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我在飞虎队》 （德） 格哈特·纽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2:46:06
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抗日战争中美联合对日空中作战的一些情况，可供参阅。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廉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hema the Germam）一书。
在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寒冷早晨，我的邻居查理·李·陈纳德正要乘他的旧福特车外出时，我刚离开宿舍向汽车修理厂走去。他喊住了我。“你听说日本空军在珍珠港袭击美国舰队的新闻了吗？”我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陈纳德简短地告诉我，12月7日早晨在夏威夷发生的事情。他还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美国人在缅甸驾驶三个驱逐机中队，其中的一个中队将在几天内飞抵昆明，而且他本人是这支联合队伍的指挥官。三个美国驱逐机中队全是志愿人员。自1941年以来，在仰光北面按照陈纳德上校制订的规范进行了紧张的再培训。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当时仍在装配为中队使用的寇蒂斯－莱特P－40“战斧”战斗机。由252名士兵和2名护士组成第一支“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队”。
陈纳德问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的汽车修理厂，而加入他的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队伍。“行，我参加。”我把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一个德国难民。他是两个月前与我合办修理厂的，又把那个漂亮的绿色敞蓬汽车还给了李厅长，并且首批来到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事人员一起住进了1号宿舍。他们给我取了一个“赫乐意轻”的绰号。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一直叫我“德国佬赫尔曼”。
珍珠港事件后，昆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个城市不遭空袭，1941年12月中旬，美军到达昆明。在昆明的首次空战中，美战斗机在空中等待着日军的到来，十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惊骇的日本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五天以后，日军再次进行空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那是一年中昆明的最后一次空袭。
1942年3月，仰光沦陷到日本陆军手中之前不久，三个美军志愿飞行中队中的最后一个中队（在敌人的偷袭中或事故中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他们沿着东部和南部战线分散驻扎，每个飞行中队都经常在各个基地之间转场，以防止日军对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袭击而不遭受损失。我们的飞机在螺旋桨后的螺毂罩上画上了鲨鱼的牙齿，一只飞行的考虑伸展蓝色的小翅膀正跳过象征胜利的“V”形字母，作为飞虎队的标志。在中国的美国飞虎队成员很快成为英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损失与击落敌机的比例为1∶7，而且还因为1942年初盟军损失沉重，处境不佳，迫切需要鼓舞从心的战斗新闻。
日本人很快认识到空战不再是单方面可以取胜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才能袭击我们的基地。自从1941年12月在昆明上空受挫之后，日本轰炸机在白天击美军空军基地时，总是由零式战斗护航。与他们的轻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优越行多。这种飞机装备了两挺7．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它可穿过螺桨射击，在机翼上装有两门20毫米的机关炮。
到1942年年中，日本空军已把飞虎队视为“劲敌”。日方的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撒下传单：“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与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6月28日下午3时在桂林上空决战。”除了熟悉日本人的查理·陈纳德外，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诡计或圈套。他命令从另一个基地调一个中队增援已在桂林的飞行中队。6月28日，4架P－40战斗机被派往西南方向上空，并命令在这个“约会”的前十分钟，在高空隐蔽盘旋。两个中队剩下的26架P－40战斗机等待在机场跑道的尽头，将屐机预热空转。陈纳德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午后两点三刻起飞。非常准时，在3点前一点儿，我们清晰地听出零式战斗机飞行大队的嗡嗡声。地面电台警告在高空盘旋的4架我方飞机：“帝国挑战者的60架飞机正向我方飞来”。仅一分钟之后，我们的24架P－40战斗机命令不必被日机数量上的优势而胆怯，并且也不必为突然从激战中摆脱出来而感到羞愧。当时我们猜想（但并不知道），零式战斗机不能很快俯冲。十分钟后，双方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敌方飞机已撤退了。他们遗弃了14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我方四人不得不跳伞，但无一人失踪或受伤。
1942年5月传说美国志愿兵大队不久要解散并且正规的陆军航空队将代替我们。陈纳德被推荐重返指挥在中国的美国空军。罗斯福总统给他连升四级、晋升为准将，他接受了。
陈纳德事先并不告诉我他已经要求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在美国志愿兵大队解散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加入美国空军。1942年7月4日的一个晚上，在桂林兵营中，我，一个德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空军中士宣誓加入美国空军。我在美国空军第76战斗机中队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开始。第76战斗机中队是组成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这个大队是由39名飞虎队的官兵所组成。
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西端这后，这条公路交通中断。1942年中国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从鳊东部阿萨姆运进货物。此航线要飞越两万英尺（6,096米）盖满积雪的山峰，期间还有许多不曾测量过击高于二万三千英尺（7 010米）的山峰，有许多飞机和它们的机组人员由阿萨姆起飞前往中国后，从此下落下明。
<B>装配零式战斗机</B>
1942年10月的一天，陈纳德将军叫我去，对我说：“纽曼，我们得到一架零式战斗机，它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岸日军的占领的海滩上搞到的，相当完好。已把飞机拆散运往内地，可能许多零件已损坏或丢失。幸好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打下了许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必定有零件。看能否将它拼凑成一架飞机，用它试飞，并且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阵比武？把这些该死的飞机修复到使用状态对美国至关重要！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完全不知所措，“谢谢，是，长官！”
陈纳德交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单面通行证，上面已贴有我的照片和他的签名，仅需按我的拇指印。这张通行证给我对任何事情的最高的优先权，如我所需要的交通工具、审问或拘留日本战俘的权利或中国官方的协助。
没有图纸和使用手册，要装配零式战斗机对任何工程师都是一种考验。据说有六名中国机械师正在存放零式飞机残骸的地点等我。这项被列为机密的项目是在树木中进行的，工地离战斗机着陆跑道只有几英尺，与日军防线靠是很近。当然在那里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力，我们必须全部用楹手、手摇钻、各种铆钉和铁锤进行工作，同时用炭火对螺旋桨加热并将它校直。
我们把机身同两个机翼放在三个55加仑的空汽油桶上。从其它零式战斗机上拆下来的部件马上就能看出，这些飞机还没有进行批生产。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重要消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轮胎，中国农民已将这些轮胎割下来做鞋底用了。因此只限用古老的美国鹰式双翼机的轮胎来代替。用来蒙盖零式飞机副翼、方向舵和和升降舵的日本纺织品已被改做衣服,所以我们只好用中国的丝绸来蒙盖，再涂上几层漆。过了两个月，我用密码电报告诉总部零式战斗机可以飞行了。我们急于将飞机飞离附近的日军防线，回到桂林我们自己的有良好设备的战斗机基地。
第三天早晨，一架B－25轰炸机在应急的短跑道上着陆，机上载来约翰·艾利森少校，由他第一个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首次飞行。他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也是在中国最早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王牌驾驶员之一。在我把飞机滑行到碎石铺的跑道尽头之前，我站在零式战斗机机翼上，俯身指给艾利森少校看驾驶舱内发动机和飞行窑设备的位置，告诉他如何看懂日本仪表。然后我将驾驶座位让给艾利森少校，并他好运气。在这条应急跑道上我们不想浪费一分钟，经常害怕日本轰炸机出现，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快速跑向B－25飞机，它的两个发动机始终在运转，爬上它可收缩的梯子，爬进有机玻璃尾架位置，我俯卧在那里，准备好照相机。我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空低空盘旋，我看到它的螺旋桨没有转动。我们的B－25飞机必须再次着陆。我急忙跑向少校，并对他更详细地讲解应搬动哪一根操纵杆才能防止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再次停止工作。
在两名中国机械师的帮助下，我再次起动零式飞机。我建议少校快速飞到我们前面，然后再“低空慢速”飞向桂林的我们的空军基地。这样，我们的轰炸机能追上或超过它。我想拍摄这架战利品飞机在飞行中的近照，然后赶在零式飞机前面在桂林着陆。艾利森少校必须以低速飞越机场上空，这样我可以面容起落架“放下”状态，如果没有问题，我将给他发出预选规定的着陆信号。
当艾利森打开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保持着工作。我感到肌肉紧张。接着，看到零式飞机腾空起飞又多么激动啊！我向上帝祈祷一切交好运。
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几百名美国兵排列在跑道两旁。陈纳德将军在场，总统特使赫尔利也在场。在我们上空，四架P－40在高空盘旋警戒。得到同意后我们的B-25飞机比零式飞机先着陆。当艾利森低空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这架飞机对我来说看起来很神气。当艾利森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从群掌声雷动。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我便挥动着旗准许着陆。
艾利森少校以每小时60英里（96．5公里）的速度接近跑道。但是右边的起落架发生故障，于是他决定用单轮着陆。他用左起落架着陆，同时右机翼翼尖碰碰在碎石跑道上。飞机轴转动着，左面起落架折断了。机身、机翼和螺旋桨扭曲了。装满75加仑燃料的腹部油箱撞成碎片。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没有受伤，并且当100辛烷的汽油洒在碎石跑道上，飞机滑行停止时仅引起一股轻烟，但飞机没有爆炸起火。
当灰尘散去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我一起检查残骸，不到一分钟我了不幸事故产生的原因：起飞时，螺旋桨吹起的一粒细小的碎厂进入右起落架的机械装置中，卡死右起落架。陈纳德将军立刻命令把损坏的飞机运离跑道并加以伪装。那么下一个命令该是什么呢？命令我再次修复零式飞机。我从未期望过这样的信任。
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的工作过，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我们非常需要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数据，并依据它来制定作战战术。
在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累病了，并发了斑疹伤寒、疟疾和黄疸病。附近没有美国医生。派来了一架C－47运输机，带着医生、护士和牧师（！），陪伴我飞往昆明的基地医院。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准备出院回去。
我穿着一件毛里的飞行服，裹在毯子里，躺在零式飞机旁边的行军床上指挥工作。经过两周的紧张修复，又要准备飞行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往昆明的航空队总部。飞行员是我所属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让轮子处于“放下锁住”位置，确信另一次起落架事故是绝对还会发生的。450英里（724公里）的航程毫不困难地完成了。
接着，把所有在中国能飞的飞机和零式战斗机作了比较。1943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评定性能的飞行。驻守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总部下令将零式飞机运回美国。首先在各个城市飞行并推销战时公债，然后把它交给俄亥俄州代顿市车内技术情报机关研究。
陈纳德将军折电报给我，要我在加尔各答医院休息一个月，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休假。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抗日战争中美联合对日空中作战的一些情况，可供参阅。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廉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hema the Germam）一书。
在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寒冷早晨，我的邻居查理·李·陈纳德正要乘他的旧福特车外出时，我刚离开宿舍向汽车修理厂走去。他喊住了我。“你听说日本空军在珍珠港袭击美国舰队的新闻了吗？”我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陈纳德简短地告诉我，12月7日早晨在夏威夷发生的事情。他还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美国人在缅甸驾驶三个驱逐机中队，其中的一个中队将在几天内飞抵昆明，而且他本人是这支联合队伍的指挥官。三个美国驱逐机中队全是志愿人员。自1941年以来，在仰光北面按照陈纳德上校制订的规范进行了紧张的再培训。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当时仍在装配为中队使用的寇蒂斯－莱特P－40“战斧”战斗机。由252名士兵和2名护士组成第一支“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队”。
陈纳德问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的汽车修理厂，而加入他的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队伍。“行，我参加。”我把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一个德国难民。他是两个月前与我合办修理厂的，又把那个漂亮的绿色敞蓬汽车还给了李厅长，并且首批来到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事人员一起住进了1号宿舍。他们给我取了一个“赫乐意轻”的绰号。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一直叫我“德国佬赫尔曼”。
珍珠港事件后，昆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个城市不遭空袭，1941年12月中旬，美军到达昆明。在昆明的首次空战中，美战斗机在空中等待着日军的到来，十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惊骇的日本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五天以后，日军再次进行空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那是一年中昆明的最后一次空袭。
1942年3月，仰光沦陷到日本陆军手中之前不久，三个美军志愿飞行中队中的最后一个中队（在敌人的偷袭中或事故中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他们沿着东部和南部战线分散驻扎，每个飞行中队都经常在各个基地之间转场，以防止日军对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袭击而不遭受损失。我们的飞机在螺旋桨后的螺毂罩上画上了鲨鱼的牙齿，一只飞行的考虑伸展蓝色的小翅膀正跳过象征胜利的“V”形字母，作为飞虎队的标志。在中国的美国飞虎队成员很快成为英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损失与击落敌机的比例为1∶7，而且还因为1942年初盟军损失沉重，处境不佳，迫切需要鼓舞从心的战斗新闻。
日本人很快认识到空战不再是单方面可以取胜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才能袭击我们的基地。自从1941年12月在昆明上空受挫之后，日本轰炸机在白天击美军空军基地时，总是由零式战斗护航。与他们的轻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优越行多。这种飞机装备了两挺7．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它可穿过螺桨射击，在机翼上装有两门20毫米的机关炮。
到1942年年中，日本空军已把飞虎队视为“劲敌”。日方的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撒下传单：“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与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6月28日下午3时在桂林上空决战。”除了熟悉日本人的查理·陈纳德外，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诡计或圈套。他命令从另一个基地调一个中队增援已在桂林的飞行中队。6月28日，4架P－40战斗机被派往西南方向上空，并命令在这个“约会”的前十分钟，在高空隐蔽盘旋。两个中队剩下的26架P－40战斗机等待在机场跑道的尽头，将屐机预热空转。陈纳德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午后两点三刻起飞。非常准时，在3点前一点儿，我们清晰地听出零式战斗机飞行大队的嗡嗡声。地面电台警告在高空盘旋的4架我方飞机：“帝国挑战者的60架飞机正向我方飞来”。仅一分钟之后，我们的24架P－40战斗机命令不必被日机数量上的优势而胆怯，并且也不必为突然从激战中摆脱出来而感到羞愧。当时我们猜想（但并不知道），零式战斗机不能很快俯冲。十分钟后，双方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敌方飞机已撤退了。他们遗弃了14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我方四人不得不跳伞，但无一人失踪或受伤。
1942年5月传说美国志愿兵大队不久要解散并且正规的陆军航空队将代替我们。陈纳德被推荐重返指挥在中国的美国空军。罗斯福总统给他连升四级、晋升为准将，他接受了。
陈纳德事先并不告诉我他已经要求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在美国志愿兵大队解散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加入美国空军。1942年7月4日的一个晚上，在桂林兵营中，我，一个德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空军中士宣誓加入美国空军。我在美国空军第76战斗机中队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开始。第76战斗机中队是组成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这个大队是由39名飞虎队的官兵所组成。
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西端这后，这条公路交通中断。1942年中国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从鳊东部阿萨姆运进货物。此航线要飞越两万英尺（6,096米）盖满积雪的山峰，期间还有许多不曾测量过击高于二万三千英尺（7 010米）的山峰，有许多飞机和它们的机组人员由阿萨姆起飞前往中国后，从此下落下明。
<B>装配零式战斗机</B>
1942年10月的一天，陈纳德将军叫我去，对我说：“纽曼，我们得到一架零式战斗机，它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岸日军的占领的海滩上搞到的，相当完好。已把飞机拆散运往内地，可能许多零件已损坏或丢失。幸好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打下了许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必定有零件。看能否将它拼凑成一架飞机，用它试飞，并且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阵比武？把这些该死的飞机修复到使用状态对美国至关重要！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完全不知所措，“谢谢，是，长官！”
陈纳德交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单面通行证，上面已贴有我的照片和他的签名，仅需按我的拇指印。这张通行证给我对任何事情的最高的优先权，如我所需要的交通工具、审问或拘留日本战俘的权利或中国官方的协助。
没有图纸和使用手册，要装配零式战斗机对任何工程师都是一种考验。据说有六名中国机械师正在存放零式飞机残骸的地点等我。这项被列为机密的项目是在树木中进行的，工地离战斗机着陆跑道只有几英尺，与日军防线靠是很近。当然在那里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力，我们必须全部用楹手、手摇钻、各种铆钉和铁锤进行工作，同时用炭火对螺旋桨加热并将它校直。
我们把机身同两个机翼放在三个55加仑的空汽油桶上。从其它零式战斗机上拆下来的部件马上就能看出，这些飞机还没有进行批生产。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重要消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轮胎，中国农民已将这些轮胎割下来做鞋底用了。因此只限用古老的美国鹰式双翼机的轮胎来代替。用来蒙盖零式飞机副翼、方向舵和和升降舵的日本纺织品已被改做衣服,所以我们只好用中国的丝绸来蒙盖，再涂上几层漆。过了两个月，我用密码电报告诉总部零式战斗机可以飞行了。我们急于将飞机飞离附近的日军防线，回到桂林我们自己的有良好设备的战斗机基地。
第三天早晨，一架B－25轰炸机在应急的短跑道上着陆，机上载来约翰·艾利森少校，由他第一个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首次飞行。他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也是在中国最早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王牌驾驶员之一。在我把飞机滑行到碎石铺的跑道尽头之前，我站在零式战斗机机翼上，俯身指给艾利森少校看驾驶舱内发动机和飞行窑设备的位置，告诉他如何看懂日本仪表。然后我将驾驶座位让给艾利森少校，并他好运气。在这条应急跑道上我们不想浪费一分钟，经常害怕日本轰炸机出现，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快速跑向B－25飞机，它的两个发动机始终在运转，爬上它可收缩的梯子，爬进有机玻璃尾架位置，我俯卧在那里，准备好照相机。我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空低空盘旋，我看到它的螺旋桨没有转动。我们的B－25飞机必须再次着陆。我急忙跑向少校，并对他更详细地讲解应搬动哪一根操纵杆才能防止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再次停止工作。
在两名中国机械师的帮助下，我再次起动零式飞机。我建议少校快速飞到我们前面，然后再“低空慢速”飞向桂林的我们的空军基地。这样，我们的轰炸机能追上或超过它。我想拍摄这架战利品飞机在飞行中的近照，然后赶在零式飞机前面在桂林着陆。艾利森少校必须以低速飞越机场上空，这样我可以面容起落架“放下”状态，如果没有问题，我将给他发出预选规定的着陆信号。
当艾利森打开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保持着工作。我感到肌肉紧张。接着，看到零式飞机腾空起飞又多么激动啊！我向上帝祈祷一切交好运。
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几百名美国兵排列在跑道两旁。陈纳德将军在场，总统特使赫尔利也在场。在我们上空，四架P－40在高空盘旋警戒。得到同意后我们的B-25飞机比零式飞机先着陆。当艾利森低空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这架飞机对我来说看起来很神气。当艾利森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从群掌声雷动。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我便挥动着旗准许着陆。
艾利森少校以每小时60英里（96．5公里）的速度接近跑道。但是右边的起落架发生故障，于是他决定用单轮着陆。他用左起落架着陆，同时右机翼翼尖碰碰在碎石跑道上。飞机轴转动着，左面起落架折断了。机身、机翼和螺旋桨扭曲了。装满75加仑燃料的腹部油箱撞成碎片。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没有受伤，并且当100辛烷的汽油洒在碎石跑道上，飞机滑行停止时仅引起一股轻烟，但飞机没有爆炸起火。
当灰尘散去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我一起检查残骸，不到一分钟我了不幸事故产生的原因：起飞时，螺旋桨吹起的一粒细小的碎厂进入右起落架的机械装置中，卡死右起落架。陈纳德将军立刻命令把损坏的飞机运离跑道并加以伪装。那么下一个命令该是什么呢？命令我再次修复零式飞机。我从未期望过这样的信任。
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的工作过，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我们非常需要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数据，并依据它来制定作战战术。
在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累病了，并发了斑疹伤寒、疟疾和黄疸病。附近没有美国医生。派来了一架C－47运输机，带着医生、护士和牧师（！），陪伴我飞往昆明的基地医院。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准备出院回去。
我穿着一件毛里的飞行服，裹在毯子里，躺在零式飞机旁边的行军床上指挥工作。经过两周的紧张修复，又要准备飞行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往昆明的航空队总部。飞行员是我所属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让轮子处于“放下锁住”位置，确信另一次起落架事故是绝对还会发生的。450英里（724公里）的航程毫不困难地完成了。
接着，把所有在中国能飞的飞机和零式战斗机作了比较。1943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评定性能的飞行。驻守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总部下令将零式飞机运回美国。首先在各个城市飞行并推销战时公债，然后把它交给俄亥俄州代顿市车内技术情报机关研究。
陈纳德将军折电报给我，要我在加尔各答医院休息一个月，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休假。
在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寒冷早晨，我的邻居查理·李·陈纳德正要乘他的旧福特车外出时，我刚离开宿舍向汽车修理厂走去。他喊住了我。“你听说日本空军在珍珠港袭击美国舰队的新闻了吗？”我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陈纳德简短地告诉我，12月7日早晨在夏威夷发生的事情。他还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美国人在缅甸驾驶三个驱逐机中队，其中的一个中队将在几天内飞抵昆明，而且他本人是这支联合队伍的指挥官。三个美国驱逐机中队全是志愿人员。自1941年以来，在仰光北面按照陈纳德上校制订的规范进行了紧张的再培训。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当时仍在装配为中队使用的寇蒂斯－莱特P－40“战斧”战斗机。由252名士兵和2名护士组成第一支“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队”。
陈纳德问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的汽车修理厂，而加入他的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队伍。“行，我参加。”我把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一个德国难民。他是两个月前与我合办修理厂的，又把那个漂亮的绿色敞蓬汽车还给了李厅长，并且首批来到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事人员一起住进了1号宿舍。他们给我取了一个“赫乐意轻”的绰号。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一直叫我“德国佬赫尔曼”。
珍珠港事件后，昆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个城市不遭空袭，1941年12月中旬，美军到达昆明。在昆明的首次空战中，美战斗机在空中等待着日军的到来，十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惊骇的日本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五天以后，日军再次进行空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那是一年中昆明的最后一次空袭。
1942年3月，仰光沦陷到日本陆军手中之前不久，三个美军志愿飞行中队中的最后一个中队（在敌人的偷袭中或事故中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他们沿着东部和南部战线分散驻扎，每个飞行中队都经常在各个基地之间转场，以防止日军对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袭击而不遭受损失。我们的飞机在螺旋桨后的螺毂罩上画上了鲨鱼的牙齿，一只飞行的考虑伸展蓝色的小翅膀正跳过象征胜利的“V”形字母，作为飞虎队的标志。在中国的美国飞虎队成员很快成为英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损失与击落敌机的比例为1∶7，而且还因为1942年初盟军损失沉重，处境不佳，迫切需要鼓舞从心的战斗新闻。
日本人很快认识到空战不再是单方面可以取胜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才能袭击我们的基地。自从1941年12月在昆明上空受挫之后，日本轰炸机在白天击美军空军基地时，总是由零式战斗护航。与他们的轻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优越行多。这种飞机装备了两挺7．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它可穿过螺桨射击，在机翼上装有两门20毫米的机关炮。
到1942年年中，日本空军已把飞虎队视为“劲敌”。日方的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撒下传单：“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与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6月28日下午3时在桂林上空决战。”除了熟悉日本人的查理·陈纳德外，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诡计或圈套。他命令从另一个基地调一个中队增援已在桂林的飞行中队。6月28日，4架P－40战斗机被派往西南方向上空，并命令在这个“约会”的前十分钟，在高空隐蔽盘旋。两个中队剩下的26架P－40战斗机等待在机场跑道的尽头，将屐机预热空转。陈纳德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午后两点三刻起飞。非常准时，在3点前一点儿，我们清晰地听出零式战斗机飞行大队的嗡嗡声。地面电台警告在高空盘旋的4架我方飞机：“帝国挑战者的60架飞机正向我方飞来”。仅一分钟之后，我们的24架P－40战斗机命令不必被日机数量上的优势而胆怯，并且也不必为突然从激战中摆脱出来而感到羞愧。当时我们猜想（但并不知道），零式战斗机不能很快俯冲。十分钟后，双方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敌方飞机已撤退了。他们遗弃了14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我方四人不得不跳伞，但无一人失踪或受伤。
1942年5月传说美国志愿兵大队不久要解散并且正规的陆军航空队将代替我们。陈纳德被推荐重返指挥在中国的美国空军。罗斯福总统给他连升四级、晋升为准将，他接受了。
陈纳德事先并不告诉我他已经要求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在美国志愿兵大队解散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加入美国空军。1942年7月4日的一个晚上，在桂林兵营中，我，一个德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空军中士宣誓加入美国空军。我在美国空军第76战斗机中队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开始。第76战斗机中队是组成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这个大队是由39名飞虎队的官兵所组成。
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西端这后，这条公路交通中断。1942年中国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从鳊东部阿萨姆运进货物。此航线要飞越两万英尺（6,096米）盖满积雪的山峰，期间还有许多不曾测量过击高于二万三千英尺（7 010米）的山峰，有许多飞机和它们的机组人员由阿萨姆起飞前往中国后，从此下落下明。
<B>装配零式战斗机</B>
1942年10月的一天，陈纳德将军叫我去，对我说：“纽曼，我们得到一架零式战斗机，它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岸日军的占领的海滩上搞到的，相当完好。已把飞机拆散运往内地，可能许多零件已损坏或丢失。幸好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打下了许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必定有零件。看能否将它拼凑成一架飞机，用它试飞，并且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阵比武？把这些该死的飞机修复到使用状态对美国至关重要！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完全不知所措，“谢谢，是，长官！”
陈纳德交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单面通行证，上面已贴有我的照片和他的签名，仅需按我的拇指印。这张通行证给我对任何事情的最高的优先权，如我所需要的交通工具、审问或拘留日本战俘的权利或中国官方的协助。
没有图纸和使用手册，要装配零式战斗机对任何工程师都是一种考验。据说有六名中国机械师正在存放零式飞机残骸的地点等我。这项被列为机密的项目是在树木中进行的，工地离战斗机着陆跑道只有几英尺，与日军防线靠是很近。当然在那里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力，我们必须全部用楹手、手摇钻、各种铆钉和铁锤进行工作，同时用炭火对螺旋桨加热并将它校直。
我们把机身同两个机翼放在三个55加仑的空汽油桶上。从其它零式战斗机上拆下来的部件马上就能看出，这些飞机还没有进行批生产。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重要消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轮胎，中国农民已将这些轮胎割下来做鞋底用了。因此只限用古老的美国鹰式双翼机的轮胎来代替。用来蒙盖零式飞机副翼、方向舵和和升降舵的日本纺织品已被改做衣服,所以我们只好用中国的丝绸来蒙盖，再涂上几层漆。过了两个月，我用密码电报告诉总部零式战斗机可以飞行了。我们急于将飞机飞离附近的日军防线，回到桂林我们自己的有良好设备的战斗机基地。
第三天早晨，一架B－25轰炸机在应急的短跑道上着陆，机上载来约翰·艾利森少校，由他第一个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首次飞行。他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也是在中国最早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王牌驾驶员之一。在我把飞机滑行到碎石铺的跑道尽头之前，我站在零式战斗机机翼上，俯身指给艾利森少校看驾驶舱内发动机和飞行窑设备的位置，告诉他如何看懂日本仪表。然后我将驾驶座位让给艾利森少校，并他好运气。在这条应急跑道上我们不想浪费一分钟，经常害怕日本轰炸机出现，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快速跑向B－25飞机，它的两个发动机始终在运转，爬上它可收缩的梯子，爬进有机玻璃尾架位置，我俯卧在那里，准备好照相机。我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空低空盘旋，我看到它的螺旋桨没有转动。我们的B－25飞机必须再次着陆。我急忙跑向少校，并对他更详细地讲解应搬动哪一根操纵杆才能防止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再次停止工作。
在两名中国机械师的帮助下，我再次起动零式飞机。我建议少校快速飞到我们前面，然后再“低空慢速”飞向桂林的我们的空军基地。这样，我们的轰炸机能追上或超过它。我想拍摄这架战利品飞机在飞行中的近照，然后赶在零式飞机前面在桂林着陆。艾利森少校必须以低速飞越机场上空，这样我可以面容起落架“放下”状态，如果没有问题，我将给他发出预选规定的着陆信号。
当艾利森打开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保持着工作。我感到肌肉紧张。接着，看到零式飞机腾空起飞又多么激动啊！我向上帝祈祷一切交好运。
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几百名美国兵排列在跑道两旁。陈纳德将军在场，总统特使赫尔利也在场。在我们上空，四架P－40在高空盘旋警戒。得到同意后我们的B-25飞机比零式飞机先着陆。当艾利森低空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这架飞机对我来说看起来很神气。当艾利森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从群掌声雷动。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我便挥动着旗准许着陆。
艾利森少校以每小时60英里（96．5公里）的速度接近跑道。但是右边的起落架发生故障，于是他决定用单轮着陆。他用左起落架着陆，同时右机翼翼尖碰碰在碎石跑道上。飞机轴转动着，左面起落架折断了。机身、机翼和螺旋桨扭曲了。装满75加仑燃料的腹部油箱撞成碎片。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没有受伤，并且当100辛烷的汽油洒在碎石跑道上，飞机滑行停止时仅引起一股轻烟，但飞机没有爆炸起火。
当灰尘散去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我一起检查残骸，不到一分钟我了不幸事故产生的原因：起飞时，螺旋桨吹起的一粒细小的碎厂进入右起落架的机械装置中，卡死右起落架。陈纳德将军立刻命令把损坏的飞机运离跑道并加以伪装。那么下一个命令该是什么呢？命令我再次修复零式飞机。我从未期望过这样的信任。
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的工作过，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我们非常需要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数据，并依据它来制定作战战术。
在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累病了，并发了斑疹伤寒、疟疾和黄疸病。附近没有美国医生。派来了一架C－47运输机，带着医生、护士和牧师（！），陪伴我飞往昆明的基地医院。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准备出院回去。
我穿着一件毛里的飞行服，裹在毯子里，躺在零式飞机旁边的行军床上指挥工作。经过两周的紧张修复，又要准备飞行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往昆明的航空队总部。飞行员是我所属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让轮子处于“放下锁住”位置，确信另一次起落架事故是绝对还会发生的。450英里（724公里）的航程毫不困难地完成了。
接着，把所有在中国能飞的飞机和零式战斗机作了比较。1943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评定性能的飞行。驻守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总部下令将零式飞机运回美国。首先在各个城市飞行并推销战时公债，然后把它交给俄亥俄州代顿市车内技术情报机关研究。
陈纳德将军折电报给我，要我在加尔各答医院休息一个月，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休假。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抗日战争中美联合对日空中作战的一些情况，可供参阅。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廉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hema the Germam）一书。
在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寒冷早晨，我的邻居查理·李·陈纳德正要乘他的旧福特车外出时，我刚离开宿舍向汽车修理厂走去。他喊住了我。“你听说日本空军在珍珠港袭击美国舰队的新闻了吗？”我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陈纳德简短地告诉我，12月7日早晨在夏威夷发生的事情。他还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美国人在缅甸驾驶三个驱逐机中队，其中的一个中队将在几天内飞抵昆明，而且他本人是这支联合队伍的指挥官。三个美国驱逐机中队全是志愿人员。自1941年以来，在仰光北面按照陈纳德上校制订的规范进行了紧张的再培训。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当时仍在装配为中队使用的寇蒂斯－莱特P－40“战斧”战斗机。由252名士兵和2名护士组成第一支“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队”。
陈纳德问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的汽车修理厂，而加入他的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队伍。“行，我参加。”我把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一个德国难民。他是两个月前与我合办修理厂的，又把那个漂亮的绿色敞蓬汽车还给了李厅长，并且首批来到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事人员一起住进了1号宿舍。他们给我取了一个“赫乐意轻”的绰号。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一直叫我“德国佬赫尔曼”。
珍珠港事件后，昆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个城市不遭空袭，1941年12月中旬，美军到达昆明。在昆明的首次空战中，美战斗机在空中等待着日军的到来，十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惊骇的日本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五天以后，日军再次进行空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那是一年中昆明的最后一次空袭。
1942年3月，仰光沦陷到日本陆军手中之前不久，三个美军志愿飞行中队中的最后一个中队（在敌人的偷袭中或事故中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他们沿着东部和南部战线分散驻扎，每个飞行中队都经常在各个基地之间转场，以防止日军对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袭击而不遭受损失。我们的飞机在螺旋桨后的螺毂罩上画上了鲨鱼的牙齿，一只飞行的考虑伸展蓝色的小翅膀正跳过象征胜利的“V”形字母，作为飞虎队的标志。在中国的美国飞虎队成员很快成为英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损失与击落敌机的比例为1∶7，而且还因为1942年初盟军损失沉重，处境不佳，迫切需要鼓舞从心的战斗新闻。
日本人很快认识到空战不再是单方面可以取胜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才能袭击我们的基地。自从1941年12月在昆明上空受挫之后，日本轰炸机在白天击美军空军基地时，总是由零式战斗护航。与他们的轻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优越行多。这种飞机装备了两挺7．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它可穿过螺桨射击，在机翼上装有两门20毫米的机关炮。
到1942年年中，日本空军已把飞虎队视为“劲敌”。日方的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撒下传单：“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与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6月28日下午3时在桂林上空决战。”除了熟悉日本人的查理·陈纳德外，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诡计或圈套。他命令从另一个基地调一个中队增援已在桂林的飞行中队。6月28日，4架P－40战斗机被派往西南方向上空，并命令在这个“约会”的前十分钟，在高空隐蔽盘旋。两个中队剩下的26架P－40战斗机等待在机场跑道的尽头，将屐机预热空转。陈纳德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午后两点三刻起飞。非常准时，在3点前一点儿，我们清晰地听出零式战斗机飞行大队的嗡嗡声。地面电台警告在高空盘旋的4架我方飞机：“帝国挑战者的60架飞机正向我方飞来”。仅一分钟之后，我们的24架P－40战斗机命令不必被日机数量上的优势而胆怯，并且也不必为突然从激战中摆脱出来而感到羞愧。当时我们猜想（但并不知道），零式战斗机不能很快俯冲。十分钟后，双方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敌方飞机已撤退了。他们遗弃了14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我方四人不得不跳伞，但无一人失踪或受伤。
1942年5月传说美国志愿兵大队不久要解散并且正规的陆军航空队将代替我们。陈纳德被推荐重返指挥在中国的美国空军。罗斯福总统给他连升四级、晋升为准将，他接受了。
陈纳德事先并不告诉我他已经要求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在美国志愿兵大队解散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加入美国空军。1942年7月4日的一个晚上，在桂林兵营中，我，一个德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空军中士宣誓加入美国空军。我在美国空军第76战斗机中队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开始。第76战斗机中队是组成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这个大队是由39名飞虎队的官兵所组成。
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西端这后，这条公路交通中断。1942年中国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从鳊东部阿萨姆运进货物。此航线要飞越两万英尺（6,096米）盖满积雪的山峰，期间还有许多不曾测量过击高于二万三千英尺（7 010米）的山峰，有许多飞机和它们的机组人员由阿萨姆起飞前往中国后，从此下落下明。
<B>装配零式战斗机</B>
1942年10月的一天，陈纳德将军叫我去，对我说：“纽曼，我们得到一架零式战斗机，它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岸日军的占领的海滩上搞到的，相当完好。已把飞机拆散运往内地，可能许多零件已损坏或丢失。幸好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打下了许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必定有零件。看能否将它拼凑成一架飞机，用它试飞，并且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阵比武？把这些该死的飞机修复到使用状态对美国至关重要！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完全不知所措，“谢谢，是，长官！”
陈纳德交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单面通行证，上面已贴有我的照片和他的签名，仅需按我的拇指印。这张通行证给我对任何事情的最高的优先权，如我所需要的交通工具、审问或拘留日本战俘的权利或中国官方的协助。
没有图纸和使用手册，要装配零式战斗机对任何工程师都是一种考验。据说有六名中国机械师正在存放零式飞机残骸的地点等我。这项被列为机密的项目是在树木中进行的，工地离战斗机着陆跑道只有几英尺，与日军防线靠是很近。当然在那里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力，我们必须全部用楹手、手摇钻、各种铆钉和铁锤进行工作，同时用炭火对螺旋桨加热并将它校直。
我们把机身同两个机翼放在三个55加仑的空汽油桶上。从其它零式战斗机上拆下来的部件马上就能看出，这些飞机还没有进行批生产。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重要消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轮胎，中国农民已将这些轮胎割下来做鞋底用了。因此只限用古老的美国鹰式双翼机的轮胎来代替。用来蒙盖零式飞机副翼、方向舵和和升降舵的日本纺织品已被改做衣服,所以我们只好用中国的丝绸来蒙盖，再涂上几层漆。过了两个月，我用密码电报告诉总部零式战斗机可以飞行了。我们急于将飞机飞离附近的日军防线，回到桂林我们自己的有良好设备的战斗机基地。
第三天早晨，一架B－25轰炸机在应急的短跑道上着陆，机上载来约翰·艾利森少校，由他第一个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首次飞行。他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也是在中国最早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王牌驾驶员之一。在我把飞机滑行到碎石铺的跑道尽头之前，我站在零式战斗机机翼上，俯身指给艾利森少校看驾驶舱内发动机和飞行窑设备的位置，告诉他如何看懂日本仪表。然后我将驾驶座位让给艾利森少校，并他好运气。在这条应急跑道上我们不想浪费一分钟，经常害怕日本轰炸机出现，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快速跑向B－25飞机，它的两个发动机始终在运转，爬上它可收缩的梯子，爬进有机玻璃尾架位置，我俯卧在那里，准备好照相机。我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空低空盘旋，我看到它的螺旋桨没有转动。我们的B－25飞机必须再次着陆。我急忙跑向少校，并对他更详细地讲解应搬动哪一根操纵杆才能防止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再次停止工作。
在两名中国机械师的帮助下，我再次起动零式飞机。我建议少校快速飞到我们前面，然后再“低空慢速”飞向桂林的我们的空军基地。这样，我们的轰炸机能追上或超过它。我想拍摄这架战利品飞机在飞行中的近照，然后赶在零式飞机前面在桂林着陆。艾利森少校必须以低速飞越机场上空，这样我可以面容起落架“放下”状态，如果没有问题，我将给他发出预选规定的着陆信号。
当艾利森打开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保持着工作。我感到肌肉紧张。接着，看到零式飞机腾空起飞又多么激动啊！我向上帝祈祷一切交好运。
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几百名美国兵排列在跑道两旁。陈纳德将军在场，总统特使赫尔利也在场。在我们上空，四架P－40在高空盘旋警戒。得到同意后我们的B-25飞机比零式飞机先着陆。当艾利森低空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这架飞机对我来说看起来很神气。当艾利森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从群掌声雷动。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我便挥动着旗准许着陆。
艾利森少校以每小时60英里（96．5公里）的速度接近跑道。但是右边的起落架发生故障，于是他决定用单轮着陆。他用左起落架着陆，同时右机翼翼尖碰碰在碎石跑道上。飞机轴转动着，左面起落架折断了。机身、机翼和螺旋桨扭曲了。装满75加仑燃料的腹部油箱撞成碎片。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没有受伤，并且当100辛烷的汽油洒在碎石跑道上，飞机滑行停止时仅引起一股轻烟，但飞机没有爆炸起火。
当灰尘散去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我一起检查残骸，不到一分钟我了不幸事故产生的原因：起飞时，螺旋桨吹起的一粒细小的碎厂进入右起落架的机械装置中，卡死右起落架。陈纳德将军立刻命令把损坏的飞机运离跑道并加以伪装。那么下一个命令该是什么呢？命令我再次修复零式飞机。我从未期望过这样的信任。
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的工作过，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我们非常需要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数据，并依据它来制定作战战术。
在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累病了，并发了斑疹伤寒、疟疾和黄疸病。附近没有美国医生。派来了一架C－47运输机，带着医生、护士和牧师（！），陪伴我飞往昆明的基地医院。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准备出院回去。
我穿着一件毛里的飞行服，裹在毯子里，躺在零式飞机旁边的行军床上指挥工作。经过两周的紧张修复，又要准备飞行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往昆明的航空队总部。飞行员是我所属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让轮子处于“放下锁住”位置，确信另一次起落架事故是绝对还会发生的。450英里（724公里）的航程毫不困难地完成了。
接着，把所有在中国能飞的飞机和零式战斗机作了比较。1943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评定性能的飞行。驻守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总部下令将零式飞机运回美国。首先在各个城市飞行并推销战时公债，然后把它交给俄亥俄州代顿市车内技术情报机关研究。
陈纳德将军折电报给我，要我在加尔各答医院休息一个月，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休假。
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中美联合对日空战的一些情况。本文第一部分分刊登在我刊5月号上，介绍1942年陈纳德飞虎队在昆明的战况，地勤维护和修复战利品－－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艰苦生活。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谦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ermam the beuman)一书。
<B>目标－－台湾</B>
我在加尔各答养病期间，享受到有床招待的真正医院的病床、热水淋浴和美味的军队伙食。但是，一个人有那么多时间仅用于休息和娱乐，开始还过得去，后来我就厌烦了。结束医院的帐，我就搭乘飞机去中国等待分配任务。我离开飞行中队的时候，很多成员已返回美国，现在我不得不训练一批新入伍的士兵，培养他们学会在实战条件下维护战斗机。
1943年底，中国南方的雨季迫使我们把第76战斗机中队转移到衡阳的北面。在感恩节的前两天，事先未接到通知，我和我的一部份机组成员就秘密飞到遂川，这是美国飞机在中国的最东南边的机场，它衡阳东面大约120英里（193公里）的地方。去年，中国工人已经能够建造临时的机场跑道。用稻草伪装起来的数百个55加仑燃料桶已经利用水牛拉着的双轮木车通过敌军前沿阵地，这个重要秘密行动显然是很成功的。不管是敌人还是我们自己，都不了解陈纳德将军的计划。
第二天傍晚，15架旧式寇蒂斯P－40战斗机在20只手持导航灯的导航下，降落在笔直的砂砾跑道上。半小时以后，18架最新的、速度较快、航程较长的美国北美飞机公司制造的P－51型“野马”式战斗机和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P－38型“闪电式”战斗机出现了。随后几分钟内，一个中队的B－25轰炸机也在遂川降落。轰炸机飞行员带来了黄色水上救生服。这是为什么？我和全体飞行员都不知道。希尔是指挥官，他是原飞虎队成员，同时也是飞行员中的杰出人才。
次日，1943年感恩节的清晨，我们的P－40飞机离开临时机场向北飞行，来迷惑那些可能向日本情报机关报告关于遂川事态发展的人。三十分钟后，所有的P－51、P-38和B－25型飞机以排列紧密的队形向东南方向台湾海峡飞去。直到这时才告诉我们任务的内容，同时我们才明白轰炸机飞行员为什么要携带水上救生服。
这是一次远距飞行，所以必须选择最短的航线以节省燃料，同时也是为了有可能返回遂川。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逝，我们只有干着急。禁止使用电通信，我们无法得到突击队的情况。这些年来，美国的侦察机已向陈纳德将军提供了许多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台湾机场上停放着大量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日本人知道台湾是在P－40飞机的战斗半径之外，所以没考虑抵制美国轰炸机的袭击，这是日本使用台湾这个“完全”的岛屿的原因。因为台湾是日本飞机飞往南太平洋诸岛的中继站，因此它具有极好的跑道和完善的飞行服务设施。
我们对战斗机和处机的飞行时间曾作了周密的安排，因此相互间不会干扰。他们必须以很短的间隔时间，准确地目标上空。由于所带燃料不足，绝对不允许发生任何混乱。
完全符合侦察机提供的情报，我们的飞行员发现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机场跑道的两侧整齐地排成两行。我们的P-51、P－38和B－25飞机贴着中国稻田和台湾海峡低飞，使日本的防御雷达系统毫无察觉，出其不意地袭击，百分之百地成功！仅有七架零式飞机在最后时刻起飞，但在他们还未收起起落架之前就被击落了。
飞机从遂川起飞后3个半小时，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黑点。当飞机在我们的临时机场着陆时，我们激动地在给他们计数，全部安全返航。
当我们返回大本营时，对于1943年感恩节是太晚了。我们喜出望外地接到了陈纳德将军发来的电报：“感谢大家，供应感恩节的火鸡将晚一天到”。他已经命令一架装载着火鸡的C－47运输机从印度飞往我们在中国的衡阳基地，实现了请每个到过遂川的人吃火鸡的诺言。
<B>秘密代理人</B>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中国士兵那儿学会了很多中国话，相处中我完全有能力与他们随意交谈。，我应邀借调到空军地勤部队资源技术组。它是战时中央情报局战略情报办公室的一个下属单位。在连续的（乱码）。
有一次，一名海军上校和我头顶斗笠，肩上挑着一付竹扁担，扁担两端挂着两个晃荡的蒲包。我们俩在又窄又滑的稻田田埂上走了好几天，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农民家里睡觉。在我们周围经常有穿着黑衣服，配带德国盒子枪的中国游击队员保护着我们。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通过无线电来引导飞机攻击日军。在我们的吉普车藏在能够敌军阵地的竹林中，无线电发报机靠手摇发电机供电，所以我们两人中总有一个人要拼命地援它，这个比起侦察任务来更辛苦。通过来自地面的引导，如果我们的空军从上面不能看见目标，也能准确地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可以空投杀伤或爆破的炸弹。
当我们完成任务返回部队时，美军留守人员正在烧毁桂林的主要基地，摧毁供应站、营房和两条跑道，很显然，日军已决心要消灭在中国的美国空军，他们始终把这个部队看成是他们的眼中钉。
1944年10日中旬，陈纳德将军从昆明的空军总部打来电报，命令我忙尽快向他汇报。季风季节刚刚开始，在中国东部地区不可能飞行。战略情报处的一位上尉与我同行，征用了一辆稀有的撤退用的吉普车，他和我以平均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在泥泞的的、没有任何铺垫的公路上行驶了550英里（885公里）。我们轮流开车，日夜兼程。在路上我们吃的是冰冷的低级口粮。当我们到达第14航空队总部时，又饿又累，而且没有刮过胡子。
我立即被领进了将军办公室，陈纳德将军如我到他的总部，倾听我在东部前线的最新观察报告情报处处长报告情况。,由于我处理的都是机密材料，所以陈纳德要使我得到战地委任，获得军官资格。
几番问答之后，陈纳德将军按铃叫助手：“这是纽曼上士。”陈纳德说：“我要他马上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处处长多诺万将军汇报情况，请给他办好旅行文件。”
“将军，我认识纽曼上士。”他有些犹豫，然后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有过纽曼的美国之行可能是不合法的，先生……。”
“就是让我不佥地进入美国又有什么不对？”将军火早三丈，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以致茶杯里的水都泼了出来。他命令助手不理睬什么法令，立即打字，为我办好支华盛顿的旅行手续，注明“由美国陆军第十四空军指挥上将派出，执行秘密的口头汇报任务。”
“把打好的命令送到这里来，”将军催促助手：“纽曼等逢要呢！”等他的助手走了以后，将军向我眨眨眼睛，说道：“全办妥了，你就搭下班飞机快离开这里，在那些蠢文人制造更多的麻烦之前离开。”
我乘座的寇蒂斯“突击兵”式C－46飞机是一架运送锡和黑钨矿到缅甸去的运输机，在缅甸把运送的货物卸下。机组乘员警告我说：在21000英尺（6400米）的高空，飞机将只能提供给我呼吸所必须的最少氧气量，以便我们在没有加压的机舱里生存两个半小时。并且提醒我，在飞行过程中可能推动知觉，对些要有准备。他们让我穿上毛里子的飞行服，并让我躺在金属块上。
飞机起飞之后，我坐起来看了昆明一眼，遥望那可爱的滇池，周围的群山和稻田，接着我就推动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时，潮湿的森林空气涌进了机舱。包着头巾的印度工人已开了宽敞的机门，并凝视着我。在过去三小时已飞越驼峰，我们在阿萨姆的丁沾着陆。一小时之后，我改乘了另一架寇蒂斯C－64运输机。它飞往北非大西洋海岸上的卡萨布兰卡，沿途经过亚格拉、卡拉其、开办和突尼斯。
1944年10月26日上午6点半，我们的飞机到达了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我一到华盛顿，立即约见了著名的多诺万将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这位美国战略情报处处长，友好地、和霭地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了我。
在我第一次拜访多诺万将军六个星期之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不管国防部有识之士如何努力，仍然不能象陈纳将军申请那样提升我为美国军官。因为从法律上产，我仍然不能象陈纳德将军申请那样提升是为美国军官。因为从法律上说，我仍然是他们的敌人同盟的公民。多诺万将军表示他还要继续努力，“即使要取得国会的法令！”我捻了，但这是现实。我只好写信给陈纳德将军，要求他把我调回中国。
<B>国会法令</B>
1945年5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今天，国会提出公民身份法，祝贺你俩克拉雷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简直是喜出望外。多诺万将军竟然说服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纽约国会众议院议员安德鲁斯提出一项法案，来解决我所处的特殊情况下的国籍要求。
“战争结束了”“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8日，我告别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名字被列在美国第十四空军首批返美的名单中。靠近卡拉其港，竖起一座供给数千名美军使用帐篷城。高音喇叭在二十四小时中不停地宣布搭乘第一艘战舰回国的人员军衔、姓名和番号。这艘“胜利”号船已经到它能运载5000名士兵和200名护士。
二十三天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到来了。在天将破晓之前，大家都起了床，走到甲板上去看纽约港的入口处。在我们这条船的两侧，分别悬挂着两条红色，金色相间的杠幅，上面写着“首批从中国－缅甸－印度回国的战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纽曼进了通用电器公司，并担任了聚资数十亿美元的喷气式发动机集团的负责人，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威普斯科特。
<B>目标－－台湾</B>
我在加尔各答养病期间，享受到有床招待的真正医院的病床、热水淋浴和美味的军队伙食。但是，一个人有那么多时间仅用于休息和娱乐，开始还过得去，后来我就厌烦了。结束医院的帐，我就搭乘飞机去中国等待分配任务。我离开飞行中队的时候，很多成员已返回美国，现在我不得不训练一批新入伍的士兵，培养他们学会在实战条件下维护战斗机。
1943年底，中国南方的雨季迫使我们把第76战斗机中队转移到衡阳的北面。在感恩节的前两天，事先未接到通知，我和我的一部份机组成员就秘密飞到遂川，这是美国飞机在中国的最东南边的机场，它衡阳东面大约120英里（193公里）的地方。去年，中国工人已经能够建造临时的机场跑道。用稻草伪装起来的数百个55加仑燃料桶已经利用水牛拉着的双轮木车通过敌军前沿阵地，这个重要秘密行动显然是很成功的。不管是敌人还是我们自己，都不了解陈纳德将军的计划。
第二天傍晚，15架旧式寇蒂斯P－40战斗机在20只手持导航灯的导航下，降落在笔直的砂砾跑道上。半小时以后，18架最新的、速度较快、航程较长的美国北美飞机公司制造的P－51型“野马”式战斗机和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P－38型“闪电式”战斗机出现了。随后几分钟内，一个中队的B－25轰炸机也在遂川降落。轰炸机飞行员带来了黄色水上救生服。这是为什么？我和全体飞行员都不知道。希尔是指挥官，他是原飞虎队成员，同时也是飞行员中的杰出人才。
次日，1943年感恩节的清晨，我们的P－40飞机离开临时机场向北飞行，来迷惑那些可能向日本情报机关报告关于遂川事态发展的人。三十分钟后，所有的P－51、P-38和B－25型飞机以排列紧密的队形向东南方向台湾海峡飞去。直到这时才告诉我们任务的内容，同时我们才明白轰炸机飞行员为什么要携带水上救生服。
这是一次远距飞行，所以必须选择最短的航线以节省燃料，同时也是为了有可能返回遂川。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逝，我们只有干着急。禁止使用电通信，我们无法得到突击队的情况。这些年来，美国的侦察机已向陈纳德将军提供了许多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台湾机场上停放着大量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日本人知道台湾是在P－40飞机的战斗半径之外，所以没考虑抵制美国轰炸机的袭击，这是日本使用台湾这个“完全”的岛屿的原因。因为台湾是日本飞机飞往南太平洋诸岛的中继站，因此它具有极好的跑道和完善的飞行服务设施。
我们对战斗机和处机的飞行时间曾作了周密的安排，因此相互间不会干扰。他们必须以很短的间隔时间，准确地目标上空。由于所带燃料不足，绝对不允许发生任何混乱。
完全符合侦察机提供的情报，我们的飞行员发现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机场跑道的两侧整齐地排成两行。我们的P-51、P－38和B－25飞机贴着中国稻田和台湾海峡低飞，使日本的防御雷达系统毫无察觉，出其不意地袭击，百分之百地成功！仅有七架零式飞机在最后时刻起飞，但在他们还未收起起落架之前就被击落了。
飞机从遂川起飞后3个半小时，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黑点。当飞机在我们的临时机场着陆时，我们激动地在给他们计数，全部安全返航。
当我们返回大本营时，对于1943年感恩节是太晚了。我们喜出望外地接到了陈纳德将军发来的电报：“感谢大家，供应感恩节的火鸡将晚一天到”。他已经命令一架装载着火鸡的C－47运输机从印度飞往我们在中国的衡阳基地，实现了请每个到过遂川的人吃火鸡的诺言。
<B>秘密代理人</B>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中国士兵那儿学会了很多中国话，相处中我完全有能力与他们随意交谈。，我应邀借调到空军地勤部队资源技术组。它是战时中央情报局战略情报办公室的一个下属单位。在连续的（乱码）。
有一次，一名海军上校和我头顶斗笠，肩上挑着一付竹扁担，扁担两端挂着两个晃荡的蒲包。我们俩在又窄又滑的稻田田埂上走了好几天，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农民家里睡觉。在我们周围经常有穿着黑衣服，配带德国盒子枪的中国游击队员保护着我们。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通过无线电来引导飞机攻击日军。在我们的吉普车藏在能够敌军阵地的竹林中，无线电发报机靠手摇发电机供电，所以我们两人中总有一个人要拼命地援它，这个比起侦察任务来更辛苦。通过来自地面的引导，如果我们的空军从上面不能看见目标，也能准确地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可以空投杀伤或爆破的炸弹。
当我们完成任务返回部队时，美军留守人员正在烧毁桂林的主要基地，摧毁供应站、营房和两条跑道，很显然，日军已决心要消灭在中国的美国空军，他们始终把这个部队看成是他们的眼中钉。
1944年10日中旬，陈纳德将军从昆明的空军总部打来电报，命令我忙尽快向他汇报。季风季节刚刚开始，在中国东部地区不可能飞行。战略情报处的一位上尉与我同行，征用了一辆稀有的撤退用的吉普车，他和我以平均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在泥泞的的、没有任何铺垫的公路上行驶了550英里（885公里）。我们轮流开车，日夜兼程。在路上我们吃的是冰冷的低级口粮。当我们到达第14航空队总部时，又饿又累，而且没有刮过胡子。
我立即被领进了将军办公室，陈纳德将军如我到他的总部，倾听我在东部前线的最新观察报告情报处处长报告情况。,由于我处理的都是机密材料，所以陈纳德要使我得到战地委任，获得军官资格。
几番问答之后，陈纳德将军按铃叫助手：“这是纽曼上士。”陈纳德说：“我要他马上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处处长多诺万将军汇报情况，请给他办好旅行文件。”
“将军，我认识纽曼上士。”他有些犹豫，然后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有过纽曼的美国之行可能是不合法的，先生……。”
“就是让我不佥地进入美国又有什么不对？”将军火早三丈，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以致茶杯里的水都泼了出来。他命令助手不理睬什么法令，立即打字，为我办好支华盛顿的旅行手续，注明“由美国陆军第十四空军指挥上将派出，执行秘密的口头汇报任务。”
“把打好的命令送到这里来，”将军催促助手：“纽曼等逢要呢！”等他的助手走了以后，将军向我眨眨眼睛，说道：“全办妥了，你就搭下班飞机快离开这里，在那些蠢文人制造更多的麻烦之前离开。”
我乘座的寇蒂斯“突击兵”式C－46飞机是一架运送锡和黑钨矿到缅甸去的运输机，在缅甸把运送的货物卸下。机组乘员警告我说：在21000英尺（6400米）的高空，飞机将只能提供给我呼吸所必须的最少氧气量，以便我们在没有加压的机舱里生存两个半小时。并且提醒我，在飞行过程中可能推动知觉，对些要有准备。他们让我穿上毛里子的飞行服，并让我躺在金属块上。
飞机起飞之后，我坐起来看了昆明一眼，遥望那可爱的滇池，周围的群山和稻田，接着我就推动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时，潮湿的森林空气涌进了机舱。包着头巾的印度工人已开了宽敞的机门，并凝视着我。在过去三小时已飞越驼峰，我们在阿萨姆的丁沾着陆。一小时之后，我改乘了另一架寇蒂斯C－64运输机。它飞往北非大西洋海岸上的卡萨布兰卡，沿途经过亚格拉、卡拉其、开办和突尼斯。
1944年10月26日上午6点半，我们的飞机到达了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我一到华盛顿，立即约见了著名的多诺万将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这位美国战略情报处处长，友好地、和霭地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了我。
在我第一次拜访多诺万将军六个星期之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不管国防部有识之士如何努力，仍然不能象陈纳将军申请那样提升我为美国军官。因为从法律上产，我仍然不能象陈纳德将军申请那样提升是为美国军官。因为从法律上说，我仍然是他们的敌人同盟的公民。多诺万将军表示他还要继续努力，“即使要取得国会的法令！”我捻了，但这是现实。我只好写信给陈纳德将军，要求他把我调回中国。
<B>国会法令</B>
1945年5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今天，国会提出公民身份法，祝贺你俩克拉雷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简直是喜出望外。多诺万将军竟然说服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纽约国会众议院议员安德鲁斯提出一项法案，来解决我所处的特殊情况下的国籍要求。
“战争结束了”“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8日，我告别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名字被列在美国第十四空军首批返美的名单中。靠近卡拉其港，竖起一座供给数千名美军使用帐篷城。高音喇叭在二十四小时中不停地宣布搭乘第一艘战舰回国的人员军衔、姓名和番号。这艘“胜利”号船已经到它能运载5000名士兵和200名护士。
二十三天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到来了。在天将破晓之前，大家都起了床，走到甲板上去看纽约港的入口处。在我们这条船的两侧，分别悬挂着两条红色，金色相间的杠幅，上面写着“首批从中国－缅甸－印度回国的战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纽曼进了通用电器公司，并担任了聚资数十亿美元的喷气式发动机集团的负责人，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威普斯科特。
<P>没人？顶一下</P>
顶一个
恩.不错,纪实的^_^[em01]
顶
<P>好</P>
佩服老美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