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小小黄安，真不简单”浅谈湖北红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9:22:34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浅谈湖北红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湖北红安县原名黄安，位于湖北省会武汉市70公里外的东北角，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是一个小县，在这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反映的是革命时期红安的一种热情，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军队，中国将军会发现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红安背景。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爆发地，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后在红安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三支主力部队的诞生地。
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的红军中约三分之一的兵源来自红安，人数达6万人，而牺牲的红安籍烈士的占整个红军烈士的四分之一，整个大革命时期红安丧失人口占个全县人口一半，约24万人，其中革命烈士14万人，因革命运动而死亡的平民约10万人。而且死亡的几乎都是青壮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只剩下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更是有不少的红安妇女、儿童被国民党军阀当成战例品贩卖到南京和武汉等地的妓院、工厂充当性奴、童奴，因此早在30年代红安整个县就已经元气大伤了。另外在大革命时期红安还有大批地主、富商早年在外经商所积攒下来的财产充当了我党军队早期的军费（打土豪）。为我党的军事力量的壮大提供了间接的帮助。
战争时期，红安牺牲的团以上的军事将领40位，其中师级以上高级军事将领8位。在华北的八路军序列里，129师抗日将领十之八七为红安籍。这里面就有著名的奇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24架轰炸机）的陈锡联将军，干掉日军战地参观团的王近山将军（打死160多位日军军官，包括一位日军少将，电视剧《亮剑》有这一精彩战斗），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先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治委员，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戴季英先后任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代司令员，为我党敌后游击战争贡献巨大，在华中，红安将军李先念率领160人的游击队逐步发展成为5万人新四军第五师（归中央直接指挥），先后指挥了大悟山反扫荡、三打侏儒山、圣场、桐柏等战役，红安将军程汝怀、石毓灵（两人都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在日军占领武汉后，收编了武汉会战后散落的国民党士兵组成鄂东、鄂中两个游击大队，其中程汝怀部在武穴江面用刚缴获的日军大炮击沉了长江上航行的日军军舰，成为国民党在抗战中游击战的典范。李先念、程汝怀、石毓灵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在武汉周边的广大地区先后牵制日军10个师团、8个旅团共30万人。有利的配合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华中和华南的作战。
解放战争前期，解放军以纵队作为做战单位。1948年，在全军48个野战纵队中，有9个纵队由红安人担任司令员或政委。他们是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第四纵队（政委：谢富治）、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第八纵队（司令员张仁初）、第一纵队（司令员刘飞）；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
在解放战争后期整编的四大野战军中，除一野外，其他三支野战军均有相当高比例的红安籍将军，
二野整编后一共有3个兵团10个军，其中有两个兵团的司令员或政委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王近山、政委：谢富治；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在二野的10个军中有3位军级以上将领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第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15军军长秦基伟、15军副军长刘昌毅。
三野整编后一共有四个兵团16个军， 其中有二位军长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26军军长张仁初、第20军军长刘飞。其中三野的红安籍将军王建安先后担任三野7、8、9三个兵团的司令员，曾经一次指挥三野8个纵队对敌作战，在三野可谓战功卓著。
四野整编后有4个兵团12个军，其中红安籍担任军长、政委的有4个，他们是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第四十九军政委徐斌洲；第四十一军（副）军长胡奇才。
谈到解放战争还不得不提一下另外一支长期孤悬敌后由红安人李先念、郑位三、戴季英、领导的中原部队，这支英雄部队，在内战爆发前夕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为我党其他解放区在迎取内战上提供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中原军区于46年6月进行中原突围，直接牵制国民党美械装备的10个整编师(相当于军)约30万兵力（中原军区仅5万人），而随后突围成功后在陕南和鄂西建立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则间接牵制了国民党80万兵力。为减轻其他战场压力提供了强大战略支持，而中原军区人数损失过半。成了中国最默默无闻的一支部队。
在抗美援朝时期，红安人韩先楚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其在朝鲜战争主要角色就是负责前线指挥（彭德怀为司令员负责全部，邓华负责干部教育和政治工作，洪学智负责后勤，后红安人周纯全也开始负责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刀口添血的工作，部队打到那里，他的“韩指”（韩先楚的指挥部）就放在那里，他曾数次几乎被美国的飞机炸死。第二次战役，由他亲自坐镇直接指挥的38军一洗前耻，成就了38军万岁军的威名。第三次战役，韩先楚亲自率部突破”三八“线，攻占了汉城。
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红安人王近山率3兵团、王建安率9兵团先后入朝鲜作战，而参加朝鲜战争的红安军师级将领则更多就不一一例举了。五次战役后，先由红安人张仁初（26军军长）坚守平康、金化10个月，后换防由红安人秦基伟（15军军长）继续坚守寸土不让，成就了上甘岭战役的辉煌。上甘岭如果失败，整个朝鲜将无险可守，将直接改变朝鲜战争的格局。自上甘岭后，朝鲜土地再无大的战事，关于红安人对整个朝鲜战争的贡献有多大，还可以从中美关系解冻后的80年代，美国军事代表团特意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其考察红安这个面积1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县可以看得出来。当然美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么一个贫困状况近似非洲的小县所诞生的将军居然让他们吃尽了苦头。也无法理解这里的贫困原因。
在战争年代，我军共有两位将军被称为“疯子”，他们就是王近山和张仁初，都是红安人。
建国后，红安人又继续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呕心厉血，在解放后到21世纪以前，我国的10大军区,其中有8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由红安籍将军担任。后来10大军区改为8大军区，有6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是红安人。
还有一些红安人，脱掉了戎装，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曾经某一时期中央9位政治局常任委，红安人占了4个，红安人解放后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必须要提一下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红安籍的伟人。董必武为清末秀才，是留学日本的法学博士。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蒋介石判变革命后，脱离国民党并积极组建共产党，为了中共七大创始人之一，其利用在国民党中所拥有的资历，不断安插中共地下党进入国民党内部，被国民党称为可抵十万军的超级红色间谍。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其所倡导的 “有法必依，有法可依”的法制思想,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重大意义，至今仍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建国初期政治派系斗争复杂的环境下担任国家代主席，为国家政治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念，建国后脱下戎装，从事与自己完全陌生的财政工作20余年，几乎是从零开始学起，成为了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四大名旦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解决我国女人的发卡、老百姓吃饭问题一直到我国引进大型钢铁企业宝钢都倾注了他大量心血，改革开放初期，是他和招商局同志在中国南海的蛇口（今深圳蛇口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画的圈，在李先念当国家主席几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石头时期过河的初期，也是最艰难最动荡的转型时期，他为国家鞠躬尽瘁，对家人严厉要求（不准利用职权经商）。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典范。
红安县面积不过一千多平方公里，从1927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有14万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0万平民因革命运动死亡，现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其中团级将领以上牺牲的烈士就有500多人。红安6万人参加红军、新四军、解放军，仅620多人生还，100个人参军活下来的还不到1个人，其中223位成为我军军师级以上高级将领。他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抛头颅撒热血。红安贡献之大，在中国2000多个县中独树一帜。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红安或者是黄安这个地名。“小小黄安，真不简单”，浅谈湖北红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湖北红安县原名黄安，位于湖北省会武汉市70公里外的东北角，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是一个小县，在这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反映的是革命时期红安的一种热情，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军队，中国将军会发现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红安背景。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爆发地，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后在红安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三支主力部队的诞生地。
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的红军中约三分之一的兵源来自红安，人数达6万人，而牺牲的红安籍烈士的占整个红军烈士的四分之一，整个大革命时期红安丧失人口占个全县人口一半，约24万人，其中革命烈士14万人，因革命运动而死亡的平民约10万人。而且死亡的几乎都是青壮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只剩下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更是有不少的红安妇女、儿童被国民党军阀当成战例品贩卖到南京和武汉等地的妓院、工厂充当性奴、童奴，因此早在30年代红安整个县就已经元气大伤了。另外在大革命时期红安还有大批地主、富商早年在外经商所积攒下来的财产充当了我党军队早期的军费（打土豪）。为我党的军事力量的壮大提供了间接的帮助。
战争时期，红安牺牲的团以上的军事将领40位，其中师级以上高级军事将领8位。在华北的八路军序列里，129师抗日将领十之八七为红安籍。这里面就有著名的奇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24架轰炸机）的陈锡联将军，干掉日军战地参观团的王近山将军（打死160多位日军军官，包括一位日军少将，电视剧《亮剑》有这一精彩战斗），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先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治委员，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戴季英先后任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代司令员，为我党敌后游击战争贡献巨大，在华中，红安将军李先念率领160人的游击队逐步发展成为5万人新四军第五师（归中央直接指挥），先后指挥了大悟山反扫荡、三打侏儒山、圣场、桐柏等战役，红安将军程汝怀、石毓灵（两人都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在日军占领武汉后，收编了武汉会战后散落的国民党士兵组成鄂东、鄂中两个游击大队，其中程汝怀部在武穴江面用刚缴获的日军大炮击沉了长江上航行的日军军舰，成为国民党在抗战中游击战的典范。李先念、程汝怀、石毓灵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在武汉周边的广大地区先后牵制日军10个师团、8个旅团共30万人。有利的配合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华中和华南的作战。
解放战争前期，解放军以纵队作为做战单位。1948年，在全军48个野战纵队中，有9个纵队由红安人担任司令员或政委。他们是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第四纵队（政委：谢富治）、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第八纵队（司令员张仁初）、第一纵队（司令员刘飞）；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
在解放战争后期整编的四大野战军中，除一野外，其他三支野战军均有相当高比例的红安籍将军，
二野整编后一共有3个兵团10个军，其中有两个兵团的司令员或政委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王近山、政委：谢富治；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在二野的10个军中有3位军级以上将领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第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15军军长秦基伟、15军副军长刘昌毅。
三野整编后一共有四个兵团16个军， 其中有二位军长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26军军长张仁初、第20军军长刘飞。其中三野的红安籍将军王建安先后担任三野7、8、9三个兵团的司令员，曾经一次指挥三野8个纵队对敌作战，在三野可谓战功卓著。
四野整编后有4个兵团12个军，其中红安籍担任军长、政委的有4个，他们是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第四十九军政委徐斌洲；第四十一军（副）军长胡奇才。
谈到解放战争还不得不提一下另外一支长期孤悬敌后由红安人李先念、郑位三、戴季英、领导的中原部队，这支英雄部队，在内战爆发前夕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为我党其他解放区在迎取内战上提供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中原军区于46年6月进行中原突围，直接牵制国民党美械装备的10个整编师(相当于军)约30万兵力（中原军区仅5万人），而随后突围成功后在陕南和鄂西建立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则间接牵制了国民党80万兵力。为减轻其他战场压力提供了强大战略支持，而中原军区人数损失过半。成了中国最默默无闻的一支部队。
在抗美援朝时期，红安人韩先楚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其在朝鲜战争主要角色就是负责前线指挥（彭德怀为司令员负责全部，邓华负责干部教育和政治工作，洪学智负责后勤，后红安人周纯全也开始负责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刀口添血的工作，部队打到那里，他的“韩指”（韩先楚的指挥部）就放在那里，他曾数次几乎被美国的飞机炸死。第二次战役，由他亲自坐镇直接指挥的38军一洗前耻，成就了38军万岁军的威名。第三次战役，韩先楚亲自率部突破”三八“线，攻占了汉城。
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红安人王近山率3兵团、王建安率9兵团先后入朝鲜作战，而参加朝鲜战争的红安军师级将领则更多就不一一例举了。五次战役后，先由红安人张仁初（26军军长）坚守平康、金化10个月，后换防由红安人秦基伟（15军军长）继续坚守寸土不让，成就了上甘岭战役的辉煌。上甘岭如果失败，整个朝鲜将无险可守，将直接改变朝鲜战争的格局。自上甘岭后，朝鲜土地再无大的战事，关于红安人对整个朝鲜战争的贡献有多大，还可以从中美关系解冻后的80年代，美国军事代表团特意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其考察红安这个面积1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县可以看得出来。当然美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么一个贫困状况近似非洲的小县所诞生的将军居然让他们吃尽了苦头。也无法理解这里的贫困原因。
在战争年代，我军共有两位将军被称为“疯子”，他们就是王近山和张仁初，都是红安人。
建国后，红安人又继续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呕心厉血，在解放后到21世纪以前，我国的10大军区,其中有8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由红安籍将军担任。后来10大军区改为8大军区，有6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是红安人。
还有一些红安人，脱掉了戎装，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曾经某一时期中央9位政治局常任委，红安人占了4个，红安人解放后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必须要提一下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红安籍的伟人。董必武为清末秀才，是留学日本的法学博士。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蒋介石判变革命后，脱离国民党并积极组建共产党，为了中共七大创始人之一，其利用在国民党中所拥有的资历，不断安插中共地下党进入国民党内部，被国民党称为可抵十万军的超级红色间谍。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其所倡导的 “有法必依，有法可依”的法制思想,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重大意义，至今仍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建国初期政治派系斗争复杂的环境下担任国家代主席，为国家政治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念，建国后脱下戎装，从事与自己完全陌生的财政工作20余年，几乎是从零开始学起，成为了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四大名旦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解决我国女人的发卡、老百姓吃饭问题一直到我国引进大型钢铁企业宝钢都倾注了他大量心血，改革开放初期，是他和招商局同志在中国南海的蛇口（今深圳蛇口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画的圈，在李先念当国家主席几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石头时期过河的初期，也是最艰难最动荡的转型时期，他为国家鞠躬尽瘁，对家人严厉要求（不准利用职权经商）。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典范。
红安县面积不过一千多平方公里，从1927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有14万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0万平民因革命运动死亡，现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其中团级将领以上牺牲的烈士就有500多人。红安6万人参加红军、新四军、解放军，仅620多人生还，100个人参军活下来的还不到1个人，其中223位成为我军军师级以上高级将领。他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抛头颅撒热血。红安贡献之大，在中国2000多个县中独树一帜。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红安或者是黄安这个地名。
湖北红安县原名黄安，位于湖北省会武汉市70公里外的东北角，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是一个小县，在这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反映的是革命时期红安的一种热情，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军队，中国将军会发现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红安背景。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爆发地，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后在红安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三支主力部队的诞生地。
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的红军中约三分之一的兵源来自红安，人数达6万人，而牺牲的红安籍烈士的占整个红军烈士的四分之一，整个大革命时期红安丧失人口占个全县人口一半，约24万人，其中革命烈士14万人，因革命运动而死亡的平民约10万人。而且死亡的几乎都是青壮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只剩下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更是有不少的红安妇女、儿童被国民党军阀当成战例品贩卖到南京和武汉等地的妓院、工厂充当性奴、童奴，因此早在30年代红安整个县就已经元气大伤了。另外在大革命时期红安还有大批地主、富商早年在外经商所积攒下来的财产充当了我党军队早期的军费（打土豪）。为我党的军事力量的壮大提供了间接的帮助。
战争时期，红安牺牲的团以上的军事将领40位，其中师级以上高级军事将领8位。在华北的八路军序列里，129师抗日将领十之八七为红安籍。这里面就有著名的奇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24架轰炸机）的陈锡联将军，干掉日军战地参观团的王近山将军（打死160多位日军军官，包括一位日军少将，电视剧《亮剑》有这一精彩战斗），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先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治委员，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戴季英先后任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代司令员，为我党敌后游击战争贡献巨大，在华中，红安将军李先念率领160人的游击队逐步发展成为5万人新四军第五师（归中央直接指挥），先后指挥了大悟山反扫荡、三打侏儒山、圣场、桐柏等战役，红安将军程汝怀、石毓灵（两人都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在日军占领武汉后，收编了武汉会战后散落的国民党士兵组成鄂东、鄂中两个游击大队，其中程汝怀部在武穴江面用刚缴获的日军大炮击沉了长江上航行的日军军舰，成为国民党在抗战中游击战的典范。李先念、程汝怀、石毓灵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在武汉周边的广大地区先后牵制日军10个师团、8个旅团共30万人。有利的配合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华中和华南的作战。
解放战争前期，解放军以纵队作为做战单位。1948年，在全军48个野战纵队中，有9个纵队由红安人担任司令员或政委。他们是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第四纵队（政委：谢富治）、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第八纵队（司令员张仁初）、第一纵队（司令员刘飞）；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
在解放战争后期整编的四大野战军中，除一野外，其他三支野战军均有相当高比例的红安籍将军，
二野整编后一共有3个兵团10个军，其中有两个兵团的司令员或政委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王近山、政委：谢富治；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在二野的10个军中有3位军级以上将领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第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15军军长秦基伟、15军副军长刘昌毅。
三野整编后一共有四个兵团16个军， 其中有二位军长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26军军长张仁初、第20军军长刘飞。其中三野的红安籍将军王建安先后担任三野7、8、9三个兵团的司令员，曾经一次指挥三野8个纵队对敌作战，在三野可谓战功卓著。
四野整编后有4个兵团12个军，其中红安籍担任军长、政委的有4个，他们是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第四十九军政委徐斌洲；第四十一军（副）军长胡奇才。
谈到解放战争还不得不提一下另外一支长期孤悬敌后由红安人李先念、郑位三、戴季英、领导的中原部队，这支英雄部队，在内战爆发前夕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为我党其他解放区在迎取内战上提供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中原军区于46年6月进行中原突围，直接牵制国民党美械装备的10个整编师(相当于军)约30万兵力（中原军区仅5万人），而随后突围成功后在陕南和鄂西建立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则间接牵制了国民党80万兵力。为减轻其他战场压力提供了强大战略支持，而中原军区人数损失过半。成了中国最默默无闻的一支部队。
在抗美援朝时期，红安人韩先楚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其在朝鲜战争主要角色就是负责前线指挥（彭德怀为司令员负责全部，邓华负责干部教育和政治工作，洪学智负责后勤，后红安人周纯全也开始负责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刀口添血的工作，部队打到那里，他的“韩指”（韩先楚的指挥部）就放在那里，他曾数次几乎被美国的飞机炸死。第二次战役，由他亲自坐镇直接指挥的38军一洗前耻，成就了38军万岁军的威名。第三次战役，韩先楚亲自率部突破”三八“线，攻占了汉城。
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红安人王近山率3兵团、王建安率9兵团先后入朝鲜作战，而参加朝鲜战争的红安军师级将领则更多就不一一例举了。五次战役后，先由红安人张仁初（26军军长）坚守平康、金化10个月，后换防由红安人秦基伟（15军军长）继续坚守寸土不让，成就了上甘岭战役的辉煌。上甘岭如果失败，整个朝鲜将无险可守，将直接改变朝鲜战争的格局。自上甘岭后，朝鲜土地再无大的战事，关于红安人对整个朝鲜战争的贡献有多大，还可以从中美关系解冻后的80年代，美国军事代表团特意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其考察红安这个面积1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县可以看得出来。当然美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么一个贫困状况近似非洲的小县所诞生的将军居然让他们吃尽了苦头。也无法理解这里的贫困原因。
在战争年代，我军共有两位将军被称为“疯子”，他们就是王近山和张仁初，都是红安人。
建国后，红安人又继续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呕心厉血，在解放后到21世纪以前，我国的10大军区,其中有8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由红安籍将军担任。后来10大军区改为8大军区，有6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是红安人。
还有一些红安人，脱掉了戎装，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曾经某一时期中央9位政治局常任委，红安人占了4个，红安人解放后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必须要提一下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红安籍的伟人。董必武为清末秀才，是留学日本的法学博士。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蒋介石判变革命后，脱离国民党并积极组建共产党，为了中共七大创始人之一，其利用在国民党中所拥有的资历，不断安插中共地下党进入国民党内部，被国民党称为可抵十万军的超级红色间谍。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其所倡导的 “有法必依，有法可依”的法制思想,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重大意义，至今仍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建国初期政治派系斗争复杂的环境下担任国家代主席，为国家政治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念，建国后脱下戎装，从事与自己完全陌生的财政工作20余年，几乎是从零开始学起，成为了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四大名旦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解决我国女人的发卡、老百姓吃饭问题一直到我国引进大型钢铁企业宝钢都倾注了他大量心血，改革开放初期，是他和招商局同志在中国南海的蛇口（今深圳蛇口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画的圈，在李先念当国家主席几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石头时期过河的初期，也是最艰难最动荡的转型时期，他为国家鞠躬尽瘁，对家人严厉要求（不准利用职权经商）。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典范。
红安县面积不过一千多平方公里，从1927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有14万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0万平民因革命运动死亡，现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其中团级将领以上牺牲的烈士就有500多人。红安6万人参加红军、新四军、解放军，仅620多人生还，100个人参军活下来的还不到1个人，其中223位成为我军军师级以上高级将领。他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抛头颅撒热血。红安贡献之大，在中国2000多个县中独树一帜。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红安或者是黄安这个地名。“小小黄安，真不简单”，浅谈湖北红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湖北红安县原名黄安，位于湖北省会武汉市70公里外的东北角，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是一个小县，在这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反映的是革命时期红安的一种热情，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军队，中国将军会发现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红安背景。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爆发地，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后在红安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三支主力部队的诞生地。
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的红军中约三分之一的兵源来自红安，人数达6万人，而牺牲的红安籍烈士的占整个红军烈士的四分之一，整个大革命时期红安丧失人口占个全县人口一半，约24万人，其中革命烈士14万人，因革命运动而死亡的平民约10万人。而且死亡的几乎都是青壮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只剩下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更是有不少的红安妇女、儿童被国民党军阀当成战例品贩卖到南京和武汉等地的妓院、工厂充当性奴、童奴，因此早在30年代红安整个县就已经元气大伤了。另外在大革命时期红安还有大批地主、富商早年在外经商所积攒下来的财产充当了我党军队早期的军费（打土豪）。为我党的军事力量的壮大提供了间接的帮助。
战争时期，红安牺牲的团以上的军事将领40位，其中师级以上高级军事将领8位。在华北的八路军序列里，129师抗日将领十之八七为红安籍。这里面就有著名的奇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24架轰炸机）的陈锡联将军，干掉日军战地参观团的王近山将军（打死160多位日军军官，包括一位日军少将，电视剧《亮剑》有这一精彩战斗），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先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治委员，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戴季英先后任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代司令员，为我党敌后游击战争贡献巨大，在华中，红安将军李先念率领160人的游击队逐步发展成为5万人新四军第五师（归中央直接指挥），先后指挥了大悟山反扫荡、三打侏儒山、圣场、桐柏等战役，红安将军程汝怀、石毓灵（两人都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在日军占领武汉后，收编了武汉会战后散落的国民党士兵组成鄂东、鄂中两个游击大队，其中程汝怀部在武穴江面用刚缴获的日军大炮击沉了长江上航行的日军军舰，成为国民党在抗战中游击战的典范。李先念、程汝怀、石毓灵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在武汉周边的广大地区先后牵制日军10个师团、8个旅团共30万人。有利的配合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华中和华南的作战。
解放战争前期，解放军以纵队作为做战单位。1948年，在全军48个野战纵队中，有9个纵队由红安人担任司令员或政委。他们是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第四纵队（政委：谢富治）、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第八纵队（司令员张仁初）、第一纵队（司令员刘飞）；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
在解放战争后期整编的四大野战军中，除一野外，其他三支野战军均有相当高比例的红安籍将军，
二野整编后一共有3个兵团10个军，其中有两个兵团的司令员或政委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王近山、政委：谢富治；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在二野的10个军中有3位军级以上将领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第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15军军长秦基伟、15军副军长刘昌毅。
三野整编后一共有四个兵团16个军， 其中有二位军长由红安人担任，他们是26军军长张仁初、第20军军长刘飞。其中三野的红安籍将军王建安先后担任三野7、8、9三个兵团的司令员，曾经一次指挥三野8个纵队对敌作战，在三野可谓战功卓著。
四野整编后有4个兵团12个军，其中红安籍担任军长、政委的有4个，他们是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第四十九军政委徐斌洲；第四十一军（副）军长胡奇才。
谈到解放战争还不得不提一下另外一支长期孤悬敌后由红安人李先念、郑位三、戴季英、领导的中原部队，这支英雄部队，在内战爆发前夕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为我党其他解放区在迎取内战上提供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中原军区于46年6月进行中原突围，直接牵制国民党美械装备的10个整编师(相当于军)约30万兵力（中原军区仅5万人），而随后突围成功后在陕南和鄂西建立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则间接牵制了国民党80万兵力。为减轻其他战场压力提供了强大战略支持，而中原军区人数损失过半。成了中国最默默无闻的一支部队。
在抗美援朝时期，红安人韩先楚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其在朝鲜战争主要角色就是负责前线指挥（彭德怀为司令员负责全部，邓华负责干部教育和政治工作，洪学智负责后勤，后红安人周纯全也开始负责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刀口添血的工作，部队打到那里，他的“韩指”（韩先楚的指挥部）就放在那里，他曾数次几乎被美国的飞机炸死。第二次战役，由他亲自坐镇直接指挥的38军一洗前耻，成就了38军万岁军的威名。第三次战役，韩先楚亲自率部突破”三八“线，攻占了汉城。
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红安人王近山率3兵团、王建安率9兵团先后入朝鲜作战，而参加朝鲜战争的红安军师级将领则更多就不一一例举了。五次战役后，先由红安人张仁初（26军军长）坚守平康、金化10个月，后换防由红安人秦基伟（15军军长）继续坚守寸土不让，成就了上甘岭战役的辉煌。上甘岭如果失败，整个朝鲜将无险可守，将直接改变朝鲜战争的格局。自上甘岭后，朝鲜土地再无大的战事，关于红安人对整个朝鲜战争的贡献有多大，还可以从中美关系解冻后的80年代，美国军事代表团特意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其考察红安这个面积1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县可以看得出来。当然美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么一个贫困状况近似非洲的小县所诞生的将军居然让他们吃尽了苦头。也无法理解这里的贫困原因。
在战争年代，我军共有两位将军被称为“疯子”，他们就是王近山和张仁初，都是红安人。
建国后，红安人又继续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呕心厉血，在解放后到21世纪以前，我国的10大军区,其中有8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由红安籍将军担任。后来10大军区改为8大军区，有6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是红安人。
还有一些红安人，脱掉了戎装，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曾经某一时期中央9位政治局常任委，红安人占了4个，红安人解放后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必须要提一下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红安籍的伟人。董必武为清末秀才，是留学日本的法学博士。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蒋介石判变革命后，脱离国民党并积极组建共产党，为了中共七大创始人之一，其利用在国民党中所拥有的资历，不断安插中共地下党进入国民党内部，被国民党称为可抵十万军的超级红色间谍。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其所倡导的 “有法必依，有法可依”的法制思想,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重大意义，至今仍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建国初期政治派系斗争复杂的环境下担任国家代主席，为国家政治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念，建国后脱下戎装，从事与自己完全陌生的财政工作20余年，几乎是从零开始学起，成为了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四大名旦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解决我国女人的发卡、老百姓吃饭问题一直到我国引进大型钢铁企业宝钢都倾注了他大量心血，改革开放初期，是他和招商局同志在中国南海的蛇口（今深圳蛇口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画的圈，在李先念当国家主席几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石头时期过河的初期，也是最艰难最动荡的转型时期，他为国家鞠躬尽瘁，对家人严厉要求（不准利用职权经商）。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典范。
红安县面积不过一千多平方公里，从1927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有14万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0万平民因革命运动死亡，现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其中团级将领以上牺牲的烈士就有500多人。红安6万人参加红军、新四军、解放军，仅620多人生还，100个人参军活下来的还不到1个人，其中223位成为我军军师级以上高级将领。他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抛头颅撒热血。红安贡献之大，在中国2000多个县中独树一帜。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红安或者是黄安这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