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涉藏问题答记者问合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5:46:11
自08年以来，相信很多人在涉藏问题上都领略了朱副部长的才干。他答外国记者的提问相当精彩。对提问要点不回避，直接回应。回答信息量大，逻辑严密，语言犀利，读之堪称佳作。
当然中央统战部负责西藏事务的藏族干部斯塔副部长也很有水平，这个帖子还是以搜集朱维群的答记者问为主题。欢迎大家阅读讨论。
自08年以来，相信很多人在涉藏问题上都领略了朱副部长的才干。他答外国记者的提问相当精彩。对提问要点不回避，直接回应。回答信息量大，逻辑严密，语言犀利，读之堪称佳作。
当然中央统战部负责西藏事务的藏族干部斯塔副部长也很有水平，这个帖子还是以搜集朱维群的答记者问为主题。欢迎大家阅读讨论。
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就西藏问题接受BBC采访实录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1125/107579_1.shtml
中新网11月25日电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日前就西藏问题接受了BBC采访。以下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此次采访文字实录：
BBC国际事务编辑辛普森(JOHN SIMPSON): 部长先生，我想您一定对英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最近所采取的步骤感到高兴。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英方对中方做的一个很大的妥协。
朱维群：英国政府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承认，也同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态度取得了一致。事实上，英国政府一直表示反对西藏独立。在你们的地图上，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最近的表述，是这样一个立场的延续，有积极意义。据我所知，有些英国朋友认为英国政府的这一表态会使中国政府更趋强硬。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这次我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谈时，我们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感到因此就增添了什么优势。
辛：但是西方国家支持“藏独”运动的朋友们会认为他们的立场以及达赖喇嘛的立场由于英国政府出现这样的政策调整而被极大削弱了。
朱：这是一个很没有道理的想法。达赖喇嘛总是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因此，他在接谈过程中经常采取一些不能正确估计形势的行动。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对英国政府这一表态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英政府这一表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消息，但我不认为这会对我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产生实质影响，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将增进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对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会有积极作用。也许我把这个问题的意义看得宽泛些。
辛：我想英国政府调整西藏政策的时机并非巧合。目前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布朗首相希望其振兴经济的计划收到成效，而这需要中国的支持。他这样做，你觉得是不是为讨好中国政府？
朱：我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应该及早加以说明的一个问题。中英关系对两国而言，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在我们需要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我们当然希望英方早些做出这一表态。英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开始接谈之前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和接谈有什么关系，英政府有什么考虑，我不得而知，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表态。
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就西藏问题接受BBC采访实录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1125/107579_1.shtml
中新网11月25日电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日前就西藏问题接受了BBC采访。以下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此次采访文字实录：
BBC国际事务编辑辛普森(JOHN SIMPSON): 部长先生，我想您一定对英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最近所采取的步骤感到高兴。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英方对中方做的一个很大的妥协。
朱维群：英国政府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承认，也同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态度取得了一致。事实上，英国政府一直表示反对西藏独立。在你们的地图上，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最近的表述，是这样一个立场的延续，有积极意义。据我所知，有些英国朋友认为英国政府的这一表态会使中国政府更趋强硬。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这次我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谈时，我们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感到因此就增添了什么优势。
辛：但是西方国家支持“藏独”运动的朋友们会认为他们的立场以及达赖喇嘛的立场由于英国政府出现这样的政策调整而被极大削弱了。
朱：这是一个很没有道理的想法。达赖喇嘛总是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因此，他在接谈过程中经常采取一些不能正确估计形势的行动。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对英国政府这一表态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英政府这一表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消息，但我不认为这会对我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产生实质影响，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将增进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对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会有积极作用。也许我把这个问题的意义看得宽泛些。
辛：我想英国政府调整西藏政策的时机并非巧合。目前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布朗首相希望其振兴经济的计划收到成效，而这需要中国的支持。他这样做，你觉得是不是为讨好中国政府？
朱：我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应该及早加以说明的一个问题。中英关系对两国而言，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在我们需要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我们当然希望英方早些做出这一表态。英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开始接谈之前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和接谈有什么关系，英政府有什么考虑，我不得而知，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表态。
辛：今天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也都认为，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否并不重要。西藏确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传统和文化。中国之所以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主要是基于1950年对西藏的入侵。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停止宣布对西藏拥有主权而让其独立。
朱：我首先要澄清的是，现在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喇嘛所谓的“流亡政府”。这是世界各国官方、正式、严肃的态度。片面地将西藏的民族特征与中原民族相比较有一些特点作为“西藏独立”的理由，这是非常荒谬的。
中国有56个民族，他们的语言、身体特征和宗教信仰有一定差异，我们尊重这个差异。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与此相比，差异是次要的。中国的民族构成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民族构成不太一样。欧洲国家可能是以某一个民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固然汉族人口多一些，当过好几个王朝的皇帝，但少数民族同样可以建立中央政权，也可以当皇帝，如蒙古族建立元朝、满族建立清朝等。从这一角度看，藏族的宗教和文化特征丝毫不妨碍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相反，中国就是这样形成的。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西藏自古以来就同中原有密切联系。至少从元代起，西藏就归入中国的版图，接受中央政府的有效行政管辖，到现在已经700多年了，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从元朝到明、清、中华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一直享有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一直对西藏行使着统一管理的权力，没有中断过。
一直到上世纪初，伴随着外国，坦率地说就是贵国对西藏的入侵，西藏才出现“独立”的概念。此前，藏人都承认中国的“大皇帝”，承认中央政府对西藏有充分的管辖权。达赖喇嘛坚持西藏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1951年被中国侵略、占领的，但达赖喇嘛不要数典忘祖。他自己最明白，“达赖喇嘛世系”是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给予封号才得以存在的。历代达赖喇嘛灵童的选择、资格认定乃至最后的坐床，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实行。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的坐床也是向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报告，获得批准的。
辛：中国政府通过镇压的手段维护在西藏的统治，这种镇压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之一，通过这种方式牢牢掌控西藏。我想问的是，从三月份拉萨骚乱以来，目前还在监狱里服刑的政治犯有多少？您能给一个数字吗？
朱：我完全不同意你所说中国中央政府是靠镇压才能维持在西藏的统治。西藏各族人民是中国的公民，藏族是我们各民族的兄弟，我们为什么要镇压他们？相反，这些年来，中央对西藏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给予了全方位的照顾和支持。各省分别负担了西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市的建设，体现了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深情厚谊，根本不存在欺负、欺压的问题。比如我的家乡江苏省就负责帮助拉萨市的建设。西藏要发展起来，按邓小平先生所说，走在现代化的前列，要靠西藏各族人民自己努力，他们的努力至关重要，但的确需要中央政府和各省市给予更多的关照和帮助。
至于你所说的镇压，我们仅仅是对搞分裂的这一部分人，对制造“3·14”打砸抢烧严重犯罪行为的人给予法律制裁。“3·14”事件中，不到一天时间，18名无辜群众被打死烧死，被打伤烧伤的群众将近400人，其中有几十个人重伤。致死的18个人中，包括一个商店的5个女孩子，都是20岁刚出头，被一把火全部烧死，其中有一个是藏族。拉萨的近郊达孜县有一个修理摩托车的人家，一家五口被一把火全部烧死。面对那些坏分子，难道不应该依法办理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会认同、纵容、允许这样的人残害人民而不给予法律制裁？为什么一到我们这里就成了“残酷的镇压”？这是毫无道理的。
在整个办案过程中，违法犯罪分子以及被裹挟的人都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如果是少数民族的人，不懂汉语，审讯的时候我们一定配备翻译，保证他的法律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迄今为止，经审理，大约有1000多人已经被释放，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向政府自首的。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有四五十个人。当然审理工作还没有结束，最后会有多少人受到法律惩处，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是司法机关的任务，不是我能够干预的。
我看到有些国家的人士和舆论对因打砸抢烧而被法律处理的这些人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和保障非常关注，发表了很多意见。但是我走了一些国家，看了很多材料，没有看到有人对被打死烧死的18个普通老百姓、受伤的数百人有什么表示，包括你刚才也没有表示。他们难道没有人权吗？他们的生命权难道不应该得到保护吗？3月14日以后，我很快到了拉萨，我在5个姑娘被烧死的商店废墟上给她们献了一条哈达。我支持司法机关将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坏人依法惩办，这也是中国人民普遍的心愿。我希望有关国家的人士和舆论对此加以关注。
可能你还没来得及表达对被烧死打死的18个无辜群众的沉痛慰问，我就把话先说出来了，可能不恰当。
辛：我同情一切由于民族属性而被攻击或者被谋杀的人。我认为中国不应该损害自己的良好形象，不应该让人把“迫害”这样的词同中国联系起来。因为有压迫就有愤怒的情绪，而这种愤怒的情绪又导致一些无辜的人丧生。我认为即使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和达赖喇嘛达成协议，而达赖喇嘛也说过了他是不支持独立的。这样就能把问题解决，以后就不会再有暴力，不会再有压迫，世界各国对中国也不会再有愤怒了。
朱：我先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处理，在办案的过程中根本不会去考虑民族、宗教区别，只看是不是犯罪了。正因为如此，“3·14”事件才能迅速得以平息，拉萨迅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我这里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打砸抢烧事件是遭到各族人民共同反对的。在逮捕坏分子过程中，公安干警大多数是我们的藏族同志，很多藏族基层群众带领我们的干部去搜捕那些罪大恶极的坏分子。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区分，宗教的区分，有的只是我们要恢复法律的尊严，不能让违法分子从我们眼前溜掉。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毫无道理的，而且在我看来是别有用心的。
朱：我首先要澄清的是，现在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喇嘛所谓的“流亡政府”。这是世界各国官方、正式、严肃的态度。片面地将西藏的民族特征与中原民族相比较有一些特点作为“西藏独立”的理由，这是非常荒谬的。
中国有56个民族，他们的语言、身体特征和宗教信仰有一定差异，我们尊重这个差异。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与此相比，差异是次要的。中国的民族构成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民族构成不太一样。欧洲国家可能是以某一个民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固然汉族人口多一些，当过好几个王朝的皇帝，但少数民族同样可以建立中央政权，也可以当皇帝，如蒙古族建立元朝、满族建立清朝等。从这一角度看，藏族的宗教和文化特征丝毫不妨碍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相反，中国就是这样形成的。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西藏自古以来就同中原有密切联系。至少从元代起，西藏就归入中国的版图，接受中央政府的有效行政管辖，到现在已经700多年了，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从元朝到明、清、中华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一直享有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一直对西藏行使着统一管理的权力，没有中断过。
一直到上世纪初，伴随着外国，坦率地说就是贵国对西藏的入侵，西藏才出现“独立”的概念。此前，藏人都承认中国的“大皇帝”，承认中央政府对西藏有充分的管辖权。达赖喇嘛坚持西藏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1951年被中国侵略、占领的，但达赖喇嘛不要数典忘祖。他自己最明白，“达赖喇嘛世系”是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给予封号才得以存在的。历代达赖喇嘛灵童的选择、资格认定乃至最后的坐床，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实行。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的坐床也是向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报告，获得批准的。
辛：中国政府通过镇压的手段维护在西藏的统治，这种镇压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之一，通过这种方式牢牢掌控西藏。我想问的是，从三月份拉萨骚乱以来，目前还在监狱里服刑的政治犯有多少？您能给一个数字吗？
朱：我完全不同意你所说中国中央政府是靠镇压才能维持在西藏的统治。西藏各族人民是中国的公民，藏族是我们各民族的兄弟，我们为什么要镇压他们？相反，这些年来，中央对西藏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给予了全方位的照顾和支持。各省分别负担了西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市的建设，体现了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深情厚谊，根本不存在欺负、欺压的问题。比如我的家乡江苏省就负责帮助拉萨市的建设。西藏要发展起来，按邓小平先生所说，走在现代化的前列，要靠西藏各族人民自己努力，他们的努力至关重要，但的确需要中央政府和各省市给予更多的关照和帮助。
至于你所说的镇压，我们仅仅是对搞分裂的这一部分人，对制造“3·14”打砸抢烧严重犯罪行为的人给予法律制裁。“3·14”事件中，不到一天时间，18名无辜群众被打死烧死，被打伤烧伤的群众将近400人，其中有几十个人重伤。致死的18个人中，包括一个商店的5个女孩子，都是20岁刚出头，被一把火全部烧死，其中有一个是藏族。拉萨的近郊达孜县有一个修理摩托车的人家，一家五口被一把火全部烧死。面对那些坏分子，难道不应该依法办理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会认同、纵容、允许这样的人残害人民而不给予法律制裁？为什么一到我们这里就成了“残酷的镇压”？这是毫无道理的。
在整个办案过程中，违法犯罪分子以及被裹挟的人都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如果是少数民族的人，不懂汉语，审讯的时候我们一定配备翻译，保证他的法律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迄今为止，经审理，大约有1000多人已经被释放，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向政府自首的。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有四五十个人。当然审理工作还没有结束，最后会有多少人受到法律惩处，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是司法机关的任务，不是我能够干预的。
我看到有些国家的人士和舆论对因打砸抢烧而被法律处理的这些人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和保障非常关注，发表了很多意见。但是我走了一些国家，看了很多材料，没有看到有人对被打死烧死的18个普通老百姓、受伤的数百人有什么表示，包括你刚才也没有表示。他们难道没有人权吗？他们的生命权难道不应该得到保护吗？3月14日以后，我很快到了拉萨，我在5个姑娘被烧死的商店废墟上给她们献了一条哈达。我支持司法机关将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坏人依法惩办，这也是中国人民普遍的心愿。我希望有关国家的人士和舆论对此加以关注。
可能你还没来得及表达对被烧死打死的18个无辜群众的沉痛慰问，我就把话先说出来了，可能不恰当。
辛：我同情一切由于民族属性而被攻击或者被谋杀的人。我认为中国不应该损害自己的良好形象，不应该让人把“迫害”这样的词同中国联系起来。因为有压迫就有愤怒的情绪，而这种愤怒的情绪又导致一些无辜的人丧生。我认为即使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和达赖喇嘛达成协议，而达赖喇嘛也说过了他是不支持独立的。这样就能把问题解决，以后就不会再有暴力，不会再有压迫，世界各国对中国也不会再有愤怒了。
朱：我先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处理，在办案的过程中根本不会去考虑民族、宗教区别，只看是不是犯罪了。正因为如此，“3·14”事件才能迅速得以平息，拉萨迅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我这里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打砸抢烧事件是遭到各族人民共同反对的。在逮捕坏分子过程中，公安干警大多数是我们的藏族同志，很多藏族基层群众带领我们的干部去搜捕那些罪大恶极的坏分子。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区分，宗教的区分，有的只是我们要恢复法律的尊严，不能让违法分子从我们眼前溜掉。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毫无道理的，而且在我看来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个问题，你说通过和达赖喇嘛商量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已经仁至义尽。达赖喇嘛是因为1959年参加武装叛乱，不是“非暴力”，是武装叛乱失败以后逃到国外的，随后他就宣布要搞“西藏独立”。而且宣布撕毁西藏和平解放时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协定。从60年代起，达赖集团，请你注意我讲的是达赖集团，在某些外国力量的支持下，用外国的枪械装备起来，对我们整整进行了十年的边境武装袭扰。
尽管这样，从80年代初，达赖喇嘛说他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政府马上就跟他进行了接触，请他身边的人，他最信任的人，先后20批回到国内和我们接谈、到西藏参观。但是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好心，在西藏境内又去大肆宣传所谓“西藏独立”。到了90年代初，达赖喇嘛错误估计形势，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于1993年宣布停止和中央政府的接触。但是，他们的预期没有实现，只好再度提出要和中央政府接触。从2002年起，我们又和他开始了接触，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今年之内就进行了三次。这说明我们中央政府是宽容的，期望达赖喇嘛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的门始终是敞开的。
尽管达赖喇嘛说不搞独立，但他向中央提出的要求内涵是“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上还是“西藏独立”。我这里给你介绍一下他说的所谓“高度自治”，所谓“大藏区”有哪些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为什么我们中央政府不能接受。达赖喇嘛1987年在美国国会散发“五点和平建议”，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又提出了“七点新建议”，最近一次进行接谈，他们又提交给我们一个“备忘录”。依据上述内容，我概括出五条主要内容，完全有他们的原话作为支撑。
第一点，他们拒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持声称西藏是1951年被中国占领的国家。实际上这就为“西藏独立”埋下法理的伏笔。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我们根本就不能接受。
第二点，如果将来能够回国，他要求把他的统治扩大到整个青藏高原。我们知道现在的西藏自治区120万平方公里，西藏地方政权在历史上就是管这个地方。在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达赖喇嘛自己也承认他那个地方政权能够管理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西藏自治区这样一个范围，实际上还有一块由班禅喇嘛管，他还管不到。但是他要求我们把几乎是整个青海，甘肃的一个州，四川的两个州，云南的一个州都要交给他统治，加起来是24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个英国的面积，占我们中国整个领土的四分之一。而这个要求无论从历史、现实来说，还是从我们的法律来说，都毫无根据，是违反法律的。
第三点，在这个“大藏区”之内，他要搞所谓的“高度自治”。要自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除了国防和外交由中央管之外，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都由他们“独立管理”，中央政府不得说话，不得干预。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近60年在这片国土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
第四点，他要求在这个“大藏区”，也就是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全部撤走，把这个地方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尽管达赖喇嘛后来不再多提这个事情，但不提不代表他撤销了这个要求。而且所谓“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桑东先生，在这次接谈之前，10月27日他对一个媒体公开说:“军队撤走是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第五点，在这个“大藏区”范围内，也就是我们四分之一的领土上，除了藏族以外其他的民族要统统赶走，这要涉及多少人呢？涉及到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汉、蒙、回等民族，大体上有几千万人。
辛：达赖喇嘛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和平人士，他在世界各地也很受尊重。但有很多年轻的藏人批评他，说他对中国政府太好了，不够强硬。一些藏族人是不想和平解决问题的，对中国而言，是不是与达赖达成协议更好，而不是爆发一场惨重的独立战争？
朱：我首先要把上面的话说完。我上面提到了五条，其中最后一条，达赖多次否认他说过。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就在他1987年在美国提出的五点建议中第一点里头。这五条加在一起就是“西藏独立”。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你会接受其中任何一条吗？
达赖自称是非暴力主义者，但在我们看来，他是把非暴力的牌子举在手里，而对暴力活动采取纵容不管的态度。比如，拉萨“3·14”事件后，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他还说，这是一次“和平表威”，“藏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叫停”。同样，1959年发生的也不是一次和平表威，而是武装叛乱。叛逃出去后，达赖集团又对我国边防进行了整整10年的武装袭扰。这难道是非暴力吗？
至于达赖之后，是否会有年轻的藏人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我认为绝大多数国外藏胞是不会赞成搞暴力活动的。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希望与西藏有更多联系。我们每年都要安排将近3000名藏胞回西藏探亲。我不相信暴力活动会得到大多数国外藏胞的赞成。如果真有人搞暴力活动，他们首先应该为自己担心，因为他们会把自己葬送掉。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达赖方面有紧迫感，中央与达赖接谈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希望达赖能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不要向反面发展。
辛：如果真如您所言，藏族人乐于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生活幸福，为什么不能让外国记者自由进藏采访报道，为什么不能让我去西藏，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不受阻拦？
朱：西藏对外国记者的开放程度与其他省份基本是一样的。但由于出现“3·14”这样激烈、破坏性很强的打、砸、抢、烧事件，我们不得不加强对外国记者进藏的管理，目的是为了避免外国记者也包括中国记者受到意外的伤害。社会秩序一旦恢复正常，从四月份开始就陆续有不少外国记者已经进藏采访，现在仍有很多记者在拉萨。
目前门之所以不能开得太大，是因为拉萨郊区当雄县发生地震，紧接着山南地区又发生大面积雪灾。西藏地方的党、政、军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抗震、救灾、救人中去，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外国朋友。目前灾情已得到控制，人民生活秩序又回归正常，相信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有更多的外国记者赴藏。像你这样的名记者去西藏，我们是欢迎的，建议你可以先飞到西宁，然后坐青藏铁路到拉萨，你将看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光，这将是一次令人兴奋、非常有意义的旅行。
尽管这样，从80年代初，达赖喇嘛说他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政府马上就跟他进行了接触，请他身边的人，他最信任的人，先后20批回到国内和我们接谈、到西藏参观。但是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好心，在西藏境内又去大肆宣传所谓“西藏独立”。到了90年代初，达赖喇嘛错误估计形势，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于1993年宣布停止和中央政府的接触。但是，他们的预期没有实现，只好再度提出要和中央政府接触。从2002年起，我们又和他开始了接触，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今年之内就进行了三次。这说明我们中央政府是宽容的，期望达赖喇嘛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的门始终是敞开的。
尽管达赖喇嘛说不搞独立，但他向中央提出的要求内涵是“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上还是“西藏独立”。我这里给你介绍一下他说的所谓“高度自治”，所谓“大藏区”有哪些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为什么我们中央政府不能接受。达赖喇嘛1987年在美国国会散发“五点和平建议”，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又提出了“七点新建议”，最近一次进行接谈，他们又提交给我们一个“备忘录”。依据上述内容，我概括出五条主要内容，完全有他们的原话作为支撑。
第一点，他们拒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持声称西藏是1951年被中国占领的国家。实际上这就为“西藏独立”埋下法理的伏笔。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我们根本就不能接受。
第二点，如果将来能够回国，他要求把他的统治扩大到整个青藏高原。我们知道现在的西藏自治区120万平方公里，西藏地方政权在历史上就是管这个地方。在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达赖喇嘛自己也承认他那个地方政权能够管理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西藏自治区这样一个范围，实际上还有一块由班禅喇嘛管，他还管不到。但是他要求我们把几乎是整个青海，甘肃的一个州，四川的两个州，云南的一个州都要交给他统治，加起来是24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个英国的面积，占我们中国整个领土的四分之一。而这个要求无论从历史、现实来说，还是从我们的法律来说，都毫无根据，是违反法律的。
第三点，在这个“大藏区”之内，他要搞所谓的“高度自治”。要自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除了国防和外交由中央管之外，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都由他们“独立管理”，中央政府不得说话，不得干预。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近60年在这片国土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
第四点，他要求在这个“大藏区”，也就是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全部撤走，把这个地方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尽管达赖喇嘛后来不再多提这个事情，但不提不代表他撤销了这个要求。而且所谓“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桑东先生，在这次接谈之前，10月27日他对一个媒体公开说:“军队撤走是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第五点，在这个“大藏区”范围内，也就是我们四分之一的领土上，除了藏族以外其他的民族要统统赶走，这要涉及多少人呢？涉及到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汉、蒙、回等民族，大体上有几千万人。
辛：达赖喇嘛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和平人士，他在世界各地也很受尊重。但有很多年轻的藏人批评他，说他对中国政府太好了，不够强硬。一些藏族人是不想和平解决问题的，对中国而言，是不是与达赖达成协议更好，而不是爆发一场惨重的独立战争？
朱：我首先要把上面的话说完。我上面提到了五条，其中最后一条，达赖多次否认他说过。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就在他1987年在美国提出的五点建议中第一点里头。这五条加在一起就是“西藏独立”。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你会接受其中任何一条吗？
达赖自称是非暴力主义者，但在我们看来，他是把非暴力的牌子举在手里，而对暴力活动采取纵容不管的态度。比如，拉萨“3·14”事件后，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他还说，这是一次“和平表威”，“藏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叫停”。同样，1959年发生的也不是一次和平表威，而是武装叛乱。叛逃出去后，达赖集团又对我国边防进行了整整10年的武装袭扰。这难道是非暴力吗？
至于达赖之后，是否会有年轻的藏人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我认为绝大多数国外藏胞是不会赞成搞暴力活动的。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希望与西藏有更多联系。我们每年都要安排将近3000名藏胞回西藏探亲。我不相信暴力活动会得到大多数国外藏胞的赞成。如果真有人搞暴力活动，他们首先应该为自己担心，因为他们会把自己葬送掉。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达赖方面有紧迫感，中央与达赖接谈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希望达赖能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不要向反面发展。
辛：如果真如您所言，藏族人乐于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生活幸福，为什么不能让外国记者自由进藏采访报道，为什么不能让我去西藏，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不受阻拦？
朱：西藏对外国记者的开放程度与其他省份基本是一样的。但由于出现“3·14”这样激烈、破坏性很强的打、砸、抢、烧事件，我们不得不加强对外国记者进藏的管理，目的是为了避免外国记者也包括中国记者受到意外的伤害。社会秩序一旦恢复正常，从四月份开始就陆续有不少外国记者已经进藏采访，现在仍有很多记者在拉萨。
目前门之所以不能开得太大，是因为拉萨郊区当雄县发生地震，紧接着山南地区又发生大面积雪灾。西藏地方的党、政、军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抗震、救灾、救人中去，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外国朋友。目前灾情已得到控制，人民生活秩序又回归正常，相信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有更多的外国记者赴藏。像你这样的名记者去西藏，我们是欢迎的，建议你可以先飞到西宁，然后坐青藏铁路到拉萨，你将看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光，这将是一次令人兴奋、非常有意义的旅行。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会见中东欧记者团实录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6-16/1735113.shtml
6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中央统战部会见了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记者组成的联合访华团，介绍了当前西藏发展稳定的形势，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答问实录如下：
五十年前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历史必然
朱维群：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在西藏工作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个比中世纪的欧洲还要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第14世达赖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脑，也是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这一制度的总代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西藏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这个同全国是一样的，但具体什么时候改革，我们要同西藏的上层商量，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全中国都实行了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内的各项民主改革的大局势下，西藏地方并没有进行改革。从1951年和平解放一直到1959年长达8年的时间，中央对于西藏的上层采取了一个等待的态度，一个非常宽容的态度。但是，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反动上层，他们所想的是西藏这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改”，为此他们在1959年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之后，逃亡国外，撕毁“十七条协议”，成立所谓的“流亡政府”，制定伪“宪法”，开始他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公开的分裂祖国的活动。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政治词汇“达赖集团”的由来。
达赖集团企图用武装叛乱和分裂活动，来阻止民主改革的发生，结果事实的发展和他们的愿望正好相反，他们的叛乱加速了民主改革的到来。在平息叛乱的同时，西藏迅速掀起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是西藏社会进步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人权运动的一件大事。民主改革以后的西藏，这5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传统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尊重，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家可以看一看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去年达赖集团在国外某些势力支持下，煽动、策划了“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给西藏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达赖集团此举改变不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平息了事态，西藏社会秩序恢复了完全的正常。今年3月10日是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50周年，达赖集团和国外某些势力，又想借此在西藏闹一点事，给我们添一点麻烦，但是什么也没有搞成，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当前西藏发展和稳定的形势很好
朱维群：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经济仍然在快速发展。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最新的数字。2008年西藏的GDP比上年增长10%，已经是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3.9%，已经是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也是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今年的第一季度，西藏的GDP比上年同比增长7.3%，这个速度应该说低于往年，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但是仍然高于全国发展的平均速度。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3.4%。为什么我们对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如此强调？因为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看来，农牧民占西藏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是不是改善，是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关注点。
西藏旅游业，2008年由于受到3·14事件的影响，我们出于保护国内外游客的安全也采取一些措施，所以有一定的下降，但是今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势头很好。今年1-5月西藏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2万多人，比2007年增长了7%。我这里不和去年比，因为去年的数字比较低，如果一比的话，显得我们进步得很快，所以这里只同2007年这样一个正常年头比。拉萨街头又出现了到处是国内外游客的场景，重要旅游景点门票已经出现供不应求。曾经有一些人说我们禁止外国记者到西藏采访，压制新闻自由，实际上去年“3·14”之后，从4月份开始，我们已经组织多批外国记者进西藏采访，今年以来已经组织了三批约40名外国记者进藏采访，还有更多的人以游客名义进入西藏。
我们同达赖集团50年来的斗争，特别是去年3月以来的斗争，再一次证明：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达赖喇嘛和一些外国势力，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话语权，竭力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说藏族是反对中国的，藏传佛教的僧人是反对中国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情。人心在我们这一边，力量也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6-16/1735113.shtml
6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中央统战部会见了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记者组成的联合访华团，介绍了当前西藏发展稳定的形势，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答问实录如下：
五十年前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历史必然
朱维群：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在西藏工作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个比中世纪的欧洲还要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第14世达赖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脑，也是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这一制度的总代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西藏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这个同全国是一样的，但具体什么时候改革，我们要同西藏的上层商量，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全中国都实行了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内的各项民主改革的大局势下，西藏地方并没有进行改革。从1951年和平解放一直到1959年长达8年的时间，中央对于西藏的上层采取了一个等待的态度，一个非常宽容的态度。但是，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反动上层，他们所想的是西藏这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改”，为此他们在1959年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之后，逃亡国外，撕毁“十七条协议”，成立所谓的“流亡政府”，制定伪“宪法”，开始他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公开的分裂祖国的活动。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政治词汇“达赖集团”的由来。
达赖集团企图用武装叛乱和分裂活动，来阻止民主改革的发生，结果事实的发展和他们的愿望正好相反，他们的叛乱加速了民主改革的到来。在平息叛乱的同时，西藏迅速掀起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是西藏社会进步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人权运动的一件大事。民主改革以后的西藏，这5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传统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尊重，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家可以看一看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去年达赖集团在国外某些势力支持下，煽动、策划了“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给西藏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达赖集团此举改变不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平息了事态，西藏社会秩序恢复了完全的正常。今年3月10日是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50周年，达赖集团和国外某些势力，又想借此在西藏闹一点事，给我们添一点麻烦，但是什么也没有搞成，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当前西藏发展和稳定的形势很好
朱维群：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经济仍然在快速发展。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最新的数字。2008年西藏的GDP比上年增长10%，已经是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3.9%，已经是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也是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今年的第一季度，西藏的GDP比上年同比增长7.3%，这个速度应该说低于往年，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但是仍然高于全国发展的平均速度。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3.4%。为什么我们对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如此强调？因为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看来，农牧民占西藏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是不是改善，是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关注点。
西藏旅游业，2008年由于受到3·14事件的影响，我们出于保护国内外游客的安全也采取一些措施，所以有一定的下降，但是今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势头很好。今年1-5月西藏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2万多人，比2007年增长了7%。我这里不和去年比，因为去年的数字比较低，如果一比的话，显得我们进步得很快，所以这里只同2007年这样一个正常年头比。拉萨街头又出现了到处是国内外游客的场景，重要旅游景点门票已经出现供不应求。曾经有一些人说我们禁止外国记者到西藏采访，压制新闻自由，实际上去年“3·14”之后，从4月份开始，我们已经组织多批外国记者进西藏采访，今年以来已经组织了三批约40名外国记者进藏采访，还有更多的人以游客名义进入西藏。
我们同达赖集团50年来的斗争，特别是去年3月以来的斗争，再一次证明：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达赖喇嘛和一些外国势力，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话语权，竭力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说藏族是反对中国的，藏传佛教的僧人是反对中国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情。人心在我们这一边，力量也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接触商谈问题上达赖喇嘛缺少诚意
阿尔巴尼亚记者：达赖喇嘛想和中国政府进行接谈，你是否排除接谈的可能性？
朱维群：中央政府对同达赖方面接谈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有原则的，而达赖喇嘛却始终把接谈作为他搞分裂祖国活动的一种手段，作为欺骗世界舆论的一种手段，经常的翻云覆雨，没有什么诚信可言。
我首先说一下大的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七十年代末，中央政府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从错误道路上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开始了跟他的接触商谈。中央的多位高级领导人都曾经同达赖喇嘛的亲属、私人代表接触过，对他们进行过教育。但是这些人始终没有改正错误的意向，相反却把中央的好意视为可乘之机。一方面，他们提出了“大藏区高度自治”、“未来西藏要享受同台湾一样的待遇”等分裂主张，而这些东西当时就被邓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坚决顶回去。另一方面，达赖喇嘛派回来的这些人，利用我们给予他们到西藏参观的机会，到处散布分裂主义言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结果这些人本身就成了西藏不稳定的一个源头。1989年北京发生了所谓的“六十四”风波，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有一些国家解体，达赖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他的机会到了，多次宣称，西藏马上就可以独立，马上就可以分裂出去，他不再和一个不稳定的中国的中央政府谈判。1989年第十世班禅去世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名义请达赖喇嘛回来参加班禅的追悼会，但是他断然予以拒绝，而且于1993年正式宣布，中断和中央政府的接触。
后来事态的发展，我想不光是达赖喇嘛，世界上的多数人也看出来了，中国不会乱，更不会解体，于是达赖喇嘛只好回过头来又开始请求和中央接触。我们中央对他历来是采取一个非常宽大容忍的态度，你要接触就再接触吧。这样，从2002年开始直到去年，跨六、七个年头，一共接触了9次。经过这9次接触，达赖喇嘛看到他的分裂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在中央这里还是没有任何被接受的可能，特别是去年11月的接触，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全体藏人高度自治的备忘录”，受到我们严厉批评，达赖喇嘛方面于是再次宣布中止和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
回顾这样一段历史，任何正视事实的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央政府对于达赖喇嘛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一直是在努力争取，而恰恰是达赖喇嘛缺乏起码的诚意，连续两次由他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
达赖喇嘛的一些人，最近多次散布说他们想和中央政府谈，是中央政府不和他们谈。这同样是谎言，是对世界舆论的欺骗。第一，去年11月第三次接触商谈中断，是由达赖喇嘛方面中断的，不是由我们中断的。我们的态度一直很清楚，接触的大门是敞开的，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当着我和我的同事的面宣布他们不再谈了。此后，所谓“流亡政府”又在印度开了一次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中止和中央政府的“谈判”。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如果达赖喇嘛真心想和中央政府继续接触商谈，难道他不应该对这两次表态向中央政府做一点说明和检讨吗？
第二，达赖喇嘛方面多次公开宣称，今后要谈就谈他的“备忘录”，要以他的所谓“全体藏人高度自治的备忘录”为接触商谈的基础。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这只能说明这个集团里有些人患上了妄想症，已经不能够客观看待形势了。
第三，我们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之间的接触，有固定的、有效的渠道，而达赖喇嘛方面这次不通过以往固有渠道，向中央传递任何信息，只是一个劲地在外国媒体面前大喊大叫，这只能说明他在做政治“秀”，你要谈的话，就应当跟我们中央政府说话，你在外国人面前嚷嚷干什么！
所以，达赖喇嘛如果表示仍想和中央政府接触，首先要解决他自己有没有诚意的问题。
达赖喇嘛必须做到彻底的反思和改正
保加利亚记者：我们已经看到西藏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关键是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政府如何建立一种同达赖喇嘛及西藏人民的新关系？
朱维群：达赖喇嘛多年用于欺骗世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把自己装扮成西藏的“民族、文化、宗教”的代言人。但是我们(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且包括西藏各族人民)不这样看这个问题。我们同达赖的分歧，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文化和宗教问题，而是中国是分裂还是统一，西藏是动乱还是稳定的问题。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藏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我们13亿人的共同的宝贵财富，都受到珍惜和保护。我们中国拥有5大宗教，其中佛教当中包括了藏传佛教，西藏的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在我们这里受法律保护。我们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这些年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朋友们将去青海，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在保护藏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和达赖集团矛盾的焦点在于他们千方百计否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我们坚持西藏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集团千方百计搞乱西藏，特别是去年“3·14”以来，达赖集团在搞乱西藏、破坏奥运会方面做了哪些事情，全世界有目共睹，而我们则是要维护西藏的稳定，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些外国朋友错误地把达赖和西藏人民之间划等号，其实这个等号是划不成的。“3·14”事件发生之后，我很快就到了西藏，去年和今年反复多次进藏。我看到的事实是，西藏各族群众、各级干部在同达赖的分裂主义做坚决斗争。我们的公安、武警当中相当一大部分干部、战士是藏族同志，带着我们去抓那些“打砸抢烧”分子的，很多是我们藏族的基层群众。如果没有包括藏族在内的西藏各族群众站在政府这一边，不可能想象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平息了“3·14”事件。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中国政府为一方、西藏人民和达赖为一方的关系问题；存在的只有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和达赖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个关系问题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达赖对他的分裂主义主张进行彻底的反思，对他的分裂主义行动进行彻底的改正，回到爱国的道路上来。但是现在看来达赖还不想回到这条路上来。
阿尔巴尼亚记者：达赖喇嘛想和中国政府进行接谈，你是否排除接谈的可能性？
朱维群：中央政府对同达赖方面接谈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有原则的，而达赖喇嘛却始终把接谈作为他搞分裂祖国活动的一种手段，作为欺骗世界舆论的一种手段，经常的翻云覆雨，没有什么诚信可言。
我首先说一下大的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七十年代末，中央政府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从错误道路上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开始了跟他的接触商谈。中央的多位高级领导人都曾经同达赖喇嘛的亲属、私人代表接触过，对他们进行过教育。但是这些人始终没有改正错误的意向，相反却把中央的好意视为可乘之机。一方面，他们提出了“大藏区高度自治”、“未来西藏要享受同台湾一样的待遇”等分裂主张，而这些东西当时就被邓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坚决顶回去。另一方面，达赖喇嘛派回来的这些人，利用我们给予他们到西藏参观的机会，到处散布分裂主义言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结果这些人本身就成了西藏不稳定的一个源头。1989年北京发生了所谓的“六十四”风波，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有一些国家解体，达赖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他的机会到了，多次宣称，西藏马上就可以独立，马上就可以分裂出去，他不再和一个不稳定的中国的中央政府谈判。1989年第十世班禅去世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名义请达赖喇嘛回来参加班禅的追悼会，但是他断然予以拒绝，而且于1993年正式宣布，中断和中央政府的接触。
后来事态的发展，我想不光是达赖喇嘛，世界上的多数人也看出来了，中国不会乱，更不会解体，于是达赖喇嘛只好回过头来又开始请求和中央接触。我们中央对他历来是采取一个非常宽大容忍的态度，你要接触就再接触吧。这样，从2002年开始直到去年，跨六、七个年头，一共接触了9次。经过这9次接触，达赖喇嘛看到他的分裂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在中央这里还是没有任何被接受的可能，特别是去年11月的接触，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全体藏人高度自治的备忘录”，受到我们严厉批评，达赖喇嘛方面于是再次宣布中止和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
回顾这样一段历史，任何正视事实的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央政府对于达赖喇嘛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一直是在努力争取，而恰恰是达赖喇嘛缺乏起码的诚意，连续两次由他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
达赖喇嘛的一些人，最近多次散布说他们想和中央政府谈，是中央政府不和他们谈。这同样是谎言，是对世界舆论的欺骗。第一，去年11月第三次接触商谈中断，是由达赖喇嘛方面中断的，不是由我们中断的。我们的态度一直很清楚，接触的大门是敞开的，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当着我和我的同事的面宣布他们不再谈了。此后，所谓“流亡政府”又在印度开了一次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中止和中央政府的“谈判”。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如果达赖喇嘛真心想和中央政府继续接触商谈，难道他不应该对这两次表态向中央政府做一点说明和检讨吗？
第二，达赖喇嘛方面多次公开宣称，今后要谈就谈他的“备忘录”，要以他的所谓“全体藏人高度自治的备忘录”为接触商谈的基础。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这只能说明这个集团里有些人患上了妄想症，已经不能够客观看待形势了。
第三，我们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之间的接触，有固定的、有效的渠道，而达赖喇嘛方面这次不通过以往固有渠道，向中央传递任何信息，只是一个劲地在外国媒体面前大喊大叫，这只能说明他在做政治“秀”，你要谈的话，就应当跟我们中央政府说话，你在外国人面前嚷嚷干什么！
所以，达赖喇嘛如果表示仍想和中央政府接触，首先要解决他自己有没有诚意的问题。
达赖喇嘛必须做到彻底的反思和改正
保加利亚记者：我们已经看到西藏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关键是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政府如何建立一种同达赖喇嘛及西藏人民的新关系？
朱维群：达赖喇嘛多年用于欺骗世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把自己装扮成西藏的“民族、文化、宗教”的代言人。但是我们(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且包括西藏各族人民)不这样看这个问题。我们同达赖的分歧，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文化和宗教问题，而是中国是分裂还是统一，西藏是动乱还是稳定的问题。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藏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我们13亿人的共同的宝贵财富，都受到珍惜和保护。我们中国拥有5大宗教，其中佛教当中包括了藏传佛教，西藏的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在我们这里受法律保护。我们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这些年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朋友们将去青海，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在保护藏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和达赖集团矛盾的焦点在于他们千方百计否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我们坚持西藏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集团千方百计搞乱西藏，特别是去年“3·14”以来，达赖集团在搞乱西藏、破坏奥运会方面做了哪些事情，全世界有目共睹，而我们则是要维护西藏的稳定，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些外国朋友错误地把达赖和西藏人民之间划等号，其实这个等号是划不成的。“3·14”事件发生之后，我很快就到了西藏，去年和今年反复多次进藏。我看到的事实是，西藏各族群众、各级干部在同达赖的分裂主义做坚决斗争。我们的公安、武警当中相当一大部分干部、战士是藏族同志，带着我们去抓那些“打砸抢烧”分子的，很多是我们藏族的基层群众。如果没有包括藏族在内的西藏各族群众站在政府这一边，不可能想象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平息了“3·14”事件。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中国政府为一方、西藏人民和达赖为一方的关系问题；存在的只有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和达赖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个关系问题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达赖对他的分裂主义主张进行彻底的反思，对他的分裂主义行动进行彻底的改正，回到爱国的道路上来。但是现在看来达赖还不想回到这条路上来。
这个vice primer朱的嘴可真厉害
到底是谁在撒谎
朱维群：如果大家没有新的问题，这里我想请大家帮一个忙，替我传一个信息。今年3月在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曾经出现过很戏剧性的一个事件。3月7日杨洁篪外长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严厉批评达赖企图赶走驻守在我们西藏的中国军队，赶走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而达赖喇嘛3月10号在印度达兰萨拉“纪念西藏起义五十周年”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我从来没有说过所有的非藏人都应该从西藏迁移出去”，而且他还要求在场的记者:“请大家代表我问中国外长，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指责我们杨外长“他不是出于愤怒，就是完全在撒谎，他必须给出证据”。达赖喇嘛作为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的这么一个人物，在这样一个公众场合公然指责中国的外交部长撒谎，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为此，我们温家宝总理做出了回答。温家宝总理在3月13日答记者问时说：达赖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大家查一查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那里边都明确讲到要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要立即制止汉人进入藏区，已经进入的要撤离。”温总理说“白纸黑字，达赖喇嘛要纠正是可以的，但是要赖是赖不掉的。” 我们也查阅了温总理所提到的达赖喇嘛的上述两个文件，为了郑重，这里我把达赖喇嘛自己提供的英文版的原话找出来，请翻译直接读给大家。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ace zone in Tibet would require withdrawal of Chinese troo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from the country.”
“only a withdrawal of Chinese troops could start a genuine process of reconciliation.”
“A troop withdrawal would be an essential signal that in future a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might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Chinese, based on friendship and trust.”
“For the Tibetans to survive as a people,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is stopped and Chinese settlers return to China.”
类似的话，在达赖喇嘛的这两个文件里头还有很多。
在温总理答记者问之后，达赖喇嘛本人就再也没有声音了。这里就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到底是谁在撒谎？我和在座各位都是当过记者的，记者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我请各位记者在你们所掌握的媒体上，代我提出这个问题：“达赖喇嘛，你到底说过没说过这样的话，到底是中国的杨外长在撒谎，还是你达赖喇嘛在撒谎！”不吭声是不行的。
朱维群：如果大家没有新的问题，这里我想请大家帮一个忙，替我传一个信息。今年3月在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曾经出现过很戏剧性的一个事件。3月7日杨洁篪外长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严厉批评达赖企图赶走驻守在我们西藏的中国军队，赶走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而达赖喇嘛3月10号在印度达兰萨拉“纪念西藏起义五十周年”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我从来没有说过所有的非藏人都应该从西藏迁移出去”，而且他还要求在场的记者:“请大家代表我问中国外长，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指责我们杨外长“他不是出于愤怒，就是完全在撒谎，他必须给出证据”。达赖喇嘛作为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的这么一个人物，在这样一个公众场合公然指责中国的外交部长撒谎，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为此，我们温家宝总理做出了回答。温家宝总理在3月13日答记者问时说：达赖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大家查一查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那里边都明确讲到要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要立即制止汉人进入藏区，已经进入的要撤离。”温总理说“白纸黑字，达赖喇嘛要纠正是可以的，但是要赖是赖不掉的。” 我们也查阅了温总理所提到的达赖喇嘛的上述两个文件，为了郑重，这里我把达赖喇嘛自己提供的英文版的原话找出来，请翻译直接读给大家。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ace zone in Tibet would require withdrawal of Chinese troo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from the country.”
“only a withdrawal of Chinese troops could start a genuine process of reconciliation.”
“A troop withdrawal would be an essential signal that in future a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might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Chinese, based on friendship and trust.”
“For the Tibetans to survive as a people,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is stopped and Chinese settlers return to China.”
类似的话，在达赖喇嘛的这两个文件里头还有很多。
在温总理答记者问之后，达赖喇嘛本人就再也没有声音了。这里就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到底是谁在撒谎？我和在座各位都是当过记者的，记者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我请各位记者在你们所掌握的媒体上，代我提出这个问题：“达赖喇嘛，你到底说过没说过这样的话，到底是中国的杨外长在撒谎，还是你达赖喇嘛在撒谎！”不吭声是不行的。
朱维群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
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 ... ontent_12239817.htm
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
（2009年9月22日）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按：9月22日，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要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接受了采访，条件是《焦点》应刊载采访主要内容。在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朱维群详细回答了记者提问。10月5日，《焦点》杂志以译成汉语400余字的篇幅报道了此次采访。本中心特此将采访主要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朱维群：首先对德国《焦点》杂志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和你的同事到中央统战部来表示欢迎。我希望你们的采访能够自由一些，随意一些，包括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也希望我谈的主要内容，你们能够刊出。因为我见过不少西方记者，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当我谈的内容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气予以报道。
记者：多谢您这番非常热情的欢迎，也感谢给我们这样的一次采访机会，我们都非常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不是那么平常的事情。你刚才说，我们认为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那我们就当真了。
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实际处理自己的民族关系
记者：在中国，西藏是一个自治区，您是怎么理解“自治”这个概念的？
朱维群：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我们实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样一个民族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比例比较大的地区，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8％略多一些，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达到我们整个国土面积的64%。中国民族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民族混居的程度比较高。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西藏，除了藏族，还有门巴、珞巴、满、回、羌、汉等众多的民族。在普通的省市，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市以及中东部省，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居住，他们同样享受公民的各项权利和少数民族应该得到的照顾。各国的民族构成不一样，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实行某种自治的国家实际上自治的方式也不可能一样。各国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处理民族关系。换句话说，同样是“自治”这一个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理解不一样，实行政策的内涵不一样。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的国家。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包括哪些内涵，这在我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实践中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我们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充实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使它更加完善。但是，我们不会偏离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总方向。如果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应当是什么样子，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个样子。
记者：我们想知道西藏人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他们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自我决定的权利，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朱维群：由西藏各族人民选出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根据《宪法》的原则，或者在不违反《宪法》原则的前提下，享有决定西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项事务的充分权利。同时我要指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您所理解的纯而又纯的某个民族单独的自我治理。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和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也就没有任何自治可言，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我们所有的民族都要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这个时候谈不上任何自治。
我这里就自治权利问题举一个例子。譬如，有些朋友关心，藏族在西藏的干部队伍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达赖喇嘛攻击说藏人在西藏已经丧失了政治地位，我要告诉你们，这完全是假话。在西藏，自治区这一级的干部70%以上是藏族，地区这一级80%以上是藏族，县和县以下90%以上是藏族。
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 ... ontent_12239817.htm
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
（2009年9月22日）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按：9月22日，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要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接受了采访，条件是《焦点》应刊载采访主要内容。在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朱维群详细回答了记者提问。10月5日，《焦点》杂志以译成汉语400余字的篇幅报道了此次采访。本中心特此将采访主要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朱维群：首先对德国《焦点》杂志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和你的同事到中央统战部来表示欢迎。我希望你们的采访能够自由一些，随意一些，包括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也希望我谈的主要内容，你们能够刊出。因为我见过不少西方记者，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当我谈的内容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气予以报道。
记者：多谢您这番非常热情的欢迎，也感谢给我们这样的一次采访机会，我们都非常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不是那么平常的事情。你刚才说，我们认为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那我们就当真了。
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实际处理自己的民族关系
记者：在中国，西藏是一个自治区，您是怎么理解“自治”这个概念的？
朱维群：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我们实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样一个民族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比例比较大的地区，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8％略多一些，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达到我们整个国土面积的64%。中国民族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民族混居的程度比较高。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西藏，除了藏族，还有门巴、珞巴、满、回、羌、汉等众多的民族。在普通的省市，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市以及中东部省，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居住，他们同样享受公民的各项权利和少数民族应该得到的照顾。各国的民族构成不一样，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实行某种自治的国家实际上自治的方式也不可能一样。各国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处理民族关系。换句话说，同样是“自治”这一个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理解不一样，实行政策的内涵不一样。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的国家。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包括哪些内涵，这在我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实践中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我们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充实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使它更加完善。但是，我们不会偏离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总方向。如果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应当是什么样子，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个样子。
记者：我们想知道西藏人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他们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自我决定的权利，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朱维群：由西藏各族人民选出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根据《宪法》的原则，或者在不违反《宪法》原则的前提下，享有决定西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项事务的充分权利。同时我要指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您所理解的纯而又纯的某个民族单独的自我治理。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和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也就没有任何自治可言，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我们所有的民族都要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这个时候谈不上任何自治。
我这里就自治权利问题举一个例子。譬如，有些朋友关心，藏族在西藏的干部队伍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达赖喇嘛攻击说藏人在西藏已经丧失了政治地位，我要告诉你们，这完全是假话。在西藏，自治区这一级的干部70%以上是藏族，地区这一级80%以上是藏族，县和县以下90%以上是藏族。
达赖喇嘛的态度反映他对翻身当了主人的藏族广大群众的仇恨、蔑视和傲慢
记者：达赖喇嘛以及某些藏人对中方提出的斥责，他们的理由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他们被排斥在外，没有得到充分的参与，也包括在文化和宗教事务上的足够的参与权。您能够理解他们这样一种斥责吗？藏人的确是担任了很多职务，占的比例很大，但是这些职务都不是真正的、重要的、关键的职务，真正的政策是北京这边拍板的。
朱维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广大藏族干部和群众的全力投入，如果如同达赖喇嘛所说的我们的藏族干部没有实权，那么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西藏现在人口是280万，藏族占到92%以上，也就是说，汉族和其他民族充其量只有二十几万人。您不可能想象仅仅靠二十几万人能把一个昔日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建设成今天您看到的这个西藏，展现出您在拉萨和其他城市以及广大农村所看到的景象。
说藏族干部仅仅占有形式上的职务而不是关键性的职务，这完全违背事实。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是藏族，难道这不是一个关键职务吗？自治区人大主任列确同志是藏族，难道说这不是实质性的职务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党委办公厅秘书长也是藏族。就是说，执政党自治区级组织的四个重要机构，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有三个是藏族同志当第一把手。藏族同志担任党、政、军、群重要部门领导职务，多得数不过来。从自治区一级到乡镇一级，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党的组织的第一把手，藏族占到70%以上。达赖喇嘛把我们这么多的藏族干部和同志说成是汉人的傀儡，说成是占着位置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对藏族的诬蔑。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而且表现出他作为旧西藏高层僧侣、大贵族、大农奴主的代言人，对翻身当了主人的藏民族广大群众的仇恨、蔑视和傲慢。
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愤愤不平呢？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如果不是他和他周围的那一小部分人，也就是1959年因为反对民主改革而发动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的这部分人，由他们回来执掌政权，重操一切，那么就不是“自治”。他所希望的“自治”无非就是任由他们这些人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恢复旧西藏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而这一切是同我们国家的前进方向、西藏的前进方向，以及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所以，现在不是我来理解他对我们斥责的问题，而是他应当接受我们中央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对他妄图恢复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斥责！
记者：达赖喇嘛以及某些藏人对中方提出的斥责，他们的理由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他们被排斥在外，没有得到充分的参与，也包括在文化和宗教事务上的足够的参与权。您能够理解他们这样一种斥责吗？藏人的确是担任了很多职务，占的比例很大，但是这些职务都不是真正的、重要的、关键的职务，真正的政策是北京这边拍板的。
朱维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广大藏族干部和群众的全力投入，如果如同达赖喇嘛所说的我们的藏族干部没有实权，那么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西藏现在人口是280万，藏族占到92%以上，也就是说，汉族和其他民族充其量只有二十几万人。您不可能想象仅仅靠二十几万人能把一个昔日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建设成今天您看到的这个西藏，展现出您在拉萨和其他城市以及广大农村所看到的景象。
说藏族干部仅仅占有形式上的职务而不是关键性的职务，这完全违背事实。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是藏族，难道这不是一个关键职务吗？自治区人大主任列确同志是藏族，难道说这不是实质性的职务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党委办公厅秘书长也是藏族。就是说，执政党自治区级组织的四个重要机构，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有三个是藏族同志当第一把手。藏族同志担任党、政、军、群重要部门领导职务，多得数不过来。从自治区一级到乡镇一级，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党的组织的第一把手，藏族占到70%以上。达赖喇嘛把我们这么多的藏族干部和同志说成是汉人的傀儡，说成是占着位置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对藏族的诬蔑。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而且表现出他作为旧西藏高层僧侣、大贵族、大农奴主的代言人，对翻身当了主人的藏民族广大群众的仇恨、蔑视和傲慢。
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愤愤不平呢？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如果不是他和他周围的那一小部分人，也就是1959年因为反对民主改革而发动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的这部分人，由他们回来执掌政权，重操一切，那么就不是“自治”。他所希望的“自治”无非就是任由他们这些人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恢复旧西藏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而这一切是同我们国家的前进方向、西藏的前进方向，以及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所以，现在不是我来理解他对我们斥责的问题，而是他应当接受我们中央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对他妄图恢复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斥责！
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并没有改变
记者：中国最近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不应该承认达赖喇嘛本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不是想去恢复西藏封建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贵方这样对达赖喇嘛极度的不信任和猜疑，原因是什么？指责达赖喇嘛在搞分裂祖国的活动，说2008年拉萨骚乱幕后的煽动者或者主谋就是达赖喇嘛，中方有什么证据吗？达赖喇嘛强调要有一个真正的自治，并不是要分裂祖国，而且他在劝阻或约束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年轻人。
朱维群：您刚才肯定了中国这些年包括西藏在内发生了巨变，承认了达赖喇嘛代表的旧西藏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我们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您认为达赖喇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他没有本质性的变化。首先我要重复地讲，达赖喇嘛当初为什么跑出去？1959年他跑出去是因为他反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实际上，当时中央为了照顾西藏上层的利益，已经明确把民主改革往后再推迟，而且要征求达赖喇嘛的同意。但是达赖喇嘛为了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宁可发动武装叛乱。
达赖喇嘛叛逃出去以后，从1959年一直到整个60年代，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对我们的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武装、流血的骚扰。这个事实，我希望有些朋友不要忘记，或者故意抹杀。到了70年代末，由于他的捣乱破坏、武装骚扰屡遭失败，也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达赖喇嘛声称不搞“西藏独立”了，改行“中间道路”了。但是他的“中间道路”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本质上仍然是“西藏独立”那一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一点早在80年代初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达赖喇嘛派回国内的参观团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指出。近几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许多场合多次解释，为什么说“中间道路”本质还是“西藏独立”。
中央对达赖喇嘛一直是留有出路的，他叛乱出逃之后，中央把他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保持到1964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和中央接触商谈的时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又开始了和他的接触。但是，达赖喇嘛这些人完全辜负了中央的好意。一是公然向中央提出了所谓的“大藏区”、“高度自治”，二是在西藏策划了一系列的分裂主义活动和“打、砸、抢、烧”犯罪活动，在1987年、1988年、1989年这种活动达到高峰，导致拉萨1989年不得不实施戒严。从去年3月14日事件发生，到北京奥运会结束，他们的这种捣乱破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去年之所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很清楚，就是企图以绑架奥运会为要挟，迫使中央在所谓“实质性问题”上对他作出让步。但是他们的这个图谋，众所周知，完全破产。三是在搞乱藏区没有效果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到处去进行所谓的“访问”，蓄意使中国和有关国家关系产生紧张。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发生您所说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应该仅仅是口头上的，而应该是实际的。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这种变化。
至于您刚才问到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说是达赖喇嘛策划的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事实是很清楚的。第一，这个分裂主义集团包括所谓“流亡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违反中国法律的，本身就是动乱的根源。第二，从2007年开始，也就是在我们筹备奥运会期间，达赖集团特别是它的“藏青会”等极端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扰乱西藏的计划，其中包括所谓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后来在拉萨发生的很多暴力犯罪事件，都和“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达赖喇嘛虽然很注意把自己的手洗干净，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多次公开讲话，对“3·14事件”中少数人的暴力犯罪活动给予支持，企图煽动更大的事件。比如他曾经这样说，无论藏人在何时何地做何事，都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比如他多次散布，说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是中国当局、中国军队干的，嫁祸于藏族。一直到今年4月24日他在美国还造这个谣。再比如，去年4月6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声称，“拉萨大部分被烧的汉人商店，是有从事卖淫活动的场所，是有妓女的场所。”把人家商店烧了还诬蔑人家是妓院，把人家人烧死了，还诬蔑人家是妓女。有一个商店被坏分子一把火烧死了5个女孩子，都是18、19岁的青年人，其中还有一个是藏族，达赖喇嘛有什么证据说她们是妓女？这像是一个佛陀弟子说的话吗？像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说的话吗？我这里仅仅列举了达赖喇嘛很少一部分言论，但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到底是在灭火，还是在火上浇油？是在约束暴力，还是在鼓吹、纵容暴力？
记者：中国最近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不应该承认达赖喇嘛本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不是想去恢复西藏封建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贵方这样对达赖喇嘛极度的不信任和猜疑，原因是什么？指责达赖喇嘛在搞分裂祖国的活动，说2008年拉萨骚乱幕后的煽动者或者主谋就是达赖喇嘛，中方有什么证据吗？达赖喇嘛强调要有一个真正的自治，并不是要分裂祖国，而且他在劝阻或约束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年轻人。
朱维群：您刚才肯定了中国这些年包括西藏在内发生了巨变，承认了达赖喇嘛代表的旧西藏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我们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您认为达赖喇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他没有本质性的变化。首先我要重复地讲，达赖喇嘛当初为什么跑出去？1959年他跑出去是因为他反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实际上，当时中央为了照顾西藏上层的利益，已经明确把民主改革往后再推迟，而且要征求达赖喇嘛的同意。但是达赖喇嘛为了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宁可发动武装叛乱。
达赖喇嘛叛逃出去以后，从1959年一直到整个60年代，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对我们的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武装、流血的骚扰。这个事实，我希望有些朋友不要忘记，或者故意抹杀。到了70年代末，由于他的捣乱破坏、武装骚扰屡遭失败，也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达赖喇嘛声称不搞“西藏独立”了，改行“中间道路”了。但是他的“中间道路”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本质上仍然是“西藏独立”那一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一点早在80年代初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达赖喇嘛派回国内的参观团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指出。近几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许多场合多次解释，为什么说“中间道路”本质还是“西藏独立”。
中央对达赖喇嘛一直是留有出路的，他叛乱出逃之后，中央把他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保持到1964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和中央接触商谈的时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又开始了和他的接触。但是，达赖喇嘛这些人完全辜负了中央的好意。一是公然向中央提出了所谓的“大藏区”、“高度自治”，二是在西藏策划了一系列的分裂主义活动和“打、砸、抢、烧”犯罪活动，在1987年、1988年、1989年这种活动达到高峰，导致拉萨1989年不得不实施戒严。从去年3月14日事件发生，到北京奥运会结束，他们的这种捣乱破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去年之所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很清楚，就是企图以绑架奥运会为要挟，迫使中央在所谓“实质性问题”上对他作出让步。但是他们的这个图谋，众所周知，完全破产。三是在搞乱藏区没有效果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到处去进行所谓的“访问”，蓄意使中国和有关国家关系产生紧张。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发生您所说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应该仅仅是口头上的，而应该是实际的。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这种变化。
至于您刚才问到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说是达赖喇嘛策划的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事实是很清楚的。第一，这个分裂主义集团包括所谓“流亡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违反中国法律的，本身就是动乱的根源。第二，从2007年开始，也就是在我们筹备奥运会期间，达赖集团特别是它的“藏青会”等极端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扰乱西藏的计划，其中包括所谓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后来在拉萨发生的很多暴力犯罪事件，都和“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达赖喇嘛虽然很注意把自己的手洗干净，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多次公开讲话，对“3·14事件”中少数人的暴力犯罪活动给予支持，企图煽动更大的事件。比如他曾经这样说，无论藏人在何时何地做何事，都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比如他多次散布，说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是中国当局、中国军队干的，嫁祸于藏族。一直到今年4月24日他在美国还造这个谣。再比如，去年4月6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声称，“拉萨大部分被烧的汉人商店，是有从事卖淫活动的场所，是有妓女的场所。”把人家商店烧了还诬蔑人家是妓院，把人家人烧死了，还诬蔑人家是妓女。有一个商店被坏分子一把火烧死了5个女孩子，都是18、19岁的青年人，其中还有一个是藏族，达赖喇嘛有什么证据说她们是妓女？这像是一个佛陀弟子说的话吗？像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说的话吗？我这里仅仅列举了达赖喇嘛很少一部分言论，但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到底是在灭火，还是在火上浇油？是在约束暴力，还是在鼓吹、纵容暴力？
vp朱要是上天涯杂谈去肯定骂道一片jy
中国人绝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记者：如果中方如此肯定达赖喇嘛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是去年“3·14”事件背后主谋，那为什么中国不能请一些国际人士去搜集相关的证据。如果来龙去脉搞清楚的话，国际社会一些人的猜疑，不就可以打消了吗？
朱维群：我理解您提出这个问题出于好意。但是，我们中国人办事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内政不受外国的干预，包括外国人，也包括外国的机构。西藏的事情纯属中国的内政。我们会向外国朋友介绍有关的情况，解释有关的问题，包括请您到西藏去采访，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外国人、外国机构来插手，干涉我们内政，在中国事务上充当什么中间人，充当什么道义的执行者。中国人站起来已经60年了，事实证明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好我们内部的一切事务。外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当中，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受害者。受害者的感受和加害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国干预者的道义形象并不如同他们自己想像的那般美好。
记者：不好意思，我并不是要质疑中国处理自己内政的事务的能力，我只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借助国际上的一些机会，让大家能够对达赖喇嘛去神圣化，揭开他身上神秘的面纱。在西方很多国家，达赖喇嘛拥有非常多的同情者。
朱维群：我知道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机构十分热烈、十分迫切地想介入到我们和达赖喇嘛的关系中来，介入到所谓的“西藏问题”中来。我再次说，没有这个必要和可能性。
至于说达赖喇嘛在一些国家有众多的所谓“同情者”，这是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和新闻媒体自己造成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1989年以前，达赖喇嘛在西方有多少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喇嘛？达赖喇嘛是被西方一些人作为整治中国的工具而抬高的。包括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1989年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动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状态一旦形成了以后，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就有点麻烦了，这就给有关国家后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带来了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当这些国家当政者认识到需要改善与中国关系时，却不能不受到达赖喇嘛“同情者”的牵制。这个问题是这些国家自己造成的。希望有些国家从中汲取一些教训。
我们并不想把西藏的门对世界关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它的门应该是向世界敞开的。我们欢迎大家到西藏来旅游，来帮助建设，来进行采访，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欢迎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指手划脚。我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我会见一个国家的政要，他说：我们向中国索要十几个关于“3·14”事件以后被捕者下落的个案，而中国只提供了少数几个，我们感到很不满意。我告诉这位朋友：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没有义务向外国提供属于我们主权范围内的刑事案件的处理情况。我们之所以向你们提供了若干个案，是因为我们两国关系不错，而不是因为我们负有这种义务和责任。我告诉他，如果由我来决定这个事情，我一个都不提供！
记者：您可能知道，中国的威望因为西藏的问题已经受到损害，西藏很长一段时间是封闭的，不允许我们记者自由前往去采访。您不想利用这个良机，向世界的舆论公布您对某国要人所要求的个案的调查结果？
朱维群：向某国政要提供几个个案情况，是看在两国关系不错的份儿上。但是提供什么、提供多少、什么时候提供，乃至最后提供不提供，这都是我们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在主权范围内，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我们中国的利益。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西藏对于外国新闻媒体一段时间以来实行封闭。其实只是加强一些管理措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关过门，“3·14”以来始终有外国记者经过允许到西藏去采访。现在，我们正安排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去西藏，包括您在内。但是西藏的门开多大，说到底，我们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西藏稳定、发展的需要出发。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先生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也希望外国媒体说我们的好话。但是，多说几句好话、少说几句好话毕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
记者：如果中方如此肯定达赖喇嘛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是去年“3·14”事件背后主谋，那为什么中国不能请一些国际人士去搜集相关的证据。如果来龙去脉搞清楚的话，国际社会一些人的猜疑，不就可以打消了吗？
朱维群：我理解您提出这个问题出于好意。但是，我们中国人办事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内政不受外国的干预，包括外国人，也包括外国的机构。西藏的事情纯属中国的内政。我们会向外国朋友介绍有关的情况，解释有关的问题，包括请您到西藏去采访，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外国人、外国机构来插手，干涉我们内政，在中国事务上充当什么中间人，充当什么道义的执行者。中国人站起来已经60年了，事实证明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好我们内部的一切事务。外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当中，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受害者。受害者的感受和加害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国干预者的道义形象并不如同他们自己想像的那般美好。
记者：不好意思，我并不是要质疑中国处理自己内政的事务的能力，我只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借助国际上的一些机会，让大家能够对达赖喇嘛去神圣化，揭开他身上神秘的面纱。在西方很多国家，达赖喇嘛拥有非常多的同情者。
朱维群：我知道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机构十分热烈、十分迫切地想介入到我们和达赖喇嘛的关系中来，介入到所谓的“西藏问题”中来。我再次说，没有这个必要和可能性。
至于说达赖喇嘛在一些国家有众多的所谓“同情者”，这是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和新闻媒体自己造成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1989年以前，达赖喇嘛在西方有多少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喇嘛？达赖喇嘛是被西方一些人作为整治中国的工具而抬高的。包括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1989年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动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状态一旦形成了以后，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就有点麻烦了，这就给有关国家后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带来了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当这些国家当政者认识到需要改善与中国关系时，却不能不受到达赖喇嘛“同情者”的牵制。这个问题是这些国家自己造成的。希望有些国家从中汲取一些教训。
我们并不想把西藏的门对世界关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它的门应该是向世界敞开的。我们欢迎大家到西藏来旅游，来帮助建设，来进行采访，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欢迎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指手划脚。我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我会见一个国家的政要，他说：我们向中国索要十几个关于“3·14”事件以后被捕者下落的个案，而中国只提供了少数几个，我们感到很不满意。我告诉这位朋友：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没有义务向外国提供属于我们主权范围内的刑事案件的处理情况。我们之所以向你们提供了若干个案，是因为我们两国关系不错，而不是因为我们负有这种义务和责任。我告诉他，如果由我来决定这个事情，我一个都不提供！
记者：您可能知道，中国的威望因为西藏的问题已经受到损害，西藏很长一段时间是封闭的，不允许我们记者自由前往去采访。您不想利用这个良机，向世界的舆论公布您对某国要人所要求的个案的调查结果？
朱维群：向某国政要提供几个个案情况，是看在两国关系不错的份儿上。但是提供什么、提供多少、什么时候提供，乃至最后提供不提供，这都是我们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在主权范围内，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我们中国的利益。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西藏对于外国新闻媒体一段时间以来实行封闭。其实只是加强一些管理措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关过门，“3·14”以来始终有外国记者经过允许到西藏去采访。现在，我们正安排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去西藏，包括您在内。但是西藏的门开多大，说到底，我们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西藏稳定、发展的需要出发。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先生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也希望外国媒体说我们的好话。但是，多说几句好话、少说几句好话毕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
继续…楼主
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关系，就应当改弦易辙
记者：2008年年底的时候，贵方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终止了商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你们会再跟他进行商谈？
朱维群：首先我要说明，不是中央方面终止接谈，而是达赖喇嘛方面终止接谈。达赖喇嘛悍然终止同中央的接触有过两次了。第一次是经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次接触之后，他发现他的那套东西不可能在中央这里取得什么突破，后来，由于发生了1989年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政局的变化，他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长久了，中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了，于是在90年代初宣布终止和中央的接谈。
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很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垮。到了2002年，他不得不再次提出希望和中央接触。我们中央历来是宽宏大量的，这就有了从2002年一直到2008年九次接触商谈，其中有三次是去年一年当中进行的。
在去年11月的第三次接谈中，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拿出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并狂妄要求，今后的接谈要以《备忘录》为基础，中央必须接受这个《备忘录》。我们很清楚地向他们表示，这个《备忘录》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乃至“西藏独立”的货色，中央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这位私人代表当面向我们宣称，接谈不再进行。紧接着还是在11月，达赖集团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全体流亡藏人特别会议”。这个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中止和中央的接触商谈。所以说达赖喇嘛已是两次主动中断接触商谈。
我们中央的态度始终如一。就是说，接触商谈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要谈的只能是在达赖喇嘛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的前提下，他的个人前途问题，想谈“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那么没什么可谈。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态度。达赖喇嘛方面如果愿意和我们再接着谈，可以，但是，他要注意几件事。第一，对于他两次悍然中断接触商谈，特别是去年第二次中断接触商谈，总应该向中央有一个交待吧。第二，去年11月以后，他们自己也感到中断接谈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又放出空气说还要谈，但是声称再谈还是以那个《备忘录》为基础。这个《备忘录》已经被中央批回去了，再拿这个东西和中央谈，能谈出什么来？也就是说，他们应当对他们的政治纲领有一个认真、彻底的反思和改正。
记者：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朱维群：形式多得很。只要有想法，有决心，通道是存在的。第三，达赖喇嘛从去年到今年，不辞辛苦，加快在一些国家游走。我曾经对他的私人代表说过，你们让这样一个高龄老人以这样的频率到处跑，太不人道。由于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他到一些国家去势必给中国和有关的国家的关系带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麻烦。达赖喇嘛这种使中央不快，不利于中国和有关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的动作，应该收敛。
记者：2008年年底的时候，贵方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终止了商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你们会再跟他进行商谈？
朱维群：首先我要说明，不是中央方面终止接谈，而是达赖喇嘛方面终止接谈。达赖喇嘛悍然终止同中央的接触有过两次了。第一次是经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次接触之后，他发现他的那套东西不可能在中央这里取得什么突破，后来，由于发生了1989年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政局的变化，他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长久了，中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了，于是在90年代初宣布终止和中央的接谈。
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很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垮。到了2002年，他不得不再次提出希望和中央接触。我们中央历来是宽宏大量的，这就有了从2002年一直到2008年九次接触商谈，其中有三次是去年一年当中进行的。
在去年11月的第三次接谈中，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拿出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并狂妄要求，今后的接谈要以《备忘录》为基础，中央必须接受这个《备忘录》。我们很清楚地向他们表示，这个《备忘录》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乃至“西藏独立”的货色，中央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这位私人代表当面向我们宣称，接谈不再进行。紧接着还是在11月，达赖集团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全体流亡藏人特别会议”。这个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中止和中央的接触商谈。所以说达赖喇嘛已是两次主动中断接触商谈。
我们中央的态度始终如一。就是说，接触商谈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要谈的只能是在达赖喇嘛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的前提下，他的个人前途问题，想谈“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那么没什么可谈。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态度。达赖喇嘛方面如果愿意和我们再接着谈，可以，但是，他要注意几件事。第一，对于他两次悍然中断接触商谈，特别是去年第二次中断接触商谈，总应该向中央有一个交待吧。第二，去年11月以后，他们自己也感到中断接谈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又放出空气说还要谈，但是声称再谈还是以那个《备忘录》为基础。这个《备忘录》已经被中央批回去了，再拿这个东西和中央谈，能谈出什么来？也就是说，他们应当对他们的政治纲领有一个认真、彻底的反思和改正。
记者：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朱维群：形式多得很。只要有想法，有决心，通道是存在的。第三，达赖喇嘛从去年到今年，不辞辛苦，加快在一些国家游走。我曾经对他的私人代表说过，你们让这样一个高龄老人以这样的频率到处跑，太不人道。由于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他到一些国家去势必给中国和有关的国家的关系带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麻烦。达赖喇嘛这种使中央不快，不利于中国和有关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的动作，应该收敛。
把达赖喇嘛说成是单纯宗教人士，是自欺欺人
记者：你讲的达赖喇嘛的这些行为是说他的一些政治上的宣示吗？是指政治色彩的声音吗？
朱维群：达赖喇嘛到一些国家游走，一些国家的政要推卸说达赖是一个宗教人士，他的活动属于宗教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所以无法阻止，不能管束。这是毫无道理的，是自欺欺人。达赖喇嘛固然是一个“活佛”——我希望他能记住他“达赖喇嘛”封号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封给他的——但更是一个政治流亡者。他是所谓“流亡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是这个分裂国家的政治集团的头头。这样一个人到国际上活动，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达赖喇嘛到各国去，是不是如同他自己及某些人反复声称的只讲宗教？实际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我会见您之前，在办公室抽屉里随便翻了翻，这就找出了去年5月22日达赖喇嘛在英国议会“作证”的谈话、8月13日在法国参议院“作证”的谈话、12月4日在欧洲议会的谈话以及其他一堆材料。有趣的是，还找到了今年8月2日他接受贵国“德国之声”采访的谈话。所有这些谈话和宗教都没有什么关系，全部都是政治性谈话。全部引用实在是太冗长，何况这些材料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找到，我这里只引用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一段话：“共产党执政已经60年了，60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他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是一种光荣的退休，而如果被别的政治力量赶下台的话，这就不光荣了。”请问这是宗教还是政治？
达赖喇嘛一方面说要和中央接触商谈，一方面要共产党退休、下台，这是什么意思？是真想谈还是假想谈？达赖喇嘛不要把接谈当成作秀。如果真心想和中央谈，当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接触商谈的气氛，而不要恶化这个气氛。达赖喇嘛要共产党退休、下台，这个心思最近越来越公开化了，不但在德国，而且在好几个场合包括在我国台湾，他都反复讲这个话。我希望这个话不是达赖喇嘛的本意，而是他身边的有些人为了破坏他和中央的关系，故意给他设计的。
如果没有一些外国势力的支持，达赖喇嘛一天也混不下去
记者：达赖喇嘛讲了这些话，作为中共来说，会不会理解为达赖喇嘛是自己政治竞争对手，是不是认为他挑战了中共的垄断地位？
朱维群：达赖喇嘛看着共产党执政，不舒服60年了，从他叛逃出去算起，也有50年了。几十年来，他给我们添了一些麻烦，但是，他构不成什么竞争者、挑战者。我们这个党，还怕这么一个代表封建奴隶制的喇嘛竞争和挑战吗？如果连达赖喇嘛都能够对我们构成竞争和挑战，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也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碰到的真正的困难和对手，达赖喇嘛是不可比的。
达赖喇嘛之所以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大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而是有些国家、有些势力在支持他。这些国家、这些势力给达赖喇嘛提供宣传平台、提供金钱，给他戴上各种桂冠，搞得挺热闹。没有这些国家和势力的支持，达赖喇嘛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比如某国的国会，今年一笔就批给达赖集团167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记者：是哪个国家？
朱维群：因为今天咱们是中德两国人士谈话，我不想点第三国的名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笔资金比2008年增加了25%，可以说是不惜工本。这个钱仅仅是有些国家和势力给达赖经济支持的一小部分。但是，正是这样一些支持，使得达赖喇嘛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和前途，使得他做出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选择，使得他难以和中央改善关系，使得他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实际上这些支持是坑了达赖喇嘛。
记者：双方总得相互让一步才能谈得起来。现在中国愿意作出一些什么样的让步以促成跟达赖的私人代表的接谈？
朱维群：我们在达赖喇嘛两次断然中止同中央接触商谈之后，仍然表示我们接谈的大门敞开的，这已经是很大的诚意。有些人指责我们不谈“实质性问题”，实际上每次接谈谈的都是实质性问题。达赖私人代表所要求的都是危及我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西藏的前途的问题，而我们对这些予以坚决揭露和批驳，这难道不是“实质性谈话”？实际上，达赖喇嘛方面从来也没有对我们作出过什么实质性的让步，他无非是变换一些词藻，把“西藏独立”包装、转换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而已。
记者：你讲的达赖喇嘛的这些行为是说他的一些政治上的宣示吗？是指政治色彩的声音吗？
朱维群：达赖喇嘛到一些国家游走，一些国家的政要推卸说达赖是一个宗教人士，他的活动属于宗教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所以无法阻止，不能管束。这是毫无道理的，是自欺欺人。达赖喇嘛固然是一个“活佛”——我希望他能记住他“达赖喇嘛”封号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封给他的——但更是一个政治流亡者。他是所谓“流亡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是这个分裂国家的政治集团的头头。这样一个人到国际上活动，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达赖喇嘛到各国去，是不是如同他自己及某些人反复声称的只讲宗教？实际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我会见您之前，在办公室抽屉里随便翻了翻，这就找出了去年5月22日达赖喇嘛在英国议会“作证”的谈话、8月13日在法国参议院“作证”的谈话、12月4日在欧洲议会的谈话以及其他一堆材料。有趣的是，还找到了今年8月2日他接受贵国“德国之声”采访的谈话。所有这些谈话和宗教都没有什么关系，全部都是政治性谈话。全部引用实在是太冗长，何况这些材料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找到，我这里只引用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一段话：“共产党执政已经60年了，60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他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是一种光荣的退休，而如果被别的政治力量赶下台的话，这就不光荣了。”请问这是宗教还是政治？
达赖喇嘛一方面说要和中央接触商谈，一方面要共产党退休、下台，这是什么意思？是真想谈还是假想谈？达赖喇嘛不要把接谈当成作秀。如果真心想和中央谈，当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接触商谈的气氛，而不要恶化这个气氛。达赖喇嘛要共产党退休、下台，这个心思最近越来越公开化了，不但在德国，而且在好几个场合包括在我国台湾，他都反复讲这个话。我希望这个话不是达赖喇嘛的本意，而是他身边的有些人为了破坏他和中央的关系，故意给他设计的。
如果没有一些外国势力的支持，达赖喇嘛一天也混不下去
记者：达赖喇嘛讲了这些话，作为中共来说，会不会理解为达赖喇嘛是自己政治竞争对手，是不是认为他挑战了中共的垄断地位？
朱维群：达赖喇嘛看着共产党执政，不舒服60年了，从他叛逃出去算起，也有50年了。几十年来，他给我们添了一些麻烦，但是，他构不成什么竞争者、挑战者。我们这个党，还怕这么一个代表封建奴隶制的喇嘛竞争和挑战吗？如果连达赖喇嘛都能够对我们构成竞争和挑战，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也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碰到的真正的困难和对手，达赖喇嘛是不可比的。
达赖喇嘛之所以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大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而是有些国家、有些势力在支持他。这些国家、这些势力给达赖喇嘛提供宣传平台、提供金钱，给他戴上各种桂冠，搞得挺热闹。没有这些国家和势力的支持，达赖喇嘛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比如某国的国会，今年一笔就批给达赖集团167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记者：是哪个国家？
朱维群：因为今天咱们是中德两国人士谈话，我不想点第三国的名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笔资金比2008年增加了25%，可以说是不惜工本。这个钱仅仅是有些国家和势力给达赖经济支持的一小部分。但是，正是这样一些支持，使得达赖喇嘛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和前途，使得他做出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选择，使得他难以和中央改善关系，使得他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实际上这些支持是坑了达赖喇嘛。
记者：双方总得相互让一步才能谈得起来。现在中国愿意作出一些什么样的让步以促成跟达赖的私人代表的接谈？
朱维群：我们在达赖喇嘛两次断然中止同中央接触商谈之后，仍然表示我们接谈的大门敞开的，这已经是很大的诚意。有些人指责我们不谈“实质性问题”，实际上每次接谈谈的都是实质性问题。达赖私人代表所要求的都是危及我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西藏的前途的问题，而我们对这些予以坚决揭露和批驳，这难道不是“实质性谈话”？实际上，达赖喇嘛方面从来也没有对我们作出过什么实质性的让步，他无非是变换一些词藻，把“西藏独立”包装、转换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而已。
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批评的权利
记者：我们这次访问西藏，也跟一些年轻人谈了，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钦佩自己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发展急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现代化的进程过快，而精神生活上比如说宗教、佛教的普及、宣传、推广，大部分都局限在寺庙里，公众、社会上比较缺少，如果公开讲出来，可能受到惩罚。
朱维群：认为西藏的现代化进程过快，这个命题不管它是谁提出的，本身就提得奇怪。尽管这些年西藏同自己的过去相比发展是比较快，但是同我们国家的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认为西藏现代化太快了，而是认为还需要加快。至于宗教，西藏和全国一样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现在西藏的寺庙是1787座，僧人46000人，同西藏的280万人口比，僧人的比重已经是相当高了。也不存在对西藏的现实进行批评就要受到惩罚的问题。
记者：我并不是怀疑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或者发表批评的自由。还有就是学校里公开的宗教课、佛教课的问题，因为更多的宗教老师集中在寺庙里。如果有人有什么不满，大声提出批评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在西藏有很多驻军，还有很多警察，他们或许感到受到威胁。
朱维群：在我们全国包括在西藏，公民对我们的工作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是自由的。这种批评不仅在各种会议上有，报纸上有，电视上有，尤其是网络发展起来以后，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是非常之多的。这些批评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如果有人以舆论自由为名，破坏法律，破坏人民利益，破坏民族团结，企图颠覆我们的政权，那是不能允许的。我们绝对不能允许“3·14”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驻军、警察在西藏当然有。西藏是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军队、警察理所当然的要驻扎在西藏。我们的军队也好，警察也好，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保护民族的团结，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因为军队、警察的存在而感到什么不便。感到心里不痛快、感到压力的是那些心里老想搞点事，想制造紧张空气的人。达赖喇嘛的所谓“中间道路”有一项内容，就是要求中央政府从西藏撤出军队，把西藏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际和平区”。达赖喇嘛他们后来说，现在的“中间道路”内容有所变动，中央在西藏驻军的问题，他们不再提了，而且指责我们忽略了他这一改变。但是就在去年第三次接触商谈的时候，10月27日，所谓“流亡政府”的所谓“首席噶伦”桑东在接受一个所谓“独立中文笔会”记者采访时，再次宣称：“自治区内不能驻扎军队，军队一直是我们的核心问题。”所以，只有达赖集团的这些人，只有妄图搞“西藏独立”和“变相独立”、“半独立”的人，才把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的驻扎看成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
至于佛学老师的问题，我可能对您的提问意图还不很清楚。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政权、教育要和宗教分开。我们的国民教育，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进行宗教的灌输、传播和活动。但是，在寺庙里，高僧、经师讲课，只要他们不违背有关的法律，不违背《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可以说是完全自由的。
记者：我们这次访问西藏，也跟一些年轻人谈了，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钦佩自己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发展急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现代化的进程过快，而精神生活上比如说宗教、佛教的普及、宣传、推广，大部分都局限在寺庙里，公众、社会上比较缺少，如果公开讲出来，可能受到惩罚。
朱维群：认为西藏的现代化进程过快，这个命题不管它是谁提出的，本身就提得奇怪。尽管这些年西藏同自己的过去相比发展是比较快，但是同我们国家的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认为西藏现代化太快了，而是认为还需要加快。至于宗教，西藏和全国一样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现在西藏的寺庙是1787座，僧人46000人，同西藏的280万人口比，僧人的比重已经是相当高了。也不存在对西藏的现实进行批评就要受到惩罚的问题。
记者：我并不是怀疑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或者发表批评的自由。还有就是学校里公开的宗教课、佛教课的问题，因为更多的宗教老师集中在寺庙里。如果有人有什么不满，大声提出批评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在西藏有很多驻军，还有很多警察，他们或许感到受到威胁。
朱维群：在我们全国包括在西藏，公民对我们的工作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是自由的。这种批评不仅在各种会议上有，报纸上有，电视上有，尤其是网络发展起来以后，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是非常之多的。这些批评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如果有人以舆论自由为名，破坏法律，破坏人民利益，破坏民族团结，企图颠覆我们的政权，那是不能允许的。我们绝对不能允许“3·14”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驻军、警察在西藏当然有。西藏是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军队、警察理所当然的要驻扎在西藏。我们的军队也好，警察也好，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保护民族的团结，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因为军队、警察的存在而感到什么不便。感到心里不痛快、感到压力的是那些心里老想搞点事，想制造紧张空气的人。达赖喇嘛的所谓“中间道路”有一项内容，就是要求中央政府从西藏撤出军队，把西藏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际和平区”。达赖喇嘛他们后来说，现在的“中间道路”内容有所变动，中央在西藏驻军的问题，他们不再提了，而且指责我们忽略了他这一改变。但是就在去年第三次接触商谈的时候，10月27日，所谓“流亡政府”的所谓“首席噶伦”桑东在接受一个所谓“独立中文笔会”记者采访时，再次宣称：“自治区内不能驻扎军队，军队一直是我们的核心问题。”所以，只有达赖集团的这些人，只有妄图搞“西藏独立”和“变相独立”、“半独立”的人，才把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的驻扎看成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
至于佛学老师的问题，我可能对您的提问意图还不很清楚。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政权、教育要和宗教分开。我们的国民教育，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进行宗教的灌输、传播和活动。但是，在寺庙里，高僧、经师讲课，只要他们不违背有关的法律，不违背《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可以说是完全自由的。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受到广大信教群众崇奉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秘密，班禅喇嘛或者说咱们中国选的班禅喇嘛现在哪儿？
朱维群：只有一个班禅喇嘛，就是经过严格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的问题有意只问了一半，我给您补上另一半，就是还有一个达赖非法指定的所谓“班禅”在哪儿？
记者：是这样的。
朱维群：我首先要说，在班禅转世问题上，达赖喇嘛撒了一个很大的谎，就是利用西方社会很多人对佛教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知识的欠缺，故意把班禅转世说成是他个人的权利。实际上一个新的达赖或新的班禅产生，它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这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有着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
首先，上一代达赖或者班禅圆寂以后，西藏地方要找新的继任者，必须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然后由西藏地方启动一个很大的寻找转世灵童的工程，找出若干孩子，再从这些孩子里重重筛选；在选出最后几个孩子的时候，要向中央政府报告，由中央决定是否批准这几个孩子参加金瓶掣签，而这个金瓶本身就是由中央政府颁发给西藏地方的；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之后，西藏地方进行金瓶掣签，选出一个孩子，然后向中央报告，经中央批准他才能成为上一世达赖或者班禅的转世灵童；当这个转世灵童坐床也就是登上上一代达赖或班禅的座位的时候，要由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或者派员进行现场主持和监督，由中央政府正式颁给金册、金印，表示对他的认可。到此时，这个孩子才真正成为下一世的达赖或者班禅。这个传统在1793年乾隆皇帝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确定和完备了。期间也有孩子不经过金瓶掣签，也就是只有一个候选人。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举行掣签，也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
我很罗嗦地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明现在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经过了这一完整的政治和宗教的程序产生的，政治上是合法的，宗教上是灵异的。班禅现在已经是一个青年了，知识、宗教造诣、人品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受到了广大藏族信教群众的崇奉。班禅额尔德尼现在正在西藏进行宗教的修习。达赖喇嘛破坏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擅自指定所谓“班禅”是非法的、无效的。至于他指认的这个孩子，他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藏族的孩子，是我们的公民，我们一定会创造条件让他健康成长。
记者：达赖喇嘛指定的这个灵童在哪儿健康成长？在西藏，信徒会认可政治上指定的这么一个班禅吗？
朱维群：达赖喇嘛非法指定的这个孩子，当然是在中国境内健康成长。他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对西藏人民有用的人才。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可和拥戴。他每次到西藏或者四省藏区去进行宗教活动，都要受到以万为计数单位的信教群众热烈欢迎和真诚崇奉。
达赖喇嘛总是说第十一世班禅是政治产生的。但是他不要忘记，他自己当初产生也是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按照他的逻辑，他自己就是政治的产物。
记者：感谢朱副部长给我这么详细的解答。我知道“西藏”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在很多情况之下很少能够像朱副部长谈得这么长，这么详细。
朱维群：我本来希望您今天提问的火力更猛一点。我认为当记者的基本准则就是报道事实，这里既包括您在西藏所看到的事实，也包括今天我们谈话内容的事实。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秘密，班禅喇嘛或者说咱们中国选的班禅喇嘛现在哪儿？
朱维群：只有一个班禅喇嘛，就是经过严格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的问题有意只问了一半，我给您补上另一半，就是还有一个达赖非法指定的所谓“班禅”在哪儿？
记者：是这样的。
朱维群：我首先要说，在班禅转世问题上，达赖喇嘛撒了一个很大的谎，就是利用西方社会很多人对佛教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知识的欠缺，故意把班禅转世说成是他个人的权利。实际上一个新的达赖或新的班禅产生，它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这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有着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
首先，上一代达赖或者班禅圆寂以后，西藏地方要找新的继任者，必须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然后由西藏地方启动一个很大的寻找转世灵童的工程，找出若干孩子，再从这些孩子里重重筛选；在选出最后几个孩子的时候，要向中央政府报告，由中央决定是否批准这几个孩子参加金瓶掣签，而这个金瓶本身就是由中央政府颁发给西藏地方的；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之后，西藏地方进行金瓶掣签，选出一个孩子，然后向中央报告，经中央批准他才能成为上一世达赖或者班禅的转世灵童；当这个转世灵童坐床也就是登上上一代达赖或班禅的座位的时候，要由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或者派员进行现场主持和监督，由中央政府正式颁给金册、金印，表示对他的认可。到此时，这个孩子才真正成为下一世的达赖或者班禅。这个传统在1793年乾隆皇帝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确定和完备了。期间也有孩子不经过金瓶掣签，也就是只有一个候选人。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举行掣签，也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
我很罗嗦地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明现在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经过了这一完整的政治和宗教的程序产生的，政治上是合法的，宗教上是灵异的。班禅现在已经是一个青年了，知识、宗教造诣、人品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受到了广大藏族信教群众的崇奉。班禅额尔德尼现在正在西藏进行宗教的修习。达赖喇嘛破坏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擅自指定所谓“班禅”是非法的、无效的。至于他指认的这个孩子，他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藏族的孩子，是我们的公民，我们一定会创造条件让他健康成长。
记者：达赖喇嘛指定的这个灵童在哪儿健康成长？在西藏，信徒会认可政治上指定的这么一个班禅吗？
朱维群：达赖喇嘛非法指定的这个孩子，当然是在中国境内健康成长。他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对西藏人民有用的人才。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可和拥戴。他每次到西藏或者四省藏区去进行宗教活动，都要受到以万为计数单位的信教群众热烈欢迎和真诚崇奉。
达赖喇嘛总是说第十一世班禅是政治产生的。但是他不要忘记，他自己当初产生也是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按照他的逻辑，他自己就是政治的产物。
记者：感谢朱副部长给我这么详细的解答。我知道“西藏”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在很多情况之下很少能够像朱副部长谈得这么长，这么详细。
朱维群：我本来希望您今天提问的火力更猛一点。我认为当记者的基本准则就是报道事实，这里既包括您在西藏所看到的事实，也包括今天我们谈话内容的事实。
继续
国新办就中央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触举行发布会（文字实录）
http://info.tibet.cn/news/xzxw/szfl/201002/t20100203_543141.htm
国新办于2010年2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请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等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
郭卫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先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先生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向大家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请朱维群副部长介绍。
朱维群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朱维群：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发现这次来的记者比2008年11月份那次来的多，我很高兴。现在我向各位介绍这次我们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
朱维群：1月26日至31日，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及其助手一行5人回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我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谈话。此外，还安排他们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朱维群：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时，全面介绍了中央政府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人民共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的情况，介绍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情况。指出，这次会议确定了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突出彰显新世纪以来西藏工作的辉煌成就，突出西藏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任务，突出保障和改善西藏民生，突出西藏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突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杜青林副主席指出，达赖喇嘛如果真正希望接触商谈取得进展，真正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就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杜青林副主席着重从四个方面对达赖喇嘛提出要求，即：国家利益不容侵犯，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商谈的空间，不可能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宪法准则不容践踏，所谓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只有彻底放弃，接触商谈才有基础，达赖喇嘛本人才有出路；民族尊严不容诋毁，如果达赖喇嘛继续在国际上从事反华宣传和破坏活动，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诚意，接触商谈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不容背离，西藏各族人民倍加珍视安定局面，任何形式的渗透破坏活动都不可能得逞，只会给接触商谈设置障碍，只会使达赖喇嘛更加孤立。
朱维群：我们在与甲日一行谈话时首先指出，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这是从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在2008年11月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上公开宣布停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并没有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而是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此次根据他们的请求安排这次接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和一贯态度。
朱维群：上次接谈时甲日一行递交了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故意用晦涩不清的语言，企图以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语对“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进行包装，其实质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我们对此进行了严正批驳。这次他们又递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阐释”，声言对“备忘录”不作只字修改，不作任何退让，特别是继续坚持“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声称要同我们讨论“西藏问题”、“600万藏人的福利问题”。对此我们严正指出，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此，原西藏地方政府因发动武装叛乱，早已被中央政府依法解散，叛逃到印度的人员纠合组成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违反中国法律的。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其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达赖集团这个伪政府一日不解散，伪宪法一日不取消，他们就一日处于与中国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相对立的位置，他们就属于违抗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
朱维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甲日一行没有同我们讨论西藏自治区事务的任何合法身份，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个人最多加上周围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放弃一切分裂祖国的言行，取信于中央，取得全国人民谅解的问题。中央对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态度在五十年前就讲清楚了，对“备忘录”的态度在一年多前也讲清楚了，没有任何含糊之处。甲日一行应该做的是改正错误，而不是重抄“备忘录”的内容，搞什么故弄玄虚的“阐释”。
朱维群：我们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方面真正希望改善与中央的关系，首先要收敛其种种反对中央的言行，但是仅上次接谈以来，他们继续公然勾结各种分裂主义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极力破坏国内社会稳定，诬蔑损害国家形象，干扰我国家领导人出访，损害我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达赖喇嘛甚至反复公开宣称“我是印度之子，这是无可质疑的”，他应当就此作出澄清。
我们强调，与达赖喇嘛改善关系是中国内部事务，外人绝无置喙余地。然而达赖喇嘛仍然频繁在国际上到处活动，寻求外国人支持。这种行为，实际上使他在国际上扮演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只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反感，给接触商谈制造障碍。
朱维群：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基本要求还是那几句话，即：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及周围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商谈。达赖喇嘛今年已经75岁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正视现实，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的选择。
朱维群：下面，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欢迎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
郭卫民：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刚才朱部长说了，提问的时候还是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朱维群副部长，这次接谈是否和前几次一样仍然处于僵持的状态，您对这次接谈有何评论，对今后接谈的前景您如何看待？
朱维群：这次接谈同以往每一次接谈一样，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尖锐的对立，已经成为接触商谈的一种常态，这是因为我们双方在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我想这次接谈还是有成效的。
朱维群：第一，这次我们安排他们到湖南参观毛主席旧居，参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使他们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第二，间隔一年多之后，杜青林副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国家当前建设的情况，60年大庆的情况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情况，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当前中央的方针政策。杜青林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同志来接见他们，这个规格是相当高的。
朱维群：第三，我们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谈话，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交锋不完全是消极的，因为这使我们双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歧在哪里、分歧有多大，这样的交锋有助于达赖喇嘛了解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我每次在接谈谈话前都提议，双方不管对方的话多么尖锐和多么不中听，都要把对方的话听完，这一条得到了很好的实行，效果不错。
第四，这次接谈和上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2008年11月份的接谈将结束的时候，甲日先生因为我们全面把他的“备忘录”顶回去了而非常的不高兴，表示今后谈不谈就说不清了。但是这一次他很诚恳地再一次提出，希望下面还要谈。我想这个态度比上一次来说是好的。
朱维群：关于接谈的前景，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但是，想跟我们谈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即“半独立”、“变相独立”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还是坚持要谈所谓“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这套东西，而拒绝谈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那么我们的接谈就只能继续保持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的状况。
我们希望达赖喇嘛方面不要再发生2008年11月他们“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做出不再和中央接谈那样错得太远的事情。
路透社记者：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年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话后果是什么？他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中美的关系？
朱维群：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借 达赖喇嘛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个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不可动摇的。据说，美国领导人近期可能有会见达赖喇嘛的安排，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如既往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一是叫做无理，二是叫做无利。达赖喇嘛根本就不是如同有些人说得那样，仅仅是一个什么宗教人士，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的头头，他领导着一个伪政府，这个伪政府还有一个伪宪法，这个伪宪法规定达赖喇嘛是这个伪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我希望不知道达赖集团这个伪宪法的人去查一查。
朱维群：每当有外国政要以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为由会见他的时候，我都感到不可理喻。无视事实，无视达赖喇嘛的伪政府、伪宪法的那套东西，硬说他不是政治人物，这道理说得过去吗？此类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美国领导人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又和那个伪政府的头头达赖喇嘛发生这种关系，完全违背国际通行准则，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这就叫做无理。
朱维群：那什么叫无利呢？中美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发展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利，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个严峻的任务面前，发展巩固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渡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好处吗？是为无利。我们中国人很看不起一种行为，叫做损人利己，而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行为又等而下之，叫做损人不利己。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把美国的政治资源、财富资源，乃至引导一部分人群的同情心，投注给达赖这样一个代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人物身上，而又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委实不划算。中国人不会对损害自己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为视而不见。邓小平同志说过：谁也不要指望中国人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我们非常的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当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有关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
香港文汇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斯塔副部长的，近年中央与达赖做出多次的接触，达赖也作出了多次的承诺，您认为他们是否信守了承诺？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回答记者提问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斯塔：2008年11月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达赖私人代表的时候，明确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否定“三个坚持”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达赖喇嘛方面曾经表示尊重中央政府提出来的“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兑现他们这个承诺。
斯塔：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去年5月5日达赖喇嘛在纽约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已经60年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8月2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一家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再一次宣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60年了，而60年是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么，请问这是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
又比如，去年3月，西藏各族人民欢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方面组织一些人在我30多个驻外使馆门前滋扰。去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中华民族非常盛大的节日，而达赖喇嘛方面在这前后又纠集一些“藏独”分子在我驻外使领馆表威、骚扰、滋事。去年一年，达赖集团先后纠集一万多人次在我40多个驻外使领馆不断进行骚扰滋事活动。
斯塔：去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达赖喇嘛7月9日发表声明说“对近日以来东突厥斯坦局势深感痛心”。大家都知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分裂主义分子炮制出来的。达赖喇嘛故意使用这样的称谓，其用心昭然若揭。
去年9月11日，达赖喇嘛还和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热比亚在捷克同台参加所谓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单独和热比亚会晤，事后达赖喇嘛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对热比亚的支持。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方面口头表示尊重“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分裂社会主义中国、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斯塔：我们注意到，达赖集团在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时候，经常盗用“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打着“西藏真正自治”的招牌。在这次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过程当中，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和我都已经非常明确地给他们指出，他们代表的不是西藏人民的利益，他们代表的只是被西藏人民推翻了的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的利益；他们要的也不是什么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而是要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要剥夺西藏人民来之不易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今天来了很多境外媒体的朋友，我们殷切期望各位把尼玛次仁主任和我刚才讲的最后这番话，介绍给更多的人。
朱维群：斯塔副部长讲得非常好，我补充几句话。达赖喇嘛远的不说，就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这一年多里，他对于几个话题非常的心爱，喋喋不休的讲。一个叫做“共产党应该退休”。一个叫做“2008年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策划、而嫁祸给他们流亡政府”。一个是我们说的藏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他说“这是印度的领土”。还有一个叫做他是“印度的儿子”。如果要列举的话，我这里厚厚的一大本。这些话和他说尊重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一致吗？这样的言论和行动怎么改善和中央的关系？所以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言行一致，不要再弄说一套、做一套的习气。
斯塔副部长和我列举的以上达赖喇嘛言行，全部都是从达赖集团自己办的媒体和西方一些同情他的西方媒体刊载材料当中摘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出自我们的媒体。
美国之音记者：有两个问题，刚才在您的回答当中，您说在上一轮的接谈当中，你们方面是全盘驳斥了或者拒绝了甲日·洛迪所提交的“备忘录”。我想请问，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中国中央政府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不然的话，达赖喇嘛方面怎么会愿意继续和你们进行下一步的接谈？第二，在您的介绍当中，对达赖喇嘛除了批评还是批评，那么我想请问，既然你们对达赖喇嘛只有批评之词，为什么还愿意和他们继续接谈下去呢？
朱维群：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他自己并不隐蔽，除了那些漂亮话之外，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是公开的，这些都涉及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涉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以谈的，我们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谈？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达赖喇嘛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到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70年代末，他仅仅讲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就开始了和他的接触商谈，请他身边的不少人到内地和西藏参观。尽管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了80年代末拉萨骚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是当他后来表示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解决问题，我们又同他恢复了接触商谈。
朱维群：难道这个诚意、这个灵活性还不大吗？难道对达赖喇嘛照顾还不够吗？非要把我们的国土让一块给他，非要他回来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搞什么“大藏区”、“高度自治”，才算我们做出让步吗？对于他们提出的先是“备忘录”，后是“阐释”，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开导。2008年11月那次接谈当中，我对甲日先生说，我们不会和你们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你们这个“备忘录”进行检验，目的是看你们是不是放弃了“西藏独立”，回到了爱国的立场上来。为此，我们对这个“备忘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且专门从七个方面指出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宪法的东西。这种批评本身就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和耐心，而本来我们是可以对这个“备忘录”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这一次接谈，甲日先生又把这个“备忘录”原封不动地搬到我们面前，那么我们除了批评，还是批评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挨中央的批评，那很简单，放弃他的一切“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的幻想，满足中央给他提出的这些要求，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表扬了。
中新社记者：在昨天发布的有关杜青林副主席接见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新闻稿中谈到，我们介绍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的发展和战略目标。我想请尼玛次仁副主任谈谈对于西藏地区发展的评估和未来前景的看法。
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尼玛次仁介绍情况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尼玛次仁：经过民族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小康，西藏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去年我们西藏自治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1％，农牧民平均纯收入增长了13％。农牧区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已经有23万户、123万农牧民住上了新房，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全面的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的发展。目前，我们西藏的社会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朝佛的朝佛，一切生活正常。老百姓盼发展、思稳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已经成为我们全区人民的共识。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去年到西藏的国内外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我们接待游客已经达到556万人次，旅游收入已经达到52.4亿元，创下我们历史最高水平。
尼玛次仁：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本人就参加了三次。中央对西藏的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比如2001年到2008年期间，中央财政向西藏转移支付已经达到1541亿，占同期西藏总财力的93.7％，也就是说，西藏每花100元钱，有90多元钱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作为一个民族干部很受感动。本人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刚刚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们西藏人民的殷切关怀。会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为推进西藏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了战略的部署，是确保西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尼玛次仁：问我今后西藏的前景如何，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怀，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和全区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到2020年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南华早报：如果达赖方面坚持对“备忘录”不做任何修改的话，还会有下一次的会谈吗？下一次的会谈大概在什么时候呢？这次的会谈是北京方面提出来的吗？
朱维群：我们说过了，我们的这个门是不会关上的，除非发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类的事情。2008年11月“流亡藏人特别会议”，有一个“决议”，其中宣称如果接谈没有什么结果，不排除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搞“西藏独立”。所谓的“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声称，他们搞“中间道路”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利搞“西藏独立”。很清楚，达赖集团的有些人不是不想搞“西藏独立”，做梦都想搞“西藏独立”，但是他们知道现在力量对比不允许，形势不允许。而一旦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诸位等着看，他们会说什么，干什么。目前情况下，我们接触商谈的门还是开着的，是不是有一天达赖喇嘛自己再度把这个门关上，那我就不知道了。会不会有下一次接谈，这关键要看达赖喇嘛的态度。
刚才记者问到这一次接谈是谁先提出来的。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他们做出停止接触商谈这个决议之后，还指望我们去找他们要求接触商谈吗？
奥地利《侧面》杂志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三位先生一直强调，西藏自治区政府是唯一可以代表西藏人民立场的政府，请问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没有调查过西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藏族人民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关于“西藏问题”怎么理解？第二，朱副部长刚才提到达赖喇嘛已经75岁了，他的一些接班人很可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强烈的方式。那么三位先生怎么了解达赖喇嘛接班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会不会担心达赖喇嘛去世之后“西藏问题”会更难解决？
尼玛次仁：我对第一个问题做一个回答，然后请斯塔部长做补充。
你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政府，我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前面有一句话，我们西藏老百姓认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在全区人民当中已经有了共识。越来越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藏民，认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一个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搞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集团的头子。我们有关方面曾经作过民意测验，我们在有关方面媒体也公布过这个数字。我们在接谈过程当中，面对面的时候，亮明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
斯塔：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问到，你们了解西藏人民的想法吗？前不久刚刚召开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了筹备好这个会议，真正了解西藏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在盼什么、想什么、中央怎么帮他们，去年一年，中央先后有300多批省部级干部带队的调研组去了西藏的七个地市，有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藏去调查研究。我作为在中央部门工作的负责西藏地方重大政策问题研究的干部，经常到西藏自治区和其他所有的藏族自治州。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西藏老百姓、藏族老百姓最盼望的是安居乐业、红红火火过日子、一心一意奔小康。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非常害怕政教合一的制度再回来，他们不愿意再当农奴，不愿意得到的基本人权再次被剥夺。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只有祖国强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才有他们的幸福生活，才有西藏的发展进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心愿。
朱维群：刚才记者问到达赖喇嘛去世以后 “西藏问题”会不会更加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回答记者提问的习惯是“迎头相撞”，对这个问题我会同样给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
我们在这里开新闻发布会，议论这样一位70多岁的老人去世以后会怎么样，首先我感到不太礼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议论年长者何时辞世的问题。达赖喇嘛可是见过毛主席的人，我们希望他长寿，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解决他自己的前途问题。他应该认识到，现在有一些势力、有一些外国势力，捧着他、抬着他，实际上不是为他好，实际上是坑了他。有些外国势力怂恿他搞分裂活动，从1959年叛乱算起，这也是50多年了，达赖喇嘛除了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得到了什么呢？西藏的现在也好，西藏的未来也好，是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决定的，不会因为达赖喇嘛“走”和“不走”而改变。这个“走”当然不是“走路”的“走”。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如果达赖喇嘛有一天“走”了，会不会在境外藏人当中暴力恐怖势力抬头。我们和境外的藏族同胞有着广泛的联系，深知境外藏族同胞绝大多数人想在国外过一个安生日子，希望和国内的亲戚、朋友经常往来，还有的希望为西藏的建设出一点力量，他们根本就不会支持什么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点请国外的朋友们放心。当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的人想采取一点暴力恐怖，但是我曾经说过，看看历史吧，搞暴力恐怖有过什么好果子吃？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我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敢动暴力恐怖的主意，首先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帽子就戴不长了，他就会被归为“暴力恐怖势力”的范围了。倒是达赖喇嘛身边的这些人，应该考虑考虑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位老人“走”了以后，他们该怎么办？
郭卫民：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http://info.tibet.cn/news/xzxw/szfl/201002/t20100203_543141.htm
国新办于2010年2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请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等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
郭卫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先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先生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向大家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请朱维群副部长介绍。
朱维群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朱维群：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发现这次来的记者比2008年11月份那次来的多，我很高兴。现在我向各位介绍这次我们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
朱维群：1月26日至31日，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及其助手一行5人回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我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谈话。此外，还安排他们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朱维群：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时，全面介绍了中央政府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人民共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的情况，介绍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情况。指出，这次会议确定了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突出彰显新世纪以来西藏工作的辉煌成就，突出西藏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任务，突出保障和改善西藏民生，突出西藏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突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杜青林副主席指出，达赖喇嘛如果真正希望接触商谈取得进展，真正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就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杜青林副主席着重从四个方面对达赖喇嘛提出要求，即：国家利益不容侵犯，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商谈的空间，不可能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宪法准则不容践踏，所谓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只有彻底放弃，接触商谈才有基础，达赖喇嘛本人才有出路；民族尊严不容诋毁，如果达赖喇嘛继续在国际上从事反华宣传和破坏活动，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诚意，接触商谈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不容背离，西藏各族人民倍加珍视安定局面，任何形式的渗透破坏活动都不可能得逞，只会给接触商谈设置障碍，只会使达赖喇嘛更加孤立。
朱维群：我们在与甲日一行谈话时首先指出，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这是从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在2008年11月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上公开宣布停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并没有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而是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此次根据他们的请求安排这次接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和一贯态度。
朱维群：上次接谈时甲日一行递交了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故意用晦涩不清的语言，企图以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语对“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进行包装，其实质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我们对此进行了严正批驳。这次他们又递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阐释”，声言对“备忘录”不作只字修改，不作任何退让，特别是继续坚持“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声称要同我们讨论“西藏问题”、“600万藏人的福利问题”。对此我们严正指出，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此，原西藏地方政府因发动武装叛乱，早已被中央政府依法解散，叛逃到印度的人员纠合组成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违反中国法律的。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其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达赖集团这个伪政府一日不解散，伪宪法一日不取消，他们就一日处于与中国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相对立的位置，他们就属于违抗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
朱维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甲日一行没有同我们讨论西藏自治区事务的任何合法身份，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个人最多加上周围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放弃一切分裂祖国的言行，取信于中央，取得全国人民谅解的问题。中央对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态度在五十年前就讲清楚了，对“备忘录”的态度在一年多前也讲清楚了，没有任何含糊之处。甲日一行应该做的是改正错误，而不是重抄“备忘录”的内容，搞什么故弄玄虚的“阐释”。
朱维群：我们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方面真正希望改善与中央的关系，首先要收敛其种种反对中央的言行，但是仅上次接谈以来，他们继续公然勾结各种分裂主义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极力破坏国内社会稳定，诬蔑损害国家形象，干扰我国家领导人出访，损害我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达赖喇嘛甚至反复公开宣称“我是印度之子，这是无可质疑的”，他应当就此作出澄清。
我们强调，与达赖喇嘛改善关系是中国内部事务，外人绝无置喙余地。然而达赖喇嘛仍然频繁在国际上到处活动，寻求外国人支持。这种行为，实际上使他在国际上扮演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只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反感，给接触商谈制造障碍。
朱维群：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基本要求还是那几句话，即：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及周围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商谈。达赖喇嘛今年已经75岁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正视现实，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的选择。
朱维群：下面，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欢迎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
郭卫民：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刚才朱部长说了，提问的时候还是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朱维群副部长，这次接谈是否和前几次一样仍然处于僵持的状态，您对这次接谈有何评论，对今后接谈的前景您如何看待？
朱维群：这次接谈同以往每一次接谈一样，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尖锐的对立，已经成为接触商谈的一种常态，这是因为我们双方在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我想这次接谈还是有成效的。
朱维群：第一，这次我们安排他们到湖南参观毛主席旧居，参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使他们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第二，间隔一年多之后，杜青林副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国家当前建设的情况，60年大庆的情况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情况，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当前中央的方针政策。杜青林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同志来接见他们，这个规格是相当高的。
朱维群：第三，我们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谈话，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交锋不完全是消极的，因为这使我们双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歧在哪里、分歧有多大，这样的交锋有助于达赖喇嘛了解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我每次在接谈谈话前都提议，双方不管对方的话多么尖锐和多么不中听，都要把对方的话听完，这一条得到了很好的实行，效果不错。
第四，这次接谈和上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2008年11月份的接谈将结束的时候，甲日先生因为我们全面把他的“备忘录”顶回去了而非常的不高兴，表示今后谈不谈就说不清了。但是这一次他很诚恳地再一次提出，希望下面还要谈。我想这个态度比上一次来说是好的。
朱维群：关于接谈的前景，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但是，想跟我们谈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即“半独立”、“变相独立”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还是坚持要谈所谓“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这套东西，而拒绝谈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那么我们的接谈就只能继续保持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的状况。
我们希望达赖喇嘛方面不要再发生2008年11月他们“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做出不再和中央接谈那样错得太远的事情。
路透社记者：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年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话后果是什么？他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中美的关系？
朱维群：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借 达赖喇嘛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个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不可动摇的。据说，美国领导人近期可能有会见达赖喇嘛的安排，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如既往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一是叫做无理，二是叫做无利。达赖喇嘛根本就不是如同有些人说得那样，仅仅是一个什么宗教人士，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的头头，他领导着一个伪政府，这个伪政府还有一个伪宪法，这个伪宪法规定达赖喇嘛是这个伪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我希望不知道达赖集团这个伪宪法的人去查一查。
朱维群：每当有外国政要以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为由会见他的时候，我都感到不可理喻。无视事实，无视达赖喇嘛的伪政府、伪宪法的那套东西，硬说他不是政治人物，这道理说得过去吗？此类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美国领导人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又和那个伪政府的头头达赖喇嘛发生这种关系，完全违背国际通行准则，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这就叫做无理。
朱维群：那什么叫无利呢？中美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发展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利，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个严峻的任务面前，发展巩固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渡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好处吗？是为无利。我们中国人很看不起一种行为，叫做损人利己，而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行为又等而下之，叫做损人不利己。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把美国的政治资源、财富资源，乃至引导一部分人群的同情心，投注给达赖这样一个代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人物身上，而又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委实不划算。中国人不会对损害自己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为视而不见。邓小平同志说过：谁也不要指望中国人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我们非常的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当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有关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
香港文汇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斯塔副部长的，近年中央与达赖做出多次的接触，达赖也作出了多次的承诺，您认为他们是否信守了承诺？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回答记者提问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斯塔：2008年11月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达赖私人代表的时候，明确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否定“三个坚持”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达赖喇嘛方面曾经表示尊重中央政府提出来的“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兑现他们这个承诺。
斯塔：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去年5月5日达赖喇嘛在纽约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已经60年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8月2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一家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再一次宣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60年了，而60年是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么，请问这是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
又比如，去年3月，西藏各族人民欢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方面组织一些人在我30多个驻外使馆门前滋扰。去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中华民族非常盛大的节日，而达赖喇嘛方面在这前后又纠集一些“藏独”分子在我驻外使领馆表威、骚扰、滋事。去年一年，达赖集团先后纠集一万多人次在我40多个驻外使领馆不断进行骚扰滋事活动。
斯塔：去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达赖喇嘛7月9日发表声明说“对近日以来东突厥斯坦局势深感痛心”。大家都知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分裂主义分子炮制出来的。达赖喇嘛故意使用这样的称谓，其用心昭然若揭。
去年9月11日，达赖喇嘛还和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热比亚在捷克同台参加所谓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单独和热比亚会晤，事后达赖喇嘛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对热比亚的支持。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方面口头表示尊重“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分裂社会主义中国、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斯塔：我们注意到，达赖集团在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时候，经常盗用“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打着“西藏真正自治”的招牌。在这次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过程当中，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和我都已经非常明确地给他们指出，他们代表的不是西藏人民的利益，他们代表的只是被西藏人民推翻了的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的利益；他们要的也不是什么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而是要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要剥夺西藏人民来之不易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今天来了很多境外媒体的朋友，我们殷切期望各位把尼玛次仁主任和我刚才讲的最后这番话，介绍给更多的人。
朱维群：斯塔副部长讲得非常好，我补充几句话。达赖喇嘛远的不说，就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这一年多里，他对于几个话题非常的心爱，喋喋不休的讲。一个叫做“共产党应该退休”。一个叫做“2008年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策划、而嫁祸给他们流亡政府”。一个是我们说的藏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他说“这是印度的领土”。还有一个叫做他是“印度的儿子”。如果要列举的话，我这里厚厚的一大本。这些话和他说尊重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一致吗？这样的言论和行动怎么改善和中央的关系？所以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言行一致，不要再弄说一套、做一套的习气。
斯塔副部长和我列举的以上达赖喇嘛言行，全部都是从达赖集团自己办的媒体和西方一些同情他的西方媒体刊载材料当中摘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出自我们的媒体。
美国之音记者：有两个问题，刚才在您的回答当中，您说在上一轮的接谈当中，你们方面是全盘驳斥了或者拒绝了甲日·洛迪所提交的“备忘录”。我想请问，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中国中央政府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不然的话，达赖喇嘛方面怎么会愿意继续和你们进行下一步的接谈？第二，在您的介绍当中，对达赖喇嘛除了批评还是批评，那么我想请问，既然你们对达赖喇嘛只有批评之词，为什么还愿意和他们继续接谈下去呢？
朱维群：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他自己并不隐蔽，除了那些漂亮话之外，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是公开的，这些都涉及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涉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以谈的，我们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谈？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达赖喇嘛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到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70年代末，他仅仅讲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就开始了和他的接触商谈，请他身边的不少人到内地和西藏参观。尽管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了80年代末拉萨骚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是当他后来表示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解决问题，我们又同他恢复了接触商谈。
朱维群：难道这个诚意、这个灵活性还不大吗？难道对达赖喇嘛照顾还不够吗？非要把我们的国土让一块给他，非要他回来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搞什么“大藏区”、“高度自治”，才算我们做出让步吗？对于他们提出的先是“备忘录”，后是“阐释”，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开导。2008年11月那次接谈当中，我对甲日先生说，我们不会和你们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你们这个“备忘录”进行检验，目的是看你们是不是放弃了“西藏独立”，回到了爱国的立场上来。为此，我们对这个“备忘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且专门从七个方面指出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宪法的东西。这种批评本身就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和耐心，而本来我们是可以对这个“备忘录”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这一次接谈，甲日先生又把这个“备忘录”原封不动地搬到我们面前，那么我们除了批评，还是批评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挨中央的批评，那很简单，放弃他的一切“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的幻想，满足中央给他提出的这些要求，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表扬了。
中新社记者：在昨天发布的有关杜青林副主席接见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新闻稿中谈到，我们介绍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的发展和战略目标。我想请尼玛次仁副主任谈谈对于西藏地区发展的评估和未来前景的看法。
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尼玛次仁介绍情况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尼玛次仁：经过民族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小康，西藏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去年我们西藏自治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1％，农牧民平均纯收入增长了13％。农牧区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已经有23万户、123万农牧民住上了新房，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全面的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的发展。目前，我们西藏的社会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朝佛的朝佛，一切生活正常。老百姓盼发展、思稳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已经成为我们全区人民的共识。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去年到西藏的国内外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我们接待游客已经达到556万人次，旅游收入已经达到52.4亿元，创下我们历史最高水平。
尼玛次仁：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本人就参加了三次。中央对西藏的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比如2001年到2008年期间，中央财政向西藏转移支付已经达到1541亿，占同期西藏总财力的93.7％，也就是说，西藏每花100元钱，有90多元钱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作为一个民族干部很受感动。本人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刚刚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们西藏人民的殷切关怀。会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为推进西藏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了战略的部署，是确保西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尼玛次仁：问我今后西藏的前景如何，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怀，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和全区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到2020年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南华早报：如果达赖方面坚持对“备忘录”不做任何修改的话，还会有下一次的会谈吗？下一次的会谈大概在什么时候呢？这次的会谈是北京方面提出来的吗？
朱维群：我们说过了，我们的这个门是不会关上的，除非发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类的事情。2008年11月“流亡藏人特别会议”，有一个“决议”，其中宣称如果接谈没有什么结果，不排除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搞“西藏独立”。所谓的“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声称，他们搞“中间道路”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利搞“西藏独立”。很清楚，达赖集团的有些人不是不想搞“西藏独立”，做梦都想搞“西藏独立”，但是他们知道现在力量对比不允许，形势不允许。而一旦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诸位等着看，他们会说什么，干什么。目前情况下，我们接触商谈的门还是开着的，是不是有一天达赖喇嘛自己再度把这个门关上，那我就不知道了。会不会有下一次接谈，这关键要看达赖喇嘛的态度。
刚才记者问到这一次接谈是谁先提出来的。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他们做出停止接触商谈这个决议之后，还指望我们去找他们要求接触商谈吗？
奥地利《侧面》杂志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三位先生一直强调，西藏自治区政府是唯一可以代表西藏人民立场的政府，请问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没有调查过西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藏族人民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关于“西藏问题”怎么理解？第二，朱副部长刚才提到达赖喇嘛已经75岁了，他的一些接班人很可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强烈的方式。那么三位先生怎么了解达赖喇嘛接班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会不会担心达赖喇嘛去世之后“西藏问题”会更难解决？
尼玛次仁：我对第一个问题做一个回答，然后请斯塔部长做补充。
你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政府，我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前面有一句话，我们西藏老百姓认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在全区人民当中已经有了共识。越来越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藏民，认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一个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搞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集团的头子。我们有关方面曾经作过民意测验，我们在有关方面媒体也公布过这个数字。我们在接谈过程当中，面对面的时候，亮明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
斯塔：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问到，你们了解西藏人民的想法吗？前不久刚刚召开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了筹备好这个会议，真正了解西藏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在盼什么、想什么、中央怎么帮他们，去年一年，中央先后有300多批省部级干部带队的调研组去了西藏的七个地市，有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藏去调查研究。我作为在中央部门工作的负责西藏地方重大政策问题研究的干部，经常到西藏自治区和其他所有的藏族自治州。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西藏老百姓、藏族老百姓最盼望的是安居乐业、红红火火过日子、一心一意奔小康。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非常害怕政教合一的制度再回来，他们不愿意再当农奴，不愿意得到的基本人权再次被剥夺。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只有祖国强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才有他们的幸福生活，才有西藏的发展进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心愿。
朱维群：刚才记者问到达赖喇嘛去世以后 “西藏问题”会不会更加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回答记者提问的习惯是“迎头相撞”，对这个问题我会同样给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
我们在这里开新闻发布会，议论这样一位70多岁的老人去世以后会怎么样，首先我感到不太礼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议论年长者何时辞世的问题。达赖喇嘛可是见过毛主席的人，我们希望他长寿，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解决他自己的前途问题。他应该认识到，现在有一些势力、有一些外国势力，捧着他、抬着他，实际上不是为他好，实际上是坑了他。有些外国势力怂恿他搞分裂活动，从1959年叛乱算起，这也是50多年了，达赖喇嘛除了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得到了什么呢？西藏的现在也好，西藏的未来也好，是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决定的，不会因为达赖喇嘛“走”和“不走”而改变。这个“走”当然不是“走路”的“走”。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如果达赖喇嘛有一天“走”了，会不会在境外藏人当中暴力恐怖势力抬头。我们和境外的藏族同胞有着广泛的联系，深知境外藏族同胞绝大多数人想在国外过一个安生日子，希望和国内的亲戚、朋友经常往来，还有的希望为西藏的建设出一点力量，他们根本就不会支持什么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点请国外的朋友们放心。当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的人想采取一点暴力恐怖，但是我曾经说过，看看历史吧，搞暴力恐怖有过什么好果子吃？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我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敢动暴力恐怖的主意，首先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帽子就戴不长了，他就会被归为“暴力恐怖势力”的范围了。倒是达赖喇嘛身边的这些人，应该考虑考虑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位老人“走”了以后，他们该怎么办？
郭卫民：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还有吗？？？楼主
感谢版主。
朱部长的答问中有很多出彩的语句。
感谢版主。
朱部长的答问中有很多出彩的语句。
我真的很佩服他。他要是没有做很多准备工作，就这样侃侃而谈，那真的有天赋有才华。回答问题从来没有躲闪，而是直接迎着问题上，甚至你想问但是没问的问题他都给你回答，而且滴水不漏。
这才是高级的八股，有水平。
为什么不能把老喇嘛和热比娅及其同伙干脆就定成恐怖分子呢？到处就说他们是恐怖分子，谁会见他们就是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ship2007 发表于 2010-2-6 23:04 
藏独在国际上形象比东突好
单纯把他们定位成恐怖分子反而丢自己的人
藏独在国际上形象比东突好
单纯把他们定位成恐怖分子反而丢自己的人
VP朱应该去改造一下真理部.
比某某部的二杆子们干的好多了{:hao:}
不过话说回来，有些事情还是得另一个部慢慢折腾。。。。
不过话说回来，有些事情还是得另一个部慢慢折腾。。。。
某某部说的很多话都是上面定的，有个词叫“口径”，知道什么意思么？
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统战部和外交部，在外国人眼里的分量还是不一样的。
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统战部和外交部，在外国人眼里的分量还是不一样的。
ship2007 发表于 2010-2-6 23:04
"恐怖分子"的定义权在美国人手里.
"恐怖分子"的定义权在美国人手里.
统战部 外交部
虽然都是部 但前后者的权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虽然都是部 但前后者的权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luckmilan 发表于 2010-2-7 11:17
是的,而且美国才是最大最强最恶的恐怖组织
是的,而且美国才是最大最强最恶的恐怖组织
canghaiyijing 发表于 2010-2-6 23:56
同意 说的畅快淋漓啊！有太祖时代的风骨
同意 说的畅快淋漓啊！有太祖时代的风骨
朱部长的谈话虽长，但都是有价值的内容，语言也精彩。读下来十分畅快，不觉滞窒。
契卡主席 发表于 2010-2-7 12:48
排
排
ship2007 发表于 2010-2-6 23:04
这等于把达赖喇嘛和热比亚两个家伙直接推给恐怖主义－－关上对话之门，等于将分裂主义中的一些温和派别直接推向恐怖主义，也就等于直接壮大了恐怖主义的力量，对我们反而不利。
这等于把达赖喇嘛和热比亚两个家伙直接推给恐怖主义－－关上对话之门，等于将分裂主义中的一些温和派别直接推向恐怖主义，也就等于直接壮大了恐怖主义的力量，对我们反而不利。
ytgk9999 发表于 2010-2-7 20:07
说的有理。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说的有理。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能做到这个级别的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我们在这里开新闻发布会，议论这样一位70多岁的老人去世以后会怎么样，首先我感到不太礼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议论年长者何时辞世的问题。达赖喇嘛可是见过毛主席的人，我们希望他长寿，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解决他自己的前途问题。他应该认识到，现在有一些势力、有一些外国势力，捧着他、抬着他，实际上不是为他好，实际上是坑了他。有些外国势力怂恿他搞分裂活动，从1959年叛乱算起，这也是50多年了，达赖喇嘛除了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得到了什么呢？西藏的现在也好，西藏的未来也好，是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决定的，不会因为达赖喇嘛“走”和“不走”而改变。这个“走”当然不是“走路”的 “走”。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如果达赖喇嘛有一天“走”了，会不会在境外藏人当中暴力恐怖势力抬头。我们和境外的藏族同胞有着广泛的联系，深知境外藏族同胞绝大多数人想在国外过一个安生日子，希望和国内的亲戚、朋友经常往来，还有的希望为西藏的建设出一点力量，他们根本就不会支持什么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点请国外的朋友们放心。当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的人想采取一点暴力恐怖，但是我曾经说过，看看历史吧，搞暴力恐怖有过什么好果子吃？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我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敢动暴力恐怖的主意，首先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帽子就戴不长了，他就会被归为“暴力恐怖势力”的范围了。倒是达赖喇嘛身边的这些人，应该考虑考虑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位老人“走”了以后，他们该怎么办？
精彩＝＝＝
精彩＝＝＝
ytgk9999 发表于 2010-2-7 20:07
言之有理，受教了。
言之有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