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从瑞士手表业工业民主到鞍钢宪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8:10:42
你想不想拥有一块劳力士手表
呵呵，我可不是街头卖假货的，而是对一个七百七万人口、四万一千平方公里弹丸小国的的制造业进行一点思考。今天大陆成功人士（当然在其他国家也是）都以佩戴一块劳力士为荣，可见瑞士制表业之成功。
提起瑞士，不光是手表制造业，其精密机械仪表、化工、食品和金融业等等在国际上都据有卓著的地位。今天的瑞士，是个直接民主的国家，任何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挑战法律，全民投票表决国家事务。和北欧许多国家一样，是一个高福利高税收的“北欧社会主义”国家。（据说胡温在几年前对北欧模式颇感兴趣。）
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在欧洲大陆，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瑞士等等和英国法国相比，还是属于相对落后国家。但时至今日，北欧国家工业之发达，人民生活之富裕已经是名列世界前茅。想要了解他们成功发展的道路，那还得追述他们的历史，从宗教改革开始。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文化大革命
在１６世纪，瑞士地区是个穷乡僻壤，（当时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在法国，） 山高皇帝远，远离罗马天主教教皇的统制。中世纪的欧洲，号称黑暗的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会势力极其强大。德国皇帝曾经因事冒犯罗马教皇，为求其原谅，在雪地里赤身披麻布带锁链站了一夜。极其强大也就极其腐败，罗马教会拥有当时欧洲发达国家的一半土地和税赋，严厉处置宗教异端，教士烂搞女人，并卖臭名昭著的赎罪符敛财。人民饱受压迫，所以后来有了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新教（protestant)革命。 而约翰加尔文这个法国人，做为新教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领袖，在日内瓦地区找到了知音。
加尔文在瑞士地区实行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他严禁一切虚荣浮华的东西，提倡勤劳朴素和节制的生活方式，所谓的清教徒的生活方式。 不许穿金戴银，不许花花绿绿，人人都穿简单的深色衣服，不许喝酒，不许喧哗，实行极度严格的男女关系管制。 勤劳、诚实、简朴和清洁是每个人必须拥有的品德。 他在日内瓦地区开办了几百所语法学校，基本上是开办了全民教育，从孩子开始灌输清教徒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任何试图挑战加尔文的人都被镇压，严重的如迈克儿色夫塔斯（Michael Servetus）被处于火刑而活活的被小火烧死。加尔文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道德化的平民社会。这是与英国法国的社会十分不同的。这种社会模式是今天北欧社会的起点。
在基督教教义上，加尔文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与罗马教会不同，就是关于救赎，每个人自己单独和上帝对付，和教会组织及其他人无关。 这一点至关重要，是以后西方个人主义和民主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
John Calvin (10 July 1509 – 27 May 1564)
丹尼尔冉理查德的工业革命
由于加尔文的宗教文化大革命，穿金戴银被严格禁止，金银首饰匠失业了。金银首饰匠纷纷改做它行，主要部分改为钟表制作。（所以在美国加拿大高级手表是和珠宝首饰一起卖的。） 为了饭碗安全最大化，老师傅们搞的是垂直模式。就是年轻人入行拜老师傅为师，拿极低的工资，制作零件，再由老师傅装配起来成为最终产品卖高价。 技术是严格不许外传的。
当时的瑞士地区，主要是由自由农民组成的相对平面化的自治乡村的联邦。大量农民在冬天是无所事事没有收入的。 这时候一个机械天才诞生了，他叫丹尼尔冉理查德（Daniel Jeanrichard，1665-1741年)。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钟表制作技术，然后把技术免费传授给附近农民。大家分工合作，共享劳动成果，共同遵守行业标准，是一种“分散的大生产模式”。也就是最终装配成品钟表的企业和制作零件的企业是共生的关系，而非上家压榨出下家最后一滴油水的模式，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也非少数人一年赚几千万大多数人只够生活的模式。这种行业协作模式一直保持到现在。
Daniel Jeanrichard（1665-1741年)。
瑞士钟表业渡过了两场危机
现在瑞士，大约有四万人从事钟表制作，其中７５%（大约三万人）是在家庭作坊小公司里工作。瑞士钟表业共有６００家左右公司，大部分是少于一百人的小公司，只有不到十家公司有雇员超过五百人。 你可以想象，这么个平面结构的产业必定有什么奇特之处，因为渡过了两场危机而生存下来了。
第一场危机是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西方各国进入大工业时代（福特主义时代）。当时瑞士钟表业的人跑到美国看见他们的现代化工厂惊讶地说：“我们要完蛋了。” 可是由于瑞士钟表的精良品质，“分散大工业”不但没有被英国德国美国的集中大工业消灭，到了二战以后的顶峰时期，瑞士钟表业从业人员达九万、一千六百余家公司，占全球钟表市场的50%！
第二场危机是在７０年代开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手表和电子表的冲击是致命的。 除了瑞士的高档机械表得以生存下来之外，其他欧美机械表工业被彻底摧毁。 瑞士手表绝地反击，斯沃其集团的成立代表了瑞士钟表行业的自我革新能力，以时尚设计为利器，成功地应对了挑战。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富裕阶层的迅速壮大，瑞士手表业从低谷逐渐回升，从业人员由三万人左右回升到四万多人。
瑞士斯沃其时尚表
对瑞士钟表业现象的深度思考之一：对比英美和瑞士的制造业。
英国文化，或者说央格鲁萨克逊文化，是一种精英主义文化。 这种文化的起源可以追述到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打下英格兰天下的典故。骨干们和领袖分享胜利果实，小喽啰们只配得点碎屑。(美国的法律公司、金融公司和咨询公司等等都有partner合伙人制度，正像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 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工厂主对工人残酷压榨，这与瑞士的做法完全不同。马克思是在英国写的《资本论》，他深刻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血腥贪婪本质。他观察到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处于对立的状态，所以他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基石。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又一次充分暴露了央格鲁萨克逊文化精英主义特点。华尔街金融公司的高级主管们（partner,圆桌骑士们）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美元，却肆无忌惮地把公司搞到破产。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高级主管们个个年收入上千万美元，但工人为加百分之几的工资要进行停工斗争。这种精英主义摧毁了英国的制造业，正在摧毁美国的制造业。 美国在上次金融危机时罗斯福总统搞的new deal“新交易”改革大力扶助农工，使美国进入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美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但最近二三十年美国正从中产阶级社会转入精英社会。
对瑞士钟表业现象的深度思考之二：对比英美和日本的制造业。
如果把英美的企业模式比喻成“海盗”的话，那么日本企业模式就是“渔民”。海盗们是由利益结合，小喽罗有伤残就被踢下海，船超重了小喽罗也要被踢下海。在英美企业里，雇员和机器设备一样，只不过是企业获取利润的工具，而利润是由高管们分享的。而渔民不一样，大家是一个村子的，同舟共济出海谋生，年长经验丰富的领头，大家跟随，一同出海，最后必须一道回来，收获也要分享。你贡献多、多得点儿也是应该，而非大部分你得、大家得碎屑。这是种部落文化。所以日本企业有终身雇员制，日本企业内高级主管的工资和员工平均工资相差不多，而非美国的几千倍上万倍（以前通用汽车高管一年的收入是普通工人几辈子的收入）。海盗小喽罗因为随时要被踢下海的可能，所以是不会真正关心他的船的，他只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我记得有个美国HR人事理论就是讲，要让员工时刻有fear恐惧的感觉。而渔民不一样，即使你是船上普通一员，船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你的生活，你和大家一起努力才是
(这里插一段：日企里的论资排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种公平。与优胜劣汰相比，这种制度更维护秩序和公平，因为谁都有老的时候，总有轮到你的那一天。儒家文化讲儿子要服从父亲，这也是公平，因为儿子也有当父亲的那一天。特别是对于发展缓慢的汽车机械行业，年资深的工程师往往是经验知识更丰富，在一个富有团队精神而非人人相互提防的环境里，知识经验能够得到良好的传播和传递。 这就是日本制造业强大的一个法宝之一。）
这是种民主：“工业民主”
一家公司，一个行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少数人掠取最大利益，还是让这家公司、这个行业的员工过上幸福生活？ 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文化问题。如果这个行业这家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员工们都能好好的生活，那么主管就不会搞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不会压低工人工资而自己多拿两百万，也不会在危机时刻把员工们开除把厂一关了事。民主的目的是广大的民生。我们从瑞士钟表业上看到了这一点。其实整个北欧地区的工业发达和民众的社会地位分不开的。 社会中没有贱民可做廉价劳动力使用，那么管理层必须在技术上和经营上找出路，踏踏实实的下苦功夫，而非走捷径抄近路。
中国的工业民主：鞍钢宪法精神
提到“鞍钢宪法”，就要追溯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精神的起点。这个起点可以追溯到红军井冈山时期和"三湾改编"。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充分表达了军队民主是人民军队的核心思想。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摘自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１９２７年“三湾改编”是民主在军队中正式定型。通过这个民主运动，军队中“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正是这种军队民主精神，注定了这么一个原本弱小的军队是与众不同的，它可以迅猛地发展壮大，最终解放全中国。
当我们熟悉了１９４９年前军队民主以后，就不难理解鞍钢宪法精神了。鞍钢宪法精神就是一种工业民主精神。
（延伸阅读１：《鞍钢宪法》的历史真相 http://news.sina.com.cn/c/2005-07-22/12347296201.shtml）
（延伸阅读２： 三湾改编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898.htm ）
（延伸阅读 3：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http://www.boxun.com/sixiang/000408/2.htm）
鞍钢宪法的日本丰田版本
丰田精益生产中有一个内容叫“安藤灯”(Andon),具体做法极为简单，就是操作工人遇见问题可以让整条生产线停下来加以改正。这原来在西方公司里是不可想象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个公司内地位最低的人－操作工人有无权力参与决策。丰田公司在５０和６０年代能让操作工人这么做，这背后就是有种工业民主精神。
还有个例子。在６０－７０年代，丰田开始有一定的盈利现金节余，当时管理层决定把这个现金节余做短期投资。当时丰田英二提出，这些钱是公司全体员工辛苦挣来的，不能交给坐在空调房里的股票交易员去冒险，否则不道德。（当时丰田车间没有空调，夏天炎热。而６０－７０年底日本股市飞涨，丰田能抵御这个挣快钱的诱惑。）现在丰田的现金储备达２５０亿美元，是全世界制造业中独一无二的。 正因为几十年积累的底子，丰田才能顶住这次的油门踏板危机。
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岁看到老”。 当红军还是很弱小的时候，当丰田还很弱小的时候，当三百多年前瑞士农民在冬天做钟表零件的时候，一种精神已经开始酝酿成长了。。。。。。
现在中国民族制造业的前途所在
在改革开放后的大环境里，一是中国制造业在巨量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二是外资在众多领域里掌握了主动、甚至掌握了控制权。以汽车业为例子，２００９年销量到一千二百多万成为世界第一市场，但是三大自主品牌奇瑞吉利比亚迪加起来才一百多万辆。这里笔者将不对大环境问题进行展开讨论，只就企业小环境表述一些浅见。
1)企业领导层必须正。 孔子曰：为政，正也。任何腐败（贪污受贿、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谋取私利、生活腐化等等）的领导层是不可能管理好一个企业的。
2)盈利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但不是第一目的。如果想捞快钱的，请去金融证券地产行业去。制造业是个辛苦的行业。从事制造业的人必须热爱自己的产品，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而自豪。制造业企业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产品，就像农民对于庄稼、牧人对于羊群一样。
3)把企业视为全体员工的。企业决策要考虑全体员工的利益。
4)在企业内部培养平等民主的气氛，关心产品、产品和质量生产效率。企业员工的待遇必须随着企业的发展同步发展。企业员工在公司内部有归属感，象三湾改编的红军那样。
在这几点基础上，再贯彻工业民主和鞍钢宪法精神。总之，从事制造业的人要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民族制造业一定有希望。
你想不想拥有一块劳力士手表
呵呵，我可不是街头卖假货的，而是对一个七百七万人口、四万一千平方公里弹丸小国的的制造业进行一点思考。今天大陆成功人士（当然在其他国家也是）都以佩戴一块劳力士为荣，可见瑞士制表业之成功。
提起瑞士，不光是手表制造业，其精密机械仪表、化工、食品和金融业等等在国际上都据有卓著的地位。今天的瑞士，是个直接民主的国家，任何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挑战法律，全民投票表决国家事务。和北欧许多国家一样，是一个高福利高税收的“北欧社会主义”国家。（据说胡温在几年前对北欧模式颇感兴趣。）
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在欧洲大陆，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瑞士等等和英国法国相比，还是属于相对落后国家。但时至今日，北欧国家工业之发达，人民生活之富裕已经是名列世界前茅。想要了解他们成功发展的道路，那还得追述他们的历史，从宗教改革开始。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文化大革命
在１６世纪，瑞士地区是个穷乡僻壤，（当时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在法国，） 山高皇帝远，远离罗马天主教教皇的统制。中世纪的欧洲，号称黑暗的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会势力极其强大。德国皇帝曾经因事冒犯罗马教皇，为求其原谅，在雪地里赤身披麻布带锁链站了一夜。极其强大也就极其腐败，罗马教会拥有当时欧洲发达国家的一半土地和税赋，严厉处置宗教异端，教士烂搞女人，并卖臭名昭著的赎罪符敛财。人民饱受压迫，所以后来有了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新教（protestant)革命。 而约翰加尔文这个法国人，做为新教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领袖，在日内瓦地区找到了知音。
加尔文在瑞士地区实行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他严禁一切虚荣浮华的东西，提倡勤劳朴素和节制的生活方式，所谓的清教徒的生活方式。 不许穿金戴银，不许花花绿绿，人人都穿简单的深色衣服，不许喝酒，不许喧哗，实行极度严格的男女关系管制。 勤劳、诚实、简朴和清洁是每个人必须拥有的品德。 他在日内瓦地区开办了几百所语法学校，基本上是开办了全民教育，从孩子开始灌输清教徒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任何试图挑战加尔文的人都被镇压，严重的如迈克儿色夫塔斯（Michael Servetus）被处于火刑而活活的被小火烧死。加尔文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道德化的平民社会。这是与英国法国的社会十分不同的。这种社会模式是今天北欧社会的起点。
在基督教教义上，加尔文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与罗马教会不同，就是关于救赎，每个人自己单独和上帝对付，和教会组织及其他人无关。 这一点至关重要，是以后西方个人主义和民主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
John Calvin (10 July 1509 – 27 May 1564)
丹尼尔冉理查德的工业革命
由于加尔文的宗教文化大革命，穿金戴银被严格禁止，金银首饰匠失业了。金银首饰匠纷纷改做它行，主要部分改为钟表制作。（所以在美国加拿大高级手表是和珠宝首饰一起卖的。） 为了饭碗安全最大化，老师傅们搞的是垂直模式。就是年轻人入行拜老师傅为师，拿极低的工资，制作零件，再由老师傅装配起来成为最终产品卖高价。 技术是严格不许外传的。
当时的瑞士地区，主要是由自由农民组成的相对平面化的自治乡村的联邦。大量农民在冬天是无所事事没有收入的。 这时候一个机械天才诞生了，他叫丹尼尔冉理查德（Daniel Jeanrichard，1665-1741年)。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钟表制作技术，然后把技术免费传授给附近农民。大家分工合作，共享劳动成果，共同遵守行业标准，是一种“分散的大生产模式”。也就是最终装配成品钟表的企业和制作零件的企业是共生的关系，而非上家压榨出下家最后一滴油水的模式，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也非少数人一年赚几千万大多数人只够生活的模式。这种行业协作模式一直保持到现在。
Daniel Jeanrichard（1665-1741年)。
瑞士钟表业渡过了两场危机
现在瑞士，大约有四万人从事钟表制作，其中７５%（大约三万人）是在家庭作坊小公司里工作。瑞士钟表业共有６００家左右公司，大部分是少于一百人的小公司，只有不到十家公司有雇员超过五百人。 你可以想象，这么个平面结构的产业必定有什么奇特之处，因为渡过了两场危机而生存下来了。
第一场危机是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西方各国进入大工业时代（福特主义时代）。当时瑞士钟表业的人跑到美国看见他们的现代化工厂惊讶地说：“我们要完蛋了。” 可是由于瑞士钟表的精良品质，“分散大工业”不但没有被英国德国美国的集中大工业消灭，到了二战以后的顶峰时期，瑞士钟表业从业人员达九万、一千六百余家公司，占全球钟表市场的50%！
第二场危机是在７０年代开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手表和电子表的冲击是致命的。 除了瑞士的高档机械表得以生存下来之外，其他欧美机械表工业被彻底摧毁。 瑞士手表绝地反击，斯沃其集团的成立代表了瑞士钟表行业的自我革新能力，以时尚设计为利器，成功地应对了挑战。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富裕阶层的迅速壮大，瑞士手表业从低谷逐渐回升，从业人员由三万人左右回升到四万多人。
瑞士斯沃其时尚表
对瑞士钟表业现象的深度思考之一：对比英美和瑞士的制造业。
英国文化，或者说央格鲁萨克逊文化，是一种精英主义文化。 这种文化的起源可以追述到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打下英格兰天下的典故。骨干们和领袖分享胜利果实，小喽啰们只配得点碎屑。(美国的法律公司、金融公司和咨询公司等等都有partner合伙人制度，正像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 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工厂主对工人残酷压榨，这与瑞士的做法完全不同。马克思是在英国写的《资本论》，他深刻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血腥贪婪本质。他观察到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处于对立的状态，所以他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基石。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又一次充分暴露了央格鲁萨克逊文化精英主义特点。华尔街金融公司的高级主管们（partner,圆桌骑士们）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美元，却肆无忌惮地把公司搞到破产。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高级主管们个个年收入上千万美元，但工人为加百分之几的工资要进行停工斗争。这种精英主义摧毁了英国的制造业，正在摧毁美国的制造业。 美国在上次金融危机时罗斯福总统搞的new deal“新交易”改革大力扶助农工，使美国进入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美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但最近二三十年美国正从中产阶级社会转入精英社会。
对瑞士钟表业现象的深度思考之二：对比英美和日本的制造业。
如果把英美的企业模式比喻成“海盗”的话，那么日本企业模式就是“渔民”。海盗们是由利益结合，小喽罗有伤残就被踢下海，船超重了小喽罗也要被踢下海。在英美企业里，雇员和机器设备一样，只不过是企业获取利润的工具，而利润是由高管们分享的。而渔民不一样，大家是一个村子的，同舟共济出海谋生，年长经验丰富的领头，大家跟随，一同出海，最后必须一道回来，收获也要分享。你贡献多、多得点儿也是应该，而非大部分你得、大家得碎屑。这是种部落文化。所以日本企业有终身雇员制，日本企业内高级主管的工资和员工平均工资相差不多，而非美国的几千倍上万倍（以前通用汽车高管一年的收入是普通工人几辈子的收入）。海盗小喽罗因为随时要被踢下海的可能，所以是不会真正关心他的船的，他只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我记得有个美国HR人事理论就是讲，要让员工时刻有fear恐惧的感觉。而渔民不一样，即使你是船上普通一员，船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你的生活，你和大家一起努力才是
(这里插一段：日企里的论资排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种公平。与优胜劣汰相比，这种制度更维护秩序和公平，因为谁都有老的时候，总有轮到你的那一天。儒家文化讲儿子要服从父亲，这也是公平，因为儿子也有当父亲的那一天。特别是对于发展缓慢的汽车机械行业，年资深的工程师往往是经验知识更丰富，在一个富有团队精神而非人人相互提防的环境里，知识经验能够得到良好的传播和传递。 这就是日本制造业强大的一个法宝之一。）
这是种民主：“工业民主”
一家公司，一个行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少数人掠取最大利益，还是让这家公司、这个行业的员工过上幸福生活？ 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文化问题。如果这个行业这家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员工们都能好好的生活，那么主管就不会搞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不会压低工人工资而自己多拿两百万，也不会在危机时刻把员工们开除把厂一关了事。民主的目的是广大的民生。我们从瑞士钟表业上看到了这一点。其实整个北欧地区的工业发达和民众的社会地位分不开的。 社会中没有贱民可做廉价劳动力使用，那么管理层必须在技术上和经营上找出路，踏踏实实的下苦功夫，而非走捷径抄近路。
中国的工业民主：鞍钢宪法精神
提到“鞍钢宪法”，就要追溯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精神的起点。这个起点可以追溯到红军井冈山时期和"三湾改编"。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充分表达了军队民主是人民军队的核心思想。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摘自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１９２７年“三湾改编”是民主在军队中正式定型。通过这个民主运动，军队中“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正是这种军队民主精神，注定了这么一个原本弱小的军队是与众不同的，它可以迅猛地发展壮大，最终解放全中国。
当我们熟悉了１９４９年前军队民主以后，就不难理解鞍钢宪法精神了。鞍钢宪法精神就是一种工业民主精神。
（延伸阅读１：《鞍钢宪法》的历史真相 http://news.sina.com.cn/c/2005-07-22/12347296201.shtml）
（延伸阅读２： 三湾改编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898.htm ）
（延伸阅读 3：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http://www.boxun.com/sixiang/000408/2.htm）
鞍钢宪法的日本丰田版本
丰田精益生产中有一个内容叫“安藤灯”(Andon),具体做法极为简单，就是操作工人遇见问题可以让整条生产线停下来加以改正。这原来在西方公司里是不可想象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个公司内地位最低的人－操作工人有无权力参与决策。丰田公司在５０和６０年代能让操作工人这么做，这背后就是有种工业民主精神。
还有个例子。在６０－７０年代，丰田开始有一定的盈利现金节余，当时管理层决定把这个现金节余做短期投资。当时丰田英二提出，这些钱是公司全体员工辛苦挣来的，不能交给坐在空调房里的股票交易员去冒险，否则不道德。（当时丰田车间没有空调，夏天炎热。而６０－７０年底日本股市飞涨，丰田能抵御这个挣快钱的诱惑。）现在丰田的现金储备达２５０亿美元，是全世界制造业中独一无二的。 正因为几十年积累的底子，丰田才能顶住这次的油门踏板危机。
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岁看到老”。 当红军还是很弱小的时候，当丰田还很弱小的时候，当三百多年前瑞士农民在冬天做钟表零件的时候，一种精神已经开始酝酿成长了。。。。。。
现在中国民族制造业的前途所在
在改革开放后的大环境里，一是中国制造业在巨量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二是外资在众多领域里掌握了主动、甚至掌握了控制权。以汽车业为例子，２００９年销量到一千二百多万成为世界第一市场，但是三大自主品牌奇瑞吉利比亚迪加起来才一百多万辆。这里笔者将不对大环境问题进行展开讨论，只就企业小环境表述一些浅见。
1)企业领导层必须正。 孔子曰：为政，正也。任何腐败（贪污受贿、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谋取私利、生活腐化等等）的领导层是不可能管理好一个企业的。
2)盈利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但不是第一目的。如果想捞快钱的，请去金融证券地产行业去。制造业是个辛苦的行业。从事制造业的人必须热爱自己的产品，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而自豪。制造业企业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产品，就像农民对于庄稼、牧人对于羊群一样。
3)把企业视为全体员工的。企业决策要考虑全体员工的利益。
4)在企业内部培养平等民主的气氛，关心产品、产品和质量生产效率。企业员工的待遇必须随着企业的发展同步发展。企业员工在公司内部有归属感，象三湾改编的红军那样。
在这几点基础上，再贯彻工业民主和鞍钢宪法精神。总之，从事制造业的人要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民族制造业一定有希望。
说的好，顶楼主。其实楼主可以再就企业文化的方方面面就丰田主义和福特主义，日本瑞士和美国企业展开说说。感觉意犹未尽啊
{:3_84:}这个在现代管理学上已经有提及了。
这文章值得一读
LZ的文章，看得出来是从“皮肉熬出来的信仰”来的，“比哲学家强”！
这是我想到了国际饭店，这一中国人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的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酒店，
是如何在员工中培养一种高尚生活的服务精神。
这是我想到了国际饭店，这一中国人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的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酒店，
是如何在员工中培养一种高尚生活的服务精神。
好文当顶！
楼主排版不太完善，图片无法显示。我已经帮楼主重新编辑。欢迎楼主常来历史区
@造汽: 皮肉熬出的信仰, 是驴皮膏制造商啊.:b :b
@版主大人, 谢谢帮助,功能还不熟悉.
@版主大人, 谢谢帮助,功能还不熟悉.
这里提到“工业民主”，我想，如果到街上问，十个有九个会说：民主就是我们能够选一个主子，
然后来管理社会。这很不完整。民主中间很大一部分，甚至作为基础，是民对社会和自己在社会中的
活动进行自主管理的文化和能力，以及在这种文化和能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制。（体制，包括法制，永远
不要与文化本末倒置）。所谓“主人翁”精神，英语叫ownership，是民主的基础文化。ownership只能翻成
主人翁精神，没有更好的中文词。我在与一些朋友讨论精益生产的时候，有些人基于古老的管理理论挑战他们看到精益生产的一个表面，有关改善和安灯，他们指出，允许工人改善或拉停线，势必是懒惰的驱动力，破坏
应该有的质量。这里他们不理解工业民主的精髓和基础，也就是主人翁精神的先决条件，社会如此，工厂亦然。
一种倒置的管理，有再严厉的规定，奖罚，再喊口号要有主人翁精神，要爱厂如家，要顾客第一，在工业
独裁文化氛围中，不可能有用。工人带着怨恨，带着关我P事的“精神”在工作，那才是最大的懒惰驱动
能破坏质量的原因。红军的例子，就是说，只要有了ownership，条件再苦，纪律再严，也照样有士气！
那种睡在上海湿马路上的纪律，就是在一种巨大的ownership的底气，一种巨大的自信才能做到，而且
士兵们为此牺牲感到骄傲，甚至能更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一个上海业主当天推开窗户看到这个场景，
一句话：蒋该死回不来了！
我已经在中国的工业第一线摸爬滚打5年了，以前在北美滚打十多年，体会很深。中国的企业家在困惑，
将来还要困惑下去。改革开放30年，他们欠中国，欠世界一笔债，就是他们没有摸索和思考出一套管理
文化。所以我们早就应该做LZ所做过的思考，大家参与吧。
的精益生产
然后来管理社会。这很不完整。民主中间很大一部分，甚至作为基础，是民对社会和自己在社会中的
活动进行自主管理的文化和能力，以及在这种文化和能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制。（体制，包括法制，永远
不要与文化本末倒置）。所谓“主人翁”精神，英语叫ownership，是民主的基础文化。ownership只能翻成
主人翁精神，没有更好的中文词。我在与一些朋友讨论精益生产的时候，有些人基于古老的管理理论挑战他们看到精益生产的一个表面，有关改善和安灯，他们指出，允许工人改善或拉停线，势必是懒惰的驱动力，破坏
应该有的质量。这里他们不理解工业民主的精髓和基础，也就是主人翁精神的先决条件，社会如此，工厂亦然。
一种倒置的管理，有再严厉的规定，奖罚，再喊口号要有主人翁精神，要爱厂如家，要顾客第一，在工业
独裁文化氛围中，不可能有用。工人带着怨恨，带着关我P事的“精神”在工作，那才是最大的懒惰驱动
能破坏质量的原因。红军的例子，就是说，只要有了ownership，条件再苦，纪律再严，也照样有士气！
那种睡在上海湿马路上的纪律，就是在一种巨大的ownership的底气，一种巨大的自信才能做到，而且
士兵们为此牺牲感到骄傲，甚至能更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一个上海业主当天推开窗户看到这个场景，
一句话：蒋该死回不来了！
我已经在中国的工业第一线摸爬滚打5年了，以前在北美滚打十多年，体会很深。中国的企业家在困惑，
将来还要困惑下去。改革开放30年，他们欠中国，欠世界一笔债，就是他们没有摸索和思考出一套管理
文化。所以我们早就应该做LZ所做过的思考，大家参与吧。
的精益生产
工人带着怨恨，带着关我P事的“精神”在工作，那才是最大的懒惰驱动
能破坏质量的原因。
企业追求利润，要求速度、廉价而不是质量。
能破坏质量的原因。
企业追求利润，要求速度、廉价而不是质量。
唉，可惜中国企业正在走向精英主义！
当今中国的企业家中能有LZ之思考者, 万中无一呀
为什么他们疏于思考呢？我不认为他们是没头脑的人，相反，我觉得他们都很聪明，
但是为什么没思考，或思考了没答案，或者错误答案，或者有了答案，但是不能做呢。
但是为什么没思考，或思考了没答案，或者错误答案，或者有了答案，但是不能做呢。
不是他们没有思考，而是立场和出发点的错误，思考越多，谬误越多，离真理越远。
我是是学习的。。。。
楼主说的那种企业在地球上存在吗？
不存在
你所说的那些标准都没有可操作性，其基础不是物质的而是单纯依靠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精神上理念上的认同。本质上还是念魔咒……
不存在
你所说的那些标准都没有可操作性，其基础不是物质的而是单纯依靠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精神上理念上的认同。本质上还是念魔咒……
kgb1059 发表于 2010-3-5 15:05 
无视客观的存在，是认识上的局限性造成的，不能用自己认识的局限去看头顶上的世界。
一方面在提醒别人“单纯”依赖精神（我没有看出LZ是单纯提精神），而可能忽略，自己
会不会滑入机械唯物论的NK？
共勉！
无视客观的存在，是认识上的局限性造成的，不能用自己认识的局限去看头顶上的世界。
一方面在提醒别人“单纯”依赖精神（我没有看出LZ是单纯提精神），而可能忽略，自己
会不会滑入机械唯物论的NK？
共勉！
正所谓地球是宇宙中的特例一样，瑞士也罢钟表业也罢，都是现代国家，现代工业的特例。
由于地理的原因，瑞士“闭关锁国”是非常简单的，瑞士国土本身也是没有政治、军事价值。而原始的共议制传统使得瑞士雇佣兵纵横欧洲一百五十年，却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不要以为传统的力量很小，有时候某国之所以是某国，就是因为它的传统）。因此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享受几百年的和平，躲过两次世界大战。机械钟表业从诞生起到现在，即使是最普及的时代，都是一种奢侈品，而奢侈品的制造、流通、消费、管理。。。。。。与生活必需品之间千差万别。
相同问题的不同环境，使得瑞士可以靠钟表（还有芬兰的诺基亚）、旅游（还有泰国）、巧克力（还有新西兰、阿根廷等国的各种物产）、金融（还有很多免税的岛国）支撑国家，而中国不能。
战后日本，精致的传统，冷战的机遇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使日本取得了二十世纪后半期惊人的辉煌，也使日本在世纪之交经历“失去的二十年”。
整个工业社会存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残酷竞争环境，使得楼主文中的理想企业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可遇不可求。
由于地理的原因，瑞士“闭关锁国”是非常简单的，瑞士国土本身也是没有政治、军事价值。而原始的共议制传统使得瑞士雇佣兵纵横欧洲一百五十年，却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不要以为传统的力量很小，有时候某国之所以是某国，就是因为它的传统）。因此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享受几百年的和平，躲过两次世界大战。机械钟表业从诞生起到现在，即使是最普及的时代，都是一种奢侈品，而奢侈品的制造、流通、消费、管理。。。。。。与生活必需品之间千差万别。
相同问题的不同环境，使得瑞士可以靠钟表（还有芬兰的诺基亚）、旅游（还有泰国）、巧克力（还有新西兰、阿根廷等国的各种物产）、金融（还有很多免税的岛国）支撑国家，而中国不能。
战后日本，精致的传统，冷战的机遇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使日本取得了二十世纪后半期惊人的辉煌，也使日本在世纪之交经历“失去的二十年”。
整个工业社会存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残酷竞争环境，使得楼主文中的理想企业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可遇不可求。
楼主的观点，就像用东南亚半岛得到的经验，拿到撒哈拉国家去推广，理由是纬度相同。
楼主的观点，就像用东南亚半岛得到的经验，拿到撒哈拉国家去推广，理由是纬度相同。
看热闹的 发表于 2010-3-5 22:01
也许是的，于是撒哈拉永远是撒哈拉
看兄：如此悲观吗？真的就剩看热闹啦？
也许是的，于是撒哈拉永远是撒哈拉
看兄：如此悲观吗？真的就剩看热闹啦？
好文.学习 了
国民党早期也有很多理想主义者，但花生米不相信在他的军队里建立“可遇不可求”的桃花源，
但共产党尝试了，如军事民主，所以建成了大火炉，建成了一种国民党降兵能在这个熔炉里面迅速
脱胎换骨，并能在以后的战斗生活中进一步进步。于是共产党军队胜了。这种文化洪炉氛围，恰恰是
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业界、服务界所急需的，不然，仅仅是进口生产线，买平台，毫无用处。
但共产党尝试了，如军事民主，所以建成了大火炉，建成了一种国民党降兵能在这个熔炉里面迅速
脱胎换骨，并能在以后的战斗生活中进一步进步。于是共产党军队胜了。这种文化洪炉氛围，恰恰是
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业界、服务界所急需的，不然，仅仅是进口生产线，买平台，毫无用处。
造汽 发表于 2010-3-6 09:58
还说不是精神意志决定论
国军不是没有政治工作、不是没有政工人员；国军也有政治部、有政治副职；
但是其腐朽本质和反动阶级基础注定了其政工的失败，俘虏兵到了共产党那边，诉苦大会一开、分田地的承诺一给，干部不打骂士兵克扣伙食吃空饷，这样士兵肯为谁卖命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你在这里口口声声要建立一种精神、理念，恰恰是不从阶级基础物质基础作考虑，民主就意味着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雇佣劳动的基础不改变、基层所分的的利益不改变。空喊什么ownership、主人翁精神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
还说不是精神意志决定论
国军不是没有政治工作、不是没有政工人员；国军也有政治部、有政治副职；
但是其腐朽本质和反动阶级基础注定了其政工的失败，俘虏兵到了共产党那边，诉苦大会一开、分田地的承诺一给，干部不打骂士兵克扣伙食吃空饷，这样士兵肯为谁卖命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你在这里口口声声要建立一种精神、理念，恰恰是不从阶级基础物质基础作考虑，民主就意味着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雇佣劳动的基础不改变、基层所分的的利益不改变。空喊什么ownership、主人翁精神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
行业卡特尔是建立在工业生产高度分工、分工高度专业化基础上的。能在卡特尔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都是经过长期市场考验、自然选择淘汰后剩下的某一方面生产效率最优的企业，正式此种经济地位上的基础给了卡特尔成员工业决策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和什么西方包装出的狗屁清教徒精神没有什么必然关系！[color=Red]
卡特尔组织中的成员如果针对同一产品生产效率相当，那么产量大、产能高的生产者发言权、决定权必然比产能小生产者大，从而使得大生产者在经营上处于有利地位。长期此种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小生产者被大生产者兼并。而卡特尔的缺陷就是在组织内部，不同产品生产者之间协作程度不高、组织内资源调配不畅。
卡特尔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进化为托拉斯。
卡特尔组织中的成员如果针对同一产品生产效率相当，那么产量大、产能高的生产者发言权、决定权必然比产能小生产者大，从而使得大生产者在经营上处于有利地位。长期此种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小生产者被大生产者兼并。而卡特尔的缺陷就是在组织内部，不同产品生产者之间协作程度不高、组织内资源调配不畅。
卡特尔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进化为托拉斯。
政治上的民主和企业文化中的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国家的民主政治意味着国家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认同，而企业法人代表的身份是直接由法律确认的或者是由其股份多少决定的，因此企业的经理、董事长在法律上完全不需要下面员工对他们的管理说三道四！企业管理中那些民主的活动不过是管理者自身的开明素质的表现，皇帝广开言路不等于民主！
楼上的哥们啊
难得啊！
我两一左派、一右派都认同这个东西纯属胡扯！
难得啊！
我两一左派、一右派都认同这个东西纯属胡扯！
在企业，管理者是独裁的，因为他只需对企业的利润和生存负责；
在国家，管理者需要民主，因为他需要对民众的生命和安危负责
这个就是国家层面看得到民主，企业层面却看不到的差异根源
在企业，管理者是独裁的，因为他只需对企业的利润和生存负责；
在国家，管理者需要民主，因为他需要对民众的生命和安危负责
这个就是国家层面看得到民主，企业层面却看不到的差异根源
网络不太稳定，发重了
网络不太稳定，发重了
值得一读
看了几位兄的回帖，就一并说几句。
记得，有一阵子，很崇尚南斯拉夫的民主，选起厂长来了。
这并不是工业民主，这是将社会民主的滥用，因为工厂，不因为
LS几位是左派或右派怎么看，并不属于这个厂里的几百几千工人，全民或
私人，除非这个企业就是一个集体企业，持股人就是职工。
LS几位也正是认为，工业民主等同于社会民主，如果在这个认识条件下，
我也会说，工业民主不存在。
但是，就像我以前所说，民主，不仅仅是民选统治者来统治民众的体系，而是
一种社会或群体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理念，而如果几位经历过一些管理实践，必然
知道，就是看似简单的“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的追求方式，对于管理者，都存在很复杂的
决策排列组合，绝非凤兮兄说的那样简单，也非克格勃兄骂的那么畅快。
人到底是天生懒惰，还是天生有把自己手上的事情最好的原动力能动性，
争议很多，但是有一点是直白的，懒惰，都是对公司，对自己不好的，但是有人还是懒惰，
有人就不懒惰，为什么？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对公司对自己都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做好，有人不会？为什么有的公司宣传“以厂为家”“企业好你就好”对
员工是放P，而有的就有用？为什么不同企业，有着同样的所有制，员工士气差别巨大？
LS几位中的，也许有对中国管理现状的一种绝望的恼怒，就像一些女人，常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一样，
因为对中国工人素质，对现时社会主流文化的失望，而认为人都是懒惰的，就是要去的时候“带着鞭子”。
（记得老罗讽刺老尼，因为十个女人九个都能让他丢掉鞭子，所以他从来不接近女人）
克格勃兄上面有关国军也有政工，我完全同意，因为两军的师傅都是苏联，但是正如克兄一针见血，
其腐朽的，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造成其政治工作没有效果，花生米在电影《大决战》
里在淮海战役决战前的一大段自白，很能说明他的军队士气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也有很多非民主军队，
士气很高，这是为什么呢？一种合理的分配，不是说平均主义，也不是说如民选厂长那种职权利不分的
混乱，而是包括人在群体中，被分配到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等综合资源的合理性。朝鲜战争期间，
被联军俘虏的中国士兵是审讯他们的人非常惊讶，因为作为小兵，怎么知道这么多战略意图，难道
共产党不怕泄密？这就是军事民主的例子，因为运输和通讯，都有极大的劣势，所以明白战略意图，
并把这些战略意图变成自身所在部队的战术意图和明白自己在战役中的角色，在那种环境中是非常
必要的，甚至冒着泄密的风险也要做！因为不做的话，又怎么办呢？这仅仅是精神原子弹吗？仅仅是
主义口号吗？否！作为一个左派，并不妨碍去理解，基于阶级地位的利益分配，并不只是RMB。
凤兮兄：工业民主，绝不是政协式的开明和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催眠或激励，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有效的
增值的文化和实践，您说法律上，法律能保你赚钱吗？不能，你不违法，但是so what，你有自由在法律
范围内，授权范围内（独裁）管理企业，但是你也有赔钱的自由。工业民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赚钱文化，
绝不是你说的“只不过”的东西。这点，你的观点是不对的，至少是很不全面的。企业管理是很理性，很
现实的活动，没有什么可以赌气的，无论你是赌左气，还是赌右气。聪明的管理者，自然知道什么是
right thing。作为右派，也不妨碍去理解，管理并不是个别精英能做好的。
看了几位兄的回帖，就一并说几句。
记得，有一阵子，很崇尚南斯拉夫的民主，选起厂长来了。
这并不是工业民主，这是将社会民主的滥用，因为工厂，不因为
LS几位是左派或右派怎么看，并不属于这个厂里的几百几千工人，全民或
私人，除非这个企业就是一个集体企业，持股人就是职工。
LS几位也正是认为，工业民主等同于社会民主，如果在这个认识条件下，
我也会说，工业民主不存在。
但是，就像我以前所说，民主，不仅仅是民选统治者来统治民众的体系，而是
一种社会或群体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理念，而如果几位经历过一些管理实践，必然
知道，就是看似简单的“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的追求方式，对于管理者，都存在很复杂的
决策排列组合，绝非凤兮兄说的那样简单，也非克格勃兄骂的那么畅快。
人到底是天生懒惰，还是天生有把自己手上的事情最好的原动力能动性，
争议很多，但是有一点是直白的，懒惰，都是对公司，对自己不好的，但是有人还是懒惰，
有人就不懒惰，为什么？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对公司对自己都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做好，有人不会？为什么有的公司宣传“以厂为家”“企业好你就好”对
员工是放P，而有的就有用？为什么不同企业，有着同样的所有制，员工士气差别巨大？
LS几位中的，也许有对中国管理现状的一种绝望的恼怒，就像一些女人，常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一样，
因为对中国工人素质，对现时社会主流文化的失望，而认为人都是懒惰的，就是要去的时候“带着鞭子”。
（记得老罗讽刺老尼，因为十个女人九个都能让他丢掉鞭子，所以他从来不接近女人）
克格勃兄上面有关国军也有政工，我完全同意，因为两军的师傅都是苏联，但是正如克兄一针见血，
其腐朽的，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造成其政治工作没有效果，花生米在电影《大决战》
里在淮海战役决战前的一大段自白，很能说明他的军队士气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也有很多非民主军队，
士气很高，这是为什么呢？一种合理的分配，不是说平均主义，也不是说如民选厂长那种职权利不分的
混乱，而是包括人在群体中，被分配到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等综合资源的合理性。朝鲜战争期间，
被联军俘虏的中国士兵是审讯他们的人非常惊讶，因为作为小兵，怎么知道这么多战略意图，难道
共产党不怕泄密？这就是军事民主的例子，因为运输和通讯，都有极大的劣势，所以明白战略意图，
并把这些战略意图变成自身所在部队的战术意图和明白自己在战役中的角色，在那种环境中是非常
必要的，甚至冒着泄密的风险也要做！因为不做的话，又怎么办呢？这仅仅是精神原子弹吗？仅仅是
主义口号吗？否！作为一个左派，并不妨碍去理解，基于阶级地位的利益分配，并不只是RMB。
凤兮兄：工业民主，绝不是政协式的开明和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催眠或激励，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有效的
增值的文化和实践，您说法律上，法律能保你赚钱吗？不能，你不违法，但是so what，你有自由在法律
范围内，授权范围内（独裁）管理企业，但是你也有赔钱的自由。工业民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赚钱文化，
绝不是你说的“只不过”的东西。这点，你的观点是不对的，至少是很不全面的。企业管理是很理性，很
现实的活动，没有什么可以赌气的，无论你是赌左气，还是赌右气。聪明的管理者，自然知道什么是
right thing。作为右派，也不妨碍去理解，管理并不是个别精英能做好的。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摘自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这只能说共军相对于国军是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军队而已，跟民主无关。纳粹德国的军队基层组织建设和他的对手英国、法国并无太大的区别，但能仅仅从军队看出谁更民主了么？
民贵君轻不是民主观念，历史上许多将军爱兵如子，许多清官爱民如子，现代许多企业管理者也都把手下的工人当作自己的兄弟，这些人都值得尊敬，但从道理上说这些都只是优秀的品德而与民主无关！民主的含义不能无限延伸，不然民主就是没有意义、抽象的概念了。
民贵君轻不是民主观念，历史上许多将军爱兵如子，许多清官爱民如子，现代许多企业管理者也都把手下的工人当作自己的兄弟，这些人都值得尊敬，但从道理上说这些都只是优秀的品德而与民主无关！民主的含义不能无限延伸，不然民主就是没有意义、抽象的概念了。
真正的思考者是沉静地观察和细致的分析思考,是认真的学习和聆听. 我是一直这么告诫自己的.
唐徳刚说,(<晚清七十年>和<袁氏当国>作者,推荐阅读)他的老师胡适在晚年不象年青时那么推崇杜威主义了,
而是说: 民主是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 早上刷牙还是盐水漱口是;吃大饼油条还是面包牛奶是;穿大裆裤还是穿包屁股超短群是;人和人如何说话讨论更是。
胡适晚年在纽约生活二十年后终于有所悟.
真正的思考者是沉静地观察和细致的分析思考,是认真的学习和聆听. 我是一直这么告诫自己的.
唐徳刚说,(<晚清七十年>和<袁氏当国>作者,推荐阅读)他的老师胡适在晚年不象年青时那么推崇杜威主义了,
而是说: 民主是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 早上刷牙还是盐水漱口是;吃大饼油条还是面包牛奶是;穿大裆裤还是穿包屁股超短群是;人和人如何说话讨论更是。
胡适晚年在纽约生活二十年后终于有所悟.
1956：浪漫主义取代理性主义
简单的讲就是1956年苏联模式失色，毛泽东式的浪漫主义就趁势取代了苏联式的理性主义。以“八大”开始提出否定一长制，所谓否定一长制就是用政工治厂来取代专家治厂，因为所谓“一长制”就是厂长责任制，而苏联时期，这里要讲一下，虽然两国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苏联的企业管理和我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苏联企业里头是没有专职党务机构的，它有党委书记，但一般来讲都是兼职，而且厂长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把手，而这个厂长一般来讲都是技术专家，那么苏联时期经济管理的那一套，在五十年代被我们中国人叫做“马钢宪法”。
今天中国人一提到“马钢”就说是马鞍山钢铁公司，可是这个“马钢宪法”可不是马鞍山，是玛格丽特格尔钢铁联合企业，是苏联乌拉尔地区最大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当时的鞍钢、武钢、包钢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的。这个所谓“马钢宪法”就是按照玛格丽特格尔的一整套企业管理模式建构起来的一套东西，大意就是第一强调一长制，第二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就是强调评级核算，第四就是强调经济函数最优化，第五就是要强调专家治厂。这一套东西到了1956年就开始被否定，到了1960年中国就开始提出一套“鞍钢宪法”的东西来取代它。“鞍钢宪法”名义上是鞍钢的宪法，但是经济管理工作部门的老同志都知道，实际上并不是起源于鞍钢的，是起源于沈阳一个国防工厂，主要是来自军队的一套东西，这个东西后来以鞍钢党委的名义发出来，后来毛做了批示。“鞍钢宪法”它的传承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里头每一句话都是针对“马钢宪法”的。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来否定“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和专家治厂的；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和科学主义的科层管理原则。大家知道，苏联虽然意识形态非常重，但是苏联的这套管理体制的西方色彩很重。他们理解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西方企业管理的那一套东西，但西方人是用于一个企业内部，而他们是用于整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托拉斯来进行运营了。这一套当然就有一整套科层体制，后来这一套体制就被我们叫做“管卡压”、叫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从大跃进开始就用群众运动来取代它，到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而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专家要参加体力劳动，工人要参加技术管理。就是用一整套农民战争式的来取代那一套。我们也知道，改革以前的苏联和中国都在经济领域搞那种意识形态工程，但是中国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在巨变以前，一直在经济领域反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在经济领域搞市场化的那一套。而中国改革以前一直在反修正主义，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反的修正主义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是带有反市场化的色彩，比如说“反三自一包”，那显然带有反市场化的色彩，最极端的时候农民养一只鸡到集市上卖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尾巴给割掉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反对修正主义主要的并不是反对这个，主要的是反对苏联搞的那一套，其实就是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们那时候经常搞“大办”，一下是大办钢铁，一下是大办粮食。当时我们有一个理论，说计划平衡是一种消极平衡，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搞所谓长线平衡。什么叫做“长线平衡”呢？就是“元帅升帐”带动一切，就是五亿人民都去炼钢，只要有了钢就有了一切，那实际上就是不要平衡了。还有反对所谓的“条条专政”，实际上就是反对国家计委的平衡安排，反对所谓的全国托拉斯化。那时候反对全国托拉斯化主要是鼓励各省各自大放卫星，就是你不要管计委的宏观调控，你各自比赛，你亩产13万斤，我亩产10万斤，这个就是反对计委的束缚，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乃至我们在基本建设中搞所谓的“三边工程”和“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反对理性计划的。那么这么一来就使我国的改革面临和苏联东欧完全不同的局面。
简单的讲就是1956年苏联模式失色，毛泽东式的浪漫主义就趁势取代了苏联式的理性主义。以“八大”开始提出否定一长制，所谓否定一长制就是用政工治厂来取代专家治厂，因为所谓“一长制”就是厂长责任制，而苏联时期，这里要讲一下，虽然两国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苏联的企业管理和我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苏联企业里头是没有专职党务机构的，它有党委书记，但一般来讲都是兼职，而且厂长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把手，而这个厂长一般来讲都是技术专家，那么苏联时期经济管理的那一套，在五十年代被我们中国人叫做“马钢宪法”。
今天中国人一提到“马钢”就说是马鞍山钢铁公司，可是这个“马钢宪法”可不是马鞍山，是玛格丽特格尔钢铁联合企业，是苏联乌拉尔地区最大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当时的鞍钢、武钢、包钢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的。这个所谓“马钢宪法”就是按照玛格丽特格尔的一整套企业管理模式建构起来的一套东西，大意就是第一强调一长制，第二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就是强调评级核算，第四就是强调经济函数最优化，第五就是要强调专家治厂。这一套东西到了1956年就开始被否定，到了1960年中国就开始提出一套“鞍钢宪法”的东西来取代它。“鞍钢宪法”名义上是鞍钢的宪法，但是经济管理工作部门的老同志都知道，实际上并不是起源于鞍钢的，是起源于沈阳一个国防工厂，主要是来自军队的一套东西，这个东西后来以鞍钢党委的名义发出来，后来毛做了批示。“鞍钢宪法”它的传承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里头每一句话都是针对“马钢宪法”的。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来否定“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和专家治厂的；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和科学主义的科层管理原则。大家知道，苏联虽然意识形态非常重，但是苏联的这套管理体制的西方色彩很重。他们理解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西方企业管理的那一套东西，但西方人是用于一个企业内部，而他们是用于整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托拉斯来进行运营了。这一套当然就有一整套科层体制，后来这一套体制就被我们叫做“管卡压”、叫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从大跃进开始就用群众运动来取代它，到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而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专家要参加体力劳动，工人要参加技术管理。就是用一整套农民战争式的来取代那一套。我们也知道，改革以前的苏联和中国都在经济领域搞那种意识形态工程，但是中国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在巨变以前，一直在经济领域反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在经济领域搞市场化的那一套。而中国改革以前一直在反修正主义，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反的修正主义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是带有反市场化的色彩，比如说“反三自一包”，那显然带有反市场化的色彩，最极端的时候农民养一只鸡到集市上卖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尾巴给割掉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反对修正主义主要的并不是反对这个，主要的是反对苏联搞的那一套，其实就是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们那时候经常搞“大办”，一下是大办钢铁，一下是大办粮食。当时我们有一个理论，说计划平衡是一种消极平衡，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搞所谓长线平衡。什么叫做“长线平衡”呢？就是“元帅升帐”带动一切，就是五亿人民都去炼钢，只要有了钢就有了一切，那实际上就是不要平衡了。还有反对所谓的“条条专政”，实际上就是反对国家计委的平衡安排，反对所谓的全国托拉斯化。那时候反对全国托拉斯化主要是鼓励各省各自大放卫星，就是你不要管计委的宏观调控，你各自比赛，你亩产13万斤，我亩产10万斤，这个就是反对计委的束缚，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乃至我们在基本建设中搞所谓的“三边工程”和“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反对理性计划的。那么这么一来就使我国的改革面临和苏联东欧完全不同的局面。
真正的思考者是沉静地观察和细致的分析思考,是认真的学习和聆听. 我是一直这么告诫自己的.
唐徳刚说,(和作 ...
karman_karman 发表于 2010-3-6 21:59
如果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就如凤兮兄所指出的：“无限延伸”而“没有意义”了。
不过我的经历，告诉我，工业民主是每天甚至每小时实实在在的工作方式，甚至是
动手或思考方式，倾听或说话方式，画图或阅读方式，设计一个小抓具或一个小工装，
写一篇标准化工序表或一张报告的方式，真还没有那个理论水平文化水儿把它
搞成“抽象的概念”。另外我觉得，工业民主好像真跟爱民如子这一层次的理解，如
凤兮兄所言，的确没有关系。工厂里有什么“君”“民”吗？总经理或洗衣鸥，大家都是打工仔而已吧，
authority不同那也是建立在responsibility上的，Authority如何来，“普洱”来的。
但这如何跟凤兮等诸兄说明我的皮肉（筋肉）体会呢？到此笔塞....
真正的思考者是沉静地观察和细致的分析思考,是认真的学习和聆听. 我是一直这么告诫自己的.
唐徳刚说,(和作 ...
karman_karman 发表于 2010-3-6 21:59
如果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就如凤兮兄所指出的：“无限延伸”而“没有意义”了。
不过我的经历，告诉我，工业民主是每天甚至每小时实实在在的工作方式，甚至是
动手或思考方式，倾听或说话方式，画图或阅读方式，设计一个小抓具或一个小工装，
写一篇标准化工序表或一张报告的方式，真还没有那个理论水平文化水儿把它
搞成“抽象的概念”。另外我觉得，工业民主好像真跟爱民如子这一层次的理解，如
凤兮兄所言，的确没有关系。工厂里有什么“君”“民”吗？总经理或洗衣鸥，大家都是打工仔而已吧，
authority不同那也是建立在responsibility上的，Authority如何来，“普洱”来的。
但这如何跟凤兮等诸兄说明我的皮肉（筋肉）体会呢？到此笔塞....
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
作者：高华
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二○○○年四月号·第五十八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3-7-21
阅读量：1291次
近几年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值」，再配之以其它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积极因素」，他并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狻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很大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迳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这类以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过往经验的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它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赋予鞍钢，并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馀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已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馀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馀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毛的主观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毛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极不以为然，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由于鞍山市的主体部分就是鞍钢，因此，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同时兼鞍钢党委书记和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导，但北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国务院的冶金部都对鞍钢有十分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于1959年写出配合政治斗争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并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遗忘了这些作品，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鞍钢生活的某种写照。
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大贡献。但是大炼钢铁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甚堋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它潜力可挖。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甚堋「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这类大辩论是不存在对立的两方真正争辩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大辩论的含意。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不会逆潮流，提出「应保留津贴，不应取消津贴」等一类意见。
取消津贴、取消计件工资称得上是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举，问题是，鞍钢采取的这项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发自愿，还是导强力引导的结果？
至1958年11月底，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65%，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27个厂矿，已有24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在这之前，计件工资占鞍钢工人工资总收入的18.83%，加上各类津贴，一共占工资总收入的27%，最高者能占到40%左右。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相当数量的工人收入马上减少。
当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1、「同意取消」者占工人总数的20%；2、「大势所趋随大流」者达50%；3、「反对取消或有抵触情绪的」占20%。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损失最大的是技术熟练工人。统计数字显示，占工人总数40%的五级工以上的工人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收入：八级工每月减少工资21.50元；七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5.50元；六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2.50元；五级工每月减少工资6.50元。由于五级工以上工人收入被减少，相应的占全公司工人总数60%的四级工以下的工人收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结果是收入相对高的熟练工人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差距缩小，问题是，那些减少了收入、家庭人口众多的熟练工人的困难谁来解决？鞍钢的导者想出了一条妙计：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形式，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费提供一顿大锅饭」！不知这是否可称为「经济民主」？
大跃进的主旋律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鞍钢工人在这期间提出了几十万条有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合理化建议」，但是进入1959年以后，鞍钢的生产情况开始显现危机，由于原材料、电力严重紧张，致使鞍钢的生产时断时续。1959年2月，鞍钢三个轧钢厂被迫停工，其馀几个主要轧钢厂也只能开两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1958年一年高度紧张，许多任务人吃住在车间，大量的献工、献点，使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疲惫不堪，再继续坚持下来，有难以为继之虞。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已显露迹象的粮食与主副食品的供应困难。计件工资和津贴取消后，已使许多任务人收入减少，加之粮食和食品困难，工人体力急剧下降，造成生产事故不断。为了减缓生产第一线工人的特殊困难，1959年5月鞍钢为炼钢工人调整了粮食供应的比例：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0斤，高粱米10斤，白面两斤，小米两斤，其馀为粗粮，但是肉类仍无法解决。
长期奋战，供应减少，体力下降，引来了工人们的「牢骚怪话」。许多任务人留恋「八小时工作制」，甚至羡慕苏联工人的生活，说甚堋「如再苦战，就把老人战死了，青年人战倒了」。更多的工人对吃粗粮有意见，认为「粮食丰收了，粗粮反而多了，真不像话」。还有工人直接否定大跃进成绩，埋怨说「小麦产量压倒了美国，就是吃不上」，「费了好大劲，弄了一堆废品」。甚至有人公开说（都是成分好的工人）：「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吃不饱。」
面对上述新情况，鞍钢导拿起「阶级分析」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鞍钢的职工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首先，鞍钢有大量技术人员。依照1958年的新观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属于剥削阶级；鞍钢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1958年又扩招了一批新工人，这些人家庭背景各异，有一些人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觉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对将知识份子划为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对工人阶级也要划分左、中、右，阶级成分固然极端重要，但仅仅是阶级成分纯正还不够，政治思想是否正确才是关键。
根据上述不同情况，鞍钢各级导采取不同政策，以示区别对待：1、批判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对大跃进的怀疑和动摇；2、在所属各厂矿设立肃反机构，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3、对一般工人根据思想和政治表现进行「排队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开道，推动大跃进。在各种批判、教育中，对一般工人进行的「排队摸底」是最有创意的。依照过去的习惯，「排队摸底」的对象基本限于知识份子或民族工商业者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在大跃进期间，「排队摸底」已普遍运用于广大产业工人。鞍钢的方法是将工人分为三类：1、先进层；2、中间层；3、落后层。区别的主要标准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干劲大小，有无牢骚怪话，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愿意主动加班。分类结果是：先进工人多为老工人，中间工人多为青工，落后工人多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和「拔白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开展「大辩论」后的一段时间，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再进行一轮「大辩论」。不知这是否可称之为与「经济民主」相配套的「政治民主」？
三、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污，骤然打断了1959年上半年工业战线上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使刚刚受到抑制的瞎指挥等又重新泛起，且更加理直气壮、变本加厉。鞍山市委也乘着这辆反右倾的快车，将大跃进以来鞍钢的各项经验加以总结提高。1960年3月，终于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毛认定纠正了过去「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而大搞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鞍钢的一套作法就是「鞍钢宪法」，从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在1959年1月至7月，尽管鞍钢各级组织仍不时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但是，鞍钢导层也意识到前一年的跃进出了不少问题。当然，鞍钢的导绝不会在中央下达新精神前自行纠偏，正是由于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3-4月的上海会议上提出「降温」问题，鞍钢的导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1959年5月20日以后，鞍钢分别召开了工人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职工们对过去不说真话，弄虚作假，都作了检查，对导听喜不听忧、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大背景下，鞍钢以外的其它一些钢铁企业甚至对工人疾病的情况也开始着手调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数据是，由于长期苦战，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7%。
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逐渐触及到1958年创造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若干域。在黑龙江省委工业部召开的干部讨论会上，虽然所有与会者都肯定干部参加劳动的做法，但一涉及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出现了争论。多数人指出「群众管理太多，甚堋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负担重而不愿干」。大多数代表同意工人应参加一些「简单的、带有群众性的管理工作」，至于复杂的工作，诸如工资计算、产品检查、设备维修，则主张仍应由专职人员管理。个别人在纠偏空气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业管理混乱，就是工人参加管理的结果」。及至反右倾运动兴起后，所有这类言论顿时绝迹。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开始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毛说：「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3月，毛将「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大大提高了鞍山市委报告的理论层次，因为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竟没有一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表述。毛的指示下达后，鞍山一片欢腾，已经沉寂多时的工人「双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建议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每天都要实现数千件技术革新建议」。当时的笔杆子是这样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的鞍钢工人的心情：「过去是一长制，不敢革命，是人民币挂帅；现在是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是政治挂帅」，「1958年以前，脑袋上好象戴上个『紧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干」，现在则是「思想大解放，右倾一扫光，革新闹高产，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听到传达后思想大飞跃，马上体悟到「鞍钢宪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热情称颂主席思想「赛过太阳万倍强」。
尽管毛泽东的批示给鞍钢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大跃进的快车到了1960年还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年4月上旬，全国钢铁生产出现大滑坡，4月份1-20日的平均日产量比3月份同期减少3,400吨。1960年8月，北京号召「保粮保钢」，同时宣传「当前大好形势」，「粮食生产大跃进是肯定的」；但是，眼前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不久，群众被告知形势还是大好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有三：1、帝国主义封锁；2、气候恶劣；3、敌人破坏。上海工人阶级在保粮保钢运动中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
平心而论，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对得起毛主席的。1960年5月以后，鞍钢工人再掀跃进高潮，但是跃进实在难以为继，以致先进经验有「越推越少」的趋势。8月，辽宁的粮食供应已极为困难，辽东发生大水灾，铁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内的辽宁十个城市的粮食库存量仅可供应八九天，北京紧急调运粮食支持辽宁，但仍无法根本扭转粮食危机。
严重的粮食困难已使几个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欢快气氛不复存在，更有甚之，大量的牢骚怪话又纷纷出笼，许多人甚至公开半公开地抱怨，「大好形势」是「形势不好」。作为消极现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现了建国后鞍钢从未有过的现象：鞍钢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得了营养性浮肿病。据鞍钢卫生处在59个单位，14.2万馀职工中做的调查，共有4,000馀名职工患浮肿病。在患病人群中，干部、技术人员的比例最高，工人较少，享受保健待遇和高温作业的工人得病率小于一般工人，在鞍钢所属26个工厂的炊事员中，仅有七人得浮肿病。到了1961年3月，距毛主席发出有关鞍钢宪法的指示一周年，鞍山地区工人患浮肿病的比率又大幅上升。
粮食的空前紧张犹如泰山压顶，鞍钢的部分工人误认为农村情况要好于城市，于是向导提出返乡务农的申请，第一炼钢厂平炉工人有3%-4%要求返乡。还有一些工人不辞而别，私自跑回家乡去「保命」。鞍钢工人逃跑回家并非始于1960年，早在1959年就有不少新进厂的工人因害怕苦干和工伤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只是1960年8月的农村情况远比1959年恶劣。1960-61年，辽宁农村已普遍发生断粮、绝粮的现象，当跑回家的鞍钢工人发现这一点时已太迟。
鞍钢领导再一次寄望于大抓阶级斗争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这其中又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1、在「成分不纯」的单位和知识份子集中的部门进行阶级排队，例如当时的鞍钢无缝管厂就被认为是职工队伍严重不纯。1961年8月前后，上级部门又以召集「神仙会」的名义，邀请鞍钢设计院39名党外高级知识份子开会，其目的是为了「摸底」。经过「反复动员」和「交代政策」，终于让那些知识份子「说出了心话」。这些人竟将「暂时困难」的原因称之为「七分天灾，三分人为」，批评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不少」。更有人公开宣称「鞍钢宪法并不比马钢宪法好，实行鞍钢宪法大搞群众运动缺乏科学依据」，又说「大搞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要求，而是上边硬贯的」。碍于当时经济形势的极端困难，上级部门才没有立即对他们开展斗争，但已将他们的言行记录在案，几年后，他们都遭到了批判和清算。2、对于一般思想认识「模糊」或有「错误」言论的工人，则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对之耐心帮助，限期改正；对于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错误，则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坚决搬掉阻碍运动的绊脚石」。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鞍钢针对群众中对「大好形势」的普遍怀疑，在1961年还开展了一场回忆对比的活动，动员群众通过回忆旧社会的苦，激发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是这场活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大多数工人都很实№，只会从眼前的粮食短缺以及百物皆无的角度来观察「苦」和「甜」的问题。
1961年是鞍钢最艰难的一年，虽然还在宣传鞍钢宪法，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主体──工人群众，早被饥饿和浮肿搞得意志消沉，再也提不出甚堋「双革」建议了。在这年中，鞍钢有些厂还宣布停产（化工总厂），工人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确」的议论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党「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差，所以物资供应紧张」，更有不少工人产生「弃工务农」思想，以致到了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1962年初，还有工人准备春节回家请长假，如果农村情况好就不回鞍钢。
北京在1961年初终于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作出反应，中央宣布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接着又下发了《工业七十条》，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无效企业纷纷下马──从表面上看，工业格局已全面向1958年前复归，然而，完全的复归并不可能。1961年3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导。从一年前的「两参一改」发展到一年后建立政治部的指示，说明毛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现在毛已不太关心那些使他头疼的数字了，尽管眼下的特大困难令他有些消沉，但是他并没有后退，而是「硬着头皮顶住」。毛终于坚持到了经济开始恢复的1962年下半年，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毛主观世界的产物，经由毛的强力推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毛唾弃的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而更具主观性。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毛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它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今天经某些学人演绎的、被认为是体现后现代「政治正确性」的「鞍钢宪法」，只能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只存在于学人的书斋。幸欤？悲欤？?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作者：高华
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二○○○年四月号·第五十八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3-7-21
阅读量：1291次
近几年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值」，再配之以其它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积极因素」，他并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狻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很大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迳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这类以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过往经验的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它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赋予鞍钢，并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馀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已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馀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馀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毛的主观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毛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极不以为然，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由于鞍山市的主体部分就是鞍钢，因此，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同时兼鞍钢党委书记和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导，但北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国务院的冶金部都对鞍钢有十分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于1959年写出配合政治斗争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并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遗忘了这些作品，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鞍钢生活的某种写照。
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大贡献。但是大炼钢铁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甚堋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它潜力可挖。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甚堋「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这类大辩论是不存在对立的两方真正争辩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大辩论的含意。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不会逆潮流，提出「应保留津贴，不应取消津贴」等一类意见。
取消津贴、取消计件工资称得上是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举，问题是，鞍钢采取的这项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发自愿，还是导强力引导的结果？
至1958年11月底，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65%，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27个厂矿，已有24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在这之前，计件工资占鞍钢工人工资总收入的18.83%，加上各类津贴，一共占工资总收入的27%，最高者能占到40%左右。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相当数量的工人收入马上减少。
当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1、「同意取消」者占工人总数的20%；2、「大势所趋随大流」者达50%；3、「反对取消或有抵触情绪的」占20%。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损失最大的是技术熟练工人。统计数字显示，占工人总数40%的五级工以上的工人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收入：八级工每月减少工资21.50元；七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5.50元；六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2.50元；五级工每月减少工资6.50元。由于五级工以上工人收入被减少，相应的占全公司工人总数60%的四级工以下的工人收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结果是收入相对高的熟练工人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差距缩小，问题是，那些减少了收入、家庭人口众多的熟练工人的困难谁来解决？鞍钢的导者想出了一条妙计：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形式，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费提供一顿大锅饭」！不知这是否可称为「经济民主」？
大跃进的主旋律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鞍钢工人在这期间提出了几十万条有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合理化建议」，但是进入1959年以后，鞍钢的生产情况开始显现危机，由于原材料、电力严重紧张，致使鞍钢的生产时断时续。1959年2月，鞍钢三个轧钢厂被迫停工，其馀几个主要轧钢厂也只能开两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1958年一年高度紧张，许多任务人吃住在车间，大量的献工、献点，使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疲惫不堪，再继续坚持下来，有难以为继之虞。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已显露迹象的粮食与主副食品的供应困难。计件工资和津贴取消后，已使许多任务人收入减少，加之粮食和食品困难，工人体力急剧下降，造成生产事故不断。为了减缓生产第一线工人的特殊困难，1959年5月鞍钢为炼钢工人调整了粮食供应的比例：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0斤，高粱米10斤，白面两斤，小米两斤，其馀为粗粮，但是肉类仍无法解决。
长期奋战，供应减少，体力下降，引来了工人们的「牢骚怪话」。许多任务人留恋「八小时工作制」，甚至羡慕苏联工人的生活，说甚堋「如再苦战，就把老人战死了，青年人战倒了」。更多的工人对吃粗粮有意见，认为「粮食丰收了，粗粮反而多了，真不像话」。还有工人直接否定大跃进成绩，埋怨说「小麦产量压倒了美国，就是吃不上」，「费了好大劲，弄了一堆废品」。甚至有人公开说（都是成分好的工人）：「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吃不饱。」
面对上述新情况，鞍钢导拿起「阶级分析」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鞍钢的职工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首先，鞍钢有大量技术人员。依照1958年的新观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属于剥削阶级；鞍钢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1958年又扩招了一批新工人，这些人家庭背景各异，有一些人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觉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对将知识份子划为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对工人阶级也要划分左、中、右，阶级成分固然极端重要，但仅仅是阶级成分纯正还不够，政治思想是否正确才是关键。
根据上述不同情况，鞍钢各级导采取不同政策，以示区别对待：1、批判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对大跃进的怀疑和动摇；2、在所属各厂矿设立肃反机构，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3、对一般工人根据思想和政治表现进行「排队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开道，推动大跃进。在各种批判、教育中，对一般工人进行的「排队摸底」是最有创意的。依照过去的习惯，「排队摸底」的对象基本限于知识份子或民族工商业者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在大跃进期间，「排队摸底」已普遍运用于广大产业工人。鞍钢的方法是将工人分为三类：1、先进层；2、中间层；3、落后层。区别的主要标准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干劲大小，有无牢骚怪话，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愿意主动加班。分类结果是：先进工人多为老工人，中间工人多为青工，落后工人多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和「拔白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开展「大辩论」后的一段时间，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再进行一轮「大辩论」。不知这是否可称之为与「经济民主」相配套的「政治民主」？
三、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污，骤然打断了1959年上半年工业战线上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使刚刚受到抑制的瞎指挥等又重新泛起，且更加理直气壮、变本加厉。鞍山市委也乘着这辆反右倾的快车，将大跃进以来鞍钢的各项经验加以总结提高。1960年3月，终于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毛认定纠正了过去「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而大搞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鞍钢的一套作法就是「鞍钢宪法」，从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在1959年1月至7月，尽管鞍钢各级组织仍不时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但是，鞍钢导层也意识到前一年的跃进出了不少问题。当然，鞍钢的导绝不会在中央下达新精神前自行纠偏，正是由于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3-4月的上海会议上提出「降温」问题，鞍钢的导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1959年5月20日以后，鞍钢分别召开了工人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职工们对过去不说真话，弄虚作假，都作了检查，对导听喜不听忧、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大背景下，鞍钢以外的其它一些钢铁企业甚至对工人疾病的情况也开始着手调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数据是，由于长期苦战，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7%。
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逐渐触及到1958年创造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若干域。在黑龙江省委工业部召开的干部讨论会上，虽然所有与会者都肯定干部参加劳动的做法，但一涉及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出现了争论。多数人指出「群众管理太多，甚堋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负担重而不愿干」。大多数代表同意工人应参加一些「简单的、带有群众性的管理工作」，至于复杂的工作，诸如工资计算、产品检查、设备维修，则主张仍应由专职人员管理。个别人在纠偏空气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业管理混乱，就是工人参加管理的结果」。及至反右倾运动兴起后，所有这类言论顿时绝迹。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开始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毛说：「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3月，毛将「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大大提高了鞍山市委报告的理论层次，因为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竟没有一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表述。毛的指示下达后，鞍山一片欢腾，已经沉寂多时的工人「双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建议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每天都要实现数千件技术革新建议」。当时的笔杆子是这样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的鞍钢工人的心情：「过去是一长制，不敢革命，是人民币挂帅；现在是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是政治挂帅」，「1958年以前，脑袋上好象戴上个『紧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干」，现在则是「思想大解放，右倾一扫光，革新闹高产，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听到传达后思想大飞跃，马上体悟到「鞍钢宪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热情称颂主席思想「赛过太阳万倍强」。
尽管毛泽东的批示给鞍钢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大跃进的快车到了1960年还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年4月上旬，全国钢铁生产出现大滑坡，4月份1-20日的平均日产量比3月份同期减少3,400吨。1960年8月，北京号召「保粮保钢」，同时宣传「当前大好形势」，「粮食生产大跃进是肯定的」；但是，眼前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不久，群众被告知形势还是大好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有三：1、帝国主义封锁；2、气候恶劣；3、敌人破坏。上海工人阶级在保粮保钢运动中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
平心而论，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对得起毛主席的。1960年5月以后，鞍钢工人再掀跃进高潮，但是跃进实在难以为继，以致先进经验有「越推越少」的趋势。8月，辽宁的粮食供应已极为困难，辽东发生大水灾，铁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内的辽宁十个城市的粮食库存量仅可供应八九天，北京紧急调运粮食支持辽宁，但仍无法根本扭转粮食危机。
严重的粮食困难已使几个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欢快气氛不复存在，更有甚之，大量的牢骚怪话又纷纷出笼，许多人甚至公开半公开地抱怨，「大好形势」是「形势不好」。作为消极现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现了建国后鞍钢从未有过的现象：鞍钢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得了营养性浮肿病。据鞍钢卫生处在59个单位，14.2万馀职工中做的调查，共有4,000馀名职工患浮肿病。在患病人群中，干部、技术人员的比例最高，工人较少，享受保健待遇和高温作业的工人得病率小于一般工人，在鞍钢所属26个工厂的炊事员中，仅有七人得浮肿病。到了1961年3月，距毛主席发出有关鞍钢宪法的指示一周年，鞍山地区工人患浮肿病的比率又大幅上升。
粮食的空前紧张犹如泰山压顶，鞍钢的部分工人误认为农村情况要好于城市，于是向导提出返乡务农的申请，第一炼钢厂平炉工人有3%-4%要求返乡。还有一些工人不辞而别，私自跑回家乡去「保命」。鞍钢工人逃跑回家并非始于1960年，早在1959年就有不少新进厂的工人因害怕苦干和工伤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只是1960年8月的农村情况远比1959年恶劣。1960-61年，辽宁农村已普遍发生断粮、绝粮的现象，当跑回家的鞍钢工人发现这一点时已太迟。
鞍钢领导再一次寄望于大抓阶级斗争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这其中又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1、在「成分不纯」的单位和知识份子集中的部门进行阶级排队，例如当时的鞍钢无缝管厂就被认为是职工队伍严重不纯。1961年8月前后，上级部门又以召集「神仙会」的名义，邀请鞍钢设计院39名党外高级知识份子开会，其目的是为了「摸底」。经过「反复动员」和「交代政策」，终于让那些知识份子「说出了心话」。这些人竟将「暂时困难」的原因称之为「七分天灾，三分人为」，批评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不少」。更有人公开宣称「鞍钢宪法并不比马钢宪法好，实行鞍钢宪法大搞群众运动缺乏科学依据」，又说「大搞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要求，而是上边硬贯的」。碍于当时经济形势的极端困难，上级部门才没有立即对他们开展斗争，但已将他们的言行记录在案，几年后，他们都遭到了批判和清算。2、对于一般思想认识「模糊」或有「错误」言论的工人，则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对之耐心帮助，限期改正；对于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错误，则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坚决搬掉阻碍运动的绊脚石」。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鞍钢针对群众中对「大好形势」的普遍怀疑，在1961年还开展了一场回忆对比的活动，动员群众通过回忆旧社会的苦，激发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是这场活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大多数工人都很实№，只会从眼前的粮食短缺以及百物皆无的角度来观察「苦」和「甜」的问题。
1961年是鞍钢最艰难的一年，虽然还在宣传鞍钢宪法，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主体──工人群众，早被饥饿和浮肿搞得意志消沉，再也提不出甚堋「双革」建议了。在这年中，鞍钢有些厂还宣布停产（化工总厂），工人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确」的议论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党「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差，所以物资供应紧张」，更有不少工人产生「弃工务农」思想，以致到了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1962年初，还有工人准备春节回家请长假，如果农村情况好就不回鞍钢。
北京在1961年初终于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作出反应，中央宣布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接着又下发了《工业七十条》，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无效企业纷纷下马──从表面上看，工业格局已全面向1958年前复归，然而，完全的复归并不可能。1961年3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导。从一年前的「两参一改」发展到一年后建立政治部的指示，说明毛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现在毛已不太关心那些使他头疼的数字了，尽管眼下的特大困难令他有些消沉，但是他并没有后退，而是「硬着头皮顶住」。毛终于坚持到了经济开始恢复的1962年下半年，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毛主观世界的产物，经由毛的强力推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毛唾弃的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而更具主观性。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毛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它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今天经某些学人演绎的、被认为是体现后现代「政治正确性」的「鞍钢宪法」，只能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只存在于学人的书斋。幸欤？悲欤？?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当然读过高某的文章了，职业写字人啊，呵呵。。。我不是他那个档次的，让崔之元和他对付吧。
:dizzy: :dizzy: :dizzy:
比较典型的态度，从职业写字人到网络平民，以前３０年的问题来否定一切；以后３０年的问题否定一切。
小脑裤裆支配一切。
当然读过高某的文章了，职业写字人啊，呵呵。。。我不是他那个档次的，让崔之元和他对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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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典型的态度，从职业写字人到网络平民，以前３０年的问题来否定一切；以后３０年的问题否定一切。
小脑裤裆支配一切。
否定一切了吗？我看没有嘛，至少肯定了口号还是挺诱人的嘛！:D
2000年的文章，十年了，应该有反思了。中国的事情10年不反思，
陆家嘴就长草长大灰狼。:D
马钢宪法可以说是一种极端，苏联东德的方式，解开搞初期很流行，还拍了一些
电影，好像叫X厂长上任记。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鞍钢宪法主导吗？否。还是那句我
杜撰出来的“弘扬什么，缺什么”，弘扬鞍钢宪法的中国，实际上从来都是鞍钢宪法
所“弘扬”的东西的极端反面。但是鞍钢的反面就是马钢方式吗？也不是，世界不是两极的。
马钢是理性吗？为什么一人统治和少数人制定法则就是理性？为什么多数人的智力输入就是
理想？马钢方式无论在苏联还是西方，有前途吗？没有。
书斋文化和车间文化的差异，我昨晚的帖子指出了，恰恰是我们几个认识差异巨大的原因，
当有人在自己的书斋里讽刺一种理论是书斋理想化的时候，更多的人在车间里却在每小时每分钟
在践行着它。这不就是差异？滑稽的是，好像我们忘记了什么人？哦！经理们。
中国的管理研究，更多的是高华们在书斋里指点“二十一世纪”的江山。而厂里的经理们和工人们，
顶多飘过打酱油。我还见过几篇从这样的书斋里，酝酿出来的指点美国UAW如何如何的美文，
我读起来感到很快乐，如看赵本山的小品。
持有LZ看法的，包括我，不是左派，所以右派朋友们不必费神把我们当左派打；我们也不是右派，所以
左派朋友们也不必劳心把我们当右派骂。我借用凤兮兄的一句吉言：“这只能说共军相对于国军是一支
更加现代化的军队而已，跟民主无关”，无关便无关，只是稍稍现代化一些。再举个例子，极左的时候，
有人把摩天大楼和汉堡包当万恶的“西方文化”来批判，于是有了挂红灯笼的某汽车。要知道，对应于我们
红灯笼大屋顶文化的，是香的李二和城堡教堂文化。摩天大楼和快餐，汽车和电视机，是现代化，似乎没太多的
中式西式可以在书斋里争议的。而现代化的东西，受到攻击却最大，来自古典中式和古典西式的人们都会攻击这种使他们变成少数
的现代化，于是有的人给它贴上“美式”文化，美帝是很讨厌的，所以“美式”也可以讨厌讨厌。
回到这里，左右两派在这里突然联手，也就不让人惊讶了，因为他们都焦虑，自己成为少数，就像中国
老夫子与外国中世纪古董也可以联合，喊出“人心不古”的时代最强音。贴上毛主义的标签，因为很多人觉得毛讨厌，于是
鞍钢宪法及其外国同志，也可以去讨厌讨厌嘛。
跟你们探讨很有意思，尤其是你们的原创，而不是转帖。各位周末愉快！
2000年的文章，十年了，应该有反思了。中国的事情10年不反思，
陆家嘴就长草长大灰狼。:D
马钢宪法可以说是一种极端，苏联东德的方式，解开搞初期很流行，还拍了一些
电影，好像叫X厂长上任记。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鞍钢宪法主导吗？否。还是那句我
杜撰出来的“弘扬什么，缺什么”，弘扬鞍钢宪法的中国，实际上从来都是鞍钢宪法
所“弘扬”的东西的极端反面。但是鞍钢的反面就是马钢方式吗？也不是，世界不是两极的。
马钢是理性吗？为什么一人统治和少数人制定法则就是理性？为什么多数人的智力输入就是
理想？马钢方式无论在苏联还是西方，有前途吗？没有。
书斋文化和车间文化的差异，我昨晚的帖子指出了，恰恰是我们几个认识差异巨大的原因，
当有人在自己的书斋里讽刺一种理论是书斋理想化的时候，更多的人在车间里却在每小时每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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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管理研究，更多的是高华们在书斋里指点“二十一世纪”的江山。而厂里的经理们和工人们，
顶多飘过打酱油。我还见过几篇从这样的书斋里，酝酿出来的指点美国UAW如何如何的美文，
我读起来感到很快乐，如看赵本山的小品。
持有LZ看法的，包括我，不是左派，所以右派朋友们不必费神把我们当左派打；我们也不是右派，所以
左派朋友们也不必劳心把我们当右派骂。我借用凤兮兄的一句吉言：“这只能说共军相对于国军是一支
更加现代化的军队而已，跟民主无关”，无关便无关，只是稍稍现代化一些。再举个例子，极左的时候，
有人把摩天大楼和汉堡包当万恶的“西方文化”来批判，于是有了挂红灯笼的某汽车。要知道，对应于我们
红灯笼大屋顶文化的，是香的李二和城堡教堂文化。摩天大楼和快餐，汽车和电视机，是现代化，似乎没太多的
中式西式可以在书斋里争议的。而现代化的东西，受到攻击却最大，来自古典中式和古典西式的人们都会攻击这种使他们变成少数
的现代化，于是有的人给它贴上“美式”文化，美帝是很讨厌的，所以“美式”也可以讨厌讨厌。
回到这里，左右两派在这里突然联手，也就不让人惊讶了，因为他们都焦虑，自己成为少数，就像中国
老夫子与外国中世纪古董也可以联合，喊出“人心不古”的时代最强音。贴上毛主义的标签，因为很多人觉得毛讨厌，于是
鞍钢宪法及其外国同志，也可以去讨厌讨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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