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笔墨抗战——唱和萨苏兄作品若干篇（转自西西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3:53:37
原作者：春秋的老胡
1、日军的传说：八路军队伍中有“日本军官”
萨苏兄的文章《土八路统计战果也犯错--清丰之战探秘》中，曾挖掘出这样的一件很有史料价值的日军传说：
在中方的史料之中，八路军的队伍里还真的有这种幽灵一样的“日本军官”。《胶东风云录》（烟台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胶东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亦有类似的回忆）。而根据这一具体记载，迟至1940年12月5日至10日掖县郭家店镇（书中误记为“薄家镇”）之前，胶东的日军之中，就有日本军官领导着一支八路军队伍的传说。这个“勇敢善战”的日本军官名叫“山岗少尉”。传说中，他带领的队伍被日军称为“八路军中的山岗兵团”。
我军攻占山东省掖县郭家店镇，是胶东抗战历史上一次很有名的主动进攻之战，《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序文》之中，写到胶东八路军“主动进攻敌伪的战役”，首先提到的就是“五打郭家店”（进攻郭家店镇持续了五天，先后有五次战斗）。
也就是郭家店的这场烽烟中，走出了一位著名抗日英雄任常伦。这位19岁参军，20岁入党，23岁殉国的胶东八路军战士，他的英雄之路就是从这一次向日伪军发动的主动进攻起步的。任常伦刚入伍时，部队极其缺少枪支，他作为新战士没有发到枪。攻打郭家店镇，是任常伦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正是在攻打郭家店镇的过程中，任常伦“用大刀同敌人拼杀，夺得三八式步枪一支”，从此这支在郭家店从日军手中夺取的三八枪，随着英雄在胶东大地上参加了120多次战斗，向着侵略者发出一颗又一颗子弹，给予日伪军有力的打击。英雄在郭家镇夺取、又用它创造了卓越战功的步枪，现在陈列在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见证胶东敌后抗日斗争的珍贵文物。而今天的山东栖霞市英灵山，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之下，也耸立着的任常伦铜像。铜像手握的钢枪，就是按照从郭家镇缴获的这把枪的造型铸造出的。
《掖县抗战时期大事记》这样记录了八路军围攻郭家店镇的概况：1940年12月初，“五旅十三团、十四团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对驻郭家店日伪军进行围攻。五日至十日，经五昼夜激战，将敌击溃，收复郭家店。是役，共毙伤日伪军一百四十余人，俘日军二人、伪军三十六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二十余支。”
战果中的“俘日军二人”，就引出了一段八路军队伍中“日本军官”的记录。
这被俘的两个日军士兵，实际上是主动投降的。八路军攻入郭家店，开始与日伪军展开巷战之后，“当时鬼子在北十字路口安了一挺重机枪，不断向四处扫射。为了避免伤亡，我军不走大街，都是从每家每户的前门冲向后门或后窗越墙而过。当时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只要向屋里的敌人投上几颗手榴弹，不是死就是伤”。郭家店镇的巷战之中，我军“把事先准备好的绑在竿子上的棉花或抓的公鸡蘸上火油，点燃屋顶上有鬼子的房子。鬼子被烧得鬼哭狼嚎，一个个从屋顶上滚跌下来”（见《莱州文史资料》第9辑）。胶东日人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渡边三郎等于战前也到了郭家店战场（胶东的“日本八路”小林清等多人已到延安学习，但渡边三郎恰是留在山东学习的，于是他得以参加围攻郭家店的这次战斗），我军刚发起进攻时，他们先在外围隐藏起来。在日军据守的房屋着了火的时候，渡边三郎等“日本八路”到达战地一线，用日语喊话：
“喂，投降吧”、“我们是日本人”、“八路军优待俘虏！”……
在“日本八路”的呼喊之下，“突然见两个日本小兵把枪扔了，从炮楼里跳了出来”，向正发起进攻的八路军投降。于是，围攻炮楼的枪声停歇了，变成了热烈的掌声。战士们一起鼓起了掌，高声喊着：“欢迎！欢迎！”
这两个日军士兵或许是曾经听过这样用汉语喊出的“欢迎”，那是日军强迫沦陷区的老百姓“夹道欢迎”时喊出的，那是被逼无奈的声音。但是现在这样发自内心的“欢迎”喊声，却是属于刚才围攻他们的八路军。华北日军的士兵普遍都是被欺骗说，八路军是迫害和杀戮日军被俘官兵的。也许，正是八路军的“欢迎”喊声和鼓掌声，首先打消了这两个日军士兵心中的疑惑。
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立即就立了功，他们两个人“接着又向我们提供了军事情报，说这里有多少人，多少枪，还说守在这个炮楼里的小队长已经被打死了，现在只有一个姓陈的翻译还在那里。正介绍着，那家伙果然从硝烟未熄的炮楼里探出头来，一个战士手急眼快，拍手就是一枪，那个汉奸惨叫了一声就丧命了。”
（投降士兵立功不止于此，其中一名投降的日军士兵叫冈本，郭家店被我军夺取后， 曾专门提到“被俘的冈本还揭露了日军内部的厌战情绪”。这样的揭露，无疑增强了我军的信心和斗志）
战斗告一段落之后，我军五旅政治部敌工科干事刘芳栋向那两个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介绍情况，跟他们说明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任务，“然后又一一地引见了渡边三郎等人”。
刚刚向炮楼喊话的渡边三郎，腰间插着一把手枪。他被俘的时候就是日军一个据点里的分遣队长，在八路军的队伍之中也成长为胶东日人反战同盟的负责人，不用说，其风度、威严一看就是一名军官。
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刚刚脱离官兵界限森严的日本军队，突然又面对一个“军官”形象的日本人，而且就是这个“军官”刚才用日语向他们喊话的，心理当然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一段日军中的传说就随之涌上了他们的心头。于是他们俩禁不住用惊讶的口气说：
“原来真有这事呀！在我们内部一直传说八路军里有个日本山岗兵团，说山岗少尉勇敢善战。今天，我们打了大败仗，原来就是败在八路军中的山岗兵团手里呀！”
最右侧站的就是渡边三郎：
两个日本士兵用日语说出的这些话，先听懂的当然是突然得了一个新名字“山岗少尉”的渡边三郎，但刘芳栋等八路军得敌工人员，在随后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时，却迅速发现这是开展心理战的又一契机。“后来，我们在配合战斗时，经常利用日军这种恐惧心理，大喊：‘山岗兵团来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结果把一些日本兵，特别那些初年兵真吓坏了，纷纷地缴械投降。”
萨苏兄推测，日军传说中八路军队伍的“日本军官”，他的最初真身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军官或士兵，后来被日军神化了。从中方史料的这记录分析，早先应是有少部分地区的日军听到反战同盟的喊话声，知道八路军之中有日本人，为了打了败仗不丢脸，于是渐渐以讹传讹产生了这样的传说。但从八路军开始借助这个传说，发动主动的心理战攻势起，这个说法就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席卷华北的日军各个部队。从胶东的掖县到冀南的清丰城，日军都在议论着八路军的队伍中有“日本军官”的传说……那么，也许是华北大地的日军军营中都曾议论过。这军官的姓也出现多个版本，但不论是他是姓“山岗”还是“山本”，都是很多日军士兵的一个噩梦。利用敌人心理最薄弱环节之一，展开有针对性的心理战以减少战斗中我军的损失，这充分展示出八路军的斗争策略。
“初年兵”，即是参军第一年的日本士兵。此时，随着日军的战线不断延长，日军的兵员渐渐出现不足的情况，不得不大批征集日本青年。这些日本的青年人被征发到日本军队中之前，听到的都是各种“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消息，看到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屡受八路军打击之后，思想会迅速陷入到迷茫中。而这些日军士兵因其视角的限制，不会了解日军究竟为什么会被“土八路”打败。迷茫的他们，这时宁愿选择相信这样的传说：其实没什么丢脸的，日军还是败给了日本的军官。有一个勇敢善战的日本军官，投奔八路军之后，率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兵团，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日军。
于是，用日语发出的“山岗兵团来了”的呐喊，就往往会实现让这些日军“初年兵”精神崩溃、缴械投降的效果。这些日军的士兵只有在被八路军俘虏后，来到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亲眼见到这群“土八路”的生活和斗争，亲眼见到军队和人民是可以有那样的“鱼水深情”，才有可能明白眼前这群装备低劣、补给不足的中国军人，为什么可以一次次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
渡边三郎其实也是这样完成转变的，这位八路军心理战攻势之中那位“山岗少尉”的原型，可不是被俘后就立即变身为“日本八路”战士。他是围攻郭家店前10个月的1940年2月22日（即刘芳栋回忆的农历正月十五日）才被我军俘虏的，而且被俘的时候，他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刘芳栋回忆在战场刚见到负了伤倒地的渡边三郎，“他突然拾起身旁一颗一碰引火帽就响的手榴弹，朝地上一碰，企图和周围的人同归于尽。但朝阳地面已化冻没有碰响。他又要碰，被我一脚将手榴弹踢飞。我让老乡把他的手脚绑在担架上，抬下战场。”
这样一个顽固的渡边三郎。被俘后通过亲眼目睹的事实和八路军给予他的教化，迅速放弃了武士道的错误思想，刘芳栋后来回忆道“渡边进步很大，懂得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渡边在反战同盟中是个核心，他的转变带动了别人的转变。所以他是支部长最好的人选。”
听说过这样传说的日军士兵，在向八路军的投降之后，也有许许多多陆续完成了渡边三郎这样的转变，成为了英勇的“日本八路”，和中国军民一起争取着抗战的胜利。原作者：春秋的老胡
1、日军的传说：八路军队伍中有“日本军官”
萨苏兄的文章《土八路统计战果也犯错--清丰之战探秘》中，曾挖掘出这样的一件很有史料价值的日军传说：
在中方的史料之中，八路军的队伍里还真的有这种幽灵一样的“日本军官”。《胶东风云录》（烟台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胶东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亦有类似的回忆）。而根据这一具体记载，迟至1940年12月5日至10日掖县郭家店镇（书中误记为“薄家镇”）之前，胶东的日军之中，就有日本军官领导着一支八路军队伍的传说。这个“勇敢善战”的日本军官名叫“山岗少尉”。传说中，他带领的队伍被日军称为“八路军中的山岗兵团”。
我军攻占山东省掖县郭家店镇，是胶东抗战历史上一次很有名的主动进攻之战，《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序文》之中，写到胶东八路军“主动进攻敌伪的战役”，首先提到的就是“五打郭家店”（进攻郭家店镇持续了五天，先后有五次战斗）。
也就是郭家店的这场烽烟中，走出了一位著名抗日英雄任常伦。这位19岁参军，20岁入党，23岁殉国的胶东八路军战士，他的英雄之路就是从这一次向日伪军发动的主动进攻起步的。任常伦刚入伍时，部队极其缺少枪支，他作为新战士没有发到枪。攻打郭家店镇，是任常伦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正是在攻打郭家店镇的过程中，任常伦“用大刀同敌人拼杀，夺得三八式步枪一支”，从此这支在郭家店从日军手中夺取的三八枪，随着英雄在胶东大地上参加了120多次战斗，向着侵略者发出一颗又一颗子弹，给予日伪军有力的打击。英雄在郭家镇夺取、又用它创造了卓越战功的步枪，现在陈列在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见证胶东敌后抗日斗争的珍贵文物。而今天的山东栖霞市英灵山，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之下，也耸立着的任常伦铜像。铜像手握的钢枪，就是按照从郭家镇缴获的这把枪的造型铸造出的。
《掖县抗战时期大事记》这样记录了八路军围攻郭家店镇的概况：1940年12月初，“五旅十三团、十四团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对驻郭家店日伪军进行围攻。五日至十日，经五昼夜激战，将敌击溃，收复郭家店。是役，共毙伤日伪军一百四十余人，俘日军二人、伪军三十六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二十余支。”
战果中的“俘日军二人”，就引出了一段八路军队伍中“日本军官”的记录。
这被俘的两个日军士兵，实际上是主动投降的。八路军攻入郭家店，开始与日伪军展开巷战之后，“当时鬼子在北十字路口安了一挺重机枪，不断向四处扫射。为了避免伤亡，我军不走大街，都是从每家每户的前门冲向后门或后窗越墙而过。当时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只要向屋里的敌人投上几颗手榴弹，不是死就是伤”。郭家店镇的巷战之中，我军“把事先准备好的绑在竿子上的棉花或抓的公鸡蘸上火油，点燃屋顶上有鬼子的房子。鬼子被烧得鬼哭狼嚎，一个个从屋顶上滚跌下来”（见《莱州文史资料》第9辑）。胶东日人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渡边三郎等于战前也到了郭家店战场（胶东的“日本八路”小林清等多人已到延安学习，但渡边三郎恰是留在山东学习的，于是他得以参加围攻郭家店的这次战斗），我军刚发起进攻时，他们先在外围隐藏起来。在日军据守的房屋着了火的时候，渡边三郎等“日本八路”到达战地一线，用日语喊话：
“喂，投降吧”、“我们是日本人”、“八路军优待俘虏！”……
在“日本八路”的呼喊之下，“突然见两个日本小兵把枪扔了，从炮楼里跳了出来”，向正发起进攻的八路军投降。于是，围攻炮楼的枪声停歇了，变成了热烈的掌声。战士们一起鼓起了掌，高声喊着：“欢迎！欢迎！”
这两个日军士兵或许是曾经听过这样用汉语喊出的“欢迎”，那是日军强迫沦陷区的老百姓“夹道欢迎”时喊出的，那是被逼无奈的声音。但是现在这样发自内心的“欢迎”喊声，却是属于刚才围攻他们的八路军。华北日军的士兵普遍都是被欺骗说，八路军是迫害和杀戮日军被俘官兵的。也许，正是八路军的“欢迎”喊声和鼓掌声，首先打消了这两个日军士兵心中的疑惑。
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立即就立了功，他们两个人“接着又向我们提供了军事情报，说这里有多少人，多少枪，还说守在这个炮楼里的小队长已经被打死了，现在只有一个姓陈的翻译还在那里。正介绍着，那家伙果然从硝烟未熄的炮楼里探出头来，一个战士手急眼快，拍手就是一枪，那个汉奸惨叫了一声就丧命了。”
（投降士兵立功不止于此，其中一名投降的日军士兵叫冈本，郭家店被我军夺取后， 曾专门提到“被俘的冈本还揭露了日军内部的厌战情绪”。这样的揭露，无疑增强了我军的信心和斗志）
战斗告一段落之后，我军五旅政治部敌工科干事刘芳栋向那两个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介绍情况，跟他们说明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任务，“然后又一一地引见了渡边三郎等人”。
刚刚向炮楼喊话的渡边三郎，腰间插着一把手枪。他被俘的时候就是日军一个据点里的分遣队长，在八路军的队伍之中也成长为胶东日人反战同盟的负责人，不用说，其风度、威严一看就是一名军官。
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刚刚脱离官兵界限森严的日本军队，突然又面对一个“军官”形象的日本人，而且就是这个“军官”刚才用日语向他们喊话的，心理当然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一段日军中的传说就随之涌上了他们的心头。于是他们俩禁不住用惊讶的口气说：
“原来真有这事呀！在我们内部一直传说八路军里有个日本山岗兵团，说山岗少尉勇敢善战。今天，我们打了大败仗，原来就是败在八路军中的山岗兵团手里呀！”
最右侧站的就是渡边三郎：
两个日本士兵用日语说出的这些话，先听懂的当然是突然得了一个新名字“山岗少尉”的渡边三郎，但刘芳栋等八路军得敌工人员，在随后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时，却迅速发现这是开展心理战的又一契机。“后来，我们在配合战斗时，经常利用日军这种恐惧心理，大喊：‘山岗兵团来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结果把一些日本兵，特别那些初年兵真吓坏了，纷纷地缴械投降。”
萨苏兄推测，日军传说中八路军队伍的“日本军官”，他的最初真身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军官或士兵，后来被日军神化了。从中方史料的这记录分析，早先应是有少部分地区的日军听到反战同盟的喊话声，知道八路军之中有日本人，为了打了败仗不丢脸，于是渐渐以讹传讹产生了这样的传说。但从八路军开始借助这个传说，发动主动的心理战攻势起，这个说法就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席卷华北的日军各个部队。从胶东的掖县到冀南的清丰城，日军都在议论着八路军的队伍中有“日本军官”的传说……那么，也许是华北大地的日军军营中都曾议论过。这军官的姓也出现多个版本，但不论是他是姓“山岗”还是“山本”，都是很多日军士兵的一个噩梦。利用敌人心理最薄弱环节之一，展开有针对性的心理战以减少战斗中我军的损失，这充分展示出八路军的斗争策略。
“初年兵”，即是参军第一年的日本士兵。此时，随着日军的战线不断延长，日军的兵员渐渐出现不足的情况，不得不大批征集日本青年。这些日本的青年人被征发到日本军队中之前，听到的都是各种“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消息，看到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屡受八路军打击之后，思想会迅速陷入到迷茫中。而这些日军士兵因其视角的限制，不会了解日军究竟为什么会被“土八路”打败。迷茫的他们，这时宁愿选择相信这样的传说：其实没什么丢脸的，日军还是败给了日本的军官。有一个勇敢善战的日本军官，投奔八路军之后，率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兵团，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日军。
于是，用日语发出的“山岗兵团来了”的呐喊，就往往会实现让这些日军“初年兵”精神崩溃、缴械投降的效果。这些日军的士兵只有在被八路军俘虏后，来到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亲眼见到这群“土八路”的生活和斗争，亲眼见到军队和人民是可以有那样的“鱼水深情”，才有可能明白眼前这群装备低劣、补给不足的中国军人，为什么可以一次次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
渡边三郎其实也是这样完成转变的，这位八路军心理战攻势之中那位“山岗少尉”的原型，可不是被俘后就立即变身为“日本八路”战士。他是围攻郭家店前10个月的1940年2月22日（即刘芳栋回忆的农历正月十五日）才被我军俘虏的，而且被俘的时候，他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刘芳栋回忆在战场刚见到负了伤倒地的渡边三郎，“他突然拾起身旁一颗一碰引火帽就响的手榴弹，朝地上一碰，企图和周围的人同归于尽。但朝阳地面已化冻没有碰响。他又要碰，被我一脚将手榴弹踢飞。我让老乡把他的手脚绑在担架上，抬下战场。”
这样一个顽固的渡边三郎。被俘后通过亲眼目睹的事实和八路军给予他的教化，迅速放弃了武士道的错误思想，刘芳栋后来回忆道“渡边进步很大，懂得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渡边在反战同盟中是个核心，他的转变带动了别人的转变。所以他是支部长最好的人选。”
听说过这样传说的日军士兵，在向八路军的投降之后，也有许许多多陆续完成了渡边三郎这样的转变，成为了英勇的“日本八路”，和中国军民一起争取着抗战的胜利。
1、日军的传说：八路军队伍中有“日本军官”
萨苏兄的文章《土八路统计战果也犯错--清丰之战探秘》中，曾挖掘出这样的一件很有史料价值的日军传说：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城墙上去指挥保安队，而后突围出来的南乐县日本联络官松田称攻城的中国军队作战队形严整，火力搭配合理，有一名军官镇定自若地“阵头指挥”。松田认为这个军官很可能是日军中一直传说的“山本队长”。
所谓“山本队长”，是当时华北日军中一个至今弄不明白的传说，据说是一个投了八路的日本军官。这个“山本队长”为何会投八路，有种种说法，或者说他是因为导致相好的慰安妇怀孕，因慰安妇被强迫堕胎致死，叛变出去的；或者说他是日本的共产党，作为军事人才，受苏联的命令随军到华北寻机加入八路军（这个曲线比国军那个“曲线救国”更神奇）；或者说他是揭发上层军官指挥错误，遭到打击后一怒投了八路施展指挥才华的。总之，这个“山本队长”和熟悉日军情况而又不共戴天，于是，有时一贯游击的八路忽然打了一个精彩的正规战，日军就常常会将其归为是碰上了“山本队长”。因为这种传说毫无根据，所以会出现昨天“山本队长”还在河北打掉了日军一个小队，今天就跑到山西破掉某个炮楼的事情，更显得此人奇妙无比。
其实，这个幽灵一样的“山本队长”的存在，不但日军上层从不承认，在八路军的资料中，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在中方的史料之中，八路军的队伍里还真的有这种幽灵一样的“日本军官”。《胶东风云录》（烟台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胶东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亦有类似的回忆）。而根据这一具体记载，迟至1940年12月5日至10日掖县郭家店镇（书中误记为“薄家镇”）之前，胶东的日军之中，就有日本军官领导着一支八路军队伍的传说。这个“勇敢善战”的日本军官名叫“山岗少尉”。传说中，他带领的队伍被日军称为“八路军中的山岗兵团”。
我军攻占山东省掖县郭家店镇，是胶东抗战历史上一次很有名的主动进攻之战，《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序文》之中，写到胶东八路军“主动进攻敌伪的战役”，首先提到的就是“五打郭家店”（进攻郭家店镇持续了五天，先后有五次战斗）。
也就是郭家店的这场烽烟中，走出了一位著名抗日英雄任常伦。这位19岁参军，20岁入党，23岁殉国的胶东八路军战士，他的英雄之路就是从这一次向日伪军发动的主动进攻起步的。任常伦刚入伍时，部队极其缺少枪支，他作为新战士没有发到枪。攻打郭家店镇，是任常伦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正是在攻打郭家店镇的过程中，任常伦“用大刀同敌人拼杀，夺得三八式步枪一支”，从此这支在郭家店从日军手中夺取的三八枪，随着英雄在胶东大地上参加了120多次战斗，向着侵略者发出一颗又一颗子弹，给予日伪军有力的打击。英雄在郭家镇夺取、又用它创造了卓越战功的步枪，现在陈列在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见证胶东敌后抗日斗争的珍贵文物。而今天的山东栖霞市英灵山，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之下，也耸立着的任常伦铜像。铜像手握的钢枪，就是按照从郭家镇缴获的这把枪的造型铸造出的。
《掖县抗战时期大事记》这样记录了八路军围攻郭家店镇的概况：1940年12月初，“五旅十三团、十四团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对驻郭家店日伪军进行围攻。五日至十日，经五昼夜激战，将敌击溃，收复郭家店。是役，共毙伤日伪军一百四十余人，俘日军二人、伪军三十六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二十余支。”
战果中的“俘日军二人”，就引出了一段八路军队伍中“日本军官”的记录。
这被俘的两个日军士兵，实际上是主动投降的。八路军攻入郭家店，开始与日伪军展开巷战之后，“当时鬼子在北十字路口安了一挺重机枪，不断向四处扫射。为了避免伤亡，我军不走大街，都是从每家每户的前门冲向后门或后窗越墙而过。当时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只要向屋里的敌人投上几颗手榴弹，不是死就是伤”。郭家店镇的巷战之中，我军“把事先准备好的绑在竿子上的棉花或抓的公鸡蘸上火油，点燃屋顶上有鬼子的房子。鬼子被烧得鬼哭狼嚎，一个个从屋顶上滚跌下来”（见《莱州文史资料》第9辑）。胶东日人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渡边三郎等于战前也到了郭家店战场（胶东的“日本八路”小林清等多人已到延安学习，但渡边三郎恰是留在山东学习的，于是他得以参加围攻郭家店的这次战斗），我军刚发起进攻时，他们先在外围隐藏起来。在日军据守的房屋着了火的时候，渡边三郎等“日本八路”到达战地一线，用日语喊话：
“喂，投降吧”、“我们是日本人”、“八路军优待俘虏！”……
在“日本八路”的呼喊之下，“突然见两个日本小兵把枪扔了，从炮楼里跳了出来”，向正发起进攻的八路军投降。于是，围攻炮楼的枪声停歇了，变成了热烈的掌声。战士们一起鼓起了掌，高声喊着：“欢迎！欢迎！”
这两个日军士兵或许是曾经听过这样用汉语喊出的“欢迎”，那是日军强迫沦陷区的老百姓“夹道欢迎”时喊出的，那是被逼无奈的声音。但是现在这样发自内心的“欢迎”喊声，却是属于刚才围攻他们的八路军。华北日军的士兵普遍都是被欺骗说，八路军是迫害和杀戮日军被俘官兵的。也许，正是八路军的“欢迎”喊声和鼓掌声，首先打消了这两个日军士兵心中的疑惑。
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立即就立了功，他们两个人“接着又向我们提供了军事情报，说这里有多少人，多少枪，还说守在这个炮楼里的小队长已经被打死了，现在只有一个姓陈的翻译还在那里。正介绍着，那家伙果然从硝烟未熄的炮楼里探出头来，一个战士手急眼快，拍手就是一枪，那个汉奸惨叫了一声就丧命了。”
（投降士兵立功不止于此，其中一名投降的日军士兵叫冈本，郭家店被我军夺取后， 曾专门提到“被俘的冈本还揭露了日军内部的厌战情绪”。这样的揭露，无疑增强了我军的信心和斗志）
战斗告一段落之后，我军五旅政治部敌工科干事刘芳栋向那两个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介绍情况，跟他们说明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任务，“然后又一一地引见了渡边三郎等人”。
刚刚向炮楼喊话的渡边三郎，腰间插着一把手枪。他被俘的时候就是日军一个据点里的分遣队长，在八路军的队伍之中也成长为胶东日人反战同盟的负责人，不用说，其风度、威严一看就是一名军官。
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刚刚脱离官兵界限森严的日本军队，突然又面对一个“军官”形象的日本人，而且就是这个“军官”刚才用日语向他们喊话的，心理当然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一段日军中的传说就随之涌上了他们的心头。于是他们俩禁不住用惊讶的口气说：
“原来真有这事呀！在我们内部一直传说八路军里有个日本山岗兵团，说山岗少尉勇敢善战。今天，我们打了大败仗，原来就是败在八路军中的山岗兵团手里呀！”
最右侧站的就是渡边三郎：
两个日本士兵用日语说出的这些话，先听懂的当然是突然得了一个新名字“山岗少尉”的渡边三郎，但刘芳栋等八路军得敌工人员，在随后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时，却迅速发现这是开展心理战的又一契机。“后来，我们在配合战斗时，经常利用日军这种恐惧心理，大喊：‘山岗兵团来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结果把一些日本兵，特别那些初年兵真吓坏了，纷纷地缴械投降。”
萨苏兄推测，日军传说中八路军队伍的“日本军官”，他的最初真身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军官或士兵，后来被日军神化了。从中方史料的这记录分析，早先应是有少部分地区的日军听到反战同盟的喊话声，知道八路军之中有日本人，为了打了败仗不丢脸，于是渐渐以讹传讹产生了这样的传说。但从八路军开始借助这个传说，发动主动的心理战攻势起，这个说法就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席卷华北的日军各个部队。从胶东的掖县到冀南的清丰城，日军都在议论着八路军的队伍中有“日本军官”的传说……那么，也许是华北大地的日军军营中都曾议论过。这军官的姓也出现多个版本，但不论是他是姓“山岗”还是“山本”，都是很多日军士兵的一个噩梦。利用敌人心理最薄弱环节之一，展开有针对性的心理战以减少战斗中我军的损失，这充分展示出八路军的斗争策略。
“初年兵”，即是参军第一年的日本士兵。此时，随着日军的战线不断延长，日军的兵员渐渐出现不足的情况，不得不大批征集日本青年。这些日本的青年人被征发到日本军队中之前，听到的都是各种“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消息，看到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屡受八路军打击之后，思想会迅速陷入到迷茫中。而这些日军士兵因其视角的限制，不会了解日军究竟为什么会被“土八路”打败。迷茫的他们，这时宁愿选择相信这样的传说：其实没什么丢脸的，日军还是败给了日本的军官。有一个勇敢善战的日本军官，投奔八路军之后，率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兵团，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日军。
于是，用日语发出的“山岗兵团来了”的呐喊，就往往会实现让这些日军“初年兵”精神崩溃、缴械投降的效果。这些日军的士兵只有在被八路军俘虏后，来到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亲眼见到这群“土八路”的生活和斗争，亲眼见到军队和人民是可以有那样的“鱼水深情”，才有可能明白眼前这群装备低劣、补给不足的中国军人，为什么可以一次次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
渡边三郎其实也是这样完成转变的，这位八路军心理战攻势之中那位“山岗少尉”的原型，可不是被俘后就立即变身为“日本八路”战士。他是围攻郭家店前10个月的1940年2月22日（即刘芳栋回忆的农历正月十五日）才被我军俘虏的，而且被俘的时候，他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刘芳栋回忆在战场刚见到负了伤倒地的渡边三郎，“他突然拾起身旁一颗一碰引火帽就响的手榴弹，朝地上一碰，企图和周围的人同归于尽。但朝阳地面已化冻没有碰响。他又要碰，被我一脚将手榴弹踢飞。我让老乡把他的手脚绑在担架上，抬下战场。”
这样一个顽固的渡边三郎。被俘后通过亲眼目睹的事实和八路军给予他的教化，迅速放弃了武士道的错误思想，刘芳栋后来回忆道“渡边进步很大，懂得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渡边在反战同盟中是个核心，他的转变带动了别人的转变。所以他是支部长最好的人选。”
听说过这样传说的日军士兵，在向八路军的投降之后，也有许许多多陆续完成了渡边三郎这样的转变，成为了英勇的“日本八路”，和中国军民一起争取着抗战的胜利。原作者：春秋的老胡
1、日军的传说：八路军队伍中有“日本军官”
萨苏兄的文章《土八路统计战果也犯错--清丰之战探秘》中，曾挖掘出这样的一件很有史料价值的日军传说：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城墙上去指挥保安队，而后突围出来的南乐县日本联络官松田称攻城的中国军队作战队形严整，火力搭配合理，有一名军官镇定自若地“阵头指挥”。松田认为这个军官很可能是日军中一直传说的“山本队长”。
所谓“山本队长”，是当时华北日军中一个至今弄不明白的传说，据说是一个投了八路的日本军官。这个“山本队长”为何会投八路，有种种说法，或者说他是因为导致相好的慰安妇怀孕，因慰安妇被强迫堕胎致死，叛变出去的；或者说他是日本的共产党，作为军事人才，受苏联的命令随军到华北寻机加入八路军（这个曲线比国军那个“曲线救国”更神奇）；或者说他是揭发上层军官指挥错误，遭到打击后一怒投了八路施展指挥才华的。总之，这个“山本队长”和熟悉日军情况而又不共戴天，于是，有时一贯游击的八路忽然打了一个精彩的正规战，日军就常常会将其归为是碰上了“山本队长”。因为这种传说毫无根据，所以会出现昨天“山本队长”还在河北打掉了日军一个小队，今天就跑到山西破掉某个炮楼的事情，更显得此人奇妙无比。
其实，这个幽灵一样的“山本队长”的存在，不但日军上层从不承认，在八路军的资料中，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在中方的史料之中，八路军的队伍里还真的有这种幽灵一样的“日本军官”。《胶东风云录》（烟台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胶东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亦有类似的回忆）。而根据这一具体记载，迟至1940年12月5日至10日掖县郭家店镇（书中误记为“薄家镇”）之前，胶东的日军之中，就有日本军官领导着一支八路军队伍的传说。这个“勇敢善战”的日本军官名叫“山岗少尉”。传说中，他带领的队伍被日军称为“八路军中的山岗兵团”。
我军攻占山东省掖县郭家店镇，是胶东抗战历史上一次很有名的主动进攻之战，《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序文》之中，写到胶东八路军“主动进攻敌伪的战役”，首先提到的就是“五打郭家店”（进攻郭家店镇持续了五天，先后有五次战斗）。
也就是郭家店的这场烽烟中，走出了一位著名抗日英雄任常伦。这位19岁参军，20岁入党，23岁殉国的胶东八路军战士，他的英雄之路就是从这一次向日伪军发动的主动进攻起步的。任常伦刚入伍时，部队极其缺少枪支，他作为新战士没有发到枪。攻打郭家店镇，是任常伦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正是在攻打郭家店镇的过程中，任常伦“用大刀同敌人拼杀，夺得三八式步枪一支”，从此这支在郭家店从日军手中夺取的三八枪，随着英雄在胶东大地上参加了120多次战斗，向着侵略者发出一颗又一颗子弹，给予日伪军有力的打击。英雄在郭家镇夺取、又用它创造了卓越战功的步枪，现在陈列在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见证胶东敌后抗日斗争的珍贵文物。而今天的山东栖霞市英灵山，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之下，也耸立着的任常伦铜像。铜像手握的钢枪，就是按照从郭家镇缴获的这把枪的造型铸造出的。
《掖县抗战时期大事记》这样记录了八路军围攻郭家店镇的概况：1940年12月初，“五旅十三团、十四团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对驻郭家店日伪军进行围攻。五日至十日，经五昼夜激战，将敌击溃，收复郭家店。是役，共毙伤日伪军一百四十余人，俘日军二人、伪军三十六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二十余支。”
战果中的“俘日军二人”，就引出了一段八路军队伍中“日本军官”的记录。
这被俘的两个日军士兵，实际上是主动投降的。八路军攻入郭家店，开始与日伪军展开巷战之后，“当时鬼子在北十字路口安了一挺重机枪，不断向四处扫射。为了避免伤亡，我军不走大街，都是从每家每户的前门冲向后门或后窗越墙而过。当时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只要向屋里的敌人投上几颗手榴弹，不是死就是伤”。郭家店镇的巷战之中，我军“把事先准备好的绑在竿子上的棉花或抓的公鸡蘸上火油，点燃屋顶上有鬼子的房子。鬼子被烧得鬼哭狼嚎，一个个从屋顶上滚跌下来”（见《莱州文史资料》第9辑）。胶东日人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渡边三郎等于战前也到了郭家店战场（胶东的“日本八路”小林清等多人已到延安学习，但渡边三郎恰是留在山东学习的，于是他得以参加围攻郭家店的这次战斗），我军刚发起进攻时，他们先在外围隐藏起来。在日军据守的房屋着了火的时候，渡边三郎等“日本八路”到达战地一线，用日语喊话：
“喂，投降吧”、“我们是日本人”、“八路军优待俘虏！”……
在“日本八路”的呼喊之下，“突然见两个日本小兵把枪扔了，从炮楼里跳了出来”，向正发起进攻的八路军投降。于是，围攻炮楼的枪声停歇了，变成了热烈的掌声。战士们一起鼓起了掌，高声喊着：“欢迎！欢迎！”
这两个日军士兵或许是曾经听过这样用汉语喊出的“欢迎”，那是日军强迫沦陷区的老百姓“夹道欢迎”时喊出的，那是被逼无奈的声音。但是现在这样发自内心的“欢迎”喊声，却是属于刚才围攻他们的八路军。华北日军的士兵普遍都是被欺骗说，八路军是迫害和杀戮日军被俘官兵的。也许，正是八路军的“欢迎”喊声和鼓掌声，首先打消了这两个日军士兵心中的疑惑。
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立即就立了功，他们两个人“接着又向我们提供了军事情报，说这里有多少人，多少枪，还说守在这个炮楼里的小队长已经被打死了，现在只有一个姓陈的翻译还在那里。正介绍着，那家伙果然从硝烟未熄的炮楼里探出头来，一个战士手急眼快，拍手就是一枪，那个汉奸惨叫了一声就丧命了。”
（投降士兵立功不止于此，其中一名投降的日军士兵叫冈本，郭家店被我军夺取后， 曾专门提到“被俘的冈本还揭露了日军内部的厌战情绪”。这样的揭露，无疑增强了我军的信心和斗志）
战斗告一段落之后，我军五旅政治部敌工科干事刘芳栋向那两个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介绍情况，跟他们说明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任务，“然后又一一地引见了渡边三郎等人”。
刚刚向炮楼喊话的渡边三郎，腰间插着一把手枪。他被俘的时候就是日军一个据点里的分遣队长，在八路军的队伍之中也成长为胶东日人反战同盟的负责人，不用说，其风度、威严一看就是一名军官。
这两个投降的日本士兵刚刚脱离官兵界限森严的日本军队，突然又面对一个“军官”形象的日本人，而且就是这个“军官”刚才用日语向他们喊话的，心理当然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一段日军中的传说就随之涌上了他们的心头。于是他们俩禁不住用惊讶的口气说：
“原来真有这事呀！在我们内部一直传说八路军里有个日本山岗兵团，说山岗少尉勇敢善战。今天，我们打了大败仗，原来就是败在八路军中的山岗兵团手里呀！”
最右侧站的就是渡边三郎：
两个日本士兵用日语说出的这些话，先听懂的当然是突然得了一个新名字“山岗少尉”的渡边三郎，但刘芳栋等八路军得敌工人员，在随后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时，却迅速发现这是开展心理战的又一契机。“后来，我们在配合战斗时，经常利用日军这种恐惧心理，大喊：‘山岗兵团来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结果把一些日本兵，特别那些初年兵真吓坏了，纷纷地缴械投降。”
萨苏兄推测，日军传说中八路军队伍的“日本军官”，他的最初真身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军官或士兵，后来被日军神化了。从中方史料的这记录分析，早先应是有少部分地区的日军听到反战同盟的喊话声，知道八路军之中有日本人，为了打了败仗不丢脸，于是渐渐以讹传讹产生了这样的传说。但从八路军开始借助这个传说，发动主动的心理战攻势起，这个说法就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席卷华北的日军各个部队。从胶东的掖县到冀南的清丰城，日军都在议论着八路军的队伍中有“日本军官”的传说……那么，也许是华北大地的日军军营中都曾议论过。这军官的姓也出现多个版本，但不论是他是姓“山岗”还是“山本”，都是很多日军士兵的一个噩梦。利用敌人心理最薄弱环节之一，展开有针对性的心理战以减少战斗中我军的损失，这充分展示出八路军的斗争策略。
“初年兵”，即是参军第一年的日本士兵。此时，随着日军的战线不断延长，日军的兵员渐渐出现不足的情况，不得不大批征集日本青年。这些日本的青年人被征发到日本军队中之前，听到的都是各种“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消息，看到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屡受八路军打击之后，思想会迅速陷入到迷茫中。而这些日军士兵因其视角的限制，不会了解日军究竟为什么会被“土八路”打败。迷茫的他们，这时宁愿选择相信这样的传说：其实没什么丢脸的，日军还是败给了日本的军官。有一个勇敢善战的日本军官，投奔八路军之后，率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兵团，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日军。
于是，用日语发出的“山岗兵团来了”的呐喊，就往往会实现让这些日军“初年兵”精神崩溃、缴械投降的效果。这些日军的士兵只有在被八路军俘虏后，来到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亲眼见到这群“土八路”的生活和斗争，亲眼见到军队和人民是可以有那样的“鱼水深情”，才有可能明白眼前这群装备低劣、补给不足的中国军人，为什么可以一次次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
渡边三郎其实也是这样完成转变的，这位八路军心理战攻势之中那位“山岗少尉”的原型，可不是被俘后就立即变身为“日本八路”战士。他是围攻郭家店前10个月的1940年2月22日（即刘芳栋回忆的农历正月十五日）才被我军俘虏的，而且被俘的时候，他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刘芳栋回忆在战场刚见到负了伤倒地的渡边三郎，“他突然拾起身旁一颗一碰引火帽就响的手榴弹，朝地上一碰，企图和周围的人同归于尽。但朝阳地面已化冻没有碰响。他又要碰，被我一脚将手榴弹踢飞。我让老乡把他的手脚绑在担架上，抬下战场。”
这样一个顽固的渡边三郎。被俘后通过亲眼目睹的事实和八路军给予他的教化，迅速放弃了武士道的错误思想，刘芳栋后来回忆道“渡边进步很大，懂得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渡边在反战同盟中是个核心，他的转变带动了别人的转变。所以他是支部长最好的人选。”
听说过这样传说的日军士兵，在向八路军的投降之后，也有许许多多陆续完成了渡边三郎这样的转变，成为了英勇的“日本八路”，和中国军民一起争取着抗战的胜利。
2、当八路军炮兵出现在日军的炮楼前面
清丰战斗中，我军的炮兵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丰县城的城墙被我军突破后，敌人猬集伪县政府围寨内负隅顽抗。这围寨就是当地老乡提到的“二道城”。参战的我军曾回忆“围寨位于城内东北角，四周筑有6米高的围墙，四角各有一个2层碉堡，构成火力交叉体系。”
日军苦心修筑这样规模的围墙、碉堡，我军若是没有炮兵支援，仅靠步兵实施攻坚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于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三旅（兼鲁西军区）七团的那一门著名的九二步兵炮（现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出现在伪县政府围寨的前方。这次战斗这门炮只打了一发炮弹，而就是这一发炮弹打出了突破口。
七团的这门九二步兵炮：
(注：1945年5月这门炮炸膛，拍摄这张照片时，已是重新仿造炮身的“盖亮步兵炮”。于是，造型有一些不像原装的九二步兵炮)
七团副参谋长徐仲禹的回忆文章《清丰之战》记载了炮击伪县政府围寨的详情： “约5点30分，天已亮，即下令开炮……九二步兵炮开炮，一炮打在炮楼下层，轰隆一声，烟雾消失后即看到炮楼底层打开了—个大洞……五连二排长朱怀泉带突击队直奔炮楼的炮洞。在楼下层横躺着敌人7具尸体。二排五班长段玉生和战土张金祥踏尸而过，穿过炮洞，夺占了炮楼底层，占领了楼门……”
当八路军炮兵出现在日军的“乌龟壳”的面前，我军的攻城拔寨就变得简单多了。
拔据点、拔炮楼，是人们一旦提到华北平原抗战的，立即就会想起的词语。在华北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形上，日伪军进行防御作战，竟建立炮楼这样的高耸建筑物，也就是欺负八路军没几门炮。我军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
“所谓‘据点’，就是以少量的日伪军驻守的砖木结构碉堡式的炮楼。这种炮楼并不是铜墙铁壁，不过是外壕、鹿砦围护下的单砖墙两层或三层楼的一种防御体系，敌人凭籍这种十里一碉，五里一堡的连锁式防御，却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白天可以从枪孔和楼顶监视我们的行动，一旦我军来进攻时又可以利用它固守待援，以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条件不易打开，如强攻则会遭到较大的伤亡，因此，当时的敌我斗争焦点就是敌人设据点，我们拔据点，也叫做‘拔钉子’。这就是平原根据地在1940年以后到1944年前除了敌人大规模集结兵力的‘扫荡’和我们反‘扫荡’之外的主要斗争形式，或者说，所谓反封锁，反蚕食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和敌人所安下的碉堡据点的战斗过程。然而，要打据点(就是打炮楼)，以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条件，只能是偷袭加强攻，乘其不备一举冲过外壕树起云梯爬上碉堡向枪孔塞炸药，投手榴弹，或用炸药炸毁其墙壁，打开缺口，冲人碉堡……运用这种手段攻击敌人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那是靠了我军战士的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和伪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或者利用内线关系赚开城门……等因素得来的，若论进攻力量则存在不小的困难，最明显的就是敌人有恃无恐地欺侮我们没有炮……”（见《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版）
日军和伪军“有恃无恐地欺侮我们没有炮”，才敢于在华北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修这样造型的炮楼：
曾任八路军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中，也有这样的感叹：
“敌人对我进行‘囚笼政策’，在平原大修碉堡、炮楼，安据点，我们那时没有炮，要摧毁它，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有时日军一个小队住在一起守着据点碉堡，我们也一时奈何不得。我们也曾缴获过一点迫击炮，也缴过几门山炮，但都因缺炮弹，没法用。炸药也没有。攻据点有时就采取土工作业，挖地道，用土炸药炸，需要时间不少，还要受很多条件限制……如果我军那时有九二步兵炮，有山炮、迫击炮，有黄色炸药，子弹充足，那就好多了，我军的攻坚能力会增强好多倍。有了这些，敌人要搞‘囚笼政策’，摘格子网就困难多了，即使敌人这样搞，他的伤亡就会大多了。所以说，武器虽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但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我军普遍缺乏火炮的情况下，华北平原抗战取得如此战绩，本身就是一段英勇抗争的壮歌。
如果我军的一个团有一门炮，那华北敌后的斗争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呢？前面提到攻打清丰城的七团，有一门九二步兵炮（根据地为此有这样的民谣：“八分区有两件宝，七团加大炮！”），那就说说七团的战斗。
1941年元旦前夕，七团的老领导、已担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曾思玉，随司令员一起到了七团，向他们祝贺新年，同时检查这一段时期以来部队冬季整训的成果。曾思玉在讲话中，直接给七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和敌伪斗争的主要焦点是打据点和安据点的斗争。我们需要些什么条件？”
这一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七团上下其实和曾思玉的想法一致：需要夺取一门炮！
这是曾思玉第三次下决心夺取日军的步兵炮，“1937年秋天，曾思玉同志在汾离公路三次伏击的张庄战斗中，就曾经有过一次带一个排去夺取日军九二步兵炮的勇敢行为。当时日寇气焰嚣张，在窑洞中顽抗，猛烈的火力使这次夺炮未能奏效”。1940年初秋季节，曾思玉率部开辟巨野以南地区的时候…又一次试图夺取九二步兵炮但没有取得成功。
这一次动员之后才几天，1941年七团的第一个歼灭战——1月8日打响的潘溪渡伏击战，七团成功从日军手中缴获一门九二步兵炮。没炮弹，这门炮依旧只是摆设。我军又费劲千辛万苦仿造九二步兵炮的炮弹，到1943年，这门炮终于可以使用。七团的敌后斗争形势，也随即就发生改观。
“在冀鲁豫边区，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是在咱们八路军里有一个老七团。同时也几乎都知道七团有一门小钢炮，专打鬼子汉奸的炮楼、据点。有时候不用打，那些汉奸队听说老七团来了就干脆投降或逃之夭夭，有时候炮对准了炮楼还没有开火，敌人就投降了，有些伪军的家属，父母妻子也常常到据点去劝说那些当汉奸的子弟们，告诉他们七团可是某月某日带着炮来了……”
不用开炮就可以迫使伪军投降的具体情况，曾思玉有这样的回忆：
“1943年4月鄄城伪军王文贤部在鄄北张殿庄安据点，在村东西两头修了两座炮楼，用于‘蚕食’鄄城以北我抗日根据地。我第八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长李程和政治部锄奸科长戚先初率领分区特务连、炮兵连、七团第三连配合鄄北县基干大队和民兵，对张殿庄伪军据点开展政治攻势。先召集附近村庄的伪军家属，让他们看九二步兵炮，动员他们接近东面炮楼去喊话：‘七团把炮拉来了，你们快投降吧!不然八路军就要开炮打炮楼啦……’经过约一小时的喊话，东炮楼的伪军举出白旗投降了。我们立即组织投降伪军军官观看九二步兵炮，由他们带着伪军家属又到村西炮楼去喊话，很快西炮楼的伪军也打着白旗投降了，就这样一枪未放一炮未打就解决了两座炮楼。”
甚至，没有炮弹的情况下，就凭借这门炮本身，也就有办法让伪军乖乖投降——
“在炮弹全部打完的情况下，采取“兵不厌诈”的计谋……（1944年8月）在围攻高庄集据点时，有意选择暴露的地形，构筑炮兵阵地，让据点内的敌人可以看到九二步兵炮，再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向敌人说明利害关系。伪军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举着白旗缴械投降。”
若是碰到躲进炮楼之中负隅顽抗到底的日伪军，那这门炮是不会留情的。比如，清丰之战得前半年，我军攻取寿张之战中，我军也是用这门炮轻轻松松打开突破口。曾思玉《回忆七团急袭寿张之战》一文中提到这门炮的威力：
1943年12月26日下午十五时，“分区炮兵连对寿张城西门进行抵近射击，只发射了几发炮弹就把城门打开一个洞，分区特务连乘虚而入，七团各营也分途迅速突入城内，当即将伪警备队、伪县政府分别包围。在我大军压境的声势震撼下，敌人魂飞魄散，兵无斗志、官无战心，真是不堪一击，仅数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共毙伤敌数十人，生俘伪大队长刘志德以下四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六挺，掷弹筒三具，步枪三百余支”。
而1945年5月17日，曾思玉麾下部队参加的步炮协同夺取东平县城的战斗，日军的炮楼在我军的炮火下，成为这样一个模样：
解恨！
七团的斗争事迹其实是一个缩影，八路军各部队仅有的那几门炮，在敌后的抗战之中，战斗力都是几乎发挥到极致。
一个团哪怕只有一门缴获的步兵炮，斗争局面就可以完全不一样。然而，日军一直严防八路军缴获到步兵炮，依靠远远落后于日军的装备，歼灭携带步兵炮的日军部队以实现夺炮，无疑是困难的（在山东战场我军和日伪军斗争形势渐趋顺利的“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也只一共缴获山炮一门）。
而国军手中抗战初期就有德械、苏械的火炮，却都不愿补给八路军。这些国军严格掌控，就是不准许给八路军的装备，却一批批被日军缴获，成为与中国军队作战的利器。
被日军缴获的汤恩伯部的武器：
甚至，到了抗战后期，美械装备源源不断运到中国之后，还发生这样的情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司令部参谋长（44年底担任副司令）汤尧的回忆录，有一段记载——
1944年7月，史迪威给军委会后方勤务部一份备忘录，质问该部补给单位为什么独独没有18集团军，同属中国抗日部队，应给以同样的补给，以增加战斗力量。该部就拟定对18集团军的补给计划，并在计划上附一发给18集团军朱总司令的电稿，这一稿案由汤尧参谋长提请部长俞飞鹏执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这一位俞飞鹏部长（他是蒋介石的老乡），他看到补给18集团军的计划草案后的回应，很简单也很明确：
“谁叫你们这样计划的，不是关照过你们不要补给奸军吗？”“下次再要这样糊涂，就报告委员长，以勾结奸匪论罪。”
于是，绝大部分我军部队都始终在没有装备炮兵的的情况下，坚持敌后的作战。也就是在这样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的我军，一次又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不断扩展敌后根据地。他们不仅从日军手中夺炮，更从侵略军手中夺回一片又一片沦陷的河山。
拥有足够的炮兵，也一直成为八路军将领心中的愿望。到抗战胜利前夕，我军发起大反攻的时候，仍普遍缺乏火炮。朱德总司令于1945年8月6日致信中央指出，我军“遇到碉堡及运动战中的临时工事，经常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因为炮兵不强的缘故”。8月9日，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明确指出发展炮兵的任务：“准备反攻现在已成为实际。要准备九十个团，每个团要有一个炮兵连，以便解决敌人的堡垒。”
此时，一支拥有强大步兵的人民军队，已在持续八年与日伪军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正在向沦陷区各地发起猛烈的反攻。拥有强大炮兵的憧憬，也正一步步通过大反攻之中收缴日军武器，变成不再遥远的现实。而就在大方发起之时，一首《炮兵进行曲》，也正随着日益壮大的我军炮兵的行列，开始久久的回荡：
“我们的炮兵在战斗里成长，我们一天天地越强壮。从来不怕危险，我们有力量克服困难。毛主席告诉我们斗争的方向，朱总司令引导我们前进。团结一致似钢铁，和人民在一起奔向前程……”
清丰战斗中，我军的炮兵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丰县城的城墙被我军突破后，敌人猬集伪县政府围寨内负隅顽抗。这围寨就是当地老乡提到的“二道城”。参战的我军曾回忆“围寨位于城内东北角，四周筑有6米高的围墙，四角各有一个2层碉堡，构成火力交叉体系。”
日军苦心修筑这样规模的围墙、碉堡，我军若是没有炮兵支援，仅靠步兵实施攻坚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于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三旅（兼鲁西军区）七团的那一门著名的九二步兵炮（现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出现在伪县政府围寨的前方。这次战斗这门炮只打了一发炮弹，而就是这一发炮弹打出了突破口。
七团的这门九二步兵炮：
(注：1945年5月这门炮炸膛，拍摄这张照片时，已是重新仿造炮身的“盖亮步兵炮”。于是，造型有一些不像原装的九二步兵炮)
七团副参谋长徐仲禹的回忆文章《清丰之战》记载了炮击伪县政府围寨的详情： “约5点30分，天已亮，即下令开炮……九二步兵炮开炮，一炮打在炮楼下层，轰隆一声，烟雾消失后即看到炮楼底层打开了—个大洞……五连二排长朱怀泉带突击队直奔炮楼的炮洞。在楼下层横躺着敌人7具尸体。二排五班长段玉生和战土张金祥踏尸而过，穿过炮洞，夺占了炮楼底层，占领了楼门……”
当八路军炮兵出现在日军的“乌龟壳”的面前，我军的攻城拔寨就变得简单多了。
拔据点、拔炮楼，是人们一旦提到华北平原抗战的，立即就会想起的词语。在华北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形上，日伪军进行防御作战，竟建立炮楼这样的高耸建筑物，也就是欺负八路军没几门炮。我军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
“所谓‘据点’，就是以少量的日伪军驻守的砖木结构碉堡式的炮楼。这种炮楼并不是铜墙铁壁，不过是外壕、鹿砦围护下的单砖墙两层或三层楼的一种防御体系，敌人凭籍这种十里一碉，五里一堡的连锁式防御，却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白天可以从枪孔和楼顶监视我们的行动，一旦我军来进攻时又可以利用它固守待援，以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条件不易打开，如强攻则会遭到较大的伤亡，因此，当时的敌我斗争焦点就是敌人设据点，我们拔据点，也叫做‘拔钉子’。这就是平原根据地在1940年以后到1944年前除了敌人大规模集结兵力的‘扫荡’和我们反‘扫荡’之外的主要斗争形式，或者说，所谓反封锁，反蚕食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和敌人所安下的碉堡据点的战斗过程。然而，要打据点(就是打炮楼)，以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条件，只能是偷袭加强攻，乘其不备一举冲过外壕树起云梯爬上碉堡向枪孔塞炸药，投手榴弹，或用炸药炸毁其墙壁，打开缺口，冲人碉堡……运用这种手段攻击敌人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那是靠了我军战士的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和伪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或者利用内线关系赚开城门……等因素得来的，若论进攻力量则存在不小的困难，最明显的就是敌人有恃无恐地欺侮我们没有炮……”（见《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版）
日军和伪军“有恃无恐地欺侮我们没有炮”，才敢于在华北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修这样造型的炮楼：
曾任八路军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中，也有这样的感叹：
“敌人对我进行‘囚笼政策’，在平原大修碉堡、炮楼，安据点，我们那时没有炮，要摧毁它，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有时日军一个小队住在一起守着据点碉堡，我们也一时奈何不得。我们也曾缴获过一点迫击炮，也缴过几门山炮，但都因缺炮弹，没法用。炸药也没有。攻据点有时就采取土工作业，挖地道，用土炸药炸，需要时间不少，还要受很多条件限制……如果我军那时有九二步兵炮，有山炮、迫击炮，有黄色炸药，子弹充足，那就好多了，我军的攻坚能力会增强好多倍。有了这些，敌人要搞‘囚笼政策’，摘格子网就困难多了，即使敌人这样搞，他的伤亡就会大多了。所以说，武器虽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但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我军普遍缺乏火炮的情况下，华北平原抗战取得如此战绩，本身就是一段英勇抗争的壮歌。
如果我军的一个团有一门炮，那华北敌后的斗争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呢？前面提到攻打清丰城的七团，有一门九二步兵炮（根据地为此有这样的民谣：“八分区有两件宝，七团加大炮！”），那就说说七团的战斗。
1941年元旦前夕，七团的老领导、已担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曾思玉，随司令员一起到了七团，向他们祝贺新年，同时检查这一段时期以来部队冬季整训的成果。曾思玉在讲话中，直接给七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和敌伪斗争的主要焦点是打据点和安据点的斗争。我们需要些什么条件？”
这一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七团上下其实和曾思玉的想法一致：需要夺取一门炮！
这是曾思玉第三次下决心夺取日军的步兵炮，“1937年秋天，曾思玉同志在汾离公路三次伏击的张庄战斗中，就曾经有过一次带一个排去夺取日军九二步兵炮的勇敢行为。当时日寇气焰嚣张，在窑洞中顽抗，猛烈的火力使这次夺炮未能奏效”。1940年初秋季节，曾思玉率部开辟巨野以南地区的时候…又一次试图夺取九二步兵炮但没有取得成功。
这一次动员之后才几天，1941年七团的第一个歼灭战——1月8日打响的潘溪渡伏击战，七团成功从日军手中缴获一门九二步兵炮。没炮弹，这门炮依旧只是摆设。我军又费劲千辛万苦仿造九二步兵炮的炮弹，到1943年，这门炮终于可以使用。七团的敌后斗争形势，也随即就发生改观。
“在冀鲁豫边区，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是在咱们八路军里有一个老七团。同时也几乎都知道七团有一门小钢炮，专打鬼子汉奸的炮楼、据点。有时候不用打，那些汉奸队听说老七团来了就干脆投降或逃之夭夭，有时候炮对准了炮楼还没有开火，敌人就投降了，有些伪军的家属，父母妻子也常常到据点去劝说那些当汉奸的子弟们，告诉他们七团可是某月某日带着炮来了……”
不用开炮就可以迫使伪军投降的具体情况，曾思玉有这样的回忆：
“1943年4月鄄城伪军王文贤部在鄄北张殿庄安据点，在村东西两头修了两座炮楼，用于‘蚕食’鄄城以北我抗日根据地。我第八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长李程和政治部锄奸科长戚先初率领分区特务连、炮兵连、七团第三连配合鄄北县基干大队和民兵，对张殿庄伪军据点开展政治攻势。先召集附近村庄的伪军家属，让他们看九二步兵炮，动员他们接近东面炮楼去喊话：‘七团把炮拉来了，你们快投降吧!不然八路军就要开炮打炮楼啦……’经过约一小时的喊话，东炮楼的伪军举出白旗投降了。我们立即组织投降伪军军官观看九二步兵炮，由他们带着伪军家属又到村西炮楼去喊话，很快西炮楼的伪军也打着白旗投降了，就这样一枪未放一炮未打就解决了两座炮楼。”
甚至，没有炮弹的情况下，就凭借这门炮本身，也就有办法让伪军乖乖投降——
“在炮弹全部打完的情况下，采取“兵不厌诈”的计谋……（1944年8月）在围攻高庄集据点时，有意选择暴露的地形，构筑炮兵阵地，让据点内的敌人可以看到九二步兵炮，再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向敌人说明利害关系。伪军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举着白旗缴械投降。”
若是碰到躲进炮楼之中负隅顽抗到底的日伪军，那这门炮是不会留情的。比如，清丰之战得前半年，我军攻取寿张之战中，我军也是用这门炮轻轻松松打开突破口。曾思玉《回忆七团急袭寿张之战》一文中提到这门炮的威力：
1943年12月26日下午十五时，“分区炮兵连对寿张城西门进行抵近射击，只发射了几发炮弹就把城门打开一个洞，分区特务连乘虚而入，七团各营也分途迅速突入城内，当即将伪警备队、伪县政府分别包围。在我大军压境的声势震撼下，敌人魂飞魄散，兵无斗志、官无战心，真是不堪一击，仅数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共毙伤敌数十人，生俘伪大队长刘志德以下四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六挺，掷弹筒三具，步枪三百余支”。
而1945年5月17日，曾思玉麾下部队参加的步炮协同夺取东平县城的战斗，日军的炮楼在我军的炮火下，成为这样一个模样：
解恨！
七团的斗争事迹其实是一个缩影，八路军各部队仅有的那几门炮，在敌后的抗战之中，战斗力都是几乎发挥到极致。
一个团哪怕只有一门缴获的步兵炮，斗争局面就可以完全不一样。然而，日军一直严防八路军缴获到步兵炮，依靠远远落后于日军的装备，歼灭携带步兵炮的日军部队以实现夺炮，无疑是困难的（在山东战场我军和日伪军斗争形势渐趋顺利的“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也只一共缴获山炮一门）。
而国军手中抗战初期就有德械、苏械的火炮，却都不愿补给八路军。这些国军严格掌控，就是不准许给八路军的装备，却一批批被日军缴获，成为与中国军队作战的利器。
被日军缴获的汤恩伯部的武器：
甚至，到了抗战后期，美械装备源源不断运到中国之后，还发生这样的情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司令部参谋长（44年底担任副司令）汤尧的回忆录，有一段记载——
1944年7月，史迪威给军委会后方勤务部一份备忘录，质问该部补给单位为什么独独没有18集团军，同属中国抗日部队，应给以同样的补给，以增加战斗力量。该部就拟定对18集团军的补给计划，并在计划上附一发给18集团军朱总司令的电稿，这一稿案由汤尧参谋长提请部长俞飞鹏执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这一位俞飞鹏部长（他是蒋介石的老乡），他看到补给18集团军的计划草案后的回应，很简单也很明确：
“谁叫你们这样计划的，不是关照过你们不要补给奸军吗？”“下次再要这样糊涂，就报告委员长，以勾结奸匪论罪。”
于是，绝大部分我军部队都始终在没有装备炮兵的的情况下，坚持敌后的作战。也就是在这样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的我军，一次又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不断扩展敌后根据地。他们不仅从日军手中夺炮，更从侵略军手中夺回一片又一片沦陷的河山。
拥有足够的炮兵，也一直成为八路军将领心中的愿望。到抗战胜利前夕，我军发起大反攻的时候，仍普遍缺乏火炮。朱德总司令于1945年8月6日致信中央指出，我军“遇到碉堡及运动战中的临时工事，经常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因为炮兵不强的缘故”。8月9日，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明确指出发展炮兵的任务：“准备反攻现在已成为实际。要准备九十个团，每个团要有一个炮兵连，以便解决敌人的堡垒。”
此时，一支拥有强大步兵的人民军队，已在持续八年与日伪军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正在向沦陷区各地发起猛烈的反攻。拥有强大炮兵的憧憬，也正一步步通过大反攻之中收缴日军武器，变成不再遥远的现实。而就在大方发起之时，一首《炮兵进行曲》，也正随着日益壮大的我军炮兵的行列，开始久久的回荡：
“我们的炮兵在战斗里成长，我们一天天地越强壮。从来不怕危险，我们有力量克服困难。毛主席告诉我们斗争的方向，朱总司令引导我们前进。团结一致似钢铁，和人民在一起奔向前程……”
步兵炮的图不太对
步兵炮的图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