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侦审日本战犯的日日夜夜(石俊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9:47:51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2- 18
值此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为了不淡忘日本侵华战争痛彻心肺的历史，这些日子里我倾心地投入到阅读二战历史的档案资料中，寻觅当年我亲身参加的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侦审工作走过的征程，渐渐地启开了尘封的记忆，那沉重难忘的历史时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帘。
从苏联引渡回日本战犯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第二天即派遣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在东北人民的密切配合下，迅即把日本关东军击溃，60多万日军官兵被俘虏，除少数判刑和关押外，全部遣回日本。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苏联访问期间，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拜会毛主席时说：“在中日战争和中国内战当中，苏联支持了蒋介石，给中国共产党政府添了麻烦，为此，斯大林向您表示道歉；斯大林对你们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使联合国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苏方准备把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大约2500名战犯当中的1000名日本重要的战犯移交给中方，不知中方意下如何？”
毛泽东主席表示：斯大林的建议很好，我赞成。他让维辛斯基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商量具体细节。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不久，就召见司法部长史良，要求司法部研究制订战犯政策。因为这些战犯没有接受审判，史良提出由司法部管理有困难。于是，中央决定交给中央公安部处理。这一工作的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贯彻由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负责。罗瑞卿在抗日军政大学当副校长时即曾经处理过日军俘虏问题，对战犯的思想教育、审判时的宽大处理等工作，都是他在1938年的讲义中讲过的。所以，接收管理日本战犯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罗瑞卿部长的身上。
1950年7月19日，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由东北公安部派出三十余人组成的接收日本战犯工作队，外加百人武装警戒团，前往我国东北边陲绥芬河车站接收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次日，交接仪式在绥芬河镇的会客室里举行。一见面，苏方代表科雷阔夫就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中方代表陆曦（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董玉峰（东北公安部政治部保卫处执行科科长），没有在意苏方代表说了些什么，而是牢牢地记着周恩来总理嘱咐的话：“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双方代表各自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的交接书上签了字。两国工作人员同时交接了969名战犯名单及其5112页的个人档案。随后，列车启动。
7月21日凌晨3时，专列抵达辽宁省抚顺市，全部战犯被送入紧急扩建的由中央公安部直接管理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抗日战争中140名在中国山西等地捕获的日本战犯，原来监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以后也转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
党中央决定审判日本战犯
二战结束后，对这次战争中的战争狂人，除对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人在纽伦堡法庭、远东法庭进行了审判，从1946年12月至1949年3月，美国曾组成过12个法庭，审判了185名德国战犯。国民党政府也曾在北京、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组成十大军事法庭，审判了300多名日本战犯，但多为军曹一级的低级官员。而制造“济南惨案”的主犯并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却于1949年1月被南京法庭宣判“无罪”而释放回国。
峥峥岁月，历史把审判日本战犯的神圣职责终于落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身上。1953年，党中央决定，要对在押我国的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侦审工作，为将来公开审判做准备。为此，中央指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检察系统和公安部门抽调几百名干部组成“侦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工作团”，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进行工作。当时，我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做，奉命调北京参加这一工作。
工作团全体人员先集中在北京真武庙，进行了短时期的培训，主要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从中南检察院调来的张思卿同志（后来调入高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冰雪绵绵，尽管天气严寒，我们却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克服困难，尽快掌握对敌斗争本领。听了高检、高法、外交部、公安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特别是聆听了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同志介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25名首要战争罪犯的审判，使我们懂得必须正确地掌握与运用法律武器，才能做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浩劫。当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政权被少数战争狂人所操纵，肆无忌惮地侵略它国，铁蹄之处，烟灰弥漫，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像一股祸水横流中国广大地区，日本先后出动陆军100万，在中国领土烧杀抢掠，使得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1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历尽苦难，走过血与火、泪与恨的漫长艰难岁月，终于驱逐了战争瘟神，赢来了胜利的曙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早就期盼着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庄重严肃审判时刻的到来。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过去那段刻骨铭心的灾难，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耻辱。
历史的巧合也真有意思。日本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却侵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人如麻。而这次我国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却又是在真武庙进行集训干部。1955年底至1956年6月，中央检、法、司又合署办公，各方面的司法专家汇聚在北京卧佛寺，一起起草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和公诉词等各类法律文书。真武庙和卧佛寺都是佛家的圣洁之地，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佛教“信徒”备好了下场。从各地汇集来的人民共和国司法战线上的年轻卫士们，决不会对这些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恶魔留情，一定要让他们永远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拉开了侦讯工作的序幕
1954年3月4日，我们结束了在真武庙的火线培训，由300多人组成的侦讯大军随即乘列车北上，奔赴抚顺战犯管理所；另一支侦讯大军，则同时进发太原关押战犯的监狱，开始了周密、严肃、精确、负责的审查、调查、验证、核实工作。我参加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侦讯工作团。
那时，当地政府为了接待我们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将紧靠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抚顺工人疗养院全部腾出来，我们就住宿在那里，早晨乘车去监狱办公，直到深夜才回来。后来，随着工作紧张，我们全部搬进管理所腾出来的宿舍住。
工作团进驻战犯管理所后，按照部署的原则，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当时，组织了若干侦讯组，将战争罪犯特别是重点人犯分到小组，包干负责，逐人开展侦讯。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12个省、市深入群众访问，获取直接和间接的证据。
一场认罪坦白与检举揭发相结合、严密审问与广泛取证相结合、系统侦讯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既严肃认真又实事求是的侦讯决战在狱内外、省内外打响了。通过内查外调，在全国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日本战争罪犯调取的罪证材料纷至沓来，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堆积得非常多，最后连工作团居住的大院办公室里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露天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谁是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是暴行事件的策划者，谁下的命令，逮捕残害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折射了当年这些涂炭生灵的恶魔犯下的种种罪行，斑斑墨痕，没有消失。
深埋的剧烈仇恨
在工作团，我被分配在普通战犯侦讯组。我和一位归国不久姓缪的年轻爱国日侨搭档，他做我的翻译兼书记员，负责对几个佐级日本战犯进行侦讯。
对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我是随着岁月惊涛逐渐加深认识的。当我刚进入湖南纱厂子弟学校时，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使学校和我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日军侵犯进攻长沙时，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逃出沦陷区，在异乡颠沛流离。在那山河破碎的年代，我是唱着“黄水谣”、“我家在松花江上”长大的。我和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就知道，日本鬼子在1937年底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我后来从很多当时的战地记者拍摄下来的惨绝人寰的图片和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日本鬼子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总共杀害了34万中国同胞。深深震撼了我的心。我还记的，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疯狂地在南京紫金山进行“百人斩比赛”，比谁先用东洋刀砍死100个中国人，甚至在他们分别杀害了105个和106个无辜的百姓而无法确认谁先过百时，竟又约定，再砍杀150人为二轮比赛的“指标”！不算过去日寇侵华的历次战争，仅从1937年算起的8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即死亡一千万以上。连曾任西南太平洋盟军三军总司令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认为，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暴行“是对军人荣誉这个最神圣准则的践踏”，成了军人职业的耻辱。总之，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早已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心田里。
所以，当工作团整日夜地与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打交道时，我的心中真是抑制不住燃烧起来的满腔仇恨的火焰。在这个环境里，也是无时不感到这些恶魔的浓浓血腥。
关押日本战犯的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日冠当年为关押我抗日联军战士和我国同胞而修建的一座法西斯监狱。遗憾的是，他们亲手建造的这座人间地狱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扩大关押我军战士和我国同胞，就被我解放。而今则用来关押他们自己。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侵略者一枕黄粱美梦，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为他们葬身自己设下了绞刑台。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亲眼目睹了当年法西斯分子残害我国同胞血腥暴行的痕迹。一次，战犯们在平整操场时，挖出了一具被子弹打穿的少女头骨。在全体战犯面对着这具头骨默哀时，伪满抚顺监狱的典狱长大村忍，介绍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的地狱情景。他说：伪满时期我就在这所监狱，那时，这里充满了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每个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饭，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折磨死。
当然，如今同样还是这座监狱，却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造战争罪犯的场地。用战犯自己的话说，现在这里只有读书声、唱歌声了。过去的苦役工厂变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变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变成了浴室。罪犯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会相信他们就是当年杀人的魔王？
在战犯管理所的附近有一个高山坡，在侦讯战犯期间，每当在冰雪解冻天气晴和的日子里，我就和一些年轻同伴，在清晨或傍晚去坡上踏青、散步，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和附近的村民们熟悉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中央派来侦讯在押的日本战犯时，乡亲们无不义愤填膺，向我们滔滔不绝地控诉当年日军在距这里不远的平顶山村犯下的罪行。
距战犯管理所约五六公里的抚顺露天煤矿本部山下，有一个千户村落，名曰“平顶山”，是抗日义勇军当年出没活动之地。1932年中秋节之夜，一支民众抗日力量路过平顶山村一带。中午，日伪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川上精一和抚顺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带领部下190多人包围了平顶山村，他们把一户户正升腾起袅袅炊烟的3000多群众驱赶到一起，用机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对未死者刀劈、枪刺、崩山掩埋，连儿童也没有放过。日军还焚烧了全村800多间房屋。无辜的3000多生灵，顷刻间惨遭涂炭。在后来建起的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仍可看见当年留下来的累累白骨。这些遗骨或蜷缩着身体，或张大了嘴巴，在无言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沉重地叩击着参观者的心扉。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2- 18
值此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为了不淡忘日本侵华战争痛彻心肺的历史，这些日子里我倾心地投入到阅读二战历史的档案资料中，寻觅当年我亲身参加的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侦审工作走过的征程，渐渐地启开了尘封的记忆，那沉重难忘的历史时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帘。
从苏联引渡回日本战犯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第二天即派遣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在东北人民的密切配合下，迅即把日本关东军击溃，60多万日军官兵被俘虏，除少数判刑和关押外，全部遣回日本。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苏联访问期间，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拜会毛主席时说：“在中日战争和中国内战当中，苏联支持了蒋介石，给中国共产党政府添了麻烦，为此，斯大林向您表示道歉；斯大林对你们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使联合国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苏方准备把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大约2500名战犯当中的1000名日本重要的战犯移交给中方，不知中方意下如何？”
毛泽东主席表示：斯大林的建议很好，我赞成。他让维辛斯基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商量具体细节。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不久，就召见司法部长史良，要求司法部研究制订战犯政策。因为这些战犯没有接受审判，史良提出由司法部管理有困难。于是，中央决定交给中央公安部处理。这一工作的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贯彻由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负责。罗瑞卿在抗日军政大学当副校长时即曾经处理过日军俘虏问题，对战犯的思想教育、审判时的宽大处理等工作，都是他在1938年的讲义中讲过的。所以，接收管理日本战犯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罗瑞卿部长的身上。
1950年7月19日，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由东北公安部派出三十余人组成的接收日本战犯工作队，外加百人武装警戒团，前往我国东北边陲绥芬河车站接收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次日，交接仪式在绥芬河镇的会客室里举行。一见面，苏方代表科雷阔夫就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中方代表陆曦（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董玉峰（东北公安部政治部保卫处执行科科长），没有在意苏方代表说了些什么，而是牢牢地记着周恩来总理嘱咐的话：“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双方代表各自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的交接书上签了字。两国工作人员同时交接了969名战犯名单及其5112页的个人档案。随后，列车启动。
7月21日凌晨3时，专列抵达辽宁省抚顺市，全部战犯被送入紧急扩建的由中央公安部直接管理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抗日战争中140名在中国山西等地捕获的日本战犯，原来监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以后也转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
党中央决定审判日本战犯
二战结束后，对这次战争中的战争狂人，除对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人在纽伦堡法庭、远东法庭进行了审判，从1946年12月至1949年3月，美国曾组成过12个法庭，审判了185名德国战犯。国民党政府也曾在北京、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组成十大军事法庭，审判了300多名日本战犯，但多为军曹一级的低级官员。而制造“济南惨案”的主犯并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却于1949年1月被南京法庭宣判“无罪”而释放回国。
峥峥岁月，历史把审判日本战犯的神圣职责终于落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身上。1953年，党中央决定，要对在押我国的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侦审工作，为将来公开审判做准备。为此，中央指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检察系统和公安部门抽调几百名干部组成“侦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工作团”，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进行工作。当时，我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做，奉命调北京参加这一工作。
工作团全体人员先集中在北京真武庙，进行了短时期的培训，主要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从中南检察院调来的张思卿同志（后来调入高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冰雪绵绵，尽管天气严寒，我们却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克服困难，尽快掌握对敌斗争本领。听了高检、高法、外交部、公安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特别是聆听了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同志介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25名首要战争罪犯的审判，使我们懂得必须正确地掌握与运用法律武器，才能做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浩劫。当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政权被少数战争狂人所操纵，肆无忌惮地侵略它国，铁蹄之处，烟灰弥漫，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像一股祸水横流中国广大地区，日本先后出动陆军100万，在中国领土烧杀抢掠，使得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1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历尽苦难，走过血与火、泪与恨的漫长艰难岁月，终于驱逐了战争瘟神，赢来了胜利的曙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早就期盼着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庄重严肃审判时刻的到来。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过去那段刻骨铭心的灾难，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耻辱。
历史的巧合也真有意思。日本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却侵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人如麻。而这次我国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却又是在真武庙进行集训干部。1955年底至1956年6月，中央检、法、司又合署办公，各方面的司法专家汇聚在北京卧佛寺，一起起草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和公诉词等各类法律文书。真武庙和卧佛寺都是佛家的圣洁之地，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佛教“信徒”备好了下场。从各地汇集来的人民共和国司法战线上的年轻卫士们，决不会对这些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恶魔留情，一定要让他们永远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拉开了侦讯工作的序幕
1954年3月4日，我们结束了在真武庙的火线培训，由300多人组成的侦讯大军随即乘列车北上，奔赴抚顺战犯管理所；另一支侦讯大军，则同时进发太原关押战犯的监狱，开始了周密、严肃、精确、负责的审查、调查、验证、核实工作。我参加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侦讯工作团。
那时，当地政府为了接待我们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将紧靠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抚顺工人疗养院全部腾出来，我们就住宿在那里，早晨乘车去监狱办公，直到深夜才回来。后来，随着工作紧张，我们全部搬进管理所腾出来的宿舍住。
工作团进驻战犯管理所后，按照部署的原则，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当时，组织了若干侦讯组，将战争罪犯特别是重点人犯分到小组，包干负责，逐人开展侦讯。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12个省、市深入群众访问，获取直接和间接的证据。
一场认罪坦白与检举揭发相结合、严密审问与广泛取证相结合、系统侦讯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既严肃认真又实事求是的侦讯决战在狱内外、省内外打响了。通过内查外调，在全国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日本战争罪犯调取的罪证材料纷至沓来，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堆积得非常多，最后连工作团居住的大院办公室里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露天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谁是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是暴行事件的策划者，谁下的命令，逮捕残害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折射了当年这些涂炭生灵的恶魔犯下的种种罪行，斑斑墨痕，没有消失。
深埋的剧烈仇恨
在工作团，我被分配在普通战犯侦讯组。我和一位归国不久姓缪的年轻爱国日侨搭档，他做我的翻译兼书记员，负责对几个佐级日本战犯进行侦讯。
对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我是随着岁月惊涛逐渐加深认识的。当我刚进入湖南纱厂子弟学校时，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使学校和我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日军侵犯进攻长沙时，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逃出沦陷区，在异乡颠沛流离。在那山河破碎的年代，我是唱着“黄水谣”、“我家在松花江上”长大的。我和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就知道，日本鬼子在1937年底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我后来从很多当时的战地记者拍摄下来的惨绝人寰的图片和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日本鬼子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总共杀害了34万中国同胞。深深震撼了我的心。我还记的，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疯狂地在南京紫金山进行“百人斩比赛”，比谁先用东洋刀砍死100个中国人，甚至在他们分别杀害了105个和106个无辜的百姓而无法确认谁先过百时，竟又约定，再砍杀150人为二轮比赛的“指标”！不算过去日寇侵华的历次战争，仅从1937年算起的8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即死亡一千万以上。连曾任西南太平洋盟军三军总司令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认为，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暴行“是对军人荣誉这个最神圣准则的践踏”，成了军人职业的耻辱。总之，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早已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心田里。
所以，当工作团整日夜地与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打交道时，我的心中真是抑制不住燃烧起来的满腔仇恨的火焰。在这个环境里，也是无时不感到这些恶魔的浓浓血腥。
关押日本战犯的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日冠当年为关押我抗日联军战士和我国同胞而修建的一座法西斯监狱。遗憾的是，他们亲手建造的这座人间地狱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扩大关押我军战士和我国同胞，就被我解放。而今则用来关押他们自己。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侵略者一枕黄粱美梦，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为他们葬身自己设下了绞刑台。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亲眼目睹了当年法西斯分子残害我国同胞血腥暴行的痕迹。一次，战犯们在平整操场时，挖出了一具被子弹打穿的少女头骨。在全体战犯面对着这具头骨默哀时，伪满抚顺监狱的典狱长大村忍，介绍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的地狱情景。他说：伪满时期我就在这所监狱，那时，这里充满了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每个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饭，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折磨死。
当然，如今同样还是这座监狱，却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造战争罪犯的场地。用战犯自己的话说，现在这里只有读书声、唱歌声了。过去的苦役工厂变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变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变成了浴室。罪犯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会相信他们就是当年杀人的魔王？
在战犯管理所的附近有一个高山坡，在侦讯战犯期间，每当在冰雪解冻天气晴和的日子里，我就和一些年轻同伴，在清晨或傍晚去坡上踏青、散步，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和附近的村民们熟悉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中央派来侦讯在押的日本战犯时，乡亲们无不义愤填膺，向我们滔滔不绝地控诉当年日军在距这里不远的平顶山村犯下的罪行。
距战犯管理所约五六公里的抚顺露天煤矿本部山下，有一个千户村落，名曰“平顶山”，是抗日义勇军当年出没活动之地。1932年中秋节之夜，一支民众抗日力量路过平顶山村一带。中午，日伪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川上精一和抚顺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带领部下190多人包围了平顶山村，他们把一户户正升腾起袅袅炊烟的3000多群众驱赶到一起，用机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对未死者刀劈、枪刺、崩山掩埋，连儿童也没有放过。日军还焚烧了全村800多间房屋。无辜的3000多生灵，顷刻间惨遭涂炭。在后来建起的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仍可看见当年留下来的累累白骨。这些遗骨或蜷缩着身体，或张大了嘴巴，在无言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沉重地叩击着参观者的心扉。
值此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为了不淡忘日本侵华战争痛彻心肺的历史，这些日子里我倾心地投入到阅读二战历史的档案资料中，寻觅当年我亲身参加的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侦审工作走过的征程，渐渐地启开了尘封的记忆，那沉重难忘的历史时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帘。
从苏联引渡回日本战犯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第二天即派遣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在东北人民的密切配合下，迅即把日本关东军击溃，60多万日军官兵被俘虏，除少数判刑和关押外，全部遣回日本。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苏联访问期间，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拜会毛主席时说：“在中日战争和中国内战当中，苏联支持了蒋介石，给中国共产党政府添了麻烦，为此，斯大林向您表示道歉；斯大林对你们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使联合国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苏方准备把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大约2500名战犯当中的1000名日本重要的战犯移交给中方，不知中方意下如何？”
毛泽东主席表示：斯大林的建议很好，我赞成。他让维辛斯基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商量具体细节。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不久，就召见司法部长史良，要求司法部研究制订战犯政策。因为这些战犯没有接受审判，史良提出由司法部管理有困难。于是，中央决定交给中央公安部处理。这一工作的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贯彻由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负责。罗瑞卿在抗日军政大学当副校长时即曾经处理过日军俘虏问题，对战犯的思想教育、审判时的宽大处理等工作，都是他在1938年的讲义中讲过的。所以，接收管理日本战犯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罗瑞卿部长的身上。
1950年7月19日，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由东北公安部派出三十余人组成的接收日本战犯工作队，外加百人武装警戒团，前往我国东北边陲绥芬河车站接收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次日，交接仪式在绥芬河镇的会客室里举行。一见面，苏方代表科雷阔夫就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中方代表陆曦（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董玉峰（东北公安部政治部保卫处执行科科长），没有在意苏方代表说了些什么，而是牢牢地记着周恩来总理嘱咐的话：“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双方代表各自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的交接书上签了字。两国工作人员同时交接了969名战犯名单及其5112页的个人档案。随后，列车启动。
7月21日凌晨3时，专列抵达辽宁省抚顺市，全部战犯被送入紧急扩建的由中央公安部直接管理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抗日战争中140名在中国山西等地捕获的日本战犯，原来监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以后也转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
党中央决定审判日本战犯
二战结束后，对这次战争中的战争狂人，除对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人在纽伦堡法庭、远东法庭进行了审判，从1946年12月至1949年3月，美国曾组成过12个法庭，审判了185名德国战犯。国民党政府也曾在北京、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组成十大军事法庭，审判了300多名日本战犯，但多为军曹一级的低级官员。而制造“济南惨案”的主犯并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却于1949年1月被南京法庭宣判“无罪”而释放回国。
峥峥岁月，历史把审判日本战犯的神圣职责终于落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身上。1953年，党中央决定，要对在押我国的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侦审工作，为将来公开审判做准备。为此，中央指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检察系统和公安部门抽调几百名干部组成“侦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工作团”，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进行工作。当时，我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做，奉命调北京参加这一工作。
工作团全体人员先集中在北京真武庙，进行了短时期的培训，主要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从中南检察院调来的张思卿同志（后来调入高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冰雪绵绵，尽管天气严寒，我们却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克服困难，尽快掌握对敌斗争本领。听了高检、高法、外交部、公安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特别是聆听了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同志介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25名首要战争罪犯的审判，使我们懂得必须正确地掌握与运用法律武器，才能做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浩劫。当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政权被少数战争狂人所操纵，肆无忌惮地侵略它国，铁蹄之处，烟灰弥漫，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像一股祸水横流中国广大地区，日本先后出动陆军100万，在中国领土烧杀抢掠，使得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1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历尽苦难，走过血与火、泪与恨的漫长艰难岁月，终于驱逐了战争瘟神，赢来了胜利的曙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早就期盼着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庄重严肃审判时刻的到来。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过去那段刻骨铭心的灾难，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耻辱。
历史的巧合也真有意思。日本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却侵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人如麻。而这次我国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却又是在真武庙进行集训干部。1955年底至1956年6月，中央检、法、司又合署办公，各方面的司法专家汇聚在北京卧佛寺，一起起草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和公诉词等各类法律文书。真武庙和卧佛寺都是佛家的圣洁之地，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佛教“信徒”备好了下场。从各地汇集来的人民共和国司法战线上的年轻卫士们，决不会对这些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恶魔留情，一定要让他们永远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拉开了侦讯工作的序幕
1954年3月4日，我们结束了在真武庙的火线培训，由300多人组成的侦讯大军随即乘列车北上，奔赴抚顺战犯管理所；另一支侦讯大军，则同时进发太原关押战犯的监狱，开始了周密、严肃、精确、负责的审查、调查、验证、核实工作。我参加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侦讯工作团。
那时，当地政府为了接待我们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将紧靠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抚顺工人疗养院全部腾出来，我们就住宿在那里，早晨乘车去监狱办公，直到深夜才回来。后来，随着工作紧张，我们全部搬进管理所腾出来的宿舍住。
工作团进驻战犯管理所后，按照部署的原则，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当时，组织了若干侦讯组，将战争罪犯特别是重点人犯分到小组，包干负责，逐人开展侦讯。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12个省、市深入群众访问，获取直接和间接的证据。
一场认罪坦白与检举揭发相结合、严密审问与广泛取证相结合、系统侦讯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既严肃认真又实事求是的侦讯决战在狱内外、省内外打响了。通过内查外调，在全国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日本战争罪犯调取的罪证材料纷至沓来，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堆积得非常多，最后连工作团居住的大院办公室里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露天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谁是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是暴行事件的策划者，谁下的命令，逮捕残害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折射了当年这些涂炭生灵的恶魔犯下的种种罪行，斑斑墨痕，没有消失。
深埋的剧烈仇恨
在工作团，我被分配在普通战犯侦讯组。我和一位归国不久姓缪的年轻爱国日侨搭档，他做我的翻译兼书记员，负责对几个佐级日本战犯进行侦讯。
对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我是随着岁月惊涛逐渐加深认识的。当我刚进入湖南纱厂子弟学校时，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使学校和我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日军侵犯进攻长沙时，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逃出沦陷区，在异乡颠沛流离。在那山河破碎的年代，我是唱着“黄水谣”、“我家在松花江上”长大的。我和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就知道，日本鬼子在1937年底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我后来从很多当时的战地记者拍摄下来的惨绝人寰的图片和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日本鬼子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总共杀害了34万中国同胞。深深震撼了我的心。我还记的，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疯狂地在南京紫金山进行“百人斩比赛”，比谁先用东洋刀砍死100个中国人，甚至在他们分别杀害了105个和106个无辜的百姓而无法确认谁先过百时，竟又约定，再砍杀150人为二轮比赛的“指标”！不算过去日寇侵华的历次战争，仅从1937年算起的8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即死亡一千万以上。连曾任西南太平洋盟军三军总司令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认为，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暴行“是对军人荣誉这个最神圣准则的践踏”，成了军人职业的耻辱。总之，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早已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心田里。
所以，当工作团整日夜地与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打交道时，我的心中真是抑制不住燃烧起来的满腔仇恨的火焰。在这个环境里，也是无时不感到这些恶魔的浓浓血腥。
关押日本战犯的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日冠当年为关押我抗日联军战士和我国同胞而修建的一座法西斯监狱。遗憾的是，他们亲手建造的这座人间地狱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扩大关押我军战士和我国同胞，就被我解放。而今则用来关押他们自己。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侵略者一枕黄粱美梦，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为他们葬身自己设下了绞刑台。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亲眼目睹了当年法西斯分子残害我国同胞血腥暴行的痕迹。一次，战犯们在平整操场时，挖出了一具被子弹打穿的少女头骨。在全体战犯面对着这具头骨默哀时，伪满抚顺监狱的典狱长大村忍，介绍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的地狱情景。他说：伪满时期我就在这所监狱，那时，这里充满了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每个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饭，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折磨死。
当然，如今同样还是这座监狱，却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造战争罪犯的场地。用战犯自己的话说，现在这里只有读书声、唱歌声了。过去的苦役工厂变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变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变成了浴室。罪犯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会相信他们就是当年杀人的魔王？
在战犯管理所的附近有一个高山坡，在侦讯战犯期间，每当在冰雪解冻天气晴和的日子里，我就和一些年轻同伴，在清晨或傍晚去坡上踏青、散步，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和附近的村民们熟悉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中央派来侦讯在押的日本战犯时，乡亲们无不义愤填膺，向我们滔滔不绝地控诉当年日军在距这里不远的平顶山村犯下的罪行。
距战犯管理所约五六公里的抚顺露天煤矿本部山下，有一个千户村落，名曰“平顶山”，是抗日义勇军当年出没活动之地。1932年中秋节之夜，一支民众抗日力量路过平顶山村一带。中午，日伪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川上精一和抚顺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带领部下190多人包围了平顶山村，他们把一户户正升腾起袅袅炊烟的3000多群众驱赶到一起，用机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对未死者刀劈、枪刺、崩山掩埋，连儿童也没有放过。日军还焚烧了全村800多间房屋。无辜的3000多生灵，顷刻间惨遭涂炭。在后来建起的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仍可看见当年留下来的累累白骨。这些遗骨或蜷缩着身体，或张大了嘴巴，在无言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沉重地叩击着参观者的心扉。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2- 18
值此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为了不淡忘日本侵华战争痛彻心肺的历史，这些日子里我倾心地投入到阅读二战历史的档案资料中，寻觅当年我亲身参加的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侦审工作走过的征程，渐渐地启开了尘封的记忆，那沉重难忘的历史时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帘。
从苏联引渡回日本战犯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第二天即派遣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在东北人民的密切配合下，迅即把日本关东军击溃，60多万日军官兵被俘虏，除少数判刑和关押外，全部遣回日本。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苏联访问期间，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拜会毛主席时说：“在中日战争和中国内战当中，苏联支持了蒋介石，给中国共产党政府添了麻烦，为此，斯大林向您表示道歉；斯大林对你们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使联合国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苏方准备把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大约2500名战犯当中的1000名日本重要的战犯移交给中方，不知中方意下如何？”
毛泽东主席表示：斯大林的建议很好，我赞成。他让维辛斯基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商量具体细节。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不久，就召见司法部长史良，要求司法部研究制订战犯政策。因为这些战犯没有接受审判，史良提出由司法部管理有困难。于是，中央决定交给中央公安部处理。这一工作的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贯彻由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负责。罗瑞卿在抗日军政大学当副校长时即曾经处理过日军俘虏问题，对战犯的思想教育、审判时的宽大处理等工作，都是他在1938年的讲义中讲过的。所以，接收管理日本战犯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罗瑞卿部长的身上。
1950年7月19日，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由东北公安部派出三十余人组成的接收日本战犯工作队，外加百人武装警戒团，前往我国东北边陲绥芬河车站接收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次日，交接仪式在绥芬河镇的会客室里举行。一见面，苏方代表科雷阔夫就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中方代表陆曦（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董玉峰（东北公安部政治部保卫处执行科科长），没有在意苏方代表说了些什么，而是牢牢地记着周恩来总理嘱咐的话：“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双方代表各自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的交接书上签了字。两国工作人员同时交接了969名战犯名单及其5112页的个人档案。随后，列车启动。
7月21日凌晨3时，专列抵达辽宁省抚顺市，全部战犯被送入紧急扩建的由中央公安部直接管理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抗日战争中140名在中国山西等地捕获的日本战犯，原来监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以后也转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
党中央决定审判日本战犯
二战结束后，对这次战争中的战争狂人，除对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人在纽伦堡法庭、远东法庭进行了审判，从1946年12月至1949年3月，美国曾组成过12个法庭，审判了185名德国战犯。国民党政府也曾在北京、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组成十大军事法庭，审判了300多名日本战犯，但多为军曹一级的低级官员。而制造“济南惨案”的主犯并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却于1949年1月被南京法庭宣判“无罪”而释放回国。
峥峥岁月，历史把审判日本战犯的神圣职责终于落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身上。1953年，党中央决定，要对在押我国的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侦审工作，为将来公开审判做准备。为此，中央指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检察系统和公安部门抽调几百名干部组成“侦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工作团”，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进行工作。当时，我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做，奉命调北京参加这一工作。
工作团全体人员先集中在北京真武庙，进行了短时期的培训，主要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从中南检察院调来的张思卿同志（后来调入高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冰雪绵绵，尽管天气严寒，我们却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克服困难，尽快掌握对敌斗争本领。听了高检、高法、外交部、公安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特别是聆听了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同志介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25名首要战争罪犯的审判，使我们懂得必须正确地掌握与运用法律武器，才能做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浩劫。当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政权被少数战争狂人所操纵，肆无忌惮地侵略它国，铁蹄之处，烟灰弥漫，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像一股祸水横流中国广大地区，日本先后出动陆军100万，在中国领土烧杀抢掠，使得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1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历尽苦难，走过血与火、泪与恨的漫长艰难岁月，终于驱逐了战争瘟神，赢来了胜利的曙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早就期盼着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庄重严肃审判时刻的到来。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过去那段刻骨铭心的灾难，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耻辱。
历史的巧合也真有意思。日本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却侵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人如麻。而这次我国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却又是在真武庙进行集训干部。1955年底至1956年6月，中央检、法、司又合署办公，各方面的司法专家汇聚在北京卧佛寺，一起起草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和公诉词等各类法律文书。真武庙和卧佛寺都是佛家的圣洁之地，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佛教“信徒”备好了下场。从各地汇集来的人民共和国司法战线上的年轻卫士们，决不会对这些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恶魔留情，一定要让他们永远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拉开了侦讯工作的序幕
1954年3月4日，我们结束了在真武庙的火线培训，由300多人组成的侦讯大军随即乘列车北上，奔赴抚顺战犯管理所；另一支侦讯大军，则同时进发太原关押战犯的监狱，开始了周密、严肃、精确、负责的审查、调查、验证、核实工作。我参加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侦讯工作团。
那时，当地政府为了接待我们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将紧靠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抚顺工人疗养院全部腾出来，我们就住宿在那里，早晨乘车去监狱办公，直到深夜才回来。后来，随着工作紧张，我们全部搬进管理所腾出来的宿舍住。
工作团进驻战犯管理所后，按照部署的原则，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当时，组织了若干侦讯组，将战争罪犯特别是重点人犯分到小组，包干负责，逐人开展侦讯。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12个省、市深入群众访问，获取直接和间接的证据。
一场认罪坦白与检举揭发相结合、严密审问与广泛取证相结合、系统侦讯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既严肃认真又实事求是的侦讯决战在狱内外、省内外打响了。通过内查外调，在全国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日本战争罪犯调取的罪证材料纷至沓来，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堆积得非常多，最后连工作团居住的大院办公室里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露天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谁是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是暴行事件的策划者，谁下的命令，逮捕残害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折射了当年这些涂炭生灵的恶魔犯下的种种罪行，斑斑墨痕，没有消失。
深埋的剧烈仇恨
在工作团，我被分配在普通战犯侦讯组。我和一位归国不久姓缪的年轻爱国日侨搭档，他做我的翻译兼书记员，负责对几个佐级日本战犯进行侦讯。
对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我是随着岁月惊涛逐渐加深认识的。当我刚进入湖南纱厂子弟学校时，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使学校和我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日军侵犯进攻长沙时，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逃出沦陷区，在异乡颠沛流离。在那山河破碎的年代，我是唱着“黄水谣”、“我家在松花江上”长大的。我和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就知道，日本鬼子在1937年底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我后来从很多当时的战地记者拍摄下来的惨绝人寰的图片和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日本鬼子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总共杀害了34万中国同胞。深深震撼了我的心。我还记的，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疯狂地在南京紫金山进行“百人斩比赛”，比谁先用东洋刀砍死100个中国人，甚至在他们分别杀害了105个和106个无辜的百姓而无法确认谁先过百时，竟又约定，再砍杀150人为二轮比赛的“指标”！不算过去日寇侵华的历次战争，仅从1937年算起的8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即死亡一千万以上。连曾任西南太平洋盟军三军总司令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认为，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暴行“是对军人荣誉这个最神圣准则的践踏”，成了军人职业的耻辱。总之，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早已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心田里。
所以，当工作团整日夜地与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打交道时，我的心中真是抑制不住燃烧起来的满腔仇恨的火焰。在这个环境里，也是无时不感到这些恶魔的浓浓血腥。
关押日本战犯的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日冠当年为关押我抗日联军战士和我国同胞而修建的一座法西斯监狱。遗憾的是，他们亲手建造的这座人间地狱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扩大关押我军战士和我国同胞，就被我解放。而今则用来关押他们自己。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侵略者一枕黄粱美梦，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为他们葬身自己设下了绞刑台。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亲眼目睹了当年法西斯分子残害我国同胞血腥暴行的痕迹。一次，战犯们在平整操场时，挖出了一具被子弹打穿的少女头骨。在全体战犯面对着这具头骨默哀时，伪满抚顺监狱的典狱长大村忍，介绍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的地狱情景。他说：伪满时期我就在这所监狱，那时，这里充满了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每个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饭，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折磨死。
当然，如今同样还是这座监狱，却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造战争罪犯的场地。用战犯自己的话说，现在这里只有读书声、唱歌声了。过去的苦役工厂变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变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变成了浴室。罪犯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会相信他们就是当年杀人的魔王？
在战犯管理所的附近有一个高山坡，在侦讯战犯期间，每当在冰雪解冻天气晴和的日子里，我就和一些年轻同伴，在清晨或傍晚去坡上踏青、散步，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和附近的村民们熟悉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中央派来侦讯在押的日本战犯时，乡亲们无不义愤填膺，向我们滔滔不绝地控诉当年日军在距这里不远的平顶山村犯下的罪行。
距战犯管理所约五六公里的抚顺露天煤矿本部山下，有一个千户村落，名曰“平顶山”，是抗日义勇军当年出没活动之地。1932年中秋节之夜，一支民众抗日力量路过平顶山村一带。中午，日伪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川上精一和抚顺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带领部下190多人包围了平顶山村，他们把一户户正升腾起袅袅炊烟的3000多群众驱赶到一起，用机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对未死者刀劈、枪刺、崩山掩埋，连儿童也没有放过。日军还焚烧了全村800多间房屋。无辜的3000多生灵，顷刻间惨遭涂炭。在后来建起的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仍可看见当年留下来的累累白骨。这些遗骨或蜷缩着身体，或张大了嘴巴，在无言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沉重地叩击着参观者的心扉。
他们把狰狞面目掩盖起来
在我们开始对战犯进行侦讯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因这些罪犯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年纪都很大，不但凶戾，而且狡猾。当我们面对面地进行交锋时，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竭力把自己的狰狞面貌掩盖起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使我神圣领土，痛受蹂躏；中华儿女，惨遭杀戮；中华民族，遭受空前未有的深灾大难。哪座青山，没有我民族的血泪？白骨累累，铁证如山。在他们强夺侵占我国的领土上，到处建立傀儡政权，集户并村，建立保甲连坐。抓劳工，逼得我无数同胞家破人亡。特务如毛，无孔不入。阴森森的牢狱，有我多少同胞、多少抗日英雄在这里壮烈牺牲。在日冠的铁蹄之下，我沦陷区的同胞灾难深重：房屋被烧，四处逃亡；亲人被害，骨肉分离；生活无着，沿街乞讨；贫困交加，痛苦呻吟……可以说，日冠的侵华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倾东海之水洗不尽，罄南山之竹写不完。
可是，这些当年在我国亲手制造骇人听闻灾难和暴行的日本战犯，他们从入监的第一天起，就矢口否认有罪。而现在当我们面对面地对其展开侦讯，他们自知定罪审判的时刻即将到来，更是变本加厉，百般抵赖，拒不交代。特别是31名将校级战犯，一直是缄口不语，盼处理又怕处理，想交罪又怕治罪，要举报又怕报复，思来想去还是以“走”为上策，继续置若罔闻，消极对抗；侥幸观望，等待归期。有的虽张开了嘴巴，却是推翻前供，对抗检控，咎罪下级；推咎不了的，则改变口径，谈虚不谈实，谈小不谈大，谈轻不谈重，谈公开不谈秘密，谈集体不谈个人，谈战场杀人不谈非战场杀人，谈奉命杀人不谈命令杀人和自主杀人。
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更正其在苏联期间的供词。他说：“苏联调查官问我1945年2月下旬讨伐（中国）当阳附近的战果时，我想象地说大约50名。后来仔细想，记得联队长向我写了简单的书面报告，可是内容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少将旅团长庄司巽胡搅蛮缠，竟说什么：“我是爱护中国人民的。我的部下抢来20匹马，我只是留下了3匹。”
伪满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夫，有据可证他曾抓捕中国军民3900多人，他却彬彬有礼地对侦讯工作人员说：“先生，你讲的道理都对呀，可是，我是抓小偷的，有什么罪？”
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岛村三郎气势汹汹地说：“我是腰里别着脑袋来跟你们谈话的。再问，我就拒绝回答！”
伪满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许多罪行中含有亲手指挥绞杀我抗联干部孙国栋，却在认罪交代时佯装抵赖，一会儿说“我会自杀”，一会儿叫“有材料拿出来”，一会儿连嚎带叫，蒙混过关。
我担任侦讯员在进入工作不久，由于我对日本战犯的深刻仇恨，而又缺乏斗智，所以一度紧张失策。一次，我所负责的一名佐级尉官战犯，在开展侦讯后，死不认罪，态度蛮横，我不由自控地在愤怒中冒了火，用拳头狠狠地击拍了一下桌子，顿时使这名战犯惊骇得不知所措，回监后表示要自杀。
这件事情，当即引起工作团领导的高度重视，高检检察员井助国老厅长亲自来跟我谈心，他没有正面批评，但却语重心长地向我说，他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懂得做犯人的心理。犯人在监狱里对管理人员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是很敏感，也是很在意的。他指出，一定要及时掌握侦讯对象的心理变化，也不要跟犯人发火，即使是顽固对抗，也要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啊。经他谆谆教导，使我在侦讯战犯中终于逐渐地学会了游泳，掌握了要领，智斗犯人。
在深挖犯罪刺刀见红的侦讯打响后，像我这种因气愤而行为过激者，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娃娃，有时连老同志一时失控也有发生。在一次号召下级士官检举揭发将校战犯的大会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当时，黑压压的一片罪犯人群，台前并排站着一排抗罪、赖罪又阻挠同类坦白自新的将校级战犯，他们低头听取纷纷即席站起来的尉级及其一下战犯的揭发、批判发言。这些来自内部知情者和执行者面对面的清算，无疑是一颗颗重型炮弹投向首要战犯，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变认罪。会上，即有一些战犯提交了死刑申请书，有好几份还是当场写的血书，尽管这不是管理所当局提倡的。但是，也有顽固对抗的。日本关东军第八司令部中佐参谋广濑三郎不屑一顾，表现蛮横。他先是怒目相对揭批发言的人，而后索性前后左右地扭转着身体，背靠背地对峙发言人，趾高气扬，气焰嚣张，令管理所所长吞咽不得。一时气氛之下，所长命令看守员当场给他戴上手铐，关进了单间反省室。然而，第二天一早，这位所长有亲自到反省室，撤销了自己的命令，并且当面向广濑道歉，又送回到他原来的监舍，再次诚恳表示自己要检讨与改正过失，注意制怒而不感情用事。
所长从“制怒”二字想到手铐，又从手铐想到政策，发现自己的作为超限了。“不对啊！手铐、脚镣是戒具，不是也没有什么‘罚具’、‘刑具’。它们是限于危及监狱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时候才使用的。”所长一夜三省吾身，“从绥芬河到抚顺一路上，从入监到眼下这么长时间，上千人没有一人加铐过。眼前的情形，也不属于需要用戒而非铐不可的境况呀……”
这件事使在押战犯深深地引起震撼。“作为监狱的第一当权者，给一个态度恶劣的战犯戴一夜手铐，算个啥错误？”那些一时执迷不悟的将佐们，即使不与当年暴虐中国“嫌犯”、残杀中国平民时的自我比较，也深感不解，自疚不如。
运用政策制服战犯
当工作团侦讯初战拉开，检察员们一度对充满武士道精神，长期来受法西斯 和军国主义教育灌输而骄横自负的日本战犯，不能不有些“刮目相看”，久久地在心理上响起警钟：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不可麻痹，不可轻敌。对一些城府很深的“庞然大物”，也不是没有啃不动的殊感。
各个侦讯小组跟自己的包干对象，几个回合下来，并非是个个战犯都服服帖帖，接受侦讯，引颈受审。特别是那些将校级战犯、重点人犯，依然是心怀叵测，等待观望，纹丝不动。即使是来自公安、检察战线上的老同志也都有些棘手，暗暗着急。
面对这个情况，工作团在侦讯工作开展不久，即由负责工作团领导工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召集开会。这位在中央苏区和延安就一直做党的保卫工作的老前辈，是我党在公安司法隐蔽战线上著名的审讯专家。他在32岁时，便于1942年在延安撰写出版了我党第一部《审讯学》，被中央定为保卫人员必读的正式教本。这一次，他受中央委托，担任处理日本侵华战争战犯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个战犯管理所的前沿阵地上指挥督战。
谭政文副检察长针对工作团少数同志面对强敌有畏难的情绪，在讲话中指出，对敌人决不能有任何畏难情绪，就像强攻敌人的碉堡，只有勇敢向前，不能犹豫后缩。他不无诙谐地说，这些年来他在同反革命和犯罪分子，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中，只有一种犯人不好对付，那就是“哑巴”。只要犯人开口说话，我就有办法制服他。他的讲话，对整个工作团特别像我这样刚出山的年轻人，的确如同一盏明灯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大大增强了信心和斗志，勇敢地投入战斗。
在各个侦讯小组对所包干负责的对象开展工作后，我和其他小组的同志一起在自己负责的领域中，热情奋发地进行战斗，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广泛地收集材料，提取有用的证据，有计划地讯问战犯，努力完成侦讯任务。
为了推动侦讯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团还采取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措施。当时摸底统计，在一千多名战犯中，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60－70％。根据这一情况，为分化瓦解战犯，孤立上层，打击少数顽固反动的罪犯，工作团决定像土改中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揭发斗争恶霸地主那样，对战犯中的下级军官进行动员。记得是我们进入管理所不久，一个春寒陡峭的日子，在一个大操场上，集中全狱的战犯，由工作团主任李甫山（高检办公厅主任）亲自做报告，发动战犯中的中下层军官起来揭发他们的上司军官的罪行。
当工作团对战犯侦讯开始时，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又出现了新的反复。他们惶惶不安，感到深挖罪行的举动非同以往，怕坦白了吃亏，怕留下杀头的证据。又见将校级战犯“纹丝不动”，妄测他们“职位高、罪行抽象可能被赦免，自己将成为他们的‘替罪羊’。”所以顾虑重重，猜疑观望。想交罪，又怕治罪；要检举，又怕报复；交战争杀人，不交平时杀人；交奉命杀人，不交命令杀人；交次罪，不交主罪；有的甚至推翻了前供。针对这种情况，李甫山主任在动员大会讲话中，反复讲明我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精神，打消他们的顾虑。
接着，工作团又组织罪恶严重、认罪较好，敢于检举的中队长柴田修藏中尉向尉级以下战犯作了认罪检举的典型示范发言。他痛哭流涕，认罪忏悔，一气讲了4个小时，台下的全体战犯也流着眼泪，不断地喊着：“同感！同感！”从反对营垒里分化出来的典型的现身说法，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对战犯的认罪忏悔起着重要的促进催化作用。随后，在绝大多数尉级以下战犯中，立即掀起了交罪检举的高潮。
当然，侦讯战犯的道路是不平静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多数表示了认罪，但仍有少数顽固分子继续反抗。警佐铃木太助绝食威胁；警尉木村米之装疯卖傻；中尉鹈野晋太郎在侦讯人员找他谈话时，公开称：“在打倒天皇之前，我首先要打倒国友（表现积极的战犯）。”在前苏联关押时期组织反动“黑龙会”的骨干分子市毛高友中尉，还布置同伙搜集表现好的战犯名单，准备回国后实施以报复。
为了打击反动分子，并防止发生意外，工作团通过管理所把表现顽固的战犯分子押到各个监号，“以好夹坏”，严密控制。同时，还抓住市毛高友这个坏典型，公开揭穿他们的罪恶阴谋。从而使顽固战犯纷纷垂首缴械，进一步促进了侦讯工作的深入发展。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尉级以下战犯基本上交清了罪行，他们还写了4000多件检举材料，揭发了14000多条罪行。
通过分化瓦解下层，有力地动摇了上层分子。但有些人自感罪行严重，还没有坦白检举的勇气，忧心忡忡。工作团又协同管理所加强管理，对症下药，采取适时的教育进攻措施，挑选一批表现好的尉级以下战犯与将级战犯“混合关押”，促使思想转化。对重点对象，还针对不同心理特点，个别地进行了政策攻心，鼓励好的，争取中间动摇的，批评教育顽固的，指明出路。尉级以下表现较好的士兵与将校级军官生活在同一监号，出现了“将军当学生，士兵当老师”的新情况，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争取下层，分化上层，而且为他们的新生，结成新的平等关系，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经过反复的教育、反复的斗争，使将校级战犯走上了坦白认罪的道路，促进了侦讯工作的顺利完成。
严密定罪不枉不纵
随着在押战犯的坦白认罪，侦讯工作进入更加细致、严密的阶段。当时，工作团组织的侦讯小组，每一个检察员大约分担10多名战犯的侦讯任务。那时，我们每个小组的同志，可以说是吃饭匆匆，夜不能寐，要从各种档案材料和战犯的供述中提取线索，认定罪证，识别真伪。
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没有硝烟弥漫，却是刀光剑影；没有生死呐喊，却是激烈拼斗。一轮又一轮，一次又一次，面对面交锋，面对面较量，反复核实，反复验证。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侦讯对象的定案愈近尾声，跋涉愈益艰难，唯恐出现疏忽，影响对战犯的正确审理。
当时，有的战犯在侦讯中把水搅浑，也不是没有的。
11月的一天上午，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警部特高第一股股长小野寺广元，在侦讯中遇到了他自己造的暗礁。为了搞清他在大连是不是参与镇压中共组织一案，侦讯小组先后换了3名检察员。小野说，有一天早晨大逮捕，他记得没有参加，可有人说他参加了。“那天早晨，你领谁到了哪些街道，在哪一家捕了什么人？”小野晃了晃比别人大得多的脑袋，说他是搞“特高课”的，常有抓小偷的行动，也有一次救援行动，“参与或者没有参与那次大逮捕，我实在记不起来了。”
小野知道，这么大的事，只说“记得”或“不记得”，是说不通的。“明天是关键时刻，没有办法，我只好承认参加那次行动，可要问起细节来，我可就抓瞎了……”在承认“参与”后的那段时间，他苦于写不出大逮捕的详情细节，更加惶惶不安。
又一天早晨，小野再次受审，午夜才回来。“我被问得哑口无言。检察官让我到室外清醒清醒。”原来，检察员招来自始始终参与策划这次大逮捕的关东州厅警察部旅大戒严司令部“警部补”高田国胜对质，高田证实：”小野寺与这件事没有关系。“
在事实面前，小野终于供认自己“胡乱供述，欺骗了中国人民。”
检察员严正指示“人，不论是谁，都要尊重事实啊！”
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就是这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进行着。既风风火火，又如履薄冰。尽管这些战犯在入侵我国的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无可补偿的浩劫，对他们怎么处理也不过分。但我们并不感情用事，依然按照党的政策，对每一个人的定罪一点也不含糊，求真求实，还他们战犯的面貌。在侦讯中，做到了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当然，即使是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证据充分确凿的，我们同样也是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严正而宽大的审判
经过近二年的时间，工作团协同管理所通力合作，内审外调，终于完成了对一千余名日本战犯的全部侦讯工作，我们这支侦讯大军，硬是把当年充当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杀手，铁蹄践踏我们国土的喋血鹰犬擒缚了，迫使全体在押日本战争罪犯比较彻底的缴了械。
据当年统计管理所协同检查机关，根据这些在押战犯供述的主持犯罪或参与犯罪的概述：杀害中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857000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8000处又44000间，掠夺粮食3700多万吨、煤炭2．22亿吨、钢铁等金属3000多万吨。这些惊人的数字，仅是在押的一千多名战犯执行“三光政策”血腥记录的一部分。
据统计，复经清查日伪残留档案，获得原始罪证4000多件。在随讯随查中，先后派出侦查干部到一些省、市调查取证，搜集控诉书、鉴定书和实物证据26700多件。开庭前，还重点补充侦查，获取新证1300多件。对确定交付审判的45名战犯，所犯罪行190项，支持起诉的证据有4079件，且每项罪状，都有被害人或遇难家属的控告书，当地居民的证词、日伪档案书报的记载、战犯同僚和部下的举报，以及被告人自己的供词。所有这些，组成了疏而不漏的诉讼网络。
随着侦讯工作的全面完成，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的决定。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通用的战犯量刑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一个起诉名单的草案，共包括107名起诉对象，其中70名应当判死刑。这份名单草案，于1955年末，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签署，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亲自听取了东北工作团代表的汇报，然后对他们说：“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谭政文副检察长回到抚顺后，向东北工作团和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于是，工作团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审议起诉战犯名单，取消了处以死刑的名单，把起诉的人数压缩了一半，从一千多名战犯中选定了45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务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重要战犯，决定公开进行审判。
在这45名战犯中，每一个战犯都犯有严重的罪行，罪恶深重。如前日本陆军第177师团长铃木启久，他于1941年12月到1944年10月，在河北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担任日军联队长和师团长期间，即先后制造了6起集体屠杀事件，其中仅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就烧毁民房一千多间，集体屠杀中国居民1280多人。他在河南新乡、开封一带推行“三光”政策，从事毒气战、细菌战和试验空气注射杀人；他在河北兴隆县实施“无人区”，16万耕地遭禁耕，2000多个村庄被烧毁，全县死亡1、54万人，烧房7万间。铃木启久在侦讯中亲笔供认：“我的一纸命令……仅仅在20多天内就制造了一大片地狱。在这个期间内，日军抢夺了约640平方公里的中国老百姓的土地。十几万中国老百姓被迫挨着冻饿流走到他乡。一万多户老百姓的房屋被烧成了灰烬，200多名中国农民仅仅因为用愤怒的眼光投向日军而被枪杀。”“原来是一片葱茏苍翠的森林、田 ，现在成为一片焦土，荒凉、恐怖的无人秃山。和平的村镇变成了鬼域。”
公开审判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司法、高法等有关部门，汇聚了司法战线上的专家们，仔细地核实案件材料，以及起草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和公诉词等各类法律文书，认真制作，为即将公开进行的对日本战犯开庭审判充分做好了准备。
1956年6月9日至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柏陵对前日本陆军第17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45名主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至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一千名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免于起诉，宽大释放。
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
盼望已久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史无前例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对中央采取的宽大政策从道理上讲是说得通也是接受得了的，但当时我们这些直接参与侦讯战犯的司法工作者，一度对没有从重处理这些战犯也是有些深深失望。当然，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审判前工作团和战犯管理所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不杀死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时周总理的指示：“理解干部和群众的心情，但是，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只要领导干部思想通了，下边的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好做了。从长远看，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政策，但20年后会认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党中央的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再重申一次，一个人也不能杀，不能处以死刑，最大限度地限制判刑人数。”
领导我们工作团打这场大仗的谭政文副检察长也曾指出：“是啊，并不是不能杀他们，其中多数战犯，就是一人枪毙他十次，也是罪有应得。这一千多人都杀掉，还不及我国抗战期间死难人数的万分之一……但是党中央站得高、看得远，确定了对日本战犯惩办极少数，宽释大多数的处理方针。应该看到，中国人民以胜利者的身份，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行使司法主权审判侵略者，这本身就比什么都重要。通过庄严的审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革命人民报仇雪恨，对一切侵略者和战争贩子发出警告。同时，根据‘下层从宽，上层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管教和审判，把战争狂人改造成能为世界进步、和平事业出力的新人，这不比简单地把人杀掉困难得多，也有意义得多吗？”
而是，虽然岁月奔流，但中央领导同志这些掷地千金抉择历史命运的频频心语，却是终身难忘。而且，即使到现在屡屡未愈的创伤击痛心灵的时刻，我仍然会以他们的这些教诲来鞭策自己，使自己在悲痛的时候不致失去理智，失去清醒，失去对未来的展望。
事物就像生活运行的发展规律一般，对日本战犯的关押改造和侦讯，审判直至最后全部宽释，渐见倪端。不仅这些被判刑的战犯在当时审判中表现全都认罪伏法，表示沉痛的忏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证人谢罪，被宽大释放的战争犯罪分子中很多人更是感动得泣不成声，他们把战犯管理所称为自己的“再生之地”；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很多人四处现身说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与中国人民友好下去。“归还者”们曾多次组团来华“探亲”，看望“恩师”、“母校”，成为反对战争、促进中日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归还者”会长为被宽释的前日军九师中将师团长腾田茂，他四次率团访华，周总理接见时还赠他一套中山装，1982年他弥留之际就是穿着这套衣服谢世的，以示九泉之下也不忘中国恩师，系念中日友好之情。
“中国归还者联合会”还将他们建造的一座6．37米由云白理石与花岗岩构成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于1988年10月22日落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用日中两国文字雕刻的百字碑文：我们参与侵华战争犯下不可饶恕烧杀掠夺的罪行，受到“憎恨其罪不憎恨其人”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才开始唤醒人的良心。所有战犯无一判死，全部得以回国。我们以表示谢罪的一片诚意，镌刻下“不再允许侵略战争重演，坚持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这石碑，永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铁证，也是日本人民愿意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象征。这碑，也就是高尔山，有口皆碑的高尔山。
中国和日本相居在近在咫尺的同一海域线上，中日友谊源远流长，这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两国人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那场侵华战争，现在虽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并不是没有这段历史罪恶记录。而正是那些骇人听闻的永远也抹杀不了的罪行，把他们钉在了永世也不得翻身的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柱上。
那看似浩瀚的历史，就是岁月的脚步，也就是今天对昨天的流盼，也就是黑夜对白昼的叮嘱，而在每一个明净的眸子里，历史则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影像。滔滔历史是无法篡改的，是无法抹去的，是无法忘怀的，也是不该忘怀的。
所以，每当在日本教科书和他们的新闻媒体上有人跃跃欲试篡改日本侵华历史的行径，公然指责当年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甚至在平静的东海的海峡上出现不详的阴霾尘埃，昔日战争鬼蜮恶魔如影随形地在隐现时，使我们这些参加过侦讯审理日本战争罪犯的老兵，不由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要干什么？我们不愿意战争，但为保卫祖国没有什么不可以奉献的。我们期望那些军国情未了的人们，珍惜历史，珍惜未来，珍惜民族，珍惜自己，不再一次次地重复再现昔日侵略野心的徒劳尝试。
被杀害在二战中法西斯分子手下的共产党人伏契克的铮铮遗言将永久地在我们耳畔敲响：“人们，我爱你们，但是要警惕呵。”
在我们开始对战犯进行侦讯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因这些罪犯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年纪都很大，不但凶戾，而且狡猾。当我们面对面地进行交锋时，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竭力把自己的狰狞面貌掩盖起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使我神圣领土，痛受蹂躏；中华儿女，惨遭杀戮；中华民族，遭受空前未有的深灾大难。哪座青山，没有我民族的血泪？白骨累累，铁证如山。在他们强夺侵占我国的领土上，到处建立傀儡政权，集户并村，建立保甲连坐。抓劳工，逼得我无数同胞家破人亡。特务如毛，无孔不入。阴森森的牢狱，有我多少同胞、多少抗日英雄在这里壮烈牺牲。在日冠的铁蹄之下，我沦陷区的同胞灾难深重：房屋被烧，四处逃亡；亲人被害，骨肉分离；生活无着，沿街乞讨；贫困交加，痛苦呻吟……可以说，日冠的侵华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倾东海之水洗不尽，罄南山之竹写不完。
可是，这些当年在我国亲手制造骇人听闻灾难和暴行的日本战犯，他们从入监的第一天起，就矢口否认有罪。而现在当我们面对面地对其展开侦讯，他们自知定罪审判的时刻即将到来，更是变本加厉，百般抵赖，拒不交代。特别是31名将校级战犯，一直是缄口不语，盼处理又怕处理，想交罪又怕治罪，要举报又怕报复，思来想去还是以“走”为上策，继续置若罔闻，消极对抗；侥幸观望，等待归期。有的虽张开了嘴巴，却是推翻前供，对抗检控，咎罪下级；推咎不了的，则改变口径，谈虚不谈实，谈小不谈大，谈轻不谈重，谈公开不谈秘密，谈集体不谈个人，谈战场杀人不谈非战场杀人，谈奉命杀人不谈命令杀人和自主杀人。
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更正其在苏联期间的供词。他说：“苏联调查官问我1945年2月下旬讨伐（中国）当阳附近的战果时，我想象地说大约50名。后来仔细想，记得联队长向我写了简单的书面报告，可是内容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少将旅团长庄司巽胡搅蛮缠，竟说什么：“我是爱护中国人民的。我的部下抢来20匹马，我只是留下了3匹。”
伪满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夫，有据可证他曾抓捕中国军民3900多人，他却彬彬有礼地对侦讯工作人员说：“先生，你讲的道理都对呀，可是，我是抓小偷的，有什么罪？”
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岛村三郎气势汹汹地说：“我是腰里别着脑袋来跟你们谈话的。再问，我就拒绝回答！”
伪满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许多罪行中含有亲手指挥绞杀我抗联干部孙国栋，却在认罪交代时佯装抵赖，一会儿说“我会自杀”，一会儿叫“有材料拿出来”，一会儿连嚎带叫，蒙混过关。
我担任侦讯员在进入工作不久，由于我对日本战犯的深刻仇恨，而又缺乏斗智，所以一度紧张失策。一次，我所负责的一名佐级尉官战犯，在开展侦讯后，死不认罪，态度蛮横，我不由自控地在愤怒中冒了火，用拳头狠狠地击拍了一下桌子，顿时使这名战犯惊骇得不知所措，回监后表示要自杀。
这件事情，当即引起工作团领导的高度重视，高检检察员井助国老厅长亲自来跟我谈心，他没有正面批评，但却语重心长地向我说，他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懂得做犯人的心理。犯人在监狱里对管理人员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是很敏感，也是很在意的。他指出，一定要及时掌握侦讯对象的心理变化，也不要跟犯人发火，即使是顽固对抗，也要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啊。经他谆谆教导，使我在侦讯战犯中终于逐渐地学会了游泳，掌握了要领，智斗犯人。
在深挖犯罪刺刀见红的侦讯打响后，像我这种因气愤而行为过激者，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娃娃，有时连老同志一时失控也有发生。在一次号召下级士官检举揭发将校战犯的大会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当时，黑压压的一片罪犯人群，台前并排站着一排抗罪、赖罪又阻挠同类坦白自新的将校级战犯，他们低头听取纷纷即席站起来的尉级及其一下战犯的揭发、批判发言。这些来自内部知情者和执行者面对面的清算，无疑是一颗颗重型炮弹投向首要战犯，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变认罪。会上，即有一些战犯提交了死刑申请书，有好几份还是当场写的血书，尽管这不是管理所当局提倡的。但是，也有顽固对抗的。日本关东军第八司令部中佐参谋广濑三郎不屑一顾，表现蛮横。他先是怒目相对揭批发言的人，而后索性前后左右地扭转着身体，背靠背地对峙发言人，趾高气扬，气焰嚣张，令管理所所长吞咽不得。一时气氛之下，所长命令看守员当场给他戴上手铐，关进了单间反省室。然而，第二天一早，这位所长有亲自到反省室，撤销了自己的命令，并且当面向广濑道歉，又送回到他原来的监舍，再次诚恳表示自己要检讨与改正过失，注意制怒而不感情用事。
所长从“制怒”二字想到手铐，又从手铐想到政策，发现自己的作为超限了。“不对啊！手铐、脚镣是戒具，不是也没有什么‘罚具’、‘刑具’。它们是限于危及监狱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时候才使用的。”所长一夜三省吾身，“从绥芬河到抚顺一路上，从入监到眼下这么长时间，上千人没有一人加铐过。眼前的情形，也不属于需要用戒而非铐不可的境况呀……”
这件事使在押战犯深深地引起震撼。“作为监狱的第一当权者，给一个态度恶劣的战犯戴一夜手铐，算个啥错误？”那些一时执迷不悟的将佐们，即使不与当年暴虐中国“嫌犯”、残杀中国平民时的自我比较，也深感不解，自疚不如。
运用政策制服战犯
当工作团侦讯初战拉开，检察员们一度对充满武士道精神，长期来受法西斯 和军国主义教育灌输而骄横自负的日本战犯，不能不有些“刮目相看”，久久地在心理上响起警钟：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不可麻痹，不可轻敌。对一些城府很深的“庞然大物”，也不是没有啃不动的殊感。
各个侦讯小组跟自己的包干对象，几个回合下来，并非是个个战犯都服服帖帖，接受侦讯，引颈受审。特别是那些将校级战犯、重点人犯，依然是心怀叵测，等待观望，纹丝不动。即使是来自公安、检察战线上的老同志也都有些棘手，暗暗着急。
面对这个情况，工作团在侦讯工作开展不久，即由负责工作团领导工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召集开会。这位在中央苏区和延安就一直做党的保卫工作的老前辈，是我党在公安司法隐蔽战线上著名的审讯专家。他在32岁时，便于1942年在延安撰写出版了我党第一部《审讯学》，被中央定为保卫人员必读的正式教本。这一次，他受中央委托，担任处理日本侵华战争战犯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个战犯管理所的前沿阵地上指挥督战。
谭政文副检察长针对工作团少数同志面对强敌有畏难的情绪，在讲话中指出，对敌人决不能有任何畏难情绪，就像强攻敌人的碉堡，只有勇敢向前，不能犹豫后缩。他不无诙谐地说，这些年来他在同反革命和犯罪分子，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中，只有一种犯人不好对付，那就是“哑巴”。只要犯人开口说话，我就有办法制服他。他的讲话，对整个工作团特别像我这样刚出山的年轻人，的确如同一盏明灯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大大增强了信心和斗志，勇敢地投入战斗。
在各个侦讯小组对所包干负责的对象开展工作后，我和其他小组的同志一起在自己负责的领域中，热情奋发地进行战斗，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广泛地收集材料，提取有用的证据，有计划地讯问战犯，努力完成侦讯任务。
为了推动侦讯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团还采取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措施。当时摸底统计，在一千多名战犯中，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60－70％。根据这一情况，为分化瓦解战犯，孤立上层，打击少数顽固反动的罪犯，工作团决定像土改中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揭发斗争恶霸地主那样，对战犯中的下级军官进行动员。记得是我们进入管理所不久，一个春寒陡峭的日子，在一个大操场上，集中全狱的战犯，由工作团主任李甫山（高检办公厅主任）亲自做报告，发动战犯中的中下层军官起来揭发他们的上司军官的罪行。
当工作团对战犯侦讯开始时，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又出现了新的反复。他们惶惶不安，感到深挖罪行的举动非同以往，怕坦白了吃亏，怕留下杀头的证据。又见将校级战犯“纹丝不动”，妄测他们“职位高、罪行抽象可能被赦免，自己将成为他们的‘替罪羊’。”所以顾虑重重，猜疑观望。想交罪，又怕治罪；要检举，又怕报复；交战争杀人，不交平时杀人；交奉命杀人，不交命令杀人；交次罪，不交主罪；有的甚至推翻了前供。针对这种情况，李甫山主任在动员大会讲话中，反复讲明我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精神，打消他们的顾虑。
接着，工作团又组织罪恶严重、认罪较好，敢于检举的中队长柴田修藏中尉向尉级以下战犯作了认罪检举的典型示范发言。他痛哭流涕，认罪忏悔，一气讲了4个小时，台下的全体战犯也流着眼泪，不断地喊着：“同感！同感！”从反对营垒里分化出来的典型的现身说法，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对战犯的认罪忏悔起着重要的促进催化作用。随后，在绝大多数尉级以下战犯中，立即掀起了交罪检举的高潮。
当然，侦讯战犯的道路是不平静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多数表示了认罪，但仍有少数顽固分子继续反抗。警佐铃木太助绝食威胁；警尉木村米之装疯卖傻；中尉鹈野晋太郎在侦讯人员找他谈话时，公开称：“在打倒天皇之前，我首先要打倒国友（表现积极的战犯）。”在前苏联关押时期组织反动“黑龙会”的骨干分子市毛高友中尉，还布置同伙搜集表现好的战犯名单，准备回国后实施以报复。
为了打击反动分子，并防止发生意外，工作团通过管理所把表现顽固的战犯分子押到各个监号，“以好夹坏”，严密控制。同时，还抓住市毛高友这个坏典型，公开揭穿他们的罪恶阴谋。从而使顽固战犯纷纷垂首缴械，进一步促进了侦讯工作的深入发展。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尉级以下战犯基本上交清了罪行，他们还写了4000多件检举材料，揭发了14000多条罪行。
通过分化瓦解下层，有力地动摇了上层分子。但有些人自感罪行严重，还没有坦白检举的勇气，忧心忡忡。工作团又协同管理所加强管理，对症下药，采取适时的教育进攻措施，挑选一批表现好的尉级以下战犯与将级战犯“混合关押”，促使思想转化。对重点对象，还针对不同心理特点，个别地进行了政策攻心，鼓励好的，争取中间动摇的，批评教育顽固的，指明出路。尉级以下表现较好的士兵与将校级军官生活在同一监号，出现了“将军当学生，士兵当老师”的新情况，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争取下层，分化上层，而且为他们的新生，结成新的平等关系，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经过反复的教育、反复的斗争，使将校级战犯走上了坦白认罪的道路，促进了侦讯工作的顺利完成。
严密定罪不枉不纵
随着在押战犯的坦白认罪，侦讯工作进入更加细致、严密的阶段。当时，工作团组织的侦讯小组，每一个检察员大约分担10多名战犯的侦讯任务。那时，我们每个小组的同志，可以说是吃饭匆匆，夜不能寐，要从各种档案材料和战犯的供述中提取线索，认定罪证，识别真伪。
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没有硝烟弥漫，却是刀光剑影；没有生死呐喊，却是激烈拼斗。一轮又一轮，一次又一次，面对面交锋，面对面较量，反复核实，反复验证。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侦讯对象的定案愈近尾声，跋涉愈益艰难，唯恐出现疏忽，影响对战犯的正确审理。
当时，有的战犯在侦讯中把水搅浑，也不是没有的。
11月的一天上午，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警部特高第一股股长小野寺广元，在侦讯中遇到了他自己造的暗礁。为了搞清他在大连是不是参与镇压中共组织一案，侦讯小组先后换了3名检察员。小野说，有一天早晨大逮捕，他记得没有参加，可有人说他参加了。“那天早晨，你领谁到了哪些街道，在哪一家捕了什么人？”小野晃了晃比别人大得多的脑袋，说他是搞“特高课”的，常有抓小偷的行动，也有一次救援行动，“参与或者没有参与那次大逮捕，我实在记不起来了。”
小野知道，这么大的事，只说“记得”或“不记得”，是说不通的。“明天是关键时刻，没有办法，我只好承认参加那次行动，可要问起细节来，我可就抓瞎了……”在承认“参与”后的那段时间，他苦于写不出大逮捕的详情细节，更加惶惶不安。
又一天早晨，小野再次受审，午夜才回来。“我被问得哑口无言。检察官让我到室外清醒清醒。”原来，检察员招来自始始终参与策划这次大逮捕的关东州厅警察部旅大戒严司令部“警部补”高田国胜对质，高田证实：”小野寺与这件事没有关系。“
在事实面前，小野终于供认自己“胡乱供述，欺骗了中国人民。”
检察员严正指示“人，不论是谁，都要尊重事实啊！”
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就是这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进行着。既风风火火，又如履薄冰。尽管这些战犯在入侵我国的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无可补偿的浩劫，对他们怎么处理也不过分。但我们并不感情用事，依然按照党的政策，对每一个人的定罪一点也不含糊，求真求实，还他们战犯的面貌。在侦讯中，做到了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当然，即使是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证据充分确凿的，我们同样也是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严正而宽大的审判
经过近二年的时间，工作团协同管理所通力合作，内审外调，终于完成了对一千余名日本战犯的全部侦讯工作，我们这支侦讯大军，硬是把当年充当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杀手，铁蹄践踏我们国土的喋血鹰犬擒缚了，迫使全体在押日本战争罪犯比较彻底的缴了械。
据当年统计管理所协同检查机关，根据这些在押战犯供述的主持犯罪或参与犯罪的概述：杀害中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857000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8000处又44000间，掠夺粮食3700多万吨、煤炭2．22亿吨、钢铁等金属3000多万吨。这些惊人的数字，仅是在押的一千多名战犯执行“三光政策”血腥记录的一部分。
据统计，复经清查日伪残留档案，获得原始罪证4000多件。在随讯随查中，先后派出侦查干部到一些省、市调查取证，搜集控诉书、鉴定书和实物证据26700多件。开庭前，还重点补充侦查，获取新证1300多件。对确定交付审判的45名战犯，所犯罪行190项，支持起诉的证据有4079件，且每项罪状，都有被害人或遇难家属的控告书，当地居民的证词、日伪档案书报的记载、战犯同僚和部下的举报，以及被告人自己的供词。所有这些，组成了疏而不漏的诉讼网络。
随着侦讯工作的全面完成，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的决定。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通用的战犯量刑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一个起诉名单的草案，共包括107名起诉对象，其中70名应当判死刑。这份名单草案，于1955年末，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签署，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亲自听取了东北工作团代表的汇报，然后对他们说：“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谭政文副检察长回到抚顺后，向东北工作团和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于是，工作团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审议起诉战犯名单，取消了处以死刑的名单，把起诉的人数压缩了一半，从一千多名战犯中选定了45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务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重要战犯，决定公开进行审判。
在这45名战犯中，每一个战犯都犯有严重的罪行，罪恶深重。如前日本陆军第177师团长铃木启久，他于1941年12月到1944年10月，在河北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担任日军联队长和师团长期间，即先后制造了6起集体屠杀事件，其中仅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就烧毁民房一千多间，集体屠杀中国居民1280多人。他在河南新乡、开封一带推行“三光”政策，从事毒气战、细菌战和试验空气注射杀人；他在河北兴隆县实施“无人区”，16万耕地遭禁耕，2000多个村庄被烧毁，全县死亡1、54万人，烧房7万间。铃木启久在侦讯中亲笔供认：“我的一纸命令……仅仅在20多天内就制造了一大片地狱。在这个期间内，日军抢夺了约640平方公里的中国老百姓的土地。十几万中国老百姓被迫挨着冻饿流走到他乡。一万多户老百姓的房屋被烧成了灰烬，200多名中国农民仅仅因为用愤怒的眼光投向日军而被枪杀。”“原来是一片葱茏苍翠的森林、田 ，现在成为一片焦土，荒凉、恐怖的无人秃山。和平的村镇变成了鬼域。”
公开审判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司法、高法等有关部门，汇聚了司法战线上的专家们，仔细地核实案件材料，以及起草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和公诉词等各类法律文书，认真制作，为即将公开进行的对日本战犯开庭审判充分做好了准备。
1956年6月9日至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柏陵对前日本陆军第17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45名主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至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一千名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免于起诉，宽大释放。
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
盼望已久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史无前例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对中央采取的宽大政策从道理上讲是说得通也是接受得了的，但当时我们这些直接参与侦讯战犯的司法工作者，一度对没有从重处理这些战犯也是有些深深失望。当然，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审判前工作团和战犯管理所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不杀死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时周总理的指示：“理解干部和群众的心情，但是，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只要领导干部思想通了，下边的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好做了。从长远看，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政策，但20年后会认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党中央的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再重申一次，一个人也不能杀，不能处以死刑，最大限度地限制判刑人数。”
领导我们工作团打这场大仗的谭政文副检察长也曾指出：“是啊，并不是不能杀他们，其中多数战犯，就是一人枪毙他十次，也是罪有应得。这一千多人都杀掉，还不及我国抗战期间死难人数的万分之一……但是党中央站得高、看得远，确定了对日本战犯惩办极少数，宽释大多数的处理方针。应该看到，中国人民以胜利者的身份，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行使司法主权审判侵略者，这本身就比什么都重要。通过庄严的审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革命人民报仇雪恨，对一切侵略者和战争贩子发出警告。同时，根据‘下层从宽，上层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管教和审判，把战争狂人改造成能为世界进步、和平事业出力的新人，这不比简单地把人杀掉困难得多，也有意义得多吗？”
而是，虽然岁月奔流，但中央领导同志这些掷地千金抉择历史命运的频频心语，却是终身难忘。而且，即使到现在屡屡未愈的创伤击痛心灵的时刻，我仍然会以他们的这些教诲来鞭策自己，使自己在悲痛的时候不致失去理智，失去清醒，失去对未来的展望。
事物就像生活运行的发展规律一般，对日本战犯的关押改造和侦讯，审判直至最后全部宽释，渐见倪端。不仅这些被判刑的战犯在当时审判中表现全都认罪伏法，表示沉痛的忏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证人谢罪，被宽大释放的战争犯罪分子中很多人更是感动得泣不成声，他们把战犯管理所称为自己的“再生之地”；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很多人四处现身说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与中国人民友好下去。“归还者”们曾多次组团来华“探亲”，看望“恩师”、“母校”，成为反对战争、促进中日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归还者”会长为被宽释的前日军九师中将师团长腾田茂，他四次率团访华，周总理接见时还赠他一套中山装，1982年他弥留之际就是穿着这套衣服谢世的，以示九泉之下也不忘中国恩师，系念中日友好之情。
“中国归还者联合会”还将他们建造的一座6．37米由云白理石与花岗岩构成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于1988年10月22日落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用日中两国文字雕刻的百字碑文：我们参与侵华战争犯下不可饶恕烧杀掠夺的罪行，受到“憎恨其罪不憎恨其人”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才开始唤醒人的良心。所有战犯无一判死，全部得以回国。我们以表示谢罪的一片诚意，镌刻下“不再允许侵略战争重演，坚持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这石碑，永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铁证，也是日本人民愿意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象征。这碑，也就是高尔山，有口皆碑的高尔山。
中国和日本相居在近在咫尺的同一海域线上，中日友谊源远流长，这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两国人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那场侵华战争，现在虽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并不是没有这段历史罪恶记录。而正是那些骇人听闻的永远也抹杀不了的罪行，把他们钉在了永世也不得翻身的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柱上。
那看似浩瀚的历史，就是岁月的脚步，也就是今天对昨天的流盼，也就是黑夜对白昼的叮嘱，而在每一个明净的眸子里，历史则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影像。滔滔历史是无法篡改的，是无法抹去的，是无法忘怀的，也是不该忘怀的。
所以，每当在日本教科书和他们的新闻媒体上有人跃跃欲试篡改日本侵华历史的行径，公然指责当年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甚至在平静的东海的海峡上出现不详的阴霾尘埃，昔日战争鬼蜮恶魔如影随形地在隐现时，使我们这些参加过侦讯审理日本战争罪犯的老兵，不由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要干什么？我们不愿意战争，但为保卫祖国没有什么不可以奉献的。我们期望那些军国情未了的人们，珍惜历史，珍惜未来，珍惜民族，珍惜自己，不再一次次地重复再现昔日侵略野心的徒劳尝试。
被杀害在二战中法西斯分子手下的共产党人伏契克的铮铮遗言将永久地在我们耳畔敲响：“人们，我爱你们，但是要警惕呵。”
从这些文字来看，我们对这些鬼子实在是太文明了，明知其犯罪，还得让他老实自认才行，这种情况就得对鬼子用大刑，反正这都是它们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