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猜中国核武共约400件 仅30枚能打美本土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0-11/1224612.html
核武器的著述很多，但我们从中所学几何？核武器曾经是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必不可少的筹码，二战后其作用却被长期忽视，911事件后似乎又被完全遗忘了。正如施莱辛格（Schlesinger）委员会总结的那样，“由于自冷战结束以来核武器就不再显著，二战后又从未使用，所以其独有的重要威慑作用虽未降低却在淡化”1。最近美国核武器公司发生的管理不善事件，朝鲜实现拥有原子弹，伊朗对核武器的赤裸谋求，《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过期及与俄罗斯关于新条约的谈判，决定进行核态势评估，这些让决策者们开始关注核力量在美国战略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这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需要重新审度。伯纳德·布罗迪早就对此深思熟虑，并催生了大批著述，对核辩论进行了全面而明晰的阐述，更由此形成了美国第一代核政策——大规模报复2。不过，今天的决策者们对核武器的认识似乎稀里糊涂。和这种“炸弹”一起生活了60年后，他们似乎忘记了它的价值。核武器营造战略影响，其存在迫使政治家即使面临严重危险仍须谨慎行事。这种谨慎产生克制，从而维护全球稳定。简言之，核武器能够威慑。

　　本文首先阐述威慑的概念、形成条件和几种战略，然后讨论核威慑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以及要实现这些影响所必需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能力。最后，我们论证并得出结论，指出美国应当拥有何样规模和组成的战略核武库。

　　什么是威慑？

　　从理论的角度看，威慑同需要——制止敌人采取某种特定行为来应对因不屈服而面临的武力威胁——息息相关。威慑让敌人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可以选择老老实实地按照要求来做——消极服从，或者选择公然反抗所加要求而甘冒威慑者威胁使用的惩戒实施。敌人对其抉择的预期后果基于何种考虑，一直是各种推测的主题3。这些期望后果要用期望值计算公式进一步处理，其中任一期望后果的代价和受益都要乘以其发生的概率（比如[受益－代价]×概率），然后将各单一行为产生的期望值的可能结果加和。处于威慑境地的敌人会将遵守威慑者要求并克制其行为和反抗要求而破釜沉舟的期望值进行权衡。对于成功的威慑，威慑者的惩罚须能降低反抗行为的期望值，使得其低于遵守要求的期望值。威慑者可以通过威胁减少反抗的受益或者增加其代价来达到这一点。前者构成拒绝式威胁，后者就是惩罚式威胁。因为敌人也会将受到的威胁乘以其对威慑者实施惩罚的估计概率值，所以威慑者必须表明实施这些惩罚的必然性4。

　　威慑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也是一种政策。 国家采取威慑政策只有一个原因——避免受到攻击。用不使用核武器的方法使用核武器，美國以威慑为框架形成了对付明显敌手苏联的有效方法。正如施莱辛格委员会所说，“尽管我们的一贯目标是避免实际使用核武器，但是我们的核威慑无时不在，比如，向盟国或友国提供安全保证，劝诫对手切勿追求与美国同样的军事能力，对潜在敌人对美国及盟国的攻击进行威慑并在威慑失败时确保有能力击败敌人。”5战略核武器用来实施拒绝或惩罚战略。拒绝战略，通常称为“军事力量打击”，强调减弱敌人在冲突事件中使用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能力，从而减少其取胜的机率。惩罚战略，通常称为“社会财富打击”，强调破坏敌人的工业能力和城市中心，以对其社会造成惨重损失6。在冷战时期，美国制定了防御计划，并证明其有能力完成这些计划7。自911事件以来，能力规划没有了战略意图，种种现实的威慑考虑被搁置一旁，使得形成的新威慑政策如今问题多多8。

　　威慑理论及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被威慑的敌人是理智的。指导美国威慑原则及战略的《威慑行动联合作战概念》中假定“威慑采取的行动是源自敌人深思熟虑且有意的行动决心（比如，不是自动的响应或者无意的偶然事件）。行动决心是基于行动者对可选行动方案的权衡以及对可选行动方案种种后果的概率和结果的洞察。9”有人常常声称，威慑本身存在瑕疵，因为不存在绝对理性的人——其实，人们常常冲动行事10。不过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曾称，“人们要如何理智才能让威慑理论得以实践呢？使得理论基本有效所需的理智要求并不高。”11的确，考虑到任何主要庞大组织——国家——之类的敌人，必须谋求获取并维持政权的战略，很难说他们就是理智或非理智的12。他们可能不完美，但是他们对上述战略和国内环境的刺激敏锐而警觉13。对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或哈马斯，这一点也适用；他们用自杀恐怖袭击来达到战略目的14。正是基于此，战略和政策才能够坚如磐石。

　　核武器的政治影响

　　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应以加强稳定为主要目的，这里的所指的稳定是指没有战争或严重危机。假如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没有发生突变，任何安全政策都应依赖于对潜在侵略者的绝对威慑。核武器强化了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organ.）提出的“一般威慑论”。“‘一般威慑论’是指敌手间通过保持武装力量来制约其相互关系，即使彼此绝无开战之可能（强调从源头上威慑）。”15一般威慑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侵略的诱惑因素不会超过障碍因素。

　　理论上，核武器在提高一般威慑方面要优于常规力量。这么说的原因是，当代价——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代价的风险——超过了武装侵略可能取得的任何可能受益，威慑就成功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战争之所以司空见惯，是因为一些决策者深明此理：侵略受益远胜代价16。当认为能够遂心快意地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时，这一结论更是昭然若揭。况且，决策者可以用来增强自信的历史案例——如俾斯麦对丹麦、奥地利帝国及法国的侵略战争和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征服及其被联合国联军驱逐——也比比皆是。

　　然而，当将卫国一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成为方程的一个变量时，将显著改变上述算计的结果。自卫者拥有一定规模的核武库，就意味着会在战场或侵略者国土上使用这些武器，使得侵略风险加大且潜在代价更惨重。这是因为拥有核武器可以平衡国力，尽管并不绝对——比如有人认为国家的特点如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工业能力、GNP等在国力评估中依然举足轻重。虽然如此，这种平衡的趋势客观上会产生两种表现形式。在战场上，核武器能够显著增强拥有较弱常规力量一方的国力。就绝对破坏力而言，只需要付出有限的损失就能摧毁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国家17。假如两个国家都具备可靠手段，能够向对方国土投放至少是“足够”的核武器以“确保”摧毁，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认为这两个国家同样强大。

　　有人认为，核与常规力量之间质的差异也具有某种心理影响，使前者更利于一般威慑18。考虑到核武器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破坏，对有核国家侵略的潜在代价，与双边长期消耗战完全相反，将会是“先付全款”的模式，因此对决策者而言“更一目了然”。况且，即使一些常规武器可以接近核武器的破坏效果19，但核武器已逐渐同某种象征意义息息相关，历史表明，该象征意义进一步增强了核武器一目了然的功效，并让国家的决策者谨小慎微20。这种直白的功效对于保卫其核心利益的国家特别奏效。有核国家在维护其诸如生死存亡或领土完整之类的核心利益时，威胁使用核武器几乎可以稳操胜券21。因此，拥有可靠的核武库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神佑”的效果。有人可能会主张，核武器所以能够增强一般威慑，实际上是通过防止有核武国家的侵略来实现的22，并因此大大增强了稳定。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核武库要多大，才能有效“神佑”自身呢？最近很多关于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作为维护和平力量的文献，一直含蓄地假定，任何数量的幸存核武器都足以进行成功的威慑23，这实际上是在主张存在主义威慑24，但比例威慑25概念将是更好的理论原则。

　　以比例威慑为指导原则时，自卫者必须至少拥有足够的可幸存核武器26，能够对侵略者造成的损失几乎等价于受益——在领土、工业能力等方面——侵略者成功征服自卫者时希望取得的27。当然，这就是惩罚式威慑战略，即对侵略者的人口/工业中心进行打击。以战略原则依赖比例威慑的法国为例，在冷战中要想遏制前苏联的攻击，他们需要足够的可幸存核力量，给予苏联“等同于法国”的伤亡——大约5千万人口，或者，能够对100到150个苏联重镇进行打击乃至摧毁28。因此，比例威慑所需核武库多大才够这一问题的答案，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在于自卫者领土的大致价值29。

　　中国深谙此道。中国采取最小威慑战略，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持有的庞大数量相比微不足道。据估计，中国总共拥有大约400件核武器，其中已军事部署的约200件。它拥有约30枚能够打击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其中10枚能够攻击到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还拥有约100枚中程导弹，能够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友国和盟国30。这些武器足以对美国造成大于台湾——两国间任何冲突最有可能的赌注— —的破坏。相比之下，美国拥有450枚洲际弹道导弹，每弹最多可携带三枚弹头；18艘三叉戟潜艇，每艘装备了24枚潜射弹道导弹，每弹可携带多达8个弹头；100架左右的核轰炸机，该机具有包括空射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有效载荷能力。据推测，俄罗斯也有类似的组合。然而，尽管核平衡如此倾斜，中国仍继续致力于常规力量的现代化，不断拓展其区域影响力。该如何解释这一行为呢？

　　中国对小规模核武库足以威慑对手这一点信心十足。在国际政治中，威慑虽然制约国家的对外行为，却为其对内行为提供良机——使其可以谋求任何其他武器。精明的国家意识这一点，而且明白一个事实，即庞大的核武库获益无几；同时，在其他竞争领域，会出现一个不断缩小差距的回归点，而且有了核武器这一点会来的很快。为劝阻中国谋求军备计划，美国和俄罗斯所能采取的军事措施微乎其微。中国对此心知肚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其核胃口一直得以满足。中国可能改变吗？如果有需求刺激，就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核防御是个糟糕的点子，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在威慑游戏中，防御可能维护稳定也可能破坏稳定；破译中国何时以何种方式改变，是美国拒绝采取核防御战略，放弃民防计划而支持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唯一原因31。今天，美中两国已经心照不宣地进入了一种只可以称之为相互报复的时期；没有官方声明，但是双方知道，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采取军事行动，其赌注都太高了。

　　核武器让政治家们把冒险游戏当日子来过，随之又让他们不得不建立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来制约各自的行为。没有政治家甘受其束，但核国家之间就是那种相互约束关系。每个国家都受制于另一个国家的能力所及，而且这种关系，尽管领导者辞令花巧，都是由谨慎调教出来的。

　　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尽管彼此存在尖锐的政治分歧32，却一致觅寻免战良途。当在佛罗里达海岸部署导弹时，苏联对美国如何反应估计不足，这件事虽然有趣，但是当时任两国领导人意识到赌注为何时，其所作所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评论说，“我们曾经针锋相对”可用两点证明。首先，面对险象环生，两国互不相让。其次，不存在误解。双方很快意识到，危机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行动。战争是焦点，红线显而易见，最好别逾越，而且值得避免33。尽管美国在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方面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并且具备足够的能力削弱苏联的任何报复性打击，事情还是以那种情形发展的34。从那天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终于懂得，他们可以冲向悬崖，但必须及时勒马，以免冒核战之危险，一种双方都不愿试的危险。危机之后，两国采取很多措施以减少不确定因素，并改进危机处置的稳定性35。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少量的核武器可以产生巨大效应。在危机时代，核武器迫使政治家克己慎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核政治家们反对冒险，同时又让他们时刻警惕。

　　尽管有人一直认为，这种稳定关系可能是美苏两极之间所特有的36，但是在别的地方似乎也适用。巴基斯坦在获得核能力之前与印度进行了三次血腥战争。如今，在核武器的笼罩下，印巴两国间的严重分歧已不足以将他们拖入战争37。尽管两国在以牙还牙的游戏中仍不遗余力，但是核武器通过降低双方交战可能性而使两国表现温和且关系稳定。虽然离完美相差甚远，但印巴关系可概括为紧张而稳定38。

　　中东地区也会是这种情况吗？似乎是。尽管以色列不承认，但其拥有核武器却是公认的，而在此之前，阿拉伯国家曾发动三场战争想毁灭它，但自此之后再无战事。要是伊朗有了核武器，那么核武器在中东地区的扩散几乎是无疑的。尽管以色列的安全将受到挑战，但考虑到相互威慑会发挥主导作用并因此限制各自行为，这种制约关系也会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这样一来，对解决沙特面临的挑战将会特别有意义39。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即伊朗的炸弹会成为什叶派的炸弹，而逊尼派会举步维艰。要等到沙特武器能力准备好才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已经很难，而且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虽然能够向对沙特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但是那样做会放大美国在该区域的存在，这一点极端分子不会坐视。美国可能会部署防御系统，但这样做和扩大安全保障有类似的不利后果。伊斯兰极端分子会利用他们的存在，作为国王依赖美国的又一例子。美国与其伙伴国共同为沙特及更广泛逊尼派提供的区域性保护办法，可能会有效，但是缺少潜在的伙伴国。鉴于以上考虑，最精明的做法就是无为而治。像听起来一样奇怪，美国袖手旁观乃至允许部署反导系统——如果伊朗人决定那么做的话——的结果会更好。总之，更多情形会好转40。

最小核威慑之路

　　但问题也可能并不在于已过于庞大核武库。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意识到拥有可靠核报复能力的必要性，并希望军队——尤其是空军——通过购装置武胜任该目标41。所以，时任政府一直谋求实现这些能力，以既能对军事打击牢不可破，又能对苏联施以难以接受的破坏——但仅此而已42。回首过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这样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他们，理论上可达到的首次打击能力，不会远胜我们。但他们无法比我们更准确获悉对方的意图。结果一直是这样，双方已经建立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对抗彼此最初军力所需的二次打击能力。在这样做时，彼此从未实现具备首次打击能力。”43换而言之，在冷战时期，双方实际上早就相互威慑；尽管那未必是本来意图，但其他军事力量的实际运用微乎其微。

　　故而，当决策者们期待政府公布新的核态势评估时，问题不是美国是否会将其核武器全部销毁；相反，问题是：威慑必须的核武库要多大？答案的数字相对较小。如今，美国有能力采取最小威慑战略，并缩减其核武库，使其部署在导弹发射井、潜艇或飞机上的精良抗毁的核武器保持相对小的数量。

　　1965年，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维（Thomas Power）将军曾说，“最有效的威慑必须介于最小幻想和最大不可能之间”。要绘出“最小幻想”的路线，必须找到一种务实途径慰藉决策者——他们依赖核武器的战争威慑作用已长达60年。如果是逐步消减核武库，持怀疑态度的选民更有可能接受拥有较少数量的核武器。鉴于此，国际核不扩散和裁军委员会建议，美国将核武器数量在2025年前减少至500枚44。虽然这相当于裁减90%的核武库，但回报不仅是足够的威慑能力，也为切实实施军力结构精简提供了灵活性。

　　其实，美国只需311枚核武器，就能满足军事所需并保持稳固威慑。这311枚核武器应包括为形成稳固威慑密不可分的各种导弹，因为这些导弹无法移动，容易被探测到，会成为敌人精确打击的靶子。100枚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如正在服役的民兵III导弹，其价格合理，性能优良，因此较之大幅消减，政治上更受欢迎。“三位一体”中的海上核力量，可由192枚分导式多弹头三叉戟D-5潜射弹道导弹组成，这些导弹部署在12艘俄亥俄级潜艇上，每艘潜艇最多可装备24枚导弹。这样可以保证在任何给定时间内每4艘中有2艘可执行巡逻任务。这些导弹因为可以移动，难以发现，所以抗摧毁能力极高；结合精确打击，在必要时能让坚固目标危在旦夕。此外，如果有人觉得这些裁减会使大西洋的力量略显薄弱，还有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可随时用于确保欧洲盟国的安全。最后，19架B-2s挂载的空射巡航导弹将继续提供远程打击能力，并灵活地用于“三位一体”作战。这些导弹不仅足以满足用飞机实现核战升级控制或政治示意之需要，同时也让所有B-52Hs能够转而关注发挥自身的传统作用。结合潜射弹道导弹，空射巡航导弹就能安全比翼啸空或与传统武器混合使用——这一方案是布罗迪首次提出的45。

　　简言之，美国的核安全依靠较少军事打击或财富打击武器——这些武器的总数只需比300多一点——就可轻松保证。再者，如果美国最大的对手俄罗斯也全盘照做的话，就更毋庸担心了。俄罗斯在理论上可能占有的相对优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有人假设最坏的情况——意外事件导致美国拿出了所有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会因其城市可能面临的危险而依旧因威慑不会先手行动。怀疑论者会对此种观点严词抨击，所以最好先处理好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会有些人坚持认为，最小核态势对美国的意义微乎其微，因为美国必须保持足够大的核武库以应对所有突发事件。换而言之，巴基斯坦只需与印度抗衡，而美国却要同时面对好几个潜在对手，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这种推理符合逻辑，却忽视了美国庞大常规力量的优势。显而易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先使用的会是常规武器而非核武器，况且前者也是“星球大战计划”的补充。其实， 凯尔·A·莱伯（Keir A. Lieber）和 达丽尔·G·普列斯（Daryl G. Press）在最近的核能力分析中意识到了这一点46。尽管中国只拥有很小的核力量，但美国在与中国的大多数数突发事件中却难免受到威慑，这一事实也与上述观点背道而驰。据推测，如果中国要威慑美国，少量核武器足能奏效。其实，坚持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主张毫无意义，除非这些主张与专门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战略密不可分，这一点，归根结底，似乎并无必要。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增加核武数量，企图阻止另一方取得军事打击能力或者象征性的数量优势。一直以来，双方无视一个事实，即核武器的政治意义而非军事应用，才是最重要的。新生核国家似乎满足于拥有少量核武器。有人想知道为什么。要么与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数量有关，要么与他们对核武器政治意义的判断有关。确切的答案无从所知，这也正是讨论该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

　　第二种批判与“三位一体”——整个冷战时期的威慑框架——的未来有关。有人可能会辩称，”三位一体”作用显著，其冗余和灵活性曾是全球稳定的支撑，并有助于让冷战不“热”。然而，提醒这一点很重要：苏联没有这种军事行动概念。他们严重依赖——几乎是非其不可——导弹，并且仍设法威慑美国。如果有人接受这一基本的观点——正是核武器的政治意义很重要——运载方法就无关紧要。

　　最后一点，是对组织能力和专业发展的关注。一支力量究竟要达到多小，才完全不像一支力量？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在有些情况下，较小规模的力量可以完全胜任，而增加其规模可能会导致其无所事事。有人想起了海军“海豹”部队。正是精挑细选、资足装良、专攻特训和小巧精悍使海军“海豹”计划才如此卓有成效。核斗士也能如此否?这不是我们要答的问题。核力量的规模应主要取决于稳固、可靠的核威慑需要，而像工业基地、人员管理和培训练习只是需要权衡的次要问题。

　　结论

　　从大规模报复到抵销战略的秘密打击方案，威慑战略在整个冷战期间不断演化。超级大国最终开始理解布罗迪贴切地称之为“导弹时代的战略”的意味。尽管双方都有过蹩脚的辞令或过火的言论，但是他们逐渐弄懂了核武器意味所何，从而变得循规蹈矩。虽然双方针锋相对并赤裸裸地谋求国际影响力，但彼此都没有发起或者威胁发起核战。简言之，核教育诞生了。世界其他地方正发生着类似的事。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可能还有伊朗，都学懂了：把握威慑只需少量核武器就完全可以了。其他国家也会学懂这点，这就是为什么核武器应该是美国战略的核心。那并不意味着核武器应该是美国的唯一关注，只是最重要的关注。

　　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否会更美好呢？尽管建立无核世界是众望所归，但并非明智之举。“爱好与诱惑，威慑与惩罚织就了社会和政治生活之网。”去掉后者，国际社会完全依赖于前者——只是空想家幻想的 “伊甸园的一面”47。严肃认真的人们不会那么想。查尔斯·霍纳（Charles Horner）将军，即后来的美国航天司令部司令，1994年这样解释，“我想清除所有的（核武器），我希望其数量是零。我会告诉你为什……想想我们凭空如何掌握优先权吧。48”两年后，1996年12月，李·巴特勒（Lee Butler）将军，战略空军司令部前任司令，在全美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中，怀疑是否“有可能达成如下全球共识：核武器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更广泛的共识：使用它们的后果会超越任何已宣称的军事效用”49。在上面两种情况下，都忽略了武力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在政治上，武力是最后的手段。在国际政治中，武力优先且亘古不变50。武力影响深远，它可以作为暴躁政客的刺激剂，可以节制苛求，可以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核武器不会使其变得毫无用处。恰恰相反，核武器可能是一个国家可以拥有的最有效的政治武器，这一点有助于解释核武器为何蔓延。

　　尽管核武器本质上是危险的，但是他们会让国际生活得以继续，因为核国家的首脑们意识到，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愿望或说辞，他们必须克制自己。物质能力的不均衡分布充斥整个世界，因此，国际社会体系决定了什么国家可以做什么，什么国家不可以做什么。核武器通过让核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降低而非增加，也发挥着类似物质能力的作用51。精明的政治家们会承认这一点，并认识到国际社会生活中权力的现状。事实是，有些国家会谋求核武器，其他国家则不会。最终的分析结果是，安全是问题之锁，武器是解决之钥。核武器的蔓延是由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相对不安全。在最小核威慑时代，我们不得不容忍更多核国家存在。大多数国家不会谋求核武器，对这种武器的谋求取决于安全。如果国家没有核武器也能安全，他们就不再需要它们，换而言之，无核世界取决于是否有更安全的世界。我们还未达到就是我们努力实现之的充分理由。

　　作者：小詹姆斯·伍德·富赛思, B·强斯·萨尔茨曼, 小加里·肖布博士         编译：知远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0-11/1224612.html
核武器的著述很多，但我们从中所学几何？核武器曾经是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必不可少的筹码，二战后其作用却被长期忽视，911事件后似乎又被完全遗忘了。正如施莱辛格（Schlesinger）委员会总结的那样，“由于自冷战结束以来核武器就不再显著，二战后又从未使用，所以其独有的重要威慑作用虽未降低却在淡化”1。最近美国核武器公司发生的管理不善事件，朝鲜实现拥有原子弹，伊朗对核武器的赤裸谋求，《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过期及与俄罗斯关于新条约的谈判，决定进行核态势评估，这些让决策者们开始关注核力量在美国战略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这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需要重新审度。伯纳德·布罗迪早就对此深思熟虑，并催生了大批著述，对核辩论进行了全面而明晰的阐述，更由此形成了美国第一代核政策——大规模报复2。不过，今天的决策者们对核武器的认识似乎稀里糊涂。和这种“炸弹”一起生活了60年后，他们似乎忘记了它的价值。核武器营造战略影响，其存在迫使政治家即使面临严重危险仍须谨慎行事。这种谨慎产生克制，从而维护全球稳定。简言之，核武器能够威慑。

　　本文首先阐述威慑的概念、形成条件和几种战略，然后讨论核威慑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以及要实现这些影响所必需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能力。最后，我们论证并得出结论，指出美国应当拥有何样规模和组成的战略核武库。

　　什么是威慑？

　　从理论的角度看，威慑同需要——制止敌人采取某种特定行为来应对因不屈服而面临的武力威胁——息息相关。威慑让敌人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可以选择老老实实地按照要求来做——消极服从，或者选择公然反抗所加要求而甘冒威慑者威胁使用的惩戒实施。敌人对其抉择的预期后果基于何种考虑，一直是各种推测的主题3。这些期望后果要用期望值计算公式进一步处理，其中任一期望后果的代价和受益都要乘以其发生的概率（比如[受益－代价]×概率），然后将各单一行为产生的期望值的可能结果加和。处于威慑境地的敌人会将遵守威慑者要求并克制其行为和反抗要求而破釜沉舟的期望值进行权衡。对于成功的威慑，威慑者的惩罚须能降低反抗行为的期望值，使得其低于遵守要求的期望值。威慑者可以通过威胁减少反抗的受益或者增加其代价来达到这一点。前者构成拒绝式威胁，后者就是惩罚式威胁。因为敌人也会将受到的威胁乘以其对威慑者实施惩罚的估计概率值，所以威慑者必须表明实施这些惩罚的必然性4。

　　威慑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也是一种政策。 国家采取威慑政策只有一个原因——避免受到攻击。用不使用核武器的方法使用核武器，美國以威慑为框架形成了对付明显敌手苏联的有效方法。正如施莱辛格委员会所说，“尽管我们的一贯目标是避免实际使用核武器，但是我们的核威慑无时不在，比如，向盟国或友国提供安全保证，劝诫对手切勿追求与美国同样的军事能力，对潜在敌人对美国及盟国的攻击进行威慑并在威慑失败时确保有能力击败敌人。”5战略核武器用来实施拒绝或惩罚战略。拒绝战略，通常称为“军事力量打击”，强调减弱敌人在冲突事件中使用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能力，从而减少其取胜的机率。惩罚战略，通常称为“社会财富打击”，强调破坏敌人的工业能力和城市中心，以对其社会造成惨重损失6。在冷战时期，美国制定了防御计划，并证明其有能力完成这些计划7。自911事件以来，能力规划没有了战略意图，种种现实的威慑考虑被搁置一旁，使得形成的新威慑政策如今问题多多8。

　　威慑理论及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被威慑的敌人是理智的。指导美国威慑原则及战略的《威慑行动联合作战概念》中假定“威慑采取的行动是源自敌人深思熟虑且有意的行动决心（比如，不是自动的响应或者无意的偶然事件）。行动决心是基于行动者对可选行动方案的权衡以及对可选行动方案种种后果的概率和结果的洞察。9”有人常常声称，威慑本身存在瑕疵，因为不存在绝对理性的人——其实，人们常常冲动行事10。不过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曾称，“人们要如何理智才能让威慑理论得以实践呢？使得理论基本有效所需的理智要求并不高。”11的确，考虑到任何主要庞大组织——国家——之类的敌人，必须谋求获取并维持政权的战略，很难说他们就是理智或非理智的12。他们可能不完美，但是他们对上述战略和国内环境的刺激敏锐而警觉13。对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或哈马斯，这一点也适用；他们用自杀恐怖袭击来达到战略目的14。正是基于此，战略和政策才能够坚如磐石。

　　核武器的政治影响

　　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应以加强稳定为主要目的，这里的所指的稳定是指没有战争或严重危机。假如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没有发生突变，任何安全政策都应依赖于对潜在侵略者的绝对威慑。核武器强化了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organ.）提出的“一般威慑论”。“‘一般威慑论’是指敌手间通过保持武装力量来制约其相互关系，即使彼此绝无开战之可能（强调从源头上威慑）。”15一般威慑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侵略的诱惑因素不会超过障碍因素。

　　理论上，核武器在提高一般威慑方面要优于常规力量。这么说的原因是，当代价——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代价的风险——超过了武装侵略可能取得的任何可能受益，威慑就成功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战争之所以司空见惯，是因为一些决策者深明此理：侵略受益远胜代价16。当认为能够遂心快意地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时，这一结论更是昭然若揭。况且，决策者可以用来增强自信的历史案例——如俾斯麦对丹麦、奥地利帝国及法国的侵略战争和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征服及其被联合国联军驱逐——也比比皆是。

　　然而，当将卫国一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成为方程的一个变量时，将显著改变上述算计的结果。自卫者拥有一定规模的核武库，就意味着会在战场或侵略者国土上使用这些武器，使得侵略风险加大且潜在代价更惨重。这是因为拥有核武器可以平衡国力，尽管并不绝对——比如有人认为国家的特点如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工业能力、GNP等在国力评估中依然举足轻重。虽然如此，这种平衡的趋势客观上会产生两种表现形式。在战场上，核武器能够显著增强拥有较弱常规力量一方的国力。就绝对破坏力而言，只需要付出有限的损失就能摧毁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国家17。假如两个国家都具备可靠手段，能够向对方国土投放至少是“足够”的核武器以“确保”摧毁，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认为这两个国家同样强大。

　　有人认为，核与常规力量之间质的差异也具有某种心理影响，使前者更利于一般威慑18。考虑到核武器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破坏，对有核国家侵略的潜在代价，与双边长期消耗战完全相反，将会是“先付全款”的模式，因此对决策者而言“更一目了然”。况且，即使一些常规武器可以接近核武器的破坏效果19，但核武器已逐渐同某种象征意义息息相关，历史表明，该象征意义进一步增强了核武器一目了然的功效，并让国家的决策者谨小慎微20。这种直白的功效对于保卫其核心利益的国家特别奏效。有核国家在维护其诸如生死存亡或领土完整之类的核心利益时，威胁使用核武器几乎可以稳操胜券21。因此，拥有可靠的核武库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神佑”的效果。有人可能会主张，核武器所以能够增强一般威慑，实际上是通过防止有核武国家的侵略来实现的22，并因此大大增强了稳定。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核武库要多大，才能有效“神佑”自身呢？最近很多关于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作为维护和平力量的文献，一直含蓄地假定，任何数量的幸存核武器都足以进行成功的威慑23，这实际上是在主张存在主义威慑24，但比例威慑25概念将是更好的理论原则。

　　以比例威慑为指导原则时，自卫者必须至少拥有足够的可幸存核武器26，能够对侵略者造成的损失几乎等价于受益——在领土、工业能力等方面——侵略者成功征服自卫者时希望取得的27。当然，这就是惩罚式威慑战略，即对侵略者的人口/工业中心进行打击。以战略原则依赖比例威慑的法国为例，在冷战中要想遏制前苏联的攻击，他们需要足够的可幸存核力量，给予苏联“等同于法国”的伤亡——大约5千万人口，或者，能够对100到150个苏联重镇进行打击乃至摧毁28。因此，比例威慑所需核武库多大才够这一问题的答案，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在于自卫者领土的大致价值29。

　　中国深谙此道。中国采取最小威慑战略，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持有的庞大数量相比微不足道。据估计，中国总共拥有大约400件核武器，其中已军事部署的约200件。它拥有约30枚能够打击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其中10枚能够攻击到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还拥有约100枚中程导弹，能够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友国和盟国30。这些武器足以对美国造成大于台湾——两国间任何冲突最有可能的赌注— —的破坏。相比之下，美国拥有450枚洲际弹道导弹，每弹最多可携带三枚弹头；18艘三叉戟潜艇，每艘装备了24枚潜射弹道导弹，每弹可携带多达8个弹头；100架左右的核轰炸机，该机具有包括空射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有效载荷能力。据推测，俄罗斯也有类似的组合。然而，尽管核平衡如此倾斜，中国仍继续致力于常规力量的现代化，不断拓展其区域影响力。该如何解释这一行为呢？

　　中国对小规模核武库足以威慑对手这一点信心十足。在国际政治中，威慑虽然制约国家的对外行为，却为其对内行为提供良机——使其可以谋求任何其他武器。精明的国家意识这一点，而且明白一个事实，即庞大的核武库获益无几；同时，在其他竞争领域，会出现一个不断缩小差距的回归点，而且有了核武器这一点会来的很快。为劝阻中国谋求军备计划，美国和俄罗斯所能采取的军事措施微乎其微。中国对此心知肚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其核胃口一直得以满足。中国可能改变吗？如果有需求刺激，就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核防御是个糟糕的点子，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在威慑游戏中，防御可能维护稳定也可能破坏稳定；破译中国何时以何种方式改变，是美国拒绝采取核防御战略，放弃民防计划而支持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唯一原因31。今天，美中两国已经心照不宣地进入了一种只可以称之为相互报复的时期；没有官方声明，但是双方知道，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采取军事行动，其赌注都太高了。

　　核武器让政治家们把冒险游戏当日子来过，随之又让他们不得不建立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来制约各自的行为。没有政治家甘受其束，但核国家之间就是那种相互约束关系。每个国家都受制于另一个国家的能力所及，而且这种关系，尽管领导者辞令花巧，都是由谨慎调教出来的。

　　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尽管彼此存在尖锐的政治分歧32，却一致觅寻免战良途。当在佛罗里达海岸部署导弹时，苏联对美国如何反应估计不足，这件事虽然有趣，但是当时任两国领导人意识到赌注为何时，其所作所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评论说，“我们曾经针锋相对”可用两点证明。首先，面对险象环生，两国互不相让。其次，不存在误解。双方很快意识到，危机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行动。战争是焦点，红线显而易见，最好别逾越，而且值得避免33。尽管美国在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方面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并且具备足够的能力削弱苏联的任何报复性打击，事情还是以那种情形发展的34。从那天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终于懂得，他们可以冲向悬崖，但必须及时勒马，以免冒核战之危险，一种双方都不愿试的危险。危机之后，两国采取很多措施以减少不确定因素，并改进危机处置的稳定性35。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少量的核武器可以产生巨大效应。在危机时代，核武器迫使政治家克己慎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核政治家们反对冒险，同时又让他们时刻警惕。

　　尽管有人一直认为，这种稳定关系可能是美苏两极之间所特有的36，但是在别的地方似乎也适用。巴基斯坦在获得核能力之前与印度进行了三次血腥战争。如今，在核武器的笼罩下，印巴两国间的严重分歧已不足以将他们拖入战争37。尽管两国在以牙还牙的游戏中仍不遗余力，但是核武器通过降低双方交战可能性而使两国表现温和且关系稳定。虽然离完美相差甚远，但印巴关系可概括为紧张而稳定38。

　　中东地区也会是这种情况吗？似乎是。尽管以色列不承认，但其拥有核武器却是公认的，而在此之前，阿拉伯国家曾发动三场战争想毁灭它，但自此之后再无战事。要是伊朗有了核武器，那么核武器在中东地区的扩散几乎是无疑的。尽管以色列的安全将受到挑战，但考虑到相互威慑会发挥主导作用并因此限制各自行为，这种制约关系也会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这样一来，对解决沙特面临的挑战将会特别有意义39。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即伊朗的炸弹会成为什叶派的炸弹，而逊尼派会举步维艰。要等到沙特武器能力准备好才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已经很难，而且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虽然能够向对沙特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但是那样做会放大美国在该区域的存在，这一点极端分子不会坐视。美国可能会部署防御系统，但这样做和扩大安全保障有类似的不利后果。伊斯兰极端分子会利用他们的存在，作为国王依赖美国的又一例子。美国与其伙伴国共同为沙特及更广泛逊尼派提供的区域性保护办法，可能会有效，但是缺少潜在的伙伴国。鉴于以上考虑，最精明的做法就是无为而治。像听起来一样奇怪，美国袖手旁观乃至允许部署反导系统——如果伊朗人决定那么做的话——的结果会更好。总之，更多情形会好转40。

最小核威慑之路

　　但问题也可能并不在于已过于庞大核武库。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意识到拥有可靠核报复能力的必要性，并希望军队——尤其是空军——通过购装置武胜任该目标41。所以，时任政府一直谋求实现这些能力，以既能对军事打击牢不可破，又能对苏联施以难以接受的破坏——但仅此而已42。回首过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这样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他们，理论上可达到的首次打击能力，不会远胜我们。但他们无法比我们更准确获悉对方的意图。结果一直是这样，双方已经建立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对抗彼此最初军力所需的二次打击能力。在这样做时，彼此从未实现具备首次打击能力。”43换而言之，在冷战时期，双方实际上早就相互威慑；尽管那未必是本来意图，但其他军事力量的实际运用微乎其微。

　　故而，当决策者们期待政府公布新的核态势评估时，问题不是美国是否会将其核武器全部销毁；相反，问题是：威慑必须的核武库要多大？答案的数字相对较小。如今，美国有能力采取最小威慑战略，并缩减其核武库，使其部署在导弹发射井、潜艇或飞机上的精良抗毁的核武器保持相对小的数量。

　　1965年，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维（Thomas Power）将军曾说，“最有效的威慑必须介于最小幻想和最大不可能之间”。要绘出“最小幻想”的路线，必须找到一种务实途径慰藉决策者——他们依赖核武器的战争威慑作用已长达60年。如果是逐步消减核武库，持怀疑态度的选民更有可能接受拥有较少数量的核武器。鉴于此，国际核不扩散和裁军委员会建议，美国将核武器数量在2025年前减少至500枚44。虽然这相当于裁减90%的核武库，但回报不仅是足够的威慑能力，也为切实实施军力结构精简提供了灵活性。

　　其实，美国只需311枚核武器，就能满足军事所需并保持稳固威慑。这311枚核武器应包括为形成稳固威慑密不可分的各种导弹，因为这些导弹无法移动，容易被探测到，会成为敌人精确打击的靶子。100枚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如正在服役的民兵III导弹，其价格合理，性能优良，因此较之大幅消减，政治上更受欢迎。“三位一体”中的海上核力量，可由192枚分导式多弹头三叉戟D-5潜射弹道导弹组成，这些导弹部署在12艘俄亥俄级潜艇上，每艘潜艇最多可装备24枚导弹。这样可以保证在任何给定时间内每4艘中有2艘可执行巡逻任务。这些导弹因为可以移动，难以发现，所以抗摧毁能力极高；结合精确打击，在必要时能让坚固目标危在旦夕。此外，如果有人觉得这些裁减会使大西洋的力量略显薄弱，还有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可随时用于确保欧洲盟国的安全。最后，19架B-2s挂载的空射巡航导弹将继续提供远程打击能力，并灵活地用于“三位一体”作战。这些导弹不仅足以满足用飞机实现核战升级控制或政治示意之需要，同时也让所有B-52Hs能够转而关注发挥自身的传统作用。结合潜射弹道导弹，空射巡航导弹就能安全比翼啸空或与传统武器混合使用——这一方案是布罗迪首次提出的45。

　　简言之，美国的核安全依靠较少军事打击或财富打击武器——这些武器的总数只需比300多一点——就可轻松保证。再者，如果美国最大的对手俄罗斯也全盘照做的话，就更毋庸担心了。俄罗斯在理论上可能占有的相对优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有人假设最坏的情况——意外事件导致美国拿出了所有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会因其城市可能面临的危险而依旧因威慑不会先手行动。怀疑论者会对此种观点严词抨击，所以最好先处理好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会有些人坚持认为，最小核态势对美国的意义微乎其微，因为美国必须保持足够大的核武库以应对所有突发事件。换而言之，巴基斯坦只需与印度抗衡，而美国却要同时面对好几个潜在对手，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这种推理符合逻辑，却忽视了美国庞大常规力量的优势。显而易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先使用的会是常规武器而非核武器，况且前者也是“星球大战计划”的补充。其实， 凯尔·A·莱伯（Keir A. Lieber）和 达丽尔·G·普列斯（Daryl G. Press）在最近的核能力分析中意识到了这一点46。尽管中国只拥有很小的核力量，但美国在与中国的大多数数突发事件中却难免受到威慑，这一事实也与上述观点背道而驰。据推测，如果中国要威慑美国，少量核武器足能奏效。其实，坚持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主张毫无意义，除非这些主张与专门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战略密不可分，这一点，归根结底，似乎并无必要。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增加核武数量，企图阻止另一方取得军事打击能力或者象征性的数量优势。一直以来，双方无视一个事实，即核武器的政治意义而非军事应用，才是最重要的。新生核国家似乎满足于拥有少量核武器。有人想知道为什么。要么与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数量有关，要么与他们对核武器政治意义的判断有关。确切的答案无从所知，这也正是讨论该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

　　第二种批判与“三位一体”——整个冷战时期的威慑框架——的未来有关。有人可能会辩称，”三位一体”作用显著，其冗余和灵活性曾是全球稳定的支撑，并有助于让冷战不“热”。然而，提醒这一点很重要：苏联没有这种军事行动概念。他们严重依赖——几乎是非其不可——导弹，并且仍设法威慑美国。如果有人接受这一基本的观点——正是核武器的政治意义很重要——运载方法就无关紧要。

　　最后一点，是对组织能力和专业发展的关注。一支力量究竟要达到多小，才完全不像一支力量？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在有些情况下，较小规模的力量可以完全胜任，而增加其规模可能会导致其无所事事。有人想起了海军“海豹”部队。正是精挑细选、资足装良、专攻特训和小巧精悍使海军“海豹”计划才如此卓有成效。核斗士也能如此否?这不是我们要答的问题。核力量的规模应主要取决于稳固、可靠的核威慑需要，而像工业基地、人员管理和培训练习只是需要权衡的次要问题。

　　结论

　　从大规模报复到抵销战略的秘密打击方案，威慑战略在整个冷战期间不断演化。超级大国最终开始理解布罗迪贴切地称之为“导弹时代的战略”的意味。尽管双方都有过蹩脚的辞令或过火的言论，但是他们逐渐弄懂了核武器意味所何，从而变得循规蹈矩。虽然双方针锋相对并赤裸裸地谋求国际影响力，但彼此都没有发起或者威胁发起核战。简言之，核教育诞生了。世界其他地方正发生着类似的事。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可能还有伊朗，都学懂了：把握威慑只需少量核武器就完全可以了。其他国家也会学懂这点，这就是为什么核武器应该是美国战略的核心。那并不意味着核武器应该是美国的唯一关注，只是最重要的关注。

　　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否会更美好呢？尽管建立无核世界是众望所归，但并非明智之举。“爱好与诱惑，威慑与惩罚织就了社会和政治生活之网。”去掉后者，国际社会完全依赖于前者——只是空想家幻想的 “伊甸园的一面”47。严肃认真的人们不会那么想。查尔斯·霍纳（Charles Horner）将军，即后来的美国航天司令部司令，1994年这样解释，“我想清除所有的（核武器），我希望其数量是零。我会告诉你为什……想想我们凭空如何掌握优先权吧。48”两年后，1996年12月，李·巴特勒（Lee Butler）将军，战略空军司令部前任司令，在全美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中，怀疑是否“有可能达成如下全球共识：核武器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更广泛的共识：使用它们的后果会超越任何已宣称的军事效用”49。在上面两种情况下，都忽略了武力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在政治上，武力是最后的手段。在国际政治中，武力优先且亘古不变50。武力影响深远，它可以作为暴躁政客的刺激剂，可以节制苛求，可以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核武器不会使其变得毫无用处。恰恰相反，核武器可能是一个国家可以拥有的最有效的政治武器，这一点有助于解释核武器为何蔓延。

　　尽管核武器本质上是危险的，但是他们会让国际生活得以继续，因为核国家的首脑们意识到，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愿望或说辞，他们必须克制自己。物质能力的不均衡分布充斥整个世界，因此，国际社会体系决定了什么国家可以做什么，什么国家不可以做什么。核武器通过让核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降低而非增加，也发挥着类似物质能力的作用51。精明的政治家们会承认这一点，并认识到国际社会生活中权力的现状。事实是，有些国家会谋求核武器，其他国家则不会。最终的分析结果是，安全是问题之锁，武器是解决之钥。核武器的蔓延是由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相对不安全。在最小核威慑时代，我们不得不容忍更多核国家存在。大多数国家不会谋求核武器，对这种武器的谋求取决于安全。如果国家没有核武器也能安全，他们就不再需要它们，换而言之，无核世界取决于是否有更安全的世界。我们还未达到就是我们努力实现之的充分理由。

　　作者：小詹姆斯·伍德·富赛思, B·强斯·萨尔茨曼, 小加里·肖布博士         编译：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