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不反叛不自信 一直被压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15:46:51
曹景行:“ 两会 三人行”,今天继续行。今天要谈的题目是“80后”三十而立。
先从李想开始, 李想81年出生,泡泡网创始人。
李想:我现在负责汽车类网站,最大的一个是汽车之家。
曹景行:再介绍日本“80后”,加藤嘉一,生于1984年,现在在北大读国际关系研究生。你是专栏作家,为日本媒体写吧?
加藤嘉一:也为中国,也为美国,英国都有。
每个人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好了
曹景行:昨天谈两会是媒体人谈,今天 “80后”谈。作为“80后”你觉得你的同龄人对今年的两会关心什么话题?
李想:应该都是切身利益问题。很多人关心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的。还有纳税问题,个人所得税。现在很多“80后”挣得本来就不多,但是却变成了交税的主体。
曹景行:宏观经济、中国经济转型或者说产业升级、反腐败,这类大的话题,关心不关心?
李想:这方面我是比较关心的,因为我们网站本身处在这个大行业之中。我们自己的发展离不开大势的发展,所以对这些很关心的,包括三网合一,跟我们息息相关,随时在盯着。
曹景行:比你年轻一些的员工当中,他们对这些宏观话题给予的注意力多吗?
李想:关注度非常低或者几乎感觉不到在关心,因为这个和切身利益还很远。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每个人关心好自己的利益才能再去承担责任。
曹景行:公司的投资者、管理人员,你们可能考虑的面更大一点,关心的问题更多一点,层次更高一点。医疗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如果有孩子就一定是读书问题,想买房子就是房子问题。
李想:我觉得每个人更关心自己身边看得到的问题,而我们非常鼓励员工去关心。因为每个人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好了,如果不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变差。

中国有“80后”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被80后”
曹景行:加藤,你接触到中国的“80后”多不多?
加藤嘉一:非常多。
曹景行:他们对两会关心吗?
加藤嘉一:当然很关心,刚才李想提到是从自身利益,跟你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方面去关注。我人在北大,北大学生还是挺关心类似反腐败问题、监督问题、批判体系问题。北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比较活跃,所以对宏观问题还是挺关注的。
但是从我周边的“80后”的生活状态来看,他们更关心户籍改革,社会保障,这一点上跟日本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将来老了之后,养老金能不能拿到。我们关心社会保障它的前景如何?
据我所知,实际上很多“80后”绝大部分都是合租的。因为一个人租不起,这种情况在日本几乎没有,日本80后基本上是住蜗居。
曹景行:不会合租?
加藤嘉一:因为个人的空间一定要保证。我觉得中国的房子可能跟比日本稍微大一点,可能一个人租不起。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对“80后”来说,房子是切身利益。我觉得,关心这个这是一种进步。
像以前完全是冲着一种政治的精神去关注两会,我国怎么去发展,我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一个在进步中的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国民肯定会关注自己的利益,从你自己的利益出发。选什么话题去关注,这种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曹景行:日本有“80后”这个说法吗?
加藤嘉一:没有。日本媒体介绍中国,说中国有“80后”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被80后”。
日本很少从你是哪一个年代这个角度去谈,因为我们划分得没有那么清楚。
我是80年代出生,刚有点懂事马上面临泡沫崩溃,我们这一代在日本是没有听过好消息的,是没有好消息的年代。
曹景行:我们内地叫“80后”,香港不叫“80后”而是“八十后”,台湾叫“七年级”。日本的有什么称呼吗?
加藤嘉一:我们说“若者”。我们的状态跟中国“80后”一样,大人对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讽刺的,说年轻人缺少独立思考,缺少斗志。
曹景行:日本“若者”,年轻人会不会关心中国的两会?
加藤嘉一:不关心。我们更多是一种网络愤青,对现状感到不满,工资不高,丰田又被召回,所以经常拿中国去发泄。比如说为中国军事增长很快,又可能会威胁日本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他有发泄的渠道。
曹景行:这样的多吗?
加藤嘉一:非常多,他们实际上很害怕,因为中国在崛起。中国“80后”出生就改革开放了,都是好消息。但是我们日本呢?出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就是说你们在上升,我们在下降。
曹景行:所以他们关心的不一定是两会这一个特定的阶段,但是两会涉及到的问题他们还是很关心。
加藤嘉一:那是很关心的。它叫两会、三会、四会不重要,但是它确实是谈中国的大环境,谈中国未来走向何方这样的大问题。


各方压力要求你结婚必须有一套房子
曹景行:应该说“80后”现在对房子很关心。房子的问题到底和整个“80后”有什么关系?在日本“80后”买房子的问题大概跟中国区别很大,这个我想听听…
李想: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现状是,各方压力要求你结婚必须有一套房子。目前“80后”已经到了要大规模结婚的年龄。
结婚的压力逼着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搞一套房子。住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看着房价蹿升的速度远远超过自己工资的涨幅,这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
曹景行:跟你一样层次的人不困难。
李想:我们以前的人肯定不困难,因为五六年前都买了。
曹景行:“80后”中间阶段,工作时间不长,但又要结婚的那部分。
李想:25岁到30岁之间的。
曹景行:他们是不是都买不起房子,还是有不少人已经买了?
李想:像类似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要做到中高层才能买一套房子,付一半的首付,同时保证自己每个月的月供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曹景行:一般的员工行不行呢?
李想:在北京,一般的员工几乎没有可能。
曹景行:政府表示这次会下很大力量推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对他们有没有作用?
李想:大家感觉经济适用房和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排号时总是觉得背后有很多东西在左右,还有大部分的人没有北京户口。种种原因把大多数的年轻人挤在了外面。
曹景行:不分户口能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话,这是很重要的。
李想:当然很重要。而且能够改善居住品质的廉租房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曹景行:有了廉租房能结婚吗?
李想:这个还要看他们当地的风气,因为我觉得家长还有所谓的各种风气给这些年轻人带来太多不必要的压力了。
曹景行:这次两会当中提到的有关房价以及各种调整措施,您的员工他们会关心吗?
李想:我觉得大家都在看,也都在关心,但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土地的拍卖方式。因为现在地越来越贵,房子自然就贵了,地都拍到了比房价还贵的时候,再出来的新房出售的时候不可能比这个地便宜。

中国很多年轻人非要有房子,否则就没有安全感
曹景行:对北京“80后”来说,房价问题非常重要。
李想: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还要减少一些父母、风气对大家造成多余的无形压力。
曹景行:结婚非要有房子这样的一种风气,是现在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有这种风气吗,结婚一定要有房子?
加藤嘉一:不可能。
曹景行:干脆就贵得不可能了是吗?
加藤嘉一:而且有房有车怎么变成了结婚的一个标准呢?这是充满中国特色的。
曹景行:日本青年这么理想?大家讲爱情不讲物质吗?
加藤嘉一:越聪明的人越不买房,聪明人是不买房子的,至少在日本。
曹景行:东京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多少年,他有想到要买房子?
加藤嘉一:至少踏踏实实工作十年之后,才会想到买房的问题。当然这个十年,很多人说大学毕业之后大概五六年结婚,这从中可以看到结婚和房子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当然,如果有房子的话,那更好。或者说你是在地方或者说在外地等其他地方工作的,已经有房子了,父母有房子了,有些人会跟父母一块儿住。当然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不能接受跟对方的父母一块儿住,这个太封建了。
所以很多东京过日子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租房子。
曹景行:比如说在东京,年轻人一般租多大的房子?
加藤嘉一:30、40平米吧,50平米的也有,但像北京的100多平米的情况非常少。
曹景行:像李想的员工是大家一起合租。
加藤嘉一:合租大概20、30平米。
李想:像我们的员工一般会选择三个人去租一个三室一厅,每人一间这样来处理。
曹景行:像这样的话,房租一个月大概要多少?
李想:在中关村附近的三室一厅大概需要4000块钱左右。每个人大概一千多元,同时生活品质还有一定保证,因为有自己独立空间。
曹景行:日本东京呢,加藤租过吗?
加藤嘉一:我没有租过,但是我知道30、40平米最便宜也得5000人民币。
曹景行: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呢?
加藤嘉一:夫妻的话可能要租50、60平米,这样的大概需要一万人民币。东京很贵的。
曹景行:大概占到他工资的多少?
加藤嘉一:大概占到工资的10%~20%或者是20%~30%。
曹景行:我们这边也差不多。
李想:我们大部分都在20%~30%之间。
曹景行:比较小的可以合租。夫妻两个单独租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可能就得4000左右了。
李想:对,但是夫妻两个收入加起来可能比例会下降一些,大部分以20%~30%作为自己居住的一个选择。
曹景行:这是租房。买房呢,你刚才说十年才买得起,是不是日本年轻人对非要买房的概念不像北京那么强烈?
加藤嘉一:我不知道日本泡沫崩溃之前的年轻人当时是什么状态,有可能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跟中国的年轻人差不多,因为他们相信房子是越来越涨,无限的涨,我父母那一代是这样想的。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也去买房子,后来卖掉了。
很多年轻人都是以投资为目的,不是为了住而买。我觉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今后没有什么投资的可能性了,主要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住的地方。
日本年轻人比较冷漠或者冷静,不管租的还是买的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是你的家,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都是你在住这个地方,就觉得已经有安全感了。
我发现今天中国很多年轻人非要有房子,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对未来产生不安。这种比较浮躁的那种对未来不安的心态,在日本稍微好一点,我们不在乎它是租的还是买的。
曹景行:从你出生以来,日本的房价不是往下走,就是在保持平稳。
加藤嘉一:对,维持现状。
曹景行:这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房价是在向上走,所以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现在不早一点买的话,也许像很多地产商说的,再过多少年北京的房价又要翻一倍了.所以中国年轻人会有这种浮躁心态,很大就是现实所迫。
这次两会提出有关房价的措施,也许我们的年轻人对整个房价能不能降下来还没有把握?
李想:我自己始终认为,从长远来看,房子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事情。过去也实现了很多政策,有的政策越用,房价就涨得越高。
当市场忽然没有需求的时候,你再怎么鼓励,房价也往下降。我始终认为房价是一个市场经济化的产物,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土地拍卖制度要进行一些合理的调整,我觉得房价就可以趋于合理化。

过完年,很多员工就想要回家,不想在北京做了
曹景行:问题是他们觉得有没有希望?会不会有一种这辈子真的买不起房的感觉?还是可以想办法多赚一点钱?
李想:您刚才说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包括我们一过完年,很多员工就想要回家,不想在北京做了,因为觉得在北京买一套房子遥遥无期。尤其是很多非常年轻的,刚毕业的员工,这个让我们自己其实也挺心痛。
我们更多的是鼓励他怎么去努力,也让他看看其他的年轻人怎么通过努力,自己买了房子,怎么改善了生活,只能靠这种方式鼓励他。通过自己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创造一个更多的价值,达到更多的成就,达到相应的收益,从而在北京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很多人说了,尤其是过年回一趟家,发现家里的同学自己开一个洗衣店都挣出房子来了。因为很多地方买一个90平米,一两千块钱一平米的房子不是很难,家里凑凑钱就能买了。有房没房,在很多人的心理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曹景行:你刚才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的员工有一些过了春节不想回来,都想回去自己老家去发展了。那这种情况在北京的“80后”当中,尤其是没有户口的,是不是开始成为一个现象?
李想:我看到这样一些苗头,因为大部分在北京上学又工作的孩子不是北京本地人,可能是一些偏远农村或者是一些小的县城的,尤其是每到春节,他们要通过很辛苦的方式买到票,很辛苦的回了家,然后可能本身这一年又没有攒到多少钱,回去以后发现那些在当地的同学过得比自己好,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曹景行:春节回来,大家交流的时候,这种话题谈得多吗?
李想:我确实遇到过几个员工是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员工提出来其实都是合理的,我们要看怎么帮他解决这样的问题。
曹景行:怎么解决呢?像现在做IT的,有没有可能不在北京,比如他回到他家里,同样通过互联网,通过手机,也可以继续工作。甚至作为企业,不一定要在北京,可以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李想:在北京其实还有北京的好处,比如说北京的人才其实更多。虽然我们是互联网公司,但是密集的沟通,面对面的沟通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管理模式跟别的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的载体或者是使用的工具,生产力模式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如果说放在家里降低成本和放在我们公司里提升成本,我们更愿意接受后者。提升成本而保障更流畅的沟通,从而更好的发挥整个团队协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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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李想开始, 李想81年出生,泡泡网创始人。
李想:我现在负责汽车类网站,最大的一个是汽车之家。
曹景行:再介绍日本“80后”,加藤嘉一,生于1984年,现在在北大读国际关系研究生。你是专栏作家,为日本媒体写吧?
加藤嘉一:也为中国,也为美国,英国都有。
每个人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好了
曹景行:昨天谈两会是媒体人谈,今天 “80后”谈。作为“80后”你觉得你的同龄人对今年的两会关心什么话题?
李想:应该都是切身利益问题。很多人关心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的。还有纳税问题,个人所得税。现在很多“80后”挣得本来就不多,但是却变成了交税的主体。
曹景行:宏观经济、中国经济转型或者说产业升级、反腐败,这类大的话题,关心不关心?
李想:这方面我是比较关心的,因为我们网站本身处在这个大行业之中。我们自己的发展离不开大势的发展,所以对这些很关心的,包括三网合一,跟我们息息相关,随时在盯着。
曹景行:比你年轻一些的员工当中,他们对这些宏观话题给予的注意力多吗?
李想:关注度非常低或者几乎感觉不到在关心,因为这个和切身利益还很远。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每个人关心好自己的利益才能再去承担责任。
曹景行:公司的投资者、管理人员,你们可能考虑的面更大一点,关心的问题更多一点,层次更高一点。医疗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如果有孩子就一定是读书问题,想买房子就是房子问题。
李想:我觉得每个人更关心自己身边看得到的问题,而我们非常鼓励员工去关心。因为每个人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好了,如果不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变差。

中国有“80后”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被80后”
曹景行:加藤,你接触到中国的“80后”多不多?
加藤嘉一:非常多。
曹景行:他们对两会关心吗?
加藤嘉一:当然很关心,刚才李想提到是从自身利益,跟你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方面去关注。我人在北大,北大学生还是挺关心类似反腐败问题、监督问题、批判体系问题。北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比较活跃,所以对宏观问题还是挺关注的。
但是从我周边的“80后”的生活状态来看,他们更关心户籍改革,社会保障,这一点上跟日本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将来老了之后,养老金能不能拿到。我们关心社会保障它的前景如何?
据我所知,实际上很多“80后”绝大部分都是合租的。因为一个人租不起,这种情况在日本几乎没有,日本80后基本上是住蜗居。
曹景行:不会合租?
加藤嘉一:因为个人的空间一定要保证。我觉得中国的房子可能跟比日本稍微大一点,可能一个人租不起。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对“80后”来说,房子是切身利益。我觉得,关心这个这是一种进步。
像以前完全是冲着一种政治的精神去关注两会,我国怎么去发展,我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一个在进步中的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国民肯定会关注自己的利益,从你自己的利益出发。选什么话题去关注,这种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曹景行:日本有“80后”这个说法吗?
加藤嘉一:没有。日本媒体介绍中国,说中国有“80后”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被80后”。
日本很少从你是哪一个年代这个角度去谈,因为我们划分得没有那么清楚。
我是80年代出生,刚有点懂事马上面临泡沫崩溃,我们这一代在日本是没有听过好消息的,是没有好消息的年代。
曹景行:我们内地叫“80后”,香港不叫“80后”而是“八十后”,台湾叫“七年级”。日本的有什么称呼吗?
加藤嘉一:我们说“若者”。我们的状态跟中国“80后”一样,大人对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讽刺的,说年轻人缺少独立思考,缺少斗志。
曹景行:日本“若者”,年轻人会不会关心中国的两会?
加藤嘉一:不关心。我们更多是一种网络愤青,对现状感到不满,工资不高,丰田又被召回,所以经常拿中国去发泄。比如说为中国军事增长很快,又可能会威胁日本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他有发泄的渠道。
曹景行:这样的多吗?
加藤嘉一:非常多,他们实际上很害怕,因为中国在崛起。中国“80后”出生就改革开放了,都是好消息。但是我们日本呢?出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就是说你们在上升,我们在下降。
曹景行:所以他们关心的不一定是两会这一个特定的阶段,但是两会涉及到的问题他们还是很关心。
加藤嘉一:那是很关心的。它叫两会、三会、四会不重要,但是它确实是谈中国的大环境,谈中国未来走向何方这样的大问题。


各方压力要求你结婚必须有一套房子
曹景行:应该说“80后”现在对房子很关心。房子的问题到底和整个“80后”有什么关系?在日本“80后”买房子的问题大概跟中国区别很大,这个我想听听…
李想: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现状是,各方压力要求你结婚必须有一套房子。目前“80后”已经到了要大规模结婚的年龄。
结婚的压力逼着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搞一套房子。住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看着房价蹿升的速度远远超过自己工资的涨幅,这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
曹景行:跟你一样层次的人不困难。
李想:我们以前的人肯定不困难,因为五六年前都买了。
曹景行:“80后”中间阶段,工作时间不长,但又要结婚的那部分。
李想:25岁到30岁之间的。
曹景行:他们是不是都买不起房子,还是有不少人已经买了?
李想:像类似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要做到中高层才能买一套房子,付一半的首付,同时保证自己每个月的月供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曹景行:一般的员工行不行呢?
李想:在北京,一般的员工几乎没有可能。
曹景行:政府表示这次会下很大力量推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对他们有没有作用?
李想:大家感觉经济适用房和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排号时总是觉得背后有很多东西在左右,还有大部分的人没有北京户口。种种原因把大多数的年轻人挤在了外面。
曹景行:不分户口能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话,这是很重要的。
李想:当然很重要。而且能够改善居住品质的廉租房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曹景行:有了廉租房能结婚吗?
李想:这个还要看他们当地的风气,因为我觉得家长还有所谓的各种风气给这些年轻人带来太多不必要的压力了。
曹景行:这次两会当中提到的有关房价以及各种调整措施,您的员工他们会关心吗?
李想:我觉得大家都在看,也都在关心,但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土地的拍卖方式。因为现在地越来越贵,房子自然就贵了,地都拍到了比房价还贵的时候,再出来的新房出售的时候不可能比这个地便宜。

中国很多年轻人非要有房子,否则就没有安全感
曹景行:对北京“80后”来说,房价问题非常重要。
李想: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还要减少一些父母、风气对大家造成多余的无形压力。
曹景行:结婚非要有房子这样的一种风气,是现在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有这种风气吗,结婚一定要有房子?
加藤嘉一:不可能。
曹景行:干脆就贵得不可能了是吗?
加藤嘉一:而且有房有车怎么变成了结婚的一个标准呢?这是充满中国特色的。
曹景行:日本青年这么理想?大家讲爱情不讲物质吗?
加藤嘉一:越聪明的人越不买房,聪明人是不买房子的,至少在日本。
曹景行:东京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多少年,他有想到要买房子?
加藤嘉一:至少踏踏实实工作十年之后,才会想到买房的问题。当然这个十年,很多人说大学毕业之后大概五六年结婚,这从中可以看到结婚和房子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当然,如果有房子的话,那更好。或者说你是在地方或者说在外地等其他地方工作的,已经有房子了,父母有房子了,有些人会跟父母一块儿住。当然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不能接受跟对方的父母一块儿住,这个太封建了。
所以很多东京过日子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租房子。
曹景行:比如说在东京,年轻人一般租多大的房子?
加藤嘉一:30、40平米吧,50平米的也有,但像北京的100多平米的情况非常少。
曹景行:像李想的员工是大家一起合租。
加藤嘉一:合租大概20、30平米。
李想:像我们的员工一般会选择三个人去租一个三室一厅,每人一间这样来处理。
曹景行:像这样的话,房租一个月大概要多少?
李想:在中关村附近的三室一厅大概需要4000块钱左右。每个人大概一千多元,同时生活品质还有一定保证,因为有自己独立空间。
曹景行:日本东京呢,加藤租过吗?
加藤嘉一:我没有租过,但是我知道30、40平米最便宜也得5000人民币。
曹景行: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呢?
加藤嘉一:夫妻的话可能要租50、60平米,这样的大概需要一万人民币。东京很贵的。
曹景行:大概占到他工资的多少?
加藤嘉一:大概占到工资的10%~20%或者是20%~30%。
曹景行:我们这边也差不多。
李想:我们大部分都在20%~30%之间。
曹景行:比较小的可以合租。夫妻两个单独租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可能就得4000左右了。
李想:对,但是夫妻两个收入加起来可能比例会下降一些,大部分以20%~30%作为自己居住的一个选择。
曹景行:这是租房。买房呢,你刚才说十年才买得起,是不是日本年轻人对非要买房的概念不像北京那么强烈?
加藤嘉一:我不知道日本泡沫崩溃之前的年轻人当时是什么状态,有可能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跟中国的年轻人差不多,因为他们相信房子是越来越涨,无限的涨,我父母那一代是这样想的。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也去买房子,后来卖掉了。
很多年轻人都是以投资为目的,不是为了住而买。我觉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今后没有什么投资的可能性了,主要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住的地方。
日本年轻人比较冷漠或者冷静,不管租的还是买的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是你的家,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都是你在住这个地方,就觉得已经有安全感了。
我发现今天中国很多年轻人非要有房子,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对未来产生不安。这种比较浮躁的那种对未来不安的心态,在日本稍微好一点,我们不在乎它是租的还是买的。
曹景行:从你出生以来,日本的房价不是往下走,就是在保持平稳。
加藤嘉一:对,维持现状。
曹景行:这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房价是在向上走,所以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现在不早一点买的话,也许像很多地产商说的,再过多少年北京的房价又要翻一倍了.所以中国年轻人会有这种浮躁心态,很大就是现实所迫。
这次两会提出有关房价的措施,也许我们的年轻人对整个房价能不能降下来还没有把握?
李想:我自己始终认为,从长远来看,房子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事情。过去也实现了很多政策,有的政策越用,房价就涨得越高。
当市场忽然没有需求的时候,你再怎么鼓励,房价也往下降。我始终认为房价是一个市场经济化的产物,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土地拍卖制度要进行一些合理的调整,我觉得房价就可以趋于合理化。

过完年,很多员工就想要回家,不想在北京做了
曹景行:问题是他们觉得有没有希望?会不会有一种这辈子真的买不起房的感觉?还是可以想办法多赚一点钱?
李想:您刚才说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包括我们一过完年,很多员工就想要回家,不想在北京做了,因为觉得在北京买一套房子遥遥无期。尤其是很多非常年轻的,刚毕业的员工,这个让我们自己其实也挺心痛。
我们更多的是鼓励他怎么去努力,也让他看看其他的年轻人怎么通过努力,自己买了房子,怎么改善了生活,只能靠这种方式鼓励他。通过自己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创造一个更多的价值,达到更多的成就,达到相应的收益,从而在北京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很多人说了,尤其是过年回一趟家,发现家里的同学自己开一个洗衣店都挣出房子来了。因为很多地方买一个90平米,一两千块钱一平米的房子不是很难,家里凑凑钱就能买了。有房没房,在很多人的心理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曹景行:你刚才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的员工有一些过了春节不想回来,都想回去自己老家去发展了。那这种情况在北京的“80后”当中,尤其是没有户口的,是不是开始成为一个现象?
李想:我看到这样一些苗头,因为大部分在北京上学又工作的孩子不是北京本地人,可能是一些偏远农村或者是一些小的县城的,尤其是每到春节,他们要通过很辛苦的方式买到票,很辛苦的回了家,然后可能本身这一年又没有攒到多少钱,回去以后发现那些在当地的同学过得比自己好,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曹景行:春节回来,大家交流的时候,这种话题谈得多吗?
李想:我确实遇到过几个员工是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员工提出来其实都是合理的,我们要看怎么帮他解决这样的问题。
曹景行:怎么解决呢?像现在做IT的,有没有可能不在北京,比如他回到他家里,同样通过互联网,通过手机,也可以继续工作。甚至作为企业,不一定要在北京,可以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李想:在北京其实还有北京的好处,比如说北京的人才其实更多。虽然我们是互联网公司,但是密集的沟通,面对面的沟通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管理模式跟别的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的载体或者是使用的工具,生产力模式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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