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的故事-----转自铁血,据说作者是现役特工,但故事以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0:44:11
<P>特工的故事
    特工的故事
    序幕————二局A
   
    2000年,一转眼上大四了,我开始提前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些调研.我的学校————XX学院,是国家XX部直属的一所重点高校.其实当年高考时,我本来最想去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但在那张写满招生高校和专业的报纸上,我看到了XX学院的名字.当时,据老师说,这所学校并不是每年都在我省招生的,而是几年才招一回,每次也从不超过2个名额.上一次在我省招生时,只招了一个人.可怕的是,那个人是全省文科状元.我顿时对这所神秘的学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由于该学校是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所以和报北大并不冲突.一般来讲,提前录取批次的高校多以军事,公安院校为主,但由于XX学院直属于政府的XX部,所以也作为特殊院校而一直被列入提前录取一批中.于是,在填高考的志愿时,我在提前录取那一栏里的第一志愿填的是XX学院英语专业.在第一批重点本科院校一栏的第一志愿中,我填的是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剩下的各志愿里我也基本上都填的是英语专业.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超过了北大的分数线不少,估计去英语专业是不成问题的.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是全班同学中,甚至是全校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作为提前录取院校的XX学院早早就把录取通知书邮给了我.录取通知书是一张红色的酷似请柬的折叠硬纸卡片,封面上印着金黄色的XX学院四个大字,里面除了通知我于1996年9月1日去在北京的XX学院报到外,封一的那一面上还有原国家XX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某位领导的题词: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合格的XX干部.尽管和北大擦肩而过,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后悔的,就冲XX学院的名字里XX那两个字就够"光宗耀祖"的了.父母也很高兴,觉得儿子这下子可一步登天了,国家XX部直属的学校,那将来可就是XX官了呀.亲戚朋友们中有的人以前从来就没听过这所学校,但现在一听到这么响亮的名字,也都觉得比上北大还要有前途.
    一转眼近四年过去了.我现在早已没了刚踏入XX学院校门时的那种激情了.它可以说是一所迷你学校,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加在一起不超过两千人.校园也非常小,而且它似乎很少像一般的大学一样有什么文艺和体育活动,除了每年迎新生的晚会外,几乎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娱乐活动了.不过学校的学风很好,学生们学习都很刻苦.在这种氛围下,我四年来也是一直刻苦学习,几乎没怎么玩过.不过也的确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我考了九十分,在全国也排上了名次.而且还被推荐参加了XX学院的同声传译培训班,这是专门为XX部翻译部门输送人才而办的系统内高级翻译培训班.但我当时的想法已经和刚来到XX学院时及在校的前两年中的想法不同了,已经对将来到XX部工作失去了兴趣.因为在学校的几年里,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师哥师姐,其中有些人去了XX部工作.但他们似乎干得都不太愉快.一问他们,他们就是一通怨言:工资奇低,不给房子,在国外工作时很艰苦,年轻人基本上都被派到亚非拉等生活水平低于国内的地区,而且在国外工作还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多麻烦.特别是自己要是没有背景的话,一辈子只能是个唯唯诺诺的小公务员.所以自九十年代起,XX学院的学生中想去部里工作的人就很少了.他们说的这些我其实都不太在乎,正所谓"少年壮志不言愁"嘛.
    但让我真正对到XX部工作失去兴趣的却是在XX部实习期间.尽管是部属院校,也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到部里实习的机会的.由于我平时表现一向很好,是学生会干部,又是班级学习委员,所以被推荐到部里一个重要部门实习.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XX部令我非常失望,倒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想像中的那种高贵辉煌的XX工作好像一下子就变成现实中这样枯燥乏味.因为在外人眼中非常神秘的XX工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咬文嚼字的文字工作,而且机关作风很浓,签字画圈,改标点符号.领导和下属都是整天闷在办公室里写稿子,改稿子.我当时甚至和别人开玩笑说,XX部实际上就是编辑部.也就是那时,我开始觉得,以我的个性,在这样的氛围里干一辈子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自实习以后,XX部就从我的就业计划中永远退休了.
    实习之后,虽然离找工作的时间还早,但既然我已经不打算去XX部工作了,就应该尽早为自己找到一个大方向.其实我最喜欢从事的工作是自由职业者式的同声传译员,很自由,没人管,而且收入奇高.在北京的一个资深的同声传译员每年拿个几百万似乎不成问题.但在外面做过几回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北京的同传的圈子很小,新面孔的年轻人要想打进去非常难.客户一般都会选择有名望的老翻译们.而我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把我带进圈子,所以暂时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寻找.【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那就再试试公司吧.说实话,我本来就对经济不感兴趣,在学校时的选修课上,能不选经济类的我就不选.但我还是跑了很多家公司,反倒发有现我比我自己想像中还不喜欢公司文化.每次面试或复试时,人力资源经理和总裁总是各公司的通用口径————我公司将提供一份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人才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我们将用竞争力的薪资,吸引有团队精神的人才.....每个公司都是那一套话,听得太多了我后来都觉得有点恶心了.我在课余时间到过一家公司实习,这是一家私营企业,我的职位是总裁的英文助理.工资给得很高,正式录用后可达八千元.但我没干多久就走人了,那个老板纯粹是一流氓,不干什么正事,在他身边准学不出好来,而且整天唧唧歪歪的,就算一个月一万八我也不伺候他呀.
    尽管后来又有一些高薪的公司有意让我加盟,我最后还是都放弃了.因为我发现我对公司事务的确是一点热情也没有,这样的话将来我怎么可能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呢?
    转眼到了大家都开始正式找工作的时期了.首先来学校做宣传的是中央的各大部委.隔几天就来一个,在学校会议厅开个报告会,请在自己部门工作的往届毕业生谈体会,但学校里真正优秀的学生好像都对这些部门没什么想法,因为中央部委的公务员待遇普遍偏低,所以有一部分人对它们根本不感兴趣.我也看了公务员的考录计划,但觉得这些部委要英语专业的职位好像以资料翻译居多,而且我一听某些部门的名字就兴趣全无了.
    一天,在北京某高校举行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上,我意外地发现了国家T部门在那里招聘.T部门的业务一向是我的兴趣所在.不瞒你说,在学校期间,我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间谍小说,另外百分之十基本上是侦探小说.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了T部门的招聘桌前,递上了自己的一位简历.
    坐在桌前的是一位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厚茄克,在他身后的上方,贴着T部门所需的专业:前面的十几个专业基本上都是语言类的,除了英语外,剩下的是法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各语种,世界各大洲的基本上都涵盖了,非语言类的有法律,计算机和金融等.那人看了我的简历后,表现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成绩很好,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XX学院的主管机关XX部也是从事对外政治工作的,两种工作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比起其他学校的学生似乎占了点天然的优势.
    他问我是否了解T机关,我说很了解,因为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连我的国际关系课的论文题目都是&lt;论克格勃在冷战中的作用&gt;.他一听,眼睛一亮,马上问我写了些什么内容.我把大致框架告诉了他.他这时也看出我的确很在行,至少在常识方面是这样.我接着问他,这次招的是对外情报人员还是反间谍人员.他没有回答,却对我说:"我们俩之间的谈话是我今天来这里后程度最深的一次,其他不少学生甚至连我们这个机关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然后又接着回答我的问题:"学语言的学生一般都搞去情报的."我一听,心里一热:对外情报,中国的CIA呀.我又问他,学外语的会不会去搞监听之类的东西.而他此时已经似乎很喜欢我了,直接说:"我们从来都是量才而用,你来了我绝对不会让你搞内勤."我又问,"考过公务员后还要不要通过特殊的考试呢?""你放心,我考的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对你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真的打算来么?""当然.""那好"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笔,接着问我,"你对我们这个领域内哪个具体方面感兴趣?"我说,我学外语的,当然是对能常出国的那种情报工作感兴趣了."他微微一笑,用笔在我的简历上写上了"二局A",然后让我回去等他们的电话.(现在我知道二局就是我刚去时被分到的那个局,A则是把应征者分成ABC等几类).我转身离开时,发现我后面已经排了不少手拿简历的学生了,我在从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向外挤时,听见了那位特工招募者对马上递上简历的那个男生说:"你是吉林大学的学生?""是的,我特地来北京找工作"."对不起,我们这个点只面向在京高校的学生."
    第一部分 间谍培训
   
    只面向在京高校的学生?我了解教育部的政策,就算是在京高校的学生都不是人人都有毕业留京工作的指标,外地院校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在那所学校的大门口我与一起来的同班同学们会合了。他们也都向T机关投了简历。其中包括和我同寑室的小林和小丁。小林在向那位特工招募者递简历时,对方问他是否知道T机关是干什么的。小林说:和美国的CIA差不多吧。对方显得很高兴,说:看来你们XX学院的学生在这方面的意识都很强。还收下了他的简历。(其实小林自己都承认,他对T机关的了解也就是仅仅知道它和CIA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我给T机关人员留下的印象帮的忙)小丁就更有意思了,他在递简历时,那位特工招募者见他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刀疤(小时候玩刀时自己不注意划的),就问他:“你脸上有刀疤,这可不行 ,属于明显特征。你还不认识人家呢,人家先认识你了。”小丁一向头脑灵活,鬼点子多,马上回答:“我当初在考XX学院时,人家也说脸上不能有明显特征,但我还是来了呀。”(晕,他这叫什么逻辑)对方见他反应很快,就也照收了他的简历。其他的那些同学也都投了简历,对方也问了些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他们的回答是否让对主满意,但XX学院的学生的简历T机关好像全收了,不像某些学校的学生,一上去就被拒绝了。
    过了大约一周,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主自称是T机关的干部考录人员,想约我当天来一次面试。我开始以为我将是和其他人一起去T机关面试,没想到对方却却告诉我,他们现在就在学校附近,想现在就约我到学校旁边的一家茶庄里喝茶。哈哈,不亏是情报机关,连面试都搞单线联系。
    我到了茶庄后,见到了两个T机关人员,一个就是上次那位特工招募者。这一次,我知道他姓姚,是T机关干部局的一位领导,另一位要年轻些,身材高大,是他的下级,他就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人。
    他们先是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方面的问题。然后又很轻松地和我谈起了情报工作,姚说:“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是想像那么容易做,你想想,如果西方国家想用金钱收买中国人的话,他们的美元是很有诱惑力的。而我们的钱呢,尽管国家也有拨款,但和人家的钱比起来要少多了,用它来对西方人工作的话,我们似乎并不占优势。”随后又说:“你要是真的热爱这一行的话,将来和我们一起好好研究研究这些东西。”我也说出了自己对中国情报工作的一些看法。最后,他们又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将来你不能向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配偶说出自己真正的职业,你能接受么?”我回答说:“至少隐藏真实身份可以保障我的安全,至于其他方面的东西,就要显得次要了。”对方看来对这个答复很满意,然后就和我握手告别,并告诉我继续等电话。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小林和小丁也都与T机关的人员进行了面谈,他们也都觉得对方似乎比较满意,并让他们等电话。
    又过了一周,我和小林和小丁被一起叫到了辅导员的办公室。辅导员对我们说:“今天上午T机关来了个老头子(估计指的是老姚),来调查你们三个人的背景和平时表现。我可好好把你们夸了一通呀。”我们三个当时都觉得:有戏。
    其实我们三个人当中,我是对情报工作最感兴趣的,所以很重视这次机会。小林则差些,他觉得自己只要能留京就行了,对于自己具体做什么好像不是太关心。小丁开始时则更不太在意,他本来就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平时就总躺在宿舍的床上发表他的“政见”:“等过了十年,开同学会的时候,你们这帮想去机关的人都是这长那长的了,就我什么也不是。但我却开辆豪华大奔驰去参加同学会,那时候看看谁牛B.”但后来他又表现出很想去T机关,我就用他当初的关于同学会的话问他,他回答说:“如果真能去上的话,我也只打算和T机关签个几年合同,合同期一满我就去企业,公务员太穷了。”
    又过了几周,T机关正式通知我们去它指定的一个地方去参加笔试和正式的面试。笔试的东西都我平时喜欢研究的那些东西,面试也很正规,老姚也在考官当中,不过他这次没问问题,只是埋头做记录,除此以外,还专门有一个以笔试形式进行的心理测试,内容是在一张答题纸上做选择题,一般都是给出一个问题,然后在两个极端和比较折中的方案中做出选择。后来听人说,答题的技巧在于,选极端的答案或折中的答案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选极端的就一直选极端的,如果选折中的就一直选折中的,这样才能说明答题者的心理状态是稳定的。这显然比单纯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极端还是折中更能考察一名可能成为情报人员的候选人的心理素质。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去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我的考点是在位于一个叫幸福街的地方的一所中学。那时是冬天,我在答《申论》时居然发起了烧,我倒,我大学四年都基本上没发过烧,怎么偏偏在这么个时候烧上了?在答题前,我们都要在一个信封上写上自己的通信地址和报考部门,以便将来把成绩邮给我们。坐在我后面的那位女孩报的是铁道部,她在看到我的报考单位后怔了一下,然后向我会意地一笑,还祝我成功。
    我果然成功了。而且老姚告诉我,我的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公务员考试也顺利地通过了,老姚说面试的考官也对有很深刻的印象,估计他推荐我去的二局会很愿意要我。
    小林和小丁也都通过了考试,T机关在XX学院只要了我们三个人。没过多久,我们就在T机关的一座办公楼内和T机关正式签了约,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最低服务期为五年,如违约的话,每年交违约金一万元。五年后人才可自由流动,但如果要离开T机关的话,还不能直接就走,因为还要有一段为期两年的脱密期,这段时间内不会让你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即等到你脑袋中的机密都过了时的时候才能让你走。而且若干年之内不能出境,也不能到外商独资企业或台资企业工作。
    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就是在学校等七月份的毕业了。毕业后先回家休息,然后于八月末回京报到,九月份起正式接受新干部培训。
    等毕业的这段时间里,由于没了就业的压力,我和小林和小丁都很爽,尤其是我,苦读了将近四年,现在总算把该考的试都考完了,这下子得好好玩一玩了。但我在没事干的时候还是会跑到图书馆时,看那些间谍纪实和文学作品。有时候,我和小林和小丁还无聊到上街上去练习跟踪人,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不过我发现我们跟踪的人里多数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性,哈哈,没办法,对我们来说,要是盯一个老年男性的睄恐怕没什么动力吧。
    转眼就毕业了,我们也都回家休假去了,用小丁的话说,也算是衣锦还乡了。特别是在地方上,谁家的孩子能在这么重要的国家部门里工作,也算得上是光宗耀祖了。而且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一些朋友们总是问这问那的,我倒有了神秘的资本,呵呵。
    八月底,我乘火车返京,来到了T机关的一个集体宿舍。刚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就去T机关总部办理了一系列的手续,拿着行政介绍信,开始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走,去干部局办理档案相关事宜,去保卫处领临时出入证(当时还不能发工作证),去机关党委和团委办理党员和团员组织关系,去行政部门办理集体户口和宿舍入住手续,去食堂办理就餐卡,去财务部门办理工资关系并顺便报销火车票,甚至还去计划生育委员会填了个什么表。【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几天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马上拿上必备物品,准备出发去参加正式的新干部培训。这对我们来说来得很突然。等拉着我们的车开出市区时我们就觉得更加突然了,显然所谓的新干部培训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在T机关的某座办公楼内听讲座之类的(此前我们曾在一座办公楼内接受了一次保密教育,还参观了T机关内部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各种间谍工具和以往破获的间谍案和泄密案中的一些证物,还看了一些讴歌我情报人员的录像。)车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来到了一个大院。这座大院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略显得旧了一些。真正特别的是,门口站着四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而且这四名战士并不像一般部队的哨兵那样穿制服戴大沿帽,而是全部着迷彩服戴钢盔,让我们感到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在车驶进了院内后,我们见了营区的一些标志后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某特种部队,其官兵后来曾在国际侦察兵比赛中夺冠。
    下车后,机关领导对我们讲话,说我们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月的时间,全方位接受一名情报人员所需要的各种训练(这让我想起了中央情报局训练特工的“佛吉尼亚农场”,不过那不是在军营里。联邦调查局学院倒好像是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内。)
    我们被带进了军队的宿舍,这本来是一个营的营房,但这个营到外面参加海训去了。其实特种部队的战士很少在营区内训练,因为他们的训练范围实在太广了,所以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野训,海训和伞训。我们就占了人家的窝。
    本来我是很向往军队的,更不必说最神秘的特种部队了。但后来才发现在这里的训练可是像夏令营那么轻松,在军队里就要受军队的纪律约束。刚开始的一个月是基础训练阶段,即练习队列,体能和汽车驾驭。我本以为特种部队不同于一般的部队,人员和训练都和其他部队不一样,现在才发现,当你身在这个营区时,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一支特种部队,甚至会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特种部队和常规部队的区别,因为一切东西都似乎和以前见到的解放军部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一样的军装,一样的管理,一样的生活方式。
    队列训练是最烦的了,常常要把腿抬起来悬空到站不住为止,而且教官们总是吹毛求疵般地要求大伙走路时双手和裤缝的磨擦声要一致。真怀疑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谁在大街上跟踪敌特时还用正步走呀。其实这只是部队为了增强军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一种锻炼罢了。每天早止要跑个三四公里,女同志可以稍减一些。上午队列结束后,下午开始学习开卡车,负责训练我的是警通连的一位三级士官,总在驾驭楼里对我大声的嚷,还说一些伤我自尊的话,也是,谁让我学车学得慢呢。而他也显然是平时骂战士骂惯了的,以至于那一阵子,一看见他那张胖脸我的脑海里就出现“son of a *****”这个名词。
    不过,在他的“精心调教”下,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军用卡车了,学过卡车后,我们又开始学习驾驭军用吉普,最后考核前又专门练习了驾驭普通的轿车。本来这支部队里很少有小汽车的,连一号首长的专车都是凃着迷彩伪装的城市猎人。我们驾驭的黑色小汽车一般是在部队训练和演习时由假扮成恐怖分子的战士们驾驭的。
    上下午的训练结束后,晚上还要到俱乐部学唱歌,看完《新闻联播》后又要被拉出去搞体能训练,晚上回来整理内务,把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似的。每隔几天还会在后半夜被人叫醒去站岗。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突然给你来个紧急集合。有人甚至提出不应该受这么严格的军事化熏陶,免得将来到国外执行任务时被人看出有军人的痕迹,带队领导听了,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练的才哪到哪儿呀。
    很快一个月的基础训练结束了,我们开始了真正的间谍业务培训。这时才开始有令人激动的内容:射击,格斗,密码,拍照,化装,攀登,而跟踪与反跟踪等内容则要等到回到城市中后再进行实地补充训练。
    尽管是在军营里,我们的培训教官并不全是军人,就拿射击来说吧,步枪和冲锋枪的教官是军人,而对特工人员真正重要的手枪射击的教官则是T机关自己的行动专家。他教的手枪射击方法很特别,据说是最适合特工人员的方法。比如,他对我们说,在暗杀等场合,在用手枪对敌人射击时,一定要连开两枪,即连扣两下扳机。又给我们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他具体说的什么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记得好像是说:在打出第一颗子弹后,手枪的振动会使你的手和枪都偏离目标,再继续打第二枪的话肯定要偏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如果第一枪没打死敌人的话,人家可能就开枪还击了。而如果不管打中打不中都是连扣两下扳机,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而且如果打中的话,两颗连续的子弹的杀伤力显然更大。就算没打中,再打时还要连扣两下扳机。
    格斗训练的内容也和我想像得有点不同,本来我是最不怕练习格斗的,以前就和散打,跆拳道及中国式摔跤有过亲密接触。但这里的格斗则不同,全是最简单、直接、实用的东西。而且教学是由军队的人员和T机关的格斗专家们共同进行的。军队的人主要教我们特种部队的“一招制敌”技术,我们自己的行动专家教的东西和他教的有些类似,但除纯粹的徒手格斗术,如如何用三个指头让对手断气外,他教的更多的是如何用日常物品杀人,如用钢笔刺破对手的颈动脉。他还很擅长用绳索从背后勒住敌人的脖子,即所谓的“印度绞杀法”,《教父》里的意大利裔黑手党常用这个。小时候在一部美国电影《战俘快车》也见过美国军人用这种方法绞杀德军哨兵的场面。一想到自己将来可能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们都觉得很兴奋。
    此后,我还被挑选去参加一个“偷越国境”的模拟训练,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玩这个的,只是平时训练成绩不错的少数人才被特选去参加的。练习的目的是学会如何从陆路向敌对国家渗透,或在执行完任务后被敌人发现并封锁了机场等退路时,我们就将采用这种原始的撤出手段逃离险境。训练地模拟成边境的形式,平时供部队的特种兵练习越界武装侦察时使用。那里建有岗楼和暗堡,还有模拟的雷区和铁丝网,哨兵会牵着狼狗来回地巡逻,晚上还有探照灯来回地照。开始时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不是被狼狗吓回来就是被哨兵用空包弹打中,但这就像玩电脑游戏一样,刚开始都不行,但多次的反复训练终于使我们掌握了相关的技巧:如何躲避狼狗的追踪,如何发现雷区的位置,如何在必要的情况下无声地制服哨兵,如何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等等,终于克服了将要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障碍。在我最终完成任务穿过国境线时,我心里在想:不知当年冒着东德士兵的子弹越过柏林墙的那些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这项训练似乎也体现出了特工与特种部队军人在任务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但用负责这项训练的军官的话说:特种部队总是集体行动,强调的是协同。特工则总是孤身深入敌后,强调的是独自应付危机的应变能力。
    剩下的间谍专业培训内容是保密的,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这期间大家虽然很苦,但也有了不少乐趣,尤其是和军人们的友谊日渐深厚。有时我们和军人们也互相开一些玩笑。有一次,我们刺探到情报,教官们准备当晚来一次紧急集合,所以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但过了一段,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一位兄弟出去观望,看见一位军官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哨子,他认为那个军官可能是要吹哨子,但那个军官看到他后,却将哨子揣进口袋里,扭头走了。那位兄弟见军官没有吹哨的意向,也往回走。但等他刚一转身,就听见一声尖厉的哨声,军官大喊,紧急集合!!! 事后,那位军官对我们说:怎么样,你们这些特工也不是我的对手吧。
    很快,培训就要结束了,在结业典礼上,T机关二号领导将来观看我们的汇报表演。我们为此进行了刻苦的综合演练,这是在整个培训中最艰苦的部分,当时我的胳膊和腿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因为在格斗对抗表演中,尽管双方并不是真正打到对方的身体,但在格挡中总要有肢体的碰撞,这样一来,大家的四肢上都是伤痕累累,我当时在受伤的部位都套上了两套护腕和护膝之类的防护用品。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武警战士练习擒拿格斗很是羡慕,很希望能有那样的机会,而现在我可再也不想了,还不如自己打打沙袋呢。不过,有苦就有甜,我的格斗表演给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此以外,我还参加了一个用绳索攀登楼房突袭恐怖分子的表演,并作为精选人员在最后的一个高难度表演中像美国电影里的特种兵一样从直升机上用滑索机降,然后用装着空包弹的枪一顿猛扫。
    就这样,我们的培训在激烈的表演中结束了。当天下午我们就乘车返回市区。走的时候,我们和教官及战士们抱着痛哭,就像老兵退伍一样。车开出营区时,教官们列队向我们敬礼,我们穿着已取下了所有标志的迷彩服含泪在车上回礼,那情景,到现在还难忘。
    车开入了北京市区时,我们看到了久违了的高楼大厦,在这个号称世界间谍中心之一的国际化大都市里,我们将为国家的安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P><P>特工的故事
    特工的故事
    序幕————二局A
   
    2000年,一转眼上大四了,我开始提前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些调研.我的学校————XX学院,是国家XX部直属的一所重点高校.其实当年高考时,我本来最想去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但在那张写满招生高校和专业的报纸上,我看到了XX学院的名字.当时,据老师说,这所学校并不是每年都在我省招生的,而是几年才招一回,每次也从不超过2个名额.上一次在我省招生时,只招了一个人.可怕的是,那个人是全省文科状元.我顿时对这所神秘的学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由于该学校是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所以和报北大并不冲突.一般来讲,提前录取批次的高校多以军事,公安院校为主,但由于XX学院直属于政府的XX部,所以也作为特殊院校而一直被列入提前录取一批中.于是,在填高考的志愿时,我在提前录取那一栏里的第一志愿填的是XX学院英语专业.在第一批重点本科院校一栏的第一志愿中,我填的是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剩下的各志愿里我也基本上都填的是英语专业.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超过了北大的分数线不少,估计去英语专业是不成问题的.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是全班同学中,甚至是全校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作为提前录取院校的XX学院早早就把录取通知书邮给了我.录取通知书是一张红色的酷似请柬的折叠硬纸卡片,封面上印着金黄色的XX学院四个大字,里面除了通知我于1996年9月1日去在北京的XX学院报到外,封一的那一面上还有原国家XX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某位领导的题词: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合格的XX干部.尽管和北大擦肩而过,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后悔的,就冲XX学院的名字里XX那两个字就够"光宗耀祖"的了.父母也很高兴,觉得儿子这下子可一步登天了,国家XX部直属的学校,那将来可就是XX官了呀.亲戚朋友们中有的人以前从来就没听过这所学校,但现在一听到这么响亮的名字,也都觉得比上北大还要有前途.
    一转眼近四年过去了.我现在早已没了刚踏入XX学院校门时的那种激情了.它可以说是一所迷你学校,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加在一起不超过两千人.校园也非常小,而且它似乎很少像一般的大学一样有什么文艺和体育活动,除了每年迎新生的晚会外,几乎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娱乐活动了.不过学校的学风很好,学生们学习都很刻苦.在这种氛围下,我四年来也是一直刻苦学习,几乎没怎么玩过.不过也的确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我考了九十分,在全国也排上了名次.而且还被推荐参加了XX学院的同声传译培训班,这是专门为XX部翻译部门输送人才而办的系统内高级翻译培训班.但我当时的想法已经和刚来到XX学院时及在校的前两年中的想法不同了,已经对将来到XX部工作失去了兴趣.因为在学校的几年里,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师哥师姐,其中有些人去了XX部工作.但他们似乎干得都不太愉快.一问他们,他们就是一通怨言:工资奇低,不给房子,在国外工作时很艰苦,年轻人基本上都被派到亚非拉等生活水平低于国内的地区,而且在国外工作还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多麻烦.特别是自己要是没有背景的话,一辈子只能是个唯唯诺诺的小公务员.所以自九十年代起,XX学院的学生中想去部里工作的人就很少了.他们说的这些我其实都不太在乎,正所谓"少年壮志不言愁"嘛.
    但让我真正对到XX部工作失去兴趣的却是在XX部实习期间.尽管是部属院校,也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到部里实习的机会的.由于我平时表现一向很好,是学生会干部,又是班级学习委员,所以被推荐到部里一个重要部门实习.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XX部令我非常失望,倒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想像中的那种高贵辉煌的XX工作好像一下子就变成现实中这样枯燥乏味.因为在外人眼中非常神秘的XX工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咬文嚼字的文字工作,而且机关作风很浓,签字画圈,改标点符号.领导和下属都是整天闷在办公室里写稿子,改稿子.我当时甚至和别人开玩笑说,XX部实际上就是编辑部.也就是那时,我开始觉得,以我的个性,在这样的氛围里干一辈子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自实习以后,XX部就从我的就业计划中永远退休了.
    实习之后,虽然离找工作的时间还早,但既然我已经不打算去XX部工作了,就应该尽早为自己找到一个大方向.其实我最喜欢从事的工作是自由职业者式的同声传译员,很自由,没人管,而且收入奇高.在北京的一个资深的同声传译员每年拿个几百万似乎不成问题.但在外面做过几回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北京的同传的圈子很小,新面孔的年轻人要想打进去非常难.客户一般都会选择有名望的老翻译们.而我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把我带进圈子,所以暂时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寻找.【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那就再试试公司吧.说实话,我本来就对经济不感兴趣,在学校时的选修课上,能不选经济类的我就不选.但我还是跑了很多家公司,反倒发有现我比我自己想像中还不喜欢公司文化.每次面试或复试时,人力资源经理和总裁总是各公司的通用口径————我公司将提供一份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人才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我们将用竞争力的薪资,吸引有团队精神的人才.....每个公司都是那一套话,听得太多了我后来都觉得有点恶心了.我在课余时间到过一家公司实习,这是一家私营企业,我的职位是总裁的英文助理.工资给得很高,正式录用后可达八千元.但我没干多久就走人了,那个老板纯粹是一流氓,不干什么正事,在他身边准学不出好来,而且整天唧唧歪歪的,就算一个月一万八我也不伺候他呀.
    尽管后来又有一些高薪的公司有意让我加盟,我最后还是都放弃了.因为我发现我对公司事务的确是一点热情也没有,这样的话将来我怎么可能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呢?
    转眼到了大家都开始正式找工作的时期了.首先来学校做宣传的是中央的各大部委.隔几天就来一个,在学校会议厅开个报告会,请在自己部门工作的往届毕业生谈体会,但学校里真正优秀的学生好像都对这些部门没什么想法,因为中央部委的公务员待遇普遍偏低,所以有一部分人对它们根本不感兴趣.我也看了公务员的考录计划,但觉得这些部委要英语专业的职位好像以资料翻译居多,而且我一听某些部门的名字就兴趣全无了.
    一天,在北京某高校举行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上,我意外地发现了国家T部门在那里招聘.T部门的业务一向是我的兴趣所在.不瞒你说,在学校期间,我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间谍小说,另外百分之十基本上是侦探小说.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了T部门的招聘桌前,递上了自己的一位简历.
    坐在桌前的是一位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厚茄克,在他身后的上方,贴着T部门所需的专业:前面的十几个专业基本上都是语言类的,除了英语外,剩下的是法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各语种,世界各大洲的基本上都涵盖了,非语言类的有法律,计算机和金融等.那人看了我的简历后,表现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成绩很好,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XX学院的主管机关XX部也是从事对外政治工作的,两种工作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比起其他学校的学生似乎占了点天然的优势.
    他问我是否了解T机关,我说很了解,因为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连我的国际关系课的论文题目都是&lt;论克格勃在冷战中的作用&gt;.他一听,眼睛一亮,马上问我写了些什么内容.我把大致框架告诉了他.他这时也看出我的确很在行,至少在常识方面是这样.我接着问他,这次招的是对外情报人员还是反间谍人员.他没有回答,却对我说:"我们俩之间的谈话是我今天来这里后程度最深的一次,其他不少学生甚至连我们这个机关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然后又接着回答我的问题:"学语言的学生一般都搞去情报的."我一听,心里一热:对外情报,中国的CIA呀.我又问他,学外语的会不会去搞监听之类的东西.而他此时已经似乎很喜欢我了,直接说:"我们从来都是量才而用,你来了我绝对不会让你搞内勤."我又问,"考过公务员后还要不要通过特殊的考试呢?""你放心,我考的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对你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真的打算来么?""当然.""那好"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笔,接着问我,"你对我们这个领域内哪个具体方面感兴趣?"我说,我学外语的,当然是对能常出国的那种情报工作感兴趣了."他微微一笑,用笔在我的简历上写上了"二局A",然后让我回去等他们的电话.(现在我知道二局就是我刚去时被分到的那个局,A则是把应征者分成ABC等几类).我转身离开时,发现我后面已经排了不少手拿简历的学生了,我在从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向外挤时,听见了那位特工招募者对马上递上简历的那个男生说:"你是吉林大学的学生?""是的,我特地来北京找工作"."对不起,我们这个点只面向在京高校的学生."
    第一部分 间谍培训
   
    只面向在京高校的学生?我了解教育部的政策,就算是在京高校的学生都不是人人都有毕业留京工作的指标,外地院校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在那所学校的大门口我与一起来的同班同学们会合了。他们也都向T机关投了简历。其中包括和我同寑室的小林和小丁。小林在向那位特工招募者递简历时,对方问他是否知道T机关是干什么的。小林说:和美国的CIA差不多吧。对方显得很高兴,说:看来你们XX学院的学生在这方面的意识都很强。还收下了他的简历。(其实小林自己都承认,他对T机关的了解也就是仅仅知道它和CIA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我给T机关人员留下的印象帮的忙)小丁就更有意思了,他在递简历时,那位特工招募者见他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刀疤(小时候玩刀时自己不注意划的),就问他:“你脸上有刀疤,这可不行 ,属于明显特征。你还不认识人家呢,人家先认识你了。”小丁一向头脑灵活,鬼点子多,马上回答:“我当初在考XX学院时,人家也说脸上不能有明显特征,但我还是来了呀。”(晕,他这叫什么逻辑)对方见他反应很快,就也照收了他的简历。其他的那些同学也都投了简历,对方也问了些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他们的回答是否让对主满意,但XX学院的学生的简历T机关好像全收了,不像某些学校的学生,一上去就被拒绝了。
    过了大约一周,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主自称是T机关的干部考录人员,想约我当天来一次面试。我开始以为我将是和其他人一起去T机关面试,没想到对方却却告诉我,他们现在就在学校附近,想现在就约我到学校旁边的一家茶庄里喝茶。哈哈,不亏是情报机关,连面试都搞单线联系。
    我到了茶庄后,见到了两个T机关人员,一个就是上次那位特工招募者。这一次,我知道他姓姚,是T机关干部局的一位领导,另一位要年轻些,身材高大,是他的下级,他就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人。
    他们先是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方面的问题。然后又很轻松地和我谈起了情报工作,姚说:“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是想像那么容易做,你想想,如果西方国家想用金钱收买中国人的话,他们的美元是很有诱惑力的。而我们的钱呢,尽管国家也有拨款,但和人家的钱比起来要少多了,用它来对西方人工作的话,我们似乎并不占优势。”随后又说:“你要是真的热爱这一行的话,将来和我们一起好好研究研究这些东西。”我也说出了自己对中国情报工作的一些看法。最后,他们又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将来你不能向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配偶说出自己真正的职业,你能接受么?”我回答说:“至少隐藏真实身份可以保障我的安全,至于其他方面的东西,就要显得次要了。”对方看来对这个答复很满意,然后就和我握手告别,并告诉我继续等电话。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小林和小丁也都与T机关的人员进行了面谈,他们也都觉得对方似乎比较满意,并让他们等电话。
    又过了一周,我和小林和小丁被一起叫到了辅导员的办公室。辅导员对我们说:“今天上午T机关来了个老头子(估计指的是老姚),来调查你们三个人的背景和平时表现。我可好好把你们夸了一通呀。”我们三个当时都觉得:有戏。
    其实我们三个人当中,我是对情报工作最感兴趣的,所以很重视这次机会。小林则差些,他觉得自己只要能留京就行了,对于自己具体做什么好像不是太关心。小丁开始时则更不太在意,他本来就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平时就总躺在宿舍的床上发表他的“政见”:“等过了十年,开同学会的时候,你们这帮想去机关的人都是这长那长的了,就我什么也不是。但我却开辆豪华大奔驰去参加同学会,那时候看看谁牛B.”但后来他又表现出很想去T机关,我就用他当初的关于同学会的话问他,他回答说:“如果真能去上的话,我也只打算和T机关签个几年合同,合同期一满我就去企业,公务员太穷了。”
    又过了几周,T机关正式通知我们去它指定的一个地方去参加笔试和正式的面试。笔试的东西都我平时喜欢研究的那些东西,面试也很正规,老姚也在考官当中,不过他这次没问问题,只是埋头做记录,除此以外,还专门有一个以笔试形式进行的心理测试,内容是在一张答题纸上做选择题,一般都是给出一个问题,然后在两个极端和比较折中的方案中做出选择。后来听人说,答题的技巧在于,选极端的答案或折中的答案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选极端的就一直选极端的,如果选折中的就一直选折中的,这样才能说明答题者的心理状态是稳定的。这显然比单纯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极端还是折中更能考察一名可能成为情报人员的候选人的心理素质。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去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我的考点是在位于一个叫幸福街的地方的一所中学。那时是冬天,我在答《申论》时居然发起了烧,我倒,我大学四年都基本上没发过烧,怎么偏偏在这么个时候烧上了?在答题前,我们都要在一个信封上写上自己的通信地址和报考部门,以便将来把成绩邮给我们。坐在我后面的那位女孩报的是铁道部,她在看到我的报考单位后怔了一下,然后向我会意地一笑,还祝我成功。
    我果然成功了。而且老姚告诉我,我的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公务员考试也顺利地通过了,老姚说面试的考官也对有很深刻的印象,估计他推荐我去的二局会很愿意要我。
    小林和小丁也都通过了考试,T机关在XX学院只要了我们三个人。没过多久,我们就在T机关的一座办公楼内和T机关正式签了约,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最低服务期为五年,如违约的话,每年交违约金一万元。五年后人才可自由流动,但如果要离开T机关的话,还不能直接就走,因为还要有一段为期两年的脱密期,这段时间内不会让你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即等到你脑袋中的机密都过了时的时候才能让你走。而且若干年之内不能出境,也不能到外商独资企业或台资企业工作。
    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就是在学校等七月份的毕业了。毕业后先回家休息,然后于八月末回京报到,九月份起正式接受新干部培训。
    等毕业的这段时间里,由于没了就业的压力,我和小林和小丁都很爽,尤其是我,苦读了将近四年,现在总算把该考的试都考完了,这下子得好好玩一玩了。但我在没事干的时候还是会跑到图书馆时,看那些间谍纪实和文学作品。有时候,我和小林和小丁还无聊到上街上去练习跟踪人,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不过我发现我们跟踪的人里多数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性,哈哈,没办法,对我们来说,要是盯一个老年男性的睄恐怕没什么动力吧。
    转眼就毕业了,我们也都回家休假去了,用小丁的话说,也算是衣锦还乡了。特别是在地方上,谁家的孩子能在这么重要的国家部门里工作,也算得上是光宗耀祖了。而且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一些朋友们总是问这问那的,我倒有了神秘的资本,呵呵。
    八月底,我乘火车返京,来到了T机关的一个集体宿舍。刚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就去T机关总部办理了一系列的手续,拿着行政介绍信,开始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走,去干部局办理档案相关事宜,去保卫处领临时出入证(当时还不能发工作证),去机关党委和团委办理党员和团员组织关系,去行政部门办理集体户口和宿舍入住手续,去食堂办理就餐卡,去财务部门办理工资关系并顺便报销火车票,甚至还去计划生育委员会填了个什么表。【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几天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马上拿上必备物品,准备出发去参加正式的新干部培训。这对我们来说来得很突然。等拉着我们的车开出市区时我们就觉得更加突然了,显然所谓的新干部培训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在T机关的某座办公楼内听讲座之类的(此前我们曾在一座办公楼内接受了一次保密教育,还参观了T机关内部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各种间谍工具和以往破获的间谍案和泄密案中的一些证物,还看了一些讴歌我情报人员的录像。)车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来到了一个大院。这座大院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略显得旧了一些。真正特别的是,门口站着四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而且这四名战士并不像一般部队的哨兵那样穿制服戴大沿帽,而是全部着迷彩服戴钢盔,让我们感到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在车驶进了院内后,我们见了营区的一些标志后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某特种部队,其官兵后来曾在国际侦察兵比赛中夺冠。
    下车后,机关领导对我们讲话,说我们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月的时间,全方位接受一名情报人员所需要的各种训练(这让我想起了中央情报局训练特工的“佛吉尼亚农场”,不过那不是在军营里。联邦调查局学院倒好像是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内。)
    我们被带进了军队的宿舍,这本来是一个营的营房,但这个营到外面参加海训去了。其实特种部队的战士很少在营区内训练,因为他们的训练范围实在太广了,所以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野训,海训和伞训。我们就占了人家的窝。
    本来我是很向往军队的,更不必说最神秘的特种部队了。但后来才发现在这里的训练可是像夏令营那么轻松,在军队里就要受军队的纪律约束。刚开始的一个月是基础训练阶段,即练习队列,体能和汽车驾驭。我本以为特种部队不同于一般的部队,人员和训练都和其他部队不一样,现在才发现,当你身在这个营区时,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一支特种部队,甚至会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特种部队和常规部队的区别,因为一切东西都似乎和以前见到的解放军部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一样的军装,一样的管理,一样的生活方式。
    队列训练是最烦的了,常常要把腿抬起来悬空到站不住为止,而且教官们总是吹毛求疵般地要求大伙走路时双手和裤缝的磨擦声要一致。真怀疑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谁在大街上跟踪敌特时还用正步走呀。其实这只是部队为了增强军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一种锻炼罢了。每天早止要跑个三四公里,女同志可以稍减一些。上午队列结束后,下午开始学习开卡车,负责训练我的是警通连的一位三级士官,总在驾驭楼里对我大声的嚷,还说一些伤我自尊的话,也是,谁让我学车学得慢呢。而他也显然是平时骂战士骂惯了的,以至于那一阵子,一看见他那张胖脸我的脑海里就出现“son of a *****”这个名词。
    不过,在他的“精心调教”下,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军用卡车了,学过卡车后,我们又开始学习驾驭军用吉普,最后考核前又专门练习了驾驭普通的轿车。本来这支部队里很少有小汽车的,连一号首长的专车都是凃着迷彩伪装的城市猎人。我们驾驭的黑色小汽车一般是在部队训练和演习时由假扮成恐怖分子的战士们驾驭的。
    上下午的训练结束后,晚上还要到俱乐部学唱歌,看完《新闻联播》后又要被拉出去搞体能训练,晚上回来整理内务,把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似的。每隔几天还会在后半夜被人叫醒去站岗。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突然给你来个紧急集合。有人甚至提出不应该受这么严格的军事化熏陶,免得将来到国外执行任务时被人看出有军人的痕迹,带队领导听了,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练的才哪到哪儿呀。
    很快一个月的基础训练结束了,我们开始了真正的间谍业务培训。这时才开始有令人激动的内容:射击,格斗,密码,拍照,化装,攀登,而跟踪与反跟踪等内容则要等到回到城市中后再进行实地补充训练。
    尽管是在军营里,我们的培训教官并不全是军人,就拿射击来说吧,步枪和冲锋枪的教官是军人,而对特工人员真正重要的手枪射击的教官则是T机关自己的行动专家。他教的手枪射击方法很特别,据说是最适合特工人员的方法。比如,他对我们说,在暗杀等场合,在用手枪对敌人射击时,一定要连开两枪,即连扣两下扳机。又给我们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他具体说的什么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记得好像是说:在打出第一颗子弹后,手枪的振动会使你的手和枪都偏离目标,再继续打第二枪的话肯定要偏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如果第一枪没打死敌人的话,人家可能就开枪还击了。而如果不管打中打不中都是连扣两下扳机,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而且如果打中的话,两颗连续的子弹的杀伤力显然更大。就算没打中,再打时还要连扣两下扳机。
    格斗训练的内容也和我想像得有点不同,本来我是最不怕练习格斗的,以前就和散打,跆拳道及中国式摔跤有过亲密接触。但这里的格斗则不同,全是最简单、直接、实用的东西。而且教学是由军队的人员和T机关的格斗专家们共同进行的。军队的人主要教我们特种部队的“一招制敌”技术,我们自己的行动专家教的东西和他教的有些类似,但除纯粹的徒手格斗术,如如何用三个指头让对手断气外,他教的更多的是如何用日常物品杀人,如用钢笔刺破对手的颈动脉。他还很擅长用绳索从背后勒住敌人的脖子,即所谓的“印度绞杀法”,《教父》里的意大利裔黑手党常用这个。小时候在一部美国电影《战俘快车》也见过美国军人用这种方法绞杀德军哨兵的场面。一想到自己将来可能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们都觉得很兴奋。
    此后,我还被挑选去参加一个“偷越国境”的模拟训练,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玩这个的,只是平时训练成绩不错的少数人才被特选去参加的。练习的目的是学会如何从陆路向敌对国家渗透,或在执行完任务后被敌人发现并封锁了机场等退路时,我们就将采用这种原始的撤出手段逃离险境。训练地模拟成边境的形式,平时供部队的特种兵练习越界武装侦察时使用。那里建有岗楼和暗堡,还有模拟的雷区和铁丝网,哨兵会牵着狼狗来回地巡逻,晚上还有探照灯来回地照。开始时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不是被狼狗吓回来就是被哨兵用空包弹打中,但这就像玩电脑游戏一样,刚开始都不行,但多次的反复训练终于使我们掌握了相关的技巧:如何躲避狼狗的追踪,如何发现雷区的位置,如何在必要的情况下无声地制服哨兵,如何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等等,终于克服了将要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障碍。在我最终完成任务穿过国境线时,我心里在想:不知当年冒着东德士兵的子弹越过柏林墙的那些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这项训练似乎也体现出了特工与特种部队军人在任务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但用负责这项训练的军官的话说:特种部队总是集体行动,强调的是协同。特工则总是孤身深入敌后,强调的是独自应付危机的应变能力。
    剩下的间谍专业培训内容是保密的,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这期间大家虽然很苦,但也有了不少乐趣,尤其是和军人们的友谊日渐深厚。有时我们和军人们也互相开一些玩笑。有一次,我们刺探到情报,教官们准备当晚来一次紧急集合,所以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但过了一段,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一位兄弟出去观望,看见一位军官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哨子,他认为那个军官可能是要吹哨子,但那个军官看到他后,却将哨子揣进口袋里,扭头走了。那位兄弟见军官没有吹哨的意向,也往回走。但等他刚一转身,就听见一声尖厉的哨声,军官大喊,紧急集合!!! 事后,那位军官对我们说:怎么样,你们这些特工也不是我的对手吧。
    很快,培训就要结束了,在结业典礼上,T机关二号领导将来观看我们的汇报表演。我们为此进行了刻苦的综合演练,这是在整个培训中最艰苦的部分,当时我的胳膊和腿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因为在格斗对抗表演中,尽管双方并不是真正打到对方的身体,但在格挡中总要有肢体的碰撞,这样一来,大家的四肢上都是伤痕累累,我当时在受伤的部位都套上了两套护腕和护膝之类的防护用品。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武警战士练习擒拿格斗很是羡慕,很希望能有那样的机会,而现在我可再也不想了,还不如自己打打沙袋呢。不过,有苦就有甜,我的格斗表演给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此以外,我还参加了一个用绳索攀登楼房突袭恐怖分子的表演,并作为精选人员在最后的一个高难度表演中像美国电影里的特种兵一样从直升机上用滑索机降,然后用装着空包弹的枪一顿猛扫。
    就这样,我们的培训在激烈的表演中结束了。当天下午我们就乘车返回市区。走的时候,我们和教官及战士们抱着痛哭,就像老兵退伍一样。车开出营区时,教官们列队向我们敬礼,我们穿着已取下了所有标志的迷彩服含泪在车上回礼,那情景,到现在还难忘。
    车开入了北京市区时,我们看到了久违了的高楼大厦,在这个号称世界间谍中心之一的国际化大都市里,我们将为国家的安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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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反间谍侦察
    车返回宿舍时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回去后彻底洗了个澡,然后趴在床上大睡了一场。不容易呀,三个月的非正常人的生活,摸爬滚打,我们都太累了。
    休息了三天之后,我们按要求又到T机关总部会议厅就坐,这次是宣布分配方案。我和小林、小丁都被分到了二局,即反间谍侦察局。其实我这时已经知道,尽管在招聘会上老姚问我想具体从事哪方面的业务时,我说了想干常出国的那一种,但直接被分配到那个局,即一局,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在第一年是试用期,是不能出国执行任务的。这是在部队训练时从带队的同志那里打探到的。一般去一局的人选都是先被分到二局从事反间谍工作,一段时期以后被认为有从事海外情报工作潜质的人才会被推荐至一局-----T机关内最精锐的部门。我也觉得新手在反间谍部门先工作一段时间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就是通常认为的反间谍工作的难度要小于海外情报工作的难度,走这么个由易到难的过程是符合规律的,另一方面,在执行反间谍任务时要有当猎人的心理,而在执行海外情报任务时要有当猎物,即躲避猎人的心理。自己先去当猎人并了解了猎人的心理后再去当猎物显然要比直接去当猎物强得多。
    会议一散,我就和小林、小丁及其他分到二局的同志一起去局里报到。我们先在局会议室里呆了一周,接受局领导和局里各处业务骨干们的入局教育,给我们介绍了局历史、局工作的主要内容及工作中应注意的基本事项。入局教育一结束,经局领导研究,我们又被分到了不同的处,我和小林一起被分到了侦察处,小丁被分到了行动处。反间谍局主要的业务处有四个:侦察处,行动处,情报处,技术处。侦察处是执行一线的间谍案件侦察任务的。行动处一般不负责具体的案子,只是在其他处有需要时提供行动上的支持,这点倒是有点像公安局的特警队,但不同的是公安的特警是以公开武装的形式提供支持,而行动处的支持一般情况下则是秘密和非武装的。但在敌人有武装的情况下,侦察处和行动处的人都是可以使用武器的。技术处相当于公安的技侦部门,情报处是负责通过招募情报员,管理情报网来获取敌方间谍活动的情报的部门,其工作严格上来讲应该被叫作国内反间谍情报,以区别于一局的部分业务,情报处在我局也被称为二局中的一局,一般是由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的,从来没有刚来二局的大学生被直接分到情报处的情况,
    到了处里后,我和小林又被分到不同的组,组这个编制是个模糊的概念,它不像科一样是处之下的一个正规的分设机构,因为在中央政府机构里是没有科的,最小的单位就是处,所以处内部的业务划分就由组来完成了,因此组与组之间的业务划分也就不如科与科之间那样严格了。如有需要,一个组的人被派去进行另一个组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事,反正也是一个处的嘛,基本业务也都差不多。我被分到了国际组--------组的划分基本上都是按照地理分布来的:亚非组,欧美大组,拉美组等等。我所在的国际组和上述几个组不同,不是针对某一地理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的,而是负责在我国的与国际组织和会议等多边事务有关的安全工作的。如应对恐怖分子对联合国设在我国的机构的袭击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小林则被分到了港澳组。
    在我们这些新人和处里的老同志们握手认识并相互介绍后,处领导告诉我们,从报到起的一个月内,我们并不是来处里上班,而是到T机关内部的跟踪监视学校接受反间谍监视方面的专业训练。于是,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开始了反间谍侦察中最重要的技巧----监视(监视是包括跟踪的,跟踪只是监视的一种动态形式)的训练。
    尽管训练只持续了一个月,但教官经验丰富,我们也求知若渴,每天都是泡在大街上不间断地强化训练,等结业时我们的监视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处里,准备把自己练就的本领付诸实践。
    机会果然来了。刚回到处里正式上班没多久,我就接受了工作后第一个外勤侦察任务。
    2001年2月上旬,刚从家过完春节回来,我就接受了任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北京年会第一次高官会将于2月11日至17日在北京饭店召开,这是为APEC上海峰会举行的筹备会之一,由于是多边性质的活动,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们国际组的头上,我的具体任务是:化装成国家XX部工作人员,在会议的会务组工作,一方面保证会议的安全,一方面执行真正的机密任务:确认H国代表团成员Peterov(注:假名)的身份-----我方前线情报人员曾报回此人可能是H国对外情报局或军事情报局专门针对中国工作的特工人员,但目前尚无确切证据,所以无法得到证实。这次他突然作为H国代表团来京参加会议,可能是带着任务而来,也正是我方确认其身份的大好时机。这次我们处的任务很多,我自己专门负责的就是Peterov这一项,当然,作为一名新手,老同志会给我全方位的指导的。
    长话短说,经过一系列的准备,2月9日,我和几名同志一起到了设在北京饭店的高官会会务组,开始协助会务组进行会议前的筹备的最后阶段的工作。Peterov将于14日才来京,因为H国代表团只参加后期的几场会议。所以前几天,我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养精蓄锐。
    作为会务组成员,我们工作时必须西装革履,并带着会场身份牌。身份牌分为四种,分别以四种颜色来区分:正式会议代表戴的是红色的牌(代表团中的高官,即各国外交部或外贸部副部长不用戴牌,而是在衣服上别一个小的红色徽章),会议工作人员(包括会务组、文件组、迎宾组等)戴的都是蓝色的牌,记者们戴的是黄色的牌,会议警卫人员戴的是绿色的牌,这些警卫人员来自公安部警卫局,属于归公安部门管理的武警编制的现役干部,所以他们之间都是互相称呼为张参谋李参谋的,明显带有军人的特征。但他们负责会议安全的任务是和我们的任务不太一样的,他们执行的是所谓的硬保卫,即对人员和建筑物进行直接的武装保卫。而我们执行的是所谓的软保卫,即进行隐蔽斗争,挫败在会议期间敌对间谍分子搜集情报的活动和破坏活动。T机关事先和警卫局的人员进行了协调,我方的侦察人员在会议期间将暗中监视可疑人员,协助警卫局方面进行会议保卫。但警卫局人员除了知道带队的侦察处王副处长的真实身份外(其掩护身份为会务组交通联络负责人),对其他的以会议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的T机关侦察人员的真实身份则一概不知,我们也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和他们约定好的联络暗语并出示证件确认自己的身份,请求他们的协助。
    繁忙的会议筹备工作总算结束了,这几天我都是晚上工作到后半夜一两点,然后第二天早上再五六点钟起床(当时住在北京饭店里面),去做各种琐碎的工作,如在给代表们的皮包里装上会议介绍资料,旅游宣传品和一些小礼物等。没办法,装扮成什么人就得做什么人的工作,要不就得被人看出来了。
    会议正式开始后,我被分配到设在北京饭店大厅的信息处工作,说白了就是为与会代表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如在哪个饭店能吃到湖南菜(一般都是香港代表问的),但这类信息我们往往还得先再去问别人才能答复。听起来很累人,不过也有不少趣事,最难忘的就是当日本代表团来的时候,一帮人朝我们这边走来,和我一起值班的一位女孩(不是侦察人员),急忙跑上前去,对走在最前面的人说了一大通英语(因为是多边国际场合,所以英语是工作语言,无论哪个国家的团来,我们只要说英语就行了)但没想到对方在听她说完英语后却说:“你不用跟我说英语,我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的司机。”
    就这样,每个代表团到达会场后都要到我们这里来登记,由警卫组驻信息处的人员给他们办理与会证件。我们会务组成员给予各种服务。直到14日,一位穿着黑皮茄克、身高接近一米九零的金发男人来到了前台,对我说了一句被我误以为是他母语的英语。我也一下子就认出了此人正是我的工作对象---------Peterov,他的照片我研究了很久,记下了一切特征,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从这时开始,我就对他进行了不间断的监视,王副处长通知会务组负责人将我调离信息处,转为机动工作人员,做些非常务性的会务工作,如在有代表说自己的电脑坏了,需要技术服务人员维修时,我就会到场在外国代表和不会英语的中国计算机工程师之间当翻译。这样一来,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空闲的,可以“脱产”监视Peterov了。
    刚开始时Peterov没什么特别的举动,我经常在他的房间周围进行监视,他好像很少出门,接着局技术处的人员也对其采取了一定的侦察措施,但似乎也没什么太值得注意的地方。小林也在会务组,不过他自有他的工作对象,但他那边好像不用太怎么监视,所以他就相对空闲一些。王副处长也告诉我,在监视Peterov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饭店里的其他的可疑迹象,有情况时随时用藏在身上的麦克风向他汇报,由他统一指挥应付。于是,在Peterov不出房间门的时候(他出门或有人去他的房间时会有技术处人员通知我,不出的时候我暂时离开,否则长时间在他房间外出现很容易被H国代表团其他人员发现),我总是在楼内转一转,进行秘密巡视,转着转着,我好像找到点电影Die Hard (《虎胆龙威》)里面布鲁斯·威利斯的那种感觉,倒是盼望着有恐怖分子出现,然后我用复杂的楼道与其周旋,呵呵。
    到了16 日,即会议的倒数第二天,技术处人员突然通知我Peterov穿着皮茄克出了房间门,看来他有可能要出饭店,我马上向饭店大门奔去,走之前特意急急忙忙地脱下了西装上衣,换上了我自己的茄克。我一般都在M层的会务人员休息室休息,所以到一楼只有半层楼的距离。等我到了大门时,技术处的跟踪人员用麦克风告诉我Peterov刚刚进电梯(技术处的人员也都受过跟踪训练,在必要情况下也可以直接跟踪目标,这充分体现了T机关侦察人员一专多能的优点)。很快,我就看见了他,果然是朝大门走来。我转身背对他走到饭店大厅的一根大柱子后面,眼看着他从大门出去后便立即尾随而出,并低声用麦克风向王副处长报告情况。
    这时我心里非常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实地跟踪一个真正的目标,这可和训练不同,是玩真的了。不过我还是很自信的,因为我们在训练中已经练习了对跟踪中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理的种种预案。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想在步行中甩掉跟踪者是件很容易的事,如果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的话就更容易了,只要从一个门走进人很多的大商场,到里面左拐右拐,再从另一个门出来,或者在一辆公共汽车即将关门之前冲上车去,就会给跟踪者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诱其暴露。更聪明的特工人员在觉得你可能是在跟踪他但又不能确定时,直接就在街上找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对他说你一直跟踪他并图谋不轨,这样警察就会来盘查你,他在你被拦住时可能借机溜掉。如果你向警察表明身份,他就会放你走,但这样你的跟踪对象就会知道你也是警察或特工人员了。所以我们在跟踪人的时候总是尽量跟近目标,时刻把他掌握在视线之内,如果行人较少的话,为避免他的怀疑可以走到街的另一面接着跟踪,视线仍时刻不离目标。但狡猾的特工可能会拿出一张上面实际上没写什么东西的纸条,故作神秘地将它扔在地上,然后偷偷观察是否有人将它捡起。一般的人是不会去捡别人扔在地上的废纸的,但专门跟踪的人则会对此很敏感,怀疑是其投放的情报而去看个究竟,这就正中了被跟踪者的圈套,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和意图。有的特工会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拿出一张写有地名的纸片,随便在街上拦处一个路人向其问路,但他会尽力使得这次普通的问路在外人看来很像是一场情报传递或毒品交易等活动,然后他再暗中观察是否有人对这位无辜的路人进行跟踪,如果有的话,就证明反间谍人员或警察把这位路人当作他的同伙也进行跟踪了。在乘车驾驭时就更容易了,他只要在单行道或交叉路口故意违反交通规则,然后再观察后面是否有车也违反交通规则跟着他就行了。Petrov的公开身份是H国外贸部官员,按理说应该没受过反跟踪训练,如果在我跟踪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这方面的痕迹,则这本身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特工身份的佐证了。
在跟踪的过程中,我头脑中一直在设想Peterov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突然的事情以及我该怎样去应对。在进行监视训练时,教官曾说过,在接近跟踪时,有时目标会突然转身对你说话,这时一定要保持镇定,像对待任何一位路人那样对待他:他问路就给他指路,他问时间就告诉他几点。如果他突然质问你为什么要跟踪他,则要极力否认,或者直接反问他:你是不是有病呀?谁闲着没事跟踪你玩呀?就算真的被他抓了个措手不及而不得不放弃跟踪时,也不要直接回办公室,因为他可能会反过来暗中对你进行跟踪,直至发现你的秘密机关所在地。在跟踪他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周围的人,因为他可能有同伙在监视是否有人在跟踪他,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其有同伙发现你在跟踪他,他们很可能把你引至僻静处对你发起突然袭击。
    而Peterov看起来似乎只是只是向侧面看看,没有什么太异常的举动。我为了不引人注意,也早在跟踪途中解下了仍系在脖子上的领带。在把它揣进口袋里时,我想起了在特种部队时曾用领带练习过“印度绞杀法”,可以用这种常见且不易挣断的武器从背后使敌人窒息。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在王府井步行街上穿行了一段,走到王府井书店边上的那家麦当劳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向后望了望,我头脑中清楚地记着训练时学的东西,没有因此而对自己的步伐做任何的改变,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目标从人群中看出来。
    他向后看了看后,就直接走进了麦当劳。我马上跟了上去,头脑中也跟着有了一个新的预案:正如训练中设计的那样,目标可能又突然从麦当劳的门口走出,直向我奔来,这时我绝不能表现出任何惊慌,类似于试图躲开其直奔过来的行走路线等做法是很危险的。但目标如果真的这样做,则说明他可能真的受过反侦察训练,因为这一招是很奏效的,在你暗中跟踪的人突然向你走来时,没有经验的人会本能地做出一些有时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动作,如身体本能地向下缩,即潜意识中想躲开目标的视线,不引起其注意--------所以说步行跟踪的时候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时候,这就要求侦察员时刻保持镇定,以平常心去应对不平常的情况。
    这时我已经走进了麦当劳,并在人群中一眼就发现了人高马大的Peterov,他这时已经走到了一个角落里,并在那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突然想起了什么,仔细一想,是他坐的位置。训练时教官说过的一句话:一些处于危险中的特工人员在公共场合就坐时,往往会选择坐在角落,并使身体左侧靠内,右侧靠外。这样一来,就使得自己的左侧和后背都有了依托,而不必担心来自这两个方向的突袭,这样就可以用在外侧的右手来拔枪应对来自正前方和右方的袭击,而这两个方位的袭击又是相对容易被他发现的。
    现在Peterov正好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双眼警惕地扫视着人群。我装作一个普通的就餐者站在一个长排的最后面。在观察到他的位置后估计到他不大可能很快再移动就再没有把目光再专注于他,而只是用余光锁定他--------在跟踪监视时尽量不要做那些可能直接暴露你身份的事情,如假装看报纸而偷偷向前瞟望,或躲在拐角处向外偷窥,这样的话地球人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他坐在那里没有什么举动,只是用双手拄着下巴向前方凝视了一阵,好像是在等人。我又开始考虑他坐的位置的问题:不排除这只是一种巧合,但要知道,一名经受过此类的特工人员会在这方面形成本能性的习惯的,无论有危险与否他都会选择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样的位置不仅可以防袭击,而且可以防监视,毕竟别人没法从后面监视他了,正面的监视则很可能被他发现。如果这真是由他接受的训练所致的话,则他不仅仅是一名情报人员,还很可能是一名经常进行暗杀等危险活动的行动人员。
    很快就排到我了,我只买了一个脆皮甜筒,从钱包里掏出两元钱快速地付了账--------我们在执行任务时总要多带些零钱,因为目标很可能在你在等店方给你找零钱时分神时消失。
    我拿着冰淇淋坐到了在目标三点钟方向的一个空座位上,对面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女儿。Peterov这时突然起身走进了卫生间,我这时不便跟过去,便一边吃冰淇淋,一边盯紧厕所的出口----反正麦当劳的厕所里也没有后门,不用担心他一下子消失了,他总不能从抽水马桶里逃跑吧。
    过了大约五分钟,Peterov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没有回到原座位,而是直接向大门的方向走去。我在他走出大门的时候起身跟去。但就在那一刹那,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Peterov为什么要来麦当劳?仅仅为了在角落里坐一会儿后再上趟厕所?不对,一定有问题。我马上向王副处长请求支援,王命令我不要离开麦当劳,等他过来,并说在接到我的第一个报告后,小林和一位叫刘涛的老同志已经跟了过去,让他们继续跟踪Peterov。王府井步行街上无法开车,但他们步行估计也该到了。
    他们果然到了,我在门口就看见他们站在王府井书店的正前方,我对着他们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肩膀,然后又马上拍了拍自己的右肩膀,好像是在掸衣服上的灰,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暗号:让他们接替我继续跟踪Peterov,他们马上跟着巨人般的Peterov去了。
    我回到麦当劳里时,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概念,有两种可能:一、Peterov前来与人接头,但发现情形不对,就可能发出某种暗号后和前来接头的人取消了接头,或自己先离开后(或在厕所里时)与对方进行了联系将接头取消。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推理:接头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电话等联络方式被我方侦获,所以采取相对原始但又较保险的方式来接头,没必要再用电话通知对方。而且如果说他发现了情况有什么异常的话,则只有一种可能,即发现了我在跟踪他,因为我是唯一跟踪他的人,但从现场情形看,这种可能不是很大。也许这只是他故意做的一种试探。但这是无意义的,因为他马上又被两名反间谍人员跟踪了。
    第二种可能是,他这次并不是和人接头,而是来投放情报的。理由似乎很符合逻辑,他作为官方代表团成员,如果在和潜伏在中国的情报员接头的话是很危险的,作为特工人员他也应该知道在会场是少不了中国的安全机关的行动的。在离会场这么近的地方与人接头,一旦被拍照并被中了对方设下的反间计,则得不偿失,根本没必要冒这么个险。间谍工作的规律是,能不直接双向接触就不接触,举个例子,如果他和他的情报员用电子邮件联系的话,将来一旦我方将他们抓获,他们直接用各自的电脑联系过,IP地址是可以追查到的,会成为他们之间联络的铁证。再说了,用电子邮件联络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即使是加了密的内容也可能被反间谍机关破译。但如果不采用直接的双向的联系的话,则要隐蔽和安全得多了,同样以互联网联系为例,如果他们俩人之间使用BBS论坛进行联系,如两人按事先定好的方式在论坛上发一个贴子,则另一方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等他有消息要传达时,就按规定发另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贴子,两人之间从不直接联系,但却不耽误信息的传达,外人则根本看不出门道来。就如同以前所说的“偷听敌台”一样,敌情报机关通过在正常的电台广播中播放某种节目,如某首歌曲来向其在我方内部的情报员传递某种信息,或在新闻节目等的文字排列上做些手脚,即使我方侦察人员监听到了电台的所有内容也不知其所云。在没有电脑或电脑还不太普及的时候,间谍们往往是利用在报纸上发某种广告或启事来传递特定的信息的,这和使用论坛传递信息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后者由于信息量的巨大而更难监视,而且情报员查收信息也很方便,只要天天登录某个论坛就行了。
    这样看来,基本上可以肯定Peterov不是来和某人接头的。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这个麦当劳是他们的一个情报投放点,他在麦当劳里某处投下了情报。他只在两个地方较长时间呆过,第一个就是他的座位,第二个就是厕所。想到这里,我感觉到时间的紧迫,就快步走向他坐过的地方,现在那里已经有人坐下了。估计有情报的话他也不会放在明面,而是在桌面下面等隐蔽的地方,我立即从口袋里掏出自己钥匙串并装作不故意地将其扔到那个桌子的底下,然后向坐在位子上的人示意后便俯身去捡钥匙,同时另一只手顺便把整个桌面的下面摸了个遍,似乎没有我要找的东西,为确认,我特地向上看了看,也没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我站起来后,向厕所走去,里面有人,但大便的蹲位处却空着,我直接走进去插上了门-----外面是不可能藏东西的,因为那太冒险了,收拾卫生的人随时可能发现情报,而且外面似乎也没什么可藏的地方。关上门后,我用眼睛迅速看了一下明面后,就直接把手伸向坐便后面的陶瓷水箱的底部,因为那是这里唯一可以隐藏东西的地方。嗬!果不其然,我的手触到了一张用透明胶贴住的纸条。因为用眼看不到水箱的底部,我在把纸条拿下来之前特意用手摸了摸它粘的方向,因为投放与领取情报的双方可能有某种预定的暗号,把纸条按特定的方向进行粘贴,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中了这个圈套,这些都是训练时学的。这个陶瓷水箱上宽下窄,这样一来即使水箱漏水,水也会沿着较窄的底部边缘流下而不会弄湿情报。而且这个地点是很保密,从外部根本看不到。一般人,包括打扫厕所的人也不会去摸那里,而且水箱底部离地面也有一定的距离,就算打扫卫生的人员用水冲厕所地面也不会危及情报。所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藏匿情报的地点。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这个地点太好了,而且又几乎是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唯一的好地点,所以才被我这个反间谍人员轻易地找到了。当我发现它是以一个近似垂直的角度被粘贴后就将它取了出来(基本上可以断定事先没有什么约定的粘贴发式,因为这个角度并不明显,与墙壁的角度处于45度与90度角之间,较接近90度角,在这个范围内不容易让来取情报的人确认是否被动过)。看来他们对这个投放点还是比较放心的。
    我轻轻地除去透明胶,打开纸条后,发现上面写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字母,应该是H语,从其排列方式看,像是某种密码,我当时顾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技术处的专长,于是我就掏出自己总是随身带着的碳素签字笔(一方面是为了记录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必要时用它来杀人----这个就不多说了)。但我当时没有带纸,就干脆撸起袖子,把上面的字母抄在了我的左胳膊上,如果抄在手上的话就不太好了,因为手容易出汗影响字迹,而且写在胳膊上后再用衣服一盖,外人不会发现的,手上就不同了。
    当我把情报按原样放回后,王副处长用麦克风通知我他已经到里面了,问我在哪里,我低声向他汇报了这里的情况,他马上也跟了进来,我们两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他让我再一次取出纸条,让他用随身携带的微型相机拍了照,再把情报原样放回。然后,我先从里面出来,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偷偷地出来,要是让来取情报的人看见两个人躲在藏情报的地方的话,他肯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从厕所出来后,我才发现他并不是自己来的,还有三个人也来了,他们不是会务组的,而是我处外围侦察组的人,他们平时藏在停在饭店门口的汽车内准备执行机动任务,现在果然派上用场了。
    我问及Peterov的情况时,王处长说他直接回了房间,由小林和刘涛负责监视,技术处的人报告说他曾打了一个电话,但是是打给住在北京饭店的另一H国代表团成员的。他已经向局里汇报了这边的进展情况。由于Peterov已经露出了马脚,局里非常重视,主管我们这块业务的副局长亲自在局里坐镇指挥。行动处和技术处的机动人员全体待命,随时准备增援。
    情况非常紧急,来取情报的人随时可能会出现,我们一定不能让来人看出异常。必须抓紧时间设好圈套。可上厕所的人这么多,怎么才能及时断定哪个人是来接头的呢?我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由我们的同志扮成麦当劳的工作人员用装作用拖布在厕所打扫卫生,借口里面漏水,每出来一个人就进去检查情报是否还在,同时在外面蹲守的同志看紧每一个从厕所里出来的人,如果里面的人发现情报不在的话,则外面的人立即对上一个出来的人进行跟踪。王处长采纳了这个意见,让我坐在离厕所很近的一个位子上监视守候,他让同来的三名同志中一位姓胡的同志扮成打扫卫生的麦当劳工作人员。他叫那三名同来的同志中的另两名一个先负责在座位上监视守候,另一人则进入厕所,占住放情报的蹲位,一直等到我们在外边准备完毕。王处长吩咐完他们之后,就带着我和小胡进了麦当劳的经理室,王处长出示了工作证,但只来得及让对方看清了上面的警徽,而没让她细看上面写着工作单位,王处长对她说我们是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刑警,现在有非常紧急的任务,要求对方给予配合。其实冒充公安一直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策略,原因很简单,公安的业务范围很广,而T机关的业务正相反。如果告诉对方我们是公安的话,即使对方事后不慎走漏了我们前来侦察的风声,敌人听说是公安可能一时意识不到是怎么回事,因为公安可侦办的罪名太多了,敌人自己都可能很糊涂,因为他可能真就从来没有犯过刑事或治安案件。但如果告诉对方我们是T机关的,对方如不慎走漏了风声,敌人一听说是T机关来调查,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T机关一般只侦察反间谍案件。
    对方很配合,一会儿工夫,小胡就换上了一位麦当劳工作人员的服装,然后他开始拿着拖把走进卫生间,假装打扫起来,同时那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同志(程哥)走出了坐便间。我则坐在规定的位置上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王处长见局已设好,就先带着一名外围组的侦察员回北京饭店坐镇指挥整个侦察处在那里的行动,因为我们分成不同的小组负责不同的工作对象,这次行动的工作重点实际上是在台湾代表团那里。外围组的程哥则留在这里和我一起监视守候,准备随时对来取情报的人进行跟踪。前前后后进坐便间的人大概有五六个,但每次他们出来后小胡都是用手将头上的麦当劳工作人员戴的小帽向上顶,而不是向下拉,证明情报还在。
    终于,在十一点整,我看见一名四十多岁,穿全身灰绿色西装的男子走进了卫生间,等他出来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小胡将自己的帽子使劲向下一拉--------就是他!
我赶紧向坐在门口附近的程哥做了个手势,他会意会先推门走出了麦当劳。我则立即在后面跟着那名男子也向门口走去,这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程哥走了一段后,转过身来看着我,双腿向下一屈,用右手拍打自己的左腿胫骨处------这也是我们平时预定的暗号,双腿下屈意味着我们采用蛙跳战术进行跟踪,右手拍打左腿胫骨意味着他将走在前面。
    所谓蛙跳战术就是指在由两名侦察员对目标进行跟踪时,一人在目标前面走,另一人在目标后面走,并轮流互换位置,以免一个人长时间跟在目标后面而被目标发现。具体操作起来就是一人跟在目标后面走,而另一人则走到街的对面疾步超过目标并尽量往前赶,在赶到某一点后再停下来,等目标超过自己后再走到街的对面跟在目标的后面走。同时,原来走在目标后面的人则走到街的另一面尽量向前赶,如此偱环。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时,程哥已经走到了街的对面向前赶,我则咬住目标走在后面。但在走了几分钟之后,还没等我和程哥来得及互换位置,目标就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了下来,并快步走向一辆停在那里的420路公共汽车。我来不及用麦克风通知走在前面的程哥就赶紧跟着目标上了车------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赶紧跟上去,因为车可能随时开走。在我上了车以后,车门就关上了,目标一上车就坐在了正对着车门的座位上,他后面的座位空着,我马上就去占了那个座位。一般来讲,在跟踪目标到了公共汽车、地铁或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时,要坐在他的正后方。因为这些公共场所人员流动很大,如果你坐得远的话,目标则很可能在别人的移动挡住你的视线的时候永远消失掉。但我刚一坐下,又马上意识到了这样做的不利的一面,离目标坐得太近我就无法用麦克风与同志们联系了。外人是听不到同志们在麦克风里对我说的话的,但我要是通过麦克风向同志们说话的话,目标在前面肯定会听到的,就算用暗语,也会引起他的注意。而这时,程哥在麦克风里向我呼叫,他果然没有看见我和目标上了车,问我现在在哪里。怎么办?就在这时,我听见售票员在催刚上车的人买票,就马上又有了主意。我故意大声地问售票员:“请问这是420路么?我没坐错车吧?“”没有“售票员回答,然后又继续用单调的声音重复着那句话:”各位乘客,没票的请买票。“程哥自然听到了我刚才的话,他对我说:“我马上通知王副处长,让他派车来接我,你在车上继续跟踪,千万不要丢梢,不要暴露,我们马上就到。”
    420路继续向前行驶,我看着它经过了美术馆,东四,朝外小街,朝阳门,东大桥,亮马桥……在行驶了足足有四十分钟后,目标终于在一个叫高家园的车站下了车,我紧跟下去。他下车后往回走了一段,然后向右拐进了一条小街。我在后面跟着,但这次和他拉开了距离,因为小街上行人很少,跟得太紧容易被他发现,而且如果行人少的话即使我和他拉开了距离他也不会很容易地逃离我的视线。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和他拉开距离以便用麦克风与同志们通话。
    在我呼叫了程哥后,程哥马上回话,他在搭上了外围侦察组来接他的车后,就一直按420的线路进行跟踪,中间堵车耽误了一会儿,见我一直没呼叫他就以为我和目标还没下车。现在他们已经到了酒仙桥,离我这里很近。
    他在知道我下了车以后,马上问我具体方位,我告诉他是在高家园下的车,然后又向小街上的建筑物望去,只看见一个挂牌子的,上面写着“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再往前走了几步,我看见了一个路牌,上面写着“芳园南街”四个字。
    程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是外勤侦察的老手,对北京的每条大街小巷都很熟悉。我说的这些信息就已经够了,他大脑中的GPS早已把我和目标的方位锁定了,他告诉我继续跟踪,几分钟后他们就能赶上我们。
    这时,目标突然向右一拐,走进了路边的一个居民小区。我快步跟了上去。目标在进了小区后向左拐,在走过了两个门洞后进入了第三个门洞。我马上用麦克风通知程哥,并告诉他小区离路牌不远,对面是一个加油站。
    我走进门洞时听见了目标向上走的脚步声,借着这个声音的掩盖,我脱下自己的皮鞋,拎在手里,只穿着袜子跟了上去,并尽量使自己的身体贴近墙壁,以免目标通过楼梯扶手的空间瞟见我在后面跟踪。
    在我到了大约是三楼半的地方时,听见了钥匙开门的声音,我迅速从楼梯扶手的空间向上望去,可以看见目标的腿部。他正在开走廊右侧的门。在他关上门后,我跟了上去,看清了门牌号:503.
    这时,程哥呼叫我,说他们已经到了加油站的对面。我立即穿上皮鞋,走下楼去。在小区的门口,我认出了外围侦察组的那辆白色面包车后就径直走了进去。车里除程哥外,还有那位冒充麦当劳工作人员的小胡和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沈。
    我们与王处长取得了联系,他说增援人员马上就到,并要求我们先严密监视目标所在小区,等增援人员赶到后再由小胡去负责管辖小区所在地区的将台路派出所了解503住户的信息。
    没过多久,增援人员就到了,他们也开着一辆面包车,就停在了我们的后面。车里的人有老马-------经验丰富的侦察处台湾组组长,这次被专门抽调来指挥我们的监视行动,行动处的刘组长和我的同学小丁-------看来他也被派来和老同志们“锻炼”来了,此外还有技术处的两名专家。
    按预定的方案,这里的监视工作将由这个后来的侦察处-行动处-技术处联合小组接管,程哥去派出所了解目标的信息,小胡和小沈回到北京饭店继续执行外围机动任务。我由于是这里对目标的特征最了解的人,而且目前还没有对他拍照,所以就留在了这里继续监视。在北京饭店对Peterov的侦察已经由在会务组的其他同志接管。
    程哥他们离开后,联合小组便开始了行动。令我惊讶的是,技术处的人把监测电台的仪器都带来了,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一般来讲,在对固定目标进行监视时,侦察员可以选择在室内侦察,因为这样就可以放心地使用各种监视设备,如果需要长时间的监视的话,则可以租一间位置有利的房子或干脆把监视点设在楼顶上。目前显然无法这样做,我们就以面包车为掩护了。
    中午饭我们是轮流去吃的,就在离监视点十几米远的一家叫“芳园居”的饭馆。期间一直是平静地等待,目标一直也没有出现。我则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强化目标的体貌特征:四十多岁,身高在一米七二左右,戴宽边眼镜,体形较壮,肤色较黑,头发向右侧二八分,看起来像一位中学教师。
    一般来讲,在进行定点监视任务,即通常所说的蹲坑守候时,任务应绝对保密,但可以视情通知监视点所在地的特工或警察机构,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当地居民发现监视人员行迹可疑后向当地警方报告,给监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还会出现碰巧另一支我方秘密侦察力量也在附近执行任务,我们双方都认为对方可疑而互相监视的情况,搞不好还会交上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由于程哥已经去了负责当地治安的将台路派出所了解目标的情况,对方也应该知道这边的监视活动了,所以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晚上七点钟左右,目标终于在小区门口出现了,技术处人员马上对其进行了拍照和拍摄。老马让我下车步行跟踪,于是在目标走过我们的面包车后,我下车跟了过去,走了几步之后,我发现刘组长和小丁从后面跟了上来。刘组长没有说话,却伸出三个指头在自己的眼前看了看,这是暗示我我们三人将采用ABC跟踪法。
    所谓ABC跟踪法是在三名侦察员跟踪目标时使用的,即一人跟在目标后面,一人走在其前面,另一人保持与其平行前进的做法。在目标前方人流稀少时,则可以改变队形,一人在目标左面平行跟踪,另一人在右面与目标平行跟踪,第三人则跟在后面,这种三角形的合围可以使丢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但是,我们似乎已经没有机会使用ABC跟踪法了,因为目标此时叫停了一辆出租车,他坐进去关上门后,出租车向左一拐开走了。
    现在跑回到面包车那里恐怕来不及了,那时出租车就不一定跑到哪儿去了。这种情况下抢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我顾不上招呼刘组长和小丁,马上摆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赶紧跟上前面的车。这时,我回头望去,刘组长和小丁也在向后面招手。我在车里向老马说明了情况,老马让我咬住前面的车不放,并记下车号,以便一旦丢梢也可以询问司机目标是在哪里下的车。
    目标乘坐的出租车沿着霄云路向前行驶,我一刻不敢放松,因为路上的出租车太多了,外型也都差不多。万一我坐的这辆车的司机糊涂了,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得替司机留着神。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瘦削男子,看着我笑了笑,说:“你是刑警吧。”他没说对,但我也不想纠正他,就点了点头,说:“对,朝阳分局的”。
    这时,目标的车向左拐了,我们跟了上去,跟了有三四分钟后,我发现我们到了亮马桥,边了亮马桥就是使馆区,我这时已经看到武警九支队的战士在使馆周围巡逻的身影了。目标的车继续前行了不到五分钟后,在前面的路口又向左拐,朝着农展馆正门的方向驶去。农展馆是我公务员考试报名的地方,自那以后就没再来过。目标的车又向左一拐,向着长城饭店的方向开去,又开了一小段后,目标终于在长城饭店门口下了车。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离目标大约五十米的地方,连用来报销的出租车票都没来得及要就下了车,借着路边一个报纸栏的掩护向目标方向前进,在路过报栏时,我看见了上面头版头条上的APEC四个字母。
    目标并没有向长城饭店里面走,而是停在了“天上人间”的牌子下面,向前方看了看,又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下,转过身来四处张望。我见状也停了下来,向前走了几步,停在了离“天上人间”的牌子右侧大约三十米的地方,避开了目标的视线,用麦克风与刘组长和小丁通话,他们这时也到了,但刘组长决定让出租车继续往前开,长城饭店大门口的另一侧,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向同时监视目标。
    目标此时仍然站在那里四下张望。同时,我看见刘组长和小丁已经下了出租车,站在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那块招牌下面,等出租车从他们面前开走后,他们走到了最近的报纸边上,假装谈话,刘组长面对着目标的方向,小丁背对着。
    这时我突然发现目标向一个路人走去,和那人说了句什么,那人摇摇头走了。怎么回事?看起来不像是接头,这个地方太显眼,不适于接头,而且目标和那人说话后并没有走开。他到底在干什么?
    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目标又对另一个路人重复了刚才的程序,路人摆了摆手又走了。我准备等第三个行人快要到目标身边时贴过去,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果然,一会儿,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过去,我马上跟上,距离那名男子大约五六米远,但为了不让目标注意到我,我特意把头向左边扭,眼睛看着路的左侧,行走路线也偏向左边,这样就不会径直走向目标了。
    我用余光发现第三名男子也和前两名一样离目标而去,而这时我已经几乎与目标平行了。令我惊奇的是,目标竟然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径直向我走来!
    我转身正视着他,面无表情------前面说过,有时监视对象会突然上来和你说话,此时一要注意控制自己,不要做出任何惊奇的举动,让对手看出破绽。二要镇定应付,如是一般的事则正常应付,如被质问则极力否认。
    目标在我面前停住,以一种自来熟式的口气对我说:“你好,朋友,要小姐么?”我可能从小到大也没这么晕过,我跟了他快一天了,他却问我找不找小姐,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监视的不会只是一个拉皮条的吧。
    我本能地回答:“不找。”然后准备从目标那里离开-----没准这是他耍的把戏,想借机看清跟踪者并记住其相貌特征呢,得赶紧先脱离他。
    可就在这时,他的一句话让我改变了想法------“我们这有H国的小姐漂亮着呢,收费也不高,还是玩玩儿去吧。”
    H国小姐?一下子H国特工Peterov,厕所里发现的写着H语的纸条都涌入我的脑海中--------有戏!我假装思考,并转过身问他:“H国小姐要多少钱?”“钱好商量,一次一千二。”我装成考虑价格的样子,实际上大脑在飞速地运转,分析当前的形势。
    第一种可能,这是个骗局,他想借此把我骗到某处。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一点,第一是因为就算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他的反应也应该是尽量隐藏自己,而不是反过来袭击跟踪他的反间谍人员而彻底暴露,再说他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而且我这时也发现,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在这里拉皮条的人,前面有几人,有男有女,都在拦过路的男人。
    “不行就一千,不能再低了。”目标有点沉不住气了。我的大脑中却在思考着第二种可能:他的确是个拉皮条的,但H国特工Peterov总不至于为了和一个拉皮条的联系而把写着密码的纸条费劲地放进一个厕所的水箱下面吧,事情肯定不这么简单,而且我也肯定H国小姐和Peterov肯定有关系。
“行不行?晚上出来玩玩多好。H国小姐漂亮着呢,波还大。”目标仍在推销。
    管他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装作有所顾虑地对目标说:“我现在身上不够一千元呀。”“那没问题,你肯定带卡了吧,大不了完事后我们派人跟你去取,要不你现在也可以到亮马大厦的二楼取款机那里取钱,我等着你。”
    “小姐在哪儿呀?”“你别管了,先和我走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完事后我再去取钱吧,先去看看,不过不满意的话我可不干呀。”“那没问题,你先和我走吧。”
    于是我们一起向前方走去,我向左面看去,刘组长和小丁现在都面向着我,显然不知道我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左手沿自己裤子左面的中缝向下滑去-------这是我们的暗号,意味着我这边没问题。在经过他们后,我又用左手在自己的左大腿后面拍了一下,这是叫他们跟着我们。
    向前走了几十步后,目标停在了一辆面包车旁,车门打开了,两名女人坐在驾驭和副驾驭的位子上。目标说话了:“这位朋友想去看看H国小姐。”“没问题,上车吧”坐在司机位子上的女人说了话,带着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口音。
    我拉开面包的车门,坐在了女司机的后面。一路上,她们俩个问这问那的,和我套近乎。由于已基本上断定这不是一个圈套,所以我也不是太紧张,只是不知道刘组长和小丁在干什么,现在又不方便通话。车在盛福大厦(两年后,轰动一时的法国路透社驻北京分社被一男子持炸药占领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座楼里)附近向右转,我一边应付着她们的闲聊,一边记着路过的主要标志物。最后,车停在了一座大楼的前面,在车到达终点的五分钟前,副驾驶上的那个女人给一个人打过电话,说这边有人要找H国小姐,让那边准备一下。
    下车后,一个一眼就能看出是H国人的男子来领我们进了那座大楼,大楼的下面没挂任何牌子。进去后,是一个花园,正前方是一座美丽的小别墅。两个女人中矮个子的那一位(司机)对我说:“来这里,你尽管放心,绝对安全,这里是H国大使馆的财产,警察都没法进来。”这一点我很相信。
    前面的H国男子打开了别墅的一个小门,我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单元。
    一进屋,我就看见三名漂亮的H国女郎坐在沙发上,看见我之后就热情地向我摆手。
    那几个人让我也坐在三名女郎对面的沙发上,像谈判一样地和她们对坐。高个子女人发话了:“怎么样,都够漂亮吧,你选哪一个?”而我正在思考的是,这些H国女郎和Peterov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Peterov不至于只是为一个国际皮条客组织服务的吧。然而,我的思路马上又明晰了------间谍活动自古也没离开过女色,不是常说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是妓女,第二古老的职业就是间谍了么。至于间谍和女色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都应该明白吧。
    “我对她们都没什么感觉”我低声地对高个子女人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基本的思路,再呆下去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所以是撤的时候了。但这可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简单,那两个女人不远万里地把我带来,岂肯任我一句“没感觉”就善罢甘休?那个矮个子女人甚至带着点气愤的口气说:“这三个女孩怎么不好了?你看看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看那个的波多大呀。”我装作迟疑的样子没说话,头脑里在想着如何全身而退。要我做那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是没这个必要,二是我的身上可揣着T机关的证件和侦察证,衣服里也装着麦克风,要是脱了衣服被他们发现了,我可能就出不了这块H国的领土了。
    “怎么了?是不是身上带的钱不够呀,没事儿,不行完事儿再去取呗。”高个子女人凑过来对我说。“那倒不是,关键我的确是没感觉,花了很多钱,自己又不是太喜欢,何必呢。”她的音调里带着点不平地回答到:“很多钱?算了吧,一千元够低了,天上人间里面的中国女孩还三五千一次呢,我们这可是洋妞,一千元就当是图个新鲜都不算贵,你还来了个很多钱。”
    我一听她这话,又觉得跟她磨叽一会儿没坏处,没准能套出点有用的东西呢,至少刚才她一提天上人间,我想到了长城饭店可是哪里来的外国人都有,他们在那里拉皮条很可能是在寻找有价值的目标,然后用色情陷阱猎取他们。这样看来,这三位女郎可能就是所谓的“燕子”了。但我又觉得她们不该是职业的情报官,而只是被情报组织利用的妓女罢了,理由很简单-----显然这帮人不知道我是情报人员,甚至连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刚出校门,一看上去还像个学生,他们就是选猎物也不会选到我,看来这些女郎还是为了谋生才做这个的。
    这时,对方沉不住气了,说:“你还犹豫什么呀,快点儿吧。要不干的话,你来这里干嘛,耍我们玩儿呀?你是不是根本就没诚意?”我说:“我一听说是H国小姐,以为多么多么漂亮呢,但实际上让我有点失望。”“你行了吧,她们长得还不漂亮呀,要是给你找个H国电影明星似的,一万元都挡不住,这一千元还怎么的呀?”
    我见时机到了,马上说:“一千元也不便宜呀,她们从来都是要一千元的么?”“当然,只有比这更贵,没有比这更低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很爽快地成交了,你瞅瞅你,都进来半天了还没拿定主意,你是不是真的没诚意呀。” 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看来你们真的用H国女郎吸引过外国人,估计中国的一些你们感兴趣的人也是这么来的。那看来你们这里应该有秘密的摄像机之类的东西了,等有价值的人来时就拍摄下来作为要挟。
    她又接着发动了进攻:“你看看你这个人,怎么瞪眼说我们的H国女孩不漂亮?你又不是找老婆。这样吧,你要是现在没感觉,就随便和哪一个到那边的房间里找一找感觉。”我一听,觉得可以试一试,倒不是试着找感觉,而是进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摄像机之类的东西。
    “嗯”,我点了点,指了一下我认为最漂亮的那位H国女郎(的确是很漂亮),然后跟着她进了房间。
    那位女郎拉着我的手,竟然用汉语问我:“可以么?”我迅速扫视了一下室内,没看出什么摄像机的迹象,也不可能看出来,就算有的话也肯定是针孔摄像机,我就是在大面上扫一百眼也扫不出来呀。
    “可以么?”H国美女又一次问到,我摇了摇头,因为我想我该走了,该知道的都差不多了,再耗下去不一定是好事。
    于是,我走出房间,明确地对两位“大姐”说:“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找不到感觉,要不下次我和朋友一起来,大家一闹就上来情绪,无所谓什么感觉不感觉了。”
    两位大姐见我意已决,就愤愤不平地说:“那我们就快点走吧,早知道就不拉你来了。”
    这时,一直在这边没吭声的那位H国男子突然向我走来,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用流利得让我吃惊的汉语对我说:“朋友,这是我的名片,一般我是不给别人的,相信你才给你一张,如果以后你有需要或你的朋友有需要,请给我打电话。”
    我低头看了一下名片,上面只写着一个中国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看来这H国老外是常在中国混的,这下更好了,手机号都知道了,我回去肯定把它交给技术处的人,我们的侦察将更加便利了。
    回来的路上,我没有和两位大姐搭话,尽管她们还时不进地抱怨两句。而我则在头脑中把事情理出头绪,基本上得出了Peterov可能和这个国际卖淫团伙有关系,利用妓女吸引中外人士上钩,伺机将其控制。尤其是对中国人,如果一个人找了个中国小姐,似乎还说得过去,要是找了个外国的,尽管现在不是文革时期,这问题似乎也是够严重的了。到时候就不得不屈服了。
    车开回长城饭店门口后,那两位大姐的气还没消,矮个的那位气呼呼地对我说:“给我二十块钱车钱!”哈哈,好,给你,现在可不是找事儿的时候。
    在向上级汇报过这一切之后,王处长正式通知我,明天继续在北京饭店工作,因为目前已经基本确定Peterov是H国间谍,所以案子的主办权已经移交给了负责H国所在地区的东欧中亚组,由他们成立专案小组对Peterov等人进行侦察。他也没有告诉我那个去麦当劳取情报的人的信息,因为这是情报机关内部的准则,不要把秘密告诉不相关的人,尽管他也是内部人员。除非有必要,否则侦察处的事不能告诉行动处的人,国际组的事也不能告诉西欧组的人。因为防止一个人泄密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让他知道秘密。
    当晚我就回到了北京饭店,因为Peterov的事情已经有人接管,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在这会议的最后一天内协助公安部警卫局的人保卫会议的安全。Peterov上午就离开了北京饭店,去机场赶飞机,在这段路上,我局情报处的人也将参与进来,而且还将起到主要作用---------正如同各国警察人员要对一些从事特种行业的人,如印章制造者,出租车司机,二手手机倒卖者等进行“阵地控制”一样,各国反间谍人员也要在旅行社,民航,涉外宾馆等行业的人员中建立情报网,因为对于警察人员来讲,那些特种行业的人在工作中接触到罪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在这方面的信息是很灵通的。同样,反间谍人员感兴趣的那些人是经常同外国人,特别是外国游客打交道的,对外国人的情况自然也很了解,因此也是极好的情报员人选。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前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反间谍总局)对苏联的涉外行业人员的渗透了。因此,在Peterov去机场的路上,情报处的侦察员及其发展的情报员们肯定闲不着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外国代表都已经走了。工作人员们也该歇口气了,我们这些侦察人员也一样。我暂时也没什么事可做,就突然想起来到保卫组------公安部警卫局人员驻地去看看,正巧会务组要分发中午工作餐的饭票,我就主动要求去给保卫组的人发饭票。
    到了保卫组以后,我和他们聊了起来,其中一个人长得酷似李小龙,而且连走路,言谈和举止都很像他,虽然很瘦,但一看就是个功夫不浅的人,只是话少了点,我问他是哪里毕业的,他说是武警特警学院。这时,他们的头儿接过话来对我说:“我们和普通的特警不同,因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纯防御性的,所以不出问题则已,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仔细想想,的确。
    到了晚上,APEC2001年中国年会第一次北京高官会正式结束。我们全体会议工作人员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们合影留念,一群来自不同部门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又马上要散伙,这感觉的确很值得留念,大家都互相留联系方式,依依不舍,只是其他单位的人压根就不知道T机关在这里的侦察人员们的真实身份,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我在会议期间结交的几个外国代表也都给我留了电子邮件地址,他们多数是政府官员,如果他们也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想呢?呵呵,管他呢,会议期间多数的时候我们是他们的保护者,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当天晚上,我离开了北京饭店,回到了T机关的宿舍,结果被中东组的一个和我一起来的新人缠住了,他知道我刚刚执行了外勤侦察任务后,非要让我给他讲点刺激的事情,我可是知道内部准则的,国际组的事怎么能告诉他中东组的呢,但此人平时与我关系非常好,特别是军训时练习偷越边境时,我曾和他一起在一辆卡车的底板上安装了一个新的底板,然后我们俩一起藏在这两个底板中间的夹层空间里,由别的队员将车开到“边界”,混过了哨兵的检查。在“哨兵”检查的时候,我们俩躺在夹层里互相对视,祈求上苍,但也没忘了把装着橡皮子弹的冲锋枪对着车的后方。他是学阿拉伯语的(现在驻中东某国工作),很健谈,也很热心,但我只跟他说了些趣事,工作上的事没有对他说,但他仍对这种工作充满了向往,他也是很向往有一天能到一局从事对情报工作的,还总在食堂对我说:“我们的局长真了不起,还不到五十岁就担当起了整个一个大国的反间谍工作的重任,真是我们俩的榜样呀。”-----他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送走他以后,我觉得自己很疲劳,昨天紧张了整整一天,今天又突然放松了一天,这肯定让人有点怪怪的感觉,不过我也没时间体会这种感觉了,因为我一上床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站在我姑妈家以前住过的一个四层楼房的楼顶,眼看着一架架带着中国民航标志的客机向楼顶迫降,一会儿又发现我自己也坐在其中的一架飞机上,看着飞机向楼房顶上开去-----飞机往楼房上开,这是什么东西?不过我很快就把这个梦忘了,直到半年多以后的一天:2001年9月11日,我才又突然想起了这个奇怪的梦。
第三部分 无忧无虑的日子
   
    几个月的工作下来,我似乎已经开始理解了反间谍工作的真谛。以前,我一直以为反间谍工作和公安的刑事侦察工作是一样的,只是侦察的对象不同罢了。现在才发现两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公安的刑事侦察一般都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如果发生了杀人案,公安的任务就是在茫茫人海中进行摸排,寻找线索,直至查出凶手是谁。而反间谍侦察往往是在已知敌人是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不间断的监视,收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揭露其间谍活动,并将其逮捕或驱逐出境。公安在抓获罪犯后一般都直接将其送交检察机关提起国家公诉。而反间谍机关在抓获或掌控了敌方间谍人员后,往往是先设法使其为我方服务,向我们提供敌方的情报,即使其成为通常所说的双面间谍。如其始终拒绝与我方合作,才会考虑对其进行间谍罪的起诉。如果说公安的侦察是以抓人为其特色的话,那么反间谍机关的侦察则是以经营为特色,即管理情报网。对于公安来讲,破案注重的是时效性,即越快破案越好,而反间谍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则与之相反,其侦察工作持续时间一般都较长,因为长时间的侦察会给你带来自己都想不到的收获。有人说过,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收藏名酒一样,放的时间越长,则可能味道越好。所谓“放长线钓大鱼”就是这个道理。由此也就决定了公安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在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公安在跟踪犯罪嫌疑人,比如毒贩时,如果不慎被其发觉的话,只要公安侦察人员肯定其身上有可以定罪的证物,如毒品,则干脆直接将其拿下,因为反正也有证据,这就是所谓的“硬跟踪”。而反间谍人员则相反,只要觉得跟踪对象起了疑心,就要立即放弃跟踪,因为这样会暴露我方侦察意图,打草地惊蛇只会影响长远计划,因此要在对方产生怀疑时果断中断行动,来日方长嘛,这就是所谓的“软跟踪”。而这项工作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它的确是对人的智慧的一种挑战,比如我方在掌握了一名双重间谍后,很可能他又被派出他的特务机构发现是在为我们提供情报,对方可能会将其控制,向其向我方提供假情报,成为所谓的“三重间谍”,而我方欲不被敌人用这种方法耍弄,就要时不时地用各种方法检验工作对象提供的情报,将其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相比较,看看是否相符,或我方故意向其提供假情报,看看敌方会不会因我方的假情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就会知道工作对象是不是同时向敌方提供我方告诉他是要保密的东西。更有甚者,有的国家的情报人员假装投诚,借机打入敌方情报机关,向我方提供情报,前一段刚看过的韩国影片《双重间谍》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北朝鲜的特工人员就是通过假叛逃打入韩国情报机关内部的。虽然这是电影,但现实中也发生过,冷战时期就有苏联特工假叛逃,实则借机向美方提供假情报的例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间谍工作就象是在下一盘象棋,双方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勇。而且现在我也开始明白,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只是一种被动的反间谍工作,即在敌方间谍进入我国境内后,我们才采取措施对其实施侦察。主动的反间谍工作则是通过主动搜集针对敌情报机关的情报,先发制人地挫败其对我方的间谍图谋,这种工作多数是在国外进行的,从事这种工作的一般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间谍机关,而是由对外情报机关来进行这种进攻性的反间谍工作的。以美国为例: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关,联邦调查局是主要的反间谍机关。但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工作一般只限于在美国境内,在美国境外的反间谍工作则由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反谍部门来执行,曾令世界震惊的中央情报局“鼹鼠“阿姆斯就曾任中情局反谍部门前苏联东欧部的主管官员。如果这样一个部门被对方渗透了的话,对方的行动将永远先你一步,由此可见这种进攻性反谍工作的重要性了。
    在执行完APEC任务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处里处理日常事务,工作也很繁琐,但好在这些繁文缛节的内容是我最感兴趣的,所以我也就不感到枯燥了。我总是认真地研读前方发回的每一份电报,使自己了解各个领域内发生的案件,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积极主动,很快就得到了领导们的赞赏。在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负责调研的老同志学习写一些敌情调研。我们的工作原则就是“保已知彼“,“保已”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这个前提再去从事更重要的“知彼”工作,而调研在“知彼”方面则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具体的工作方法我就不能在这里透露了。
    那段时间里,我在机关也正赶上当时的总理来我们这里视察,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还特地说了一句:“很想把你们为国家做的事跟人民说一说,但不行呀,一说就违犯纪律了。”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2001年4月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忙的一个月,整个T机关也忙了个底朝天,因为就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特别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整个T机关都在超高速地运转着,各个房间的电话都在不停的响,走廊里也都是手拿着文件一路小跑的工作人员,电梯里也总是挤满了人,连我去发密传都得排队。
    我自然也闲不着,年轻人都要去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的:跑签,会签,签电报,到局办盖章,接电话,写电话记录,发密传,借档案,还要把文件从一位领导处送到另一位领导那里签字,-----虽然不同于外勤侦察任务,但一天下来也累得很,我们还要帮相关部门的人员值夜班,就算不值夜班的时候也要工作到后半夜。
    随着危机的解决,这段超负荷运转的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家也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我也开始专注于我自己的主管范围:联合国驻华机构的安全.
    联合国驻华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亮马桥和建国门这两个地方.于是,这两处就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了.联合国驻机构种类繁多,如:联合国开发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华代表处,联合国工发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代表处等等.
    一天夜里,我在独自巡视时,却出了意外.我刚刚拐进一些联合国驻华机构所在的塔园外交公寓所在的那条街,就看见前面有人在撕打着.过去一看,竟然是一个拿着棒子的男子在打一名女孩.我立即叫到:"住手,我是警察."本来以为对方起码能停下手来和我说话,没想到这家伙一句话都没说,直接挥起棒子向我打来,我本能地举起胳膊一挡,棒子打到了我的左上臂,这家伙还不停手,又是接着两下,第二下又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左臂上,第三下打来时,我试图去抓他的棒子,但右手的手心被打伤了.
    我在格斗训练中学过,当对手用棒子或鞭子袭击你时,一定要果断地吃进去打,即冲进内围与其搏斗,因为这样就可以使他的棒子或鞭子失去作用,而且一只手白白拿着武器奈何不了你.我趁着他收回棒子再打的那一刹那,猛冲过去,用左手按住他的右上臂,同时右手准备用直拳重击他的面部,但这家伙反应也很快,估计是个打架的老手,见我欲出拳,身子向左后方一侧,就基本上使他的面部躲出了我的打击范围,但没想到我把出拳的路线一变,改为用反手拳(但用的不是拳背,而是拳轮上面的小指掌关节)照着他的右耳根狠狠一击----我特地用上了腰的力量,像这种走曲线的拳法,腰不用力的话打击的效果就差多了--------这一下子比我想像的还要有效,因为他整个人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而且居然连棒子都扔了,用手捂住被打的部位哼唧起来.我可没这么就算完,用左手将其右臂向前一推------因为这是他的打击死角,就如同对方用右冲拳向你袭来,你如果向左侧闪,避开他的拳头,(最好再向前一推他的胳膊),就容易进入他的打击死角,因为你是站在他整个身体的外面的,而他的右臂还在向前伸或向回收的过程中------然后将膝盖跪在他暴露出来的肋部,挥拳朝他的头上打去,但他的双手把那里保护得很好,这更增加了我的怒火,就用拳轮猛砸他的肋骨,但还是不解气,就用右手中指掌关节,即拳头的最突出部位,专捡他护头的手的各手指之间的空隙处砸进去----不过多数还是砸在了他的手上,但这招果然奏效,他又开始叫上了.
    "干什么,别打架!"我回头望去,几名拿着警棍的武警战士冲了过来.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立即从歹徒身上站起,告诉了他们我的身份,并出示了证件.这几名武警战士是九支队专门负责外交公寓外围巡逻的,我对他们说我还有任务,让他们把歹徒和女孩一起送到公安机关或让110过来,然后就走了,走之前,一名武警还偷偷问我T机关要不要退伍军人.
    我继续向前巡视,但这时开始觉得左上臂火辣辣地痛----在打斗过程中,由于肾上腺的高度分泌,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痛的,有的人连挨了一枪都不知道,可想而知,我在路灯下察看了被打的部位,妈的,一大片瘀血,右手手心也破了点皮,真想再回去揍那孙子一顿.
    几天后,刚一下班的时候,我在行动处的那位同学小丁来找我,说今天是周五,干脆找几个人一起出去喝一通吧------他在学校时就很爱喝酒(当然,我只是说他爱喝酒,这并不代表他能喝).我想也是,很久没和人聚在一起玩了,于是我们俩去港澳组找来了同学小林,我们三个又分别找了在特种部队训练时处得比较好的三个人:肉丸子,学军和汤镇宗.肉丸子有这么个绰号是因为他体态偏胖,他是学金融的,在六局搞情报分析.学军是二局侦察处亚非组的,汤镇宗则的确长得很像那位香港明星,他在十一局负责警卫工作.我们六人就近找了一家火锅店开涮,还喝了点.我一向不怎么喝酒,我们的工作也的确不适于常喝,但据说一局有些人蛮能喝的,而且这还和他们的工作有关,因为有时他们在国外时会在秘密据点里同自己的外国情报员大喝,以联络感情.
    喝过之后,我们本来打算回宿舍休息,但肉丸子说时候还早,不如大伙一起出去找点乐子吧,好吧,走.可是去哪儿呢?小林提议,坐地铁,看心情,想哪站下就哪站下,好主意,有悬念,走!
    呵呵,我们是有那么点无忧无虑吧.买房子,娶老婆,养孩子,这些事离我们这些二十三四岁的大男孩们来说还有点遥远.加上我们还沉浸在这种神秘工作的新鲜感当中,所以整天想的都是些和柴米油盐毫不相干的东西.吃食堂,住宿舍,内部人员的小圈子,我们好像还是在上大学一样.
    我更是如此,每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捧着本Tom Clancy的间谍小说看,在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实际上是大学时期的继续教育阶段.
    当地铁到了天安门站时,小丁说:"就在这儿下吧,高兴了一直玩到明天早上直接看升国旗."
    好,走!咱们都去看看这个我们日夜保卫着的国家的直观象征.
    到了天安门广场后,大家借着酒劲放声高喊,还唱起了"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小丁一兴奋,居然在天安门广场上玩起了百米冲刺,只听"嘭"的一声,他把用来固定警戒线的桩子都给撞倒了.不远处的两名武警十四支队的战士赶紧跑了过来.
    小丁掏出自己的证件,对武警战士说自己在执行任务.战士看他满口酒气,有点疑惑的样子,我们五个全凑了过去,给他们看了证件,我说我们是故意装成醉汉,在这里执行侦察任务的,两名武警才将信将疑地走了.他们刚一走远,我们就憋不住一起放声大笑.
    接着往前走!当我们走到了传说中的新华门的时候,学军竟然用手去摘新华门正对面的花,但还没等他的手碰到花,他身后就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我们回头一看,是坐在一个挂着普通民用牌照的汽车里面的司机按的喇叭-----我们马上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了,我们转身就走了,真要是在这儿出了事,我们几个全等着回去挨处分吧,看看这回执行侦察任务的鬼话还骗得了谁.
    我们一直走到了西单,我见他们中有的的确喝高了,就怕一会儿控制不了自己再惹出什么大麻烦来,刚才已经够放肆的了,就提议我们赶紧在西单坐地铁回去吧.小林还清醒着,马上和我一起把大伙儿全催到了地铁站.
    没想到到了地铁上这几位更邪乎了,小丁居然用手抓着地铁车厢上端的供手抓的栏杆玩起了引体向上,周围的乘客都看傻了.坐在对面的一个女孩看了我们一眼后以厌恶的表情扭过头去.我赶紧制止了他----天呀,我从小到大还没被人用这种眼光看过呢.
    总算回到宿舍了,小丁的确喝高了,而且他还是后反劲,现在比刚才醉得更厉害了,几乎神智不清了,而且还演出了最经典的一幕--------在我们把他扶上床后,他用双脚使劲顶住墙壁,说了一句:"总算站住了."
   
    2001年6月20日,曾经在APEC行动中直接指挥我的王副处长突然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进屋后,他示意我坐下,然后对我说:"你来到处里以后工作很努力,特别是APEC那次干得非常漂亮,我和老薛(侦察处正处长)都觉得你不错,准备把你当作业务骨干培养.现在正好有了一个机会----撞机事件后,我们和军方情报部门为今后更好地合作而开展了一个人员培训交流计划,准备选派青年同志到对方的情报培训机构进行交流性地培训,我们处有一个名额,我和老薛研究后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你回去准备准备,手头的工作移交给刘涛,明天晚上就和别的处推荐的青年同志一起出发去南京,你们将在解放军XXXX学院受训,为期十天."
    解放军XXXX学院,久负盛名的军事情报学院,由总参情报部门直接管理,我们在特种部队训练时的许多教官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6月22日,我们到达了南京,几辆军车把我们从车站一直拉到了那所学校.院领导先是欢迎了我们,然后中午特地给我们安排了宴会,并在席间对我们说,我们在学校内的掩护身份是刚来的地方代培生,来学习外语,准备出国.
    我们这些人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分别学习不同的专业,我被分去学习边防情报专业,说是边防情报,实际上给我们这些政府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培训的主要还是通用的情报知识,如情报的判断与使用等,很多东西都是教材上面现成的.
    说起边防情报,在廊坊的武警学院也有这么个专业,不过和解放军的边防情报可就不是一回事了,解放军的边防情报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情报和军事情报,是一种进攻性的工作,而武警的边防情报则是针对边防地区的犯罪活动,如走私,偷渡,敌特渗透等情况的,是一种防御性的工作.
   
    在培训开始前,我们先被安排在南京市游玩了一天,还为了贴近主题,还专门去了江苏省国家安全教育基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看着当年隐蔽战线上牺牲的烈士们的照片和遗物,借着展览厅里那沉重悲壮的背景音乐,我突然有了一种要为这个神圣的事业付出一切的冲动.
    后来我们还去了中山陵,秦淮河,玄武湖等许多景点,在参观号称金陵第一园的瞻园时,我为里面的幽静的环境所陶醉,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典雅的园林在解放前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总部所在地,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干革命志士被残害于此.
   
    游山玩水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正式的学习.但两天后,6月26日,我得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七名朝鲜人闯入位于塔园外交人员办公楼的联合国难民署驻华机构----就在我和那名歹徒单挑的地方附近,如果我要是在北京的话,没准还能制止这一事件呢.
   
    培训很快就结束了,回到北京后,我又加入了对出事地区的强化保卫工作.工作比较忙.
    到了周五晚上,正当我在宿舍休息时,在部队训练时同班的"旺财"(当然是外号了)来找我,说要和我一起出去玩玩.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他也没有目标,到时候再说.他被分到了T机关办公厅,在机要通信处负责武装护送,就是在每天T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及军队之间交换机要文件的车上拿着微型冲锋枪担任保卫工作.
    我本来不太打算出去,而他又没有明确目标,就说懒得动弹.他却一把把我拉起,说:"走吧,够意思,求你了还不行么?"然后我们俩一起出了宿舍楼------他这一找我玩倒好,让我一下子有了个女朋友.(未完待续)
第三部分 无忧无虑的日子
   
    几个月的工作下来,我似乎已经开始理解了反间谍工作的真谛。以前,我一直以为反间谍工作和公安的刑事侦察工作是一样的,只是侦察的对象不同罢了。现在才发现两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公安的刑事侦察一般都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如果发生了杀人案,公安的任务就是在茫茫人海中进行摸排,寻找线索,直至查出凶手是谁。而反间谍侦察往往是在已知敌人是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不间断的监视,收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揭露其间谍活动,并将其逮捕或驱逐出境。公安在抓获罪犯后一般都直接将其送交检察机关提起国家公诉。而反间谍机关在抓获或掌控了敌方间谍人员后,往往是先设法使其为我方服务,向我们提供敌方的情报,即使其成为通常所说的双面间谍。如其始终拒绝与我方合作,才会考虑对其进行间谍罪的起诉。如果说公安的侦察是以抓人为其特色的话,那么反间谍机关的侦察则是以经营为特色,即管理情报网。对于公安来讲,破案注重的是时效性,即越快破案越好,而反间谍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则与之相反,其侦察工作持续时间一般都较长,因为长时间的侦察会给你带来自己都想不到的收获。有人说过,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收藏名酒一样,放的时间越长,则可能味道越好。所谓“放长线钓大鱼”就是这个道理。由此也就决定了公安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在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公安在跟踪犯罪嫌疑人,比如毒贩时,如果不慎被其发觉的话,只要公安侦察人员肯定其身上有可以定罪的证物,如毒品,则干脆直接将其拿下,因为反正也有证据,这就是所谓的“硬跟踪”。而反间谍人员则相反,只要觉得跟踪对象起了疑心,就要立即放弃跟踪,因为这样会暴露我方侦察意图,打草地惊蛇只会影响长远计划,因此要在对方产生怀疑时果断中断行动,来日方长嘛,这就是所谓的“软跟踪”。而这项工作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它的确是对人的智慧的一种挑战,比如我方在掌握了一名双重间谍后,很可能他又被派出他的特务机构发现是在为我们提供情报,对方可能会将其控制,向其向我方提供假情报,成为所谓的“三重间谍”,而我方欲不被敌人用这种方法耍弄,就要时不时地用各种方法检验工作对象提供的情报,将其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相比较,看看是否相符,或我方故意向其提供假情报,看看敌方会不会因我方的假情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就会知道工作对象是不是同时向敌方提供我方告诉他是要保密的东西。更有甚者,有的国家的情报人员假装投诚,借机打入敌方情报机关,向我方提供情报,前一段刚看过的韩国影片《双重间谍》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北朝鲜的特工人员就是通过假叛逃打入韩国情报机关内部的。虽然这是电影,但现实中也发生过,冷战时期就有苏联特工假叛逃,实则借机向美方提供假情报的例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间谍工作就象是在下一盘象棋,双方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勇。而且现在我也开始明白,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只是一种被动的反间谍工作,即在敌方间谍进入我国境内后,我们才采取措施对其实施侦察。主动的反间谍工作则是通过主动搜集针对敌情报机关的情报,先发制人地挫败其对我方的间谍图谋,这种工作多数是在国外进行的,从事这种工作的一般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间谍机关,而是由对外情报机关来进行这种进攻性的反间谍工作的。以美国为例: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关,联邦调查局是主要的反间谍机关。但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工作一般只限于在美国境内,在美国境外的反间谍工作则由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反谍部门来执行,曾令世界震惊的中央情报局“鼹鼠“阿姆斯就曾任中情局反谍部门前苏联东欧部的主管官员。如果这样一个部门被对方渗透了的话,对方的行动将永远先你一步,由此可见这种进攻性反谍工作的重要性了。
    在执行完APEC任务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处里处理日常事务,工作也很繁琐,但好在这些繁文缛节的内容是我最感兴趣的,所以我也就不感到枯燥了。我总是认真地研读前方发回的每一份电报,使自己了解各个领域内发生的案件,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积极主动,很快就得到了领导们的赞赏。在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负责调研的老同志学习写一些敌情调研。我们的工作原则就是“保已知彼“,“保已”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这个前提再去从事更重要的“知彼”工作,而调研在“知彼”方面则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具体的工作方法我就不能在这里透露了。
    那段时间里,我在机关也正赶上当时的总理来我们这里视察,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还特地说了一句:“很想把你们为国家做的事跟人民说一说,但不行呀,一说就违犯纪律了。”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2001年4月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忙的一个月,整个T机关也忙了个底朝天,因为就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特别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整个T机关都在超高速地运转着,各个房间的电话都在不停的响,走廊里也都是手拿着文件一路小跑的工作人员,电梯里也总是挤满了人,连我去发密传都得排队。
    我自然也闲不着,年轻人都要去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的:跑签,会签,签电报,到局办盖章,接电话,写电话记录,发密传,借档案,还要把文件从一位领导处送到另一位领导那里签字,-----虽然不同于外勤侦察任务,但一天下来也累得很,我们还要帮相关部门的人员值夜班,就算不值夜班的时候也要工作到后半夜。
    随着危机的解决,这段超负荷运转的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家也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我也开始专注于我自己的主管范围:联合国驻华机构的安全.
    联合国驻华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亮马桥和建国门这两个地方.于是,这两处就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了.联合国驻机构种类繁多,如:联合国开发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华代表处,联合国工发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代表处等等.
    一天夜里,我在独自巡视时,却出了意外.我刚刚拐进一些联合国驻华机构所在的塔园外交公寓所在的那条街,就看见前面有人在撕打着.过去一看,竟然是一个拿着棒子的男子在打一名女孩.我立即叫到:"住手,我是警察."本来以为对方起码能停下手来和我说话,没想到这家伙一句话都没说,直接挥起棒子向我打来,我本能地举起胳膊一挡,棒子打到了我的左上臂,这家伙还不停手,又是接着两下,第二下又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左臂上,第三下打来时,我试图去抓他的棒子,但右手的手心被打伤了.
    我在格斗训练中学过,当对手用棒子或鞭子袭击你时,一定要果断地吃进去打,即冲进内围与其搏斗,因为这样就可以使他的棒子或鞭子失去作用,而且一只手白白拿着武器奈何不了你.我趁着他收回棒子再打的那一刹那,猛冲过去,用左手按住他的右上臂,同时右手准备用直拳重击他的面部,但这家伙反应也很快,估计是个打架的老手,见我欲出拳,身子向左后方一侧,就基本上使他的面部躲出了我的打击范围,但没想到我把出拳的路线一变,改为用反手拳(但用的不是拳背,而是拳轮上面的小指掌关节)照着他的右耳根狠狠一击----我特地用上了腰的力量,像这种走曲线的拳法,腰不用力的话打击的效果就差多了--------这一下子比我想像的还要有效,因为他整个人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而且居然连棒子都扔了,用手捂住被打的部位哼唧起来.我可没这么就算完,用左手将其右臂向前一推------因为这是他的打击死角,就如同对方用右冲拳向你袭来,你如果向左侧闪,避开他的拳头,(最好再向前一推他的胳膊),就容易进入他的打击死角,因为你是站在他整个身体的外面的,而他的右臂还在向前伸或向回收的过程中------然后将膝盖跪在他暴露出来的肋部,挥拳朝他的头上打去,但他的双手把那里保护得很好,这更增加了我的怒火,就用拳轮猛砸他的肋骨,但还是不解气,就用右手中指掌关节,即拳头的最突出部位,专捡他护头的手的各手指之间的空隙处砸进去----不过多数还是砸在了他的手上,但这招果然奏效,他又开始叫上了.
    "干什么,别打架!"我回头望去,几名拿着警棍的武警战士冲了过来.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立即从歹徒身上站起,告诉了他们我的身份,并出示了证件.这几名武警战士是九支队专门负责外交公寓外围巡逻的,我对他们说我还有任务,让他们把歹徒和女孩一起送到公安机关或让110过来,然后就走了,走之前,一名武警还偷偷问我T机关要不要退伍军人.
    我继续向前巡视,但这时开始觉得左上臂火辣辣地痛----在打斗过程中,由于肾上腺的高度分泌,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痛的,有的人连挨了一枪都不知道,可想而知,我在路灯下察看了被打的部位,妈的,一大片瘀血,右手手心也破了点皮,真想再回去揍那孙子一顿.
    几天后,刚一下班的时候,我在行动处的那位同学小丁来找我,说今天是周五,干脆找几个人一起出去喝一通吧------他在学校时就很爱喝酒(当然,我只是说他爱喝酒,这并不代表他能喝).我想也是,很久没和人聚在一起玩了,于是我们俩去港澳组找来了同学小林,我们三个又分别找了在特种部队训练时处得比较好的三个人:肉丸子,学军和汤镇宗.肉丸子有这么个绰号是因为他体态偏胖,他是学金融的,在六局搞情报分析.学军是二局侦察处亚非组的,汤镇宗则的确长得很像那位香港明星,他在十一局负责警卫工作.我们六人就近找了一家火锅店开涮,还喝了点.我一向不怎么喝酒,我们的工作也的确不适于常喝,但据说一局有些人蛮能喝的,而且这还和他们的工作有关,因为有时他们在国外时会在秘密据点里同自己的外国情报员大喝,以联络感情.
    喝过之后,我们本来打算回宿舍休息,但肉丸子说时候还早,不如大伙一起出去找点乐子吧,好吧,走.可是去哪儿呢?小林提议,坐地铁,看心情,想哪站下就哪站下,好主意,有悬念,走!
    呵呵,我们是有那么点无忧无虑吧.买房子,娶老婆,养孩子,这些事离我们这些二十三四岁的大男孩们来说还有点遥远.加上我们还沉浸在这种神秘工作的新鲜感当中,所以整天想的都是些和柴米油盐毫不相干的东西.吃食堂,住宿舍,内部人员的小圈子,我们好像还是在上大学一样.
    我更是如此,每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捧着本Tom Clancy的间谍小说看,在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实际上是大学时期的继续教育阶段.
    当地铁到了天安门站时,小丁说:"就在这儿下吧,高兴了一直玩到明天早上直接看升国旗."
    好,走!咱们都去看看这个我们日夜保卫着的国家的直观象征.
    到了天安门广场后,大家借着酒劲放声高喊,还唱起了"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小丁一兴奋,居然在天安门广场上玩起了百米冲刺,只听"嘭"的一声,他把用来固定警戒线的桩子都给撞倒了.不远处的两名武警十四支队的战士赶紧跑了过来.
    小丁掏出自己的证件,对武警战士说自己在执行任务.战士看他满口酒气,有点疑惑的样子,我们五个全凑了过去,给他们看了证件,我说我们是故意装成醉汉,在这里执行侦察任务的,两名武警才将信将疑地走了.他们刚一走远,我们就憋不住一起放声大笑.
    接着往前走!当我们走到了传说中的新华门的时候,学军竟然用手去摘新华门正对面的花,但还没等他的手碰到花,他身后就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我们回头一看,是坐在一个挂着普通民用牌照的汽车里面的司机按的喇叭-----我们马上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了,我们转身就走了,真要是在这儿出了事,我们几个全等着回去挨处分吧,看看这回执行侦察任务的鬼话还骗得了谁.
    我们一直走到了西单,我见他们中有的的确喝高了,就怕一会儿控制不了自己再惹出什么大麻烦来,刚才已经够放肆的了,就提议我们赶紧在西单坐地铁回去吧.小林还清醒着,马上和我一起把大伙儿全催到了地铁站.
    没想到到了地铁上这几位更邪乎了,小丁居然用手抓着地铁车厢上端的供手抓的栏杆玩起了引体向上,周围的乘客都看傻了.坐在对面的一个女孩看了我们一眼后以厌恶的表情扭过头去.我赶紧制止了他----天呀,我从小到大还没被人用这种眼光看过呢.
    总算回到宿舍了,小丁的确喝高了,而且他还是后反劲,现在比刚才醉得更厉害了,几乎神智不清了,而且还演出了最经典的一幕--------在我们把他扶上床后,他用双脚使劲顶住墙壁,说了一句:"总算站住了."
   
    2001年6月20日,曾经在APEC行动中直接指挥我的王副处长突然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进屋后,他示意我坐下,然后对我说:"你来到处里以后工作很努力,特别是APEC那次干得非常漂亮,我和老薛(侦察处正处长)都觉得你不错,准备把你当作业务骨干培养.现在正好有了一个机会----撞机事件后,我们和军方情报部门为今后更好地合作而开展了一个人员培训交流计划,准备选派青年同志到对方的情报培训机构进行交流性地培训,我们处有一个名额,我和老薛研究后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你回去准备准备,手头的工作移交给刘涛,明天晚上就和别的处推荐的青年同志一起出发去南京,你们将在解放军XXXX学院受训,为期十天."
    解放军XXXX学院,久负盛名的军事情报学院,由总参情报部门直接管理,我们在特种部队训练时的许多教官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6月22日,我们到达了南京,几辆军车把我们从车站一直拉到了那所学校.院领导先是欢迎了我们,然后中午特地给我们安排了宴会,并在席间对我们说,我们在学校内的掩护身份是刚来的地方代培生,来学习外语,准备出国.
    我们这些人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分别学习不同的专业,我被分去学习边防情报专业,说是边防情报,实际上给我们这些政府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培训的主要还是通用的情报知识,如情报的判断与使用等,很多东西都是教材上面现成的.
    说起边防情报,在廊坊的武警学院也有这么个专业,不过和解放军的边防情报可就不是一回事了,解放军的边防情报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情报和军事情报,是一种进攻性的工作,而武警的边防情报则是针对边防地区的犯罪活动,如走私,偷渡,敌特渗透等情况的,是一种防御性的工作.
   
    在培训开始前,我们先被安排在南京市游玩了一天,还为了贴近主题,还专门去了江苏省国家安全教育基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看着当年隐蔽战线上牺牲的烈士们的照片和遗物,借着展览厅里那沉重悲壮的背景音乐,我突然有了一种要为这个神圣的事业付出一切的冲动.
    后来我们还去了中山陵,秦淮河,玄武湖等许多景点,在参观号称金陵第一园的瞻园时,我为里面的幽静的环境所陶醉,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典雅的园林在解放前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总部所在地,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干革命志士被残害于此.
   
    游山玩水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正式的学习.但两天后,6月26日,我得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七名朝鲜人闯入位于塔园外交人员办公楼的联合国难民署驻华机构----就在我和那名歹徒单挑的地方附近,如果我要是在北京的话,没准还能制止这一事件呢.
   
    培训很快就结束了,回到北京后,我又加入了对出事地区的强化保卫工作.工作比较忙.
    到了周五晚上,正当我在宿舍休息时,在部队训练时同班的"旺财"(当然是外号了)来找我,说要和我一起出去玩玩.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他也没有目标,到时候再说.他被分到了T机关办公厅,在机要通信处负责武装护送,就是在每天T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及军队之间交换机要文件的车上拿着微型冲锋枪担任保卫工作.
    我本来不太打算出去,而他又没有明确目标,就说懒得动弹.他却一把把我拉起,说:"走吧,够意思,求你了还不行么?"然后我们俩一起出了宿舍楼------他这一找我玩倒好,让我一下子有了个女朋友.(未完待续)
    第四部分 哈比比案件
    旺财把我拉出来之后,我们先是在外面闲逛了一会儿。走到320车站时,他突然对我说:“正好今天是周五,我们去人大英语角玩玩吧,正好这是320车站。”人大英语角,北京最大的英语角,在上学时,特别是大一、大二时每逢周五我都会去练习口语,但大三以后就不再去了,因为那时对我的提高已经没什么价值了,一大帮中国人在一起侃,说的英语一个比一个像汉语。其实练口语这东西是要双管齐下的,一方面要常说,提高自己的流利程度,另一方面要多听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说话或其录音,模仿他们的语音语调,这样说出的英语才会纯正。在英语角倒是可以练出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差多了,因为那里的外国人并不是很多,而且一旦有了个外国人,周围会围上近百人,大伙一起一遍又一遍地问一些像“你是哪国人,来中国干什么,什么时候走”之类的东西------好像是反间谍人员在审问外国间谍嫌疑犯一样。所以,在我达实现了流利的目标后,就很少就那里了,而专注于进一步完善对正宗发音的模仿,在那个成形阶段如果再常去英语角的话,恐怕很容易又被拐回中国式英语了。
    不过现在不怕这个了,呵呵。走吧,说去就去,快两年多没去了,再说那里有不少外国人,没准还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呢-------这次的确有了个意外收获,但不是指抓住了外国间谍。
    到了英语角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但也是人山人海了,在里面穿行很费劲,我一边走还要一边说:“Excuse me..”要是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或和别人撞到了一起,还要说“Sorry.”------在英语角就要按英语角的规则来,连道歉都得说英语。
    这里还是老样子,男女搭配。有人说过,其实不少人是来这里找女朋友,或更不认真一点,来泡妞的。有位酸人还专门在网上写了篇文章,叫《人大外语角泡妞记》,对种种情况进行了分析。那人好像是名人大的学生,不过那篇文章写得很经典,也很真实,一度在网上很受欢迎。
    旺财之所以想来这里,可能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系。他也是学英语专业的,但在现在做的工作却一点也用不上,因为他每天都是在拿着枪,保卫着装有这个国家最高机密的汽车穿越北京的大街小巷,从一个政府部队到另一个政府部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机密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他显然觉得很郁闷,学的东西用不上,所以今天自然要好好施展一下了。他这人从来就不腼腆,上去就拦了一个女孩,我们俩与她聊了起来,那女孩是人大文史哲专业的学生,英语还算可以。但旺财一直问人家一些无聊的问题,我听腻了,就对他说我再去别的地方转转,十点钟大门口见。
    我在英语角里转了一圈,最后发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美国人在那里大嗓门地和二三十名中国人侃,我凑了过去,那老外是个光头,膀大腰圆,让我想起了电影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我和他聊了起来,他说我英语接近完美,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 I work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我为中国政府工作。).------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所以运用了007常用的一个模糊的回答方法--------他在别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不是常说:“I work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我为英国政府工作).”么。老外显然对此不是太敏感,一听说是为政府工作,估计是把我想起了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没多问什么。我想知道他作为美国公民对美国谍报工作的看法,就在别人连珠炮式的发问的空隙中找了个机会,把话题一转,问他对今年发生的联邦调查局“鼹鼠”汉森事件的看法。他好像只是强调了汉森是因为太喜欢间谍这一行业了,所以才主动要求向克格勃及其后继者SVR(对外情报局)提供情报的,他好像不是太看重钱------这和媒体上的报道一致,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这时,突然我身边的一位女孩用英语问了我一句:“可以知道您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么?”我扭头看去,嗬,竟是一位酷似张柏芝的大美女,她是刚刚加入这个圈子的。
    “我…….我是警察。”-----这次得换个回答方法了,而且我想换个更能贴近我的工作的性质,老外此时也正在热火朝天地和别人侃中国菜呢,估计听不到我的话。
    但在说完自己是警察后,我突然想起来,普京当初在邂逅他的空姐老婆时也告诉对方他是警察,估计是为了保密,或是怕说自己是克格勃把人家吓着吧。
    “警察?警察会说这么好的英语?”
    “你是做什么的?”我岔开了话题。
    “我工作了,但现在专门在人大的一个培训班学习英语。”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后来干脆脱离组织,两人挪到一边儿单练去了。她叫泽华,家就在北京,但是是半路过来的,她出生在重庆,十几岁以前全家一直住在重庆。
    我发现我很快便喜欢上了这个女孩,漂亮,时尚,而且还很大方,板栗色的长发,连举手投足都有点张柏芝的味道。
我们聊得很开心,时间也过得很快,我再看表时已经快十点了,我得赶紧去找旺财了。她由于在上培训班,所以就在人大院里租了房子,也就不着急走了。在我和她告别时,她主动地说:“我给你我的手机号码,”随后莞尔一笑,“你可以call我。”嗯,我也给了他我的号码,然后就走了,其实她在我们聊天的后期就装作不经意地问过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这人很敏感的,自然心里有了概念。
    当天晚上,我在床上就在考虑着这种可能,如果我没有自做多情的话,那估计我们相互都有了点感觉。这个女孩很不错的,能不对她动心的男人不是和尚就是太监。但该怎么着手呢?是主动一点,还是先等待?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周末是像平常一样度过的,周六早上睡到九点多,起来后上街买了点东西,然后到别人的宿舍侃上一通,没过多久又去食堂吃了午饭。下午打开电视,观看我每周必看的湖南卫视直播的2001年中国武术散打王比赛。看完后就在宿舍里挂起一件不喜欢穿的冬装,然后带上冬天带的皮手套对着衣服一顿直拳,摆拳加勾拳,然后再到楼下的天井里,先来上几组引体向上,再把当年练跆拳道时用的高腿向四面八方出击,最后再找到小林,和他一起在沙地上玩上了中国跤------我这时开始对散打中的快摔很着迷,那一阵子,“蒙古王”那顺格日勒(散打王运动员)简直成了我的偶像。
    周一早上上班时,我得到了一个临时性的任务。联合国驻华某机构的一名高级官员向警方报警,说自己经常收到恐吓电话,对方从来都是说英语,但似乎从来没在电话里说出为什么这么做,只是说了一大堆对联合国在国际上的作用,特别是在对待某西方大国的政策上的不满,也没发出什么具体性的威胁,但却总是打来,后来就开始说要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我是负责联合国驻华机构安全的,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该名高级官员,哈比比(假名),要求中国警方保护,公安方面因其性质将此案转到了我们这里。处里研究决定,为实现我国对国际组织驻华机构提供一切安全上的保障的承诺,由我为哈比比直接提供人身保护,同时开展对恐吓事件的秘密侦察。当时处里很忙,因为还有更为重要,而且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办------2001年APEC北京年会上海峰会,我们国际组是负责多边活动安全,所以首当其冲。在这个时候把我调去给人当个人保镖,领导们当然也有些不情愿。事实上,整个T机关都在围绕着这次重大活动做准备,情报部门也在抓紧搜集敌对分子的动态情况,以防其破坏。我们局里行动处的一些人,包括我的同学小丁,已经被送到了一个保密地点,专门进行射击,格斗,排除爆炸物等方面的培训,因为他们中将选出一部分人专门为这次峰会提供现场警卫工作。一提起政要们的警卫,大家的心目中马上会出现身穿黑西装,戴墨镜的贴身保镖的形象,以及在外围戴着执勤臂章的武警战士和站在楼顶,戴着钢盔的反狙击手。但这些都是在明面上的警卫力量,而我们的人则是秘密的警卫力量。当然,有的贴身保镖身着普通服装混在人群里提供暗中警卫,但其公开身份仍然是警卫人员,只是没有站在明面上罢了。而我们的人与他们不同,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们会装扮成各种让你想像不到的人物。对于普通的警卫人员来讲,总是自己在明,刺客在暗。而对我们的人来说,则是自己在暗,刺客在明。当敌人自以为躲过了所有警卫人员的视线,掏出枪来向政要射击时,他不会想到,一名原本站在他附近摄像的记者会迅速出枪将其当场击毙---------这就是我们的人。记得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了上海的一支叫做“中国猫队”的公安特警队,当时在接受针对APEC峰会保卫的专门训练。其成员多为退役的武术和射击运动员,如果单从技术角度来比的话,我们的人肯定不如他们,因为我们是反间谍人员,而不是专门负责防暴的。但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隐蔽性,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秘密机关一贯的特点。其实在和敌人的较量中,你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己在暗处,而敌人在明处这一点。因为无论敌人的武功有多高,枪法有多好,只要是他在明处,看不到你,而你却在暗处把他看得清楚,就可以慢慢瞄准,一枪毙命。如果你能一直保持敌人在明,而自己在暗的话,哪怕他拿着枪,你空着手也是有一定的胜算的。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是这个道理。
    当天下午,我就按事先的电话约定到了哈比比在塔园外交人员公寓的家里。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而是告诉他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外宾警卫人员,这是出于保密的原因的。因为反间谍人员将来很有可能被挑选成为对外情报人员,而对外情报人员的资料是高度保密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将反间谍人员调任情报人员这么个传统,普京刚开始在克格勃也是负责反间谍的,后来被调去搞对外情报。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反间谍人员是猎手,对外情报人员是猎物,一个曾经当过猎手的猎物显然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在当反间谍人员时知道了如何追踪外国情报人员,而当他成了对外情报人员后自然会知道如何躲避外国反间谍人员的追踪了。如果我告诉对方我是反间谍人员后,如果他是为某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该机关会把我的资料作为潜在的中国对外情报人员信息保留起来,这样就将对我将来的对外情报工作造成极大的危险。而如果我说我是一名来自警方的外宾警卫人员的话,外国情报机关基本上就没什么兴趣了,因为警卫人员不是搞情报的。
    哈比比四十多岁,来中国快三年了。他在向我陈述案情时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认为那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对他的威胁。我告诉他不用怕,我会随时为他提供人身保护。
    其实这时我已经分析了情况,哈比比实际上已经很安全了。他住在塔园外交人员公寓里面,门口有武警战士不间断的固定哨,以及院墙外的武警流动哨,此外还有来自T机关的隐蔽哨,而且由于那一带属于外交人员集中居住区,连公安方面都常有巡逻车停在那里。可以说,在外交公寓院内,如果恐怖分子不是混入内部服务人员当中,哈比比应该是绝对安全的。在他出门的时候,他一般都是开车的,而他作为联合国官员,汽车上挂的是外交牌照,连警察都不能拦他。而且他也总在闹市区活动,不去太偏远的地方。一般来说,在路上遇到袭击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关键是在他下车在某处办事时的安全问题。为此,我给他介绍了许多防范方法。他说恐吓者曾声称要用炸弹对付他,我就告诉他以后在开车前点火时要开着车门。因为如果有人在他的车里装了炸弹,在启动时引爆的话,如果他是关上了车门点火,则在车内这个封闭狭小的空间他肯定会被炸得粉身碎骨,但如果他在启动汽车时要是开着车门的话,炸药的气浪会把他掀出车外,顶多摔个轻伤。
    他又问我如果对手卡住他的脖子要把他掐死时该怎么办。我教他用手指甲狠抠对手指甲下方的那块肉,因为那里的神经丰富,一旦被抠住则疼痛难忍,对手将不得不把手松开。在被对手抓住别的部位时也可以相机使用这一招。他这下子倒对徒手格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本来就很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的,这下子可算遇上我了。所以后来总是一有机会就让我教他功夫。我倒是很想教他,但他年龄太大了,动作早就定型了,很难再让他有什么太大的提高。只能教他些简单有效的自卫术,但实际上这正是目前对他最有用的。我和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的英语说得并不太好,主要是因为受他母语的影响,而且还总用错词。一次,我教他用折叠小剪刀自卫时,他总是把scissors(剪刀)说成是cutter(可以理解为切割物)。他很喜欢我教他的这种方式,所以还真就特地买了把小剪刀带在身上。这个折叠小剪刀看上不起眼,怎么也和武器两个字联系不上。其实不然,你把它打开后,可以看见它有两个供手指伸入的环。你将中指从靠外的那个环中伸进去,再用手心把靠内的那个环握住,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威力很大的两用武器:一.在生死搏斗的场合,可以用从你手上的虎口处伸出的剪刀的尖部猛力刺击敌人的太阳穴,眼睛或下巴颌。小剪刀的尖部虽然不是很尖锐,但用力对着对手的要害部位一击的话足以致命。这使它类似于民间打架时用的手刺。二.在不宜使用致命技术的场合,可以用套在你中指上的外环的朝外的那个金属半环来击打敌人,这和以前民间打架时使用的铁拳头相类似。
    这些原始的自卫方法深深打动了哈比比。尤其是在武术方面,他简直没把我当成警卫人员,而是当成了他的武术教练,在学了几招以后,还总想和我比试比试。一天,在他家里,他突然从背后把我紧紧抱住,说看我这回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会向后直接重击对手的裆部,但为了不伤着他,我使用了解脱法:右腿向后穿过他的双脚伸到他的右腿后面,再用力将其右脚向前一别,同时双臂用力外展,再加上腰部向侧前方抛投的力量,一下子就把他摔在了身后的席梦思床垫上,这一招在传统武术里叫做“关公脱袍”。不等他起来,我又扑上去压在他的身上,用左手抓住他的左衣领向左扯,同时用右手抓他的右领向右扯,我的两腕成交叉姿势,左右合力,再加上身体下压的力量------这才是我真正要教他的---------如果掌握了要领的话,十秒钟之内足以使对手断气。我稍施了一点力,哈比比马上就有了反应,感到呼吸困难。但他站起来后显得非常高兴,一是再次见识了中国功夫的威力,二是自己学会了徒手杀人的技术,以为这下子自己可以什么都不怕了。他甚至还问过我如何徒手对付持枪的人-----------看来中国的武打片使他中毒太深了,即使武功再高也很难击败持枪的人,因为就算距离再近,你出手的速度总是要慢于对手的手指扣扳机的速度的,但我还是告诉他在对付持枪者时的要点是避开枪口所对的那条直线,因为躲开了这条直线就躲开了子弹,如可以用手去扳对手持枪的手腕,然后用标指直插对手的眼睛或攻击其他要害。而他却觉得这的确是个很好的方法,但这实际上是个大实话,事实上,对付任何形式的敌人都可以用这个大道理:避开其打击范围,并直取其要害。但哈比比是没有系统训练过的外行,自然感到如获至宝了---------一个人无论年龄多大,多么成熟,一旦在一个原来自己的知识几乎为零的领域内学到了新鲜的东西,都会表现得像孩子一样可爱的。我和他之间也逐渐从一种公务上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私人的友谊,如果他真的被恐怖分子暗害的话,我心里一定会很难受的。
     他经常和妻子给我做一些他自己国家的特色饭,但我根本吃不惯,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把西红柿蘸着盐吃。他们还有三个孩子和他们住在一起。我给了哈比比一个微型呼叫器,以便他遇到危险或在出门时需要保护时就按按钮呼叫我(看过《中南海保镖》的人应该记得里面钟丽缇用这种呼叫器耍弄李连杰的情景吧。)
    这期间,他又收到了恐吓者打来的电话,我们对内容进行了监听,并用技术手段发现恐吓者几次打来的电话都是集中在海淀区某一区域内的IC卡公用电话,尽管不是特别集中,但基本上都在一个特定区域的大半径之内。从内容上看,这名恐吓者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有时他打来的电话与其说是恐吓哈比比,倒不如说是与他进行激烈的辩论,此人对某西方大国在国际上的政策恨之入骨,并迁怒于联合国,称其纵容该国,并将之与二战前国联纵容希特勒德国相比。
    为了尽快制止并找出恐吓者,挽回不良影响,并树立我国政府高效率的形象,我们不得不变消积被动的防卫为积极主动的侦察。我也开始正式对恐吓者进行追踪,哈比比的安全由行动处暂时接管,我在这一段时间内将专注于对恐吓者的侦察。我告诉哈比比不要害怕,即使他在外出时也会有我们的行动处人员暗中保护他。他却显得一点也不害怕,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要把我教他的功夫全用上。
    我来到了打电话集中的那个区域附近进行侦察,重点观察了那几个被用来打过恐吓电话的公用电话,它们是沿着一条街道排列的。经过观察,我发现每天打电话的人很多(因为那时手机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看来要想找出恐吓者不是很容易。
    在进行户外监视时,侦察员可以视情化装成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如小商小贩等,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之所以在那里出现的可信的借口,这样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所监视的那一区域比较复杂,附近有几所大学,公用电话后面就是临街的小平房,有卖水果的和炸早点的各种各样的小铺面。我很难化装成其中的一部分融进去。所以只好用汽车来掩盖自己的监视行动了,而且每次去都用不同的车,来回轮流,这样才不至于让人生疑。
    那些公用电话并不只是在一条街上,而是在平行着的好几条街上。所以我除了定点监视外,还开着车到处巡视,并重点监视一些在附近但以前没被用来打过恐吓电话的公用电话。
    一天,在监视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竟然是在英语角认识的泽华打来的,她问了问我的近况--------我这一阵子忙于哈比比的案子,几乎忘了和她联系,一方面也是由于害羞和并未下定决心要追她。她在电话里说,这一阵子她也很忙,要应付许多考试,等忙过了这一阵子就来找我出去玩。她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已经够主动的了,我在想自己以后是不是要更主动一些。有人说过,谈恋爱就和发展情报员差不多,在你大致选定了对象后,就要不停的试探,看看这位潜在的情报员是否有和你合作的意向,并适当地做出假象试着看看他是否会采取主动,如果确认对方有合作意向的话,就要果断向对方提出或做出一些举动促使对方果断向你提出-------------说得真有道理。
    于是,几天以后,我又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她正在忙着,不过还是加强了上回说的要和我go out的意思(go out在英语里有时专指男孩和女孩在外约会)。尽管这次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从她知道是我的电话后那欣喜的语气里,我还是更加自信了。
    这天,我突然看见一个人用我正在监视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电话,但很快就放下电话走了,好像没有通话。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奇怪的是,这个人在这些天里已经好几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了,而且这几天哈比比又收到了恐吓电话。一个人在我的监视下出现了好几次,可能是个巧合,但给我们培训间谍业务的教官曾说过:“在我们这一行里,不存在所谓的巧合,如果你在百货大楼里看见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又看见这个人,在自己家门口也看见这个人,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你被跟踪了。”
    我也深信这一点,于是马上也给哈比比家打电话,家里没人接。刚才那个人打了一个电话显然也没人接,这不会是另一个巧合吧。我马上下车对他进行了徒步跟踪。
    那人大概有二十多岁,个子不高,一看就是南方人,但给人一种学者气,应该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在跟踪了不到三分钟时,迎面开来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车上一个年轻人伸出头来喊他:“刘明,来,咱们一起去XXXX大学踢足球去,带你一个。”那位刘明立即上了车走了。我这时显然无法跟踪,周围没有出租车,回去开车过来也来不及了,就算跟上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人家是去踢球,但也不能就这么断了线呀,总得跟到他的住处吧,这样才能开展调查。于是,我还是向自己的车跑去,同时记下了吉普车的车牌,至少真到了正式调查的时候,只要找到车的主人询问刘明的情况就行了。
    但正如我所料,等我把车开来时,人家早就没影了。晚上换了别人来监视,我就回到了宿舍,这时哈比比来电话,让我去他家玩,于是我就去了他家。和他们一起吃过饭后,我又逗了逗他可爱的小女儿。哈比比在上网看东西,一会儿又去看CNN新闻,我就坐在了他的电脑前,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刘明的事儿。本来可以用刘明这个名字找公安部门协查一下这个人的情况,但这样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似乎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这么做,现在还不适于有什么举动,但我刚结束监视写报告时还是向王处长提及了这一点。现在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既然已经知道他叫刘明了,干脆在网上搜一搜不就得了,我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用5460中国同学录。在我把这个名字输入并搜索后,发现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只好一个一个的筛选,也许这个人根本就没登录过这里或用的是别的名字,但还是值得一试的,毕竟大多数人是用的真名,而且那个刘明像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估计不会少上网。
    在搜了很多页后,我开始有点烦了,一个又一个的刘明在我眼前已经成了没意义的符号,但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刘明,他登录的班级里除了南方某省的一个初中和一个高中外,还有一个就是南方某大学和北京某大学的研究生院,是个学理科的。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北京某大学就在我跟踪那个刘明的地区的附近。有戏!我赶紧申请了一个新的用户名,然后加入了他的那些班级(那时加入班级不用批准,而且以主人和客人身份都可以)。在进入他在北京某大学的班级校友录后,我发现里面的留言并不多,因为他仍然在读,而且由于还没毕业同学们在那里留言的并不多,班组相册里也没有找到照片。但当我进入他本科时在读的那所南方某大学时,我一进入班级相册就发现了好几张刘明的照片,正是白天我跟踪的那个人。再看他的留言,在这里很积极,因为毕竟是在和毕业后分开的同学们交流。我看了他所有的留言,没想到这下子我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他就是恐吓者-----------从他的许多留言里可以看见对某西方大国的深恶痛绝,还有他转贴的许多讽刺那个国家的笑话,甚至还能看见他和一位同学讨论联合国的留言,说什么安南为虎作伥,如果有机会就干掉他之类的。没错,就是他!我立即记下了他的资料中的联系方式,他不仅写了电话,还写了自己在北京某大学的宿舍房间号和电子邮件等信息。现在我得马上打电话通知王处长了。
    第二天,我和王处长出现在北京某大学,在和学校保卫人员联系后,我们开始了对刘明的秘密调查,据周围的人反映,此人虽是研究理科的,但对国际政治问题非常爱好,而且大家也都觉得他的确很有才,观点总是与众不同,独出心裁,但此人一向很偏激,有时与人发生激烈冲突。我们都觉得这已经初步吻合了恐吓者的特征。
    之后便是对刘明的正式监视,我也做好了随时将其现场抓住的准备。由于已基本上锁定目标,每天同时监视他的人从一个增至三个,并给我们配备了专门的技术器材。
    这天,我在车里见他走出了校门,就下车徒步跟着他走到了一个公用电话附近,我看见他拿出了电话卡,就用麦克风通知另两名监视人员过来,然后站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开始使用技术设备,并将设备暗中对准了目标。该技术设备可以使我在这个距离内清清楚楚地听到他打电话时说的话并同时录音。刘明开始讲话了,果然是一通英语 (他的英语说的还真不差),内容又是警告哈比比,并要其向安南建议对西方某国的做法实施公开谴责,否则他将在近期采取恐怖活动,并声称联合国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如再不让他满意,后果自负。他刚一放在电话,我就收好了技术设备,向他走去-----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
    刘明转过身来时,我已经离他很近了,只有大约三米远的距离。我对他说:“刘明,我是T机关的,请你跟我走一趟。”他听了之后,转身就想跑。但我上去一把用左手抓住了他的右手,他赶紧伸出左手来推我,被我快速挡开-------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的反应都是用最简单,直接,凶狠的招数直取其要害部位,但刘明不是特别危险的敌人,其罪行也不够深重。而且不知怎么的,我从心底里不想打他,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人吧,但为防止他逃跑,我还是出手了,不过没有打他-----而是使用了摔法。我本来就已经用左手抓住了他的右手,这时我快速地用右腿猛扫他的右后脚跟,同时右手向其后方搂他的脖子,上下合力,一下子就把他摔倒在了地上。这一招叫做后绊摔,是各种摔跤术中的一个基本的摔法,简单,实用,而且得手率很高,我早就在每周末和小林在沙地上的对摔中把这招练成了我的杀手锏,屡试不爽(其实其他的复杂些的摔法在实战中的价值反倒不如它,因为它们步骤有点繁琐,要求的前提条件又太多,所以实战中得手率较低,如手别子,夹颈翻,过背摔和躺刀等)。
    刘明倒在了地上后,仍然挣扎着试图站起来,我摔他时左手抓住了他的右手,他倒地后我仍没有松开,这时我就用双手将他的右手向我的方向一拽,同时用右脚顶住了他因右臂被拉而暴露出来的右肋部,再一挣劲,就把他固定住了,而且这种固定是非常稳固的固定,因为我的两只胳膊向后拉的力点和用脚顶在他的肋部的力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在几何中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在这里也是这个道理,我双手向后拽的力和右脚向前顶的合力使他全身都处于我的控制之下。这时,另两名监视人员也起来了,并给刘明带上了手铐。刘明转过身对我说:“行,你真厉害。”这句话表面上听像是一句威胁,但从他的语气中我觉得这并不是他的主要意向。
    回去后,我们立即对刘明进行了突审,证据确凿,刘明也没什么可抵赖的。但这个家伙即使在我们这里也仍然大谈他的理论,并说他的做法只是想让世界更好地发展,中国更好地腾飞。我倒是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性格,本意倒不坏,但做法犯了法。在中间休息时,他向我要烟抽。我从来不吸烟,就特地到外面从别的人那里给他弄了几根。在我和他单独在屋里时,他竟然和我更深入地探讨了国际形势。这个人的确很有观点。很快,我竟然和他有了点友情,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人,我现在又一次加深了这个印象。
    他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实施他所说的恐怖袭击和爆炸等行为,但的确进行了恐吓行为,且对象特殊,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但由于此案本身并非真正的恐怖案件或间谍案,只是一起恐吓案件,所以案件最终还是由公安机关处理。他虽然有点偏执,但尚不能按精神病患者对待,所以还是要接受处罚。好在那时还没有发生9.11事件,我国当时也没有特别强调对恐吓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严厉处理,估计他所受的处罚不会特别重。一个实际上很有才华的人却采取这样极端的做法,让人深思。
    哈比比案件总算忙完了,我也得以放松一下。一天晚上,泽华打来电话,说她正在我的宿舍附近(我告诉她这是公安部某局的宿舍)的麦当劳办月票,想过一会儿来找我。哈,来的真是时候,我刚好有时间了。我去麦当劳找的她,在里面看见了她。她还是那么美丽,穿着一件红色的外衣,脖子上围着一个漂亮的围巾,板栗色的头发还是那么长,不过这次烫了些弯,但仍然摆脱不了在我心目中的张柏芝的影子。见到我后,她显得很高兴,主动地和我握了手。不过这次她好像不像上次那么热情开放了,而是略带着点羞涩,或许她想在我面前以一个完完全全的淑女的形象出现吧。
    我们一起吃了饭。这次,由于估计有“情报合作”的可能,我告诉了她我不是一般的警察,她却说:“我知道,看你也不像一般的警察。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警察。”“呵呵,我是一名抓间谍的警察。”“真的?”“嗯。”“那岂不是成了中国的007了?哈哈。我真幸运。”
    就这样,我们又像上次一样开心地聊了起来,直到最后发现没了话题开始变得尴尬时,我们甚至开始讲起了各自的网上聊天和结识网友的经历。通过这次聊天,我更多地了解了她。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私企的公关部工作,后来家里打算送她到美国留学,她就辞掉了工作来到人大专门报了一个培训班学习英语。听她的叙述,她好像被不少男孩子追过,但都不喜欢他们,因为总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安全感,多数是一些花花公子型的。她的爱好很广泛,都是很前卫的,蹦的,攀岩,跆拳道等等,属于典型的北京时尚女孩。而且我也发现她最吸引我的也就是这一点。同时,她的身上还具有着重庆女孩的那种奔放与激情。如果说有一百个男孩追过她,我都不会觉得奇怪。最后我们在快到十点时才分了手。临走时,我们在门口遇见了在六局工作的肉丸子。回到宿舍后,肉丸子竟然专门来找我问刚才的是谁,我说是我的女朋友。他说:“你也太牛B了吧,我对你佩服得是五体投地呀,搞了这么靓个女朋友。”接着又说:“这个女孩看起来可不一般呀,可能比你复杂。不过你也注意点,泡妞归泡妞,别泡成老婆就行。”“什么话呢,我可是认真的。”
    晚上睡觉时,我突然想起了我刚见到她时说自己是警察那件事,普京当初就是这么干的,她老婆好像是叫柳德米拉吧,对,就是柳德米拉…….我慢慢地睡着了。(未完待续)
第五部分 我的柳德米拉
   
    2001年9月27日20:35
    我坐在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里,监视着朝阳区某居民楼附近的情况。这本来不是我的业务范围,因为被监视对象——————某机关工作人员苏某是和一名来自亚非地区的外国情报人员进行情报交易的,而我平时只负责联合国驻华机构以及在中国举行的多边国际会议的安全,并对以联合国人员身份来华的外国情报人员进行反间谍侦察。但这次由于距APEC峰会的召开已经很近了,整个T机关都在超负荷地运转着,老同志们大部分都已经被派到了上海打前站,而且派去的人比原定的还要多,因为这时已经发生了“9.11”事件,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显得极为重要。亚非组的人员不少都被派到了上海,因此其侦察力量严重不足,所以局里特地从各处抽调年轻同志替亚非组的侦察员们值班蹲守,要不然这种全天候的监视肯定会把亚非组的人全累趴下了。
    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平静地等待,就像猎人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一样。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是会感到很难受的,让谁在车里一坐就坐这么久都会受不了的,谁让我们是特工呢。在车里呆烦了大家都想找点事儿做,但又什么都不能做。我记得有个人在网上写了篇文章,叫做《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作者在里面提过,他在当巡警时曾在110警车里通过看书备考度过执勤时无事可做的时间。而这在我们这里是完全不允许的,因为甭说看书了,哪怕你稍微一走神,都可能让目标溜掉,而你自己还在这里傻等,几个月的辛苦全白费了。
    其实即使你一刻也不分神,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也有可能躲过你的监视,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霍华德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严密监视逃往苏联的例子。霍华德在逃往苏联之前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全天候监视,但霍不愧是个受过中情局严格训练的优秀特工,在一开始就发现了FBI的活动,甚至有一次直接走到跟踪他的一位年轻的FBI特工面前揭露了他的身份,FBI特工很诧异,竟然问他怎么发现的,霍回答说:“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你,你要是不是FBI是什么?”后来,在他和妻子外出的时候,他彻底地耍了FBI,在路上,他突然跳下了汽车,并立即隐藏起来,而同时他的妻子把一个穿着和他同样衣服的假人立在了副驾驭的座位上——————-这是中央情报局教他的,骗过了跟踪的FBI,后者还以为那个假人就是霍华德呢,并在霍华德妻子的车开回家后又对霍的住宅进行了不间断的监视,而此时霍已经在飞往苏联的飞机上了。
    这件事成了FBI的奇耻大辱,但仍不可否认FBI强大的反间谍监视能力,许多国家的间谍不敢在美国境内与其发展的美国籍情报员接头,而是选择在第三国,就是因为FBI在国内的耳目众多,而且技术手段也先进(经常用不易被地面上的人发现的小型飞机进行全程追踪),但就算接头地点选在第三国仍摆脱不了FBI的监视,中情局“鼹鼠”阿姆斯与俄罗斯特工在国外接头的场景照样被FBI录了下来。
    从霍华德的例子可以看出,绝不能以为自己在监视某人,某人就会老老实实地任你监视,目标完全可能在经过巧妙的化装后从你眼皮底下溜走,而你自己还特地看了他一眼却没认出,所以在监视时一定要集中精力。
    但在没人出入居民楼时,我们倒不妨稍微放松一下,磨刀不误砍柴功嘛。以往这种时候是最空虚和无聊的,因为如果要是一直在监视动态情况的话倒可以使自己的思想集中在某事上,而放松的时候则彻底空虚了。但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想,而且想不过来————————-泽华。
    我和她正式谈恋爱已经快两个月了,之前我们碰过几次面,感觉不错,而且又有很多次通电话通到了后半夜。于是我决定最后“摊牌”。那天晚上,我约她到了后海。夜晚的后海非常美,而且是一种颇具古典风格的美,亭台楼榭上的彩灯在夜空下衬托出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造型,让人留连忘返。我和泽华坐在后海的岸边,紧挨在一起————我们此时已经到了捅破窗户纸的份上了。我已经决定今晚“收网”了,但一时找不到绝佳的时机,怕一旦选得不恰当会造成尴尬,但即使尴尬也会成功的,我已经很相信这一点了。
    “对了,听说今年能看到流星雨,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泽华说到。
    “好呀。”我回答。就在这时,后面的酒吧里飘来了一段熟悉的音乐。“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都有着最深的思量。”——————是那首动人的《城里的月光》,好机会!泽华此时也会意向我微笑,眼里流露着温情。我在这熟悉的歌声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她的手上,她轻轻地握了握,然后我们贴近在一起,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不久之后,嘴唇又碰到了一起……
    按T机关的内部规定,年轻人在正式与恋爱对象确定恋爱关系后需要向组织上汇报,由专人负责背景调查,以防出现玛塔·哈莉那样的情况(注:玛塔·哈莉为一战期间著名的女间谍,善于用色诱获得机密情报。)但我可没打算汇报,因为现在八字刚有了一撇就调查还为时过早,如果真的有人问起,我可以用尚未正式确立恋爱关系来搪塞,反正确没确立只有我们俩人知道。等到发展了一段时间感情稳固了之后再让他们调查调查也没什么坏处。
    谈了恋爱以后就是不一样,因为要想和做的事情一下子就增多了不少。这不,在监视间谍的时候我都可以慰籍一下自己。
    但在想到泽华的时候,我的心里似乎又总有些不踏实。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正处在最热恋的阶段,有一种如胶似漆的感觉。但问题就出在这次监视上,本来泽华平时就总抱怨,说白天想我的时候没法和我联系————————T机关规定不能把手机带进办公楼,因为手机即使关了机也可能被敌人窃听,在楼内我们一般使用公家给配的寻呼机。在监视的时候也不能使用手机,连发短信都不行,因为一旦有人叛变,他可能用发短信的形式将我们的行动通知被监视的敌人。这样,我白天基本上就与泽华断了联系,因为我们的办公电话也不能告诉外人的。本来晚上还可以陪陪她,但因为这次监视任务又很难抽出时间,因为白天目标在上班,晚上才是他的活动时间,所以我们就得陪着他了。泽华还提出这次“十·一”放假时要一起出去旅游,但看目前这架势估计是没戏了——————-选择我们这个职业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上班与下班的区别,没有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区别。而我心里真的想和她在一起,甚至想过把她也带到车里来陪我监视。
    算了,不想这些不愉快的事了。泽华对我可以说是体贴入微,前一段我嘴里起泡,她拿了药给我,说是给我去火的。我说我从来都是能不吃药就不吃,是药三分毒嘛。她说她有点事要出去,一会儿就回来。等她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大袋子新刚买的橙子,还对我说:“那这个东西能去火而且还没毒吧。”————-对于一名男人来讲,世界上还有比得到一名美女的关怀更幸福的事情么?
   
    2001年11月18日18:05
    我在宿舍里正看着一部影碟————美国影片”HEAT”,主演Al Pacino是我很喜欢的一名演员,以前就因主演《教父》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我之所以租这部片子是因为在音像店里看见了对这部片子的简介,其中有一段类似影评的话——————“这部警匪片除了几场火爆的枪战场面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表现警方与匪徒之间的监视与反监视上,情节扣人心弦,艾尔·帕西诺和罗伯特·德尼罗的表演更是给影片增色不少…….”不错,对我有用,回去看看。影片里倒真是有一段洛杉矶警方侦察人员被匪徒认出而反被其监视的故事,有趣。但其中Al Pacino好像也是因为长时间监视匪徒而出现了家庭危机,最后搞得妻离子散。他成功地表现了自己在这一点上的无奈,我现在才觉得深有同感。 记得以前听过有人编过一句顺口溜,是说警察的:好女莫嫁公安郎,一年到头守空房。偶而回家一两趟,扔下一堆赃衣裳。我虽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也感觉到了要为工作和事业所做的付出。对苏某的监视工作还没有结束——————事实上,反间谍监视的时间一般都很长,监视一个人监视上几年也不是什么希奇的事儿。由于大部分监视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在换班之前,我经常在凌晨三四点钟还不能睡,第二天早上可以休息,中午接着工作,但如果有事的话,早上也不能休息了。就这样连轴转下去,我也感觉到有点身心疲惫了,因为生物钟全被打乱了,以前每天都锻炼身体的,现在哪还有体力呀,有时间我就抓紧补觉了。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松弦,因为一旦苏某及其控制人————-C国特工Alfred(注:假名)得手就会给我国的安全造成巨大的危害,因为苏某是在一个要害部门工作的。
    这时,电话响了,是泽华打来的,问我今晚在哪儿见————-我正好今晚不值班,就说在人大西门附近的那个KFC吧。
    她说:“然后呢?”
    “然后?然后就去泡吧,怎么样?”“泡吧?你真糊涂呀!”泽华说,“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么?”
    “今天……”我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晚上有狮子座的流星呀,我们得选好在哪儿看好些呀。”
    对呀,她前几天跟我说过的,可我却总想着苏某和Alfred,把这事儿都给忘了。
   
    地点选在了人大西门附近的城乡仓储超市门口,流星雨开始时,人已经很多了。美丽的流星雨点缀着夜空,人们在高兴地欢呼,毕竟能看到一次如此壮观的流星雨在人的一生中也是很难得的呀。泽华用胳膊搂着我的腰,把头埋在我的肩上,长发垂在我的胸前。那一刻,我转过去看她,却发现她的眼神很特别。她正盯着我看,脸上带着微笑。但微笑的后面似乎隐藏着什么,她的眼里好像有点泪水,慢慢地,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我看见几滴泪水慢慢地涌了出来,但她眨了一下眼睛,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微笑,对我说:“我刚才对流星许了一个愿。”“许的什么愿?”“不能告诉你。”然后,又抬头望着天空中的流星。我趁她抬头时吻了她。她看着我笑了笑,又过来吻我,慢慢地我们俩长时间地在流星穿梭的天空下接吻,周围的人都忙着看流星,但即使他们看见了也无所谓,当时许多人都在这么干。
    看完流星雨时已经很晚了,但我没觉得什么,因为我这一阵子熬夜都成了习惯了,我还觉得回去得算早的呢。我和泽华分手时依依不舍,走了很远还互相回头观望。
    在快到宿舍时,我心里在想:不知道今晚值班监视的那些同志们怎么过,他们也都有女朋友,刚才是不是正坐在监视的车里独自地望着夜空呢,或是正站在看流星雨的人群中警惕地注视着可能借机去接头的目标。想到这里,我的鼻子一酸,眼睛也有点湿润了,因为我想起了那句老得不能再老的歌词: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
   
    2001年11月28日23:50
    我站在苏某的住宅附近的一个桥的边上,往前再走不远就是北京第二高楼————-京城大厦。刚才苏某突然出来了一趟,这么玩他出来很可疑,但我看见他只穿了拖鞋,估计他不会走远,就没有开车,而是徒步跟了过来。苏某走了一小段,在桥边的灌木丛中蹲下,我蹲在一边用夜视仪看见他脱下裤子拉起屎来,妈的,他不会是把情报藏在屎里吧。他完事后就走了,我看着他走回了楼里——————车里的另一位同志会盯住楼门的。我赶紧冲到他刚才解手的地方,开始了最艰苦的一次搜查,但不仅他的分泌物里没东西,连周围也没东西,加上他过来的时候显然没有采取任何反监视措施,从他的动作就能看出这一点,所以我估计大概是他家厕所的马桶堵了或出了其它问题,他才不得不用这种方式解决的。
    我从灌木丛里出来后,没有直接回到车里,而是向桥的另一边走去————我被苏某的分泌物的气味搞晕了,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但没想到这是个错误。
    三个人突然从后面上来包围了我,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中了苏某的圈套了。
    那三个中的一个高个子一把抓住我的衣襟,问我:“大半夜的来这干什么?“奇怪,不像是来暗害我的敌特人员。这时,另一个矮个子的说:“告诉你,我们是警察。”我说:“我只是路过,刚在那边拉了一泡屎,不信你去看看,”(执行任务时即使是对方是警察也不能轻易说出自己的身份)。第三个人又发话了:“去你妈的,你小子给我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我一楞,倒不是因为他们要我交待问题这件事,而是这三个人说话竟然全是东北口音,不会这么巧吧,北京警察中东北人的比例不至于这么大吧。刚开始说话的那个大个子对我说,我们刚看见你从一辆车上下来,车上坐着一个女的,是常在这一带卖淫的,你是不是刚才嫖娼了?告诉你,要是不老实交待我他妈的消死你。(注:“消”为东北方言,意为打)我心里已经基本上有了数,百分之八十的可能这是有人在冒充警察敲诈勒索,估计他们的下一步是要让我交钱,作为不带到局里的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他们百分之百是歹徒假扮的了。“你大半夜地跑到这个地方来搞这个,是不是欠收拾呀,我们严打扫黄,正抓人凑数呢,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进去后再消你一顿。”我一听这话,倒有了点疑虑,因为我倒是听说过有警察为了凑数整出些事儿来这一说儿,像后来发生的什么处女卖淫案之类的,是不是真的遇上了恶警呢?北京的基层警察中不少是北京人,一下子出现三个东北人的概率不是很大,而且这三个人也真就没有警察的劲儿,是不是协警之类的?那帮人的素质可就参差不齐了。“怎么办?你是打算跟咱们回局里呢,还是交了罚款就拉倒?”(果然如此)他的“回局里”那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我马上说:“大哥,我交罚款可以,能给我个收据之类的么?”“收什么据,你是不是欠消,”矮个子说到,并上来踢了我小腿一脚,然后准备冲上来用拳头打我,被第三个人拽住,然后那第三个对我说:“他脾气可不好,你痛快点吧,处理完你咱们还得继续巡逻呢,要不就只能把你带到局里了。”——————————————这一招我懂,在英语里叫作good-cop,bad-cop,即美国人一般用它来指警察耍弄受讯人的一种方法,即一名警察装作脾气很暴,总要打被审讯的人,而另一名则装作好人,来安慰受讯人,骗得他的信任并加以利用——————————————-我现在却在想这会不会影响到任务,这三个人显然与苏某无关,可能是恶警,恶协警或地地道道的歹徒,苏某那边现在不用担心,有人在监视他……“怎么着?看来你小子是真想回局里了,那走吧,先拘留你,明天单位把你开除,刘队,咱们把他带回去吧。刚才踢我一脚的那个矮个子对第三个人说。”怎么真是警察?我担心的是他们是真的警察或协警,因为那样的话情况就复杂了,进去的话可能真的说不清楚情况,但我又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我听过这样一件事:前苏联时期,三名喝醉了酒的地铁警察殴打了一名到车站寻找自己丢失钱包的人,在他们打倒了那个人后,发现他的钱包里的证件竟然是克格勃的工作证,结果这三名警察杀害了这名克格勃特工,因为让他活着回去的话他们三个就完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尽管他们自称是执勤的警察,但我完全可以让另一位负责监视的同志证明我的清白,但这三个人是不会允许的,无论他们是警察还是歹徒,都会对我下毒手的,所以我一定要谨慎。“那走吧”,几个人过来拉我,如果跟他们走的话可能被他们拉到僻静地带,后果不得而知。我马上说:“算了吧,大哥,我认了,现在就交罚款。”“唉,这还对,哪头轻哪头重你自己应该明白,我们也懒得把你带回去做笔录,大半夜的。”那第三个人(刘队)说到。
    我现在需要确定的是他们到底是普通的歹徒还是混进公安队伍的歹徒,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是前者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收拾掉他们,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得讲点策略,最起码在证据方面要多考虑一些,免得将来说不清楚。于是,我问到:“你们是管这片的,肯定是朝阳刑警大队的吧。”“对,这就是我们大队刘队长”高个子指着刘队说。(正好掉进了我的圈套,朝阳区公安分局的刑警队是刑警支队,另外一般情况下刑警也不会执行这种任务的,警察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
    “你少废话,痛快交罚款。”“交多少呀?”“你自己着量着办,罚款一千元,我们三个这么辛苦,都不把你带回去,你不表示表示呀?”(呵呵,《治安管理处理条例》我看过,好,走着瞧)。
    “那一千五吧。”“你滚蛋操,谁要你多那五百块钱呀,我们可是三个人,一人一千块钱吧,要不把你带回去拘你半年。”(原来拘留还能拘到半年呀)
    “可我身上没带这么些钱呀。”“那你自己想办法,要不咱马上走,小王,你叫车。”小王(即矮个子)拿出手机,煞有介事地拨了个号,说到:“张队,我们和刘队在京城大厦边上抓了个嫖客,你派辆车过来。”我赶紧说:“大哥,大哥,别,别,别,我身上有卡,我这就给你们取。”小王用手机指着我说:“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早放屁我就不打这个电话了,回去让我跟局里怎么说?”然后又装模做样地打了一个电话,说不用派车了————-电话那边一直有人应答,看来还有其他同伙配合。“这附近哪有取款机呀?”“那边,走。”————-这正是我希望的,我不想在离监视地点这么的的地方动手,因为此事最后肯定要由警方调查,到时候说不定风声就会传到苏某的耳朵里,说有T机关的人在附近————-所以我一定要把战场选在离这里较远的地方。
    我和他们三个人向外走去,头脑里在计划着各种方案,但首先告诫自己要镇定,因为对方有三个人,而且极有可能带着凶器,因为他们知道后果,一旦他们做案时遇上了真的警察肯定不会束手就擒。
    这时,刘队说了一句,“等一下,你把手机关了,再把身份证给我。”我照做了,而且很高兴他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因为我在从钱包里拿身份证的时候,顺便把藏在钱包里的折叠小剪刀滑到了左手里。刘队用一支笔抄下了我的身份证号,估计一方面想继续制造自己是警察的假象,另一方面可能是考虑日后继续敲诈用吧。然后,他又说:“为防你小子跑了,我把你身份证放我兜里,走吧。”这无所谓,反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手的。
我继续估计着形势,决定首先要分散他们的兵力,以一对三是愚蠢的,更何况是在对手可能藏着刀,甚至是枪的情况下。但在分散了他们的兵力的情况下,至于对手拿的是刀还是枪倒无所谓,因为我不会给他们掏出武器的机会的。
    取款机就在不远的前方,看来他们特意找了个方便取钱的地主找人下手(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抓我的那座桥附近的确有不少妓女站街)。现在离取款机越来越近,我必须要分散他们的兵力了,但一定要小心,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一时冲动以一对多,多少警察都是这样倒在了歹徒的刀枪之下的。
    在离取款机只有三十几米的地方,我用右手掏出银行卡,对刘队说:“大哥,这么的吧,我把卡给你,你自己去提,多拿点也无所谓,就当交你个警察朋友了,以后有事还得找你帮忙呢,我密码是645117。”密码是我信口胡编的,不过无所谓,估计他走不到取款机的。但刘队显然没那么容易上套,反问我:“你为什么不过去?”“唉,我心情想必你也能理解,三千块钱交罚款,从取款机里取一大把钞票给别人,换谁心里也不好受呀,你要是过去取的话,我就当没看见,回来把卡一还我,我明天照样用,就当没发生这事,也不至于上火。”我的“明天就当没发生这事”的话显然打动了他,他对高个和矮个说:“看好他”。然后走向了取款机。
    我见时机已到,就对矮个说:“你们工作也真不容易呀,这大半夜地还在街上巡逻。”与此同时,我的手伸到了背后,将小剪刀打开,并从左手套到了右手上。
    “没办法,就得这样,前一段咱们还抓了一个杀人犯呢。”他们俩开始把视线转向了我。我看刘队快到取款机了,就对他们说:“刘队咋没取钱就回来了呢?”他们俩回头看去,我毫不犹豫,用着套在右手上的剪刀的金属半环朝着矮个的太阳穴上方打去(因为我只想让他丧失战斗力,没想让他死)——————小剪刀靠外的一侧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环,而是还有一个小的突出部分的,中间还有个小孔,因为要用它把小剪刀穿在钥匙串上,这个小的突出位于穿过圆球的手指的前方,正是击打敌人的位置,我以前特地教过哈比比使用这个突出部位重伤敌人——————-当剪刀的外环落在矮个的头上时,我听见一声惨叫。但我没有就此停下,而是朝着被惊呆了的高个的脸上打去,高个子在听到我说刘队回来的时候正回头看,当我打到他时,他已经转过来正面对我了,所以小剪刀的外环打在了他的颧骨上,他也是“呀”了一声,赶紧用手捂住了脸。为了确保一招制敌,不给他们拿出凶器的机会,我出击时特别注意三点:快、准、狠。一是要快,就是说,在向敌人出击时,要在头脑中想像着敌人的被打击部位和你的手之间如同被一根皮筯连着一般,不是你去伸手打他,而是他的被打击部位在牵着你的手过去,这样才能做到快。二是要准,所谓的准并不是真的指准确性,因为这么近的距离是不会打不准的,它实际上是在指力点的选择,即打哪个部位能最大地伤害敌人,即打其要害部位。三是要狠,这就要求在出击时不要想像自己的手(或小剪刀之类的武器)只要打到敌人的头部和面部就完了,而是要想像把手打进到敌人的脸的三寸以内,这样才能够狠,达到一招制敌的效果,不然的话,打得不够狠,没有制服敌人,反倒把他惹急了,等他掏出凶器来你就等死吧。
    矮个这时已经蹲下了,手捂着脑袋,不知道他的脑袋是否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刚才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可怜巴巴地,怎么一会儿变成了这样。高个一手捂着脸,一手却向裤兜里掏去,我不会给他机会的,用我的武器向他捂着左脸的左臂肘关节处狠狠一击————又是一声惨叫,随后我趁机转到他身后,向他的后脑勺又是一击——————-糟了,我没控制住自己,但情况的确紧急————-后果可想而知,高个也蹲在了地上,并顺势身子一歪,躺在了地上。我这时抬头向刘队的方向望去,他正在向这边跑过来。我怒目而视,没有跑,而是走向了他。他果然吃了一惊,站在了那里,我趁势猛追上去——-他不会有枪的,有的话早拔出来了——-我原先的打算是如果他在远处拨枪的话,我用他两个被打蒙了的同伙的身体作掩护。他好像居然什么家伙都没有,见我冲了过来,扭头就跑,我快步追了上去,脱离了身后的危险区域————因为那两个家伙随时可能从背后反扑。刘队疯狂似地在前面跑,我快步追了上去,想领教领教“刑警队长”的身手。可他撒起丫子来跑得还真快,总是在我五步之前。我大喊一声:“小心脚底下。”他果然停顿了一下,当他意识到上当的时候,我已经从后面把他拦腰抱住,我的双手紧紧地锁在了他的小肚子的高度——————这才是正确的位置,不少民警是在抱住歹徒时被其掏出凶器杀害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抱对,抱得太往上,没有控制敌人的重心,只有抱住敌人的身体重心以下的部位时才是安全的,如果从后面抱的是双腿的话,他这会儿早就倒了。我死死地勒住了他,把他的双臂也紧紧箍住,此时小剪刀仍套在右手上,所以感到非常不方便。绝不能给他反击的时机,我就势向上使劲,然后再向前方使劲————-因为他的重心在我抱的部位以上,所以这一下子就把他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啃屎”,我随即用右膝盖压在他的脊梁的中部,如果他还能有什么反抗的话,我只要挪一下身体,将全身力量都压在紧顶在他的后脊梁中部的右膝盖上,他下半辈子肯定要在轮椅上度过了。
    我这时向另两个歹徒的方向望去,他们早已没了影。妈的,这么重的伤还跑得这么快,不管他们,擒住了贼王就够了。
   
    2001年12月16日18:10
    我打电话给泽华,电话里却传来了对方的电话已停机的消息。泽华前一段对我说过,她的手机一向是她老爸给交费的,但前一段她玩的时候太疯,一下子话费将近四百,她老爸急了,说要给他停机。我觉得奇怪,就说:“不就是三百多块钱么?”泽华说:“那不一样呀,我现在不上班,又不是自己挣的钱,当然不好了。”现在估计真的停了。我双打她租的房子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和她同住一屋的女孩,她告诉我泽华已经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一楞,怎么回事,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开始觉得情况有点不对了。
    我坐下来静静地想:其实这一段我就发现泽华的情绪不对,她说自己考试考得一塌糊涂,家里很不高兴。她向家里说了和我的事,她妈妈说家里花这么些钱是为了让她有点作为,然后并没多说什么,也没说要见见我。她这几天也总说自己最近状态不好,我提议在圣诞节出去玩她都没热情,还问我圣诞节就不值班了么。我说值班是轮流的,不一定就是我。她甚至略带讥讽地笑了笑。我对她讲抓假警察的事情时,她倒是说让我执行任务时多留点神,不过也没再多说什么。
    现在她突然失踪了,手机停机,搬走也没通知我,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之感。看流星雨的那天晚上我就觉得她看着我的眼神有点奇怪,现在我大概更能读懂她当时的眼神了,可能她那时已经预见到我们会分手,所以在留恋着什么,天呀,她对着流星许的是什么愿呀?
    我越想越烦,又找不到她,干脆就不想了,去外面租了个影碟回来看。是一部韩国片子,叫《生死谍变》,据说在《泰坦尼克号》热映那一年,这部片子在韩国的票房居然高于《泰坦尼克号》,这可能是世界各国唯一的一个例外吧。
    片子讲的是一名韩国反间谍特工追踪一名朝鲜女特工的故事,最后却发现这名女特工竟是他的女朋友,最后两人因为朝韩分裂的局面而拔枪相对……
    我越看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总也放不下心来,在睡觉时手机都开着机,希望是她搬家时太忙了,忘了打电话告诉我。
    结果电话一直也没有响,打她的电话仍是停机。
    到了第三天,我有点坐不住了,我有她家里的电话号码,但从她母亲的态度,显然不方便打过去。那天晚上八点左右,我躺在床上思考着这件事时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很短却很可怕的梦:电视上在播出新闻,一名女孩在街上被害。
    我睡醒以后下了决心,等明天下了班,我一定要尽力去找她。
    第二天不是我值班,我下了班就去了她原来在人大租的房子。她同屋的女孩再次重申了不知道她的新电话号码或住在哪里。我碰了一鼻子灰后走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曾和她一起去天意市场看过她小时候的伙伴————两名现在在天意市场练摊的重庆女孩。估计她们会有泽华的新的联系方式的,而且即使泽华要离开我估计也不会这么快就告诉外人的。
    到了天意市场后,我找到了那两个女孩,但为了不引起他们怀疑,我对他们说我刚从国外出差回来,所以不知道泽华的电话号码变了,而且她也搬了家,她可能还不知道我回国了,所以一直没给我打电话,我很着急。她们告诉我泽华的手机停机了,现在在人大附近的双榆里租了一间新房子,自己住在那里,并告诉了我新的电话号码,那是前天她才告诉她们的。
    我在给泽华打电话之前想了很久,既然她没出事就好,我就放下心来了,但她这么做似乎只有一种解释:她想和我分手,又不想太明确,于是用了这么个模糊的手段,借自己的消失来走出我的生活。
    我这时也才意识到了她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不用打电话我也知道了。这么久了,我真正地关心过她么?在她需要我的时候我在么?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女孩愿意一生和你在一起呢?她这么做是真的有理由的,我也明白这一点了,所以,我已经放弃了一切试图让泽华回到我身边的企图。
    她接电话的时候显然是很惊讶的,还问我怎么知道她的新号码的,看来她是忘了我是干哪一行的了。她只是说自己现在状态不好,不想让我看见她现在的状态,还说感觉自己觉得很不争气,家里很不高兴之类的。我单刀直入,和她谈了本质的问题,她的回答也正如我事先猜到的,原因也和我所分析的一样。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本来想放下电话,但突然又说明天想去找她要回我放在她那里的几本书。她说明天她还有事,后天早上吧。我其实还是想再见她一面的。
   
    2001年12月21日09:00
    我准时地到了和泽华见面的约定地点————-人民大学东门花园——————-我最初遇上她的地方。20日晚上又是我值班监视,本来今天早上应该把觉补回来下午继续工作的。
    她来了,状态看起来的确不是太好,头发似乎有点乱。她看着我,把书慢慢地递了过来。我从钱包里掏出她的照片,还给了她,然后问她:“你还有我的照片么?”她说:“在我屋子里放着呢。”我说:“撕了吧。”————————-也许我是想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吧。然后扭头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2001年12月21日14:15
    我坐在办公桌前看材料,实际上心里乱得很,所以总想找点什么东西来思考,以忘掉发生过的事。这时杨局长通知所有在局里的参加监视苏某和Alfred的人员开会。会上,杨局长正式宣布,技术部门已截获确切情报,明天17:30苏某将与Alfred在秀水街进行交易——————秀水街这个地点选得很好,因为那里外国人似乎比中国人都多,因此在那里一个中国人把一件东西递给一个外国人是丝毫不会引起怀疑的。苏将把装有情报的胶卷递给Alfred。鉴于这次有可能在现场将两人人赃并获,我们的收网就定在明天。这么久了,我忙的就是这两件事————-泽华已经离开了,间谍也要落网了。我突然有一种世界将结束存在的感觉。
   
    2001年12月22日17:20
    我站在建国门离秀水街很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装作等车的样子,实际却在盯着秀水街方向的情况。按事先的方案,在苏某和Alfred现场传递情报时,如果技术处的人能够用密录机将这一场景录下的话就先不当场抓捕他们,等他们分开后,埋伏在这一带的侦察员再将他们分别抓捕,这样就造成了敌人不知道同伙是不是也被抓的局面,更利于我方的审讯,以免其使用事先约定的攻守同盟,所谓的保已知彼就是这样。但考虑到秀水街人流较大,很可能出现我方人员密录的效果不佳的情况,录像可能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那样的话,就由埋伏在秀水街的侦察员当场抓捕,来个人赃并获。相比之下,还是第一个方案较好,因为有录像作证据的话,什么诡辩都没有用。但这样就要在秀水街周围布下严密的监控。敌人在传递完情报后估计不会向秀水街里面走的,就算走也无所谓,秀水街的里头也布置了人。如果他们在秀水街的中间交接完情报后出来的话,只能让左或向右走,因为正前方马路中间有护栏,目标无法走到街的对面。所以主要力量就布置在了从秀水街出来后可走的两个方向上。我被布置在了出街后的右边,即靠建国饭店这一边,另一队人被布置在了左边,即靠近国贸的那一边。
    还有十分钟敌人就要来了,我暗中向四周望去。嗬,全是熟悉的面孔,因为这是大结局,而且地点靠近外国使馆区,如果在抓捕中敌人乱跑则会造成极其不良的国际影响,所以为确保抓捕顺利完成,被派来的侦察员有将近四十人,其中不少都是我们这一批来到T机关的,连在六局负责情报分析的肉丸子都站在街边装作看报纸。不过大家装得都很像,一年多的工作都把大家磨练成了成熟的特工人员。
    其实我这时心里还是有点乱,不知为什么,尽管我尽力不去想泽华,她的形象却总是出现在我眼前,而且每一次出现的都是在看流星雨的那天晚上她那神秘的微笑,似乎想告诉我什么,她许下的愿是什么,她是不是那时就想到要离开我?还有她那涌出眼睛的泪水……天呀,我快要疯了,不能再想下去了,因为一想到这儿我就有一种要停止呼吸的感觉。于是我赶紧把思想转到即将开始的战斗上了。
    17点27分,我看见了C国间谍Alfred从我前方走过,他还不知道中国的反间谍战士们已经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17点33分,麦克风里传来了负责现场指挥的薛处长的声音:“密录成功,各单位立即实施抓捕。”
    这时,我看见Alfred正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显然是在按原路返回。我在向他走去时也看见了其他的侦察员们也包围了上来。我走在了最前面,在Alfred面前,我掏出了证件,“Chinese security service.”(中国安全机关),然后说:“You are under arrest on charge of espionage,please cooperate with us.”(我们将以间谍嫌疑罪拘捕你,请与我们合作。)
    Alfred当时被惊呆了,这时他的手上已经被带上了手铐,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牛皮纸袋套在了他的头上,以免被其他暗藏的同伙发现,然后将他押上了停在一边的面包车。与此同时,苏某也在另一边被我侦察员抓获。
    回到T机关总部后,亚非组的侦察员们立即对二人分别进行了审问,我们则没有参与————————-因为这是亚非组主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协助进行监视和抓捕,按照内部保密的准则,我们是不能参与后续的侦察的。局长来看望了大家,高度赞扬了长期以来大家为侦破这起案子所付出的努力,然后就让我们赶快回去休息,累了这么久也该歇歇了。
   
    2001年12月22日20:20
    我茫然地走在街上,本来局长讲完话以后我们就回去休息了。但我在回到宿舍后才发现现在自己处于一种多么可怕的境界。在抓捕间谍之前,它总是占据着我的思想,所以我还没有来得及品味失去泽华的痛苦,而现在在间谍落网以后,我一下子轻松了,脑子里却全是关于泽华的事情,天呀,我真的要崩溃了,为什么有些美好的东西在拥有它的时候却不知道去珍惜呢?
    于是,我只好上街散心,但街上的一切又让我触景生情,我当初和她见面的麦当劳,一起逛过的商场,一起走过的路——————-我还记得有一次她总是往街上的盲道上挤我,我开玩笑地说:“你挤吧,大不了下回我多垫层鞋垫,不怕搁脚。”她被我逗得笑了起来——————天呀,怎么好像她还在我身边一样。
    走了很久,我觉得太累了,想找个地方歇歇脚,正好看见旁边有一家网吧,就走了进去。
    我打开电脑后,想起了我的邮箱里还有她以前给我发的邮件,在我登录263的时候,网吧里突然呼起了一段音乐:“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一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是张艾嘉唱的《爱的代价》。我现在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听这样的歌,于是我赶紧把耳机戴上,并用google在网上搜索MP3,想找到别的歌曲来盖过这首伤感的歌。
    在找到了一个音乐网后,我开始寻找自己喜欢听的歌曲。突然,我看见了许美静的那首《城里的月光》,尽管我知道这首歌对改变我的心境不会有什么作用,而且可能还会使它变得更糟,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点击了这首有着特别意义的歌。“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都有着最深的思量。”我打开了邮箱,去看每一封她过去发给我的邮件——————-“你这个家伙,是不是又在执行任务呀?小心点呀,要是抓的是女间谍可要温柔点,有点绅士风度呀。” 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我现在很想你呀,又不能给你打电话,真郁闷。” ————————————我的眼泪好像流了出来, “想知道我昨天许的是什么愿么?嘻嘻,就不告诉你。”我决定删掉这些邮件了。“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她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断。”但我把鼠标箭头指在“删除选中邮件”时,我意识到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将是一种失去,一种永远的失去。但我还是点击了。“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她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第六部分 追踪叛国者
   
    2002年3月10日11:20
    “李瑞,我现在在黄河北大街附近,目标进了一个居民区,你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我在电话里对李瑞说。
    我来沈阳已经有七天了,这次是领导特地交办的任务------追踪叛国者高天。高天是沈阳人,今年四十六岁,1982年偷渡至B国,在B国接受了B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训练,其间多次秘密潜回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但由于此人诡计多端,竟屡次逃脱法网。这次我们得到情报处的确切消息,高天已于二月底秘密潜回沈阳,负责掌控某敌对组织。为了抓获这条大鱼,杨局长特地让王处长和我来沈阳将其缉拿归案。
    王处长到来不久,却又被调了回去,因为北京方面出了更大的问题,我就只好一个人执行任务了,并且要每天通过电话向王处长汇报进展情况。王处长走之前关照我一定要与辽宁省有关方面密切配合,早日抓住高天。
    我和王处长刚到沈阳时,就在辽宁省公安厅与有关各方进行了会谈,由于高天所掌控的敌对组织属于境内敌对组织,属于公安国内安全保卫部门(当时还叫政治保卫)的侦察范围,而且以前一直是由国保部门对其立案侦察的,高天一案也被并入了对该敌对组织的侦察,所以这次将主要与公安机关合作,辽宁省国家安全机关仅进行了有限的参与。与会各方有辽宁省公安厅领导,沈阳市公安局领导,省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行动技术总队,刑侦总队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此外,辽宁省国家安全厅和沈阳市国家安全局有关人员也到了会。直接和我们共同工作的是省厅国内安全保卫方面的一支精干力量------现在已正式命名为国内安全保卫机动侦察队,由其主办该敌对组织案件的侦察员李瑞直接与我们联系。
    现在,王处长已经走了,我在这里面对公安同志们却有一种尴尬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大人领着孩子到别人家串门,大人有事走了,把小孩扔在了别人家-----言外之意,有种不太好意思让人照顾的感觉。
    公安厅方面则大力支持,把我安排在了北陵公园附近的省公安厅第二招待所,离位于歧山中路的公安厅不远,每天早上去公安厅的时候李瑞都会特地开车来接我。
    刚住下的第二天王处长就走了,我自己一人在招待所呆得无聊,就在晚上出去逛,一直走到了北陵公园最里面。第二天一早,李瑞来接我,问我昨晚玩什么了,我说去了北陵,李瑞却说:“啊?我忘了提醒你,以后晚上可别去那里了,那里是沈阳最乱的几个地方之一,每年都要出命案,许多贩毒集团也都选在那里趁夜色交易,你人生地不熟的可得小心点。”我听他一说,想起了自己去年遇上假警察的事儿,觉得是得注意点,晚上外出的确不安全,更何况是在治安状况比北京差的沈阳。
    李瑞比我大六岁,毕业于辽宁省内小有名气的“大连警校”-------辽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由辽宁省公安厅直属。李瑞学的是政治侦察专业,毕业后就被分到了省公安厅,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
    我每天都到公安厅与李瑞共同工作------整理手头上的关于高天和该敌对组织的信息,并积极向外拓展,搜集其动态情报。
    但高天行迹一向诡秘,且基本上不与其在沈阳的亲友联系,所以手头线索不多。但我们还是有他的照片在手上,这就减少了不少的难度。
   
    我站在机动侦察队一间办公室的窗前向远处望去,可以看见沈阳北站,我们来时就是从那里下的火车。李瑞凑到我身边,对我说:“沈阳就是一座你从未来过的大森林,你现在就是一个猎人,要在这座大森林里找到你的猎物。”-------他的这句话让我有了点不祥之感--------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开头时那两名负责追踪瓦尔特的德国军官说的话,其中一个好像说过他喜欢当猎人追踪猎物的感觉,然后也是站在高处眺望一座森林般的城市---------我的预感大概是我们的猎物也像瓦尔特一样不太好对付吧。
    我昨晚仔细考虑过追踪高天的计划。目前可行的方案是利用已经布下的情报网去打探高天的行踪,但这一点似乎不是很有效,好像一直没什么大的起色。这样一来就得进行逆向侦察,即转而从由其负责的敌对组织下手,既然他回来就是为了掌控该组织的,那只要盯紧了该组织,他不会不露面的。
    猎人要学会给猎物设下陷阱,而我现在有什么陷阱可下呢?突然,我想到了一点:我能不能把自己这个猎人化装成一个猎物去接近它们的巢穴呢?我们手头上有一个该敌对组织的活跃分子的资料-----史某,男,32岁,某高校心理学教师,几年前参加该敌对组织,曾经有过秘密煽动敌对活动的纪录。可不可以从他下手呢?我把我的想法对李瑞说了。李瑞问我想以何种方式接近史某,我说我不妨装成校外人士到学校旁听他讲课,然后借机与之接近。李瑞觉得我对沈阳情况不太了解,贸然接近对方可能会引起对方警觉,估计目前敌人还不知道我的到来,应该使这一点仍成为我们的秘密武器。他说他觉得还不如直接监视和跟踪史某好一些,史某身处高校这么一个敏感地带,高天一定会很重视他的,何况从掌握的情况来看,史某也算是一个骨干成员,高天是很可能与他直接联系的。
    于是,我们俩就开始了对史某的监视。史某的家就在高校里面,我们就和学校的有关部门联系,对方非常配合,还专门给我们办了学校的出入证。
    李瑞白天还有别的事儿要处理,所以有时只有我一个人监视史某。3月10日,史某上的是8:00-10:00的课,下了课后他今天就没有别的课了。10:10左右,史某走出了校门,我跟了出去。在跟他走了一段之后,我们上了一个过街天桥,桥上人不少,这是非常要当心的,因为目标容易趁人多时混入人群中在天桥上转个圈,当你还在向桥的另一头走过去时,他已经掉头折回了。但史某并没有采取反跟踪措施-----看来他和高天不同,没有受过间谍训练。又走了一会儿,我发现我已经跟到了一个很大的体育场,我不熟悉路,而且史某看来也不像是就近蹓跶一会儿就回去的样子,所以我立即给李瑞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一个大体育场附近。李瑞说他知道是在哪儿了,并告诉我那就是辽宁足球队平时训练的地方。史某在足球场附近转了转,看了看表,又折了回来。但这次他并没有向学校的方向走去,而是向旁边一所中学里面走了进去。我看到他看了看表,估计可能是与别人有约会,刚才转悠是为了等时间。
    我跟着史某进了那所学校,史某开始不时地回头看------很有可能是在反监视。我装作散步的样子,视线转向别处。我这次给自己找的出现在这所学校的借口是找厕所方便。这时正是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操场上全是在玩乐的学生们。史某在一旁慢慢地踱着。这时铃声响了,学生们全跑回了教室,我站在离史某一定距离的一棵树的后面------不能离他太近。但站在树后又容易让人看出是在暗中监视,我只好快速走进楼内,准备从楼里的窗户向外监视。但我刚进楼里,就被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拦处了,他是学校的教务主任。他问我来这儿干嘛,我说来找厕所,他去警惕地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掏出证件,大致让他看了一下警徽。他给我指了厕所的位置,我迅速走去-----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丢梢。
    当我出现在能观察到操场情况的一个窗口时,史某正站在单杠下,双手上举,好像要做几个引体向上的样子。随后,他果然来了三个单杠一练习。就在这时,一个中等身材,体态偏胖的人走到了他的身后。
    我这里离他们那里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看不太清来人的脸,但我感觉此人很像照片上的高天。我立即打电话给李瑞,李瑞说他还有三四分钟就能到。
    两人谈了一会儿后就分开了,临走的时候来人递给了史某一件东西。我没心思再跟着史某,而是见来人向学校的东门---他来时进的门的方向走去就立即下楼跟踪。来人出了东门后就打了一辆出租车,我马上也叫了一辆跟在后面-------沈阳的出租车都是七元起价,比北京的便宜。
    路上车还不算多-----沈阳的交通状况要比北京强,不像北京的塞车那么严重。使用出租车跟踪也有一个好处,即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目标的怀疑,因为出租车的外观都差不多,目标总不能观察并记住曾跟在他后面的每一辆出租车的车牌号吧。如果是用自己的车跟踪的话就要危险一些了,所以在跟踪时自己所乘的车一定不要有任何明显标记,像天线一类的东西绝对不能让人从外面看见。在城市跟踪时一般最好与目标车辆隔一两辆车,并尽量靠边,以避开其反光镜的观察范围。在郊外跟踪的话则要把距离拉大,如有可能的话最好去事先踩点了解路况。于是我告诉司机把车保持在较近的距离,并与目标在中间隔上一辆车。
    这时我打电话通知李瑞跟过来,我看了一下周围,寻找标志物,结果看到了前方的友谊宾馆。
    目标车在一个仓储超市前停了下来,目标下了车,我也跟着下了车。既然目标跑了这么远去一所中学与史某见面,绝不会是普通的聊天,要想聊的放电话就可以了----看来他们似乎知道了我们对他们可能采取了全方位的监控,这也正证明了无论我跟踪的目标是谁,他绝对不会是史某的一位普通朋友。
    目标进了超市,我也跟了进去,这是一个危险地带,因为目标如果有防备的话就可能借着超市里货架的天然掩护,左钻右穿,趁跟踪者不备溜出超市。
    在我走进超市的时候,目标一手拿起一个用来装商品的塑料筐,一边回头向超市入口处观望-----显然是在反跟踪------看来的确是个老手。但我也很高兴他这么做,因为在他正面转过来记住进门的人的同时,我也从正面确认了目标------他就是高天。
    我当时心里有点紧张,因为毕竟这有点太突然了。前几天还抓不到他的影子,现在就出现在面前,反倒弄得我有点措手不及了。
    我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当场擒获高天当然可以,因为我来的任务就是抓他。如果继续跟踪的话也许可以发现他的窝点,但这似乎也不是非常重要,因为他就是一个头面人物,抓了他可以通过审讯抓到其他次要的人物。既然大鱼已经钓到了,再放长线似乎不是很必要了。
    这时我的手机开始了震动,是李瑞打来的,我赶紧走到超市的另一头接了电话,没等他开口,我就说:“我现在在XX仓储超市。”他说他马上过来。这时我看见高天已经挑好了一些日用品走到了收款出口。这时超市里总共也没几个人,他到了那里就结了账,我还在犹豫是不是上去擒他。等李瑞来似乎没什么必要了。
    我做好了准备,顺手从货架上拿了一条挂在上面的皮带,准备从后面勒住高天的脖子,再去狠踹他的腿弯,将他压在地上擒获。但就在我走向他时,一位超市服务人员突然挡住了我,问我要不要在皮带上打适合自己腰围的孔,他们这里新开了这项服务。我告诉她我的腰围正合适,在我答复完她的时候,高天已经拿着商品走出了超市。我赶快把皮带放回原处,立即跟了出去。
    高天正提着塑料袋在前面走着,我做好再次去擒他的准备,这次的计划是给他来个特种部队捕俘时常用的“三角锁”,即用右臂从后面锁住他的咽喉,左手心向外,拇指朝下,从后面向前下方压对手的后脑,同时锁住对手咽喉的右腕向后用力,左右手一前一后的合力将把对手制服。
    但似乎是命中注定,这次又落空了,因为我在跟着他的时候是在他正后方的左面的,这样可以避免在他回头时正看到我而再次给他留下印象。但我当时的左面是一个平房,那家的铁栅栏门后面有一只狗,见我走过来就大声叫了起来。高天回头向我这边看来,我装作一个普通的过路人,指着狗说:“叫什么叫?”等我回过头来时,高天又继续向前走了,估计他是把我当成附近的居民了。
    这时李瑞打来了电话,我在接电话时,看见目标走进了一个居民区。“李瑞,我现在在黄河北大街附近,目标进了一座小楼,你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我在电话里对李瑞说。
    李瑞说他到了超市,现在正按我说的方位赶来,我对他说我准备现在就擒住高天,他说先不要急,高天进了居民区,没准里面有暗藏的同伙,我现在一个人行动,又没有武器,太危险了。
    于是我就跟着高天走进了小区,看着他走进了一个门洞。我没敢再跟上去,因为高天很有可能在上楼时透过楼道里的窗口看见我。超市里正面看见了我,路上狗叫时也看见了我,再看见我跟着他上楼的话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以前从未在楼里见过我,我不可能是本楼居民,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间谍,他能数次躲过反间谍机关的追踪,这点警觉性他肯定会有的。
    我躲在小区里的一棵小树后面,目标从楼道窗口是看不到这里的。跟上去似乎也没必要,反正他已经进楼了,我只要在楼下盯住,他总不会跳楼逃跑吧。至于具体在哪个房间也无所谓,只要来了足够的人把楼门口一封,再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让民警挨户搜查也跑不了他。
    这时我透过小区的大门看见了李瑞的车在慢慢地开进,我打电话让他把车开到这边来。李瑞来到我这里问明了情况后,也觉得似乎应该让民警来假借查户口之类的理由来突然擒住高天,因为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在,不适于以欺骗性的理由找到高天,而且目前还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是否有武器,我们得有大批的武装民警在场才好。于是,李瑞在打电话请示了机动侦察队的领导以后,直接拨打了110。指挥中心一听是省厅国保在办案,非常重视,很快皇姑巡警和友谊公安派出所的大批民警便赶到了现场,并按照李瑞的要求,在接近这里时关掉了警笛。但如此大的排场高天也可能会有所察觉。但即使察觉了他也无法从这么些民警的眼皮底下溜走。按照我们的要求,民警们借口追捕逃跑的毒贩开始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在搜查开始前,我和李瑞都拿出钱包里高天的照片让民警们记住了他的模样,如果开门的是他的话,估计马上就会有几只手枪对准他。
    搜了一阵以后,除几家住户没人开门外,其他的住房都未发现问题,因为现在是工作日的白天,在家的多是一些老人。通过询问,他们证实了邻居几家的情况------都是老住户,没有什么问题,只有三楼的一家他们不太熟悉,可能这是别人出租的房子。
    我和李瑞听到这些以后,认为基本上可以确定高天就藏身其中。我们带着巡警来到了那家门前,巡警们再次用力敲门,但还是没人应答。李瑞从口袋里拿出个东西来,示意别人都躲开门口正前方那个危险地带,然后他站到门的右侧,只将手伸到锁孔的前方开始鼓弄起门锁来-----如果高天狗急跳墙,开枪拒捕的话,门的正前方将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李瑞才采取了这个姿势。
    李瑞不愧是老手,几下子门就开了。站在旁边的巡警队长在他的示意下猛地一脚把门踢了进去,然后马上闪到了一边。
    屋子里面没有反应,我们等了半分钟之后,里面还是死一般的寂静。李瑞喊了一声:“高天!”里面还是没有应答。但我确信这就是高天的藏匿处,因为我从门的左侧看到了前厅的桌子上摆着高天从仓储超市拿回来的塑料袋,东西还放在里面。
    我向巡警要了一把手枪,用左手拎起门口墙角处的塑料垃圾筐,一下子扔进了里屋,同时进身到了通向里屋的门的一旁。
    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声音,李瑞掏出自己的手枪,跟到了我的身后。我告诉李瑞掩护我,随即冲进了里屋,手枪指向屋子的左半部分-----从门口能够看到右半部分没有人。
    左半部分也没有人,我快速扫视了一下整个屋子,只剩下床底下没法确认是否有人。此时李瑞也进来了,双手端枪,也用目光扫视整个房间。我示意他离床远点,然后拿起桌子上的一个杯子,放在地上使劲向床底下的中间部分滚去。床底下传来了一个沉闷但空洞的声音,但显然不是撞在人体上的声音。我迅速奔向床的位置,因为我可以基本上确定床底下没有人了--------高天的个子虽然不是很高,但从床的高度来看,即使他蜷曲起来,也不可能使自己的身体只居于床的一边而不占据床底中间部位,而从杯子撞在中间部位的声音来看,那里是应该摆放着一个纸壳箱子之类的东西。
    我掀起了挡住床下物品的床单下摆,床底下的空间里果然只有一个大纸壳箱子。我用手轻轻地晃了晃之后就把它拖出来并准备打开。李瑞说:“小心,可能有炸弹,还是让巡警来吧。”我说:“我们的事不必让巡警来冒险了,你退到门外。”“那就让我来吧,我比你有经验。”李瑞坚持着说。我说:“不用了,我刚才晃了晃箱子,里面没有物品跟着晃动,除非爆炸装置大到与箱子底部正好一致的尺寸,否则总会跟着箱子晃动的,而箱子又不是那么重,显然不会有大型炸弹的。”
    我打开了箱子后,却看见里面折叠摆放着几套藏蓝色的警服和和警帽。我看到警服后,回头看了看几名正站在门口向屋里观望的巡警,马上什么都明白了-------------这里可能是该敌对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里面备有各类物资,包括警服,供其成员藏匿或接头之用,同时也是一个后勤仓库-----------而高天在楼里失踪似乎也只有一个解释了-----------他在刚才民警大规模搜捕时换上了一套警服,混在了楼道里来来回回的巡警中间-----------民警是来自巡警和派出所两个单位的,这正让他钻了个空子,两方面的人都把他当成了对方的人。李瑞似乎也明白了过来,马上对我说:“他可能一时还没走掉,我们得快点儿。”他马上向巡警队长说明了情况,队长高喊:“全体人员楼下集合!”
    在楼下,我大喊:“皇姑巡警的人站到左边去!”巡警们一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巡警队长吼了一声:“快点儿!”他们马上站到了左边。“友谊派出所的原地站成一排!”李瑞说到,剩下的民警也照办了。我马上又说:“大家赶快看看队里有没有自己不认识的人。”同时手枪已经半端了起来,双眼紧盯着巡警们,快速搜寻着高天的面容。李瑞在对派出所的民警们做着同样的事。“没有不认识的呀。”“都是自己人呀,怎么啦?”我和李瑞对视了一下------晚了,让他溜了。
   
    回去的路上,李瑞见我情绪有点低落,就开始安慰我:“算了,别想了,以后会抓住他的。这很正常的。他比你大多二十多岁呢。他1982年就开始当特务了,你那时还上托儿所呢吧。哈哈”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们都太年轻了。”-------------他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一部很老的反特片《冰山下的来客》里面那位侦察员牺牲前对古兰丹姆说的那说话-------我们太年轻了--------------是呀,敌人太狡猾了。
    “其实我只是觉得这次点儿太背,路上有几次擒他的机会也都错过了,最后来了这么些人还是让他溜了。”--------其实最让我郁闷的是,他很可能在穿着警服溜下楼的时候记住了我和李瑞的面容,因为当时就我们俩人穿着便衣--------不过也许这还可以补救,因为我在离开居民区时特地让民警们找居民谈话,就说这次是为了搜捕毒贩而来的,并让他们注意类似毒贩的可疑人物,或许这能让高天产生一个错觉。
    “人要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呢,这算个什么。你一定是过去太顺了吧,对了,听说你很厉害呀,才工作不久就破了好几个案子。”
    “史某那边怎么样了?”
    “我派人盯着他呢。对了,现在回去还早,我干脆把车开回去领你转一圈吧,让你看看旁边的新乐遗址,看看当年沈阳这边的原始人是怎么生活的。反正史某那边有人盯着,你来沈阳还没怎么玩呢吧。”
    “好吧,回去看看。对了,这边不用监控么?”
    “估计高天不会再回来了。如果是个一般的罪犯,可能会以为这次搜查与他无关而抱着侥幸心理回来。但高天这个人是绝不会这么蠢的,更何况屋子里似乎也没留下什么重要的东西。”
    没留下什么重要的东西-----------对呀,我们只是大致地看了看屋子里储存的物品,并没有进行细致地搜查,或许能找到什么重要线索呢。
    我对李瑞说了,李瑞觉得倒也的确是这样。于是我们又驱车回到了那里。
    李瑞用和刚才同样的方式开了门。我们走进去以后开始了地毯式搜查。但只是发现各种各样的存储物品,没有发现什么能留下直接痕迹的东西。我走进了里屋,看了看地上散落着的垃圾-----------这是当初我持枪冲到门旁的同时扔进屋里的塑料垃圾筐里的东西。里面有一些废纸团,我打开几张后发现都是从一些旧报纸上撕下的,被用来抓过什么脏东西。剩下的一个被打开后,我发现这是一张信纸,可以断定曾被用来擦过钢笔上的墨水,在信纸的抬头处印着几个字:沈阳市第X人民医院。
2002年3月15日 19:23
    我隐蔽在窗帘的后面,用望远镜观察着刘生家里的情况,他还没有挂上窗帘,正半坐半躺地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
    我和李瑞发现了印有“沈阳市第X人民医院”的信纸后,马上想到了一位曾被我们怀疑为该敌对组织成员的刘生,他是该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这张信纸很可能是高天从他那里拿来用的,或他到过那个秘密据点,这说明他们二人之间很可能有着直接的联系。于是,我们开始对他进行了重点监视。他的家在沿北陵大街的一个居民楼里,窗户正好是朝街的,如果从街的对面对他进行定点监控就再好不过了。我和李瑞发现对面的建筑物是一座小楼,这个小楼没有挂任何牌子,出入的竟都是些穿军装的人---------这应该是件好事,部队一定会支持我们的,而且也不用为监视行动的保密性太担心。
    这座小楼的旁边是一座叫“翔云楼宾馆”的高楼,是由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管理的,李瑞告诉我,在足球界大名鼎鼎的“海狮俱乐部”就在这个宾馆里。
    我们和公安厅的有关人士带着介绍信来到了这座神秘的小楼里,这才知道这原来是总装备部的一所护士学校-------难怪从里面出来的人多数戴的是学员肩章,而且基本上都是女性。
    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行动大力支持,并特意在三楼面向街对面刘生家的房间里让我们选了位置最合适的一间,我们在里面装上了监视设备。
    学校保卫处的一名干事与我直接联系,并对我们说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给予我们任何帮助。为了更方便我和李瑞的侦察的隐蔽性,学校还特地给我们一人准备了一套军官服,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融入这个环境,免得我们穿着便穿出入会引起外人怀疑。我倒是觉得这是个极好的主意,因为如果真的要在刘生外出时跟出去的话,穿着军装或许是比穿便衣更好的掩护,因为特工和警察执行侦察任务时一般都是穿便衣的,对方对穿便衣的人可能会更提防,而军队虽然也属于强力部门,但它不是从事这种工作的,所以穿了军装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不会让对方生疑。如果高天出现的话,即便他当初看清了我的面容,我一穿上军装,戴上军帽,也不是太容易辨认了。所以我一直穿着军装。
    在监视了一天后,机动侦察队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侦察组,来协助我和李瑞轮班监视刘生的行动。同时,史某和上次发现的秘密据点也处于我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3月17日17:40
    我刚刚和赶来的机动侦察队干警交完班,李瑞就在公安厅给我打电话,说今晚他要和一帮沈阳市公安局的朋友们吃饭,要把我也带上。我开始考虑到和那些人不熟悉,便不太打算去,但李瑞却说所有到席的人都是警察,不必担心会出什么问题,而且没准我们在以后的侦察中还会用上这帮人呢。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就和他一起赴约了。
    到席后,李瑞给我一一介绍,这两位是沈河刑警的,这位是北陵派出所的,这个是禁毒支队的,这位是皇姑刑警的,这位是市局国保的,是他以前的同学。
    这帮警察一个比一个能喝,还都想着灌我,但我可不能让他们灌,我要是被灌倒了,真要是有了高天的消息怎么办?而他们又劝得我没办法,总是用我是客人这一说来将我,我也不好直接反对,就玩了一招:每次喝白酒时,我都假装干掉,实际上把酒含在嘴里,等别人的注意力从我这里移开后,我再假装喝茶,偷偷地把酒吐到茶杯里,然后再偷偷地把茶杯里的酒倒在地上,再喝时再往茶杯里吐,然后再倒,如此循环。所以除了刚开始时喝了点白酒外,后来我基本上没喝。
    此时的沈阳警界已经经历了一场大风暴,刘涌案件中牵扯了不少公安干警。我找了个空隙提了这个话题。在座的一位叫“大边“的沈河公安分局刑警马上对我说:“对,我们沈河刑警就被抓了三个,有一个就是刘涌的弟弟。” 另一位沈河刑警“大波子”说一次刘涌在酒店和两个警察抢包房,结果两个警察被打得从三楼跑到一楼,最后全趴下了。他们也都告诉我最好晚上别一个人出去,大波子说1996年一个巡警晚上着便衣回家时被三个歹徒抢劫,他奋勇还击,结果被歹徒乱刀捅死,结果歹徒只在他身上翻出了七块钱,好几年以后抓住歹徒后才知道他是如何被害的。
    大边这个人比较豪爽,喝了点酒后抓住我的手和我侃了起来。他说:“我上高中时要是不搞对象的话怎么也能考上大连警校呀,最后只考上了沈阳市的中专警校。”大波子在旁边说:“你这话说的,我当初要是不打架,怎么也能初中毕业呀。”大边又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说是英语。大边说:“我在警校里倒是学了点英语,不过水平太洼。”大波子又说:“我现在连英语总共多少个字母都不知道,当初公安局对社会招特警的时候,我在报名表上还大言不惭地写了个略通英语,哈哈哈。”大边又说:“这有些人埋汰我们,给我们刑警编顺口溜,说什么一等警察刑警队,案子没破人先醉,纯TMD放P,我们刑警是和死人打交道的,哪有人请我们喝酒?”旁边一位市局国保的人说:“没人请你你还这么能喝?谁信呀?再说了,人家没把你评为一等警察呀,一等警察是人家交警,叫一等警察交警队,站着马路吃社会。”大波子说:“我听说的是一等警察交警队,拦路抢劫不犯罪。”派出所的那位又说:“我听说的是一等警察交警队,站着马路要小费,我们这里没有交警的吧,哈哈哈!”别的警察跟着他一顿爆笑。
    临走的时候,大边还抓住我不放,连声说:“不愧是大内来的,连喝酒都比我们厉害,一点都没醉。”---------看来他们没有看穿我玩的猫腻。“以后在沈阳有事就找咱们,肯定好死(东北方言中平翘舌不分,所以把“好使”说成“好死”。)”
    大家道别后,我和李瑞特地回到监视点看看情况。李瑞喝得稍微多了一点,他到了三楼后先去上了趟厕所,我在门外等他。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你站在女厕所门口干什么?”我回头一看,是一名女学员。这时我才意识到,李瑞急着找茅房,竟然走进了女厕所。我向她解释了一下,她扑地一声笑了,说刚才是在和我开玩笑,然后又压低声音问我:“你们是总参派来的么?”--------看来她一定是看我们这几天神神秘秘的,有时又穿军装,所以把我们当成总参某部门的人了。“我不是军人,只是借身军装穿穿。”“那你是…..?”“猜猜。”这时李瑞出来了,见我在和女军人聊天就摆了摆手说:“你继续聊吧,我进去和他们呆会儿。”女军人冲他笑了笑,又说:“我们聊也别站在这儿聊呀,到那个屋子去吧,那是我们辅导员的房间,他晚上不在,我们值班就在那儿,今晚正好我值班。”我跟她走进了那间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门边上摆了一大堆报纸,尽是些《中国军工报》之类的。我看见墙上贴着所有学员的照片并标着每个人的名字,就过去看。她问我在找什么,我说在找她的照片和名字,她一笑说,不用找了,我指给你。她照片下的名字是李楠,照片上的发型和现在不一样了,她现在留的是很酷的女式板寸,再加上她那总挂在脸上的微笑,让我想起了一位我很喜欢的香港武打女演员-----惠英红。她长得和惠英红一样漂亮,而且给人一种极其精明的感觉-----她名字前面的职务是区队长。而照片上的她则显得比现在要小,估计是她刚入学时照的,留着当时军队中女兵们很青睐的蘑菇头,也是颇能让人动心的。
    那你是公安部的?”“不是。”
    “国家安全部?”“也不是。”
    “那….你又说你不是军人,我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哈哈,我是在一个秘密机关工作的,内部人都很少知道它的存在,所以当然不能说出来。”
    “搞得怪神秘的,我还以为中国就那么几个特工机关呢,原来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呀。”
    “你当兵几年了?”我岔开话题。
    “七年了。”
    “啊?”我有点吃惊。“我以前是战士,后来考到军校来的。”她解释道,然后接着说:“我十五岁就参军了,以前是文艺兵,是唱歌的。”
    “难怪你声音这么好听。”我故意恭维她。“对了,你是哪里人?”
    “江苏,镇江。”
    我们就这样聊了下去,我发现我开始被她打动了,她穿军装的样子实在是酷,也许这就是英语里所谓的scarlet fever吧,这个词原义是指猩红热,但后来被借指十九世纪时英国女子对穿军装的男人的痴迷,因为当时英国陆军的军装是红色的,所以用猩红热来借代这种对红色军装的激情再恰当不过了。用今天的话说,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制服的诱惑”吧。
    不知不觉时间过了快一个小时,我得小心点了,因为以前曾有过聊天聊出个女朋友的历史。李瑞倒很知趣,一直没有过来喊我,而是一直在监视室等我,因为他说过要开车送我回招待所。我不想让他等太久,就说得回监视室看看了,然后就告辞了,说实话,当时并不是很想走。
    两天后,我值完班下楼,在院子里碰见了她。她当时向另一个方向走,没看见我,我找了个借口,便叫了她一声,她回头一看,又是一个灿烂的微笑:“是你呀,神秘人物。“嗯。”我问了那个我作为借口的问题:“你们的队列里怎么有些人穿的是士兵的制服,有的还穿着便装呀。”我指着旁边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的一队学员说。她说:“没穿学员制服的都是刚来报到的,穿士兵服的是从部队里考来的,穿便装的都是领导家的孩子,是直接从地方上插进来的。”“原来如此呀,部队上是有意思。对了,你要去干嘛呀?”“保密,不告诉你,除非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哪个部门的。”“唉,这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我是T机关的。”“我怎么没听过?”“保密的机关当然不会让你知道了,我们其实才是真正的间谍,安全系统的人叫做警察才更合适。”“原来如此呀,长见识了,我也告诉你答案吧,跟我过来。”
    我跟着她走向了学校的后门,那里是有一个铁栅栏似的大门,她说:“我们常偷偷从这里溜出去玩,就省着请假了,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秘密了,你可不许告诉我们头儿呀。”说完,她竟然翻过了这个门,我马上也跟着翻了过去。“你这个区队长也搞这个呀。”“怎么啦,我们辅导员跟我关系好,知道了也不会说我,别人就不行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红十字方队》,好像也是演学军医的女学员的生活的,她们的生活似乎很多姿多彩,但和我在这里见到的很不一样。李楠那天晚上还和我说过,她们的生活极其单调,基本上每天就是教室-食堂-宿舍这样的三点一线式的生活,完全的军事化管理,外出要请假,到点要熄灯,早晨要跑操,还要整理内务--------这让我想起了在特种部队的日子。
    “想什么呢?”李楠问我。
    “我在想,你那天说你们这些女学员都很寂寞的。”
    “是呀,咦,怎么?你有什么想法么?”
    我这时才意识到我正在和她一起散步,而她根本没有邀请我和她一起出来,但似乎也没什么不同意的表示。
    “不,不,我是想说,那天我看见你们的一位女学员和一名男战士在外面拉着手散步,看来真的是寂寞了,要不将来的女军官怎么会看上大头兵呢?”
    “你观察的倒是挺仔细的,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她和我是一个班的。”李楠说。
    “那个兵是警勤班的吧。”
    “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勤班的?”
    “你们的男兵不全是警勤班的么?”
    “呵,你不愧是特工呀,这么快就把我们的军事秘密全掌握了。”
    这时我们已经绕过了正门,前方又是一个军事单位。其实我前一段在北陵大街上散步时就发现沈阳的强力部门非常集中,街上经常能看见军人的身影,街上的巡警似乎也比任何一个我所去过的城市要多,连北京街头的警力也密集不到这个程度,而且步巡的警察很多,很多看上去像是机关的民警,也临时出来巡逻,估计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制度吧。北陵大街这一带也是,从我们前方的这个军事单位向前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公安厅,向右一拐,就是空军的地盘:沈空招待所就在边上,再往里面走就都是一些不挂牌子的部队,出入的人一般都着空军制服,如果在公安厅那边向左拐的话,走不了几步就又能看见一个司法警察的单位。如果沿着北陵大街一直向北走的话,很快又会到了沈阳军区司令部,我住的公安厅第二招待所就在它的对面。
    “你打算去哪儿?”我问李楠。
    “没有目的地转转呗,整天在那个小楼里我早就烦了,我看你有时把自己关在三楼那个小屋里很长时间也不出来,真佩服你。”
    “原来你在暗中监视我呀,哈哈。”
    “算了吧,全校的女学员没事儿就议论,那个帅小伙到底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而且还穿着军装。”
    我现在就穿着军装,因为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在小楼的周围的时候从来都是化装成军人的,尤其是在进楼和出楼的时候,这样才不会引起外人的怀疑。
    “我们一直往北陵那边走?”我问她。
    “我看还是往那边去吧,省政府附近的河边环境不错的,你以前没去过吧。”她问到。
    “好呀。”于是我就跟着她走了。
    那里是很幽静,风轻拂着树,我坐在她的旁边,突然一下子没了话题,因为我好像在做梦,前一阵子我还拿着枪冲进了一个秘密据点,现在又穿着军装和一名漂亮的女军人坐在小河边,我的生活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变得像电影一样了。
    天色已经有点晚了,我们又互相逗了一会儿。突然,我把手放在了她的手上,她转过头来正视着我------又像在电影中一样----------我半清醒地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她没有反对,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接着又开始吻她,很快我们的舌头也碰到了一起……
    在回去的路上,李楠突然一下子笑了,说:“刚才要是让人看见多不好,你也穿着军装,多影响形象。”
    “这很正常嘛,军人就不……”我本来想说军人就不能谈恋爱么,但觉得这好像不太合适,因为从李楠的反应来看,她并没有那个意向,但并不拒绝和我交往,这好像是现在许多男女之间存在的一种模糊的关系。
    我把她送回学校后就直接回招待所了,思想马上又回到了追踪高天上。
   
    2002年3月23日10:40
    因为这天是星期六,刘生外出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和李瑞一大早就穿着军装赶到了学校,侦察员小宋正在三楼值班。我们一起躲在窗帘后监视着刘生屋子里的情况。现在我们看见他出了房门,一会儿又看到他的车上了路,于是我和李瑞立即向楼下跑去,同时让小宋继续盯着这边,并随时向我们报告这边的动态。
    我和李瑞开着一辆军用吉普车迅速跟了上去。刘生的车一直沿北陵大街向前开,到了北陵后向左一拐,上了泰山路。在车开过泰山路时,李瑞指着一个小院子对我说:“看,这是北朝鲜领事馆。”-----------好像他是带我来兜风一样,总忘不了给我当导游。
    刘生的车又在泰山路上的丝绸商场附近向右一拐,上了黄河北大街------上次我跟踪高天的那条街。“他不会是去那个秘密据点吧。”我说。李瑞说:“估计他应该知道那里不安全了,既然他可能和高天有过直接的联系,证明他在那个组织里的地位也不低,高天不会让他冒这种险的。”但刘生的车还真就向着秘密据点的方向开去。在仓储超市附近,他的车又是向左一拐,直向秘密据点的方向开去。但我们跟上去后发现,他的车没有在秘密据点所在的居民区前停下,而是继续向前开。我们紧跟不舍,但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军车尽管不容易受怀疑,但太显眼,所以不能离他太近。李瑞是个老手,所以车距保持得很好。目前看来,敌人还没有产生什么怀疑。
    我望着这一带居民区,其实这里的环境真是不错,幽静典雅,颇有点桃花源的味道。
    刘生的车在尽头处向左拐,向着和开始时相反的方向开去。李瑞在跟着转过去时,指着边上的一座小宾馆式的建筑说:“每年国际关系学院来辽宁招人都是在这里面试的。”
    目标把车开到了一个较为繁华的地段,李瑞告诉我这里是北行。但他说不明白如果刘生想来这里的话,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弯子,直接开过来快多了。估计是在进行反跟踪吧。
    目标车又向左拐了,在他又拐进一条小街时,那里的人很多,他的车不得不停下了,而此时我们的车正跟了上来。由于他的车是停在小街的入口处的,所以我们无法与它拉开距离,而且中间没有任何别的车辆,所以我们直接排在刘生的车的后面等着。这个时候绝不能让刘生看出破绽,我和李瑞都装作漫不经心地望着车外---------不知刘生是否已经对后面这部军车起了疑心。
    一会儿,前面的车开始慢吞吞地前进了。随着车向前移动,我看见了许多穿警服的人,李瑞又告诉我,这里是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刘生的车终于在北行市场向左一拐,开始顺畅地前行了。李瑞故意慢开,等中间有了两辆别的车做掩护后才加速跟了上去。这次刘生又向左一拐,向北开去。看来他刚才绕弯子的确是在采取反跟踪措施--------他这次肯定不是普通的外出了,而且从其在敌对组织中的地位判断,接头的对象极有可能是高天。
    我和李瑞都想到了这一点。我问李瑞带枪了么。李瑞说带了,我也摸了摸自己的枪---------秘密据点那件事后我向李瑞提出要把手枪,第二天他就给我弄来了一把七七式,外加二十发子弹。现在得做好与高天做最后的决斗的准备了,不过不一定要用枪,关键的是要用脑子。
    没过多久,刘生的车又上了黄河北大街,现在不让他发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距离,不让他在近处发现我们。
    我们又跟了一段,这时我看见左边有一座高楼,楼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金色盾牌,我问李瑞这是什么地方,李瑞说这里是辽宁省公厅交警总队。我向右看去,在街的对面有一个部队的干休所。
    目标的车已经把我们带进了沈阳市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带,而且这里的楼房都很老。李瑞说这里是三台子。
    目标终于在三台子的一座小楼前停了下来,这座小楼的前后都是看上去和它几乎完全一样的矮层旧楼房。我们这时离目标还是比较远的,我和李瑞看见刘生下了车,车停在了楼的前面。我们立即跟了上去,在车刚刚赶到刘生停车的位置时,我们看见刘生进了一个门洞。我和李瑞赶紧把车停在了这座小楼前方那座楼的楼下,然后立即朝目标进的那个门洞赶了过去。
    在路上,我们没敢走得太急,以免刘生采取反跟踪措施,在楼道里观察是否有人急匆匆地跟上来。
    到了那个门洞后,刘生已经不见了,估计已经进了某个房间。如果他只是普通地走亲访友的话是用不着绕那么大的圈子来反跟踪的,估计一定是在和敌对分子会面。
    怎么办?现在不能确认高天是否在里面,一旦我们采取了行动,如果高天不在的话,则我们对刘生的监视也暴露了,要抓到他就更难了。所以目前还不能冒这个险。
    这时我看见一位老人从楼上下来,就立即从口袋中掏出高天的照片迎了上去:“你好,大爷,我们是前面那个部队的干休所的,我们领导让我们帮他找一位战友,说他暂时就住在这座楼里,麻烦您看看见没见过这个人。”-----------这个年纪的老人估计是这里的老住户,而且在这种较偏的地方的邻里关系往往要比闹市区住宅要近一些,所以值得一试。
    老人说没什么印象,但这座楼里的人他基本上都认识,都是老邻居了,只有二楼右边那间屋子被人租了出去。
    这就够了,我和李瑞立即上了二楼,我看见楼道里有些旧报纸,马上有了主意。
    我问李瑞带没带火柴,李瑞掏出了一个一次性的打火机,我把报纸摆在二楼右侧房间的门口,李瑞明白了什么意思。我点着了报纸,让它烧了一会儿,在看见一些烟从门缝下面向屋里涌入后,我大声喊了起来:“着火了!”
    门开了,两个人站在门口,在感觉到身后的对面屋子的也开了门的同时,我清清楚楚地认出了这两个人----------高天和刘生。
    高天反应很快,一看地上的燃烧着的报纸和对面两名穿军装的人,马上把手伸向右裤兜------绝不能让他掏出枪来,我猛扑过去,左手伸向他掏枪的右手,同时右手掐住他的脖子向里面推去,李瑞也扑向了刘生。
    高天把身体的右侧向后一让,我的左手没能抓住他的右手,但我的右腿由前向右侧的高天的左腿上狠狠一扫,同时掐着他脖子的右手变掌由后向左狠推高天的后脖颈-------右腿扫击他的左腿可以破坏他的重心,使他的身体向前倾,右手再向左推他的后脖颈则加重了他向同方向的前倾,上下同时进行,一上一下的合力足以使人摔个“狗啃屎”-------------这一招在散打和中国式摔跤里叫做拽绊。但高天并没有摔倒,因为他的面前是墙壁,他在前倾时伸出双手顶住了墙壁,不过这不要紧,因为他的双手都在顶墙,在他再想把右手伸向裤兜时,我的手枪已经对准了他的脑门。我用枪指着他,同时将后背靠在他用手顶的墙的对面的墙上,这样后背就有了依托,不必担心从后面遇袭。我用余光向左望去,李瑞的手枪也正顶在躺在地上的刘生的胸口。
   
    2002年3月29日10:00
    在辽宁省公安厅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后,我终于可以把高天押解回京了,省厅为了保证押解的安全,特地派了两名国保机动侦察队的干警和我一起赴京,李瑞正忙着对该敌对组织的后续侦察,所以不和我来北京了,只是在车站送我。为了保证在车站时的安全,沈阳市公安局甚至抽调来了武装的特警。在车站,我和公安厅的领导和侦察员们握手告别,李瑞紧紧地抱了我一下,说:“忙完了案子我就休假去北京玩,到时候你可别忘了好好招待我呀。”“好死(使)。”我回答说。李瑞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之前,我也去了那所军校向部队的同志们告别,当我向李楠告别时,他冲我笑了笑,伸出了手,说:“今天七月我就毕业了,可能去总装下属的医院,不一定在哪儿,要是在北京的话就得请你多多关照了。”“哈哈,没问题。”她没再说什么,我们俩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起轻轻地笑了起来,就这样告别了。
    火车缓缓地开动了,我看着这座我即将离开的城市,想起了李瑞对我说的话----------沈阳就是一座你从未来过的大森林,你现在就是一个猎人,要在这座大森林里找到你的猎物。现在我总算完成任务了。当火车一点点地驶离沈阳北站的时候,我特意再次向窗外望去,看见了翔云楼旁边的那座小楼……
第七部分 间谍不会死(一)
   
    2002年11月5日20:40——————-东京时间
    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装作是在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实际上是在借霓虹灯在玻璃窗上造成的反光观察着身后的情况。那位穿着蓝色茄克的年轻人果然也停在了对面的路边,向我这边观察——————————-看来是个新手。我已经对对方的情况进行了大致的估计,对方很可能是来自东京警视厅的——————-日本人在政治侦察方面与别的国家都不同。一般来讲,各国都是由国内特工机关负责反间谍工作,即对外国情报机关在本国境内的情报活动进行对抗,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英国的军情五处,法国的本土警戒局,德国的宪法保卫局,以色列的辛贝特,韩国的安全企划部等。而警察的政治侦察部门则是针对国内的敌对组织和人员的。而在日本则正相反,隶属于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特务机关,其前身为在侵华战争中为中国人民所痛恨的“特高课”。但它现在不是用来对付外国间谍的,其主要任务是对抗日本国内的敌对组织,如日本共产党,工会组织,“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组织,以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影响的日本赤军等恐怖组织及极端组织。它也有一部分反间谍业务,但只限于对驻日本的外国外交人员的监视。而实际上对外国外交人员的监视属于反间谍业务中难度较小的部分,比如你在跟踪他们时不用担心他们会永远消失掉——————就算丢了梢,他晚上一般还是要回使馆的,而且第二天你又会知道他从哪儿出发。而难度相对较大的针对外国秘密情报人员的侦察工作则是由警察部门在做,在东京主要负责反间谍工作的部门就是东京警视厅的外事课和特别调查课。这就是日本人的政治侦察工作的独特之处:特工机关负责对本国反对势力的侦察,而具对内性质的警察机关却负责对外国间谍的侦察工作,与国际上的惯例正相反。
    我这次虽然是以外交人员身份来日本的,但我估计公安调查厅对外交人员的监视应该是指对常驻日本的外国外交官的监视,对于以出差为名义来日的外交官的监视可能还是由警视厅负责。而且尽管公安调查厅负责这一业务,这并不代表它在这方面是垄断的,东京警视厅的反间谍工作是面面俱到的。不久前就有过一名驻日俄罗斯海军武官在一家饭馆与一名日本军方研究人员进行情报交易时被反间谍人员当场揭露的情况,对方就是来自东京警视厅特别调查课的。我目前这种情况还很有可能是两者合作进行监视。区分跟踪者来自哪个部门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或许会有一些帮助,我在来日本前查阅一些相关资料时发现,两个部门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的,双方都很看不起对方,由于公安调查厅只有侦察权,没有行使拘捕等强制措施的权力,所以警视厅的人总把它视为一个不警不特的怪物,而公安调查厅的人却认为警视厅的人是仗着自己有些特权可以胡作非为才得以破案的。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一矛盾。
    我在沈阳破了高天一案后不久就被T机关干部部门从负责反间谍工作的二局调到了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一局,成为其行动部的一名特工人员。一局有三个主要部门:情报部,情报分析部和行动部。情报部负责长期的人力和技术情报搜集工作,情报分析部负责对情报部搜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形成的结果直接上报中央政治局,在T机关,国家安全部,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所上交的报告中,T机关的成果总是最受青睐的。行动部则是以秘密行动为主要业务的部门,其业务是指除情报搜集以外的一切秘密活动,包括临时性的调查与观察活动,秘密营救,暗杀,破坏,绑架,甚至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以较大的人力物力发动一次准军事性的攻击。实际上各国情报机关都有着这样一个部门,但其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因为它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情报工作,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前苏联克格勃的V部门(贝利亚时代还有比其更恐怖的Smersh————-锄奸团)和中央情报局的SOG特别行动小组。英国的军情六处也有这样一个部门,并被伊恩·弗莱明在其小说《007》当中描写为“00组”,只有三名成员。事实上007就是一名典型的行动特工,不信你就看看他哪部电影里真正执行过搜集情报的任务?倒像是一名职业杀手。难怪在Die Another Day一开始朝鲜军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时说了一句:“His name is James Bond,a British assasin.(他的名字叫詹姆士·邦德,是名英国刺客。)” 不过小说原著里的007可与电影中的不同,的确很像一名真实生活中的特工,他居然会关心贝利亚死后谁会掌管克格勃,可见其写实性。
    我这次来日本的任务是营救一名被日本黑社会组织绑架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林新,父亲是我国某敏感部门的高层人士。她现在正在日本留学,但由于接触的人比较复杂,竟落入黑社会分子的圈套,对方现在勒索一大笔赎金。由于其父的特殊身份,此事可能影响到我国家安全,而且黑社会分子很可能使诈,所以来送赎金的人就选择了一名行动部的特工人员,除送来赎金外,还要应对黑社会分子可能使出的诡计,保证林新的安全。我在大学时的第二外语是日语,所以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看过林新的照片,是一位漂亮的女孩,显然是受国外气氛的影响,一头长发全染成了金黄色。这次任务让我好像想起了某部电影里的情节。后来仔细一想,原来是成龙主演的《上海正午》——————成龙饰演的卫士也是到美国把一笔赎金送给绑架了清朝公主的绑匪的。不过我的敌人可比成龙对付的那一小撮绑匪强大得多了,因为他们就是日本势力最强大的黑社会组织(在日本一般被称为暴力团)——————-山口组的一个分支。山口组在历史上已经遭到日本警方无数次的打击,但似乎是越打越强,成为“扑不灭的火焰”。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黑道上称雄,同属老牌黑社会组织的稻川会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其总部竟然就设在一个离警察局100米远的地方,门口还挂着一些牌子,声明严重反对各种不法活动,其成员受电影上的美国黑手党的形象影响,总是一身黑西装,实行企业化管理,并印制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名正言顺地写着自己的“公司”————山口组。日本警方似乎也奈何不了他们,因为警方早就被他们渗透了,警察有时也需要他们的帮助,如在对付工会组织的罢工等方面。所以一般只要山口组不闹大的乱子,警察从来不针对他们。我的任务的危险之处也就在于这一点,黑社会自有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他们的游戏规则比警方的要危险多了。比方说,警方不会因为你杀了一名警察而杀光你全家的,但黑社会就不好说了。而且山口组在与警察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情报系统,躲过山口组这样一个黑社会组织的搜捕似乎比躲过警察的搜捕还要难,因为他们的耳目众多,其成员多数处在社会底层,一些路边修鞋的人都可能是他们的情报员,你走在大街上肯定是躲不过他们的眼睛的。
   
    我继续利用玻璃窗上的反光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寻找着除那个蓝茄克以外的其他跟踪者。蓝茄克向右侧做了个手势,我发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回了一个手势后又转身做了一个手势,我在玻璃窗上看不见对方是谁,就转过身去,看见了一个年轻女子——————-那个方向上只有她一个人。
    现在离与山口组的绑匪们会面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得想办法甩掉跟踪者————-尽管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跟着未必是坏事,因为一旦情况失控,这些警方人员是不会坐视一名外国人在日本遭黑社会分子袭击而引起涉外案件的。但让他们跟着的话很可能会被山口组人员发现而误以为我带了警方的人来而对林新造成危险。
    我转身向前走去——————以前我总在国内跟踪人,现在该轮到我反跟踪了。我看到前面有一座大厦就径直走了进去,但在走到大厅的正中时就停下了,并转身向大门外望去,蓝茄克也停了下来,站在人行道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周围望去。我一边假装向大门外看,一边留意着前方电梯的情况。当电梯在一楼停下,里面的人全部走出,外面的人马上要完全走入时,我快速地跑进电梯。在电梯关闭之前,我从即将合上的两边的电梯门中间看见了蓝茄克在向电梯冲来。
    我在三楼下了电梯,然后从楼梯步行到一层,在那里,我问了一位大厦的服务人员大厦是否有别的出口,他向左面指了一下,我就顺着那条路走出了大厦。
     2002年11月5日21:00——————-东京时间
    我准时到达了山口组指定的地点。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里。我看见了两名穿黑衣的男子,其中一名坐在司机位置上,另一名在后排摆手让我过去——————他显然看见了我按事先约定提着的红色的带着ELLE标志的口袋,里面装着赎金。上车后,后排在的男子拿出一块黑布条蒙上了我的眼睛。然后我感觉到车开走了。我记得车头所指的方向,在开走时司机并没有转向,然后我开始在心里读秒————-因为反正我蒙着眼睛感觉很无聊,所以不妨数秒并根据车速计算路程,再记住车在多少秒的时候向哪边转了弯,很可能在将来有需要的时候找到这个他们不希望我找得到的地方。
    到了地方以后,我被领入了一座房子。在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后,我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在屋里,我被解下了蒙在眼睛上的黑布条,屋里的灯光有点刺眼,但我看见了一位留着胡子扎着马尾辫子的男人在盯着我看。
    “钱带来了?”他问到。我指了一下红色口袋。他示意我把口袋递给他,我问他林新在哪里。他摆了摆手,带我来的两名男子进到里屋把林新带了上来。我看到林新时特意留意了一下她的脖子中间靠右的一侧,果然有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黑斑。
    他在看了钱之后用验钞设备检查了一遍,然后对林新说:“你可以走了。”却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得留下。”“留下?为什么?”我问到。马尾辫没说话,而是示意那两名打手抓住我的胳膊,然后他把林新领出了门外,并在出门前回头对我说:“林小姐会安全回家的,你先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然后就抓着林新的一只胳膊出了门。
    我意识到情况不妙,无论林新现在是否安全,我都绝不能让山口组的人扣留,肯定没好事。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马上采取行动。我趁抓住我右胳膊的男子不备,用右脚跟猛踩他的左脚脚尖,他“啊”地叫了一声,我趁机将右手挣脱出来,并用右平勾拳猛击抓住我左臂的男子的左太阳穴,打中目标后我马上又反手一击,将右臂向回一摆,拳背打在了右边的那位的鼻子上。这时我的左手也从左边那位手中挣脱了,我向右继续上步,将右上勾拳准确地击中了他的下巴————-要用拳把人打死,太阳穴是最好的打击目标,要想把人打晕,下巴是最好的目标。那位果然倒下不动了。而击中太阳穴的那位虽然受了重创,但并没有完全推动战斗力,在背后向我冲来,我刚一侧身他已经冲了上来,我顺势来了一记后顶肘,顶在了他的身上,我一转身,右臂搂住他的脖子来了个夹颈摔,重重地把他摔在地上。他这下不动了。
    我赶紧冲出门去,面前是一条很长的走廊,马尾辫正抓着林新的胳膊向外走。我快速向他们跑去。马尾辫听见了声音,转过身来,见我马上就要冲到他面前时就立即放开了林新,挥手向我打来,在他抬手的时候,我认出了那是空手道里的“鹤凿”————-即将五指并在一起,使手形成仙鹤头的形状,用来打击对手的太阳穴,眼睛和人中等要害目标,这一招就和双节棍一样,不会使的人玩不好,会使的人一下子会让你毙命。在他的鹤凿打来时,我并没有躲避或格挡,而是一记前手直拳打了过去——————-这在中国武术中叫做“同动近取”,即你打我,我也打你,你用手来打我的要害部位,我用手来打你用来你进攻我的要害部位的手臂,这既符合格斗中“就近”的原则,也符合“避实击虚”的道理,因为他的手虽然是力量之所在,他的胳膊却不是,手是实的,胳膊是虚的。这是一种以攻为守,后发制人的方法。我的拳头正打在他的右手前臂上,疼得他一下子收回了手。我趁机让林新赶快跑。但就在我分神的一刻,马尾辫左手一记五指贯手向我眼睛插来,我赶紧用右臂去截击,但却正中了他的圈套——————他的右手马上伸过来抓住了我的右手,随即用右外挂膝向外一挑,顶到了我的裆部。疼痛使我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马尾辫趁机用一个利索的合气道动作“单手取四方摔”将我摔倒在地,随后向下一拳打在了我的脖子下面————-这家伙肯定是黑带,向下的一拳在空手道里叫做“栽拳”,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被人摔倒后补上对要害的一拳而打死的,他这一拳偏了点,打在了我的锁骨上,但似乎更疼了。然后他用双手狠掐住了我的脖子————-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家伙练的不仅是空手道和合气道,还练过日本最凶残的武术————-柔术。柔术和柔道不同,柔道来源于柔术,但是在去掉了柔术中最残忍的技术后形成的。八十年代在中国热播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表现的就是柔术和柔道刚分家时各门派之间的争斗。柔术以前主要由古代日本的间谍人员————忍者们使用。现在这个小日本对我使的正是柔术中的致命技术,即对咽喉的擒锁。柔术中有许多技术是很具杀伤力的,正因为如此,练习日本柔术的一个洐生物————格雷西柔术的选手多次在世界级的终极搏击赛中获得冠军,连名声在外的泰拳选手都在其高超的地面擒锁技术面前输得一败凃地,从而使格雷西柔术开始风靡世界,甚至有人称其为全世界最厉害的格斗术。
马尾辫的确是个行家,因为他掐我的脖子时并不像普通人那样两手差不多掐住对方的整个脖子,而是只是掐住喉结周围的部分————-这才是正确的位置,特别是紧挨着喉结下方的部分。而且他在掐的同时还身体前倾,把自己的身体的重力也压在了双手上。很快我就开始呼吸困难了,我想重击他的裆部,但他很在行,将自己的裆部紧紧地贴在我的腹部,使我根本没法打到那里。我再想向上用标指攻击他的眼睛,但我现在已经有点被掐得没力气了,本来躺在下面向上攻击就没有力量,再加上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不少体力,估计就算手插了上去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了。我这时已经开始感觉到喉头有什么咸的东西,天呀,情况危急,拼了。我把左手奋力向上一伸,将食指和中指插入了日本人的两个鼻孔,并使劲向里伸去。日本人显然也感到了呼吸困难,而且比我的困难更直接。他把头上抬,想使我的手指够不着他向上去的鼻孔而脱离该区域,但我料到了他的这一手,将手指弯曲,抠住了他的鼻孔内侧,他的鼻粘膜一定破了,因为我看见血流了出来。在他向上抬头的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喉部的压力小了一些,因为他一向上抬头双手自然就要松一些了。他突然松开了掐着我的脖子的右手,向上去抓我插入他的鼻孔的左手。我见时机到了,就果断地放开他的鼻孔,同时右手照着他仍掐着我的脖子的左臂肘关节外侧狠狠一击——————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时机,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用手击打自己另一只胳膊的肘关节时,如果胳膊是弯着的,打上去似乎不是很疼。但当你把另一只胳膊完全伸直后再打,则很有可能那只胳膊会被打断。一般来讲,要把人的胳膊打断有两种方法,都是根据弄断木棍的道理而来的。弄断木棍的一个方法是双手各握住一根木棍的两端,然后用膝盖向上面木棍的中间部分狠狠撞去,木棍很容易就会被折断。另一种方法是将木棍放在地上,一只脚踩住木棍的一端,同时一手或两手抓住木棍的另一端向上用力一抬,则木棍必断无疑。第一种方法应用在人的身上就是一手控制对手的肩部,另一手控制其手部,然后用膝盖大致朝着肘关节的位置狠狠一顶,则胳膊很可能会断。第二种方法的应用是将对手击倒后,一脚踩住对手的肩部,一手或两手将对方的胳膊伸直后按反肘关节的方向向上使劲一抬,则对方的手臂肯定也废了。我现在和小日本的情况正等同于第一种情况,他自己的肩部将自己的胳膊的一端固定住,掐住我的脖子的手固定了另一端,实际上也可以说我的脖子固定了他的胳膊的另一端,这时我再朝着他的肘关节外侧向内狠狠一击——————————-你可以试着用自已的手心顶住桌面,然后将胳膊完全伸直,肩部向下用力压,这时再用另一只手向关节活动的相反方向狠砸支撑臂的肘关节。小日本刚才是两只手掐着我的脖子,所以没法伸直,即使我的手打在他的肘关节上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没准手反而会被坚硬的肘关节弄疼。现在他的右手上去解围,左手独立承担他自己身体向前压的力就自然而然地完全伸直了————————我这一击之后,他疼得“啊”地大叫了一声,但显然他的胳膊并没有断,因为我没有听见声音,但他的左臂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我趁着他用右臂抱住左臂而露出了左肋的时候,用右平勾拳重击他的左肋,当我的拳头落在目标上时,我的感觉好像是将斧头劈在木头上一样————————他很幸运我打的是他的左肋,如果是右肋的话他就危险了,因为人的肋骨的最下面一根,即“游离肋”,是最脆弱的,很容易被打成骨折。但骨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右侧游离肋的里面就是人的肝脏,一旦右侧游离肋骨折,断骨很有可能刺入肝脏,那样的话,就算马上送到医院抢救都可能救不活。
    这一拳把小日本基本上从我身上打了下去,我乘胜追击,向其面部猛起一记高腿————-高腿在实战格斗中不宜常使用,因为它动作预兆太大,易暴露,空当太多,而且容易使人失去平衡,如果对方擅长接腿摔的话就更危险了。但现在日本人的肋部刚刚被击,双臂都护在了中盘,其上盘防守空虚,是用高腿攻击的绝好机会。这一记高腿果然将他踢倒在地,我接上去也给了他一记“栽拳”,不过我没往他的脖子上打,而是打在了他的腹部的太阳神经丛,一下子就把他打昏了。
    我大口地吸了几口气后迅速地向门外跑去,喊着林新的名字,但却有人从身后拍我的肩,我一下子向前蹿了一大步,并马上转身防卫。但我看到的却是林新,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她说她刚找了块石头要回来帮我。我赶紧一把抓住她向前方跑去,因为这时我听到了房子里有人在说话。果然,我们没跑多远,后面就来了一帮人————-看来楼里并不止那三个人,而且这次都拿了家伙,还有狼狗的叫声。
    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附近有不少树林,我拉着林新跑进了一片树林,后面的山口组歹徒追了上来。这么跑下去是肯定要被抓住的,因为狼狗的鼻子灵着呢,得想个办法让狼狗找不到我们。我在特种部队训练时曾专门练习过偷越边境,研究过对付狼狗追踪的办法。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用白芨粉。我这次来日本前在自己口袋里的一只钢笔的后部空间里藏了一小袋白芨粉,以防在因无法合法离开日本而穿过其封锁线从海路偷渡回国时使用。本来是打算用来对付日本自卫队的军犬的,现在竟用在了黑社会分子的狼狗上。我们在树林里跑了一段后,我拿出白芨粉,在地上横向画了长长的一道————-白芨粉虽然不多,但却是大剂量合成的的,足够把狼狗弄迷糊了。
    我和林新又跑了一段后,她说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我就把她扶到了一个小坡后面,我找了一根比较粗的长树枝,将它弄断,并尽量使断开的一端比较锋利,只能用这种落后的武器了,在这种情况下总比徒手对敌强的多。林新把头压在我的身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用左手抚摸她的头发安慰她,并让她千万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
    这时我已经听到了山口组人员的说话声,林欣的脸色也好一些了,我扶着她轻声地向前走去————————看来狼狗果然失效了,要不早就冲过来了。
    2002年11月5日22:30——————-东京时间
    我和林新站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对面。我们在逃离那片树林后遇到一些人,知道了这里是东京的郊区,他们指给了我们一条路,那里可以打到出租车,但我们没有往那边走,山口组的人一定会去那里断路的。在往前又走了一段后(我们特意选择先走有树林掩护的地方以避开山口组的耳目),我们在前面的一条公路拦下了一辆运木材的卡车,一直把我们拉回了东京市区。我在市区用公用电话给使馆打了电话————我知道这个电话一定会被公安调查厅监听到,但现在根本顾不了这么多了,而且这次的事和他们也没什么重大利害冲突。接电话的是在使馆办公室值班的小刘,我的XX学院的校友,我刚下飞机时就是他开着使馆的车去接的我。他听说情况后立即找到了刘公使(注:公使为使馆的二把手,主管日常工作)。刘公使在听到我的消息后估计是把研究室的老佟叫到了电话边————-老佟是T机关驻日本情报站站长,公开身份是使馆研究室副主任。我看见使馆门口有不少人,现在这么晚了似乎不太正常,可能有山口组歹徒混在其中伺机下手,因为一般中国公民遇到危险总是要躲到使馆里面的,那里绝对安全。尽管山口组可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封锁进使馆的路应该是起码的措施。山口组的人可不像香港电影里的那帮古惑仔那样只会玩砍刀,他们可有不少玩枪的行家。
    我把情况对电话的另一头说了后,我隐隐约约听见里刘公使在低声对别人说着什么,然后就听到他让我先找个较隐蔽的位置,马上会有人开着使馆的防弹车出大门来接我们,到时会有人武装掩护我们上车。然后通话就结束了。
    我和林新事先已经做过了一点化装,我们买了一条围巾,我让她包在头上。我也换了一件黑风衣。我们在使馆大门对面45度角处装作情侣搂在一起,林新面对着我,背对着使馆,我则从她的肩上观察着使馆的方向。她的金色长发包在了围巾里,不用担心太显眼。我顺便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注意到了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留着寸头的人,他长相凶悍,看样子可能服过兵役,是周围的人里最像杀手的。
    正在这时,使馆的大门开了,但是没有车出来,而是出现了四个身影,随着他们走出大门,我看清了他们身上的军装——————他们是武官处的同志,接着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我看出了那是公安部驻日本警务联络官——————-使馆派这些人出来是考虑得很周到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公开身份的强力部门人员,避免了因为这件事而暴露使馆内T机关和国家安全部人员的身份。
    这时,使馆的防弹奔驰车出现了,我看出开车的人也穿着军装。同时,武官们都拿出了手枪————-武官兼管使馆的保卫工作,所以都有枪。使馆门外的日方武装警卫只是看了看,没有上前干预。我这时也似乎明白了使馆外面的人不仅可能有山口组的人,还可能有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的人,本来反间谍部门对使馆的监视就是常务性的,监听了刚才的电话后,其值班人员更会提高警惕了,但一般来讲,如果他们真的发现山口组人员准备暗杀或劫持的话,他们的正常反应应该是去阻止,以防引起严重外交事件。所以形势并非原来想像的那么糟。汽车正在缓缓地开出,但武官们显然没有发现我,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伪装。于是我搂着林新慢慢地向汽车走去,并低声告诉她在我喊杨武官时和我一起快步跑向奔驰车。
    武官们这时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大喊一声:“杨武官。”然后和林新快步跑向奔驰车。同时武官们的枪都端了起来,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如果有杀手拔出枪来的话,那就和我们的解放军较量较量吧。
    开车的武官麻利地将车头一挑,再把车一横,把我和林新挡在了靠使馆大门的这一面,在我们与街上和街对面的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钢铁防线。随后他喊我们上车,我们快速地钻进了防弹车,车一调头,直接开进了使馆。
   
    2002年11月6日18:30——————-东京时间
    我在老佟的房间内和他聊天,老佟是T机关驻日本情报站站长,我在日本期间的行动由他直接指挥。林新昨晚进了使馆后就休息了,今天上午由公安部警务联络官向她问询了绑架的有关情况,并准备向日本警方交涉,促其缉拿绑匪。我则一直同T机关驻使馆内的人员在使馆最保密的屏蔽室内汇报情况。我和老佟他们一直搞不太清楚为什么山口组的人收到了赎金后还要我留下,也许是他们怕我身上有追踪器之类的东西把警察引来而留作人质,但同时不耽误收钱放人的承诺吧。
    老佟今年四十多岁,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现在在他的房间里,我们不再谈论公事,而是谈论起了生活上的问题。他很关心国内的情况。他这次是只身来日本赴任的,因为女儿正在准备高考,爱人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如果来随任则可能在国企改组中失去工作,所以母女二人留在国内,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这样一分就是四年,中间只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其实我早在XX部实习时就知道驻外人员的家庭一般都有些问题,其实就算夫妻二人都是驻外人员,他们都很少把孩子带出国外,而是由自己的父母代管。因为国外的教育和国内是很不一样的,出来受教育的话,一是他们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一般在发达国家也就是每月六七百美金)。二是教育内容不同,不利于孩子的发展,用驻外人员的话讲,叫“吃夹生饭”,学个三四年再回国学,两面都学不好,高考就彻底耽误了。如果要是在落后国家的话,则根本不用为这个问题犯愁了,因为非洲那样的地方的教育可想而知,且外部环境恶劣,家长是不会把孩子带到那里的。
    老佟有些谢顶了,他身体不太好。而在国外,医疗则是另一个困扰驻外人员的大问题,像在日本,我们的驻外人员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使馆内部又没有诊所,所以许多人都是在出国前从国内准备大量的药品,赴任时一起带过来。要是在落后国家则更麻烦,像在一些有传染病的地区,有了病也不敢去当地医院呀。
    老佟这样的级别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超过八百美金,在发达国家这实在是一笔小收入,但在落后地区也未必就够花,在一些艰苦地区,当地根本就没有青菜,全靠从国外进口,然后富人花钱去买,穷人则一年到头吃不着菜。一斤土豆卖上几个美元实在不算贵。
    驻外时要和家人长期分离,这也造成了不少婚变,这其中的痛苦与无奈,恐怕只有一向被外人认为是风风光光的驻外人员们自己才能深刻体会到的。大家都以为做驻外人员是多么多么的光荣,他们生活上的艰辛和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与奉献又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呢?
    老佟心情不是很好,他说这与使馆的气氛有关系。因为馆员们都是长期远离祖国,远离亲人,所以心理上压力很大,加上整天办公和居住都是在使馆的小院子里,整天上班下班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难免要有些磨擦和矛盾。特别是这个馆,许多人都是在北京XXX大学日语专业时就互相认识了,到了相关的部委工作后,由于同学日语又都被分配至同一个对日本工作的处室,驻外时由于学日语的人只能派驻日本,结果又在一起,回国后还是这帮人,时间长了难免会出问题——————-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加上有的人对别人早在学校时就知根知底,要是闹起矛盾来恐怕还真就不是小事,所以使馆内的气氛很差————我也发现每天晚上使馆内特静,大家各干各的,互相不来往,气氛是有些不太轻松。使馆内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枯燥,晚上一般又不让出去,所以我也有点呆烦了,不过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就等着使馆与日本警方的交涉结束后就护送林新先回国。
   
    2002年11月7日14:10——————-东京时间
    中午吃完饭后,我实在是憋得难受,就向老佟请假要在使馆周围转一转。老佟本来觉得我刚刚与山口组较量了一次,现在出门不太安全,但考虑到现在是大白天,而且我只是在警戒森严的使馆区内散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在准假后仍告诫我要尽量选择有日方武装警卫的地方转一转。
    我出了使馆的大门后走了不到三分钟就有一名日本妇女凑了上来,我以为是来兜售的小贩就没理她,没想到她却一把抓住了我,指着我问我为什么非礼她。同时我看见几个穿着日本警服的人冲了上来,他们抓住了我,我告诉他们那女人是无中生有,并出示了我的外交证件,声称我有外交豁免权,但一名警察却一把撕毁了证件,扔进了路边的下水道,然后他们开始向一辆汽车里拖我。一名日本警卫跑了过来,警察出示了证件,说是在执行公务。警卫走开了。我准备进行反抗,但他们人太多,而且一个人已经拿出了警棍,我想起了三十年代时曾有一名优秀的苏联克格勃特工由于在波兰成功地进行情报活动而被波兰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一天在他与波兰人接头时就有几名波兰警察来抓他,这名特工实际上已经销毁了证据,并出示了外交证件,但仍被波兰人痛殴,用重拳打击他的头部,结果造成他脑部严重受伤,回国后成了废人。而波兰政府在苏联使馆的严惩抗议下只是处罚了那几名警察,相比之下,克格勃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我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既然外交证件都敢销毁,证明他们是真的想破坏游戏规则了,那样的话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下毒手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绝对不能吃眼前亏,我用汉语放声高喊,想让使馆的人听见,或者至少要让目击者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已经将我塞进了汽车。在车里我被带上了手铐,头上被套上了一个牛皮纸袋。然后车就开走了,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糟了,落入敌手了。(未完待续)
第八部分 间谍不会死(二)
   
    2002年11月7日14:27-------东京时间
    我坐在一间审讯室里,对面站着两个人------我估计他们是东京警视厅外事课人员,因为公安调查厅是没有拘捕权的。尽管实际上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手段是绑架,但如果真的由此引发外交争端的话,日本方面恐怕还是得首先保证“拘捕”我的机关是有合法的拘捕权的,否则自己就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但即便如此,外交官也是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的,这首先就会使日本政府很被动。
    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流利的汉语问我:“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回答说:“你们非法拘捕中国外交人员的行为是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的。”对方又问:“你是为解放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我又说:“外交官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国际法的保护,你们绑架我将会给贵国政府带来麻烦。”对方摇了摇头:“你不是外交官,你是间谍。”我说:“有什么证据?”对方又说:“我们知道你为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没说对,看来他们还不知道T机关的存在,所以就算现在他把一把日本军刀顶在我的肚子上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为T机关工作的。
    “就算我是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你们日本警方也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而拘捕他吧,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我在日本从事了针对日本政府的间谍活动了么?”
    审问者对他的同伙用日语说了一句:“看来他是国家安全部系统的,可以把他送走了,先给他打一针。”
    打一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要给我注射可以使我说出真话的药剂,但不知道把我送走是送到哪里。他出去一会儿之后,进来了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我的手脚都被上了铐,根本没法躲避。只能眼看着药剂进入我的身体-------现在这个时代里,像《红岩》里的江姐那种在敌人酷刑面前威武不屈的精神已经不起作用了,敌人根本用不着拷打你,只要给你打上一针你就会什么都说出来了。所以许多国家的特工人员都在牙齿里藏上毒药,但我可没有那东西,因为本来我就是来对付黑社会的,没打算对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但没想到现在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尽力克制自己,和这该死的药剂好好斗一斗。
    但奇怪的是,我的反应只是越来越困,困得受不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感觉到浑身发冷,想尽力把眼睛睁开却怎么也睁不开,很快,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发现我躺在一张床上,我起身打量了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牢房,只是这个牢房很干净,生活用品也很全,如果不是铁栅栏状的上了锁的牢门,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给犯人住的。
    一周下来,我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这里是一个专门囚禁外国间谍的地方------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前苏联时代的古拉格群岛上的劳改营里也曾经有过专门对外国间谍犯进行劳动改造的机构,其中包括被苏联情报机关秘密绑架的外国情报人员。但我觉得这里所有的外国间谍都应该不是经合法程序逮捕的,而全是被绑架来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我是被绑架来的,那就不可能把我与经过正式程序逮捕的外国间谍放在一起了,因为外国间谍如果是经过法定程序逮捕的,那他肯定就会被放在法定的正式监狱里,他自己国家的领事机构也肯定会被通知他被囚禁在哪个正式的监狱,并会对他进行探视,以保证他的法定权益不受侵犯。看来这些人来这里的经过应该和我差不多。
    后来我还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个集中营,而且更像一所间谍培训学校,因为许多犯人要教他们的管理者们许多东西,这让我想起了朝鲜人曾绑架日本人来教朝鲜间谍学日语,看来日本人把这一点学来了,朝鲜人绑架的只是普通的日本人,教的也只是语言。而这里这些人则都是间谍人员,他们在这里被迫教日本人自己所掌握的间谍技巧与经验,看来日本人不仅在经济上有头脑,在谍报方面也一样----------事实上,日本的间谍水平在国际上一直是领先的,从对外情报方面来讲,历史上,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情报活动能力就造成了俄军的惨败,侵华之前则更是有大批的日本间谍以各种身份向中国渗透,川岛芳子,土肥原贤二,南造云子……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本海军间谍吉川猛夫以海军武官身份把珍珠港的美国海军部署情况摸了个透。在反间谍方面,前苏联王牌间谍------为苏联红军情报总局(GRU)工作的德国人佐尔格经营的间谍网也是被日本的“特高警察”侦破的。
    但同时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一点:既然我们的学生都是日本间谍,那他们就不仅仅来自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更需要这类训练的人应该是来自日本的对外情报部门-----内阁情报调查室和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情报部门的。而这就意味着我们这帮人将永远不见天日,因为我们一旦出去就会泄露出自己当年的学生们的真实身份-----------所有人都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里的犯人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语言课似乎应该是他们所传授的一门重要的课程,但绝非主要的,因为我还在与一些犯人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中还有人在教化装术,技术侦察,各国情报机关内情,各国文化习俗等。但我却至今没被利用,估计不会是让我教汉语,因为负责管理我的日本特工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既然已经有了能使他们学好汉语的渠道,似乎没必要让我再来重复劳动了。我刚开始时每天要接受一些审问----审问时我假装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信口胡诌一通,说的不是我编造的,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的东西,他们在问我的基本资料时,我报的名字是张子强。日本人对审讯我们的热情似乎不是太高,因为一些各国情报机关组织机构上的秘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加上我是临时来日本执行任务的,并不掌握什么情报网,所以很快对我的正式审讯就完全结束了。剩下的时间里所做的就是呆在牢房里看书,看影碟和锻炼身体-------这里的管理很宽松,不用劳动改造,只是偶而被叫去做一些体力活。伙食也不差,牢房里还有空调,也有各种英语和日语的杂志和书籍,此外还有专门的图书馆和电影院,还以借一些影碟回到牢房看,但上网是不允许的,因为有人可能利用网络把这里的秘密传出去。在牢房外时犯人之间可以进行短时间的谈话,有时还可以在集中营里不带任何禁锢工具进行散步----平时我们也不用受任何这样的禁锢工具的束缚。但逃跑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尽管营区内管理比较宽松(毕竟我们不是刑事犯,而且要保持我们的情绪进行教学),但在营区的边缘有一个二十米宽的隔离带,边上围上了五十厘米高的铁丝网,任何犯人不可越过雷池半步,紧靠集中营的高墙边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岗楼,上面架着机关枪,如果有人胆敢越过隔离带的话马上就会被打成筛子。岗楼上的卫兵一律着警察制服,估计是为了掩人耳目------如果有外人碰巧来到附近,见到高墙里面岗楼上的警察就会以为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刑事监狱,绝不会把它和间谍犯集中营和训练学校联系在一起。
    终于,在我来的第八天,我和一小队犯人一起被带到了集中营的体育训练场。进去以后,我们才发现观众席上坐了不少管理人员(着蓝色制服)和犯人(着黄色制服)。我们这一小队人被告知今天轮到我们与管理人员(实际上是日本间谍)进行格斗比赛,看来这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今天把我们这一小队人带来是因为我们这几位都是在几个月之内新来的,还都没有经历过这种比赛。
    比赛的规则是比较残酷的,没有体重级别的区分,不带任何护具,没有裁判来喊停,结束需要一方被击倒读8秒不起或主动认输,击败了一名对手的人可以选择继续挑战对方剩下的人。在技术上,除了不能使用口咬,挖眼,抓发等极端手法和禁止对裆部,后脑和太阳穴的攻击外的其他技法都允许使用,这有点类似于终极格斗比赛。日本人是很爱好武术的,国内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武术:空手道,柔道,柔术,合气道,唐手道,踢拳道,剑道,日本少林拳,甚至连相扑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武术。犯人们一般都是情报人员,但实际上真正的间谍是很少接受系统的格斗训练的,因为他们不是特种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动武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自卫手段。T机关内部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除了在开始的在特种部队的军事训练中接受一些格斗训练外,平时是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的。行动部的特工平时要接受一些训练,但多数是射击,爆破,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等现代技能,徒手和冷兵器格斗接触得很少,因为以这些东西为主流战斗手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学习一些最简单实用的徒手搏斗方法。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倒是常练功夫,不过那完全是个人爱好。
    在比赛开始后,不出我所料,前几名犯人都被日本人很容易地打倒了,有一位甚至打了不一会儿就抵挡不住主动认输了----这些日本人都有点功夫底子。一位俄罗斯犯人桑勃跤玩得不错,估计是特种兵出身的情报军官,屡屡把日本间谍摔倒,但却被一名日本特工用拳打中小腿-----自脚踝往上四横指的部位是人的腿上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在踢向对手时被对手用拳击打则疼痛难忍,甚至骨折。俄罗斯人一倒下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一条腿已经没法支撑他站起来了。
    我故意等到最后一个上场,以便尽量多地观察和研究日本人的技术特点。在格斗方面我还是很自信的--------别的男孩子一般都喜欢研究最新式的军用飞机、舰船和坦克等,而我却钟情于徒手格斗这种人类最原始的战斗方式。虽然格斗显得原始,但这并不代表它是简单的,从某个角度来讲,它可以说是所有战斗方式中难度最大的。因为一名军事家在战争过程中可能有一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对敌人发起攻击或如何对敌人发起的攻击进行防守,而一名格斗家在对打中甚至连一秒钟用来考虑如何攻击和防守的时间都没有,徒手对抗中靠的全是反应和意识,平时训练养成的本能反应至关重要。我上初中时受美国动作片的影响很喜欢练拳击,高中时练习跆拳道-------这两者的缺点都是技术不全面。上大学时开始与别人亦练亦学地钻研起了散打和中国式摔跤-------在北京上学的一个好处就是北京有不少散打和摔跤的高人,可以受到他们的熏陶。特别是在摔跤方面,京城里俗称“撂跤”,早在清朝时中央政府的御林军里就有一支类似于今天的特警部队的队伍--------“善扑营”,以摔跤等徒手格斗术为主要训练方式。“善扑”是满语“摔跤”的音译,今天的中国式摔跤也基本上是以满族的摔跤术为基础的,我就是满族人,自然不会放弃老祖宗传下的瑰宝了。除此之外,我也算涉猎了泰拳、空手道、截拳道和巴西柔术等各类中外搏击术,但我最后还是发现中国武术自身的丰富宝藏就已经够我们挖掘一辈子的了,那可是几千年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学问大着呢。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日本人骄气正盛,因为在前面的比赛中,除了那名俄罗斯人打败了两名日本特工外,其他的人都被打败或主动认输了。我现在就准备用中国功夫狠拼一把东洋搏击术。
    我刚一上场,对手已经挥拳向我打来,我没有格挡,而是退避防守,向后退行,躲出了他的打击范围。在他最后一拳落空,胳膊向回抽时,我猛一出左手,抓住了他正在回收的右臂衣袖向斜后方猛扯-----用中国武术的行话讲,这叫破了他的拳桩,此时根本不用担心他会用拳脚打我,因为在我这一扯之下,他的重心被破坏了,连站都站不稳,手脚根本打不着我,就算他奇迹般地打着了我也无所谓,因为那样的拳脚肯定没力量。我随即一记右手重拳打在他暴露出来的肋部,随后右腿插到他的右腿后面,右臂搂住他的脖子,一个利索的“别子”把他摔在了地上。随后立即上步,右膝跪在他的腹部,右手掐住他的脖子,左手仍抓住他的右臂,并把它压在我的左腿上-----这样就彻底把这个日本人制服了。其实我在上场前已经选好了自己的战术,即在设法重击对手之后用摔跤和擒锁技术将其制服,这样就避免了在和日本人的拳来脚往中消耗掉自己的体力,用擒摔既可制服对手并使对手认输,又可以节省自己的体力,以便用节省下来的体力打败更多的日本特工。
    这名日本人认输下场后,第二个马上就冲了上来。但他的功夫似乎还不如第一个,因为我看他冲上来时双手开得过大,身体中线暴露了出来。而身体的中线是人的要害器官集中区域,一定要保护好,如果暴露出来太多,用中国武术的话讲,叫门户开得过大,是很危险的。他一记冲拳朝我打来,但在他的手打到我之前,我的手已经打到了他-----我用的是标指,这个日本人的个子没我高,臂长上没有优势,再加上我用的是指,他用的是拳,指伸直了是要比拳长得多的,这就加长了我的打击范围,所以在我的手指插到他的咽喉时,他的拳头还在半空中,所以我打得到他,而他却打不到我----这就是中国武术中“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
    日本人在挨了这一指后拳头立即收回来,用手去护自己的咽部,这一下的威力是不小的,武术中有拳谚讲:“拳打疼,掌打痛,指毙命”----讲的就是指的威力,同等的力量下,接触面积越小则产生的压强越大,指尖的面积远远小于拳头的面积,因此杀伤力也要大得多。我乘胜追击,跟上一步用右脚猛扫对方的小腿,此时他的双手正在捂着脖子,所以在这一扫这下他并无双手摆动来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我快速抓起他的右脚向右侧一翻,使他背对着我躺在地上,同时用自己的左脚踩住他的左脚,这样又把他彻底制服了。此时观众席上的犯人们见我利落地制服了两名日本人,激动得放声高呼,有的甚至站了起来,一时掌声雷动,我还听到了兴奋的口哨声。
    这时,我看见日本人的队列里猛地蹦出一个人来,快速向我走来。我放走了刚才被我制服的日本人,并向后退了退,和来者拉开了距离-----来者正是刚才打伤了俄罗斯人的腿的那位高手。来者走到离我两米远时也停了下来,并摆了个空手道里的预备姿势。
    这个日本人与前两个不同,他并没有主动进攻,而是警惕地盯着我,准备让我先出手。我也将计就计,发出一记右前手直拳,出拳时特意侧身并暴露出右肋部。对方果然上当,一记前踢朝我没有掩护的右肋部踢来,我立即后退,并借着侧身的姿势猛地发出一记侧踹----退步侧踹是对付前踢的一个好方法,因为可以根据自己支撑腿的姿势来增加侧踢的打击深度,而伸直了的侧踢腿是一般是长于对手的前踢腿的,这就是中国武术中所谓的“放长击远”。同时,从力量上来讲,侧踢的力量也是大于前踢的,因为前踢时腿的力量的方向与身体整体的运动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有一部分力已经在自已身体不同方向的运动中相互抵消了。而侧踢时自己的身体和踢出的腿是在一个平面内的,这样就可以使力量集中到了发出侧踢的腿上,杀伤力自然更大。
日本人在中了这一腿后退了几步,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但战斗力仍然旺盛,因为我在向前逼进时双腿被他用双腿绞住,然后他在地上一翻,把我也摔倒了。我没打算和他在地面上一决高下,于是便一倒地就用拳猛砸他的右大腿侧面,因为小时候打闹时我就知道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麻筯”,一旦砸上就大腿发麻。在这一招奏效后,我剩其大腿麻筯时迅速脱离他的打击区域,从地面上站了起来。日本人站起来后,马上要对我发动进攻。但在他逼上来准备出招时,我打了一个迎击,用的是小时候打架时最喜欢用的“王八拳”---不过我用的可不是普通的漏洞极多的“王八拳”,而是以速度为基础的前手盖拳连击,一般一出手至少四下,小时候用这一手屡试不爽,只是后来有高人指点,在砸的时候不要砸对手的头部,因为人的头盖骨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之一,用的力气太大了,很可能对手的脑袋上只起了几个包,而你自己的手指却骨折了。所以我后来都把打击目标放得低了些,落点选在了眼睛和太阳穴的高度,这些部位更要害,而且这个高度的拳法也更利于出击时对自己中下盘的保护。这一下子就是四拳,把日本人打退了几步,但并没有摧毁他的战斗力,他马上又要进攻,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迎上去又是一击。他刚才上盘中拳,所以手仍放在靠上的位置,我一记重拳正打在他的胸腔与腹腔之间的横膈膜处。我在出拳时特意将拳头由外向内旋转,以打出钻劲来----李小龙的“寸拳”利用的也是这种旋转出拳的力量。当我的拳头击中目标时,我听见了“咯”的一声----人的横膈膜是由软骨构成的,这一拳正打在了软骨上,所以发出了这样的声响,由于横膈膜正是人体重心所在,这一击一下子把他倒在了地上。他想站起来,但这次却站不起来了。
    观众席上一片寂静,恐怕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五六秒左右,代之而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和犯人们的欢呼声。这下子,日本人那边好像也没人再主动冲上来了,剩下的人只是互相地看了看,没人起身迎战。日本人的座位那边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站了起来,我以为他是要来和我对打的,但他却用手指着我让我过去。我走过去时,他命令“狱卒”们把犯人全带回去,今天的比赛到此为止。
    我被带到了一座办公楼里,并被领进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口的标识说明这是北野指挥官----集中营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
    北野指挥官告诉我我将担任日本特工的格斗教官,我装作高兴地答应了。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地机会观察整个集中营,以寻找机会逃出去。尽管这里戒备森严,但我从第一天起就没断过要逃出去的念头,但平时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牢里,现在日本人发现了我有利用价值就让我执教,而我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利用他们。
    后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教一队一队的日本特工中国功夫,但故意把基本功训练的时间尽量拉长。同时我也发现我并不是唯一的格斗教官,还有一名北朝鲜人也在教,他叫朴正圭,我在一次下课回牢房的路上和他搭上了话,他是朝鲜人民军第八特种部队的军官,2001年从海路渗透至日本执行对日本自卫队的秘密侦察任务时被日本特工人员秘密绑架。他会一些英语,但因为只是特种部队军人,而非情报人员,所以说的不是太好,但还是可以进行交流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还向北野指挥官请示让我们长时间在一起研究格斗教学,日方批准了。实际上我们是在一起研究如何从集中营里逃走,他也常考虑这个问题,但觉得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很难逃出去。而我则面对着比他还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我在被绑架后发现自己在秘密工作方面的自信已经被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落入敌手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全改变了,这是一时难以适应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信心方面的问题,以往在秘密工作中我总是很有信心的,但现在我发现我很难再集中精力认真思考和秘密地做准备,因为我已经不敢再迷信自己的力量了。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管理方式也摧毁了我的斗志,这里的生活环境比较舒适,每天有吃有喝,还有娱乐,我有时发现我好像有点乐不思蜀了。我和一名来自英国MI6的犯人聊天时,他甚至说如果不是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解决的话,他可能都不会想到要从这里逃出去。日本人在控制人的思想方面的确有一手,一方面有武力的威胁使你不敢逃走,一方面创造这样一个安逸的环境来让你甚至不想逃走,让人自己都不再向往外面的自由。有时他们特意让我们听一些特殊的音乐,对我们进行心理暗示-----让我想起了日本人在占领中国东北时采用的愚民政策,让中国人学日语,按日本方式生活,在学校里也让学生们听一些靡靡之音----看来日本人至今仍擅长用音乐来控制人的思想。
    而现在和朴正圭在一起,我则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他是宁死也要逃出去的,哪怕不能活着回到朝鲜他也要逃出日本人的集中营。他的决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定一起逃出去。我问过他以前有没有人试图逃跑过,他说自他来以后还没听说过,因为没人敢拿自己的身躯去试日本人的机枪子弹。但他告诉我,自他来以后不少犯人都神秘地失踪了。我觉得大概是日本人认为这些人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已经用完了他们的利用价值就把他们除掉了,没必要白养着他们,而且让他们活着的话,一旦他们逃走则日本情报部门将遭到沉重打击。我说他们是不是被带到外面枪杀了,朴正圭心情沉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曾偶然发现一个犯人是被警卫拉进营区东面的一个神秘的小楼的,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但后来一次他竟发现有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出入那座小楼。他这一说,我马上就想起了日本人以前搞的731部队,既然这里是训练间谍的地方,那么对一些行动特工进行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包括发动细菌战的训练是很正常的,而这里又有这么些需要被灭口的活标本,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可以想像,当我和朴正圭的功夫教得差不多时或日本人对我们的教学不满意时,我们就会成为日本特工的试验品。情况十分严峻,我必须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着手制定逃跑方案,一定要尽早逃出这个魔窟。
    一天,北野指挥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了我对目前自己教学的想法。我说了些技术性的东西,想迷惑迷惑他,但他似乎是很懂格斗的,还专门提出要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离开他的办公室的路上,我忽然意识到了一点:他为什么要强调让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呢?我在和日本特工比赛和教他们功夫时从来没有用过这方面的技术,也从未说过自己擅长这个。他怎么会专门想到这个呢?我不由想起了在救林新时和那个留着马尾辫的人的搏斗-----他用的正是柔术里的地面擒锁技术,而我设法打破了他的擒锁。我这下子似乎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绑架林新只是个圈套,日本人想绑架中国的行动特工训练他们的间谍才是真的,山口组那样有着雄厚实力的黑社会组织是不会靠绑架一个中国女孩来勒索一笔并不是很大的赎金的。他们绑架林新是考虑到林新父亲的特殊身份,估计中国肯定会派行动特工来解救她,可以借机顺利地将其绑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交完赎金后,马尾辫仍让我留下,而把林新放走。这样看来,马尾辫可能不是单纯的黑社会人员,而是为日本情报组织服务的外围人员----日本情报组织历来就有与黑社会合作的传统,日本侵华时期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就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扶植的前日本浪人等黑社会分子组成的。看来日本人诡计多端,在逃跑时一定不能轻敌。
   
    2002年11月7日22:47-------东京时间--------我外出失踪八小时后
    老佟在使馆屏蔽室里表情严肃地告诉机要员向国内T机关发报,主要内容为“236号情报员14点半左右外出至今未归,怀疑被山口组或日本特工绑架,但目前尚无法排除其叛逃或出走的可能。”
   
    2002年11月8日10:15-------东京时间
    老佟走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街上,试图寻找236号情报员留下的痕迹。如果再没有线索他就要向警方报告,尽管236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但外交人员的敏感身份是会使日本警方重视的。
    使馆区严备森严,随处可见日本警卫人员。藤森在逃离秘鲁后就隐蔽在东京使馆区内的一间小房子里,不用怕秘鲁特工机关将其抓回。老佟先是询问了附近几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没看见什么异常情况。当他又问到一位家在附近的老太太时,对方说看见昨天下午有一帮警察把一个年轻人塞进了一辆汽车,但她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她离得有点远。老佟一听,觉得警察大白天抓外交官的可能性不大,就问她对方的车是不是警车,老太太说上面没有警用标志和警灯。老佟觉得奇怪,一般来讲,穿制服的警察都是开带标志的警车的,很少有一帮穿制服的警察挤在普通的汽车里,更何况老太太还说他们都全副武装的,他们应该坐在巡逻车里的。老佟又请老太太想一想其他的细节,老太太说年轻人好像出示过一个证件,但被警察撕了后e扔到了路边的下水道里。老佟这下子更加怀疑了,撕别人的证件不是警察正常的作风,而且可以对警察出示以免遭拘捕的证件只有外交人员证件,连本国警察和特工的工作证也没有这个效果----警察和特工人员犯了法也要被抓,拿出证件来也没用,而外国外交官却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老佟谢过老妇人后立即跑到她所指的那个下水道,这个下水道早就停用了,所以下面是干的,老佟用力搬开上面的带空隙的盖子,手伸下去直接取出了他在上面看见的东西-------被撕毁的236号情报员的外交人员证件。
   
    2002年11月8日15:42-------东京时间
    东京警视厅外事课课长本上冠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东京郊区的方向望去。他刚刚在会客室里与来访的中国使馆政务参赞和公安部驻日本警务联络官会谈过,是关于一位来日本出差的外交官失踪的事情,中国使馆已经向负责使馆区治安的警察部门报了案,因为据目击者称这名外交官是被一帮穿着警服的人绑架的,在路边的废弃的下水道里还发现了他的被撕毁的外交人员证件。这是一起严重的绑架外交官的案件,而且作案者还穿着警服,现在有关的调查工作已经正式开展。
    那名失踪的外交官倒不是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了,他的手下就在这名外交官失踪的前一天晚上对他实施了跟踪以确定他是不是中国间谍。结果尽管他的人没有发现他从事什么间谍活动,但也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人是个特工人员,而非普通的外交人员,因为此人明显擅长反跟踪,并在一座大厦里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后来,在使馆区值班的人报告当天深夜他又带着一名女孩在几名持枪武官的掩护下乘使馆的奔驰车进了使馆。现在他被人绑架了,这件事显然不像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其幕后可能隐藏着什么大的阴谋。想到这里,他意识到最近两年来东京已经先后失踪了几十名外国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外国特工。但案子一直没破,因为绑架者逃得很快,而且没留下什么太多的线索,冒充警察绑架外国特工也不是第一次了。本上冠主管的外事课就是负责“搜查”(日语片假名,意为侦察)这类案件的,所以他对这种事情也不陌生了。但不知为什么,最近只要一想起这些失踪的外国特工,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北野俊矢这个人。北野俊矢原来是东京警视厅SP人员(即保安警察,负责对要人的警卫),擅长柔道和剑道。年龄大了以后转而从事刑事搜查工作,成绩斐然,升职很快。但后来因一些政治上的偏激行为和言论而被调去管理设在东京郊外的一个警察训练基地。本上曾在警察训练基地训练过,和北野有点交情,类似这样的训练基地在东京郊外有好几个,有的不仅是为东京警察提供在职培训,还为来自地方上的警官提供训练。北野负责的那个主要是面向地方警察的,因此平时不是很忙,但北野却似乎很注重对他自己手下的管理人员的训练,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在不值班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是,在他参加过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负责对国内敌对组织和人员进行政治侦察的公安调查厅曾提到过在北野在被调任后他们仍对他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监视,但未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呆在训练基地里面的。公安调查厅人员对训练基地也进行过监视,但也没有发现什么。该基地后面是大山,有时可以看见有的管理人员在山里进进出出,而在该基地培训的外地警察则一律不允许进入大山,那里还有武装警卫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北野称那里是装备库和后勤仓库以及管理人员居住区,为防止出现武器丢失等情况的出现才采取严格保卫措施禁止其他人员进入的。自那时起,那座神秘的大山就在本上的心里留下了印象,那些外国特工在东京像蒸发一样消失掉了,再也没有音讯,警察的耳目们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对这一点,他总觉得有些奇怪,只要是在城市里失踪的,总得活着见人,死了见尸呀,而且他也总是觉得他们是被藏在了北野控制的那座大山里,但这似乎有点可笑,他看不出北野抓一大帮外国特工干什么,总不会是当刑警抓人抓惯了,现在不抓人了太难受,所以找些外国特工抓吧。这时电话响了,是负责使馆区的警察打来的,说有名使馆警卫人员在警方的调查中说他曾干涉过绑架事件,但一个穿警服的人向他出示了外事课的证件,并说是在执行公务。外事课?!胡扯,我这个外事课长怎么不知道昨天抓了人?更何况外事课人员抓人时全是穿便衣的。去他M的北野吧,我得先从这儿查起。
第九部分 间谍不会死(三)
   
    2003年1月6日10:23------东京时间
    我装作散步沿着隔离带的铁丝网来回走动,实际上是在暗中观察隔离带的情况。我经过的几个岗楼上的哨兵都向我摆手----------我是他们的格斗教官。每两个岗楼相距十几米,上面有哨兵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我在特种部队接受偷越国境的训练时知道,相邻的两个岗楼上的哨兵的观察范围是有一个盲点的--------在两个岗楼的正中间的延长线上的某一点是两个哨兵观察的死角,因为岗楼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在离岗楼一定距离时哨兵是不会注意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眼睛总是向着前方较远的地方观察的。如果能到达那个死角,再借着夜色的掩护向前潜行就有可能翻墙出去。天黑的时候哨兵会用探照灯来回巡视,但探照灯就更照不到岗楼下面的死角了,因为它的活动范围比人的眼睛的视界还要小,而且按照灯是无法一秒钟都不离开任何一个地方的,因为它要不断地来回巡视,只要身手足够敏捷,躲过探照灯这一方法还是很可行的。但问题是,我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就算我翻出了高墙也有可能迷路而被卫兵抓回。因为从空气等因素判断,这里应该是郊外,不像在城市里可以找到路标等。有时我在走到集中营的另一头时可以穿过高墙的障碍看到前方的大山----这里是被一座大山环绕的,看来整个集中营处于一座大山中。这里应该是东京的远郊,因为我在和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犯人交谈时,这位对日语有深入研究的SVR特工告诉我,这里许多看守兼特工是带着东京口音的。外地的人可能会大批涌入东京,东京的本地人一般是不会大批跑到离家大老远的地方的,这证明这些人的家就在东京,他们只是在郊区上班。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只要能冲出郊区到达在市区的中国大使馆就行了,到时候自然有办法使我回到中国,至少可以把我装入一个大的外交邮箱------外交邮箱也享有外交豁免权,是免检的。我目前的任务是尽量多的了解相关信息,为逃跑行动做好情报支持。
   
    2003年1月6日10:27------东京时间
    北野俊矢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下级报上来的阶段训练报告。对这支队伍他是倾注了不少心血的。除了他在训练基地的老部下外,他还专门物色了一些社会上的各类人员,包括一些退伍军人,退役的运动员和黑社会分子,组成了现在他正在训练的这支力量。他的队员们都很拥护他,因为他们信奉北野指挥官的信条。这些人都对日本现政府和社会不满,退伍军人为国家尽了力,现在却找不到工作,退役的运动员中只有少数才会成为教练,其他的水平不是特别高的人则只会体育技能而别无谋生手段,黑社会分子自不必说,其中不少都是刑满释放犯,他们很乐于推翻日本现政府和报复社会。北野就是要把这些素质参差不齐的人训练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突击队,在合适的时候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日本政府的胸膛--------这里就是东京的郊外,他的战斗队员们可以化装成去市区平暴的机动队员(注:日本警察的机动队相当于中国警察的特警队),乘上训练基地的装甲防暴车直接杀向日本政府设在东京的各个要害部门,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现役警察人员指挥发动的武装政变。
    北野一向厌恶现政府,在他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后,他被警视厅高层从刑事搜查部门调到了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从事警察边缘业务,这更加深了他的仇恨------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日本警察中的精英,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二十二岁就被挑选至东京警视厅的一个SP要人保护小组,在小组中他的各项技能都是突出的,柔道,剑道,射击等他都远远高于他人。但在他直接为政府和议会领导人提供人身保护时,他发现他是如此地讨厌这些政客们,他把他们视成一帮愚蠢的官僚,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他这个精英警卫人员当成杂役,让他干各种各样的杂活,跑腿,替他们办私事------现在他还对此耿耿于怀。后来,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从警卫的岗位上被调到了东京警视厅的刑事搜查部门,成了一名刑警。在刑警部门,他仍然競競业业,出生入死,屡破重案,在抓人的时候他也总是冲在最前面。当他的下级要求冲在他前面时,他总是给出一个理由:“我是贴身保镖出身的,你们的功夫哪里赶得上我?”他自认为自己对刑警工作的热爱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曾经为破案一个多月都没回家。他对部下很爱护,很关心他们,但同时对他们要求极严,有人甚至说他对部下的管理中可以看到武士道精神的影子。但北野对警视厅的高层也十分不满,因为他觉得这帮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官老爷们根本不考虑一线警察的安全和生活待遇,只想着往上爬,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高层人士。
    后来,北野在警察内部会议上经常流露出对现政府及警察高层的不满,并多次进行讥讽。后来竟公开参与一些市民反对政府的活动。这是警察高层绝对不能允许的,结果北野被调离在刑警部门的刑事搜查五课课长的重要职位,到了东京远郊的警视厅第二警察训练基地任主任。这时的北野心里早已恨透了这帮官僚,他开始积极准备让这班官僚失业,开始筹建自己的秘密军队。在秘密地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后,他在自己的训练基地的老部下的基础上把这批新人添充进去,组成了几个分队,并开始全方位地对他们进行训练,以执行将来的突击任务。但成事前的保密工作是关键,否则日本政府只要派来一支陆上自卫队,他的这支部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因为从装备,人员和训练来讲,他的这支部队只是准军事性的。在一支正规的军事力量面前,任何准军事组织或政府机关的抵抗都会被迅速摧毁。北野深知这一点,在二战时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法国警察不畏强敌,发动了反对德国占领军的起义,但由于双方在人员,训练和武器方面都相差悬殊,警察的起义最终被德军镇压了,所以在法国老百姓眼里,警察是不折不扣的英雄,法国至今也仍是世界上警察最受老百姓热爱的国家之一。但如果北野能够出其不意地对日本政府本身发起攻击,制服警卫人员,则可以直捣黄龙,打赢这场不对称战争。但这之前要掌握确切的情报,以发动精确的打击,这就需要这支队伍要有强大的情报活动能力,但北野自己只是个警察,手下的人里也没有有情报工作背景的,为了训练出合格的间谍人员,一定要有人来对他的队员进行专业的间谍训练,但显然他是不敢请日本政府的特工人员来讲课的。但北野想起自己在做刑警时曾与警方的反间谍部门合作过,了解一些反间谍工作,也结识了一些反间谍警察。北野收买了其中一个人,并要其向他汇报反间谍部门对外国特工的监视情况,这样他就知道了哪些外国人是间谍,再让其队员将其绑架,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有时在白天绑架时为掩人耳目,竟让其队员穿警服做案-----他们中有的人就是警察,所以这一点太容易了。为了应付可能的外来干涉,他们还专门伪造了警视厅外事课的证件,因为外事课是专门逮捕外国人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现在,他已经先后绑架了几十人,目前在营里的还有三十多人,有的已经被他灭口了,留着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很可能会使自己的政变企图功归一篑。这些要被灭口的人都是被送进他的生物与化学武器实验室的--------他也考虑过,一旦武装政变失利,他就要效法“奥姆真理教”首领麻原彰晃,用毒气来对付日本政府。
    他的突击队训练基地兼外国间谍集中营设在警察训练基地的后面的大山里,他也因此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第二警察训练基地北野主任的,一个是“新日本突击军”北野指挥官的。秘密基地的入口处有武装警卫值勤,集中营设在秘密训练基地的中间,并设有带机关枪的岗楼。他从不允许自己的突击队以外的任何人进入秘密基地,所以才设了武装警卫,托辞是防止装备库武器被盗。而他的秘密基地本身就已经够隐蔽的了,他本人亲自在建秘密基地时把它选在了一个不容易找的地点,从大山中的一个相对狭窄的入口才能进入设在里面的基地,颇有点像中国古代作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桃花源的入口。
    现在,他的准备活动已经有两年多了,队伍的士气也处于较高状态,现在似乎是行动的时候了。其实他原来打算借去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日本和韩国举行之机发动政变,让整个世界震惊。但其在警察反间谍部门的内线告诉他公安调查厅的人将在那一段敏感时期对他严密监控-------公安调查厅对他监控说明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很受怀疑了,因为公安调查厅的主要业务就是对国内的反政府活动进行政治侦察------看来不能再等下去了,否则会夜长梦多。一旦基地暴露,日本政府就会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天是1月6日,他初步打算在1月20日发起突然袭击,之前得抓紧进行战前动员,同时把那些外国间谍全部处理掉。
    2003年1月11日16:03------东京时间
    我和朴正圭拿着冲锋枪指向蹲在我们面前的三名警卫,在平暴部队赶来之前仅凭我们俩的力量来对付大批的突击队员是不现实的,除非我们能像香港电影里的周润发那样总有打不完的子弹,打起枪来不用瞄准,挨上十几枪也不死,而且对手也不知道隐蔽,总往枪口上撞才行。现在我们最佳的选择就是设法使其他被囚禁的间谍冲出牢房,到装备库去夺取武器,然后选择有利地形和障碍物,一直坚持到增援部队的到来,如果能在这之前出其不意地突袭北野的指挥部,打掉其指挥系统就更好了,但现在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我开始意识到囚禁我们的不是日本特务机关而是一伙恐怖分子是因为在一次教学中,一个学员说我教他的一些中国擒拿技法很有威力,和他在警校时学的一些合气道反关节术很相象。警校?我好像不只一次听这些学员们提到他们在警校时的训练了------的确,日本的对外情报机关----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有从警察中挑选其特工人员的惯例,而且其高层人士也的确以警察出身的人居多。但它所挑选的一般都是有一定经验和阅历的人,以年龄较大的刑警和外事课反间谍人员居多。而我训练的这帮人大多是些毛头小子,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年轻人一下子被对外情报机关选调呢?于是我特地问他:“你警校毕业后在实战中使用过那些技术么?”他说:“没有,我没在一线干过,毕业就被分到了训练基地。不过我们这里有人以前做过巡警或在警署干过。”警校一毕业就被分到了训练基地?那这个所谓的训练基地一定是警方的训练基地了,以前还有人在巡警部门或警署工作过?那他们就是负责治安的警察,而不是特工人员了。从巡警和警署挑选特工人员也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他们都是综合执法部门,没有刑事侦察的经验。这么说我这个学员是完全意义上的警察了,而且是在一个警察训练基地工作,但我却看不出对警察进行间谍训练会有什么直接的效果,就算教的是负责侦察工作的刑警也未必就和他的业务有什么共通之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间谍和刑警的工作理念正好是相反的,刑警是执法的,而间谍有时是专门破坏法律或钻法律的空子的。刑警的任务是发现别人做过某件事情后留下的痕迹,而间谍的宗旨是做事不留痕迹。刑警最看重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算抓到了人也没用。而间谍则不同,即使你有证据抓不住我也没用,因为我已经跑回我自己的国家了。
    为了不引起这个学员的怀疑,我没再问下去,而是在指导另一名学员时装作不经意地问到:“北野指挥官好像很懂格斗,不知道他是练什么功夫的。”“北野君可是警视厅SP出身的,SP那帮人可都是柔道和剑道的高手呀。”SP?那是日本保安警察Security Police的英文名称的简写,相当于我国公安警卫部门,为政要提供贴身警卫。“那他直接就从SP来了这里?”“北野君还在警视厅当过刑事搜查课长,后来调到训练基地当主任。”从刑事搜查课长直接调到训练基地当主任?看来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警察单位了,和间谍似乎没什么联系,那北野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抓外国间谍训练一帮以警察为主的人呢?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些退伍的自卫队人员,还有一些人好像没服过兵役或当过警察。那个在格斗比赛中被我击中横膈膜的功夫较好的人居然是一位退役的踢拳道(即日本式泰拳)运动员。
    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现在问题已经很明朗了。我此前也一直纳闷为什么日本特务机关会绑架外国特工来教一些没有其本国特色的课程,如通用的情报工作基础理论,日本特务机关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特工专家来不遗余力地教这帮人,何必要冒险绑架外国人来教这些日本特工部门自己完全可以教授的东西呢?更不用提让外国人教课时语言上的一些麻烦和他们可能使用一些欺诈手段了。现在我开始明白了,原来这些人不是日本特工,而是在背着日本当局搞一些秘密间谍训练的人,现在也基本上查明它是以一支警察人员为主体,加上退役军人和运动员等各种人员的杂牌军,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起了那座恐怖的小楼----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日本政府为制造生物和化学武器而建立的了,但一提这些武器我的思维马上跳跃到了沙林毒气上,此前已经有过邪教组织发动化学武器袭击和枪击警政署长的事件了。非政府支持的研发生化武器的活动只能是恐怖活动了--------这伙人是恐怖分子。既然他们一切背着日本当局,那他们肯定不是帮日本政府袭击外国目标的,否则日本政府方面肯定会出人训练他们。由此可见,他们是想对付日本政府的。
    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朴正圭,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他们是恐怖分子的话就更危险了,但总的来说情况应该是有好转了,因为我们似乎可以想办法向日本政府求援了,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是被淹没在敌人的海洋里一样,围困我们的其实只是一个湖,再向外就可以脱身了。现在只要向中国大使馆或日本当局打个电话情况就会有转机。
    我对朴正圭说:“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通知外面这里发生的事,有人会来解救我们并对付恐怖分子的。同时争取把所有被囚禁的间谍联合起来,我们可以逐渐地通知到每一个人,并规定好联系方式。”朴正圭有点犹豫:“这会不会走漏风声?”“有可能,但这些人应该明白利害关系,现在不是还有犯人在不断神秘失踪么,就算剩下的人帮了北野最后也难逃一死,而且他们都是特工出身,应该知道怎么进行秘密工作。我们可以用摩尔斯密码联系。”“摩尔斯密码不保险,”朴正圭说:“你不是说这伙日本人里中有退伍军人嘛,说不准哪个就懂这个,这太冒险了。”“是呀,得先想办法通知大家才行。”
    但是,还没来得及通知大家,我就在第二天和朴正圭被四名武装警卫叫出来了,说北野指挥官要见我们俩。我和朴正圭都应该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平时从来不会有四名武装警卫来找我们的,估计是北野也要把我们处理掉了,因为我们俩都可以徒手杀人,先把我们除掉了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了-----看来他们很快也要对日本政府动手了。
    我和朴正圭对视了一下,我们都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在路上,四名持枪警卫和我们保持了距离,我们徒手夺枪的胜算很小。在这个生死的关头,我却发现我并不怎么害怕------因为这种监禁的日子已经使我有点麻木了,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我对生死的看法也有点麻木了,活着我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幸福,死了也并不意味着多么大的痛苦。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技术方面的东西,是能不能取胜的问题-----现在对我来说,输赢的区别比生死的区别更重要,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在这最后的较量中打败敌人,对于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路上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很庆幸朴正圭也没有贸然动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好事,因为我们正被他们引向那座神秘的小楼-----也许进了楼里就更难反抗了,但进了里面以后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拼死一搏了。
    我装作不知情地问到:“北野指挥官的办公室怎么在这座楼里了?”“他临时在这里,可能找你们有要紧事。”一名警卫回答道------他在我的学生里格斗是比较出色的一位。要紧事?是送我们上西天吧。
    我们进了楼里。刚一进门的地方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警卫接管了我们,他们都穿着防护服,头上也戴着防毒面具,让我想起了一部老片子《卡桑德拉大桥》里面列车上的那些警卫人员。那四名警卫向他们交接完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穿防护服,我们由这座小楼里的生化部队人员接管了。两个人中的一个用枪向前摆了一下,示意我们走在前面,我看了朴正圭一眼后就指向门外说:“北野指挥官不是在那边站着呢么?”在两名警卫回头看去时,我冲向离我最近的那个,右拳猛击他因双手持枪而暴露出来的右肋--------他的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显然不适于击打。他马上疼得弯曲了身体,我接着用左手抓住他持端着枪的右臂,右手用手掌边缘,即手刀劈向他的后颈部,那里没有防护用具的保护。抓住他的胳膊后再打的方法属于中国武术里的“控制打法”,即控制了敌人的进攻武器后再进行击打,这同时也可以避免敌人向我开枪,因为当有人从后面掐住了你的右臂的话,你右手拿的枪无论如何也打不到他。一下,两下,三下-----三记连续的手刀攻击后,敌人倒了下去--------后颈部是人体最要害的部位之一,遭到重击后则轻者昏迷,重者丧命。朴正圭此时也搞定了另一名警卫。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换上了警卫们的带着防毒面具的连体服,拿起了冲锋枪。现在我们得快速行动了。如果现在去解救犯人很可能出问题,因为尽管现在防毒面具的掩护可能使别的警卫认不出我们,但戴着防毒面具去监管区肯定会让人生疑,因为防毒服只是在楼里的人为防气体泄漏而随时穿戴的,就算我们冒险去了,在和其他警卫说话时我可不敢保证我和朴正圭的日语都到了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日本人的地步------其实日本人是亚洲人中最难冒充的,因为日本人的种种礼节很容易使假冒者露馅。
    现在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可以选择电话或电子邮件,前者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各个办公室里肯定有电话的。刚才我们搜了那两名警卫的身体,但没发现手机一类的东西,估计在内部是不能随身带着的,因为这可能导致被外界窃听。我和朴正圭持枪上了二楼,可以走廊里有一些走动的人,他们也都带着防毒面具,在这里能区分不同的人标志就是衣服上的号码----这样我们可能被那两名警卫的熟人认出,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拖进了楼下的厕所,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我们得赶快行动。朴正圭的身高和他冒充的那名警卫的身高差不多,就走进了前面的一间屋子,桌子上摆了一部电话,屋里有一个人坐在一边摆弄着一些瓶子。朴正圭指了一下电话,然后过去顺手拿了起来,但他发现这只是一部内线电话,无法向外打。我们可能来不及挨个屋子找外线电话了,我也走了进去,顺手把门关上。屋里的那个人回头看我,我用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问他哪里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这个人的声音很平静,告诉我这个楼里没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我向朴正圭示意了一下,他一枪托把这个人打晕了。我们现在的选择应该是赶紧离开这座楼,免得一会儿被人发现后包围起来。我们俩赶紧出了楼--------本来这里是个战略要地,控制住化学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的力量还明显不够,而且我们必须先通知外界,因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就算全体犯人都被武装起来也可能对抗不过这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突击队。
    现在我们只能向边上的装备库走去了,那里可能找到对外的电话,如果能占领那里的话,我们没准能找到更威猛的家伙,以少胜多才会有可能。我们快速进了装备库后,在门口的哨兵奇怪地看着我们,穿着防护服的人怎么会来这里,我用手在耳朵边比划了一下,又向外指了指,表示要打外线电话,对方竟用手朝一楼的里面指了指。我们点了点头就走进去了,进去时我仍暗中观察他,免得他已经识破了我们并趁我们不备从后面下手。一进装备库,除了库房外唯一的办公室就是值班室,三名穿制服的警察坐在那里,我一进去便用冲锋枪对准了他们,朴正圭示意他们不要出声。对方显然惊呆了,我走过去拿起了电话。拨了老佟在中国大使馆的办公电话-------这样从外面直接打进的电话是百分之百要受到警视厅和公安调查厅的窃听的,但这样更好,可以使他们更早地知道这边的情况。
    老佟在听出是我的声音时显然有些吃惊,我简要地告诉了他这边的情况,并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方位是东京警视厅第二警察训练基地--------放电话的桌子上一本信笺上的抬头这样写着。这时我们听见外面传来了一片噪杂声-------估计是警卫的尸体被发现了,不过我们现在手上有三名人质,估计可以抵挡一会儿。老佟在电话那边说他马上通知日本政府组织营救,然后我们就中断了通话------日本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已经听到我们通话的内容了,他们会更早就采取行动的。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
    公安调查厅的石桥课长接到监听值班员的汇报,一名中国间谍从警视厅第二训练基地向使馆电话报告,他们和一些外国间谍被北野囚禁,后者准备发动对日本政府的攻击并备有生化武器。情况看来很紧急,石桥马上给警视厅打了一个电话。
    2003年1月6日16:12-----东京时间
    日本警视厅第六机动队第七分队的队员已经登上了直升飞机,他们是这次突击行动的尖兵。其他分队的队员也登上了装甲防暴车,跟随着前面的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的车辆向第二警察训练基地进发。公安调查厅是主管对国内反政府势力的侦察工作的,但它只是一个文职特工机关,没有任何用于平暴的准军事行动力量,所以现在它在和东京警视厅的有关人员及作为作战主力的第六机动队一起向北野的基地开进。鉴于北野曾在警视厅多年,这次行动除了警视厅高层人士外几乎没有任何部门的人知道,由一位高层指挥官直接带领机动队员配合公安调查厅逮捕北野。直接执行作战任务的警视厅第六机动队是警视厅所有机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日本赛场的保卫工作就是由第六机动队负责的,而乘坐直升飞机执行第一批次突击任务的第七分队又是第六机动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专门负责反恐任务。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他们本来可以秘密潜入北野的基地,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但那名中国间谍在电话中说他已经进入了北野的装备库,那北野现在应该察觉到他已经向外面打电话了,行动的保密性已经无法保证,所以干脆就让机动队的精锐突击队以最快的速度杀到现场。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
    门外的恐怖分子开始向屋里喊话了,让我和朴正圭无条件投降。我们俩让那三名警卫手抱着头站在门口,如果恐怖分子向屋里射击的话,他们三个将首当其冲。外面的恐怖分子说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考虑,过了五分钟如果我们不释放警卫并缴枪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取行动。我看了朴正圭一眼,他向我摆摆手,也是一付视死如归的样子。不知援军什么时候能到,如果五分钟之内能赶到就再好不过了。我再次拿起电话,但发现电话线已经从外面被切断了。
    估计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向外面求援了,那这时北野应该开始组织防御了,那些生化武器……糟糕。
   
    2003年1月11日16:10------东京时间
    值班室的门被一下子踢开了,一个黑色的小东西滚了进来。我已经躲在了放电话的桌子后,朴正圭也藏在了门的斜后方-----都是外面的人从门口观察不到的死角。而那三名警卫则仍手抱着头正对着门站着。一见有东西滚了进来,我和朴正圭都闭上了眼睛--------我们已经料到那是震眩弹,这里是警察训练基地,肯定不缺各种警用装备。像这种“劫持人质”的局面,对方肯定不会不借用催泪弹或震眩弹而直接突击的。但对方显然不会使用催泪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戴着防毒面具,那扔进的东西肯定是更厉害的震眩弹了。
    尽管我闭上了眼睛,但还是感觉到了震动和强光------这种强光可以使人暂时失明一分钟,其震动可以把人震呆,暂时丧失战斗能力。等我感觉到震眩弹的作用过去之后,我睁开了眼睛,看到那三名警卫正躺在地上呻吟着------震眩弹显然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这时,一名端着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出现在门口,在他向我们开枪之前,早有准备的朴正圭已经一枪让他的脑袋开了花。
    朴正圭马上又向前爬到这名突击队员那里把他的尸体向里面拖,准备拿到他的装备,我把枪指向门口掩护他。我突然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因为他在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上翻出了另一枚震眩弹。
    当这枚震眩弹被扔到门外后,我们听到了外面的人的叫喊------震眩弹对他们也起了作用。等震眩一过,我们立即冲出门外。但这时我们发现外面开始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增援部队到了。
    为避免被误伤,我和朴正圭都脱下了带有防毒面具的连体防护服。等装备库门口的枪声稀落下来后,我们听见有人向里面喊话,如果里面还有恐怖分子,请立即缴械投降,否则格杀勿论。我和朴正圭立即向外喊,告诉了他们我们是被囚禁的犯人,他们一听到我们的外国口音就让我们马上出来。
    我们和机动队员一起向装备库的里面走去。在我和朴正圭被困在值班室里面时,已经有不少武器被恐怖分子拿走了,但仍有不少武器在这里,如果里面还有残余的恐怖分子的话仍然是很危险的。在我们走过重装备库的门口时,从里面飞出一颗子弹,走在前面的机动队员倒了下去。我们马上卧倒,一名机动队员把枪向前探,枪口转向重装备库的里面,但另一名队员制止了他,说这里是重装备库,里面可能有炸弹之类的爆炸物,向里面开枪的话弄不好我们全得被埋葬在这里---------敌人在里面可以向外面开枪,我们在外面却不能向里射击。机动队员又开始喊话,但回答他们的是一句粗话,紧接着是一颗子弹,不过没有打到人,因为我们都卧倒着。我立即起身跑进边上的库房,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催泪弹或震眩弹,但没有找到,但却发现了一些Mils手榴弹(即中国人俗称的“癞瓜”手榴弹)和较长的木柄手榴弹。我看了看木柄手榴弹,又看到了墙上写着的“禁止烟火”的标记,马上有了主意。
    我拿着一颗木柄手榴弹回到了原位置,朴正圭见我拿了颗手榴弹过来,以为我要往里扔手榴弹,急忙说:“你疯了么?往里扔手榴弹?”我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问身边的机动队员带没带烟,一名机动队员从口袋里掏出了我一盒烟递给了我,我拿出了一根烟后又向他要了火柴,朴正圭等人仍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点燃了香烟后,用烟头去烤手榴弹的木柄,一会儿木柄上就开始冒了烟。然后我把手榴弹扔进了库房。
    里面的那名恐怖分子见外面扔进了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以为我们是要彻底炸毁弹药库了,顾不得许多,一下子冲向了那颗手榴弹,想把它扔出去。他刚冲到手榴弹那里时,我已经飞身扑了上去,左手去抓他持枪的右手,右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右手一挣,从我的左手中逃脱出来,但这时我的右手已经找准了他脖子上的迷走神经,右手拇指使劲一抠,他当时就昏过去了。
   
    2003年1月11日16:50------东京时间
    整个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机动队员控制了局势,生化武器楼也被占领了。在对这座最危险的小楼发起突击前,机动队员对它使用了一种神经性毒气,类似于俄罗斯特种部队在解救剧院人质时使用的催眠毒气,事先便摧毁了里面的人的战斗力,使得里面的毒气无法发挥作用。被囚禁的犯人也大都被解救。但北野却不见踪影。我和朴正圭带着几名机动队员冲进了他的办公楼,我去过他的办公室,所以冲在最前面带路。他的办公室关着门,我们就先冲过这个门向前方的屋子冲去。但我刚向前跑了几步就感觉身后响起了枪声,我立即前扑卧倒,当我回头看时,朴正圭和机动队员都中弹倒下了,在他们身后站着的是手拿冲锋枪的北野。我朝北野打了一个点射,但他敏捷地撞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进了屋里。我马上上步靠在了门的左侧。朴正圭受了伤,我看了看他,他向我做手势表示情况还行---------朝鲜特种部队的军人一向是以坚强著称的,以前突袭青瓦台未成的三十一名朝鲜特种兵中有二十八名牺牲,一名被俘,剩下的两人都受了伤,一个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但仍然带伤跋山涉水,偷越朝韩边界回到了朝鲜。但现在朴正圭的大腿上也中了枪,暂时无法战斗。我让他躺着别动,然后将枪的前部探进北野的办公室打了几枪,北野立即还击,子弹打在了门口。我拿起一个被打死的机动队员的头盔扔进了办公室。我在听到枪声后立即冲到了门口,枪口指向屋里-----现在北野的注意力应该在我扔进头盔的那个方向。
    北野果然蹲在他的办公桌边,枪口指向墙壁----头盔刚刚落在那里。我立即向他射击,但他马上又缩回了办公桌下,同时从桌子底下向我开枪,我立即向一旁扑去,在我落地时听到了北野的枪里传来的“咔嗒”声---------他没子弹了。我立即起身向桌子下开枪,他就地一滚,在枪了几声后,我的子弹也打光了。我顺手将枪扔向了北野,他动作很快,一向子就从办公桌周围的那块小地方蹦到了屋子一偶的较开阔地带,我向他扑去,他继续向侧面一蹿,我扑到了他刚才呆的桌子周围的地带。北野向门口一挪,顺手拿起了挂在墙上的日本军刀-----糟糕,我现在开始后悔刚才不该扔空枪砸他,因为我现在完全是徒手对他的军刀了。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向他扔去,北野很轻松地用军刀一劈,那本书被齐齐刷刷地切开了,这并没有阻挡他向我逼来的步伐。我又拿起另一本书向他砸去,他又是一劈,准确无误地把这本书又劈成了两截,他不愧是剑道高手,这仍没有阻挡住他的进逼的步伐-----他现在已经离我很近了,脸上带着狞笑。我又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辞典向他扔去,这次我扔向了他的军刀劈击的死角--------他持刀的手臂,因为他的军刀可以劈向任一方向,唯独无法劈向他自己持刀的手臂。这下子他不得不躲闪了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向前一蹿,正站在了他的面前,我的脸几乎要贴在了他的脸上-------这时他的军刀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用了,因为对付长刀就如同对付棍子和鞭子一样,当你冲到了他的面前时,这些武器就会失去效力。当一个人差不多脸贴脸地站在你面前时,你手中的军刀根本劈不到他,因为你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更没法抡起军刀了。
    北野被我这一新奇的招法震惊了,我趁机一记低发的上勾拳打在了他的裆部,当他被击中后弯下腰时,我又借机一个转身过腰摔将他扔在了地上,他的军刀也掉了。但北野不愧是个老手,刚一倒地就一记外摆腿踢在了我的腰上,同时去够掉在地上的军刀。我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只钢笔,就立即拿起来并取下了笔帽。这时,躺在地上的北野已经拿到了军刀并准备向我劈来,但用军刀砍人前是要有一个抡起的过程的,北野在地上向我抡起军刀时,我也在用手中的钢笔沿着最短的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向他的脖子刺去。当他的军刀还在半空中时,我的钢笔尖已经刺进了他的颈动脉。
   
    2003年1月25日14:35------东京时间
    我坐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看着窗外的天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执行间谍任务,却经历了这样的生与死的考验。我现在在飞机上坐着无聊,大脑便开始搜索着所有关于间谍的信息。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都在追溯间谍这一行业的起源,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竟然说最早的间谍是在《圣经》里的摩西那一时代,但最后最全面、正统的间谍学的起源被认为是在中国,因为《孙子兵法》里详细地阐述了用“间”的理论。科技在不断地发展,技术情报手段在不断地更新,但《孙子兵法》里的人力间谍理论却从未变过,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变的。间谍这一行业也由于影视小说等作品的渲染而变得浪漫化了,它的残酷性却往往因此被人忽视。以前我就提过对外情报工作的难度是大于反间谍工作的难度的,因为在国内反间谍时你有着种种为你的侦察提供便利的特权,又有着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但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时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任何特权来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一切都需要绝对的保密,而且有时你会发现你在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敌对国家的整个反间谍机关,军队和警察。但即使这样,在历史上仍有许多间谍能从敌人的天罗地网中死里逃生,特别是在二战和冷战时期,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可见间谍这一行业被神化也的确由其原因。奇怪,我怎么又开始琢磨这些抽象的东西来了?可能是我被囚禁的太久了,养成了靠琢磨事情来消磨时间的习惯了。不想了,睡觉吧。在我闭上眼睛时,大脑中又闪过了麦克阿瑟的那句话,不过我替换了主语:Spie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间谍不会死,只会慢慢消失。(完)
   
    后记:
    2003年8月2日11:00--------北京时间
   
    该死的“非典”总算过去了,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出来玩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刚刚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和林新喝完咖啡。她现在打算在国内上学,不太想回日本了。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现也又染着了酒红色,还是那么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分开了,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从星巴克走出来后又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在路口向右一拐,前面就是“老番街”,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而来的。这条街的前面就是使馆区,我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使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朝鲜人民军武官制服的人-----朴正圭,他也很准时地在等我,我们看见对方后都快步走上前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十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一)
   
    2003年9月12日22:39------伦敦时间
    我坐在带着外交牌照的车里,等待着刘文泰的到来。我来伦敦快一周了,一直等待着这一刻。我这次的任务是从刘文泰那里拿到他所掌握的中国政府内部为A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名单。刘文泰出生在新加坡,后来移民A国,并成为A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人员。由于他在新加坡出生,所以在长相和语言等方面在向中国渗透这一点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刘也的确是一名很有成效的特工人员,他不仅打入了中国政府的高层圈子,而且还成功地渗透了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为A国情报部门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A国情报部门将他从一线调到了A国情报部门的机关里做案头工作,但可能是因为刘知道的内情太多,触及了A国情报部门的利益,他开始在A国情报机关内受到排挤。后来,刘由于长期从事紧张的秘密工作使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经常做一些不太正常的事,不过都算不上大事,但最终他还是在一家超市里偷窃小日用品时被保安抓获。A国情报机关则借机将他踢出门外,刘一下子就成了一名流浪汉。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坚信自己之所以因小事被开除是因为A国情报机关早就有缷磨杀驴的想法。他曾向有关方面投诉过,但自然不会有结果。这件事也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十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研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外出购物归来后突然发现口袋里被人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纸条的作者是刘文泰,他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当年由他发展的而且现在仍在中国政府内的A国情报员名单,交换条件是我方向其提供若干数额的美金以解决其生活上的问题。这名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T机关的驻外情报人员,看来对方显然知道他的身份才专门把纸条递给他的,由此可见这不是个恶作剧,而且纸条上还提到了一位敏感人物,仅凭这点就可以确定此人应该是刘文泰一样的知晓内幕的人物。估计他是为了躲开A国反间谍部门在国内无孔不入的监视才把地点选在第三国的,但像他这样敏感的人物离开A国国境也肯定是要被跟踪和监视的,更何况英国反间谍部门MI5和A国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估计也会对他进行监视。刘文泰在纸条上还写了交货与付钱的时间与地点。为确保交易时不出意外,T机关决定派一名行动特工负责在现场与刘交易,由于T机关驻英情报站全是由负责政治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和反间谍情报三条线的秘密情报人员组成的,所以没有专门执行危险的外勤任务的行动特工,T机关总部便将我派到了英国。
    我到了伦敦后一直住在使馆,因为这次我的掩护身份是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的外交信使,以信使为掩护身份是因为信使在国外都是短期出差,最多十几天就回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刘接头,在拿到资料后就可以把情报装入受国际法保护的外交邮袋安全地带回国,因为外交邮袋是不受侵犯的。但这只是在敌人不敢破坏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以前就出现过信使被杀,被绑架,邮袋被劫的情况,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人也许还记得影片在一开始就说两名德国外交信使被杀,证件被劫。这虽然是电影,但现实中也不乏其事。冷战时期,法国情报机关“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的特工一次想在国际列车上夺取两名苏联外交信使铐在手腕上的外交邮箱,但见这两名苏联人身材高大,看起来训练有素,估计是由克格勃的行动特工假扮的,就没敢贸然直接下手。后来法国特工设法住在了两名苏联人的卧铺隔间的隔壁,然后他们在两个隔间之间的墙壁上钻了个眼,对两名苏联人施发了催眠气体,在两人昏睡过去后偷到了外交邮袋。
    我这次是和另一名真正的信使一起来英。一般情况下,临时出差的人可以选择住在外面的旅馆里,但信使则必须住在使馆里以保证其安全,而且信使一般要在使馆里住上几天到十几天,等使馆方面回复完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公函后再将复函带回。信使在使馆等待的那段时间一般都颇为无聊,所以和我同去的那位信使竟然带了一部电视剧的影碟去以打发时光。我为不引人注目,所以很少出去转,但我也可以肯定我已经被MI5拍了照-----我是坐着使馆来机场接我们的车进入使馆的,但这也难不倒MI5的反间谍技术人员的,他们在鉴别外国情报人员方面一直居世界前列。驻英使馆的研究室里居然还有两位是我在XX学院时的老师,他们是被XX部以干部交流的名义派到驻英使馆来的,因为XX学院由XX部直接管理,所以其教师也算作事业单位编制的XX部干部,但教师出身的人在使馆一般都是做调研工作。使馆的日子比较平静,只是每周三下午要有点风波,因为这是流亡英国的“藏独”分子每周都铁定了要来中国使馆前示威的时间,但他们也不敢太造次,如果使馆碰巧在这时有外事活动的话,就会把电话打到苏格兰场,到时自然会有英国警察来驱散他们。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盼着刘快点到来,大半夜地呆在这个不熟悉的僻静地点不是很安全,真遇上亡命的劫匪他们才不管什么外交特权与豁免呢,警察倒是轻易不敢犯这条。我在开车来这里的路上发现了有车在跟踪(使馆的车外出一般都要受MI5的跟踪),但我在路口转弯时轻易地甩掉了他们。我以前就看过刘的照片,也了解一些他在中国时的活动情况,现在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能认出他来。
   
    2003年9月12日22:40------伦敦时间
    规定的接头时间到了,我在车里向四周望去,看见一个人从小巷里向我走来-------果然是刘文泰。他见了挂着使馆牌照的车子和坐在车里的中国人后就直接向车子走来。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后就问我钱带来了么,我指了指车的后座,他让我把钱拿过来。
    他在看了钱后就递给了我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一个电脑优盘。我说:“我怎么知道里面就是我要的东西?”刘笑了笑说:“间谍活动也是有游戏规则的,我是一个老特工,当然明白这一点。A国情报局破坏了对自己人的游戏规则,我当然也没必要遵守这些规则了。比如,他们本来是不允许我出境的,但我还是耍了他们,溜到了英国来。我们之间的规则是你给我钱,我给你情报,如果我骗了你,恐怕你要找到我也不是很难吧。我听说你们T机关的行动特工可是比国家安全部的厉害得多了。我可怕会中国功夫的杀手,哈哈。”------他居然知道T机关的存在,事实上目前也没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知道T机关这个中国最秘密的情报机关,知道的也不是太确定,只是把它当作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个秘密部门。看来刘对中国政府的渗透真的是很深。而且他对T机关和国家安全部的行动特工的比较也是不无道理的,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地方各级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并非一个实战单位,尽管它也有自己的对外情报特工和行动特工,但在外勤秘密活动方面还达不到T机关的实战水平,因为T机关的特点就是以外勤秘密情报活动为主要业务,不存在什么指导地方各级机关的工作,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地方分支机构,只是在国外有许多情报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的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和更隐蔽的情报单位SD----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关系。
    刘文泰下车后,我也调头把车开走了,但我刚开了几步就从反光镜里发现刘文泰的身后出现了两个身影,并向刘快速逼进。不好,我立即调转车头开了过去。
    当我逼进那两个人时已经看见其中一个掏出了刀子。我快速逼上去,把车挡在了他们和刘之间。我猛地把车门推开,撞在了那个拿刀的人的身上,他被撞退了几步,刀子也掉了。我刚一下车,他就一拳打过来,我闪身一躲,他的拳头打在了车门上。这时我也看清了对方------他看起来瘦小但很精悍,很像广东人,估计是当地华人移民的黑社会成员。我借机抓住他打在车门上往回收的右臂向左后方使劲一拉,同时突然发力来了个侧闪,左脚在下面使了个绊,这形成了一个中国式摔跤里的“泼脚”动作,一下子就把他摔到了我的身后------他倒在了紧贴车轮的位置。他刚要站起来我便用右手的掌根向上猛推他的下巴------打击下巴也可以用拳,但有人曾经在用拳重击对手下巴时把自己的手指也打伤了,当然,对方的下巴的境遇也不会太好,但如果用掌根的话就不会造成对自己手部的伤害了,而且两者打击的效果也差不多-------这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但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人从后面紧紧地锁住了--------是后面的那个人。他的技术很熟练,用伸直的手掌的食指外缘用力卡我的喉结,另一只手放在这只手的前面助力。我刚要进行反击就感到对方的压力一下子小多了,紧接着他的手干脆就松开了。我向前跳了一步回头看去,刘文泰站在袭击者的身后,右手完全伸直-------看来他刚才在袭击者的背后向某个部位戳了一指。当袭击者转过身面对他时,刘文泰伸直的手掌像金蛇吐信一样快速地将指尖在对方的喉结周围戳了两下,对方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
    刘文泰对我说:“孩子,你快走吧,我照顾得了自己,后会有期。”然后就向小巷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快速开车回到了使馆,路上也没出什么意外。
   
    2003年9月21日08:42------北京时间
    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起来接了电话。对方说:“您好,我们是XX文化发展公司,已经收到您的简历,请与今天上午10点来我公司面试。”------这是T机关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在用暗语通知我上午10点到T机关三号办公楼报到。我本来现在是在完成了在伦敦的任务后的休假期,现在又有事找我,估计剩下的假期休不成了。这次的事情看来也不会是小事。
     
    2003年9月21日09:00------北京时间
    T机关三号办公楼行动部主任办公室内,我坐在肖主任办公桌的对面。肖主任对我说:“根据刘文泰提供的情报,我们已经和国家安全部一起抓获了大量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叛徒,包括许多福建省的政府工作人员,其中一名供认自己除了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外,还为台湾军事情报局工作,并曾到台湾接受特务训练。在进一步的审讯中,他又交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他在台湾受训期间在曾一名军情局特务喝酒,对方喝多了,无意中说出他过去曾在军事情报局在台北郊外的一个秘密的据点任管理员,因为那里保管着大量军情局在解放军内部发展的情报员的档案。对方特意向他炫耀那时自己接触的档案全是最高机密。” 他说到这里时停了一下,严肃地看了看我,然后说:“看来你需要去一趟台湾了。”
    “你是说我把那些档案带回来?”我问到。“对,但档案有好几大铁柜子,看来你还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2003年9月23日10:34------北京时间
    我站在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训练场上的模拟跳伞台上,这将是我今天上午第三十次跳出“机舱”了。自从我在肖主任那里接受了任务后就开始了伞降强化训练。跳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刚到一局后就在这个特种大队接受了跳伞训练,因为这是行动特工的必训科目。如果想秘密潜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有三种途径,即陆路,海路和空中。陆路渗透就是指偷越国境,但如果对方不是邻国的话便没办法了,走海路则可以通过直接潜水登陆,也可以乘潜艇或高速摩托艇登陆------朝鲜特工和特种部队常用这种方法向韩国和日本渗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水上特种部队,即战斗蛙人------在台湾一般被称为水鬼,也经常以这种方式偷袭大陆。甚至在007的影片里也可以经常看到他穿着潜水服上岸的镜头,在“Thunderball”一集里还有他和大批特工(在小说里是潜艇水兵)穿着潜水服在水下与敌人的蛙人集体搏斗的精彩场面。但如果要被渗透的国家是个内陆国,恐怕潜水也会失去作用。而空降才是万能的渗透方式,因为哪个国家的上头都是天空。
    我在这里先强化一下出舱动作,几天后再与去伞训的特种兵们一起真正地跳出机舱。我在这里还可以熟悉一下将和我一起去台湾的特种兵们,他们将由哈连长带领。哈连长是蒙古族人,以前是27军的一名侦察兵,后来考上了军校,在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特种作战及侦察指挥专业学习了三年后被分到了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这次他将带上一个武装侦察排和我一起去台湾--------很多人搞不清特种兵和侦察兵的区别,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只是规模上不同罢了,按传统的编制,解放军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由团部直属的特务连,其中有一个侦察排,负责在战斗前和战斗中进行战术侦察,如果到了师的层次则至少要有一个独立的侦察连,可以担负战役层次的侦察,要是到了军区的层次则需要有一个较大的侦察单位来进行战略层次上的侦察及特种作战任务,叫做特种大队,以前叫侦察大队。由此可见,侦察兵和特种兵其实是同一兵种,只是编制小的单位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编制大的单位执行战役和战略层次上的任务。举个例子,如果你需要侦察敌人的一个火力点的火力情况或抓一名俘虏,则一个侦察班就差不多够用了,如果你要对敌人首都的要害部门进行突袭或摧毁敌人防守严密的军用机场,核设施或指挥部一般就必须要整个特种大队参战了。特种(侦察)兵也分许多种类,但只要大体上分为武装侦察和技术侦察两种就可以了。基本上每一个部队的侦察单位都是由武侦分队和技侦分队两部分组成的。
按T机关行动部的计划,在我们秘密空降到台北后,我先带着那个提供情况的人,原福建省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史建斌去将那个透露秘密据点情况的台湾军情局特工王世俊擒获,然后对他进行审讯,查出秘密据点所在地,再带着特种兵突袭秘密据点,然后由我方派飞机来把我们和绝密档案一起运回大陆。当然,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我方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
    台湾方面曾为防止大陆方面的空降采取过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比较可笑的一点是在一些城市的电线杆顶端插上尖锐的长针,这样就会对空降人员造成一定的威胁,但这只能在我方空降兵大举进攻时起到点作用,但不会有什么回天之力,因为不会每一名空降兵都正好跳到电线杆上。而对于小规模的我方特工或特种部队的秘密空降则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小规模的敌后空降一般都是会把地点选在郊外的,要是在市区空降很容易会被警察或市民发觉。
   
    2003年10月14日23:48------北京时间
    福建省某地,我和哈连长及三十几名特种兵就要登机了,同机的还有一名总参情报部门的军官,他叫李明,曾经秘密潜入过台湾,非常了解台湾的情况,和我方在台湾的潜伏人员也有过长期接触,并且练出了和土生土长的台湾省人一模一样的口音---------我在这之前也专门接受了台北方言的强化训练,训练之余我还常看一些台湾电视连续剧,一方面摹仿语言,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台北的风土人情-------这比模仿日本人容易多了,起码语言上的问题不大,但关键是要注意言行举止要有台湾特色,不能暴露出大陆人的风格。这一点上有点类似于朝鲜特工对韩国的渗透,韩国安全企划部和警察曾对老百姓发布公告,如果在街上发现一些穿同样的衣服,都留着短发,土里土气,带北方口音(其实仅这一条就足够了),做事唯唯诺诺,怕惹事的人就立即向警方报告----------与其他国家的警察不同,韩国警察的第一要务不是维持治安和打击犯罪,而是对付朝鲜的特工人员。
    李明比我大几岁,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总参情报部门从事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是我们这些人里唯一一个对台情报专家。我们潜入台湾以后具体工作的开展就全靠他了,因为他负责与潜伏人员的联络,在整个行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建斌当然也和我们一起去,台湾方面为他提供过了伞降训练,倒也省了我们的事,只是事前让他又温习了几遍。他实际上也是整个行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只有他能帮我们抓到王世俊以查到秘密据点所在地。这也是他戴罪立功的一个好机会。
    登上飞机后,哈连长才向战士们介绍了我们的任务,此前为了绝对保密根本没有告诉他们这次具体是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一听就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一个战士马上说:“我一听是来福建还以为是让我们当打台湾的尖刀部队呢,可把我乐坏了。”哈连长笑着说:“那你明年就别退伍了,一直等着吧,真打的时候我肯定让你第一个空降到台湾 。”一个坐在我身边的战士听说我是行动特工后居然偷偷地问我有没有杀人执照-----看来他是受到了007的影响。其实所谓的杀人执照纯是扯淡,就算英女皇为007颁发了杀人执照,他来中国杀了人被抓照样要被判死刑,中国的法律是不会给英女皇面子的。反过来说,就算你没有杀人执照,你为本国政府杀了人之后只要及时逃回本国也不会被对方处死。所谓的杀人执照其实就是你杀人后逃跑的本事。但英国政府也的确向MI6(007的工作单位) 的特工人员进行过授权,准许他们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恐怖分子”使用致命武力,但这种“杀人执照”并不会阻挡利比亚反间谍部门的活动的。
    这时一个战士又说:“反正我们都要到台北去,那干嘛不干脆借这个机会把陈水扁给干扁了?”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战士马上说:“虽然我们只有三十多人,但如果策划得好的话,真打进他的总统府也不是不可能。”--------他们的话让我想起了朝鲜人民军的特种部队偷袭青瓦台的那件事。那次也是三十多名特种兵,他们着韩国军装潜入汉城,准备刺杀韩国总统等高级官员,但因不慎穿着苏联制军鞋被警察识破,后来被韩国大批军警追剿,大部分突击队员英勇牺牲。这突然让我对这次来台湾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2003年10月12日20:25------台北时间
    “总统”陈水扁的办公室门外,“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即以前的“军统”)局长戴伯特正在等待着陈水扁的召见,由他的部下潘境原策划的这次“诱捕共谍”的行动显然引起了扁总统的极大兴趣,竟然在一听到这个计划后直接让戴伯特来他的办公室面谈。
    面谈开始后,戴伯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这实际上是由军情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提出的。潘的部下黄大伟在大陆策反了福建省某机关工作人员史建斌,在黄的推荐下,潘让其来台接受军情局秘密训练。但在史来台后,潘境原发现史并不适合情报工作,不可重用,但现在已经让他知道了不少内情,让他活着回去似乎不是太好。在想到这一点时,他又觉得这么做一旦走漏了风声军情局将信誉扫地,没有大陆人再敢为其服务了,而且这在内部影响也不太好。于是,他竟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命令手下的王世俊少校,即史建斌的密写术教官请史喝酒,并装做醉酒向史透露其曾在台北的阳明山附近某军情局绝密基地任职,该基地内藏军情局的大量关于在大陆军队系统内发展的情报局的文件,其中许多情报员的级别和军衔非常高。
    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料到史这种人迟早要被大陆方面逮捕,而且由于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算大陆不知道,军情局也可以故意走漏风声让其被抓,这样他就可能在被审讯时说出所谓阳明山秘密基地的事情。由于特意说明了那里的绝密文件是关于解放军内的台湾特务的,按目前台海的局势,大陆方面肯定会急于得到这些文件以尽早消除军队内部的隐患的,因为这些军队里的内奸暴露的越晚,大陆将来在军事上的优势就越小。
    于是,当史一回到大陆,军情局的特工就对他进行了监视,一旦他被安全机关逮捕或突然失踪就向军情局汇报-------估计很快大陆方面就会对“绝密基地”采取行动了。
    现在戴伯特已经得到了情报员的密报,史建斌已经被大陆安全机关逮捕。戴估计时机已到,便立即向陈水扁汇报了这一情况。
    按军情局的计划,大陆在知道绝密文件的信息后,肯定会派特工人员来台夺取这些文件,到时候就可以布下天罗地网将其抓获,但并不是等其一入台就动手,而是先对其进行监控,因为这些特工不可能不寻求大陆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通过监视便可以发现在台湾隐藏得很深的大陆潜伏人员,这些人都是心腹之患,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连根拔掉-------大陆方面想通过派特工来台夺取文件以查清在大陆的台湾特工,而军情局的行动却可以借机查清在台湾的大陆特工。这样一来,大陆就失去了在台湾岛内的耳目,恐怕其不敢轻易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且就算大陆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台湾方面也将在情报上占很大的优势。
    戴伯特汇报完毕后,陈水扁高兴得眯起了眼睛,说到:“这个计划很好,很合理,估计大陆方面会上钩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陆在台潜伏人员始终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这次要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给大陆点颜色看看。我会让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和国军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你们的行动。国防部高层也将会为你们专门抽调’夜鹰部队’来负责直接对付来台的共谍。”
    陈水扁之所以提到法务部调查局是因为这次行动在性质上属于岛内反间谍工作,尽管是军事情报局的人出的这个主意,但军情局只负责在大陆和海外进行情报工作,无权在岛内进行此类反间谍工作,此类工作的主管部门是“法务部调查局”,即前“中统”。它是台湾各情治单位中实权最大的一个,因为它在岛内不仅有秘密调查的权力,还享有拘捕等强制性权力,其侦察范围也极广,凡是和政治安全及贪污受贿有关的案件都要由其插手,而且其业务范围也不像它对外宣称的那样只限于岛内,它同时也从事对大陆的进攻性的情报工作。陈水扁也不仅用它来对付间谍,还用它来调查选举等政治活动中的“黑金”案件等,以确保岛内的政治稳定和陈水扁本人的政治地位。刘德华和梁家辉曾主演过一部叫《黑金》的影片,就是表现调查局人员调查黑社会人员渗透台湾政坛的案件的。
    这样一来,等大陆特工到了台湾,就会由调查局人员负责全程监控,军情局人员配合。如果对方有武装,则可由“夜鹰部队”出面对付。“夜鹰部队”即宪兵特勤队,是一支专门负责在平时反渗透的特种部队,是台湾各特种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编制在一百人左右,目前编为三个组,包括主要配备手枪及冲锋枪的突击组、配备MP5冲锋枪及M16步枪的支持组,以及配备狙击步枪的掩护组,平时都固定维持在三分之二人员待命的状态。
    戴伯特又说:“由于这次是来直接夺取文件,所以估计大陆方面可能派出武装特工,甚至特种部队。我看是不是有必要通知内政部警政署,让其命警方的维安部队和霹雳小组也做好准备,一旦武装共谍漏网窜入市区,就可以发挥维安和特勤人员的室内近距离作战优势将其歼灭或擒获。”陈水扁说:“嗯,不错,应该让他们也有所准备,不过要注意不要再扩大知情范围了,免得被对方察觉。”然后,他把身子往后靠在了椅背上,一字一句的说到:“这次要让共谍偷鸡不成蚀把米,把他们在台湾的老本都赔上。”
   
    2003年10月15日00:41------台北时间
    飞机到达预定地点了,地面上没有什么动静,看来没有惊动敌人。在地面接应的潜伏人员也发来了信号,战士们都起身准备跳伞,我暗中观察了一下史建斌,他好像有点紧张,得看紧他,免得他再次反水,在落地后乘夜色溜掉。李明在经过我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排队跳了出去。很快也轮到我了,我走到机舱门口,看了一眼漆黑的夜空,纵身跳出了机舱。(未完待续)
第十一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二)
   
    2003年10月13日10:00------台北时间
    台北阳明山“芝山庄”军事情报局总部的一间办公室内,台湾“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和“宪兵司令部”的相关人员正在召开绝密会议,讨论“诱捕共谍”的具体方案。为了尽量保密,参会各方都是在缩小范围后选定的部门--------一般来讲,涉及重大反间谍业务的事项也应通知“内政部警政署”和“总政治作战部”等部门派员与会。但为了保密起见,按陈水扁的指示,仅由以上与此案直接相关的部门参加讨论。其中,“国家安全局”号称台湾的“情治太上皇”,因为它负责协调其他所有情治单位的活动,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事实上“国家安全局”就是模仿中情局建立的,而“法务部调查局”则是在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的模板上建立的。“国家安全局”也不仅仅只是个总的情报协调机构,它也可以从事直接的对外情报工作,其成员在海外一般都是以台湾“外交人员”身份出现,出了问题时一般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相比之下,同样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军事情报局”人员则一般在海外以非官方身份出现,即情报界通常所说的”illegal”,出了问题则很少由外交渠道解决,台湾方面甚至可以干脆就否认出事的特工是自己的人,因此其工作的危险性要大于“国家安全局”驻外人员。“宪兵司令部”与会是因为其下属的精锐特种部队“宪兵特勤队”(代号“夜鹰部队”)将负责对付武装的大陆特工或特战队员。宪兵是“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保卫重要政府部门,外国驻台“使馆”,以及国际机场,核电厂等重要目标,维持社会治安,处理突发事件,并负责进行反恐怖,反渗透等专项任务--------------这一点上与大陆的武警部队相似,但不同的是,大陆的武警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执行公安任务的准军事部队,一般来讲,战斗力是弱于解放军的。(日前台湾"军事情报局"提出的大陆将出动武警进攻台湾的说法基本上等于放屁.)而台湾宪兵则是“国军”中的精英部队,蒋介石当年在视察宪兵部队时就亲口说过:“我宁可失去正规军的一名连长,也不愿失去宪兵的一名士兵。”-------宪兵的武器装备一般也要比普通“国军”轻步兵部队精良得多,在历史上也是如此,据说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就是日军在攻陷南京的过程中在雨花台遭到了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国宪兵的沉重打击,用一名日本军官的话说,在中国宪兵的德式冲锋枪的强大火力面前,日军士兵手中的三八式步枪简直成了烧火棍--------日军在中国宪兵的顽强抵抗下伤亡惨重,为了泄愤,日军竟然对无辜平民下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屠城大惨案。如今,宪兵仍在台湾的安全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解放军一定会先派出特种部队对设在台北的台湾要害目标进行致命打击,而“国军”正规军部队一般都驻扎在郊区,要赶来迎战需要一定的时间,担任这些重要目标,包括“总统府”的警卫任务的正是宪兵部队,在正规军赶到之前就要由宪兵来拼死保卫这些地方了。所以台军特别重视宪兵的建设,其特种作战分队,即宪兵特勤队的战斗力在台军所有特种部队中是最高的,平时专门负责应对大陆特工和特种部队的渗透,并担负台湾岛内主要的反恐任务------宪兵特勤队每三个月都会与航空公司合作,登上客机进行反劫机演练。如果这次大陆特工武装对抗情治单位的抓捕,则由宪兵特勤队设法将其制服或击毙,也就是说,宪兵特勤队将担任与大陆特工直接的武力对抗行动。另外,台湾的宪兵不仅从事军事及准军事活动,而且还具有侦察权,不仅可以侦察军内案件,甚至还可以侦察地方案件(不过在不久前的改革中台湾宪兵的这一重大权力被取消)----军事组织享有对地方事务的侦察权,这在各国强力部门中并不多见。事实上,早在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宪兵就是享有这一特权的,大陆较早时候拍的一些反映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影片中就对此有所描述,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部不错的反映敌后地下斗争的片子《蓝色档案》,其中就有地下党员被宪兵逮捕审讯的场面。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军事情报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这次反间设想的始作俑者,他的初步计划是,大陆特工到来后肯定会设法找到王世俊并将其绑架,以便从其口中得知秘密基地所在地,所以他建议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加强对王世俊的监视及保护,注意有无可疑人员暗中监视王世俊并对可疑人员进行反监控,重要的是要发现他们在台湾与谁联系,这样才能在逮住大陆的“派遣特工”的同时也挖出其在台湾的“潜伏特工”。“国家安全局”人员只是负责就整个行动对各部门协调,不直接派人参与侦察。宪兵司令部在前期也先不介入,只是在共产党的特工真的动起武来时再派出特勤队对付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开始时只有军事情报局和法务部调查局的人介入,而且以调查局的行动为主,因为它才是岛内反间谍的主管机关,军情局的人只是提供支持。
    调查局方面发言的是调查局本部主管侦察大陆情报人员在台活动的侦防三处处长邓宏辉,他的意见是,既然共谍迟早是要从王世俊身上下手的,那调查局不妨先广泛利用自己在台北地区的眼线,仔细观察有无可疑人物突然在台北及市郊出现,以便及早发现对方,同时对王世俊进行监视加保护,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等着大陆特工上钩,届时将由邓宏辉亲自指挥调查局本部侦防三处,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及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政治侦防干员对共谍进行跟监。如果大陆特工企图绑架王世俊,调查局特工则先让其得手,然后一路尾随,关键是要查清所有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潜伏人员。王世俊在被绑架后会说出一个地点-------那里并没有什么绝密档案,只有事先设伏的宪兵特勤队员,王还将告诉对方自己可以带他们去那里并通过熟人等关系使他们进入--------这样对方才不会杀他。等他们到了地方后,宪兵特勤人员将使用震眩弹,催泪弹,及国术等种种手段和技巧,力争将共谍全部活捉,如共谍武装反抗,则用狙击步枪等武器将其击伤擒获,尽量留下活口。
    宪兵司令部方面同意调查局对最后一部分,即擒获共谍的方案的安排,并声称准备让夜鹰队员立即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但他提出如果共谍的火力危及到了宪兵们的安全,则宪兵方面有可能使用致命武力。
    随后便进入了具体部署阶段,邓宏辉私下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下属-----调查局侦防三处特工黄利平说:“老弟,这次对共谍的一线调查大任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2003年10月15日13:40------台北时间
    我、李明、刘维杰(花莲旅店老板,我在台潜伏人员)以及由刘负责管理的几名潜伏人员正在花莲旅店的秘密地下室里开会,讨论如何具体展开夺取绝密档案的工作。
    我们在空降到地面后就在接应的潜伏人员的指引下脱离了空降区域,先是到达了郊外一个大院中的一个小楼,这里是潜伏人员孙玉林所经营的“广益行泰来米厂”内的一些小楼之一,对外称是米厂员工的宿舍,我们和战士们先安顿在了这里。外人一般是不会来这里的,周围人员也很少,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孙玉林除经营米厂外还经营林场,资金比较雄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直接与我们联络的是潜伏人员刘维杰,由于他不太方便来到郊区,所以我和李明及哈连长坐着台北市警察局保一总队的警官田子彬(潜伏人员)的车来到了他开的花莲旅店--------一般人是不敢拦保一总队警官的车的。哈连长则和战士们继续在米厂内隐蔽。
    按我们原来的计划,我和李明将让史建斌带路到达王世俊在台北市区忠孝东路一段26号的家附近,然后在其下班时我们埋伏在楼道里用麻醉枪将其击昏,之后装作送病人去医院将其塞入由潜伏人员李学骅(“港风咖啡馆”老板--------这些公开身份为自由职业者或个体经营者的人最适合从事秘密活动了,因为他们在时间上很自主)驾驶的一辆带着假的警方牌照的车辆,将其秘密运往米厂并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在王供认后,我们将尽快采取行动,突袭秘密基地,并在得手后到指定地点等待接我们的飞机。
    现在马上要做的就是对王世俊下手,据史建斌交待,王每天开车上下班,我们在路上动手的机会不大,诸如制造交通意外等拦截方法风险太大,所以我们选定在他家的楼道里动手。
   
    2003年10月15日16:54------台北时间
    我,李明及史建斌一起来到了忠孝东路一段26号王世俊的家附近,我们先没有靠得他家太近,而是坐在李学骅的车里,由于我们手上没有王世俊的照片,所以只能让史建斌肉眼辨认------今天只是认人,明天我和李明前来将他擒走--------这种事最好不要让特种兵动手,因为他们外表上的军人特征太明显,容易让人一眼就认出是来自大陆的,所以轻易不能让他们露面,连哈连长都一直和战士们呆在楼里。
    一辆汽车驶了过来------我们的车的方位是在王世俊的家和他的单位--------位于阳明山脚下“芝山庄”的军情局总部之间的,所以也是他下班的必经之路,史建斌一直在监视着每一辆从这个方向驶来的汽车,但王世俊的车出现时,正值下班的车辆拥护时段,所以他的车开过时速度较慢,史建斌表示百分百确认对方就是王世俊。李明让我呆在车里,他下车徒步跟了过去,此时王世俊正在把车开向车库。
    几分钟后,李明回来了,他已经记下了王世俊的特征和他家的门牌号,就等着明天下手了。
   
    2003年10月15日17:09------台北时间
    负责在王世俊家的对面楼里监视街面情况的调查局特工黄利平用麦克风式对讲机向邓宏辉报告:“有一辆警方牌照车辆在王家附近停留了近二十分钟,在王的车出现后,该车内一人下车尾随王进了楼里,随后又独自出来上车走了。A组的人正在跟踪,我们已经对车里的人全部拍照并录了像。其中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很像军情局提供的照片上的史建斌。”
   
    2003年10月15日17:11------台北时间
    邓宏辉一听到消息马上来了精神,看来共谍开始行动了,他立即命令手下人去查那个警方车牌,同时着手向上级请示,准备把全部机动人员投入到对大陆特工的监视中去。
    2003年10月15日17:15------台北时间
    汽车已经开到了忠孝西路一段,刚刚路过了希尔顿饭店。我坐在汽车副驾驭的位子上,仔细地用反光镜观察着是否有车跟踪-----从事情报工作绝不能大意,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几乎没有哪个间谍在被捕前知道自己已被监控了,否则他们也不会被抓住了,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道自己被发现的情况下落网的,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哪怕对某件事情有一丁点儿的疑惑也不要放过。我记得看过一部叫做《沙漠突击队》的英国影片,演的是二战时一个由德国军事情报人员组成的五人小组奉命去北非刺杀正在开会的盟国领导人,在路上他们被一帮阿拉伯匪徒追杀,但突然来了一架飞机赶走了这帮匪徒,这个突击队的队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飞机来赶走这帮匪徒呢?他本来可以继续思考下去,但一名队员总是唧唧歪歪地抱怨这抱怨那的,使得他分了神而没有继续注意这一点----事实上盟军情报部门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并特意将计就计让他们上钩,所以为了不让他们的行程受到阻碍而派飞机赶走了匪徒,但可惜的是,这名队长未能继续重视这个可疑之处,所以尽管他们最后勇敢地扮成盟军混进了盟军军营,但仍然中了盟军的圈套而全部被杀或擒获-----这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它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值得重视。
    汽车开到了怀宁街时,我发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后面跟了我们大约五分钟了,其他的车辆则要么在路上停下,要么转弯走了。这辆车一直跟我们保持两辆车的距离,车的前排坐着两个人。我让李学骅把车停在前面的音像店门口,然后让他注意后面的那辆黑色小轿车,然后我下车走进了音像店。
    音像店里正放着刘若英唱的《后来》,我在里面转了两三分钟,假装选光碟,然后又回到了车上。在我向反光镜望去的同时,李学骅对我说:“我一停车,后面的黑色小轿车也停了,但没有人下车。”当我们的车重新开动了大约一分钟后,那辆黑色轿车又在反光镜中出现了------------看来我们真的有“尾巴”了。
    看来情况不妙,基本上可以确定我们已经被跟踪了。对方可能是警察,但更有可能是负责反间谍的“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如果是警察的话,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们的警方牌照有问题,但照警察的工作方式,他们早就该过来直接盘查了,似乎没有长时间跟踪的必要。如果对方是调查局的人的话,问题可就十分严重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完全暴露了。但敌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们的呢?我们今天凌晨才着陆,此前潜伏人员已经检查了空降区域的周边环境,没有发现敌人,之后我们就到了米厂,哈连长和战士们留在了那里,我和李明下午去花莲旅店开会,在确定了计划和协助我们的潜伏人员人选后,我们又回到米厂,一直等到李学骅把车开到米厂,然后把我们送到王世俊家。难道是我们在进入米厂时就被人发现并报告给调查局了?当时是深夜,能见度很差,不过也不好说,没准孙玉林此前就被调查局人员注意并进行了监控了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可真是万分危急了。现在已经没那么多时间来考虑我们是什么时候暴露的了,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车开回米厂。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除非我们能确信把尾巴在路上甩掉,但这也不代表米厂那边尚未暴露。怎么办?看来我只能以攻为守,看看敌人到底知道我们多少了。于是我先用李学骅的手机给孙玉林打了个电话,让他迅速将米厂的所有同志转移到其他地点,他自己离开米厂后也暂时不要再回去,并派人暗中观察米厂周围的情况。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坐在黑色轿车里跟踪可疑车辆的是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调查员厉永平和他的助手王正义,他在这次代号为“钟馗行动”的反间谍调查中被编入A组。刚才总指挥部已经通知他,前面的车的警方牌照是伪照的,车牌号倒是真的,不过那是台北刑侦大队侦二队的一辆不带警用标志的公车的牌照,现在该车正停在刑大的车库里呢。共谍一般不会使用警用牌照的,因为那样风险比较大,看来他们真的是在策划绑架,用警用牌照可以使人误以为是便衣探员在守候和抓人,也可以在绑架后撤离的路上不受拦截。
    A组总共有四辆车八名组员,后面的三辆车马上就要跟上来并和他换位置了,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辆车长期跟踪而使对方怀疑的情况了。
    这时,前面的车又停下了,厉永平的车也在慢慢减速,不知道对方这次又要干什么。几分钟前目标车里的一个年轻人下车进了一家音像店,在里面停留了几分钟后走了出来。共谍不会是执行秘密任务时还有心情听歌吧,也不会是为了买点来台湾出差的纪念品吧,而且他是空着手出来的,看来那家音像店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刚才可能传递了什么情报或报告了什么情况,所以他刚才特地记下了那家音像店的店名和地址。
    这时那名年轻人又下车了,但这次目标车没有等他,而是直接向前开走了。厉永平觉得奇怪,难道他是在台湾的潜伏人员,现在要回家了?那可得跟上他,查出他家在哪儿,如果他不是回家而是去另一个接头地点的话就更好了。
    他马上也下了车,并告诉开车的调查员继续跟住目标车,并随时和后面的车联系并向黄利平组长报告,然后他跟在了那名年轻人后面。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A组第二辆车里坐着的是北部机动组调查员宋太平和刘长勇,由宋太平负责。宋太平在目标车和厉永平的车刚刚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时发现目标车突然停了下来,一名年轻人下了车并向马路右面走去,厉永平坐的车也停了下来,他在后面跟着那名年轻人也走了。看来他是在跟踪这名共谍。这时他的麦克风里传来了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的声音,告诉他厉永平下车步行跟踪去了,并让宋太平的车赶紧上来和他的车换位置,以免共谍怀疑。
    宋太平在用麦克风通知了后面的A组第三辆车后马上赶了上去,排在了厉永平的助手开的车前面,继续对目标车进行跟踪。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厉永平在跟踪前面的年轻人,他刚才刚刚向黄利平报告了方位,这里是重庆南路一段,黄让他一定要小心,不要暴露了自己。厉永平自认是步行跟踪的老手,轻易不会让对方识破的,加上自己身上带着枪,完全可以应付任何变故。
    前面的年轻人开始拐进了一条小巷,那里应该是条死胡同,看来这里就是他的目的地了,厉永平立即跟了上去。
    他刚一探头就感到一个埋伏在拐角的身影在他眼前快速一闪,一只胳膊牢牢地锁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发不出声来,同时对方的手在向右侧卡他的迷走神经,自己的左手也被对方抓住向左侧猛拉,对方是在利用这一左一右的合力使他昏迷,显然是个擒拿的行家。但他也不是白受了调查局的训练的,他用左脚用力向对方的脚趾上使劲一踩,同时右手向右用力拉开对手的右臂对自己脖子的擒锁,向前一进步,在向右转身的同时用右手向对手打去一记反手拳。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我见厉永平挣脱了我的擒锁后向我打来一记反手拳就竖起右臂一挡,然后顺势用右手缠住他的右腕向斜后方使劲一拉,把他的右臂彻底拉直了,然后向我的方向猛拉,同时左臂用前撞肘向他伸直的右臂肘关节快速撞去--------这一招在中国擒拿术里叫做“韩湘子撞枝”,属于分筯错骨术,即通常所说的“大擒拿”部分,我的左肘向前方撞他被拉直了的的肘关节,同时右手向后方拉他的肘关节,这正利用了这一前一后的合力,加上我使的是冷脆劲,只听“喀”的一声,对方的胳膊断了。
    厉永平叫了一声后捂住了自己的右臂,我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这里是死胡同,不用太担心会突然有人出现。
    我让他转过去面对着墙,然后趁机掏出消音器安在了枪上,再让他转过来,他显然吓坏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们的?”
    “今天下午。”
    “在哪儿?”
    “忠孝东路。”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在那儿?”
    “这………”他有些迟疑,显然刚才保命心切还顾不上撒谎,但现在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考虑了。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没必要再问下去了,因为他说是在忠孝东路就意味着我们是从一开始就被监控了的,他们显然知道王世俊的事,我们的行动意图完全暴露了。但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为王世俊而来的呢?莫非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陷阱?
    厉永平说话了,他现在显得镇静得多了:“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大陆特工的胆识,佩服。不过,兄弟,你以为你逃得出台湾么?”我觉得这样正好可以对他进行试探,当我正在想如何套他的话的时候,他又说了:“老弟干脆还是弃暗投明吧,跟我去调查局可以把你按投诚人员处理。”
    “除非到了回天无力的地步,否则我是不会投降的。”我说到。
    “哈哈,你不觉得你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么?你们的行踪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下,我们还有不少人在跟着你刚才坐的那辆车呢。”-------------跟踪我们的车证明他们目前还不知道米厂里藏着解放军。
    “那看来我们的行动意图早就暴露了?”
    “当然,军情局的人就是要把你们骗来台湾的。”
    糟了,我们从一开始就上当了。这时,厉永平突然对着自己的衣领说:“我现在正在重庆南路一段北起第一个胡同劝共产特工投诚,你们就在外面?”他是在对着麦克风说话,难道还有别的敌人也跟过来了?
    “怎么样,兄弟,做个决断吧,外面有我们好几个人,你困在这个死胡同里肯定跑不脱的,赶紧放下枪向我投诚吧。”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正在跟在宋太平的车的后面,按刚才他们在麦克风里的约定,一会儿将由第三辆车超过它们赶在目标车的前面,而他自己的车将仍然保持在后面。
    但突然他发现目标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宋太平的车也开始减速,并在一点点地超过目标车-----------看来他是想赶到目标车的前面去,让王正义的车跟上去,这样比自己也停下来引起对方怀疑好多了。果然,麦克风里传来了宋太平的声音,他让王正义跟上去。
    但就在这时,王正义发现目标车里又下来了一个人,手臂上缠着一件衣服,这个人快步跑向宋太平的车,并向车里的人猛烈地挥着手,好像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宋太平见目标车上的人快步向车跑来就把车也停下了,他见对方在车窗外对他说什么就摇下了车窗,并听见了对方的话:“我要投诚。”
    宋太平一听,第一反应是这下子我们可以省了不少劲了,第二反应是这下子麻烦大了,因为他看见对方手臂上缠着的衣服里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对方打开后车门坐了进去,用枪指着宋太平的头,让他立即将车向前开。“去哪里?”宋太平问到。“向回开。”李明说。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王正义正要跟上去,却看见目标车里下来的那个人走到宋太平的车窗前,然后坐到了宋的车的后座上。从他的裹着衣服的手臂的姿势来看,那里面应该是藏着枪的。王正义立即向坐镇指挥的黄利平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
    黄利平感觉到情况不妙,命令王正义紧紧跟住宋的车,但这时王正义又报告,说目标车向另一方向驶去,而现在第三辆车还没上来,不知道该跟哪一辆。黄利平做出决断,要王正义先不管宋的车,要不惜一切代价咬住目标车,因为现在已经百分百确认对方是共谍了,那么共谍刚才的做法无非是要用劫持宋太平的车来引开跟踪车辆对目标车的注意力,绝不能上他的当。反正后面的第三和第四辆车里的调查员也都认得宋太平的车,让他们跟上去解救宋太平他们吧。同时他立即通知B组人马上和他一起出发,跟随A组的车辆,同时他也把这一紧急情况汇报给了在总部坐镇指挥的邓宏辉。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我用无声手枪对准了蹲在我面前的厉永平,他仍在对着自己的麦克风虚张声势:“你们已经把这里包围了?好,我估计他一会儿就会和我出去的,所以你们先别开枪。”我早已识破了他的小伎俩,他对麦克风说的话太多了,这反而让人觉得他是在使用心理战术,而且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要是有大批人来包围这里的话是不会这么静的。就算真的有大批调查局特工包围过来我也不怕,因为有他这个人质在手上,但关键的是现在得赶紧脱离这个危险区域,因为这里是死胡同。我迅速将身子向外一撤,向外看了一眼,并没有人包抄过来-----我已经料到了这一点。当我转过身去时,厉永平正用双手端起刚从围在脚踝上的枪套里掏出的枪,他的右臂受了伤,所以我转过身去时,他的枪口还在向上抬,但在他的枪口对准我之前我的子弹已经射入了他的脑袋。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黄利平刚刚坐进汽车里准备带着B组的人去支援A组的调查员,这时麦克风里却传来了厉永平的声音,显然他已经被他所跟踪的大陆特工用枪逼住了,他在麦克风里说了自己现在是在重庆南路一段。真见鬼,这个关头上他又出事了。黄利平赶紧让B组的两辆车立即赶往重庆南路,他自己带着另两辆侦防车快速追向A组的方向。
    这时麦克风里传来了厉永平对对方进行心理战的声音,他在骗对方说他们已经被大批调查局特工包围了,劝对方投诚,他一直是在说这类的话。但没过多一会儿,他好像听见“扑”的一声,然后是厉永平的呻吟,随后就没声音了。
    他刚开始想该怎么处置那边的情况,麦克风里又传来了负责跟踪宋太平被劫持的汽车的A组第三辆车调查员声音------宋太平的车突然向回开了。
    黄利平来不及考虑对方的动机,只是让第三辆车跟着王正义的车追踪目标车,同时第四辆车跟住宋太平的车,然后他命令自己的司机再快点开,这下子他可以和共谍来个面对面了。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A组第二辆车内,李明仍在用枪指着坐在前面的宋太平,刚才236已经用麦克风通知他他现在正在重庆南路一段,所以他得赶快赶到那里和他会合。李学骅开的那辆车已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李明在下车前按236的要求给史建斌戴上了手铐,以免他在只有李学骅一人开车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偷袭以再次反水到台湾一方。李学骅只要能暂时逃脱调查局的追踪就行了,因为他可能已经完全暴露了,估计调查局的特务已给我们拍了照,那找到他只是个时间问题,看来我们得把他带回大陆了,但问题是不能再让别的潜伏人员暴露了。
   
    2003年10月15日17:27------台北时间
    黄利平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现在共谍已经摊牌了,看来他们今天是要来个鱼死网破了。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再跟踪目标车了,因为他们既然发现了跟踪自然不会再直接回窝了。于是,黄利平命令王正义和第三辆车里的特工快速上前,一前一后将目标车截住,注意对方可能使用武力,可能的情况下要照非致命部位开枪以留下活口。
    这时,跟踪宋太平的第四辆车的特工报告宋的车在重庆南路一段与忠孝西路的接口停下了,另一个人上了车。黄利平心里一股怒火涌了上来,他一边命令第四辆车跟紧他们,并伺机采取行动解救宋太平和刘长勇,然后马上又在麦克风里对B组前往宗仁胡同两部侦防车里的调查员破口大骂。
    这时那两部车刚刚赶到重庆南路路口,车里的四名调查员已经发现了宋太平的车以及紧紧跟来的A组第四部车。他们立即把车迎上前去,挡住了宋太平的车的去路,同时第四部车也在后面堵住了那部车。
   
    2003年10月15日17:27------台北时间
    目标车已经开到了位于忠孝西路二段的台北邮电局前方,王正义把车向右一别,正挡在了目标车的前面,但同时目标车也重重地撞在了他的车上。后面的A组第三部车也撞上了目标车的后部。王正义和第三部车里的两名调查员一起拔出了手枪,对准了目标车里的人。
    在目标车内,史建斌一见调查局的人上来了,马上挣扎到车窗前高喊:“我要投诚,有重要情况举报!”李学骅马上转身用刚掏出的手枪一枪打在了他的头上---------他知道米厂这一重要据点以及有解放军藏在那里,绝不能让他背叛得逞。但刚刚打死了史建斌,李学骅就感到自己的后背像被重锤猛击了一下一样,他知道自己中枪了,但他仍转过身向车窗外的王正义打了一枪,对方退到后面躲开了,同时第三部车里的调查员向他开枪,他脖子上中了一弹,在他的头歪在车座靠背上时,他又看了一眼史建斌,确认他已被打死后自己也一头向副驾驭的座位上栽倒了,几秒钟后,他牺牲了。
   
    2003年10月15日17:28------台北时间
    我坐在宋太平的车的后座上,李明坐在我的旁边,手枪仍指向宋太平的后脑-------现在我们手上有两名调查员做人质,估计对方不敢贸然开枪,但我们绝不能选择与其僵持,而是要趁这个机会给对方以快速有效的打击,否则等受过专门反劫持训练并拥有特种装备的警方或宪兵的特勤小组赶来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日后被写入他们成功反劫持的历史教材了。
    我见三辆车里的六名调查员全走出了自己的汽车并将枪口对准我们这部车后就用右手将枪指向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刘长勇的后脑,同时用左手摇下车窗,随后偷偷地掏出了来台之前T机关装备部给我配备的超强型瞬爆烟雾弹,我先是装作要谈判的样子向对方大喊:“你们全给我向后退两步!”当对方在考虑我这句话的时候,我用左手将已经拉掉了环的瞬爆烟雾弹扔出了车窗外。只听“嘭”的一声,我坐的这辆车的周围立即被一大片红色的浓烟包围了,这种烟雾弹是T机关专门研制的超强型的烟雾弹,所以它刚一爆炸整个汽车就全被烟雾包围了。
    调查员们不敢开枪,因为他们已经没法看清车里的情况,如果贸然开枪很可能会打死自己的同事。但这时坐在我前面的刘长勇趁机转过身来用双手钳住了我持枪的右手,同时宋太平也借机伸手去夺李明的枪。我用双膝顶住前面的座位,同时用左手抓过右手里的无声手枪,一枪打在了刘长勇的前额。李明在那边仍与宋太平搏斗,我又一枪打在了宋太平的头上。
    我和李明都从他所靠着的右侧车门爬出汽车,调查员们都站在车的左侧,我不失时机地又向他们扔出另一枚烟雾弹。
    仅这一会儿工夫,重庆南路与忠孝西路的交叉路口一带已经炸开了锅,路人们见这烟雾弹加子弹的场景全傻了,我们也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我们立即沿着重庆南路向南跑去,现在红烟还未散去,街上又有不少行人,估计调查员们不敢朝我们的方向乱开枪的。
   
    2003年10月20日08:32------台北时间
    军情局总部楼内,我穿着宪兵制服走进了三楼的一间厕所。五天前,我和李明在摆脱了乘车赶来的调查局特工的堵截后又沿着重庆南路跑了一段后向右拐入了汉口街。在那里,我们拿出和假警车配套使用的“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侦二队”警官证向一位市民“征用”了他的汽车,然后一口气开到了刘维杰开的花莲旅店附近,在确认了那里没有暴露后,我们又把车向前开了很长一段后假装下车购物把车停在一家超市旁边,然后步行到了旅店。经刘维杰与孙玉林联系,我们知道特种兵们已经被孙玉林用米厂的卡车转移到了他所经营的林场那里,我们随后也由潜伏人员秘密送到了林场。
    在分析形势后,我们清楚了整件事是军情局的一个阴谋,想用所谓绝密文件来诱捕大陆来的特工并进而挖出大陆在台湾的潜伏人员。既然行动的目标是假的,这次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安全返回大陆,同时保证潜伏人员不再受到损失。李学骅已经牺牲了,估计法务部调查局会从他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这样的话我们在林场也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必须马上与T机关和总参谋部联系上,让他们派飞机把我们接走。但目前我们已经暴露了自己在敌后的存在,敌人一定会加倍注意防空勤务,这时来飞机将会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还得再等一阵,但这又将使我们不得不谨慎应对调查局的搜捕。调查局在岛内耳目众多,再加上他们有了李学骅那边的线索,如果坐等下去我们很可能会被他们追查出来,所以我们决定以攻为守,就算返回大陆也不能空着手回去。
    于是,10月19日晚,我和一名擅长开锁的潜伏人员偷偷来到忠孝东路一段王世俊的家,尽管和调查局的交锋已经过去了四天,但这样做仍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里很可能仍处于调查局的严密监控之下。
    我们化装成维修工人乘车进入了王世俊家所在的楼群,由那名潜伏人员开车,我则蜷曲在座位下,这样在他开车离开时别人会以为他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
    他很快就撬开了王世俊家的车库,李明跟踪王世俊到过这里,告诉了我们他家及他的车库的具体位置,我在确认了他的汽车后就又让潜伏人员撬开了他的车的后备箱,然后我钻了进去--------剩下的事就是等着天亮了。
    王世俊今天早上直接开车到了军情局总部上班,车停在了军情局院内的地下停车场。王世俊停完车后就走了。我悄悄地从后备箱里爬了出来,估计李明他们也该到了-------他们在阳明山附近埋伏着,看见了王世俊的车就跟踪到军情局来。
    我拿出藏在身上的麻醉枪后躲到了停车场的一角,一名宪兵巡逻到了这里,他在四处巡视着。突然,他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吹口哨,他觉得奇怪,因为他没有看见任何人,但口哨声又响了,估计是有人在故意逗他,他快步循着口哨声的方向走去,但他刚走了几步就感觉到后背上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我把那名宪兵塞进了王世俊的车的后备箱里后就以巡逻的步态走出了停车场,我手里提着的袋子可能会使我暴露,但我又不得不提着它,因为里面东西至关重要,过一会儿的行动全靠它了。我放低手中的口袋,头转向一边装作巡视的样子走过了停车场入口处的管理员办公室。
    我现在已经走进了军情局的办公楼的主体部分,楼道里有一些穿着军官服的人-----军情局的人员都是正式的军人,所以在楼内都要穿制服。但楼里也可以看见负责保卫工作的宪兵的身影,但楼内的巡逻人员不多,多数宪兵是在要害部门的门前站固定哨------估计档案馆那里的警卫也肯定松不了。我从楼内的示意图上发现了档案馆位于三楼,我到了三楼后发现了档案馆所在地,但我没敢凑过去,因为门口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宪兵在站岗,要是离他们太近被他们发现我是个穿着宪兵制服的陌生人后我可就惨了,这时我也发现两名宪兵的头上还有电子监视器。我倒是有一个大但的设想,就是一直走过去,直到监视器的正下方两名宪兵站着的地方,因为那里是监视器的死角,然后突然掏出无声手枪干掉他们,但这个过程中的变数太大,极不保险,如果两名宪兵够警惕的话,在我一开始走向他们时就会让我停下或者在我掏枪时他们已经开了枪,现在还没必要下这么大的赌注,更何况还不知道进了档案馆的门以后里面有没有警卫呢。
    于是我向回走到了三楼的男厕所,在里面掏出了口袋中的一部分东西,其中有定时催泪瓦斯弹,我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放出催泪瓦斯,然后戴上防毒面具,这是按照台湾宪兵的制式防毒面具仿照的,这样一来,在楼里的宪兵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以应付突然出现的大量瓦斯时,我就可以用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防毒面具瞒天过海了。我刚才在楼下也特意在示意图上找了一下军情局的领导人物的办公室的位置,但上面根本就没有标,但我在二楼时看见一些位于走廊紧里面的一些办公室外面有好几名持枪宪兵的固定哨,估计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所在地。由此可见,要刺杀戴伯特这帮人的难度很大,成功率很小,不过无所谓,现在还没到杀他的时候,关键是要拿到那些解放军内部的叛徒的档案,有了这些就可以消除内患,这才是这次行动的目标。
    我在考虑什么时间放催泪瓦斯最合适,李明和哈连长正在潜伏人员的帮助下埋伏在离军情局总部不远的地方的一个较大的秘密据点里,潜伏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仿照的宪兵制服以及霹雳小组的蒙面作训服,他们可以用这些为掩护配合我的行动。
   
    2003年10月20日08:55------台北时间
    军情局局长戴伯特办公室内,戴伯特正与潘境原谈追捕大陆特工的事情。这次行动让调查局很没面子,光天化日之下让大陆特工干掉了三名特工,对方也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当初把假情报传给大陆方面的史建斌,是在企图再次叛变被大陆特工打死的,他到头来还是死在了共产党的手上。从那名被调查局特工打死的人身上只搜出了一个“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侦二队”警官证,上面显示他是一名叫做林毅文的组长,但这证件是伪造的。此外没有其他的身份证明,从该人身上搜出了一个手机,上面有许多号码,可见此人是一名潜伏人员,而非来自大陆的特工,调查局依照电话号码的线索追查下去,发现此人原来是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但现在调查局只是将其家人监控起来,尚未采取别的措施。手机中的其他号码似乎只是其一些普通朋友和生意伙伴的,至于其中是否仍有隐藏了身份的共谍则要等调查局调查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两名漏网的共谍似乎与以往他们对付的大陆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人员不同,因为国安部人员的风格比较类似于以前大陆拍的间谍片子中的江姐,张露萍,冯传庆一类的人物,而这次这两个人这样居然像电影上的007一样玩起了“全武行”,则实在是少见。潘境原也说他怀疑这两个人是共军的特战队员,看来也不无道理。
    戴伯特问潘境原:“你认为共谍在与我方摊牌后下一步将怎么走?”
    潘境原回答说:“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可能会想办法逃回大陆,因为既然他们知道自己的意图已经暴露,那估计他们就不敢再打档案的主意了,因为现在再试图窃取根本就不在什么秘密地点的档案无疑是自投罗网,所以估计他们目前会以逃命为重。不知局座有何高见。”
    戴伯特刚要回答,却听见外面一阵噪乱,他问潘境原:“外面怎么回事?”潘境原也是一脸疑惑,这时他们听见了有人在大喊:“是催泪瓦斯!”(未完待续)
第十二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三)
   
    2003年10月20日08:50------台北时间
    我已经设计好了方案,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先从三楼走到一楼,然后进了一楼的一间男厕所,我特地选择了各楼层间的安全楼梯,而没有走电梯,因为我最怕遇上其他的宪兵,负责这里的警卫工作的只会有一个宪兵分队,其成员间应该是互相认识并熟悉的,如果一名宪兵看见了一个穿宪兵制服的陌生人的话,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军情局正式工作人员倒不一定认识所有的宪兵,因为他们是不会与警卫人员有太多的交往的,但也要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毕竟这帮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情报人员。
    我在一楼和二楼的男厕所里都放置了定时催泪瓦斯弹,时间定在了一分钟后,因为时间定得太长就很有可能被上厕所的军情局人员发现而将其拆除。然后我快步走向三楼,在走到档案馆那条走廊的边上时,我将身体隐藏在拐角处,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枚震眩弹,将它紧贴着墙边快速向档案馆的方向滚了过去。
    我虽然闭上了眼睛,但也感觉到了对面的墙反射来了从走廊的另一头发来的强烈闪光,同时这条走廊也经历了一场微型地震。我听到了那两名持枪站岗的宪兵发出的叫声------估计他们已经被震晕了。
    我马上戴上防毒面具,然后向走廊里又扔去了一枚即爆催泪瓦斯弹,这种催泪弹不用定时,拉掉拉环后三秒钟即起爆,并随着催泪气体的施放涌出大量烟雾,可以模糊敌人的视线。敌人在监视器的另一头也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我等了半分钟后才从走廊上出现,否则档案馆里面的人会怀疑外面的宪兵怎么会这么快就戴上防毒面具赶来了。此前,我听见了档案馆里面的嘈杂声,显然他们从监视器里看见了外面的异常情况,但这并不算什么,因为我听见楼下闹得更厉害,有人在大吵大叫,可以清楚地听见人们在快步疾跑的声音。
    我一边向档案馆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拿出几个防毒面具并把它们搂在左臂里,装作前来给里面的人分发防毒面具的样子,当我走过两名负责警卫的宪兵时,他们还在地上呻吟着。我上前推开了档案馆的门。
   
    2003年10月20日08:56------台北时间
    潘境原一听见外面有人喊是催泪瓦斯,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是共谍渗透进来了,这帮家伙胆子还真不小,居然跑到军情局里来了,这下子就让他们自投罗网。他马上站起来,跑到门口大喊“戴办”(戴伯特局长办公室)的人员,戴的一位秘书马上跑了过来。潘境原让他照顾好戴局长,并叫警卫的宪兵过来,但这时那几名宪兵都已经被熏得直流眼泪,他们一边咳嗽一边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这时潘境原也觉得呼吸出现了困难,一名宪兵走过来后说已经有人去仓库里取防毒面具了。这时戴伯特也走到了门口,潘赶紧向里面推他,并让戴的秘书赶快把窗户全打开,然后他从一名宪兵手里抢过冲锋枪,对戴伯特说了一声:“局座,我马上去档案馆,你先不要出去,一步也别让宪兵离开你。”然后他拿着枪向三楼冲去。
   
    2003年10月20日08:52------台北时间
    藏在军情局对面的李明先发现军情局的门口有不少人刚从楼里冲出来,有的坐在地上咳嗽,有的干脆趴在了地上,后来又看见一些宪兵从军情局主楼边上的宪兵兵营里戴着防毒面具冲进楼里。他马上就明白是236在里面动手了,现在也该特种兵们动手了。
    他立即通知哈连长,让已经换上了宪兵制服的战士们戴上防毒面具,乘着由潜伏人员改装成的假军车向这里开来--------这辆车平时一直藏在一名以修车行老板为掩护的潜伏人员家的库房里,本来是准备在台海一旦爆发战事时由我方人员在敌后扰乱敌人行动时用的,现在却派上了用场。如果236打李明手中的手机来通知他的话,他们将立即化装成起来支援的宪兵机动部队冲进军情局夺取文件。
   
    2003年10月20日08:55------台北时间
    我推开门走进了档案馆查阅处后,发现几名穿着军装,外面又披着白大褂的档案管理员正在冒着催泪瓦斯气体抓紧收回摆在工作台上的文件。这个工作台把来访者和管理员们隔开,估计如果有人想借阅档案的话就要先等在外面,等管理员取来后隔着工作台交给他。我向他们举了举手中的防毒面具,对他们说戴局长命令全体人员赶紧出楼,餐厅的瓦斯发生了泄漏,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保住人命是最要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听,马上打开工作台上一个小门的锁,从里面走了出来,我总共拿出了四个防毒面具,出来的有六名工作人员,但他们也顾不了这么些,干脆脱下白大褂围在口鼻部,直接跑出了档案馆。走在最后的那个准备给门上锁,我让他把钥匙给我,由我来处理,他迟疑了一下,仍坚持自己拿着钥钥匙,我见其他的管理员都已经跑出了走廊,便向他身后指了指,等他回过头去看时,我扔掉手中的口袋,双手上前摘下了他的防毒面具,当他转过来面对我时,我顺势用双臂箍住他的后脖颈,向我这力拖拽,同时用右膝猛撞他的裆部,双臂将其向我的方向所施的拉力与我前顶的右膝形成了一个打击的合力------泰拳中的膝击最注重这种技法,而且这种姿势可以使自己锁固对手脖颈的双臂与自己前顶的右膝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连续顶击效果更佳------但我这一次膝击就已经使他昏迷了。我把他的防毒面具又放回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来,即使外面来了人发现倒在门口的管理员也会以为他是因为没有防毒面具而被瓦斯熏倒的,而此时被我用震眩弹击倒的两名宪兵仍倒在那里,看来是催泪瓦斯把他们催眠了。
   
    2003年10月20日08:59------台北时间
    潘境原快冲到三楼时正碰上戴毒着防毒面具下来的档案管理员们,他们几个负责在工作台接待的人员,所以身上特有的白大褂使潘境原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潘境原拦住一个问他上面的情况,他说一名宪兵给他们分发了防毒面具,并说戴局长让他们疏散到外面。潘境原一听觉得可能是戴局长电话通知宪兵的,便问他那名宪兵在哪里,对方说可能还在后面,他们的一名管理人员应该是负责在后面锁门的,潘境原一听便让对方先到外面去,然后叫一些宪兵来档案馆,然后他不顾呛鼻的瓦斯冲上了三楼。
   
    2003年10月20日08:58------台北时间
    我用钥匙打开了工作台的小门,然后开始寻找档案馆的藏档位置,在工作台的左侧有一个小车,车是停在一个小轨道上的,看来轨道的另一头才是真正储存档案的地方,当前台有需要时便由管理员电话通知另一边,对方在那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在全部档案中找到被要求查阅的那一份,再用电动小车从那里运到前台来------和T机关档案馆的方式大同小异。这样看来,我可能无法直接在查阅室里拿到文件了,我看了一下屋里有没有指明档案馆内部房间的指示图,但没有发现,估计是在外面,因为档案馆的内部工作人员肯定是知道的,只有外来查阅的人需要知道这些,我刚打算走出查阅室去看看其他房间,查阅室的门却被推开了。来人见我穿着宪兵制服站在工作台里面,马上将冲锋枪的枪口转向我,我立即下伏,工作台成了我和来人之间天然的障碍,我立即掏出一枚震眩弹,这时我感觉到敌人在向挡在我和他之间的木质工作台开火了,我立即向右一滚,同时将震眩弹扔出了工作台。
   
    2003年10月20日09:00------台北时间
    潘境原对着工作台打了一个点射,然后用力将自己的身体向查阅室的门撞去,这样便可以冲出门外,因为敌人可能向他反击,他绝不能在那儿当活靶子------作为台湾军情局的正式军官,他在台军特勤队接受过全面的特战训练。他此前就怀疑对方是共军的特种兵,现在看来极有可能,而且这次共谍是来窃取解放军内叛徒的资料,军方不可能不派人参加的。现在他要和共军的特种兵好好较量一下。
    他刚一跃出门口就感觉到身后有一阵猛烈的震颤,前方的墙上反射了一部分身后发出的强光,让他有点花眼了,但还没有完全看不见东西。他知道共谍刚才用的是震眩弹。他将身子继续向前一跃,然后躲开门口正前方的方位,将冲锋枪对准了里面-------现在共谍被困在了里面,他准备和一会儿赶来的宪兵一起瓮中捉鳖了。
   
    2003年10月20日09:01------台北时间
    李明的手机响了,这是刘维杰的一部手机,他本人平时不用,只在特殊情况下用于联系,现在由李明拿着负责和236通话。236让他开始行动,并说自己被敌人困在了三楼东侧的档案馆里。李明接完电话后向特种兵们摆了一下手,大家立即开始行动了。
   
    2003年10月20日09:01------台北时间
    我和李明通完电话后,立即开始在工作台后面打量起了室内的情况。现在看来没地去别的房间查看了,敌人主守在外面,现在连脱身都成了问题。不过这倒没什么,我还有手机在身上,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发现的信息用手机通知外面-----尽管文件本身不在这里,但这里还是应该能找到相关信息的,我见身后一张桌子上的一台电脑还开着,便走了过去,但这时我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一定是有敌人来增援了,特种兵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到,而且他们要是来了不可能不与守在外面的敌人交火的。如果我现在放弃工作台的掩护而走到电脑那里实在太危险了,敌人很可能射中我,看来现在得先把敌人解决掉。我看了看口袋剩余的物品,定时催泪瓦斯弹全用光了,但还有两枚即爆催泪弹,两枚震眩弹,四枚Mills手榴弹,一把无声手枪和一把麻醉枪。
   
    2003年10月20日09:02------台北时间
    面对赶来的四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宪兵,潘境原好不容易才张开了嘴巴,他暴露在瓦斯气体中的时间有点长了,再加上震眩弹对他的影响,他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勉强用手指了指档案馆里面,一名宪兵要把他拖出楼,但他推开宪兵,用手催促他们快进去。四名宪兵见状,明白了里面情况非常危急,便拿着冲锋枪向门口冲去。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我听见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将一枚Mills手榴弹扔向了门口,同时整个身子都伏在了地上,否则在手榴弹爆炸时我很可能被其穿透工作台的弹片所伤,同时我隔着防毒面具将双手紧紧压在了自己的耳朵上,否则在这个距离内爆炸的手榴弹足以使人的耳朵暂时什么也听不见的。
    “轰”的一声过后,我感觉到工作台的一部分被炸成碎片飞起来落在了我的周围,我通过工作台被炸掉的部分看见查阅室的门已经不在了,外面躺着被炸倒的宪兵。
    我趁机滚到电脑旁,但发现这时电脑已经关机了,大概是被断电了,但我同时发现了它旁边被墙壁的凸出部分挡住而从我刚才的位置看不到的一些柜子,上面有许多小抽屉,标志着各种档案的索引,看来这是档案馆为了在电脑出现意外时为手工查阅档案索引而专设的,尽管上面不可能有详细的文件内容,但起码标题是会有的,一些文件的题目里会有在大陆发展的情报员的姓名,因为在军情局总部里是不需要对情报员使用代号的,查到他们的真名应该不成问题。我立即移到了那个方位,凸出的墙壁可以挡住敌人射来的子弹。
    我背对着外面,这样可以防止突然扔进的震眩弹对我的损伤,扔催泪弹进来是没用的,我戴着防毒面具,扔手榴弹也不大可能,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一旦损坏就无地弥补的资料。我尽力做到用眼睛搜索小抽屉里的卡片上的文字,用耳朵留意门外的动静。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潘境原见四名宪兵全被炸倒后,骂了一句“笨蛋”就爬向他们,这时他已经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但他还是爬到了宪兵那里,并摘下了其中一个没被炸坏的防毒面具,他现在需要这个来让他恢复体力。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李明他们的车马上就要驶到军情局大院了,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是236打来的。但出乎他意料的是,236告诉他们不要来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文件的索引,从文件的题目中发现了我军内部叛徒的名字,他可以用手机告诉他们这些名字,敌人已经开始恢复战斗力了,特种兵们再前来会遇到抵抗并被前来增援的大批敌人包围。总要有人活着把情报报回总部。
    李明还在犹豫是不是应该前去营救236时,对方已经要开始说出叛徒的名字了,李明立即拿出笔来记这些名字----236那边可能已经没有时间说得太详细了,但只要有真实名字就够了,在军队中是很容易查出来的。而且由于这次是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就排除了敌人像《三国演义》中周瑜故意让蒋干盗书那样用反间计除掉我方军官的可能------希特勒在侵略苏联之前就用这种反间计使斯大林错杀了众多优秀的苏联红军高级将领。李明是军方情报部门的,所以对军队里的人物了如指掌,但当他听到这些名字时也还是有些吃惊,其中有一位是少将军衔的空军某学院院长,还有一个他本人认识的人,是南京军区的一名中校。在他记完这些名字后,236让他和军人们立即返回,不要让这边的敌人发现,然后立即将情报通知总部。他又说了一句“一定要把情报报回去,你们先想办法立即返回大陆,我会设法脱身。”然后挂断了电话。
   
    2003年10月20日09:06------台北时间
    我挂断了电话后顺便关了机,以免它在不合适的时候响起暴露我的方位。现在我准备离开查阅室了,原计划是借催泪瓦斯弥漫楼内之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得情报,但潘境原的出现完全打乱了计划,这时再让特种兵进来是不明智的,很可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避免牺牲自己的情况的出现,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对自己军官的内部培训教材上有这样一句话-------侦察员在完成任务后应尽全力保住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果你死了,你知道的秘密也会和你一起死去,指挥员便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这样你就失败了。
    估计外面的敌人应该听到了这边的枪声和爆炸声,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敌人赶来,我得抓紧时间了。
   
    2003年10月20日09:07------台北时间
    借着防毒面具,潘境原在外面开始恢复了一些体力,他的枪仍指向门口,如果敌人出来就给他一梭子。但这时他却发现里面扔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他做出反应之前,就感觉到一束强光和剧烈的震动------对方手里还有震眩弹。
   
    2003年10月20日09:07------台北时间
    我在出门前看了一眼放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一台电视,这实际上是查阅室外的电子监视器的终端,门口还有一个人在动,我从他身上的军官制服认出了他是第一个持枪冲进来的那名敌人。于是,我在门口向他的方位扔去了一枚震眩弹。
    我在监视器屏幕上见敌人被震眩弹制服后便冲出了查阅室,但我刚一出门便感觉到了大量的脚步声-----敌人的援兵循声找来了。
    我立即倒在地上,拿起倒在地上的一名宪兵的冲锋枪并把它对准了查阅室的门口。当我听见敌人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时,就转过头并将手指竖起来让他们不要出声-----我身着宪兵制服,戴着制式防毒面具,敌人看不出来其中奥秘。我让他们伏下身子,用手指指了指里面,然后向里面打了一个点射。
    赶来的宪兵有十几个人,也都戴着防毒面具,还穿了防弹衣。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人用手势指挥宪兵们都躲开门口正前方的位置,分散到走廊两侧的拐角处,我准备趁机溜走,但那名军官低声问我里面有几个人,我向他伸出了两个手指,然后将枪再次对准了门口。当军官转过去时,我慢慢地退到了走廊的一侧。到了拐角处时我看见那名军官做手势让大家低下头,然后拿出一枚震眩弹扔进了查阅室。
    我趁着这些宪兵们都闭上眼睛的机会快速从拐角处移动到了外面的走廊,在感觉到身后有震眩弹爆炸时,我又趁这个机会起身跑出了前面的走廊,震眩弹的震动会使宪兵们不到我跑开的声音。
   
    2003年10月20日09:09------台北时间
    戴伯特在几名宪兵的护卫下坐在大院内宪兵兵营的一个房间里,此时军情局的军官已经开始向院外疏散了,只有宪兵留在这里对付楼内的共谍,刚才已经有一个突击队被派进去搜捕共谍了。这时他也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消防车的警笛,增援人员已经到了,看来局势完全可以得到控制。
    这时他看见从主办公楼的门里出来了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宪兵,便让身边的一名宪兵去把刚出来的那个人叫来问问楼内现在的情况。一名宪兵立即照办,跑向了那个人。
   
    2003年10月20日09:09------台北时间
    我刚走到楼前的空地就发现院子里只剩下武装的宪兵了,不少穿军官制服的人都在大院外或坐或躺地休整着。我准备混入负责警戒的宪兵当中,然后趁机溜出院子。
    但这时,我发现一名宪兵在快速向我跑来,我装作没看见他继续向前走,现在我应尽力避免与宪兵接触,因为他们有可能认出来我不是他们的战友。刚才那帮突击队员忙于对付查阅室里的敌人,无暇顾及我到底是哪个兵,但在外面则可能被心细的敌人发现,我得赶紧脱离这里。
    但那名宪兵直奔我而来,并对我说戴局长让我过去告诉他楼内的情况,我发现情况不妙,就借机对那名宪兵说我在一楼刚看见了大量的C- 4炸弹,已经来不及拆除了,马上就要爆炸了,楼可能会塌,赶紧向外跑吧。那名宪兵显然是被我的话震住了,来不及考虑其真实性便向宪兵兵营戴伯特那里跑去。我一边向前方的大队宪兵跑去,一边对他们喊说楼里有大量炸弹,楼要被炸塌了。他们一听也立即扭头就往大院外面跑。我借机混入这帮宪兵中一起出了院门。
   
    2003年10月22日23:39------台北时间
    我和特种兵们坐着渔船向大陆的方向前进,战士们都警惕握着武器,以防突然遇上敌人的巡逻艇,以我们的火力应该能够对付一到两艘巡逻艇的。我们也已经与总部进行了联系,到时候有人会来接应我们,我们只要用灯光与他们进行暗号联系就可以了。我在跑出军情局大院后趁其他人都注意大楼是否爆炸时偷偷溜出了那一区域。然后用手机与我潜伏人员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另一秘密据点会合了,情报此时已经安全地发送到了总部,估计此刻名单上的叛徒都已经处在了严密的监控之下,反间谍部门会争取通过监视而发现他们的联络人等其他间谍网成员,以便继续放线。一旦有迹象表明他们被敌人通知并试图逃跑的话,军队保卫部门会立即将他们拘捕。
    驾驶渔船的是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就坐在我身边。他见我们略显得紧张就笑着对我们说:“不用太担心,台湾的海巡署笨着呢,每年都有大量的大陆人在蛇头的带领下偷渡过来,他们楞是发现不了,更别提发现我们了。更关键的是,海巡署内部有我们的人,他们的巡逻规律早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夜空下的台海一片寂静,这倒让我想起了电影《追击红色十月》最后那场叛逃的苏联潜艇被美国人藏到那条河里的戏,这寂静让人感到可怕。
    突然,前面传来了船支行驶的声音,一个轮廓出现在前方,很快从那里射来一缕光束,是对方在用按照灯查看我们是哪里的船只。战士们都暗暗地拉开了武器的保险,而我身边的那位“船老大”却笑着说:“不用担心,现在离大陆已经很近了,台湾的巡逻艇是不敢开到这里来的,估计是我们自己的船。”果然,对方开始用喇叭喊话了:“前方的台湾渔船请注意,我们是公安边防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003年10月23日10:32------台北时间
    潘境原坐在自己在军情局的办公室里--------他今天早上正式回来上班。尽管他当时吸入了不少瓦斯气体,并尝到了震眩弹的滋味,但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所以只在医院里经过了短暂的休养便出院了。现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张调查局在忠孝东路一段拍到的大陆特工在为绑架王世俊而踩点时的照片。照片中有四个人,现在这四个人的图像都已经被分别放大,一个是已被打死的史建斌,一个是被调查局枪杀的大陆潜伏特工,另两个估计是从大陆过来的,尤其是其中较年轻的那一个,尽管潘境原在档案馆里没有看清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共谍的面容,但他凭感觉觉得那个人就是照片中这个年轻人。虽然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抓住共谍,但他在关键时刻的忠诚表现也让戴伯特对他另眼相看,但同时这场由他创意的诱捕共谍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晋升的美梦也破灭了,他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个年轻的大陆特工的面容并把他牢牢地刻在脑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我们走着瞧。”
   
    2003年10月23日18:57------北京时间
    肖主任仍在办公室里加班,我坐在他的对面,回答他对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在debriefing告一段落后,他欣慰地说:“很好,你们完成了任务,也都全身而归了,非常出色。”
    我说:“一名潜伏人员牺牲了。”
    “哦?你说的是李学骅吧。”
    “他的真名叫曹永川,不是我们在台湾发展的人员,而是由总参派过去的。他原来是总参的一名军官,后来利用假身份在台湾潜伏下来,已经潜伏了三年了。”
    肖主任没再说什么,他看起来心情很沉重。慢慢地,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被傍晚的彩云染红了的天空,说了一句:“等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就不会再有中国人打中国人了。”(完)
第十三部分 带枪的外交官(一)
   
    2003年11月12日19:50------北京时间
    我坐在朝阳公园南门旁的Latino夜总会里,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聚会,中间穿插着火爆的拉丁舞表演。像这样的聚会是不定期地举行的,一般都是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我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所以和她一起来湊个热闹。我是在外交学院上学时认识她的,她当时在外交学院学习在职英语培训课程。
    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一名高大的外国男人正在狂吻一名漂亮的中国女孩,并把手在她的身上放肆地乱摸,我扭过头去,和身边的一位老外随便地聊了起来,这位长者自称是好莱坞的一名摄影师,现在在中国拍片。很快又有几位也来凑热闹,其中有一位个子很高的美国女孩,是位留学生,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我感觉到她无论从衣着还是举止方面都显得很传统,在她走开后,我转过去对我的那位朋友说:“不知你发现没有,好像这里的中国女孩很开放,而美国女孩反倒显得较为保守。”她笑了笑说:“这很正常,很多人都以为美国女孩比中国女孩开放,但现在似乎不是这样了。其实这就像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变化那样,美国年轻人在七十年代时的各种运动达到了它的波峰状态,造成了艾滋病横行等社会问题,经历了这么些年,现在已经处于波谷了,美国人也变得保守多了。而中国开放时间还不是很长,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发展的高峰中,也就是说,是处在波峰状态。所以你看到的现象也很正常了。”她说的很有道理,至少这里的女孩子都是比较开放的,和老外见了面先上去贴贴脸,哈哈,当然我指的是以前就相识的,和陌生人还没到这个地步。
    我去了趟卫生间,在回到原座位的路上一位中国女孩主动过来向我打招呼,并用英语问我会说中文么。我感到有意思,就说“我就是中国人呀,当然会说中文。”她笑着说:“我把你当成外国人了。”
    “啊?我很像外国人么?”
    “不,我是说这里外国人很多,我把你当成了韩国等地方来的人。”韩国人?哈哈,听到别人说把我当成了韩国人我可实在是太高兴了,其中自有原因,当然这是后话。
    我和她简单地聊了聊,她是一名海归,现在回国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我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就散了。在我转过身来时,发现我的那位朋友正在和一个很胖的人说话,但看起来她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我走了过去。她见我过来了,就转过来和我说话,没再理那个人,那个人瞪了我一眼后走开了。她说:“这个人真讨厌,说话举止特女人气,还总缠着我和他跳拉丁舞,我说不会,所以不想跳,他还是没完没了地缠着我,多亏你来了。”哈哈,我的这位朋友确实很漂亮,颇似影视明星陶红,可惜比我大几岁,而且早就结婚了,没机会了。“听说这里有不少人是来找一夜情的。”她神秘地对我说。“我也觉得有些人是,当然,不包括我,哈哈。”我的话音刚落,却发现刚才那个人又凑了过来,身后还跟了两个人。他走到我的朋友面前,又一次问他:“小姐,我再次诚挚地邀请你和我跳舞,能给我个面子么?”
    “我说过了,我不想跳,请不要再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可以教你,跳跳就会了,来吧。”他伸手来拉我的朋友。
    “嗯,“我发话了,”既然这位小姐不想跳,您就别勉强她了。好么?“
    那人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谁?她男朋友么?”
    “当然不是,她早就有老公了,都结婚三年了,是吧?”
    没等我的朋友回答,那人就说:“那你还跟着掺乎什么?一边去。”
    呵呵,口气不小,但如果他知道不久之前他面前的这个人还把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的老巢给闹了个底朝天的话,恐怕他绝对不敢这么嚣张了。
    我想起了史蒂芬·席格在一部电影中在同样情形下说的一句话:“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男人在聚会上对一位女士不敬,那也是对与这位女士在一起的男士的不敬,相信我,这不值得做。”-----这是他在那部扮演一名联邦环保调查员调查环保污染事件的那部片子中的台词。我把这句话用更为通俗的版本说给了这位不善的来者。
    对方好像被我逗了一下,差点笑出来。他以一种鄙视的表情对我说:“那你想怎么样呢?”这句话倒使我真真正正地想教训他一下了,我指了指外面,说:“那边好像就是朝阳公园。”我的朋友听了,忙抓住我说:“我们回去吧。”
    我没说什么,而是自己走向了门口。我出了门之后,走向朝阳公园,但还没到达那里,就被几个凑上来的人拦住了。
    “先生,是出来玩的么?我们夜总会有小姐,酒水价格也不高,去看看?”
    我回过头去,那位先生已经跟了出来,后面还有两位帮手,不过这两位看起来倒不像打架的人,应该也是公司里的白领一类的。
    那位老兄走了上来,伸出右手向我推来-----看来他并不是要出手打我,而只是要对我进行推搡,但性质是一样的。我右手向左上截住了他的手臂,然后右腿向前再向右侧斜后方扫他的小腿,同时右手转向回收,再蓄势以短促劲一发,掌心直奔他的横膈膜处--------虽然我没有传说中的传统武术里放人多少丈之外的本事,但我这个技术的运用还是比较成功的,后推和下扫腿同步进行,掌推用上了爆发的寸劲,在扫腿使他失去重心的同时,这一掌把他放出大概三步远的位置-----他倒在了地上,能把这么个体形的人放出这么远已经不易了。
    后面那两个人一下子楞了,面面相觑,不敢干涉。那位先生也被这一推惊呆了-----这正是我要追求的效果,既能镇住对方,又不造成什么伤害,免得造成太大的法律纠纷。我连忙走了过去,对他说“呀,老兄,地这么滑,你怎么不小心点呀,来,快起来。”那位先生已经蒙了,见有台阶下,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聚会结束了,我和朋友分手告别,她开着车来的,要把我送回去。我说方向不同,我还是打车走吧。她笑了笑,和我说“Bye.”但在我刚要转身离去时,她又摇下车窗,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对了,忘了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对别人说我已经结婚三年了,这是我的secret.”
    “哈哈,对不起,我当时只是想用这个支走那只苍蝇。”
    她把车开走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坐进车里后对司机说:“直开,朝阳门,外交部。”------我要回我的新住址------外交部南配楼。
   
    2003年11月13日08:10------北京时间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这是外交部的传统,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工作人员一般都要在电视前看某保密部门制作的《电视内参》。我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鉴于朝鲜半鸟局势的发展,T机关感到其特工赴朝韩执行任务的机会会大量增加,所以要给行动特工找到较好的掩护身份。考虑到我是从外交学院毕业的,以前又在外交部实习过近一年,所以让我冒充外交部工作人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做到以假乱真应该不难。而且T机关行动部的领导们之所以有这么个想法是有直接原因的-----外交部这两年开始破天荒地面对社会在职人员录用公务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因为中国的外交部出于保密等方面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是只从应届毕业生中招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一般也都是通过考试一毕业就入部工作的,以前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经历,只有少数军转干部除外,但外交部里的军转干部极少,一般都是在办公厅的保卫保密部门以及条法司边境勘界部门等与军事相关的部门工作。另一个例外就是有一些人是从外交人员服务局、外交学会、外交学院,国研所等部属单位调来的,但其性质与军转干部和社招人员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原来就在外交口,只是原来是在外围部门工作。像现在这样直接对社会上的在职人员进行考录还真就没有过先例,但招收在职人员的名额非常少,绝大部分新录用的公务员仍是应届毕业生。但这还是给了T机关一个绝好的借口。就这样,我从T机关的一个掩护机构----某市场调查公司被外交部录用为正式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我早就是公务员了。
    按T机关与外交部商议的结果,我被分到了亚洲司朝韩处------这样T机关以后就有完美的借口把我派往朝鲜半岛了,而且我上次到日本营救林新时的公开身份正是外交部亚洲司七处(综合调研处)干部,这个以前公开使用过的身份正好可以与现在的职务在对外时以司内处际干部交流相互解释。我的真实身份只有部分部领导和亚洲司的部分司领导知道,朝韩处处长也被通知要对我“特事特办“。这样我就进入了在外交部“长期潜伏”的状态。
    有两种长期潜伏的特工总在西方一些间谍小说家们的作品中出现,特别是Tom Clancy的。一种叫做sleeper,一般是指被派到敌方或从敌方那里发展的情报人员,他们的特点是平时不执行情报任务以免暴露,而是长期潜伏,一直到最关键的时刻再发挥致命性的作用。因为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所以被称为sleeper.
    另一种叫做floater,一般都是行动特工,而且其潜伏的地点不一定是在敌方,在本国内也可以以掩护身份潜伏下来,平时也不执行什么常务性的任务,只是在有紧急需要时作为行动特工施展身手,如营救,刺杀,跟踪,绑架等。听到我对这种特工的描述,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起了某部电影中的某个人物?---------是施瓦辛格在《真实的诺言》中扮演的那个小商人,平时装得庸庸碌碌的样子,到了行动的时候就蒙着面大打出手,他平时掩饰得的确很像,以至于他的老婆都差一点被一个假特工骗走,还记得吧,哈哈。
    我现在基本上就属于这种floater,平时在外交部扮演外交官的角色,当T机关需要的时候就借着外交特权与豁免来执行任务。
    我虽然名义上是在朝韩处,但处长并没有让我承担太多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份。从我的背景和经历来讲,这个掩护身份是很合适的,但内部人仍能看出一些破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我是英语专业毕业的,而朝韩处的人基本上都是学韩语的。当然,学英语的人被分去主管非英语国家在外交部也是很正常的事,就以亚洲司为例,负责尼泊尔的那个处的工作人员也并非全是学乌尔都语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也大有人在,负责印尼的人也是同样。亚洲司里好像只有负责日本和朝韩的两个处完全是由学本语种的人组成的,但既然别的小语种的处都有学英语的人,朝韩处也来了一个似乎也不算是什么先例,这样我的存在再一次被合理的解释了。
    但仍有一件事能让亚洲司的人感觉到我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部里每个司的司办都有一个阅报室,大家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去那里看前方(指使领馆)发回的电报。电报根据涉密程度的不同被分放在不同的夹子里,秘密和机密的电报和文件通常依据不同种类放在蓝色、绿色和黑色的夹子里,而绝密级的则全部放在红色的夹子里,只有二秘以上的人员才可以看。鲜红的绝密件夹子可以让司办值班的秘书清楚地看到是不是有未达到相应级别的人私阅绝密件并加以制止。而出于我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亚洲司也按和T机关的协议,准许我在阅报的人较少的时候阅读绝密电报和文件,司办秘书得到了这个通知,但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原因,只是在我翻阅绝密报时从不干涉。
    一天,我见阅报的只有我和一名老参赞就翻阅起了绝密件。那名老参赞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在一旁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以为他是要批评我。 没想到他却说:“我看你很爱看报,这很好。你知道吗?王毅副部长年轻时也在亚洲司,他阅报时就是不只看自己处的电报,别的处的电报他也仔细钻研,结果唐国委(唐家璇国务委员)当时是司领导,他在阅报时见这个小伙子这么勤奋就很看重他,现在王毅副部长终成大器。小伙子,好好努力吧。”--------照他的说法,我比王副部长还勤奋,他只是看别的处的电报,我可是连绝密报都偷看了。
    很快,这位和蔼的老参赞和我成了忘年交,我和他的交往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由级别上的差距的造成的障碍,因为他是一名闲着的参赞。外交部在国内部机关的参赞可分为两种,即现职的参赞和闲着的参赞。现职的参赞是指担任司处领导职务的参赞,按级别有处参、副司参等区别。闲着的参赞则可能是原来担任过现职,如担任过处长的一秘,在国外常驻任参赞回国后又没了位子------这一点在外交部很正常,因为人多位子少,哪怕你现在是副司长,去一个小国常驻当大使,回来后原来的位子被人顶了,也只能做闲着的大使,不担任任何领导职位。除非这个人有他人无法比拟的工作能力或有很强的人脉才可能在回国后继续升至部领导,但这实在是少数,四千多人就那么几个领导职位,哪有那么容易呀。而且这种国内外干部轮岗交流的制度正是外交部的官场上的特色,原来有位子,驻外后回来也未必有了,情况比其他部委的公务员还要复杂一些。所以一般的外交部公务员在退休时都是在处级或副司局级。男同志弄个处参是没问题的,勤奋点的可以当上副司参,但也有一些老一秘。女同志则有不少都是老一秘,有的也能当上参赞。所以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太大背景的人来说,自己在退休时能进步到什么程度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再加上工资较低,驻外生活艰苦,所以许多外交学院的毕业生并不想去外交部工作,我的校友黄健翔在毕业后就另谋他职,后来又辗转到了中央电视台,他在被采访时也说过:“我一进外交学院就明白了,那外交部根本就不是我去的地方。”外人可能搞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圈内人能够体会。
    这位老参赞是从巴基斯坦回来的,姓王,于是我就按部里的惯例叫他王参。他在外交部干了近三十年,现在又没了现职,基本上是在养老等退休了,所以他整天也是悠哉悠哉,看报,上网,喝茶,打乒乓球,也是怡然自乐,还经常给我讲他驻外时的经历,很让我开眼界。看架势我在外交部“潜伏”个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部里深交点朋友自然是件好事。
   
    2003年11月25日19:50------台北时间
    潘境原翻阅着近期获得的关于大陆的情报资料,其中有不少是从公开的媒体上获得的,有几篇是从大陆媒体上获得关于中共外交部的报道,其一一个报道上附了照片,是中共外交部领导在带领工作人员搞体育活动的宣传照,这类报道实际上对军情局没什么价值,中共的外交部是“干净”的,即它是不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外交机关和情报机关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情报部门便隶属于本国的外交机关。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界限却很分明,中国的外交部是不具备秘密工作的职能的,所以国际上也从未出现过中国外交官被驻在国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的情况。因此关于它的内部日常活动的情报是没什么价值的。潘境原刚准备把这张纸放在一边,却发现那个报道所附的照片上有一个人吸引了他。这张照片是在外交部院内的空地上拍的,外长李肇星和新闻司副司长章启月都穿着运动装和下属们谈笑风声,而在他们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尽管照片不是很大,但潘境原还是认出了他就是他恨之入骨的那位大陆特工。潘境原已经把他的相貌印在了脑子里,所以认准了就是他。照片中的那个人当时正望向别处,看来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拍照了。潘境原立即给军情局的技术部门打了电话。
    经过技术部门的电脑分析和鉴别,这个照片上的外交官和上回调查局在忠孝东路拍下的那名大陆特工是同一人。潘境原开始觉得奇怪了,难道这个人是外交部的?但他马上否定了这一点,就算外交部有一个秘密的不为人所知的情报部门,它的人也不会被派到台湾来,台湾在大陆眼里根本不是外国,轮到谁也轮不到外交部来负责,所以可以肯定这个人目前是在假冒外交官的身份,估计是在为出国执行任务做准备。
但不管他是哪个部门的,留着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特别是潘境原和他一笔私人的账要算,所以潘境原在想了一会儿之后,叫来一名下属,告诉他立即与“长风一号”取得联系。
    “长风一号”是军情局五处在大陆发展的众多特务之一。他真名叫韩磊,曾在武警某省总队服役。入伍前是业余散打运动员,在武警部队时由于身体素质好,且有散打的底子,被选拔到了机动支队的特勤中队。特勤分队是武警内卫部队中的精锐部队,其在武警中的地位相当于特种兵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其成员一般都是由从各分队选拔来的军事尖子组成。韩磊服完役后退伍回到了家乡当上了一名工人,但他不久就辞去了工作来到北京,凭他的体格和功夫,很快就被一名富有的台商聘为保镖,之后没多久他就在钞票的作用下成了台湾军事情报局五处的一名编外特工。军情局根据其特长,专门让其执行暗杀之类的行动任务。在成功地执行了几次任务之后,他受到军情局的重视,很快便被授予了“国军”上尉军衔,并可以与军情局五处主管他的副处长潘境原直接联系。尽管他有了军情局的上尉军衔,但一般来讲,情报机关给其外围情报员授予的军衔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授衔只是名义上的。前苏联的克格勃给无数为其服务的外国人授予过军衔,连将军都有一大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外国人可以指挥大批的苏联军队,只是有个名誉罢了,但这也不失为一种对情报员的激励方法,并使其有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
    潘境原之所以第一个就想到韩磊就是因为韩磊的家就在外交部附近的三丰里小区。潘境原曾以台商的掩护身份去过北京,实地观察过大陆各主要政府部门的情况,以便为战争期间使用秘密武力进行突袭制定预案。他曾对外交部的建筑和警卫情况有过仔细的研究,当时他就住在韩磊的家里,从韩磊的家走到外交部的南门不超过五分钟,韩磊也因此被他指定为在开战时带队突袭外交部的武装特务分队长。现在的事情和外交部扯上了关系,他自然要让这位金牌杀手出马了。
   
    2003年11月26日16:00------北京时间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立即拿起了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你好,请问是外交部韩国处么?”
    “对,朝韩处。请问您是哪里?”
    “是这样的,我是一名律师,前一段我和一家韩国律师事务所取得了联系,准备去他们那里培训,但现在我害怕对方是骗子,所以想知道韩国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家律所。”------怎么又是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没少接这样的电话了,有些人似乎根本不理解外交这两个字的含义,以为凡是和外国有关的事都归外交部管呢,韩国有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中国的外交部有什么关系?我前一段还接到有些人打来问到韩国旅游的信息的电话,还有一些商人打电话来问到韩国做生意进行什么方面的投资好一些,最有意思的是一个自称是某工厂工人的老年人打来的,硬要是向外交部表达自己对朝核问题的看法,还顺便表扬了一下我们:“我每次从你们外交部的楼前走过心中都有一种崇敬的感觉,你们工资那么低,还经常加班加点,工作上也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们。”--------我差点没晕过去。
    没想到今天快下班了却又接到这样一个不相关的电话,我耐住性子,对她说:“这方面的事情不属于外交部的业务范围。有关这律所是否存在的信息您完全可以到网上查一查,看有没有这个律所的网站或与之相关的新闻不就知道了么?”
    “我要是想上网查的话还问你们外交部干什么?为什么不是外交部的业务范围?难道外交部作为政府机关不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么?”
    我有点火了,但仍尽力控制自己的语气:“外交部是负责处理对外的政府间关系的部门,与您所说的律所没什么直接关系。外交部当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似乎不应该让与其无直接关系的事务来影响其职责的履行,涉及外国的事也得看是什么样的事。”
    “涉及外国的事你们不管,那你们外交部是白吃饭的呀?”对方语气有点急了。
    我可不想把谈话弄僵,但也不想对这种没道理的说法让步,便来了一句:“照你的说法,只要是涉及外国的事就让外交部来管的话,那你以后生病也不要去医院了,直接找卫生部就得了,反正关于卫生的事就得由它管。”
    对方被我这一说竟“扑哧”一声乐了出来,语气也变得缓和多了。“我没有刁难外交官的意思,只是觉得外交部起码也得帮帮忙吧。”
    “你可以上网去查,更保险的话可以咨询韩国驻华大使馆,不过使馆电话总机一般很忙,不容易打进去。”
    “那好,你告诉我使馆的电话号码吧,我自己去问。”
    我告诉了她使馆的号码,本来以为谈话应该结束了,没想到她却说了一句:“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性格的,也挺幽默,可以认识一下吗?我离你很近的,我的office就在旁边的丰联广场,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顺便也有些关于韩国的事情想请教您。”
    “哈哈,原来是邻居呀。”
    “怎么样?你们几点下班,可以一起到丰联的星巴克坐一坐么?我倒真想看看我国伟大祖国的外交官长得是什么样的。”
    嗬,原来是出于好奇呀。不可否认,中国的外交官在公众眼里总有一种神秘感,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人数太小了,我记得一位部领导好像也说过:“我们中国的外交官在国内国外的加一起总共才四千多人,全国还有哪一个行业的人比我们少呢?”的确是这样,而且外交部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地方上没有设分支机构,地方上的老百姓知道警察长的什么样,也知道法官长得什么样,就是不知道普通的外交官长得什么样,因为他们平时只得见着常上电视的那几位。现在这位女律师也是中了外交官的光环的诱惑了,当然,我只是指好奇心。不过,我想如果我要是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是更为神秘的间谍,而且还是和007一样是一名执行惊险任务的行动特工的话,她恐怕得哭着喊着想见我了,呵呵。
    我正好今晚没事,同时也想看看白领女律师长得什么样(怎么有点像网友见面?),便回答说:“好呀,我们五点钟就下班,你们是六点吧。”-------在北京机关一般是早八晚五,公司之类的一般是早九晚六。
    “是呀,那你不太方便吧。”
    “噢,不,我就住在外交部旁边的南配楼,六点钟我可以过去,怎么能认出你呀?”-----有点间谍接头的意思。
    “我穿灰色套装,你呢,黑西装?”---------外人总以为外交官整天就是西装革履,觥筹交错的,其实正好相反,中国的外交官说白了就是以处理文件为日常工作的公务员,又不全是外交部长和大使,哪用得着那么夸张,而且因着收入不高的原因,穿得要比一般人还朴实。觥筹交错则更不可能了,一个月能碰上一两次外事活动已经算是不错了,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着单调枯燥的文字工作。
    “我,黑色皮夹克,深色牛仔裤。”这恐怕与她所想像的出入要大些。
    “那好,我叫Lucy,六点钟见,我会坐在靠丰联广场里面的那道门旁边。”
   
    2003年11月26日18:00------北京时间
    我和Lucy按各自的描述找到了对方,之后不到十分钟我们就打得火热了。正如我所料,Lucy的确是名白领美女-------朝阳门附近的美女在北京是出了名的,有人曾在网上提出过北京美女出现率最高的四个地段:王府井、西单、东单、朝阳门,并列出了理由,前两个的原因自不必说,繁华的商业街在各个城市都是美女云集的地方,后两者则是因为外企集中,白领丽人因而时常在附近出没。我对这个提法基本赞同,不过有人也提过国贸一带是北京美女最多,而且名人出现率最高的地方,这也是很有道理的。还有个湖南人在网上写过,在北京他很失望,因为街上的美女少,远没有湖南养眼,但后来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北京的美女只是分布得没有湖南那么均匀,因为美眉们都集中在了主要的繁华街道上,而且美女中的美女们则集中在了北京的大街上的名贵轿车里,或是有钱的老公载着,或是包养她的男士送给她的名车----------他说的还真是,不信你就往北京大街上的一些名贵跑车里看吧,保证人比车更漂亮。
    Lucy是四川成都人,大学毕业后就进了这家律所,现在初步打算去国外的一些律师事务所学习学习。她在听说我是学英语的之后倒有点诧异,她本来还以为我是学韩语的呢--------没错,我现在正在学韩语,为将来的任务做准备,尽管在韩国说英语也不耽误衣食住行,但懂当地的语言自然是一大天然优势。我以前还是有点韩语的基础的,我老家在东北,我父亲有许多朝鲜族朋友,从他们那里我学了一点,在被关在日本的间谍集中营里时我又跟朴正圭学了点儿,现在在处里则一有空就学习语言,这还是很方便的,毕竟身边的人都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学校的韩语专业高材生,处里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的韩语特棒,据说安在旭来北京开演唱会时就是她给当的翻译,当然,是以私人身份去的,外交部没有给外国明星派翻译的职责。
    聊着聊着,Lucy突然低声以神秘的语气对我说:“听说外交官都是间谍吧。”哈哈,这种说法我早就习以为常了,早在外交学院时,就常被别人问将来是不是要做间谍,就我的情况来讲,还真让他们说中了,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外交学院的学生想做公务员的已经不多了,连当外交官的都是少数,更不用提当间谍的了。不过,不可否认,前解放军总参情报部长姬胜德和前公安部长陶驷驹还真就是外交学院毕业的,但这根本无法说明外交学院就是间谍学校,事实上它的课程和秘密情报工作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外交部的人都是翻译,这个说法略显得可笑了一些,因为外交部里专门的翻译人员只有三四十人,如果外交官只做翻译工作的话,那外交部岂不是得改名叫翻译部了。
    Lucy好像也很爱玩,她竟然提到了自己常去Latino等酒吧玩,我给她讲了上次在Latino把一个胖子放出三步远的事,可把她逗坏了,说真遗憾没有看见这么精彩的一幕,还说下回Latino再有聚会的时候要和我一起去,并把那个胖子引出来让我再重演那一幕。
    “你真的练过功夫?”
    “当然。”
    “没看出来,文质彬彬的,有机会教教我呀,我练过跆拳道的。”
    “好,没问题。”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通话完毕后对我说她有急事要办,不得不先走了,走前和我互留了手机号码。我也觉得有点剩兴未尽,喝完了剩下的咖啡后和她一起走出星巴克。
   
    2003年11月26日18:47------北京时间
    韩磊坐在星巴克的一角,一边呷着杯子里咖啡,一边暗中观察着那名间谍外交官,现在他已经起身和那名女伴出门了,他也立即起身跟了上去。
    他在接到昨天接到来自军情局的命令及相关资料后便开始对这个人进行了研究,他仔细研究了那些照片,记下了这个目标的长相,他的任务是干掉这个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特工。由于韩磊的老板就以台商身份为掩护的军情局特工,所以老板以给他这个保镖放假的名义让他全力执行暗杀任务。于是,今天下午他就从家里步行到了外交部的东门附近,站在丰联和联合大厦中间的报纸栏那里装作看报纸,暗中观察从东门里出来的外交部工作人员们,从中搜寻他的暗杀目标------外交部的正门是不允许普通工作人员出入的,下班的人一般走东门,少数有车的人则从南门出去直接到外交部主楼和南配楼中间的街上自己的停车处-------这里已经成了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专用停车场。
    他在等了一会儿之后仍没有发现目标,也许他正在加班吧。于是他就先倒丰联广场里转了一转,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在他转了一会儿后站在丰联广场一层的取款机前取钱时竟然透过落地的玻璃窗看见了他的猎物正从丰联前面走过,现在是向着外交部的方向走去,手里还提着街对面的华普超市的购物袋,显然刚才是去华普了。韩磊立即跟了出去,他希望目标不要进外交部,因为那样他就无法跟踪了,外交部的各个入口都有武警战士查验证件。但令他高兴的是,目标走过了外交部的东门后并没有走进去,而是继续前行,是向着韩磊的家-----三丰里小区的方向,韩磊更高兴了。但目标并没有走那么远,刚走过外交部的东南门便向右转,韩磊马上紧跟上去,一直跟着目标走进了前面的外交部南配楼。原来目标住在这里,难怪开始时在东门没有发现他,估计他是从南门出来的,因为外交部的南门与南配楼仅一街之隔,上下班十分方便。
    韩磊跟着目标进了南配楼的门,尽管南配楼里住着一个中队的武警战士,但南配楼作为宿舍楼门口是没有警卫的,外人也可以出入。这里也的确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采取特别的防范,只是近期外交部把解密的外交档案都存放在南配楼的七楼,不过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也不需要严密的防卫。
    目标进楼后向左一拐停下了,他是在等电梯,韩磊也跟了过去,在电梯到来前的等待的时候他一直站在目标的身后,以免给他留下印象,同时等电梯的还有四个人。在电梯到来前,韩磊隔着门厅看见了近二十名武警战士走着步从对面的一个楼梯上走了下来,应该是去换岗,估计他们的警卫中队就驻在楼上-----韩磊是武警战士出身,很了解武警部队的那一套。也正因为如此,潘境原更加器重他,曾明确提出准备让他在开战时率潜伏特工袭击外交部,到那个时候他再来对付这些武警。
    电梯来了,目标走了进去,韩磊大胆地跟了进去。目标并没有注意到他,并在八楼出了电梯,韩磊也跟着走了出去-----他身上带着无声手枪和匕首,可以侍机干掉对方。但走廊里有人来回走动-----现在刚下班不久,总有人要来回穿梭。目标走到一个房间门掏出钥匙开门进了屋,韩磊在他关门后走上前去,记下了房间号:808。
    韩磊随即又乘电梯下了楼,既然现在他已经知道了目标住在哪里,事情好办多了,但他现在还不想走,没准今晚目标会出门呢,到时候他完全可以借着夜色的掩护成功地干掉他并逃走,越早完成任务潘境原就会越看重他,他恨不得今晚就得手。
    他出楼后在外交部周围又转了转,仔细观察着警卫部署情况。外交部的院墙比较矮,还没有一人高,韩磊估计自己一下子就能翻进院里,但问题是每个墙角的里面都有一名武警战士站固定哨。不过这不是问题,院墙很矮,而且上面一部分是栏杆,真到了突袭的时候完全可以从外面用无声手枪准确地除掉哨兵。南门的门口也有一名武警战士执勤,看来在目标上下班时在南门和南配楼之间的街上干掉目标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里完全在武警战士的观察范围之内,得手后很难脱身。外人又进不了外交部,看来只能在目标下班后或周末出门时找机会在别的地方除掉他了。
    当他转过身来时,竟发现目标又出现在了南配楼的门口。他出门后就向右拐走了,韩磊也跟了上去,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目标走进了丰联广场,然后在一楼走进了星巴克咖啡厅,他有可能只是在这里穿行,因为星巴克的另一道门直通外面,韩磊快步跟上。
    目标走进星巴克后张望了一下,然后和一个漂亮的女孩说了几句话之后握了握手,坐在了一起,然后又一起喝上了咖啡,韩磊索性也要了一杯咖啡,坐在一个便于观察的位子上暗中监视。
    现在,两人在谈了四十多分钟后要离开了,谈话期间那个女孩总是不停地笑,看来是目标逗的。死到临头了还泡妞,韩磊暗暗地骂到。
    两人走出星巴克后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女孩到街边打了一辆出租车走了。目标则向外交部的方向走去,韩磊再次跟了上去,希望他最好再去别的地方玩。(未完待续)
第十四部分 带枪的外交官(二)
   
    2003年11月26日18:48------北京时间
    和Lucy分手后,我直接回到了南配楼宿舍,我在来外交部报到之前一直是住在T机关暂时分给我的房子里,它原来是供T机关人员与其发展的情报员接头用的一个秘密据点,现在已经不用了,鉴于我已经成为了隐藏真实身份的行动特工,不适于再住T机关的集体宿舍,T机关就把它作为宿舍分给了我。我来到外交部之后,考虑到原来住的地方离外交部太远,上班很不方便,而外交部早就不分房了,便向司里请求要一个较近的宿舍,结果行政司通知我可以住到离外交部最近的南配楼宿舍808室。外交部方面的确很照顾我,考虑到我的特殊身份,特意让我一个人独占该屋-----南配楼的宿舍通常都是两人一屋的。不过这也没有让我觉得一个人住屋子就有多大,因为南配楼的集体宿舍都是不超过十平米的小屋,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架,床头的外侧还有一个小桌子,上面摆着一部电话,每月只要交10元钱话费便可以免费打市话,但无法直接打长途。由于一般的屋子都是两个人住的,那么就要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内把上述家具再乘以二,这样一来,可供走动的空间之小可想而知------在一般的宿舍里,如果在进门后再想往里面走就一定要把椅子塞到桌子下面的空间里,否则就没法再往里走了,因为桌子与床的距离不到一米。
    屋子是简陋了点,很难让外人相信是外交官住的(在外交部内网BBS上好像还有人抱怨说,外交部总对公众开放主楼,怎么不把南配楼也让公众瞧一下呀),但好在上班还是很便利的,要不就北京这样的交通状况,住得远的话天天早上上班时也够闹心的。
   
    2003年11月27日07:50------北京时间
    我在外交部的机关食堂吃过早饭后,直接乘电梯来到了A座11层,出电梯左拐后又走了一段,进了我的办公室。这两天处里比较忙,因为有重要的谈参要写。谈参是谈话参考要点的简称,即给领导人与重要外宾的会谈提供稿子,这也是外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写谈参的工程一般都很浩大,因为尽管要准备的只是一场双边会谈,如中国领导人与朝鲜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但他们谈及的问题肯定远远不止中朝双边关系的问题,而是要谈及整个国际形势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外交部给领导人提供一份涉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大事的谈话参考要点。这样一来,我们就要不停地给负责各个地区事务的兄弟司局打电话,请他们提供口径,然后我们去拷盘,回来后根据需要做适当的改动,使之适合自己准备的会谈的具体情况。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举个例子,如果朝鲜领导人将于10月份来访,我们则最晚要在9月初就开始准备,从各个兄弟司局要来相关材料,如向美大司要来中美关系的口径,向国际司要来安理会方面的材料,向亚非司要来伊拉克问题的材料等。但问题是,等我们写好了谈参时,朝鲜代表团还没有到,而在他们到来并与中国领导人开始会谈之前,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的口径也要相应变化,比如伊拉克的局势就是变化得很快的,到时候又要重新要口径,重新改编。这样一来工作量就很大了,而且要不停地变化。在得到了别的司拿来的口径后,我们就要把所有改写后的口径粘到一个大谈参上,之后便要等待数十次的修改,先过处长和副处长的关,然后交到参赞那里再改,之后再上到主管副司长那里改,最后交给司长,过了司长的关后文件便可以出司上交部领导,此前每过一位领导的关都要改上几次甚至十几次,过了部领导的关后就可以上到国家主席或其他领导人的办公室,如果其外事秘书觉得谈参不过关,则要继续返工。过了外事秘书的关后还要由领导人本人亲自看一遍才可以定形。这样的严格程序造就了外交部极其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一般的单位,打出个错别字似乎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问题,而在外交部,甭说你打错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了,哪怕你打印时纸没完全放正而使文章稍有点歪都不行。而且外交部对其制造的文件的字体、字号和格式等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丝毫不能马虎,因为它出品的文件的读者往往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这么严格的要求完全是必要的,所以外交部的文件的质量在所有政府部门中似乎也是数一数二的。
    处里虽然对我是特事特办,但我还是主动向处长要工作,因为看大伙忙着我太闲也不好意思,更何况帮着弄谈参也可以使我更好地了解半岛局势,对我将来的任务肯定有好处,于是我也开始天天奔忙了-----打无数个电话,再跑到其他司去拷盘,回来后再把他们粘到一起,进行编辑之后就要上交处领导,之后便是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和打清。而在我们向别人要口径的同时,似乎更多的人也在向我们要口径,因为朝核问题一直是热点问题,我国领导人与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会谈都要谈朝核,所以我们更是忙上加忙,我在T机关时好像也忙到这个程度。估计以后会越来越忙,新的六方会谈将于明年举行,到那个时候会忙到什么程度,现在就可以想见。
    下午三点钟,工间操的音乐响了--------按外交部的惯例,每天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是工间操时间,大家可以休息半个小时。许多人都去打乒乓球------外交部办公楼的每一层都有一个乒乓球案子,爱玩乒乓球的人就轮着上去抽,李部长也有这个爱好,经常上来和大家赛几局,我也和他抽过几拍。但一般的情况下我是不玩乒乓球的,而是趁别人不注意,推开走廊里的防火门,里面是安全楼梯,平时很少有人走,主要是为发生火灾等情况时供工作人员逃生的,外交部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工作人员爬楼梯比赛,看看谁上楼梯上得快。我一般就在十一层和十二层之间的楼梯的缓步台上练功,一般都是练撩阴腿和前手直拳,中间再穿插点近身内围战时的前撞膝和后击肘,这样四肢都能得到充分锻炼。
    我刚打了几组就听到有人从十二楼下到十一楼来,于是马上便收手装作上楼梯的样子。没想到来人竟是我的朋友李军,他在亚洲司八处负责区域合作,不过八处不在十一层,而是在十二层-----十二层的办公室一少半是亚洲司,一多半是美大司的。他现在正急着跑下来到司办送件,一层楼的距离他就懒得等电梯了。
    他一看见我就说:“你小子跑这干嘛来了?我还想到司办办完事去你们处找你呢。”
    “找我干嘛?”
    “想找你到交道口呀。你还没去过呢吧?”--------外交部的另一处单身青年公寓位于交道口,李军就住在那里。
    “好呀,下班后过去。”
    “好,到时候我去找你。”他说完后就风风火火地走了。
   
    2003年11月27日16:55------北京时间
    韩磊再次来到了外交部主楼和南配楼中间的街上,这条街几乎是外交部专用的街,街上的外人并不多。韩磊想找一个好的观察点,以便在能发现目标的同时又不被其注意。他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南配楼入口的右边有一个大门洞。他走了过去------他以前在研究外交部的警卫情况时就进过那个大门洞,南配楼的两翼使这里成了一个大天井。里面有些单杠和双杠,是供驻外交部的武警战士们训练用的,再往里有一个地下活动室,牌子上写着“外交部警民健身俱乐部”,他也曾经进过里面观察,这是一个很深的地下室,在战争期间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很安全的防空洞,韩磊当初也对如何处置这个防空洞拟定了方案。
    他走到了门洞的边上从里面向外看去,从这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外交部南门的人员出入情况,而那边过来的人是不容易注意到他的,他完全可以装作散步或锻炼------他研究过这里,武警是不会盘问呆在这里的外人的。现在他就等着目标的出现了。
   
    2003年11月27日16:57------北京时间
    我仍在办公室里紧张地工作着,下午交上去的谈参又被处长改了一次,需要重新打清,而且处长又提出了要向军控司素增要关于《反导条约》的口径,现在马上就要下班了,但考虑到明天就要把成稿交到司里,所以只好麻烦军控司的同志也跟着我们加班了。
    我把电话打到了军控司的相关处,并要其提供口径,对方同意了,让我马上去他们那里拷盘,看来他们是有现成的口径的,因为许多司都在忙着写谈参,他们肯定也把同样的口径拷给很多司了,所以不用现准备,有现成的供多个司使用,反正口径总是同样的。
    军控司与亚洲司这样的地区司不同,属于业务司,外交部将其不从事双边关系事务的主流外交业务部门称为业务司。对于这一点,我记得在外交学院学习时,有一位专门研究经济外交的周老师对这个叫法提出过质疑,因为把业务司叫成了业务司就好像地区司不从事外交业务似的,当然,他只是从文字的严密性角度提出的这个质疑,而且是很有道理的,一些国外的外交机构,如美国的国务院就把相应的部门称为functional departments,即职能司,表明其不从事只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双边业务,而是面向多边和专项外交职能开展工作。但在部里的一些文件里也把地区司叫做地区业务司,这就更容易让外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拷完盘回来后发现李军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在和我的一位同事聊天,那位同事就我提过的那位韩语很棒的女孩,她可能是受韩国文化的影响,人也有点韩化了,我是指她的打扮,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哈韩”的。
    李军见我忙着加班就说他先回去了,我加完班后可以直接去交道口找他,并告诉了我他的房间号,然后就走了。
    我送他出门后就回到了自己的电脑前,开始编辑新的谈参。
   
    2003年11月27日18:36-----北京时间
    韩磊终于发现了目标,此前为了防止目标从东门和东南门出来,他没有只是守在南门对面,特意以巡逻的方式在东门、东南门和南门之间来回走动,期间他几次与在外交部院墙外巡逻的武警战士碰上,但每次他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他们身边走过。每个巡逻组只有两名战士-----一般来讲,外围的流动哨在白天都是两人一组的,从武警部队退伍的韩磊深知这一点,他以前就研究过巡逻组的巡逻密度,真到下手的时候会用上这一点的。
    现在,在他到达东门附近时果然发现目标正从东门走出,他立即尾随其后。目标从丰联广场的楼前穿过,上了过街天桥,在天桥下面的公共汽车站等了一会儿之后上了一辆109路车,韩磊也跟着他上了车------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征兆,因为目标要出门,这样他就可以趁着夜色的到来顺利地除掉他并偷偷撤离。
    2003年11月27日18:45-----北京时间
    我坐在109路车里左面靠着窗户的一个单人座位上,现在车已经到了美术馆,再过一会儿就会到达我的目的地-----交道口。加班结束后,我就下楼到食堂吃了晚饭,以前晚饭一直是五点半到六点之间提供的,但现在作为改善福利的一个举措,五点半之后食堂可以开放到深夜。但晚饭的质量仍无法与午餐的质量相比-------外交部的午餐很不错的,倒不是说做的多么多么好,而是种类非常多,是自助餐的形式,基本上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当然了,我指的是日常的饭菜,而且还很便宜,一顿午餐只要刷卡付费一元就行了,比T机关的食堂要强多了。
    我在出楼前给李军打了电话,他仍在自己的宿舍里。我以前倒是路过过交道口宿舍,但并没有进去过,听说已经翻新了,今天就去看看,不过听说那边的宿舍几乎和南配楼的一样小。
   
    2003年11月27日18:53-----北京时间
    当109路车停在了交道口站时,目标下了车,韩磊也跟了下去,这时天已经开始黑了,一定要在路上找到一个好时机开枪。
    目标下了车后横穿过马路,然后向左一拐继续前行。韩磊则始终与目标保持十几米的距离。目标向前走了一段后又向右拐进了一个胡同,这是个好机会,趁着夜色在胡同里开枪的确很合适。韩磊立即加快速度,缩短了与目标的距离。
    现在韩磊也到了胡同口了,他向前走了两步后就伸手去摸别在腰带左面的无声手枪,但当他刚要把枪拔出来时,他又本能地松开了手,因为他发现迎面走来了一队解放军战士。
   
    2003年11月27日18:56-----北京时间
    我看着一队解放军战士从我旁边走过-------早就听说外交部宿舍的附近就是某VIP的家,在他家的大院里驻着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警卫分队,所以这条胡同里常能看见巡逻的解放军战士的身影。
    我向前走了不远就到了交道口宿舍,现在宿舍楼的大门已经换了密码锁,李军已经告诉了我密码是多少,我上前按了密码,门开了以后,我直接上了二楼,向李军的宿舍走去。
   
    2003年11月27日18:56-----北京时间
    等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们走出胡同时,目标已经进了楼,门是需要密码的,所以韩磊只能在外面等他出来时再下手了。这时又有两名解放军战士走了过来,不过从他们的神态来看不像是在巡逻,而是普通的外出,但他们仍然并排走着整齐的步伐------韩磊当过兵,懂得两人成列,三人成行的规矩。看来这附近是应该有部队的,所以当兵的很多。当他转过身来时,却又发现紧挨着目标所进的那座楼右侧的竟是一个警务工作站,里面亮着灯。韩磊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个位置,既然附近有军事目标,自己一个陌生人晚上在这里逗留或来回走动是很可疑的,也许警察会来盘问,他的身上藏着无声手枪和匕首,一旦被人盯上是很危险的。于是,他扭头向胡同口外望了望,发现马路对面有一家小饭馆,他向那里走去,在小饭馆里可以观察到胡同口的情况,等目标离开这里时会从胡同口走出,他可以那时再跟上他。
2003年11月27日19:21-----北京时间
    交道口的宿舍的确和南配楼的大小差不多,现在这个小屋在坐了四个人之后也没剩下多大的空间了。除了我、李军和他的同屋外还有一个人也在那儿,他是非洲司的,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一般来讲,交道口宿舍住的都是新入部的干部。每当一批新人到外交部报到时,除了被翻译室挑选去进行翻译培训的一小部分人以外,其他人都是先被安排在交道口宿舍,等正式工作后,如果南配楼有人驻外或辞职,空出来的宿舍就可以把交道口这边的人添进去,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在南配楼住的,毕竟朝阳门要比交道口热闹得多,而且也没有从交道口直达朝阳门的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坐108路等车到了美术馆后还要再转车,很不方便。但据说去了南配楼的人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派到国外常驻,因此南配楼有了个绰号叫“发配楼”,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从这里被“发配”到中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和代表团等。
    李军的同屋马上要到非洲的肯尼亚常驻了,因此这位非洲司的老兄特地从家里来这里给他进行出国前的“教育”,因为他本人曾在肯尼亚工作过两年,对那边的情况很了解。按外交部的规定,年轻人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在国内工作连续超过五年,即必须要被派到驻外使领馆工作,因为外面很缺人。具体办法是在年底填报驻外报名表,可以填报六个志愿,这一点有点和高考报志愿相似,但有可能这六个志愿都不能如愿,因为你自己的志愿只能是参考,决定权在于干部司的计划调配人员。年轻人原则上要被派到艰苦地区进行锻炼。一般来讲,所有驻外使领馆依其生活环境被分为A、B、C三大类,A类环境较好,C类是最差的,B类则处于其中。有人说也可以视A类为发达国家,B类为中等国家,C类为落后国家,其实也不尽然,可以举个例子,就拿我负责的朝鲜和韩国来说,韩国比较发达,所以自然是A类,但朝鲜虽然贫穷落后,却也是A类,而不是C类,因为朝鲜落后并不代表驻朝鲜的中国外交官的日子不好过。相反,他们的日子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因为朝鲜就是友好国家,这首先就保证了大环境的相对安全,而且驻朝鲜人员的生活也比较便利,过了鸭绿江就是中国,他们完全可以回国采购,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回家也方便。而如果要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可就麻烦多了,我的那位朋友、从巴基斯坦回来的王参以前是在驻卡拉奇总领馆工作,他对我说那里的常年是45度的高温,超市里的食品几乎没有不过期的,他又吃不惯当地的饭,有那么一段只好顿顿吃方便面------可想而知,这样的馆自然是C类。
    而这位哥们儿要去的肯尼亚虽地处非洲,却差不多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属于B类。李肇星外长当年就曾在那里常驻。但所说的条件好也只是相对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说的,那里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也横行着疟疾等可怕的疾病。得上了疟疾就会感到忽冷忽热,所以在中国南方被叫做“打摆子”,外交部驻非洲的人一般都要过“打摆子”这一关,李部长当年也打过摆子。而这位前来进行出国教育的非洲司的仁兄也没能幸免,除此以外,他还关照这位师弟,肯尼亚的地势有点高,所以刚去时要有高原反应,可能会睡不着觉,还有在外面晾完湿衣服后一定要用熨斗反复地熨,因为当地有一种叫采采蝇的虫子,会把卵排放在衣服上,如果没有熨死这些卵,等它长大一点后就会钻进你的身体里,而你却甚至可以看到虫子在你的皮肤下面蠕动……我听得有点毛骨悚然,又正好要解手,就离开了李军的宿舍,去了卫生间。
    我在蹲着解手时,手自然而然地摸向了自己的左脚踝处,那里绑着的枪套里有一把七七式手枪。蹲着方便时人处于不利于自己防卫的姿势,所以行动特工应该养成起码的警觉意识,这或许有一天会救你的命。枪是T机关装备部特地给我配备的,因为我在日本和台湾执行任务时都可能被拍照了,所以最好还是带着武器保证自己的安全。我有合法持枪的证件,不过是冒用另一政府机关的名义,T机关一向是在和对方协商后以这种方式给其秘密情报人员配枪的。白天上班时我很少带枪,因为在外交部里面是绝对安全的,但晚上我出门时一般都带着,抛开敌对情报组织的特工的偷袭不说,北京的治安似乎也不太容乐观,我当初在晚上执行任务时也遇上过三名假警察,但那时的武器却落后多了,只是一把小剪刀,不过我现在还是总把它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有时我还在皮带上装上一把皮带刀,这种刀非常方便拨出,一直是我的最爱,不过这不是T机关给我配备的,是我在上高中时花九块八毛钱在商店里买的,商品标签上写的是“绅士刀”,外型的确很漂亮,我也一直保存着它。
   
    2003年11月27日19:20-----北京时间
    韩磊坐在小饭馆里观察着胡同口的情况,但目标仍然没有出现,他也没指望这么早就能看见他,因为他才进楼二十多分钟,而韩磊进了饭馆后要了瓶啤酒和几盘小菜,慢慢地饮了起来,他为了跟踪目标四点钟时就吃过饭了,所以现在只是喝点小酒。喝酒让韩磊想起了杀人-----他在武警部队时曾杀过人,因为当时驻地还没有实行完全由法警执行死刑犯枪决的任务,所以这样的任务一般都由武警部队代劳,韩磊亲自毙过犯人。他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执行枪决任务时他喝了不少的酒,因为这样才能让他有胆子开枪。但后来他慢慢就习惯了,退伍后又替台湾军情局要过几个人的命,都是近距离用无声手他或匕首解决的,那时他发现自己在近得甚至能看清对方有多少根眉毛的情况下杀死一名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时竟然是如此的从容,而今天他可能又要这样做了。
   
    2003年11月27日19:36-----北京时间
    我回到李军的宿舍后,那位非洲司的哥们儿仍在讲肯尼亚的事儿,说他在肯尼亚的第一年里很惨,因为当时的大使管理得很严,对出入使馆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搞得他整天是一种做牢的感觉,不过第二年换了大使情况就好多了。
    李军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行了,我们别再谈这些郁闷的事情了,现在还不太晚,要不咱们去酒吧边喝边聊?小彭要走了,咱们一起喝点儿吧。”
    他的同屋和那位仁兄一听,觉得是好主意,马上同意了,还问他去哪个酒吧好。李军说:“后海的酒吧环境都不错,而且晚上后海那边的确很漂亮,离咱们这儿又这么近,走一会儿就到了,要不现在咱们就走吧。”
    后海让我想起了当年和泽华在那里的浪漫情怀,时间过得真快呀。当我还在考虑是不是和他们一起去时,李军一把拉住我说:“咱们快点走吧,从胡同的另一个口出去,一会儿就到。”
    于是我们下了楼,出楼门后向右拐,从和我来时相反方向的那个胡同出口走了出去。
   
    2003年11月28日16:52-----北京时间
    又快下班了,又忙了一整天,晚上可能还要加班,不过量倒不大,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完成。昨天晚上和李军他们玩到十点多,稍微喝了点酒,喝完后我就打车从后海直接回到了南配楼。
    今天下午工作时倒闹了个小笑话,本来处长要我去机要局送件,并告诉我楼下院内的一个小白房子的后面就是机要局,到了地方顺着它后面的楼梯上去就行了。我下了楼后看见一个小房子就顺着它后面的楼梯上去了,但问题是外交部的院内共有两个外表看起来一样的小白房子,我错上了另一个。我推门进去后,见里面还有一道门,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打印出来的字----“请随手关门,防止苍蝇飞入。”这倒让我觉得奇怪了,怎么外交部的机要局保密措施比T机关的机要局还要严密得多,连只苍蝇也不能飞入?太夸张了吧,但等我推门而入时才发现这里原来是外交部食堂的厨房所在地。我赶紧出来奔向了另一所小白房子。
    从那里回来后不久,别人又告诉我政工参赞找过我,我马上又去了政工参赞那里。在亚洲司只有司长,主管干部事务的副司长和政工参赞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连处长也只知道我是个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不知道我的具体身份,只是照规定给我的工作提供便利罢了。而一般情况下,如果外交部觉得有什么关于我的事要和T机关沟通并且需要通知我的话,往往都是政工参赞先直接找我,因为他是负责政治工作的。外交部各司的政工参赞的地位是低于司长和副司长的,不像T机关那样,政委和局长是平级的。
    我原以为会是什么和T机关相关的事,到了却知道原来是政工参赞想让我当司保卫委员,外交部各司里都有不少这样的兼职性职务,如保卫委员、青年委员,电脑联络员,读书会联络员等,让我担任保卫委员估计是考虑到我的背景,我当时就同意了,但这保卫委员并不是负责什么武装保卫之类的,说白了无非就是做些跟防火等有关的事情。
    回到办公室后我又跟那位“哈韩”的女孩聊了几句韩语,她说我进步很快,那当然,我昨晚从酒吧回来后还回到办公室用电脑看完了张东健和元彬主演的韩语原版片《太极旗飘扬》呢,现在外面卖原版韩语影碟的也不少,学习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谈参改好之后,我就把它交到了处长那里,然后回到办公室等待-----外交部的加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的加班,也就是说,在加班的大部分时间里你不是在忙碌地做某些事情,而是在等领导们的层层审批------机关里大都如此。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忙里偷闲,上了一会儿网。在部里我一般都是上外交部的内部网的论坛,上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其中有一个网名叫“毕顿”的人比较有趣,言语犀利又不乏幽默,还经常使用大量的哲学名词和理论,很受外交部的网友们欢迎。我也申请了一个网名,没事儿的时候也总跑到上面灌水。其实外交部里有些人还是蛮有秘密工作的头脑的,有个人发了个贴子,内容是如果他是恐怖分子,他将如何袭击外交部。他的方案还蛮有创意------在外交部每天早上班车发车的地方上车,只要交上五元钱,就可以骗司机自己是新入部的,然后乘车进入外交部。进楼后再坐电梯到设在第X层的外交部卫生所,因为从那里可以穿行到最要害的机要局,然后经过……(具体措施不方便说出来)搞掉机要局的天线…….(后面的省略)---------可见这个人还真有点想法。别人在回的贴里居然说外交部里暗藏着狙击手,专门保卫这些要害目标,暗藏着狙击手我倒不知道,倒是知道至少暗藏着一名T机关的行动特工,如果他看见有人来破坏外交部的话肯定会出手的。
   
    2003年11月28日16:55-----北京时间
    韩磊再次来到了外交部南门对面的那个观察点,今天是他第三次来跟踪目标了,前两天都没有得手------昨天他一直等到饭馆打烊也没见目标出来,只好到外面隔着马路向对面的胡同口监视,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是东城公安分局,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还真不容易下手,韩磊算计着。
    一直等到将近十一点钟也没见目标出来,韩磊认为目标要离开的话还是会从这个胡同口出来的,因为公共汽车站是在这一面的,而现在这么晚了,连公共汽车都没了,看来目标是今晚住在了这里或从别的路线离开了。韩磊只好又一次徒劳而归了。
    但今天他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今晚除掉目标,哪怕要冒一点风险。今天是第三天了,事不过三,如果这了三天了仍没有得手潘境原那边肯定会发火的。
第十五部分 带枪的外交官(三)
   
    2003年11月28日17:28-----北京时间
    我很快便打清了处长改过的稿子,因为这次他没有做多少改动。他看了我打清后的稿子后说基本上没什么可改的了,我可以去休息了。我想起来要到一层的图书馆去看看,里面有不少期刊,于是便坐电梯下楼了。
    走进了那个微型图书馆后,我拿起一本杂志坐下来阅读,但这时手机响了,是王参打来的,他要我今晚去他家玩,他家刚刚搬到了新地方。以前他一直是住在外交部在方庄的房子的,但儿子从国外回来后给他们老两口在积水潭买了套不错的房子,他们刚搬过去。我说今晚可能要加一会儿班,他说无所谓,他整晚都在家,就他和老伴两人,我去之前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到时候会到积水潭地铁站出口接我。我今晚也没什么日程安排,所以就欣然同意了。
   
    2003年11月28日17:31-----北京时间
    目标在韩磊的视野中出现了,他从南门走出,向南配楼的方向走去,手里还拿着一本书。韩磊跟了上去,但仍然不方便下手,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楼里有不少刚下班回来的外交官,无法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这个人上西天。
    但好在目标进门后马上又出来了,韩磊装作没事的样子向别处望去,等目标走过后韩磊转身跟在他后面时了电梯,电梯里还有一个小伙子,看来和目标认识,他问目标去哪里,目标说去积水潭那边玩。好,机会来了。
   
    2003年11月28日18:01-----北京时间
    我一从积水潭地铁站出来就看见了王参,然后跟着他到了他家。他家的房子的确不错,三室一厅,看来他儿子在国外没少挣钱。
    他老伴也是部里的,在领事司。他们特地等我来才开饭,他们的儿子又回美国了,可能是他们在心理上希望有个小伙子陪着他们吧。
    吃完饭后,我们一边看新闻一边聊天,王参对我说:“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很有想法,昨天我们处又一个小伙子辞职了。”-------这在外交部很正常的,每年都要有几十名工作人员辞职,一般都是去外企挣大钱,所以外交部里年轻人的流动性非常大,一般一个办公室的年轻人每一年都要有很大的变化,有的是辞职了,有的是驻外去了------刚入部的年轻人的工资都在一千三百元左右,这样的工资在北京是根本买不起房子的,北京的房子是天价,就连外交部自己内部正在筹建的宝成花园也在三千八一平左右,仍然是这些年轻的外交官们无法负担的,所以大家便选择驻外挣钱,因为海外津贴一般在几百美元左右,这样一来,驻个四年以后回国倒可以付个首期,但前提是在驻在国要省吃俭用,因为这几百美元在发达国家几下子就花光了,在落后地区也未必就能省多少,因为像非洲那样的国家连蔬菜都要进口,所以价格反倒更高,开销一样很大。
    这样一来,外交部里的年轻人就像军营里的士兵一样,总是在不断地更换着的。而且由于外交部工作的特殊性,很可能两个人一起参加工作来到外交部,但却这一辈子也见不到几次面,因为外交部的干部是要在国内和国外轮岗交流的,有可能你在国内的时候他出国常驻去了,几年后他回国了,而你又驻外去了,等你回来时他又出去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外交官一般都是在国内呆几年,再去国外呆几年,然后再回国几年,之后再一次出国常驻的,一个人如果在外交部干一辈子的话,一般来讲至少要驻外三次的。
    王参和老伴是经部里的同事介绍认识的,因为当时急着要驻外,所以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内部婚配率高也是外交部的一大特色,同样是由其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一般来讲,我在美大司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据他统计,他们司的男同志里一多半人的爱人都是部里的,其他的也有不少是在部属单位或其他可以驻外的政府机关和新闻媒体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一起驻外了,否则会很麻烦,如果一名外交官的妻子是在私企或外企工作,那么她要是随任的话,回来是铁定了没工作的,国企也不好说,因为现在都在改组,四年后回来估计就没位子了。有一些政府机关倒是很给外交部面子的,如商务部,文化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因为他们的人也要驻外,所以在这方面对外交部很通融,如果他们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外交官的配偶,便可以在其随任期间为其保留原工作岗位,但这仍避免不了配偶在事业上的损失,如晋级等,工资也停发,外交部会为其提供每月三百五十美元的补助,如果配偶不随任的话,则只能在国内领取每月二百二十美元的补助。相比之下,如果双方都是外交官的话就方便多了,可以一起作为编内工作人员在使领馆工作,不用为对方做出太大的牺牲。如果随任配偶是外单位的话可就差多了,因为不少人都戏称外交官夫人为“家庭妇女”,因为按维也纳外交公约,外交人员的家属是不能在驻在国工作的,而且我国也有着公务员回避制度,随任的夫人不能在国外打工,经商或留学,只能在使馆里面呆着,而且隔三差五还要做些帮厨之类的杂活,长时间这么闲下去又会导致外交官夫人们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因为她们都没事可做。而外交部的女同志的部外配偶们则极少有愿意随任到使馆当全职“外交官丈夫”的。有孩子的也很少带出去,因为国内外教育不同,教育上缺乏连续性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上学都不好,所以一般都是外交官驻外,配偶在国内带孩子并照顾老人,如果两人都是外交官,孩子就只好送回老家让父母代管了。王参的儿子在十二岁以前就一直是在他的江苏老家的。
    “部里现在又不分房子,这帮孩子一个月就一千多块钱,上哪儿买房子去呀。再说了,就算有房子在北京一个月一千多也够苦的了。”王参接着说。
    “你别总跟小伙子说那个,”王参的老伴不乐意了,马上对我说:“这个地方钱是少了点,不过还是很稳定的,还是安安心心好好工作吧。”-------晕,我好像没流露出要走人的意思吧,他们怎么想起来对我进行这样的教育呢?大概是他们觉得这是部里所有年轻人的想法吧。的确,年轻人的工资是低了点,不过领导们也没比我们高到哪儿去,处长一个月一千八百元,参赞一个月一千九,副司长一个月两千,司长一个月两千一。但我的收入可不止外交部财务司给我发的那一千三百元,我自有T机关的工资(其实也不高),但我收入的大头是来自T机关的行动特工津贴的,这一下子就把我的收入提高了一个大档次-------行动特工一向是T机关内的高薪一族,因为毕竟这是个刀尖上舔血的行当,所以我的日子比一般的外交官们还是要“小资”一点的。
   
   
    2003年11月28日22:10-----北京时间
    韩磊已经在这座居民楼附近等了很久了,他跟踪目标乘地铁来了积水潭后发现目标跟一个来接他的老头儿走了,他跟在后面,看见他们进了这座居民楼。韩磊这次下定决心要等到目标出来,这次不像上次,目标可以从胡同的另一个出口走掉,他肯定是要从这个居民楼的门洞里走出的,所以他一定要等下去,而且他不怕等的时间长,因为天越晚越方便下手。
    现在他果然看到他的猎物了,他从门洞里走出来了,韩磊摸了摸腰上的枪套里的枪后快步跟了上去。
    这里离地铁站很近,所以目标走了不远就进了地铁站,韩磊跟了上去,他准备在目标到朝阳门出地铁口回南配楼的路上动手,现在街上的行人不会太多了,他可以拉开一定的距离开枪打死他,然后趁暗撤离。
    2003年11月28日22:35-----北京时间
    我在朝阳门站出了地铁,向前方的台阶走去。我和王参老两口足足聊了好几个小时,从我小时候的事一直谈到现在,当然在我大学毕业后这一段历史里我不得不撒了许多谎,把在T机关的日子描述成了在某市场调查公司当研究员,老俩口都很喜欢我,我只比他们的儿子年龄稍小点儿。
    刚出地铁不一会儿,我腰在的手机开始了震动,我立即转过身给后面的人让路并同时掏出了手机,但就在我从腰上摸出手机的那一刻,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我身后的人立即将右手伸向自己皮带的左侧,手里握着个黑色的东西的底部。但当他看见我拿出的是手机后又把东西送了回去,向一旁迈步走了。
    电话是我父亲从家里打来的,他和我母亲仍在东北工作,他是告诉我他的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刚给他打过电话,说是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但我的心思根本不上听他的电话上,因为我已经有了一种非常不祥的直觉-----我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我总是觉得所谓的第六感之类的直觉实际上是人的经验的一种变异形式,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人的经验在潜意识里起作用,而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经验的作用而只好把他归于直觉的作用。我在一个警察论坛上与人讨论如何利用“卧底”打击黑社会犯罪时就发过这样一个贴子:正如同有的警察能凭直觉判断出罪犯一样,有的罪犯也有能嗅出警察的本能,这倒不是说他们有特异功能,只是他们有了足够的经验。比如说,一名毒贩如果发现一个来买他的毒品的吸毒者总是穿着得体的衣服,他就可能会凭直觉知道这个人可能是卧底的警察,他自己可能还说不出什么原因,但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仍处于潜意识状态中的经验的作用-------吸毒的人总是忽胖忽瘦的,所以不会总是穿着很得体的衣服,这就证明来人有诈。而毒贩本人还未来得及在大脑中总结出这一经验,所以尽管他能得到相应的判断,却未认识到真正的原因,就只好把它归结为自己的直觉了。
    但我现在断定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可不仅仅是出于直觉,而是有很合理的依据的,从他掏东西的姿势来看,明显是个掏枪的姿势-----这点行动特工的职业本能我还是有的,而且不存在他以为是有人在打他自己的手机而向外掏手机的可能,因为我的手机是在震动档上,而不是铃声,他是不会弄错的,况且那个黑东西的底部应该是枪柄,尽管我看得不是太清,但还是有一定印象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绝对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了,尽管他马上走开了,但想骗过我的记忆力可没那么容易,显然刚才他是在跟踪我,见我转身从腰上掏东西就以为我发现了他后要向他开枪而把手也伸向了自己的枪。既然他也带着枪,看来可能是敌人的特工来暗杀我了。绝不能放他走,我开始在后面对他进行了跟踪。
    我简短地回答说我现在正忙着,过一会儿再给他回就关了手机-----我不太喜欢被人介绍女朋友一类的事情,这样的方式似乎也太老古董了一点。不过在外交部倒还是有人给我介绍过的,机关党委有一个青年工作处,它总给部里的年轻人互相介绍,毕竟外交部内部的结合要比内外结合要好一些。
    我关掉手机后,发现目标也在向前面的楼梯走去,这个时间地铁站里的人已经不多了,我见对方加快了脚步便也快步跟了上去,此前悄悄地弯下腰把脚踝上的手枪移到了右裤兜里。
   
    2003年11月28日22:36-----北京时间
    韩磊回头时发现目标在反过来对他进行跟踪,看来真是不得不除掉他了,而且他决定现在就动手,免得在出地铁之前被他从后面突然扑上来制服,这个人据说很厉害,现在他就要和这个被台湾军情局称为“中共占士邦”的人进行一场决斗了。
   
    2003年11月28日22:36-----北京时间
    我发现目标在快速地转过身来便立即潜下身子,他果然从腰上拔出了一把带消音器的手枪,我同时也把七七式手枪拿在了手里,对方向我这里开了一枪,我迅速趴在地上,子弹从我的上方飞过,打在了地铁的铁轨里面的广告牌上。由于是无声手枪,子弹又落在了铁轨里面的位置,周围好像没有人察觉。
    目标见我也掏出了枪便一步跨到了楼梯上面的平台,向前方跑去。前方是一段向下的个台阶,可以从那里走下平台,然后一直可以走到对面的出口。
    我见目标是向前方跑去的,便没有走上台阶进行追踪,因为如果他突然在平台上向我开枪的话,我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很难在上台阶时躲避敌人射来的子弹,搞不好还会失足顺台阶滚下,那就会给敌人更充分的时间瞄准了。于是,我向左面走了两步,然后跳下了站台,站到了地铁的铁轨上--------这是相当危险的,但我回来时坐的那班地铁刚刚开走,不会马上又开来另一班地铁的。我举起手枪,快步跑进了漆黑的地铁洞口。
   
    2003年11月28日22:37-----北京时间
    当我冲出洞口到了平台的另一面时,正看见目标在站台上向前跑-------他是从台阶上跑下来的,而我是沿着地铁铁轨跑过来的,走的是平地,用不着下台阶,所以尽管他跑在我的前面,我还是及时赶到了。
    我快速跳上站台,冲到目标的身后,对他说到:“站住!把枪放下。”
    目标慢慢地转了过来,看见了我正对准着他的枪口,然后把枪扔到了地上,但马上右手又向我一挥,一道寒光向我划来。
    我向后一退,躲开了对手原本藏在袖子里的匕首,我在他刚一动时就发觉了他要暗算我,因为我一逼上去就开始观察他的肩膀------人的动作总要在肩膀上出现预兆的,一般来讲,如果他要出右手的话,右肩肯定要先动,出左手的话,先动的是左肩,但当他准备用右腿踢你时,先动的却是左肩,出左腿时先动的是右肩。他的右肩一动我就有了察觉,这么短的距离内他是无法起腿踢我的,所以一定是要用右手来对我发起袭击。
    我后退一步并躲开他的刀锋后,马上向他的裆部发了一记前踢,使用前踢的要领在于要在将腿向前踢出前,先将膝盖抬起,把小腿弯曲一定角度后再向前踢击,虽然这样看起来是多了一道程序,但实际上比直着膝盖把腿向前踢出的速度要快多了,不信你就试试。
    这一记前踢正中对手的裆部-----我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在工间操时间大量练习这一招,所以基本上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在对手裆部被踢后弯下腰时,我用右手握着的枪柄猛砸他的右前臂,他手中的匕首掉到了地上。但不等我将持枪的右手收回,对手就用左手掐住了我右上臂肱二头肌的位置-----看来对手也是个行家,他知道那里的穴位。他使劲一掐,我右手中的枪也掉在了地上,随即我的脸上挨了他的一记右直拳,然后他又按住我的脑袋,同时右膝盖向着我的脸上狠狠撞来。我本能地将头向上抬,他的膝盖还是撞在了我的脑门上,不过好在我那时已经将头向上抬了,没有使他向上的膝撞施加的力和向下按我的脑袋的手所施加的力形成合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手实施一次膝撞后马上又来了第二次,但这次我却将左臂抬起,用剁肘向他的膝盖上方狠狠剁去,尽管他的膝部的力量要大于我的肘部的力量-----因为他的腿部力量是要大于我的臂部力量的,但我却是将肘剁向他的膝盖上方的大腿部位的,这正符合中国武术中“避重就轻,避实击虚”原则,他的膝盖虽然是重的,实的,但膝盖上方的大腿部位却是轻的,虚的,而我这一剁肘向下的力量正与他抬膝向上的力量形成合力,所以这一下子把他疼得够呛,但他的确是个练架子,右腿刚一落地就马上用双手搂住我的腰部------我意识到他这是要对我使用散打中常用的贴身抱摔技法-----折腰摔,但现在我和他已经完全贴身,拳脚肘膝都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只好使用贴身摔法。没等他来得及施力,我就把我的右腿插入他的两腿之间,并用右腿膝弯部分向后猛勾他的左腿腿弯,同时身体向他的后面的方向压去-----这一招在散打和中国式摔跤里叫做“里勾腿”------在他的左腿被我的右腿勾起而使身体失去了重心的同时,我身体的前压使他彻底向后跌倒,摔在了地上,我则压在了他的身上。
    对手马上向右侧用力一滚,想将我从他的身上滚下,以摆脱自己被人压在身下的被动局面,但他用力过猛了,我和他一起从站台边上滚了下去,都落在了地铁的铁轨上。
    落到铁轨上后我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右手又向我打来一记直拳,我向后一退,躲开了他的打击范围,他的步法马上跟上,又是一记左直拳,我向右躲过这记左直拳后,用截拳道里的“勾搂手”刁住了他正欲回撤的左臂,我马上又改变手形,使左手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左臂,同时向右前方上步-----这样我就等于用一只手封住了他的两只手,他的左手被我抓住了,而右手根本打不到我,就如同你把左臂向身体左侧完全伸直,则右手永远也打不到左手一样,因为你的两臂是一样长的,再加上左肩和右肩之间的身体的距离,右手永远也够不到左手。
    我在控制了他的左臂后,迅速用抡起闲着的右臂将拳头砸向对方的后脑,对手在被砸中后头不由自主地向前探了一下,但他却将被我抓住的左手向左下方一拉,同时右手向下猛抄我的左脚踝想将我摔倒。我左脚向后退步,并趁他身体前探的时机用双臂紧紧将他抱住。
    对手功底很深,下盘扎稳了马步后在我的搂抱中将身子一侧,同时用刚从我的双臂的锁抱中抽出的右臂将肘部向我的脸上狠狠撞来,第一下撞中后马上又是第二下,我差点没被撞晕,此时双手仍在抱着他,但当他的第三下即将到来时,我将头向前一探,一口咬在了他的右上臂的肱三头肌的位置,这样一来,他的上臂肌肉被我咬住后,他便没法再向侧后用肘撞我了。但对手用右脚猛踢站台的底部,这个反弹力使我和他一起倒在了铁轨上。
    我和对手倒地后,压在我身上的对手马上转身,用右臂掐住了我的脖子,我立即用左手向外猛拉他的右臂以减轻喉部的压力,同时右手伸上去用拇指扣住他的下巴,其余四指扣在他的腮部,这是一种有效的擒拿方法。但对手马上又用左手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右腕,并将我的右手从他的脸上移开,我同时也用左手指甲抠他的右手指甲下面的肉,这个敏感部位被抠后疼痛难忍,所以他的右手也从我的脖子上移开了。但此时情况已经万分危急,因为我已经感到了身下的铁轨的剧烈震动-------地铁马上就要开过来了。但这时对手早已打红了眼,我的左手抓住了他的右手的手腕,但我自己的右手手腕也被他的左手牢牢抓住,我仍然被他压在身下,得赶紧脱离。于是我将右手手腕向右后方顺时针划了一个圈-------当自己的手腕被人抓住时,可以用胳膊施力将其顺时针向侧后方划一个圈,如果双方力量相差的不是特别悬殊,一般都是能够解脱的。
    我的右手腕从他的左手中挣脱后马上又趁势抓住了他的左手腕,同时我抓住他右手的左手腕也向上施力,使他的小腹部暴露出来,我用右脚向上蹬住他的小腹部后继续向后上方用力,同时双臂使出平生的力气将他向后抛去--------这一招我在练柔道和中国武术时都学过,在柔道里叫做“巴投”,在中国武术里的名字则更形象,叫“兔子蹬鹰”--------这一下子把他从我的身上一下子从后上方摔到了我后面的铁轨上。
    当我站起来时,已经看见刚刚驶进洞口的地铁的前部了,我立即用双手按住站台边缘,纵身向站台上跳去,倒在我和地铁之间的对手也已经站起来要向站台上跳。
    当我的身体摔在站台上时,我从后面地铁发出的隆隆声中听到了一声惨叫,当我回过头时,看见地铁已经进了站。
   
    2003年12月1日20:25-----北京时间
    朝阳公园南门附近的Latinos夜总会内,我和Lucy站在一边观看着拉丁舞表演,这是一个与上次一样的聚会,又有不少老外在这里。在一段舞曲结束后,一个人上来讲了一通,然后隆重推出一位拉丁舞高手-------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孙小姐。Lucy马上推了我一下,对我说:“是你同事呀。”没错,我的确认出了这位个子高高的女孩,但只是知道她,和她并不熟悉,只知道她是学西班牙语的,看来学西语的人还真受到了拉丁文化的强烈影响。
    Lucy突然问我:“对了,我看报纸上说前两天有个男人在朝阳门地铁站突然跳到铁轨上自杀了,你听说了么?”
    “啊,这个倒没听说,不过倒是离我那里是挺近的。”
    “真可怕,“Lucy吐了吐舌头,停止了这个话题。
    这时已经有一些人在那位女外交官的熏染下也纷纷走进了舞池,伴随着狂热的拉丁舞曲尽情地扭动着身躯。这时我觉得旁边传来了一个有点熟悉的男声,略有点女人气。“小姐,可以陪我跳支舞么?“我扭过身去,竟然又是上次那个被我放出三步远的死胖子,现在他又在请Lucy跳舞,但他马上也认出了我,于是便白了我一眼后走开了。
    Lucy猜出了是怎么回事,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又问我想不想和她跳舞。
    “我…..不会跳拉丁舞。“
    “没事,我教你。跳跳就会了,来吧。”----她说的这句话我好像以前在哪儿听过。
    我们步入了舞池,我开始在她的教导下和她跳了起来,但我学跳舞实在是太笨,好几次踩了她的脚,这不,在欢快的节奏中我竟然用脚踢到了她的脚踝,她“啊”了一声后蹲下了,我也赶紧俯下身来问她怎么样了。她笑着对我说:“没什么,不过真的很疼,都怪你。”然后用力向我的左脚踝打了一下。但她的手却打在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上。“啊?这是什么?”她顺手掀起了我的裤脚,我已经来不及阻止她了,她看到了我藏在左脚脚踝上的枪。
    “啊?枪!你怎么会有枪?你不会真的是间谍吧?”好在狂热的舞曲盖住了她的声音,外人也没有注意我们。
    我当然不能对她说我是间谍,于是我回答:“不,我是我们司里的保卫委员,保卫外交部当然要有枪了。”
    “原来是这样呀。”
    “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有枪呀,不然对我很危险的。如果有罪犯想搞枪的话,他知道了就可能偷袭我并抢走我的枪。”
    “嗯,知道了,继续跳舞吧,不许再踢我了。”
    于是我们又融进了欢快的舞曲中,在我们再次起舞前,我清楚地听到她嘀咕了一句:“原来还真有带枪的外交官……”(完)
第十六部分 谍网恢恢(一)
   
    前言:本章节取材于真人真事,但仍以虚构为主,请读者勿将文中情节与真实事件相提并论或将文中人物与真实人物对号入座。
   
    2003年12月2日18:25-----北京时间
     全弘植装作散步的样子走出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大门,临出门前他回头望了一眼,使馆武官处的一个年轻人正在后面跟着他出来。武官平时都是穿军装的,但现在他已经换成了便衣,看来是为了监视并保护全弘植的,毕竟他这个朝鲜核科学家的身份太特殊了,尤其是在现在这么敏感的时期,掌握国家最高机密的核专家要是在中国出了事使馆可绝对承担不起。
    使馆方面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跟踪,因为全弘植刚一出大门就发现另一个人跟在那名年轻武官的后面出了使馆大门,这个人他是认识的,也是一名武官,叫朴正圭,曾是朝鲜最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人民军第八特种部队的一名军官,现在调来中国做武官。全弘植的一位亲戚在主管特种作战部队的人民军总参谋部轻步兵作战指导局当参谋,全弘植通过他在几年前认识了朴正圭,但后来却隐隐约约听说这个人物神秘地失踪了很长时间,被怀疑是到国外执行秘密任务去了,好像是去的是日本,现在又神秘地出现了,其他的他就不清楚了。但很明显,这个人在使馆里肯定仍然扮演着侦察员的角色。
    全弘植好不容易才从大使那里请来假到外面买东西,但这只是他的借口,因为他即将面临他一生中最危险的行动------叛逃。
    那两名穿着便衣的武官仍然一前一后地跟在他身后,为了保卫兼监视这名至关重要的核科学家,他们肯定是带了枪的,而且现在他们离全弘植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因为现在已经出了使馆区,外面的情况复杂多了,两名武官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全弘植说过是要去不远处的华普超市买东西,他几天前被使馆的办公室人员领着去过那里,那里离朝鲜使馆没多远。
    现在他已经看到了前面的泛利大厦,大厦的一部分就是在北京有名的“钱柜卡拉OK”,来接应的人就把车停在那里,全弘植在快走到泛利大厦的门口时向左侧望去,来接应的车就停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再向前方望去就能看见不远处中国外交部的灰色大楼。
    全弘植蹲下身子装作整理自己的鞋带,这是他在平壤时就和对方商量好的信号,他用余光向后看去,两名武官现在也停了下来,并排站在一起。
    汽车快速地驶了过来,司机猛地推开门,全弘植从蹲着的姿势一下子钻进了车内,坐在了副驾驶的位子,同时司机加大油门,直接向前快速将车开走了。
   
    2003年12月2日18:25-----北京时间
     外交部斜对面的华普大厦地下一层的火锅店内,我正和三个人一起吃火锅。他们三个都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礼宾司的小郭,另外两个是今晚通过小郭刚认识的,一个是美大司的小汪,另一个也在美大司,叫赵钢,不过是刚从密克罗尼西亚回来的,现在分到美大司三处负责南太岛国事务。
    “想当年我在密克时,最馋的就是火锅了,可惜呀,我们那里连青菜都缺得很,简直就是一个不毛之地。”赵钢回忆起了自己的岛国岁月。
    “那当然,”小汪说,“南太岛国那边条件是很艰苦,不过你们密克已经不错了,巴新(巴布亚新几内亚)才是南太岛国里最艰苦的,连淡水都没有,使馆那帮人全指着抽游泳池的水或下雨时接雨水然后自己烧水喝,外部环境也很乱,街上天天有枪战,我认识的条法司一个人至今后脑勺上还留着一个被流弹划破而留下的伤疤呢。他对我说,那里的治安实在太乱,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所以他们都不敢出使馆,下班后只能在使馆的院子里转圈,结果长期下来对使馆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了。”
    “天天有枪战就证明那里枪很多,还有点文明的迹象,而我们那里纯粹是个原始社会,所以我现在完全跟不上北京的形势了,我们当初有过这么一个顺口溜,说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警卫基本靠狗,娱乐基本靠手。哈哈”
    “娱乐基本靠手?你小子太流氓了,哈哈。”小郭笑着说。大伙跟着一顿大笑。
    “那怎么办?我还能找当地的土著美眉呀?外交官是不允许与外国人谈恋爱的。再说了我们密克虽名为一个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原始的小村落,密克的国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村长。唉,孤岛飘零的岁月总算过去了。”
    “对了”,赵钢话题一转,你们两个明天晚上要是没事就来看看我们司的节目。前一段我们司帮几个有点名气的歌手办了签证,所以她们特地来答谢一下,进行一个小演出。“
    “是嘛?都有谁呀?“小郭问到。
    小汪抢着回答:“谭晶,王丽达,臧莉。“
    “谭晶和王丽达都是有名的歌手,王丽达好像是在电视大奖赛上出名的吧。”我说到,“不过后面那位我只是觉得名字很耳熟,没太深的印象。”
    “是个跳舞的,长得不错,这几位可都是大美女呀,到时候别忘了去看。”赵钢说。
    “好,一言为定。”小郭拍了板。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一看来电显示,竟是朴正圭打来的。
    我走到一边接听后,朴正圭对我说不适合在电话里告诉我,让我马上去找他-----听他的语气好像是出了非常重大的事情。
   
    2003年12月2日18:29-----北京时间
     在离东大桥不远的一个居民楼的楼下的阴影里停着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车辆,车里的人见自己等待的车来了之后马上开了过去。全弘植从刚才坐的车中走出,马上走进了这部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然后车一溜烟似地开走了。先前的那辆车的司机见外交轿车走了之后就快速下车,折下了刚才使用的假牌照,换上了真正的牌照后也把车开走了。
     外交轿车一直开到了丽都假日饭店,这附近是北京新兴起的丽都商圈,一个人从丽都里走了出来,钻进了这辆汽车,然后车继续向前开去。
     这个人进到车里后,向全弘植伸出了手:“全先生,你好,我的名字叫Gore,Steven Gore.欢迎你进入自由世界。”
   
    2003年12月3日20:12-----北京时间
     国家安全部的一间会议室内,我一边听着安全部的一位副部长的简介一边做记录-----回去还要写简报,看来是看不着那几位美女歌手了。昨天朴正圭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就去他指定的泛利大厦门前找到了他,我当时离那里很近,只要从华普大厦里出来,再从地下通道穿过一条街就行了。
     朴正圭告诉我,晚上本来他是和另一个武官处的军官一起跟踪并保护一名来华开会的核科学家的,结果刚才他就在这里突然钻进了一辆汽车逃跑了,他们没能追上,但记下了车号,现在事情非常重大,他已经向大使做了汇报,大使非常紧张,已经开始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朴正圭想起了我,于是来看看我是不是能提供什么帮助。
     我立即向T机关进行了汇报,之后的事情全按正常的程序进行。今天白天我在处里也一直忙着处理这件事,主要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活动------外交部的职能就是负责在对外活动中作为总的对外工作机构协调其他各部门的具体活动。晚上开的这个各部门联合会议在安全部举行,我跟着处长一起来的这里,司里特地让他带我来,因为我的背景正适合这个,外交部来了两车人,一位副部长,亚洲司司长,参赞也都来了。T机关自然少不了,说来也逗,我明明是T机关的特工,现在却以外交部的官员身份来参加会议,而外交部也派人来参加了会议,搞得T机关来开会的人见了我装作不认识他们并和他们握手时都想笑。
    原来安全部已经掌握了一些动向,因为他们有情报显示一些来自好几个国家的人----并非是本国情报机关成员,而只是自发的民间人士------正在北京策划帮助朝鲜人叛逃,其中包括科学家,军人,政府人士等,他们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还特意玩了个喙头-----利用南太岛国N国刚和我国建交并在筹建使馆的时机居然伪造了外交车辆,车牌,甚至使馆。而且此次行动也受到了一些国家的背后支持,通过提供领事支持使得叛逃的朝鲜人得以成功地离开中国,这比从朝鲜境内直接外逃容易得多了。
    朝鲜方面称此次失踪的全弘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掌握着事关朝鲜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如果让其逃到某些国家,则朝鲜将遭到巨大的威胁。
    目前虽然不知道全弘植被对方藏到了哪里,但估计他可能会被假的外交车辆送到机场或到外地借机逃跑,有关方面已经进行了严密的监控,我们一定要尽快挫败这些国际阴谋分子在中国领土上搞非法活动的图谋。
     
    2003年12月4日09:32-----北京时间
     我借工间操时间上了十二楼,来到了美大司三处的一间办公室,赵钢正坐在电脑前写着什么东西,见我进来后马上热情地招呼我,还问我昨晚怎么没去看那几位美女。我说昨晚加班加到很晚,所以错过了机会。然后又问他谁是主管N国的》
     “我就是呀,我们处和部里别的处不同,别的处都是几个人管一个国家,我们处却是一个人管好几个国家,其实这些小岛国加一起两个人管都足够了。”------看来他还不知道假N国使馆的事,安全部应该是对他们保密了。也许会用电报夹里的绝密报通知外交部,但赵钢只是个随员,看不了绝密卷,所以还不知道,而且目前来看这件事还没有和N国有什么太深的直接关系。
    “你认识N国在北京的外交人员多么?”我问到。
    “也不算太多,因为我刚从密克回来。但在一些活动时也认识了几个人,怎么?你有事么?”
    “嗯,没什么,只是想知道一下朝鲜和韩国和N国有没有什么经贸往来,我现在在做调研。”
    “嗬,你可真敬业呀,不过N国这个国家相对还是比较封闭的,岛国都那样。和朝鲜韩国有什么往来我还真不清楚,不过你要是想认识几个N国人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引见一下。”
    “好呀,正好广交点朋友嘛。”我说到,在北京的N国人并不多,既然那些帮助叛逃的人偏偏选中了N国并很容易地就利用了N国的外交资源,看来肯定是有N国的外交人员从中受贿,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好呀,你什么时候想见他们?我打个电话就行。”
    “今天下班后怎么样?因为我很快就要交调研报告了,所以有点急。”----N国在北京的外交人员并不多,值得试试运气。
    “这样呀,那好,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约一个人。”
   
    2003年12月3日15:12-----北京时间
     全弘植现在被藏在离丽都饭店不远的一个高楼里,这里有不少外国人,丽都商圈的兴起引来了不少外国商业界人士,搞得这个本来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国际化很强的一个地区,在一些公共场所里你甚至会以为自己是在外国,因为周围全是外国人。
    全弘植走到窗前向楼下望去,下面是一个叫做“嘉林花园”的低层建筑群,里面的房子都很漂亮,估计不少有钱人都会在这里买别墅。
    这时Steven走进了他的房间,他坐到了沙发上,向全弘植介绍了行动计划。他们目前仍处于观察阶段,看看中国方面采取措施的情况。不过他们有着一些国家提供的领事保护这一护身符,估计是有机会利用这一优势成功地离开中国的。
     Steven是美国人,虽然和中央情报局没什么联系,但也是个好事之人,总想着要到国外搞点詹姆斯·邦德一样的活动,帮着“向往自由”的人们“得到自由”。他的主要帮手是个叫Alan的新西兰人,也是个平民冒险家,但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中国话说得很好,而且擅长中国功夫,大家有时也把他叫做“红毛”,因为他的头发是红色的。他在这些行动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正是他直接收买的N国官员-----他以前在新西兰时总有机会去邻近的南太岛国搞点生意,所以与一些岛国的政界商界人士比较熟悉,N国的一些高层人士也被他收买了。
     他们这个秘密据点一出门就是机场附路,从这里开车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首都机场,只要在搞清了中国方面将采取何种程度的措施之后就可以制定相应的计划将全弘植运出中国。
   
    2003年12月4日17:35-----北京时间
     我和赵钢来到了离丽都饭店不远的一家叫做“SPR COFFEE”的咖啡厅,这个咖啡厅设在一座大楼的一层,离它不远的地方是丽都假日饭店下属的一个学校。再往右走一段就是“嘉林花园”,歌星王菲在北京的别墅就在那里面。
     我们在这里等着N国外交人员Young的到来,他就住在附近,刚才还说要带一个朋友过来,因为他也正好想结识一些中国政府人士。
    N国外交官准时到了,但我的注意力却没有集中到他身上,而是被和他同来的人吸引了,这是一个长着红色头发的白种人---------昨天在安全部的会议上,安全部的人还专门提到了一位红发的新西兰人,现在出现了这么个人物,而且还和N国外交官在一起,看来有戏。
   
    2003年12月4日17:40-----北京时间
     Alan和Young一起走进SPR COFFEE后,看见一个中国人热情地向Young摆手,Young拉了他一把后就一起走向了那两个人。这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Alan发现中国的外交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一般的国家的外交机构里虽然也有不少年轻的低级外交官,但恐怕也达不到中国这个程度。事实上,中国外交官的平均年龄是37岁,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多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外交官多为有着很长的其他工作的经验后才转来做外交的人。
     Youg等人就是被Alan收买并为其提供帮助的N国外交人员,平日与Alan过往甚密。Alan听Young说他的一位在中国外交部的朋友想拜会他并向他引见另一名外交官的消息后就要求和Young一起来,因为这名外交官是在美大司负责南太岛国事务的,而Alan没少往南太岛国跑,想方设法地赚钱,和这样一个人有点来往说不准会对他有什么用。于是他就前来了。
     那两名外交官热情地站起来和他们相互介绍,同来的那位竟是负责朝鲜和韩国的。太巧了,这下正好可以从他那里探听到一些中国政府对全弘植事件的反应和相应措施,这样的事外交部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并没有对对方有什么怀疑,一是对方只是邀请Young,而根本不知道他本人,是他自己主动来的,所以不存在对方故意接近他的可能,二来外交部不是一个调查机构,不用怕对方是来调查什么的。
     四人坐在一起聊了起来,那个负责朝韩的外交官知道Alan爱好中国武术后竟然和他大侃起功夫来。Alan和人学过传统武术里的通背拳,他个人也很爱好散打,而对方则似乎是这方面的老手,说起来条条是道,看来中国的外交官还真是文武双全。
     Alan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已经开始谈论跆拳道了。Alan问对方怎么看待朝鲜的跆拳道,对方说现在朝鲜的跆拳道已与韩国的跆拳道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前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为军用了,所以实战性较强,不像后者那样偏好漂亮的表演动作。Alan马上趁机说朝鲜太落后了,百姓都不想留在那个贫穷的地方。对方竟然很神秘地贴到他的耳边低声告诉他有个很重要的朝鲜人不久前失踪了,估计是叛逃了,还告诉他不要外传。
     Alan马上说:“那中国政府想怎么办呢?”
     对方低声说:“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了非常严密的措施,现在到处布下了眼线,手里都有那个人的照片,只要他一露面,我们的安全部门肯定会找到他。”
     Alan意识到这次中国政府的措施会很严,觉得以后的行动不能太仓促,否则可能会被中国的特种部门抓住。
     大家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就分开了,这次聊天是很愉快的,Alan也和那位负责南太岛国的外交官混熟了,也许以后做生意时用得着他。
   
    2003年12月4日18:30-----北京时间
     我和赵钢与那两个人告别后就向马路对面的走去,到了那边转个弯后再走一小段就是420路车站,可以坐420路直接从这里回到朝阳门,赵钢则在东四下车,他以前也住南配楼,但回国后结了婚,向部里要了一套过渡房,外交部的过渡房一个月只要交200元的租金,但两年后就要按市场价交租金,一般都得一千多元,这样的话,一个外交官的一个月的工资就得全交房租了。
     但我并没有打算离开,因为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Alan主动向我提起朝鲜人外逃的事情进行试探,这更让我确信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红发新西兰人了,那样的话他肯定知道全弘植被藏在哪里--------我决定对他进行跟踪。
     我回头望去,Alan和Young正向与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得快点行动。我掏出手机,装作收短信,实际上是把手机的闹钟定在了18:32-----现在已经是18:31了。
     很快我的手机就响了,我装作接听电话,装模作样地说了几句,然后收起手机并告诉赵钢我的一位朋友正好就在附近,他有事要找我,所以我要向相反的方向走,不和他一起回去了。赵钢说没问题,明天部里见。
     我转过身后,借着冬天早早到来的夜色的掩护,快速向前缩短与目标的距离。我一直是在马路的另一面跟踪对方,Alan和Young仍在一起走,我在赶到了距对方十几米远的地方便开始放慢了步伐,但目光始终不离目标,这次一定要成功。(未完待续)
第十七部分 谍网恢恢(二)
   
   
    2003年12月4日18:32-----北京时间
     Alan和Young仍并排走在一起,速度不是很快,为了避免被他们发现,我特地靠向左边,把自己隐藏在高楼下的阴影里。
   
    2003年12月4日18:32-----北京时间
    Alan一边走一边对Young说:“你觉不觉得刚才那位负责朝鲜和韩国的外交官有点问题?”
    “哦?什么问题?”
    “我刚才也没觉得什么,可现在整体回想一下却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比如说,他想见你的理由是什么?”
    “他刚才提过要了解一下朝鲜和韩国与我国经贸往来的事情。”
    “这个理由就很奇怪,韩国不说了,朝鲜那样的国家会与南太有经贸往来么?他作为负责朝鲜的外交官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吧?”
    “是有点奇怪,不过可能只是他随便找个借口想认识N国外交官吧。”
    “没那么简单,你想想,我们刚用你们N国的外交掩护援救了朝鲜人,今天就来了一个负责N国的和一个负责朝鲜的外交官,这应该不仅仅是个巧合吧。”
    “可他们只是外交官呀。”
    “中国的调查人员只要带上外交官的证件并印制外交官的名片就可以成为外交官。你以为中国外交部会不配合调查机关么?”
    “是呀,你说的有道理。”
    “我刚才也没意识到,不过现在回想一下是很可疑。特别是那个负责朝鲜的外交官,还居然主动向我提起有一个朝鲜重要人物叛逃的事情,这很奇怪。”
    “也许是年轻人爱显得自己了不起吧,而且他也没说得太具体吧。”
    “也许吧,但我在许多国家呆过,见的人多了,看人是很准的,而且这两个人看起来都很精干,不管是哪个部门的我们都得小心点,别让他们太接近我们。”
    Young显得有点担心,说到:“如果他们真是特工的话,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
    “刚开始时只能是注意你,不会是注意我,因为他们只是要见你,我是自己要来的,他们此前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估计他们是想从N国那一方面打开缺口。”
    “嗯,看来不管他们是不是特工我们都得小心点。”
    “我今晚直接回家,你也直接回去吧。”Alan说到------他本来是想今晚去秘密据点的,但现在他有点放心不下。他特地回头看了看,没发现有人紧跟他们。
    “那朝鲜科学家……”Young问到-----连他都不知道全弘植被藏在哪里。
    “本来想先把他送到假使馆去,但现在还是再等一等,如果中国和朝鲜方面真的注意到了我们的话是很危险的,他们可能会对假使馆采取措施,或干脆在我们去假使馆的路上找一帮特工冒充流氓来撞我们的车并装作打架把人抢走------我接触过许多国家的特工人员,这帮人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
    “那你想继续把他藏起来,直到……”
    “我会抓紧联系一下那些支持我们的国家的驻华使馆,设法把全弘植藏进他们的使馆,然后利用他们的真正的外交车辆把他送上飞机。”
    “嗯,好主意。”
    “好了,我先回去了,你也回家吧,有事马上通知我。”
   
    2003年12月4日18:45-----北京时间
    我跟踪红毛到了一幢居民楼,他进了一个门洞,我则躲在对面楼下的阴影里进行观察。他和N国外交官早就分开走了,我决定跟着红毛来,因为N国外交官只是被他们利用的,他才是阴谋发起者。
    我见他进楼几分钟后没有再次出楼就打电话给肖主任报告这边的情况。肖主任让我继续监视,他马上通知二局,我先在这边等着二局的人的到来---------因为这属于国内反间谍侦察,所以要由T机关负责反间谍工作的二局,也就是我以前所在的那个局来负责。而我则实际上没权进行独立的侦察,因为我的公开身份是外交官,是没有侦察权的,实际身份虽然是T机关的特工,但我是在对外情报部门,在国内也没有行动权-------世界各国的情报机关都是如此,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如美国法律便规定,中央情报局作为对外情报机关不能在美国国内进行情报活动,此类工作要由负责国内反间谍工作的联邦调查局负责,就算中央情报局内部出了双重间谍也要由联邦调查局来执行逮捕,中央情报局没有执法权,而联邦调查局则甚至可以每天都对中央情报局的电话进行监听。同样英国的MI6作为海外情报机关也只能在英国以外的区域活动,国内的秘密情报工作是MI5的势力范围。但实际上CIA仍在国内秘密地从事一些情报活动,如它在纽约便设有一个办事处,负责策反驻联合国的外国外交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CIA办事处虽然设在纽约,它并不是针对美国国内进行情报工作的,而是针对联合国进行工作的,假设联合国不再设在美国,而是把其总部移到中国的话,那么这个CIA办事处恐怕也得相应地搬到中国来。也就是说,虽然仍是在美国,但实际上是针对联合国。但除去上述的这个特殊情况,仍不排除有些国家允许其对外情报机关在国内搞秘密活动的情况,但这一般都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如利用对外情报机关的某些特有的优势来帮助国内的反间谍工作。这样一来,T机关的对外情报部门便没有在国内行动的权力,这个行动权指的不仅仅是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性权力,还指跟踪和监视等侦察权。但这并不能难倒T机关,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侦查工作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其他人员(包括侦查机关中的非侦查人员)无权进行侦查工作,但可以被邀请或受委托参与有关侦查工作,或者协助侦查人员进行有关侦查活动。”我国法律中所指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一般都是指广义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即并不只是指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及其下属各级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的,还包括其他具有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性质的部门,如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下属的各级军队保卫部门便可以在军内进行刑事侦察和反间谍侦察,它实际上是军队内部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T机关虽然是一个完全隐蔽、中国政府从来未承认其存在的情报兼侦察机关,却完全可以列入广义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门类里,而且其在不得不公开其侦察活动时也往往假借国家安全部及其下属机关之名,如T机关反间谍部门抓获的外国间谍在媒体上被公开报道时都被说成是国家安全机关的杰作,反正两者都是不露面的,外人也分不清谁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其他人员(包括侦查机关中的非侦查人员)无权进行侦查工作,但可以被邀请或受委托参与有关侦查工作,或者协助侦查人员进行有关侦查活动。”的规定,T机关完全可以对其对外情报部门进行内部授权,命令其协助反间谍部门进行相关国内调查活动,这并不与法律相冲突。但一般来讲,各国在国内使用其对外情报机关进行秘密活动都是有着必要的理由的,即是有着利用对外情报机关某些特有的优势和资源的必要性的,否则也不会放着现成的反间谍人员不用,而让对外情报人员来“狗拿耗子”了。例如,某国外敌对组织一直是由对外情报机关负责的,但现在它派人来到了中国,而负责国内反间谍的部门对其并不熟悉,所以当然要让一直针对该敌对组织工作的对外情报专家来参与对其在中国境内的活动的调查了。
    从另一角度来讲,一般人都认为国外的情报工作只能由对外情报机关来做,国内反间谍调查部门不能出国执行相关情报任务,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起码的一点是,世界各国的反间谍部门所从事的并不只是防御性的对抗外国情报人员的被动侦察工作,它们同时也要承担一些主动的进攻性情报工作,但这是指在国内的进攻性情报工作。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虽然是国内反间谍侦察的主管机关,但它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境内的外国人进行策反等对外情报工作,从这些在美国的外国人身上搜集外国情报。英国的MI5也是一样,如果英国政府想主动策反一名驻伦敦的中国外交官的话,来进行这一活动的肯定是反间谍部门MI5,而非对外情报部门MI6,只有当英国政府想策反一名驻巴黎的中国外交官时才会让MI6驻巴黎的对外情报人员出马。这样一来,自然要有反间谍部门的人到国外进行秘密活动的情况了,假设联邦调查局的人发展了一名日本人为其情报员,则这名日本人的handler(管理者,即具体负责他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可能会根据需要而前往日本或第三国与其接头,这样便将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海外。但实际情况中,有时专长于国内工作的联邦调查局会觉得自己鞭长莫及,力不从心,这时它往往会把其情报员移交给中央情报局。以前曾有过一名前苏联克格勃特工在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在美国工作时被联邦调查局策反,此后一直由联邦调查局对其管理和控制,但后来这名间谍任满回国了,联邦调查局感到了与其进行进一步联系有些困难,便把他移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可惜的是,这个叛变的克格勃特工在被移交到中央情报局后被中央情报局的大“鼹鼠”阿姆斯出卖给了克格勃,并被克格勃按其处理内部叛徒的惯例之一送到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用手枪向后脑开枪击毙。而克格勃自己在这方面的业务划分则更明显,前苏联一向把其情报侦察机关称为“盾与剑”,盾指的是防御性的反间谍工作,剑则是指主动刺向敌人的对外情报工作,但克格勃在策反在苏联境内的外国人时也是由其负责反间谍的第二总局,而非负责对外情报的第一总局负责的,曾有一名中国外交官在驻前苏联期间遭到克格勃“燕子”的色诱并落入陷阱,对方正是由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的。这样一来,就等于让盾来执行了剑的任务,但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没有作为司法部的下属单位而将自己局限在国内,在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前的对外情报工作一直是由它和军方的情报部门一起承担,甚至在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联邦调查局仍在对外情报中发挥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间谍网完全掌握在联邦调查局,而不是中央情报局的手中。联邦调查局在许多国家设有办事处,不过一般是负责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和反恐怖情报交流等方面的工作的,它在美国驻外使馆里也设有法务参赞,除负责司法及警察事务合作外还要进行使馆内部的防谍工作。英国的MI5和以色列的辛贝特也是一样,尽管属于国内安全部门,但也在可以在国外工作,只是其任务与同驻国外的对外情报机关MI6和摩萨德搜集情报的使命不同,他们是负责本国驻外机构的安全的。
   
    2003年12月4日18:58-----北京时间
    二局的车来了,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同学兼室友小丁,他从到T机关时起就一直在二局,我的另一位同学小林现在也被调到了一局行动部,代号245,行动部的编制内共有48名特工人员,代号均以2开头,按加入顺序从201一直排到248,我排在第36号。
    我进到车里后拿出手机给他们看了Alan的照片------我的手机是可以拍照的,在咖啡厅里时已经偷偷给红毛和N国外交官都拍了面部特写。二局的王组长让我先回去休息,这里由他们接管了,他们将对红毛进行不间断的监视,如果有需要再通知我来协助。我见他们已经开始了监视便回去了。
   
    2003年12月5日11:40-----北京时间
    今天是周末,我起得很晚,红毛那边由二局盯上了,我就可以放松了。吃完饭后我下楼锻炼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屋里翻起了报纸,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想起来给Ellen打了个电话。
    我和Ellen是在不久前韩国使馆举办的一次招待后上认识的,她在一家美国公司驻华代表处工作。她当时穿着一件白色的Sweater式的外衣,脖子上还围着狐裘,一头酒红色的长发,有一种较成熟的美,给人印象很深。当我听她自我介绍叫李爱琳时,我说:“你的英文名字一定是Ellen吧?”
    “是呀,你很聪明呀。”
    “呵呵,只是上大学时的一点经验而已,女孩子取英文名时总喜欢寻找与自己的汉语名字谐声的英文名,我们班一位女生叫李丽,她的名字就叫Lily, 也有的喜欢用某个自己喜欢的文学或电影中的人物的名字,像什么Scarlet之类的。”
    “呵呵,有道理,看来你对女孩子还很有研究的。”
    “不是故意研究的。”
    “有什么不故意的?外交官们不都是很风流么?”--------我可不这么觉得,中国的外交官都是很朴实的,而且书生气很重。
    “你说的是美国外交官吧,有位基某人倒是很好色的,中国的可跟他不一样,都是又红又专的国家公务员。”我说。
    “基某人?。”
    “基辛格,据说他在七十年代来北京时就当众说过,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我没好意思用“春药”这么直接的词)。可见他肯定没少……”
    “玩女人,是吧。”--------看来在外企混久了的女孩说话就是很直接。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笑着说,没想到在使馆招待会上居然还会有女孩和我讨论这个。
    “对了,我觉得你的名字有点像韩国人的名字。”我准备岔开这些敏感的话题。
    “是嘛?”
    “是呀,本来韩国人姓李的就很多,韩国女孩的名字里带“爱”和“琳”字的也不少,像李英爱和朴蔡琳。”
    “朴蔡琳和那个蔡琳应该是同一个人吧,对了,你一定有韩语名字了?”
    “嗯……”我本来想说没有,但还是说了,“有,叫朴正圭。”
    “怎么取了个这么土的名字?”
    嘿嘿,幸好我们的人民军军官没听见这句话。
    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中间偶而通过几次电话,今天我突然来了兴致,想约她出去玩。看到报纸上一些影院里的电影信息后,我突然想起来打电话约她看电影,这倒不是我急于怎么怎么样,只是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因为我看见一家影院下午将放映曾于1965年创下票房纪录的名片《日瓦戈医生》,而我那天在招待会上和她谈到过这个片子,她听了我对该片的简介后很感兴趣,她以前只是听说过这部电影的名子,从来没看过,很想找机会看一看这部被人称为“浪漫隽永的爱情经典,硝烟弥漫的战争史诗”的巨作。
   
    2003年12月5日12:42-----北京时间
     Alan在家里洗完了一个热水澡后准备出门了,他昨晚考虑了很久,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所以他打算今天就去藏匿着全弘植的那个秘密据点,并立即把他转移到V国驻华使馆并尽快帮其出境,以免夜长梦多-----他刚才已经打电话用暗语征得了V国使馆方面的同意,对方答应在下午14:00派车到使馆外把全弘植接进使馆。
   
    2003年12月5日12:50-----北京时间
    一起吃过饭后,我和Ellen到了电影院,很快影片就开演了。其实我也没看过这部片子,只是上大三的那一年总听《疯狂英语》杂志里选录的这部电影的录音剪辑,后来查阅过一些关于这部电影的资料,也在电视上的一些介绍这部电影的片子里看过其中一些镜头。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女儿在这部片子里扮演日瓦戈医生的妻子。这部片子及原著小说由于有着反对十月革命的倾向而一直在前苏联被禁,直至八十年代才解禁。影片在一九六五年打破了当时的票房记录,并一举夺得五项奥斯卡金像奖。导演大卫·里恩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不过他的影片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部根据英国间谍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的真实经历改编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又译作《沙漠枭雄》,于一九六二年囊括七项奥斯卡大奖)。
    影片开始了,不久我便再次陶醉在了那首非常熟悉的主题曲“la la’s theme”中,中国人所熟悉的这个曲子已经被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演绎成了一首轻松愉快的钢琴曲,但作为电影插曲的原曲实际上却是深沉并且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的,再加上影片中那悲壮的爱情故事,让人不得不受到震撼,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2003年12月5日12:52-----北京时间
    一直坐在车里监视的小丁发现目标从楼门洞里走出来了,王组长和小胡(就是在APEC会议侦察时装扮成麦当劳工作人员的那位)也发现了他。等目标走过之后,王组长命令小胡留在目标家的楼下守候,因为这样即使他们跟丢了目标,也有小胡会知道目标什么时候和谁回的家,然后王组长开车和小丁跟上了目标。
    Alan出了小区之后右一拐继续前行,王组长让小丁下车步行跟踪,他则继续开车慢慢地跟在后面,因为用车跟踪步行者容易被发现,但两人全徒步跟踪的话,如果目标突然打车走他们就不得不也打车进行跟踪,这样就将用车跟踪的责任交给了未受过专门训练的出租车司机,在出租车内与指挥中心通话联系也很不方便,容易泄密。征用公民车辆的事不到特别紧急的时候最好别用,再说现在的人可不一定支持你的工作。
    Alan并没有打车,只是一直向前步行,小丁紧紧咬住-------他已经干了四年的反间谍了,有了不少的经验。
   
    2003年12月5日12:53-----北京时间
     Alan回头看了一眼,想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他首要注意的就是有没有二十至四十岁的体形匀称的男子一直跟在后面,因为这符合外勤反间谍侦察人员的特征。负责反间谍监视的人员原则上是不能有任何明显的外表特征的,但太没有特征了本身就是一种特征,老手一样能感觉出来,就像老鼠能嗅出猫一样。正基于这一点,美国联邦调查局采取了一个新政策,即在外勤监视中大量雇佣编外人员,大多是给人以与传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形象相反的人物,如妇女,学生,前卫青年等,甚至社区的老太太也被包括在内(这一点有点像中国以前的“小脚侦缉队”),这样可以大大地减少被监视对象对监视人员的怀疑。
     他扫视了一圈之后,并没有发现太特别的,但他还是记下了几名年轻男子的面容,等过一会儿再回头看看谁还继续走在他的后面。他虽然不是什么受过专门训练的间谍,但好歹也是个行走于国际社会多年的老江湖了,偷鸡摸狗的事儿在各国都没少干,所以已经有了极强的反侦察能力。
     
    2003年12月5日12:57-----北京时间
     目标已经走过了丽都饭店,现在又走到了马路的另一面,那边是一趟小店,其中大部分是音像店和发廊,目标走进了离他最近的一家音像店,小丁也走了进去。
     目标过去拿了几个影碟看了看,又与店员说了几句,这一带由于靠着丽都饭店,所以外国人非常多,店员也一般都会说点英语。小丁为了不引起目标怀疑,一直走到了最里面,然后借着一个摆满了影碟的货架的掩护,暗中观察着目标的行动,店里的人不少,所以小丁盯紧了目标红色的头发。
     目标并没有买演碟,一会儿就走出了音像店,小丁走到门口时并没有出去,因为他看见了王组长的车正停在门口正前方的马路上,王组长用手势告诉他先别出去,然后慢慢地开车跟了上去。
     
    2003年12月5日13:01-----北京时间
     Alan在音像店里观察了一下在他进门后进来的几个人,其中一个年轻人有点眼熟,但他一进来就一直走到里面挑起了影碟,所以他现在要走出来看他是否也跟出来。
     在他回头看时,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迎了上来,用英语问他:“Sir,do you want a massage?”(先生,想做按摩么?)
    Alan笑着摆了摆手,继续向前走。他可没时间,一会儿就要偷运全弘植到V国使馆了。
   
    2003年12月5日13:01-----北京时间
     王组长用麦克风通知小丁走出音像店继续步行跟踪,因为他现在没法将车开到马路的另一面贴近跟踪,而目标则可能向那一方转弯行走,那样他就彻底丢梢了。
     小丁快步走出了音像店,跟在了目标的后面。
   
    2003年12月5日13:02-----北京时间
     Alan的目光向右边移去,他只要再在路口向右拐后前行一段就可以到达藏匿全弘植的地点了,他刚走过的这一段路上有好几家发廊,每一家的门口都有穿着暴露的漂亮女孩招徕生意,见他走过都用英语问他要不要按摩,事实上Alan的汉语非常好,他用汉语对她们说“不用”。
     但就在他想向右拐过路口时,却听见后面一个女孩在大声说:“进来做个按摩呗。”他好奇地回头看看是女孩是在喊什么样的人进去,回头看时却发现刚才跟他进了音像店的那个年轻人正走在他的后面。
   
    2003年12月5日13:20-----北京时间
     银幕上,白匪的步兵在用机枪向策马冲锋的红军骑兵们射击,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名红军战士面无惧色,眼睛直盯着敌人的阵地,挥着战刀纵马冲向敌人。
     我凑到爱琳的耳边对她说:“这个不会就是保尔·柯察金吧?”
     “呵呵,你倒挺会联想的。”她笑着回答,但一会儿又突然凑过来问我:“如果你生在那个年代,会去参加红军么?”
     “嗯…..我想我会去做契卡,或是去外交人民委员会,我对军队的兴趣不是很大。”
    “契卡?”
    “克格勃的前身,十月革命时叫肃反委员会,简称为契卡。”
    “那么说是特务了?呵呵。”
    “那是契卡对外国特工的叫法,他们把自己叫做肃反工作者或侦察员。”
    “都是一回事嘛。反正都是搞秘密活动的。”爱琳说这句话时心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她本人就是为一个秘密组织服务的情报员。
   
    2003年12月5日13:03-----北京时间
     Alan改变了主意,他怀疑自己很可能已经被中国的调查人员跟踪了,后面那名年轻人已经出现过几次了,也许是巧合,但他不想冒这个险。于是他走到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把车开到他家那边,他准备把这边的变化通知给Steven等人和V国使馆。
   
    2003年12月5日13:21-----北京时间
     Steven接到了Alan的电话,对方说他怀疑自己被跟踪了,所以原定的今天转移全弘植的计划得推迟了。Steven骂了一句“Shit”后看了一眼屋里的人,除了全弘植外还有一个人,他叫李志海,是Alan的朋友,据说在北京的黑道上很有势力,曾和Alan一起到广西试图绑架一位和Alan有生意纠纷的人,不过对方报了案,他们没敢下手就回来了。这次为了向V国使馆转移全弘植,Alan特地找了这么个黑道人物来保驾,估计一般的事他都能摆平。
   
    2003年12月5日13:40-----北京时间
     Victor Komorosky对日瓦戈医生说:“你有个弟弟,叶夫卡,就是那个警察。”
    日瓦戈惊讶地说:“叶夫卡为布尔什维克工作?我不知道!”
    “也许吧,因为他是个秘密警察。”Victor Komorosky说。
    爱琳转过来对我说:“这就是你说的契卡吧?”
    “对,那时还是捷尔任斯基掌权。”
    “你一定认识不少安全部的人吧?”李爱琳问到,她觉得自己这句话问得正是时机,她也正想看看这位外交官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用价值。
    “只是工作中打电话和一些安全部的人联系过,没见过他们的面。”--------实际上安全部我认识的人还真不多,他们的人也是尽量保密的,不过T机关里我认识的人可就多了。
    “是这样呀,总觉得这些人很神秘的。”
    我刚要说话,手机却开始了震动,我一看来电显示,竟然是肖主任打来的。(未完待续)
<P>这位施主,没见此文坛子里正帖着么。</P>
晕,怎么又来了一遍?
不好意思,重复建设了。
江泽民
<P>重复建设也无所谓啊,只要是好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