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只能为游客唱歌跳舞吗

撰文：仲伟志



首先想说一下，我原来是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今天依然是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但十年来的采访和调查，已经使我从一个深绿色的、极端的环保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环保主义者。

在河西走廊、在云南漫湾大坝、在陕北、在三门峡、在四川都江堰上游的紫平铺，我曾经无比痛恨那些榨取土地的钢铁机械和那些淹没城池的高峡大坝，对那些出卖自然的所谓城市化、现代化也多持批评态度。我写过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也曾引起激烈的反弹。比如云南漫湾大坝的管理方，曾经状告我的文章与国外某些极端环保组织一个强调。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还是如实反映了被淹没村庄原住民的诉求，为他们鸣不平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当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决定了我还不能以更为宏观的角度去解读这个问题。

到了2004年12月，绿色和平公开指责一家世界著名造纸商在中国云南省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破坏了中国的环境”。一时之间，这家纸业巨头风声鹤唳。我去云南采访，见到了当时的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车志敏等等，也见到了那家企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当时说的一句话，对我震动非常之大。

他们说：“难道云南人民只有为北京、上海的游客唱歌跳舞的义务吗？”

其实，早在绿色和平之前，国内已有媒体批评这个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国家主管部门也曾派员调研。这让云南方面很是委屈，2004年的9月中旬，云南省政府邀请了部分记者与专家，从昆明到思茅，辗转考察了许多天，我当时也在其中。

在思茅山澜沧江畔，我们遇到了泥石流。我在江边看到，一农妇正趴在地上痛哭。原来，为清路面，施工人员将泥浆一古脑地推进了她家的果园。我气冲冲回到车上，请一位云南省政府官员下去制止。他也没有办法，反复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果树，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果树。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情形，如果不这样做，交通的确难以恢复，我们，以及更多的人，就只能在车上过夜。但我依然很郁闷，很气愤。我想，为什么不能事先与那农民商量，并给予补偿？我想，我回去写稿子时，一定不会为云南省政府说什么好话。但那一路很漫长，给了我们更多的交流时间。交流中我才感觉到，那位政府官员一路都非常难过。

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位政府官员当年曾在这一带插队多年，几十年来，云南对于他从来都不是迷人的旅程。他无须像我那样，跑到江边拍照才能发现艰难的民生。他对我说，你去揭开那家的锅盖看看，一定是马铃薯或者苞谷，他们一年四季吃这个。

正是这件偶然的事——而不是当地政府送给我的上好茶叶——导致了我后来在报道中没有说云南省政府的“坏话”，尽管我也把项目反对方的意见一一陈述。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郁闷，我的义愤，我的批判冲动，其实是基于对一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先验性看法，这种看法往往过于武断。

我的很多同行朋友坚定地站在了绿色和平组织这一边，他们认为，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带来了生态灾难，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当地社区埋下了不稳定因素。这一切，对云南省政府和那家世界著名造纸商形成了舆论高压。

后来，那家造纸商又组织了一批专家前往云南实地调查，以证实自己的清白。我也接到了邀请，没有成行。我想，项目一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否则有关各方不会如此投入。但是，即便是国家林业局的意见，云南省政府也有不同的说法。专家也各说各话，最后是很难厘清的。

对于云南省政府来说，那是在怒江水利开发计划受到批评之后，他们在工业强省战略中遇到的又一个难题。

正如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官员对我们所说，对于这些涉及生态保护的项目，专家的态度是以户口本来划分的：云南专家主上，云南之外的专家则大都反对。但是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割裂甚至是对立的状态呢？据我了解，云南专家主上，并不仅仅是受到了当地政府压力，他们有他们的考量，而这种考量往往被我们这些云南之外的人先入为主地否定了。

我们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裹胁，站到了这个地区的对立面。

我们甚至不想知道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在这片高原上，农民们种植苞谷，每年每亩地大约只收入150元，但地种一年后至少歇一年，因为地力跟不上。那些家境好一些的，主要是靠养猪、养牛、养鸡、养鸭，苞谷用来喂猪，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苞谷是他们的主食。他们甚至不能拥有健康的权利。

在后来，包括《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都引述过我报道的那句当事方的话：“难道云南人民只有为北京、上海的游客唱歌跳舞的义务吗？”

这句话，被许多人认为是情绪化的语言。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过这句话。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想起云南，或者想起四川等地，首先想到就是那里的生态资源必须保护，要让那广阔的森林和美丽的湖泊成为大地之肺，它们一旦被放纵，受到损害的将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其实，这种“大局观”的思想根源，就是要让欠发达地区继续承担发展成本，是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在关心森林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之外，关心过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和长期发展吗？潜意识里，我们恐怕是在关心自己的“后花园”受到危害，我们是希望这些地方为整个国家的山川秀美买单。在这样的意义框架中，欠发达地区的权利并没有被预设。

我们很少为在江苏、上海、广东建设这样的项目而义愤填膺吧。这些经济先发地区的项目，同样消耗着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资源，而其财政收入却很少转移支付。如果我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资源是动不得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另外的治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使西部地区走向进步。

有人会说，如果这些项目上马，在付出了生态代价之后，老百姓得不到什么实惠，相反却会滋生腐败。先生们，这是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与监督机制的问题，是如何让人民约束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地方政府，是要用肠胃和大脑同时思考的，而我们这些外省人，往往只用大脑思考。肠胃和大脑，各有各的程序，各有各的理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媒体人，在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上，我们应该少一些意气用事。不要以为我们意气用事就可以代表公众利益。实际上，在很多项目纠纷的背后，隐匿着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裂痕。这种隔阂导致我们彼此无视，各说各话，导致我们的社会只有局部理性，而缺乏整体理性。我希望我们媒体人，能够首先具备这种整体理性。

（本文是作者在“科学发展观与环境保护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原载《看天下》杂志2011年第1期）
http://yjsydl.blog.163.com/blog/static/135209335201103025158522/撰文：仲伟志



首先想说一下，我原来是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今天依然是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但十年来的采访和调查，已经使我从一个深绿色的、极端的环保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环保主义者。

在河西走廊、在云南漫湾大坝、在陕北、在三门峡、在四川都江堰上游的紫平铺，我曾经无比痛恨那些榨取土地的钢铁机械和那些淹没城池的高峡大坝，对那些出卖自然的所谓城市化、现代化也多持批评态度。我写过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也曾引起激烈的反弹。比如云南漫湾大坝的管理方，曾经状告我的文章与国外某些极端环保组织一个强调。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还是如实反映了被淹没村庄原住民的诉求，为他们鸣不平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当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决定了我还不能以更为宏观的角度去解读这个问题。

到了2004年12月，绿色和平公开指责一家世界著名造纸商在中国云南省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破坏了中国的环境”。一时之间，这家纸业巨头风声鹤唳。我去云南采访，见到了当时的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车志敏等等，也见到了那家企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当时说的一句话，对我震动非常之大。

他们说：“难道云南人民只有为北京、上海的游客唱歌跳舞的义务吗？”

其实，早在绿色和平之前，国内已有媒体批评这个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国家主管部门也曾派员调研。这让云南方面很是委屈，2004年的9月中旬，云南省政府邀请了部分记者与专家，从昆明到思茅，辗转考察了许多天，我当时也在其中。

在思茅山澜沧江畔，我们遇到了泥石流。我在江边看到，一农妇正趴在地上痛哭。原来，为清路面，施工人员将泥浆一古脑地推进了她家的果园。我气冲冲回到车上，请一位云南省政府官员下去制止。他也没有办法，反复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果树，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果树。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情形，如果不这样做，交通的确难以恢复，我们，以及更多的人，就只能在车上过夜。但我依然很郁闷，很气愤。我想，为什么不能事先与那农民商量，并给予补偿？我想，我回去写稿子时，一定不会为云南省政府说什么好话。但那一路很漫长，给了我们更多的交流时间。交流中我才感觉到，那位政府官员一路都非常难过。

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位政府官员当年曾在这一带插队多年，几十年来，云南对于他从来都不是迷人的旅程。他无须像我那样，跑到江边拍照才能发现艰难的民生。他对我说，你去揭开那家的锅盖看看，一定是马铃薯或者苞谷，他们一年四季吃这个。

正是这件偶然的事——而不是当地政府送给我的上好茶叶——导致了我后来在报道中没有说云南省政府的“坏话”，尽管我也把项目反对方的意见一一陈述。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郁闷，我的义愤，我的批判冲动，其实是基于对一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先验性看法，这种看法往往过于武断。

我的很多同行朋友坚定地站在了绿色和平组织这一边，他们认为，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带来了生态灾难，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当地社区埋下了不稳定因素。这一切，对云南省政府和那家世界著名造纸商形成了舆论高压。

后来，那家造纸商又组织了一批专家前往云南实地调查，以证实自己的清白。我也接到了邀请，没有成行。我想，项目一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否则有关各方不会如此投入。但是，即便是国家林业局的意见，云南省政府也有不同的说法。专家也各说各话，最后是很难厘清的。

对于云南省政府来说，那是在怒江水利开发计划受到批评之后，他们在工业强省战略中遇到的又一个难题。

正如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官员对我们所说，对于这些涉及生态保护的项目，专家的态度是以户口本来划分的：云南专家主上，云南之外的专家则大都反对。但是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割裂甚至是对立的状态呢？据我了解，云南专家主上，并不仅仅是受到了当地政府压力，他们有他们的考量，而这种考量往往被我们这些云南之外的人先入为主地否定了。

我们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裹胁，站到了这个地区的对立面。

我们甚至不想知道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在这片高原上，农民们种植苞谷，每年每亩地大约只收入150元，但地种一年后至少歇一年，因为地力跟不上。那些家境好一些的，主要是靠养猪、养牛、养鸡、养鸭，苞谷用来喂猪，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苞谷是他们的主食。他们甚至不能拥有健康的权利。

在后来，包括《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都引述过我报道的那句当事方的话：“难道云南人民只有为北京、上海的游客唱歌跳舞的义务吗？”

这句话，被许多人认为是情绪化的语言。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过这句话。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想起云南，或者想起四川等地，首先想到就是那里的生态资源必须保护，要让那广阔的森林和美丽的湖泊成为大地之肺，它们一旦被放纵，受到损害的将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其实，这种“大局观”的思想根源，就是要让欠发达地区继续承担发展成本，是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在关心森林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之外，关心过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和长期发展吗？潜意识里，我们恐怕是在关心自己的“后花园”受到危害，我们是希望这些地方为整个国家的山川秀美买单。在这样的意义框架中，欠发达地区的权利并没有被预设。

我们很少为在江苏、上海、广东建设这样的项目而义愤填膺吧。这些经济先发地区的项目，同样消耗着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资源，而其财政收入却很少转移支付。如果我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资源是动不得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另外的治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使西部地区走向进步。

有人会说，如果这些项目上马，在付出了生态代价之后，老百姓得不到什么实惠，相反却会滋生腐败。先生们，这是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与监督机制的问题，是如何让人民约束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地方政府，是要用肠胃和大脑同时思考的，而我们这些外省人，往往只用大脑思考。肠胃和大脑，各有各的程序，各有各的理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媒体人，在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上，我们应该少一些意气用事。不要以为我们意气用事就可以代表公众利益。实际上，在很多项目纠纷的背后，隐匿着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裂痕。这种隔阂导致我们彼此无视，各说各话，导致我们的社会只有局部理性，而缺乏整体理性。我希望我们媒体人，能够首先具备这种整体理性。

（本文是作者在“科学发展观与环境保护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原载《看天下》杂志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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