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视野中的“德国资源”与留德学人

西学东渐视野中的“德国资源”与留德学人 叶隽




中国对德国文化作为一种国别资源的关注，要等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开始。1861年，普鲁士派遣使节团到中国和清政府签定条约时，中国人对普鲁士似乎仍一无所知。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官方的语言课开设方面，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只教授英、法、俄三国文字，不包括德文。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击败强大的法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其军事和政治地位显然受到中国重视，京师同文馆于同年开设德文馆。1876年，李鸿章乘洋员李劢协（Lehmeyer）归国之便，派遣七名武官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这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德国的滥觞。
政府高层的推动，当然对德国文化进入中国有所助益；但文化层面的实质推进，才是最根本的。虽然早在1866年，斌椿就曾记录下自己对普鲁士及其首府柏林的观感，但德国文化真正在中国语境产生广泛影响，还要算是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著作《德国学校论略》，有感于“华士徒艳泰西之器艺，而弃其学问，掇其糟粕，遗其精华”，花之安所以要“略言书院之规模，为学之次第，使海内人士知泰西非仅以器艺见长，器艺不过蹄涔之一勺耳”。花之安虽然只是强调泰西，但在国人看来，德国资源之凸显则明白无疑。作为京师同文馆教习的李善兰，则是在读了此书后，“始知德国之必出于学校者，不独兵也，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应该说，德国文化资源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可从此书算起。1901年，当时被视为疆臣之首的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称：“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兴学之功，此其证明。”
就晚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来看，德国资源介入中国，属于明显的后发国家。但由于其在世界范围的名声，更由于近代中国本身对于强国之道的强烈诉求，德国迅速成为中国的一个榜样。尤其是在甲午战败、戊戌无功、庚子巨变之后，德国的军事胜利、教育制度、民族精神、政治体制，都被中国人视作模范。1904年康有为就认为：“德政治之美实甲百国，无利不立兴，无弊不立除，选吏既精，能用人，尤奉命，故内外百司莫不任职，皆德主威廉为之也。威廉之才，诚英绝冠大地者也……”梁启超于1905年也强调，自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俾斯麦政府统治下的德国，名为立宪之国，实为变相的开明专制，德国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正取决于这种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出，德国文化之传入中国，并被援为思想资源，确实是在中国面临极度危机的情况下，首先在政治层面得以表现的。
以思想传播言，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发表《哲学大家德儒康德》，后又介绍尼采，可谓开德国文化进入现代中国之先河。其余对德国文化传入中国有贡献者，诸如王国维、鲁迅等皆是，王国维由留日而深受德国哲学影响，归国后创办《教育世界》，成为其时传播德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媒介。其中涉及德国文化的篇目达数十篇，对康德、尼采、叔本华、歌德等均有涉及。这与他们学习日文或留学日本，受到日本当时推崇德国文化思想影响大有关系。通过留学日本而对德国文化的亲近乃至推崇，是当时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当时，“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郭沫若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与19世纪后期主要停留于对德国军事胜利与政治强盛的羡慕不同，进入20世纪后，中国知识阶层对德国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既与其时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输入背景有关，也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与历史使命紧密相连。
以文学翻译言，《新青年》（1915－1921）中还没有德国作品出现，而在《小说月报》（1921－1925）里，德国作品的翻译已在35国译作中达到第5位；如果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所提供的“翻译总目”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187部，其中德国有24部，居第3位。而就德国思想文化整体输入中国的情况来看，德国汉学家鲍吾刚等统计19世纪末至1976年间中国出版的德国书目数据，德文著作的中译本共计2273本，中国作者关于德国的著作共计384部，再加上德文文章的中译文、中国作者关于德国的文章等，共达5262部（篇），数量相当可观。就这一统计表来看，德国思想文化的输入显然是后来居上，远远高于自然科学。就德国文化资源介入中国来看，有以下几个热点值得关注，除了前面提到的《教育世界》之外，还有1920年代的《民铎》推出的“尼采专号”与“康德专号”；1932年时的歌德逝世百年纪念；1930年代中德学会的活动；1940年代初期战国策派运动。
其实，就留德学人史来看，自20世纪第一个十年以蔡元培、马君武为代表的现代留德学人陆续归国，在中国文化场闪亮登场；就注定他们要占据传播德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传教士退出历史舞台是大势所趋；留日学人虽然对德国文化的传播作出很大贡献，但毕竟难以摆脱西书转贩的痕迹，受到留学时代日本大气候的影响。若论对德国文化的深刻体会和理解同情，自然还当属留德学人。虽然，“从数量上来看，与留美、留日、留法的留学生相比，留德本身毫无意义”，但如果论及某些方面的特色和归国后的影响，对留德学人则值得刮目相看。这确是事实，且不论高达1／3（650人）的获博士学位者，也不谈超过700名被收录进名人传记的留德学人，仅以本文所论列的文化史意义而言，至少有以下事件值得特别关注：
1917年，蔡元培借来洪堡思想在北大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一举奠定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
1920年代马君武创办广西大学，同样借鉴了德国大学思想，但思路却另有别择，同样为中国工科大学的发展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
1930年代，宗白华作为中心人物参与的纪念歌德逝世百年的活动；
之后，郑寿麟、杨丙辰、冯至等人主要参与的中德学会的文化努力；
1940年代，以陈铨、贺麟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对德国文化的极端推崇；
……
可见，在现代中国，凡是有关德国资源的重要推介活动，无不有留德学人的身影存在。所以，留德学人对于德国文化资源的接受，乃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这既意味着接受主体的彻底变化（相对于传教士），也意味着在对象国亲身经历的居留与学习过程并非可有可无（相对于留日学人）。而其中心命题表现为现代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寻路的意识。
从中国留学史的比较视野去考察，留日生“鱼龙混杂，多学军事法政，好译西书和从事政治运动，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新方面功莫大焉”，自然比不得留德学人的高学历、学有所本、学有所专；即便是与素以“学业基础扎实，学习勤勉，多习理工农医，在科技进步和科学普及方面成绩卓著”的留美生相比，留德学人也毫不逊色。应该说，不管是在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科学领域，留德学人都贡献出一批杰出人才，从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到张维、裘法祖、王淦昌……都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化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学人。所以，“较优秀的总体素质”可以被认为是对留德学人群体的客观评价。留德学人中虽然也有浪荡公子、纨绔子弟，但究竟属于少数，其成材率之高，在现代中国的留学生国别比中，可谓出类拔萃。就文化史意义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注重思想积淀与文学创作的渗透。留德学人中文学方面的人才相对较少，仅冯至、陈铨、林语堂、宗白华等寥寥数人，且专门以作家名世者极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固然远不如留日生、留学英美生，也远不如留法生。但尽管如此，他们在接受德国思想后所形成的独特文学观，值得充分重视。诸如陈铨的“民族文学观”、冯至的“学院写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则独树一帜。
二是注重高深哲理与文化教育的融会。留德学人中哲学人才颇多，如张颐、宗白华、李石岑、郑昕、洪谦、贺麟、熊伟等，而蔡元培、张君劢其实对德国哲学之传播，亦颇多贡献。这恐怕与德国丰厚的哲学传统大有关系，贺麟之由美赴德，就是宁可放弃哈佛的博士学位，也要追寻黑格尔哲学的真谛。他们注意到不能仅就哲理而论哲理，而应以哲理基础为根基，关注现实的文化教育问题。马君武致用大学理念与宗白华文化建国理想的形成，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接受德国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教育实践，寻出自己的道路。
三是注重专业知识与学术精神的沟通。留德学人对德国的学术文化，除了在技术层面的接受学习之外，颇能深入其实质，并能在归国之后有所创新。如张维称自己“所受益的德国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我直接接触的老师那里获得的”，季羡林则推重德国学者“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至于蔡元培受洪堡大学理念影响而改革北京大学、“史料学派”（以陈寅恪、傅斯年为代表）与兰克史学之关系，都可看出留德学人对德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接受。西学东渐视野中的“德国资源”与留德学人 叶隽




中国对德国文化作为一种国别资源的关注，要等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开始。1861年，普鲁士派遣使节团到中国和清政府签定条约时，中国人对普鲁士似乎仍一无所知。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官方的语言课开设方面，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只教授英、法、俄三国文字，不包括德文。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击败强大的法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其军事和政治地位显然受到中国重视，京师同文馆于同年开设德文馆。1876年，李鸿章乘洋员李劢协（Lehmeyer）归国之便，派遣七名武官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这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德国的滥觞。
政府高层的推动，当然对德国文化进入中国有所助益；但文化层面的实质推进，才是最根本的。虽然早在1866年，斌椿就曾记录下自己对普鲁士及其首府柏林的观感，但德国文化真正在中国语境产生广泛影响，还要算是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著作《德国学校论略》，有感于“华士徒艳泰西之器艺，而弃其学问，掇其糟粕，遗其精华”，花之安所以要“略言书院之规模，为学之次第，使海内人士知泰西非仅以器艺见长，器艺不过蹄涔之一勺耳”。花之安虽然只是强调泰西，但在国人看来，德国资源之凸显则明白无疑。作为京师同文馆教习的李善兰，则是在读了此书后，“始知德国之必出于学校者，不独兵也，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应该说，德国文化资源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可从此书算起。1901年，当时被视为疆臣之首的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称：“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兴学之功，此其证明。”
就晚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来看，德国资源介入中国，属于明显的后发国家。但由于其在世界范围的名声，更由于近代中国本身对于强国之道的强烈诉求，德国迅速成为中国的一个榜样。尤其是在甲午战败、戊戌无功、庚子巨变之后，德国的军事胜利、教育制度、民族精神、政治体制，都被中国人视作模范。1904年康有为就认为：“德政治之美实甲百国，无利不立兴，无弊不立除，选吏既精，能用人，尤奉命，故内外百司莫不任职，皆德主威廉为之也。威廉之才，诚英绝冠大地者也……”梁启超于1905年也强调，自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俾斯麦政府统治下的德国，名为立宪之国，实为变相的开明专制，德国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正取决于这种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出，德国文化之传入中国，并被援为思想资源，确实是在中国面临极度危机的情况下，首先在政治层面得以表现的。
以思想传播言，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发表《哲学大家德儒康德》，后又介绍尼采，可谓开德国文化进入现代中国之先河。其余对德国文化传入中国有贡献者，诸如王国维、鲁迅等皆是，王国维由留日而深受德国哲学影响，归国后创办《教育世界》，成为其时传播德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媒介。其中涉及德国文化的篇目达数十篇，对康德、尼采、叔本华、歌德等均有涉及。这与他们学习日文或留学日本，受到日本当时推崇德国文化思想影响大有关系。通过留学日本而对德国文化的亲近乃至推崇，是当时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当时，“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郭沫若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与19世纪后期主要停留于对德国军事胜利与政治强盛的羡慕不同，进入20世纪后，中国知识阶层对德国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既与其时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输入背景有关，也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与历史使命紧密相连。
以文学翻译言，《新青年》（1915－1921）中还没有德国作品出现，而在《小说月报》（1921－1925）里，德国作品的翻译已在35国译作中达到第5位；如果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所提供的“翻译总目”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187部，其中德国有24部，居第3位。而就德国思想文化整体输入中国的情况来看，德国汉学家鲍吾刚等统计19世纪末至1976年间中国出版的德国书目数据，德文著作的中译本共计2273本，中国作者关于德国的著作共计384部，再加上德文文章的中译文、中国作者关于德国的文章等，共达5262部（篇），数量相当可观。就这一统计表来看，德国思想文化的输入显然是后来居上，远远高于自然科学。就德国文化资源介入中国来看，有以下几个热点值得关注，除了前面提到的《教育世界》之外，还有1920年代的《民铎》推出的“尼采专号”与“康德专号”；1932年时的歌德逝世百年纪念；1930年代中德学会的活动；1940年代初期战国策派运动。
其实，就留德学人史来看，自20世纪第一个十年以蔡元培、马君武为代表的现代留德学人陆续归国，在中国文化场闪亮登场；就注定他们要占据传播德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传教士退出历史舞台是大势所趋；留日学人虽然对德国文化的传播作出很大贡献，但毕竟难以摆脱西书转贩的痕迹，受到留学时代日本大气候的影响。若论对德国文化的深刻体会和理解同情，自然还当属留德学人。虽然，“从数量上来看，与留美、留日、留法的留学生相比，留德本身毫无意义”，但如果论及某些方面的特色和归国后的影响，对留德学人则值得刮目相看。这确是事实，且不论高达1／3（650人）的获博士学位者，也不谈超过700名被收录进名人传记的留德学人，仅以本文所论列的文化史意义而言，至少有以下事件值得特别关注：
1917年，蔡元培借来洪堡思想在北大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一举奠定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
1920年代马君武创办广西大学，同样借鉴了德国大学思想，但思路却另有别择，同样为中国工科大学的发展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
1930年代，宗白华作为中心人物参与的纪念歌德逝世百年的活动；
之后，郑寿麟、杨丙辰、冯至等人主要参与的中德学会的文化努力；
1940年代，以陈铨、贺麟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对德国文化的极端推崇；
……
可见，在现代中国，凡是有关德国资源的重要推介活动，无不有留德学人的身影存在。所以，留德学人对于德国文化资源的接受，乃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这既意味着接受主体的彻底变化（相对于传教士），也意味着在对象国亲身经历的居留与学习过程并非可有可无（相对于留日学人）。而其中心命题表现为现代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寻路的意识。
从中国留学史的比较视野去考察，留日生“鱼龙混杂，多学军事法政，好译西书和从事政治运动，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新方面功莫大焉”，自然比不得留德学人的高学历、学有所本、学有所专；即便是与素以“学业基础扎实，学习勤勉，多习理工农医，在科技进步和科学普及方面成绩卓著”的留美生相比，留德学人也毫不逊色。应该说，不管是在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科学领域，留德学人都贡献出一批杰出人才，从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到张维、裘法祖、王淦昌……都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化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学人。所以，“较优秀的总体素质”可以被认为是对留德学人群体的客观评价。留德学人中虽然也有浪荡公子、纨绔子弟，但究竟属于少数，其成材率之高，在现代中国的留学生国别比中，可谓出类拔萃。就文化史意义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注重思想积淀与文学创作的渗透。留德学人中文学方面的人才相对较少，仅冯至、陈铨、林语堂、宗白华等寥寥数人，且专门以作家名世者极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固然远不如留日生、留学英美生，也远不如留法生。但尽管如此，他们在接受德国思想后所形成的独特文学观，值得充分重视。诸如陈铨的“民族文学观”、冯至的“学院写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则独树一帜。
二是注重高深哲理与文化教育的融会。留德学人中哲学人才颇多，如张颐、宗白华、李石岑、郑昕、洪谦、贺麟、熊伟等，而蔡元培、张君劢其实对德国哲学之传播，亦颇多贡献。这恐怕与德国丰厚的哲学传统大有关系，贺麟之由美赴德，就是宁可放弃哈佛的博士学位，也要追寻黑格尔哲学的真谛。他们注意到不能仅就哲理而论哲理，而应以哲理基础为根基，关注现实的文化教育问题。马君武致用大学理念与宗白华文化建国理想的形成，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接受德国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教育实践，寻出自己的道路。
三是注重专业知识与学术精神的沟通。留德学人对德国的学术文化，除了在技术层面的接受学习之外，颇能深入其实质，并能在归国之后有所创新。如张维称自己“所受益的德国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我直接接触的老师那里获得的”，季羡林则推重德国学者“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至于蔡元培受洪堡大学理念影响而改革北京大学、“史料学派”（以陈寅恪、傅斯年为代表）与兰克史学之关系，都可看出留德学人对德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