拍照，而是政府部门承担职责——政府没有理由让儿童不行乞就只能挨饿。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打击那些好吃懒做的父母和心狠手辣的人贩子，恐怕才更有效果。
至于打击拐卖儿童的事，千万别相信警力和经费不够的说辞。这只是一个是否排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各地在对付拒绝强拆居民或其他上访民众的时候，警力和经费是多么的充裕，何等的浪费！彭高峰的辛酸寻子故事，恰好给“随手拍照”活动一个反讽：警方早已用纳税人的钱在大街小巷“随手拍照”，当初只需要调出监控录像来看一看，彭家就有可能免除这四年的痛苦生活。然而警方轻易拒绝了彭家的请求。
我无意否认参与活动者的善心，也看到网络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但是发动群众并不等同于建设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核心不是善心，而是权利意识。活动组织者一再宣称，有行动总比没有行动好。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反对质疑者的继续行动，那就是让全社会都以开放的姿态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家）http://www.jfdaily.com/a/1952386.htm
每一次看父母寻找被拐子女的报道，我都会真切地感受到“骨肉离散”这个词所形容的痛感。而那些将孩子拐骗之后致伤致残用以行乞致富的传说，总是令人不寒而栗。这些痛苦和恐惧的积累，理当构成改善社会环境的力量，却总是止步于“感动中国”式故事的循环。春节期间，数十万网民参与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活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果这场争论能够继续下去，倒是有希望揭示更多的真相，解决更多的问题。
活动发起者之一于建嵘教授，号召大家随手拍下行乞儿童的照片，传上他开设的微博专题，并由网民广为转发，希望能让家长们从中发现自己被拐的孩子。没想到活动进行得比想象更加不顺，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任何被拐孩子因此得到解救。于教授宣称将用这些照片建立档案，公安机关负责打拐的部门也响应道，将会重视这些肖像的辨识。
深圳的彭高峰夫妇找到被拐孩子的故事，被媒体作为该活动成果广泛报道。但是这个结果并非因为网民随手拍照，而且彭家被拐的孩子也并非在大街上乞讨，而是深受养父母宠爱，在乡村小学上学。行乞儿童与被拐儿童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并没有任何调查研究来予以证实。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更多的被拐孩子被买入了缺少子嗣的家庭，被当作自己的孩子养育着。因为有人建议说，假如号召大家见到小学生就随手拍下，发到网站传播，说不定也能让若干被拐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以发起“随手拍摄小学生解救被拐儿童”的活动吗？如果不能，那么障碍在哪里呢？
有人认为儿童行乞就等于自行放弃了隐私权，那么小学生走在大街上或者参加运动会呢？可以把这些小学生作为被拐嫌疑人传阅并建档吗？长期关注底层政治的于建嵘教授，不应该忽略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弱势人群极易被剥夺的人格权问题。又有人找出法律依据，说组织儿童乞讨是犯罪行为，因此拍摄乞儿没有问题。这个说法也得到警方的支持。我觉得奇怪的是，应该曝光并建档的到底是犯罪者还是受害者呢？拐卖妇女也是犯罪，你可以把被拐妇女而不是人贩子的照片贴出来传播吗？而且，“乞讨犯罪说”跟打拐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于是这个活动的支持者戏剧性地辩解道，“随手拍照”即便无助于打拐，也有利于禁乞。应该看到，这个活动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正是因为它跨越了两个现象：拐卖儿童令人愤怒，儿童行乞令人痛心；假如两者之间还有交集，那必然是人神共愤。问题是，如果说“随手拍照”让家长辨认还有想象中的操作可能的话，它又怎么实施禁乞呢？让警方通过乞儿照片找出他们的父母来予以惩罚吗？更何况，儿童是否有乞讨的权利，取决于社会的儿童福利政策。假如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贫困儿童只能在挨饿和乞讨之间选择，你会支持哪一项？
这两个问题倒还真有同一个待解的结，但那决不是网友随手拍照，而是政府部门承担职责——政府没有理由让儿童不行乞就只能挨饿。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打击那些好吃懒做的父母和心狠手辣的人贩子，恐怕才更有效果。
至于打击拐卖儿童的事，千万别相信警力和经费不够的说辞。这只是一个是否排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各地在对付拒绝强拆居民或其他上访民众的时候，警力和经费是多么的充裕，何等的浪费！彭高峰的辛酸寻子故事，恰好给“随手拍照”活动一个反讽：警方早已用纳税人的钱在大街小巷“随手拍照”，当初只需要调出监控录像来看一看，彭家就有可能免除这四年的痛苦生活。然而警方轻易拒绝了彭家的请求。
我无意否认参与活动者的善心，也看到网络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但是发动群众并不等同于建设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核心不是善心，而是权利意识。活动组织者一再宣称，有行动总比没有行动好。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反对质疑者的继续行动，那就是让全社会都以开放的姿态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家）http://www.jfdaily.com/a/1952386.htm长平
每一次看父母寻找被拐子女的报道，我都会真切地感受到“骨肉离散”这个词所形容的痛感。而那些将孩子拐骗之后致伤致残用以行乞致富的传说，总是令人不寒而栗。这些痛苦和恐惧的积累，理当构成改善社会环境的力量，却总是止步于“感动中国”式故事的循环。春节期间，数十万网民参与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活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果这场争论能够继续下去，倒是有希望揭示更多的真相，解决更多的问题。
活动发起者之一于建嵘教授，号召大家随手拍下行乞儿童的照片，传上他开设的微博专题，并由网民广为转发，希望能让家长们从中发现自己被拐的孩子。没想到活动进行得比想象更加不顺，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任何被拐孩子因此得到解救。于教授宣称将用这些照片建立档案，公安机关负责打拐的部门也响应道，将会重视这些肖像的辨识。
深圳的彭高峰夫妇找到被拐孩子的故事，被媒体作为该活动成果广泛报道。但是这个结果并非因为网民随手拍照，而且彭家被拐的孩子也并非在大街上乞讨，而是深受养父母宠爱，在乡村小学上学。行乞儿童与被拐儿童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并没有任何调查研究来予以证实。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更多的被拐孩子被买入了缺少子嗣的家庭，被当作自己的孩子养育着。因为有人建议说，假如号召大家见到小学生就随手拍下，发到网站传播，说不定也能让若干被拐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以发起“随手拍摄小学生解救被拐儿童”的活动吗？如果不能，那么障碍在哪里呢？
有人认为儿童行乞就等于自行放弃了隐私权，那么小学生走在大街上或者参加运动会呢？可以把这些小学生作为被拐嫌疑人传阅并建档吗？长期关注底层政治的于建嵘教授，不应该忽略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弱势人群极易被剥夺的人格权问题。又有人找出法律依据，说组织儿童乞讨是犯罪行为，因此拍摄乞儿没有问题。这个说法也得到警方的支持。我觉得奇怪的是，应该曝光并建档的到底是犯罪者还是受害者呢？拐卖妇女也是犯罪，你可以把被拐妇女而不是人贩子的照片贴出来传播吗？而且，“乞讨犯罪说”跟打拐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于是这个活动的支持者戏剧性地辩解道，“随手拍照”即便无助于打拐，也有利于禁乞。应该看到，这个活动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正是因为它跨越了两个现象：拐卖儿童令人愤怒，儿童行乞令人痛心；假如两者之间还有交集，那必然是人神共愤。问题是，如果说“随手拍照”让家长辨认还有想象中的操作可能的话，它又怎么实施禁乞呢？让警方通过乞儿照片找出他们的父母来予以惩罚吗？更何况，儿童是否有乞讨的权利，取决于社会的儿童福利政策。假如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贫困儿童只能在挨饿和乞讨之间选择，你会支持哪一项？
这两个问题倒还真有同一个待解的结，但那决不是网友随手拍照，而是政府部门承担职责——政府没有理由让儿童不行乞就只能挨饿。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打击那些好吃懒做的父母和心狠手辣的人贩子，恐怕才更有效果。
至于打击拐卖儿童的事，千万别相信警力和经费不够的说辞。这只是一个是否排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各地在对付拒绝强拆居民或其他上访民众的时候，警力和经费是多么的充裕，何等的浪费！彭高峰的辛酸寻子故事，恰好给“随手拍照”活动一个反讽：警方早已用纳税人的钱在大街小巷“随手拍照”，当初只需要调出监控录像来看一看，彭家就有可能免除这四年的痛苦生活。然而警方轻易拒绝了彭家的请求。
我无意否认参与活动者的善心，也看到网络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但是发动群众并不等同于建设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核心不是善心，而是权利意识。活动组织者一再宣称，有行动总比没有行动好。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反对质疑者的继续行动，那就是让全社会都以开放的姿态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家）http://www.jfdaily.com/a/1952386.htm
反体制斗士长平又出新作了？当初那篇《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才叫牛B。
反体制斗士长平又出新作了？当初那篇《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才叫牛B。
这个家伙不知道是有受虐意识还是真正的是一根搅屎棍,嫌被骂的不爽还是仍嫌粪坑里的石头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