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澄清（转帖：召唤打脸党!）

看国共抗战犹如楚汉合力抗秦，而后又楚汉相争。所以在历史记录上多有疑点，特发此帖就若干问题就以探讨澄清。

“九一八”问题本论坛有很好的帖子了，所以这里就不再探讨。 例如《国土沦失谁之过?--------澄清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的误区》等
http://www.1history.cn/viewthrea ... &extra=page%3D1

单独说几个疑问：
1，沈阳沦陷后，国民政府通电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张为什么不听从，后又命张固守山海关，张为什么又不听从？如果张学良对国民政府是如此态度，那在9·18时张学良会不会听从国民政府？

2，中共割据势力在1931年9·18前后达到全盛时期，那么在9·18爆发后为什么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倭寇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宣布坚决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号召全国各族脱离中国独立为国。而在遭到围剿，1935年被迫长征后，又发表“八·一”宣言，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如果蒋公奉行“不抵抗”政策，为什么在张学良违背固守锦州命令丢失东北全境后，蒋还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发枪，发饷，还在哈尔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大仗？既然蒋是“不抵抗”政策，还任命主席做这些事？如果是作秀，几个游击队能做成什么样的秀？还不如派几十万军队到山海关，摇旗呐喊来的有声势。岂不更能吸引人眼球？

还有一点，蒋为什么不承认“不抵抗”政策是自己的决定，而又在张学良亲口承认：“因为自己判断问题导致东北丢失”的情况下。蒋又不出来澄清，国民政府没有命令张学良“不抵抗”？

我个人认为，蒋公绝对不会承认，也不会澄清。就我个人而言，蒋公此举很可能是学曹操。

曹操攻入邺城，祭奠袁绍之墓时，命陈琳再读其著的“讨曹檄文”，众将闻之皆大怒而不解。曹操说：“陈琳称此文为‘箭在玄上，不得不发’。此文传致许都，我闻之病愈，无此箭，吾病不会痊愈；此箭一发，天下百万人头落地，多少家破人亡；无此箭，绍决不会郁郁而终。我不当此箭，谁当之？”

全国的12·9爱国运动，就是抗战第一檄文。全国压抑六年愤怒之声，就是射向政府的“箭”，蒋公不当，谁当之？

皖南事变，我也专门写过，也转过一些能代表我观点的帖子如《“皖南事变”之前前前前》和《皖南事变的另一种推测》都仔细的探讨过皖南事变的各种问题。


这里关键探讨下面几个问题

一，黄金十年若干问题

国民政府1928年还都南京开始了训政时期，全面开展了从头做起的建国活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年被美国人魏德迈称为国民政府建设发展的“黄金十年”。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十年，国民政府发展的成绩：

1，国家建设首推教育，1928年民国便建立了教育研究院，逐步建立起中国近代最完整的教育体系。

2，改变动乱国家道德沦丧的局势，1934年蒋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以华夏古德：礼、义、廉、耻为核心道德观，结合西方科学生活观，提出了生活要整齐、清洁、朴素、简单。

3，建立民国科学院，开始了中国系统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就我的本职园林专业而言，如梅花的科学性研究就始于民国的科学院），尤其是国防工业中的战略资源开发。

4，推行全国通行的法币“改两为元”，发行公债和外债，1937年的外汇储备达到3.87亿美元的空间规模，为抗战时期购买武器装备提供了经济基础。

5，统一全国杂乱无章的度量衡系统。

6，已有铁路两万公里，同比1927年增长25%；公路八万公里（中共的资料显示10万），同比1927年增长35%。

7，发展了电讯，邮政，并且开始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航空业务，首先建立了12条航线。

8，1931-1936工业产值年增长率9.3%，1936年的工业产值，比1927年增加了83.2%。并建立了电机、飞机发动机等重工业基础。

9，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发展。

10，建立一支80个德械师的新军计划已经展开，1935年完成首批整训。

虽然这些成绩不是多么的辉煌，且无可欣喜称道的重工业，但要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的取得的。

1927年时，中国军阀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喜，黔系的王家烈，滇系的龙云，川系的刘湘、杨森，晋系的阎锡山，粤系陈济堂，东北王张学良，西北的马家军，其大大大小小的军阀，再外加一个蠢蠢欲动的大野心家汪精卫。

再来看看训政初的全国度量衡

度：
1吉林曲尺
2苏州营造尺
3桂林曲尺
4南京鲁班尺
5天津木尺
6河南裁尺
7汉口算盘尺
8广州排钱尺
9上海板尺
10河北白布尺

衡：
1杭州炭称
2上海磅称
3河北七五称
4北平水果称
5福州油针称
6南京苏称
7汉口公议称
8广东司马称
9济南米称
10江苏酒用称

全国近二十余种度量衡的条件下，来进行国家建设何其难，国民政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度量衡统一，也算是一项可及秦皇的功劳。

再来看看1927年到1937年的国民政府的财政分配：

经济建设20%，教育科研8%，偿还债务32%，军费开支40%，而财政收入，1930年前只有苏、闽、浙、皖、湘、粤等六省之税收，因为其他省份的税都是交与当地军阀的。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还有桂、晋、川、东北四省，西部诸省地税收未统一于中央。

所谓债务偿还，既前清留下的大量战争赔款，如庚子赔款。

至于战费，那就是1927-1928年的二次北伐；1929-1930中原大战，欲另立国民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宁粤分裂；1933年的闽变；1936年又爆发西安事变，十年期间又有连续国共战争。中间更有汪精卫和其他军阀大集合，频频制造两个中央政府的荒唐局面，国家元首被迫下台。

这十年国家残破，内部分裂，战乱不止；民众贫困潦倒，积贫积弱；外有日寇步步进逼，列强环伺。这十年，可以说是为即将到来的民族战争做准备，与时间赛跑的关键十年。如此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也只能苦笑一声，称为“黄金十年”。
绝对可以说没有这十年就没有国家统一，没有一个全民族抗战的坚实基础。

二，战前中日军力对比

中日军力对比：
陆军

国军170万现役，战补人员50万。

日军38万现役，预备役73万，后备役200余万，战争爆发时，经训练可动员310万。

这也是为什么日寇在战前只有十个常备师团，而在七·七后能迅速达到43个师团，一百多万士兵，其后又迅速阔军到200万，且素质不低的原因。

陆军师比较：
中国师     倭寇师团
人数          11000人    22000人
马步枪      3800支      9500支
马匹         无              5800匹
轻机枪     300挺         600挺
重机枪     54挺          104挺
各式火炮 46门          108门
坦克         无             24辆

可以看出，在师级战力比较上，倭寇师团在人员，火力配备，和机动力上都有着巨大优势。尤其是倭寇的主力师团基本实现了摩托化，部队全部有自己的车辆。

海军吨位1：30

与倭寇海军比较，我海军基本为0，且无巡洋舰级别以上的，倭寇参战联合舰队第三舰队，仅航母就2艘。

空军300：2700，可作战100

这批空军开战三个月既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待尽。

从抗战爆发后中日军事对比就能很容易看出，日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这就客观决定了我们抗战能选择的应对方式。


三，国民政府战略问题

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早在九·一八就开始了。主要表现为扫除军阀割据，整军备战，争取外援等方面。1935年的国民党五大会议上，蒋公又提出了对日问题宣言：“中国对日忍让必有一限度。和平为到完全绝对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然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遂下最后之决心，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以期达到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同时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并连续颁布了1935-193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1933年开始利用中得军事合作契机，准备组建80个德械师的新军，打回东北去！到了1936年又实行全国整顿，拟订三年内整编120个师的计划。

七·七后的国民政府提出“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加紧动员，命令宛平守军“绝勿后退”，做抗战部署；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7月17号又发表了庐山谈话提出了抗战主张：“1，解决事变的前提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华北各省之行政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国官员包括宛平守军司令不得任人要求撤换；4，中国军队驻防地区不得有任何约束。”同时指出：“我方只欲应战，而不求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届时，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能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争取民族之最后胜利。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我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共军军事科学院编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所引《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毛泽东评价此宣言：“此为最后时刻之方针，为国民党政府多年以来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我要求全党同志积极拥护蒋委员长之行动。”

从九·一八到七·七前后，国民政府的策略，就是一句话——竭力争取和平，如要战争则死战到底，绝不妥协。

而抗战作战策略，最关键的就是“持久战”，既“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敌人，争取最后胜利。”——以拖待变。早在193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里就提出：“到和平绝望时，既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抗战爆发后的8月7日蒋公既发表《搞抗战将士书》提出：“倭寇欲求速战速绝，我们必要持久战消耗战。”

国民政府经过对中日两国的国情和力量对比进行分析到：“倭寇陆海空军无论数量与质量上均有绝对优势；彼不但病院甚多，且训练有素，又兵工业发达，装备精良。而持久消耗，则适合我之国情，如国土、人口、物资、地形等皆有利于持久消耗作战。因此，我国就应以持久消耗之战略去对付倭寇速战速绝之战略。”

但是光有“持久战”，只能保证不败，但不能达到完全的胜利。对于最后胜利，国民政府又提出了“以拖待变”的策略，既”现阶段我们无力取胜，只能拖住敌人，等待世界时局变幻。而后依靠同盟国家之合力击败倭寇。”

就我个人而言，以民族情怀度之。并非中共所宣称之“依赖西方英美取胜”无积极进取之心。

中日战争爆发时，日强我弱是共识，能否抵抗住尚且待议。就是到了1945年时，完全靠我一国之力歼灭中国土地上近二百万倭寇，谈何容易，歼灭这二百万倭寇，中国必付出数倍之代价，何况倭寇不会增兵中国？

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与其中国人流血牺牲，还不如让美国人去流血牺牲，让苏联人去流血牺牲，这也比流我们自己人的血要好啊，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流的血还少吗？也许我的想法有点不人道，但相比那些不顾眼前事实，大手一挥，不计牺牲取得胜利的政治野心家要有人道，要有人性。他们只是以别人的血肉成就自己的丰功伟绩罢了。

仅从这点，蒋公和国民政府之决定，无愧于民族。

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除了现在大家通知的“持久战”外，还有一个第二战场开辟问题。多少年来，抗战史家研究最多的是淞沪会战战场为什么会爆发？国民政府为什么在华北战场后又开辟第二战场？

首先我们要明白二点：

1，中日战争是现代化战争，现代化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依奈交通线，在中国当时的交通线分为南北线和东西线。南北线即‘津蒲路’和‘平汉路’及其延伸铁路线，从北京一直到广州和东南沿海。东西线，即以长江和‘陇海路’为双轴线的从东部沿海通往内地。

2，日本人的计划是沿‘津蒲路’和‘平汉路’一直往南打，一直打到广州和东南沿海各城市。利用快速南下的军团做铁锤，再利用沿海登陆部队做铁毡，把中国军队一举粉碎在广州和东部沿海地区，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

蒋公次子，曾经留学德国军校的蒋纬国分析说：

“假定华北这些空间丢掉，对而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性影响的损失，那可以忍耐。拿这些丢失领土换取的时间，来争取国家战时经济的转型，军备的增加，军队的建设，那么，不必在去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如果让日军主力沿着‘津蒲路’和‘平汉路’一直从北往南打，那我们也只能被动的往南撤退，最后进入日军预计的巨大包围圈内，难逃灭亡厄运。那日军就真的能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了。

因此，父亲和国民政府，必须制定由东往西退的作战模式，逐渐消耗敌人，在退到我们的腹地，山区，退到我们大西南的后方，让倭寇的现代化军队无用武之地。这样丢失的土地，才丢失的有意义，达到‘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

所以必须在淞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并且要把日军打疼，让日军集结主力于淞沪，让他们跟着我们的节奏打，从东到西，路越走越难，我们就越好打这场战。”

这就是淞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结果淞沪之战，国军与日军缠斗了三个月之久，彻底打破了倭寇“三月亡华”的梦想。随后部队贯彻由东往西撤的战略，无论是徐州会战还是武汉会战都没脱离这个主线，知道退却到川、滇、黔大后方，开始了与日军正面的搏杀。

四，长沙大火

民国27年1月的长沙大火，一直以来都很受指责，武汉会战后，日军为了打通武汉到广州的铁路线，经过休整又开通了战争机器，目标直指长沙，所以任命了湖南主席张治中负责长沙的警备。

张治中认为长沙是交通枢纽的关键点，考虑到日军万一占领后，日军就可打通南北大交通线，所以决定执行万一失守，立刻摧毁长沙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最好的就是尽数焚毁。

做了以下部署：
1，日军逼近长沙时
2，疏散群众
3，以起火为号
4，全面焚城

11月12日日军逼近岳阳时，长沙全城戒严。结果当晚有一伤兵误放火把，城内自卫团以为是讯号就一边放警报，一边冲到预定地点，向重要设施放火，结果导致了三天三夜的大火。

蒋公当天赶赴长沙，撤张治中的职。同时处决了警备司令邓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并说：“用人不当，人才缺乏，竟致无知无能如此。”（张治中果然是投机主义者，后北平谈判，临阵投敌。）

五，投敌问题

中国抗战中出现的伪军，可谓二战之最，一直以来被史学界所诟病。这里有民族性，也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通常板子都打在了蒋和蒋的国民政府的身上，这板子打的对吗？

首先我们看看这些伪军是什么时候大量出现的？

通常始于武汉、广州会战后，倭寇政府发表的对华新策略为标志：军事打击为辅，而政治诱降为主。

倭寇御前会议，责成华北派遣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土肥原贤二执行“政治诱降”策略：

一，树立新政府，联络吴佩孚，联系旧东北军，沟通唐绍仪一党。

二，分化蒋政府，疏通高宗武和陶希圣以联系汪精卫，联络李宗仁、白崇喜

同时为了进行长沙攻略，冈村宁次又制定了江南作战大纲

一，五战区方面，重点策反桂系军队和川军，其次是中央军内部的旁系部队。

二，九战区方面，用怀柔政策瓦解川军和游击部队的士气，使之丧失斗志、脱离战场或投靠新政府。

三，进行前述谋略的责任区分：第6师团军特务部队，对象以杨森和王陵基（川军）为主要策反对象，第33师团军特务部队以李宗仁之桂军和其指挥的西北军为主要对象策反之。

从以上两个“武汉会战”后日本军方制定的策略来看，日本人“政治诱降”的主要目标是旧军阀和地方实力派，而不是蒋的国民政府，或中央军。

1929年到1937南京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数万军官，在淞沪会战开始后三个月中死亡超过三分之二。而黄埔毕业的军官，死在战场上也是无法数计，而投降者了了无几。

中国派遣军华南军司令部的参谋曾评价中国抗日的主力：“支那军抵抗之主力实乃黄埔少壮派。”

但这不代表地方军队扯抗战的后腿，其实除了西北军一部外，其他军头基本很能控制住自己的部队了，无论在徐州会战还是在武汉会战，还是在长沙会战，地方军和中央军都是并肩作战，不分你我，西北军跟是涌现出想傅作义、张自忠等抗日英雄。

下面来说说汪精卫的问题

蒋公说过：时事显其节。这个节就是气节，明显汪精卫是个没有民族气节的人。

抗战爆发后，其多次发表抗日必亡论调，为了他渴望的权利，面对日本人开出的条件，欣然接受了伪国民政府主席职位，成为倭寇“以华治华”的工具，可以说是他个人的悲哀，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1938年12月29日，汪出逃越南，宣布脱离中央。翌年元月，国民党开除汪的党籍，并派人劝其念民族气节悬崖勒马，后未果立派军统谍报人员暗杀之，可惜天不予我。随后三月汪在会晤倭寇和华北伪政府官员后，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下汪有了政府，有了军队，有自己的钞票，但汪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傀儡。《日汪协定》基本把汪伪政府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但为了权利，汪精卫全都认了。在汪日之间积极搞搭线活动的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在看到《日汪协定》后，感叹到：“条件之苛刻，尤甚于民初之‘二十一条’（汪接受了袁没接受的倭寇控制军队的条件），……置我国于附庸，实陷我国于死地，殊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欲走。”随后二人同逃往香港。

从本质上说汪精卫又是一个权利欲望极强的人。其欲望之强绝不下于蒋毛二人，然其民族气节则无二人坚定。而个人气节也不坚定，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人物，1927被蒋排除出国民政府权力中心后，居然在同年通过其妻子的途径，在北京化名“汪季新”（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为了权力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都能做出来，更别提他成为中国最大汉奸的举动了。汪的行为实乃个人权利欲望和卑劣人格气节化学产物。

我们再来看看党对汪叛逃后作出的反应

“新环境中（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着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毛泽东：《论新阶段》）

可以说，无论国共都看清了，日本妄图分裂抗战力量的险恶用心。那为什么还要把汪的板子打在国民政府或蒋公头上？难道就因为他曾经是国民党党员？那他也曾经是一位共产党员。

再谈一点，蒋公有没有“消极反日”？

一个正常人站在日本人立场上，面对是否真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消极反日”，共产党军队“积极反共”，只要看看倭寇对国、共双方的态度，就能说明一切。如果日本人认定，蒋公或蒋公的国民政府是抗战八年的中坚力量，那么倭寇肯定会想尽办法“除掉”蒋公或其他国民政府领导。反之，共军若是抗日主力，日军也避先除之而后快。

对于排斥国民政府的手段，最著名的是近卫内阁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敌手”和另立汪伪的手法，妄图贬低蒋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但国民政府随后发表政府移驻重庆，立重庆为战时陪都的宣言，对世界宣告——中国的政府还在抗争，她就在重庆！

战时，延安是否遭到没完没了无休止的疯狂轰炸？毛泽东老家有没有被日军疯狂破坏？毛的指挥所有没有被疯狂攻击？

答案都是没有！

反观国民政府方面，从上海到南京，从武汉军事委员会到重庆军事委员会，无一幸免于轰炸；从桂林行营到蒋公家乡浙江溪口，无不惨遭破坏，日军轰炸浙江溪口是毫无理由的，溪口既非战略要冲也非工矿集中区，惟一原因就是蒋公的老家，其中蒋经国亲生母亲蒋夫人被炸死，蒋方良的教师也被炸死；更有著名的重庆大轰炸，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雷达，调整轰炸机飞行路线时间，导致重庆长时间处于空袭警报的“疲劳轰炸”中；最可气的是位于成都、重庆间的三等县乐山也惨遭狂轰烂炸，原因就是倭寇军方情报人员探知蒋公要在乐山县召开军事会议，于是纠集数十架轰炸机轰炸乐山，导致两千无辜居民伤亡。

任何正常人都应该想的出来，假如蒋公他“消极反日”，却“积极反共”。他日本人有毛病？放着这么一个“消极反日、积极反共”的潜在盟友不利用，还天天打他、骂他、轰炸他？再跑去找汪精卫那无兵无权的垃圾？

如果共军积极抗日，日军怎么一点大动作的“表示”都没有？最少也要狂炸下延安，再炸下毛老家，发泄下怨气。

如果共军积极打击日军，日军怎么会把共军当作治安维持对象？

如果共军牵制大量日军，甚至声称牵制了三分之二的日军，那日军如何能在一个月内从共军活动的主要地区华北筹集足够的粮草，又能从华北先后抽调集中进五十万人投入其他战场？

六，战时经济

1，首先看看战争爆发后的国家经济情况：

1939年广州沦陷后，天津、上海、厦门、宁波、汕头都没了，我国几乎所有对外贸易口岸都没了，占我们财政收入的最大头关税没了，国民政府一下丢掉了60%的收入。同时，失去了占财政收入15%的盐税和统税，所以说在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尽为战前的25%。所以说在战争爆发开始不久后，我们的政府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开销差不多增加了10倍。

所以在开战不到两年的时间，国民政府已经面临经济崩溃的可能。

国家要供应一千四百万壮丁，前方300万壮丁在打战，后方100万人在整编，国军游击队在敌后战区有70万之巨，这些人要放枪，一发步枪子弹要五个美分，机枪子弹更贵，炮弹更是贵，还要汽油；后方近1000万劳动力要管吃，管住。

抗战开始，各沦陷城市的近百学生都集体迁徙到大后方，战时大学生上学不收学费；此外还有沦陷区的教师、老师、教员到了后方，政府发工资，每个大学教授120块大洋一个月，中学教师80块大洋一个月。为什么这样？蒋公说过：“政府不能保全学生正常学习，是罪责，所以应该免除战时学费，承担教员们工资。”

还有公务员，政府各机构要正常运转。

2，再来看看战争中、后期抗战经济情况：

从民国28年广州陷落开始，进入了中期抗战，此时国民政府能完全控制的地方只有川、滇、黔、桂、赣、闽六省，税收也只限于六省。其他如河南南部，在中条山战役后也陷落待尽；皖浙地区，在美国人杜立特轰炸倭寇后，就遭倭寇疯狂进攻，也是丢地连连；湖南、湖北之地丢了也有五成以上。

中日战争已燃成为一种持久战，持久作战拼的就是经济。中期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困难更大，日本人为了彻底击败中国，在中国的气管上又插上了三把尖刀，分别是物资掠夺，经济破坏和经济封锁。

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开销却增加了10倍，国民政府在面临经济全面崩溃的严峻形势。为了不让经济迅速崩溃，把抗战打下去，国民政府财政部只能饮鸩止渴，被迫实行了通用策略——通货膨胀。

民国26年（1937年）到民国33年（1944年）的通货膨胀与物价涨幅

26年法币发行16亿，物价稳定，并定为基准物价
27年法币发行32亿，增加了2倍，物价较民国26年，涨幅达64%
28年法币发行56亿，增加了3.5倍，物价未大幅波动维持在27年水平
29年法币发行80亿，增加了5倍，物价却疯涨了12倍
30年法币发行160亿，增加了10倍，物价涨幅为27倍
31年法币发行336亿，增加了21倍，物价涨幅为77倍
32年法币发行752亿，增加了47倍，物价涨幅200倍
33年法币发行2880亿，增加了180倍，物价涨幅2100倍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

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便通过大量发行法币，利用通货膨胀来维持战时经济的继续运转，在前三年未引起大的物价波动，直到民国28年（1940年）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和民国33年（1944年）的第二次经济危机。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原本平稳的通货膨胀变的不稳定了？

第一次经济危机民国28年（1940年），英国和倭寇签定封锁滇缅公路，造成国内部分紧缺物资物价飞涨，进而带动全面的物价疯涨造成了这次经济危机。

第二次经济危机民国33年1944年，国民政府已经察觉了可能到来的金融危机，派财外交部长宋子文紧急从美国进口两亿美圆的存备黄金来平议物价，结果美国财政部在交付两千万美圆黄金后就停止交付了，为什么呢？难道美国人不愿意帮助中国人解决经济危机？在宋子文再赴美国后，和美国财政部长交涉后得知美方一直以为中方需求的是两千万美圆黄金，当宋子文拿者合同与美国财政部长当面对质，最后才知道，那美国财政部次长把那两亿美圆黄金的配额改成了两千万美圆黄金，原因就是那美国财政部次长是美国共产党员，也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一员，换言之，是苏联间谍。后这批黄金到华，已无法平议市场通货膨胀。

在国内经济如此恶化的情况下，美国租借法案给了中国8亿军事等物资援助，但因为盟国奉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方针，给英国290亿圆，给苏联的是90亿。就是给中国的8亿军事物资，也有三分之二被美国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扣在了印度，而到国内的三分之一物资，也是给陈纳德飞虎队的物资。所以说战时的外援基本对国内经济无任何帮助。

对于战时经济伤害最大的还是战争，在供给国军装备已经捉襟见肘的时候，还要为盟国的轰炸机修建飞机场，一修就是25个。讽刺啊，一个基本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的农业国家，要造能起降B-17、B-29之类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飞机场。可怜的中国农民，像蚂蚁一样有双手，一点一点的修建飞机场，而飞机场的造价，可以说是1944年前后国民政府最大的开销，例如成都一飞机场，需要雇佣周围七个县的全部民夫。

这也是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如此这般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到了1944年时，抗战经济已然崩溃。看国共抗战犹如楚汉合力抗秦，而后又楚汉相争。所以在历史记录上多有疑点，特发此帖就若干问题就以探讨澄清。

“九一八”问题本论坛有很好的帖子了，所以这里就不再探讨。 例如《国土沦失谁之过?--------澄清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的误区》等
http://www.1history.cn/viewthrea ... &extra=page%3D1

单独说几个疑问：
1，沈阳沦陷后，国民政府通电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张为什么不听从，后又命张固守山海关，张为什么又不听从？如果张学良对国民政府是如此态度，那在9·18时张学良会不会听从国民政府？

2，中共割据势力在1931年9·18前后达到全盛时期，那么在9·18爆发后为什么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倭寇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宣布坚决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号召全国各族脱离中国独立为国。而在遭到围剿，1935年被迫长征后，又发表“八·一”宣言，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如果蒋公奉行“不抵抗”政策，为什么在张学良违背固守锦州命令丢失东北全境后，蒋还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发枪，发饷，还在哈尔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大仗？既然蒋是“不抵抗”政策，还任命主席做这些事？如果是作秀，几个游击队能做成什么样的秀？还不如派几十万军队到山海关，摇旗呐喊来的有声势。岂不更能吸引人眼球？

还有一点，蒋为什么不承认“不抵抗”政策是自己的决定，而又在张学良亲口承认：“因为自己判断问题导致东北丢失”的情况下。蒋又不出来澄清，国民政府没有命令张学良“不抵抗”？

我个人认为，蒋公绝对不会承认，也不会澄清。就我个人而言，蒋公此举很可能是学曹操。

曹操攻入邺城，祭奠袁绍之墓时，命陈琳再读其著的“讨曹檄文”，众将闻之皆大怒而不解。曹操说：“陈琳称此文为‘箭在玄上，不得不发’。此文传致许都，我闻之病愈，无此箭，吾病不会痊愈；此箭一发，天下百万人头落地，多少家破人亡；无此箭，绍决不会郁郁而终。我不当此箭，谁当之？”

全国的12·9爱国运动，就是抗战第一檄文。全国压抑六年愤怒之声，就是射向政府的“箭”，蒋公不当，谁当之？

皖南事变，我也专门写过，也转过一些能代表我观点的帖子如《“皖南事变”之前前前前》和《皖南事变的另一种推测》都仔细的探讨过皖南事变的各种问题。


这里关键探讨下面几个问题

一，黄金十年若干问题

国民政府1928年还都南京开始了训政时期，全面开展了从头做起的建国活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年被美国人魏德迈称为国民政府建设发展的“黄金十年”。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十年，国民政府发展的成绩：

1，国家建设首推教育，1928年民国便建立了教育研究院，逐步建立起中国近代最完整的教育体系。

2，改变动乱国家道德沦丧的局势，1934年蒋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以华夏古德：礼、义、廉、耻为核心道德观，结合西方科学生活观，提出了生活要整齐、清洁、朴素、简单。

3，建立民国科学院，开始了中国系统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就我的本职园林专业而言，如梅花的科学性研究就始于民国的科学院），尤其是国防工业中的战略资源开发。

4，推行全国通行的法币“改两为元”，发行公债和外债，1937年的外汇储备达到3.87亿美元的空间规模，为抗战时期购买武器装备提供了经济基础。

5，统一全国杂乱无章的度量衡系统。

6，已有铁路两万公里，同比1927年增长25%；公路八万公里（中共的资料显示10万），同比1927年增长35%。

7，发展了电讯，邮政，并且开始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航空业务，首先建立了12条航线。

8，1931-1936工业产值年增长率9.3%，1936年的工业产值，比1927年增加了83.2%。并建立了电机、飞机发动机等重工业基础。

9，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发展。

10，建立一支80个德械师的新军计划已经展开，1935年完成首批整训。

虽然这些成绩不是多么的辉煌，且无可欣喜称道的重工业，但要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的取得的。

1927年时，中国军阀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喜，黔系的王家烈，滇系的龙云，川系的刘湘、杨森，晋系的阎锡山，粤系陈济堂，东北王张学良，西北的马家军，其大大大小小的军阀，再外加一个蠢蠢欲动的大野心家汪精卫。

再来看看训政初的全国度量衡

度：
1吉林曲尺
2苏州营造尺
3桂林曲尺
4南京鲁班尺
5天津木尺
6河南裁尺
7汉口算盘尺
8广州排钱尺
9上海板尺
10河北白布尺

衡：
1杭州炭称
2上海磅称
3河北七五称
4北平水果称
5福州油针称
6南京苏称
7汉口公议称
8广东司马称
9济南米称
10江苏酒用称

全国近二十余种度量衡的条件下，来进行国家建设何其难，国民政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度量衡统一，也算是一项可及秦皇的功劳。

再来看看1927年到1937年的国民政府的财政分配：

经济建设20%，教育科研8%，偿还债务32%，军费开支40%，而财政收入，1930年前只有苏、闽、浙、皖、湘、粤等六省之税收，因为其他省份的税都是交与当地军阀的。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还有桂、晋、川、东北四省，西部诸省地税收未统一于中央。

所谓债务偿还，既前清留下的大量战争赔款，如庚子赔款。

至于战费，那就是1927-1928年的二次北伐；1929-1930中原大战，欲另立国民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宁粤分裂；1933年的闽变；1936年又爆发西安事变，十年期间又有连续国共战争。中间更有汪精卫和其他军阀大集合，频频制造两个中央政府的荒唐局面，国家元首被迫下台。

这十年国家残破，内部分裂，战乱不止；民众贫困潦倒，积贫积弱；外有日寇步步进逼，列强环伺。这十年，可以说是为即将到来的民族战争做准备，与时间赛跑的关键十年。如此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也只能苦笑一声，称为“黄金十年”。
绝对可以说没有这十年就没有国家统一，没有一个全民族抗战的坚实基础。

二，战前中日军力对比

中日军力对比：
陆军

国军170万现役，战补人员50万。

日军38万现役，预备役73万，后备役200余万，战争爆发时，经训练可动员310万。

这也是为什么日寇在战前只有十个常备师团，而在七·七后能迅速达到43个师团，一百多万士兵，其后又迅速阔军到200万，且素质不低的原因。

陆军师比较：
中国师     倭寇师团
人数          11000人    22000人
马步枪      3800支      9500支
马匹         无              5800匹
轻机枪     300挺         600挺
重机枪     54挺          104挺
各式火炮 46门          108门
坦克         无             24辆

可以看出，在师级战力比较上，倭寇师团在人员，火力配备，和机动力上都有着巨大优势。尤其是倭寇的主力师团基本实现了摩托化，部队全部有自己的车辆。

海军吨位1：30

与倭寇海军比较，我海军基本为0，且无巡洋舰级别以上的，倭寇参战联合舰队第三舰队，仅航母就2艘。

空军300：2700，可作战100

这批空军开战三个月既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待尽。

从抗战爆发后中日军事对比就能很容易看出，日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这就客观决定了我们抗战能选择的应对方式。


三，国民政府战略问题

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早在九·一八就开始了。主要表现为扫除军阀割据，整军备战，争取外援等方面。1935年的国民党五大会议上，蒋公又提出了对日问题宣言：“中国对日忍让必有一限度。和平为到完全绝对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然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遂下最后之决心，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以期达到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同时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并连续颁布了1935-193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1933年开始利用中得军事合作契机，准备组建80个德械师的新军，打回东北去！到了1936年又实行全国整顿，拟订三年内整编120个师的计划。

七·七后的国民政府提出“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加紧动员，命令宛平守军“绝勿后退”，做抗战部署；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7月17号又发表了庐山谈话提出了抗战主张：“1，解决事变的前提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华北各省之行政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国官员包括宛平守军司令不得任人要求撤换；4，中国军队驻防地区不得有任何约束。”同时指出：“我方只欲应战，而不求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届时，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能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争取民族之最后胜利。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我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共军军事科学院编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所引《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毛泽东评价此宣言：“此为最后时刻之方针，为国民党政府多年以来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我要求全党同志积极拥护蒋委员长之行动。”

从九·一八到七·七前后，国民政府的策略，就是一句话——竭力争取和平，如要战争则死战到底，绝不妥协。

而抗战作战策略，最关键的就是“持久战”，既“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敌人，争取最后胜利。”——以拖待变。早在193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里就提出：“到和平绝望时，既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抗战爆发后的8月7日蒋公既发表《搞抗战将士书》提出：“倭寇欲求速战速绝，我们必要持久战消耗战。”

国民政府经过对中日两国的国情和力量对比进行分析到：“倭寇陆海空军无论数量与质量上均有绝对优势；彼不但病院甚多，且训练有素，又兵工业发达，装备精良。而持久消耗，则适合我之国情，如国土、人口、物资、地形等皆有利于持久消耗作战。因此，我国就应以持久消耗之战略去对付倭寇速战速绝之战略。”

但是光有“持久战”，只能保证不败，但不能达到完全的胜利。对于最后胜利，国民政府又提出了“以拖待变”的策略，既”现阶段我们无力取胜，只能拖住敌人，等待世界时局变幻。而后依靠同盟国家之合力击败倭寇。”

就我个人而言，以民族情怀度之。并非中共所宣称之“依赖西方英美取胜”无积极进取之心。

中日战争爆发时，日强我弱是共识，能否抵抗住尚且待议。就是到了1945年时，完全靠我一国之力歼灭中国土地上近二百万倭寇，谈何容易，歼灭这二百万倭寇，中国必付出数倍之代价，何况倭寇不会增兵中国？

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与其中国人流血牺牲，还不如让美国人去流血牺牲，让苏联人去流血牺牲，这也比流我们自己人的血要好啊，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流的血还少吗？也许我的想法有点不人道，但相比那些不顾眼前事实，大手一挥，不计牺牲取得胜利的政治野心家要有人道，要有人性。他们只是以别人的血肉成就自己的丰功伟绩罢了。

仅从这点，蒋公和国民政府之决定，无愧于民族。

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除了现在大家通知的“持久战”外，还有一个第二战场开辟问题。多少年来，抗战史家研究最多的是淞沪会战战场为什么会爆发？国民政府为什么在华北战场后又开辟第二战场？

首先我们要明白二点：

1，中日战争是现代化战争，现代化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依奈交通线，在中国当时的交通线分为南北线和东西线。南北线即‘津蒲路’和‘平汉路’及其延伸铁路线，从北京一直到广州和东南沿海。东西线，即以长江和‘陇海路’为双轴线的从东部沿海通往内地。

2，日本人的计划是沿‘津蒲路’和‘平汉路’一直往南打，一直打到广州和东南沿海各城市。利用快速南下的军团做铁锤，再利用沿海登陆部队做铁毡，把中国军队一举粉碎在广州和东部沿海地区，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

蒋公次子，曾经留学德国军校的蒋纬国分析说：

“假定华北这些空间丢掉，对而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性影响的损失，那可以忍耐。拿这些丢失领土换取的时间，来争取国家战时经济的转型，军备的增加，军队的建设，那么，不必在去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如果让日军主力沿着‘津蒲路’和‘平汉路’一直从北往南打，那我们也只能被动的往南撤退，最后进入日军预计的巨大包围圈内，难逃灭亡厄运。那日军就真的能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了。

因此，父亲和国民政府，必须制定由东往西退的作战模式，逐渐消耗敌人，在退到我们的腹地，山区，退到我们大西南的后方，让倭寇的现代化军队无用武之地。这样丢失的土地，才丢失的有意义，达到‘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

所以必须在淞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并且要把日军打疼，让日军集结主力于淞沪，让他们跟着我们的节奏打，从东到西，路越走越难，我们就越好打这场战。”

这就是淞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结果淞沪之战，国军与日军缠斗了三个月之久，彻底打破了倭寇“三月亡华”的梦想。随后部队贯彻由东往西撤的战略，无论是徐州会战还是武汉会战都没脱离这个主线，知道退却到川、滇、黔大后方，开始了与日军正面的搏杀。

四，长沙大火

民国27年1月的长沙大火，一直以来都很受指责，武汉会战后，日军为了打通武汉到广州的铁路线，经过休整又开通了战争机器，目标直指长沙，所以任命了湖南主席张治中负责长沙的警备。

张治中认为长沙是交通枢纽的关键点，考虑到日军万一占领后，日军就可打通南北大交通线，所以决定执行万一失守，立刻摧毁长沙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最好的就是尽数焚毁。

做了以下部署：
1，日军逼近长沙时
2，疏散群众
3，以起火为号
4，全面焚城

11月12日日军逼近岳阳时，长沙全城戒严。结果当晚有一伤兵误放火把，城内自卫团以为是讯号就一边放警报，一边冲到预定地点，向重要设施放火，结果导致了三天三夜的大火。

蒋公当天赶赴长沙，撤张治中的职。同时处决了警备司令邓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并说：“用人不当，人才缺乏，竟致无知无能如此。”（张治中果然是投机主义者，后北平谈判，临阵投敌。）

五，投敌问题

中国抗战中出现的伪军，可谓二战之最，一直以来被史学界所诟病。这里有民族性，也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通常板子都打在了蒋和蒋的国民政府的身上，这板子打的对吗？

首先我们看看这些伪军是什么时候大量出现的？

通常始于武汉、广州会战后，倭寇政府发表的对华新策略为标志：军事打击为辅，而政治诱降为主。

倭寇御前会议，责成华北派遣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土肥原贤二执行“政治诱降”策略：

一，树立新政府，联络吴佩孚，联系旧东北军，沟通唐绍仪一党。

二，分化蒋政府，疏通高宗武和陶希圣以联系汪精卫，联络李宗仁、白崇喜

同时为了进行长沙攻略，冈村宁次又制定了江南作战大纲

一，五战区方面，重点策反桂系军队和川军，其次是中央军内部的旁系部队。

二，九战区方面，用怀柔政策瓦解川军和游击部队的士气，使之丧失斗志、脱离战场或投靠新政府。

三，进行前述谋略的责任区分：第6师团军特务部队，对象以杨森和王陵基（川军）为主要策反对象，第33师团军特务部队以李宗仁之桂军和其指挥的西北军为主要对象策反之。

从以上两个“武汉会战”后日本军方制定的策略来看，日本人“政治诱降”的主要目标是旧军阀和地方实力派，而不是蒋的国民政府，或中央军。

1929年到1937南京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数万军官，在淞沪会战开始后三个月中死亡超过三分之二。而黄埔毕业的军官，死在战场上也是无法数计，而投降者了了无几。

中国派遣军华南军司令部的参谋曾评价中国抗日的主力：“支那军抵抗之主力实乃黄埔少壮派。”

但这不代表地方军队扯抗战的后腿，其实除了西北军一部外，其他军头基本很能控制住自己的部队了，无论在徐州会战还是在武汉会战，还是在长沙会战，地方军和中央军都是并肩作战，不分你我，西北军跟是涌现出想傅作义、张自忠等抗日英雄。

下面来说说汪精卫的问题

蒋公说过：时事显其节。这个节就是气节，明显汪精卫是个没有民族气节的人。

抗战爆发后，其多次发表抗日必亡论调，为了他渴望的权利，面对日本人开出的条件，欣然接受了伪国民政府主席职位，成为倭寇“以华治华”的工具，可以说是他个人的悲哀，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1938年12月29日，汪出逃越南，宣布脱离中央。翌年元月，国民党开除汪的党籍，并派人劝其念民族气节悬崖勒马，后未果立派军统谍报人员暗杀之，可惜天不予我。随后三月汪在会晤倭寇和华北伪政府官员后，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下汪有了政府，有了军队，有自己的钞票，但汪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傀儡。《日汪协定》基本把汪伪政府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但为了权利，汪精卫全都认了。在汪日之间积极搞搭线活动的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在看到《日汪协定》后，感叹到：“条件之苛刻，尤甚于民初之‘二十一条’（汪接受了袁没接受的倭寇控制军队的条件），……置我国于附庸，实陷我国于死地，殊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欲走。”随后二人同逃往香港。

从本质上说汪精卫又是一个权利欲望极强的人。其欲望之强绝不下于蒋毛二人，然其民族气节则无二人坚定。而个人气节也不坚定，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人物，1927被蒋排除出国民政府权力中心后，居然在同年通过其妻子的途径，在北京化名“汪季新”（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为了权力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都能做出来，更别提他成为中国最大汉奸的举动了。汪的行为实乃个人权利欲望和卑劣人格气节化学产物。

我们再来看看党对汪叛逃后作出的反应

“新环境中（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着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毛泽东：《论新阶段》）

可以说，无论国共都看清了，日本妄图分裂抗战力量的险恶用心。那为什么还要把汪的板子打在国民政府或蒋公头上？难道就因为他曾经是国民党党员？那他也曾经是一位共产党员。

再谈一点，蒋公有没有“消极反日”？

一个正常人站在日本人立场上，面对是否真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消极反日”，共产党军队“积极反共”，只要看看倭寇对国、共双方的态度，就能说明一切。如果日本人认定，蒋公或蒋公的国民政府是抗战八年的中坚力量，那么倭寇肯定会想尽办法“除掉”蒋公或其他国民政府领导。反之，共军若是抗日主力，日军也避先除之而后快。

对于排斥国民政府的手段，最著名的是近卫内阁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敌手”和另立汪伪的手法，妄图贬低蒋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但国民政府随后发表政府移驻重庆，立重庆为战时陪都的宣言，对世界宣告——中国的政府还在抗争，她就在重庆！

战时，延安是否遭到没完没了无休止的疯狂轰炸？毛泽东老家有没有被日军疯狂破坏？毛的指挥所有没有被疯狂攻击？

答案都是没有！

反观国民政府方面，从上海到南京，从武汉军事委员会到重庆军事委员会，无一幸免于轰炸；从桂林行营到蒋公家乡浙江溪口，无不惨遭破坏，日军轰炸浙江溪口是毫无理由的，溪口既非战略要冲也非工矿集中区，惟一原因就是蒋公的老家，其中蒋经国亲生母亲蒋夫人被炸死，蒋方良的教师也被炸死；更有著名的重庆大轰炸，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雷达，调整轰炸机飞行路线时间，导致重庆长时间处于空袭警报的“疲劳轰炸”中；最可气的是位于成都、重庆间的三等县乐山也惨遭狂轰烂炸，原因就是倭寇军方情报人员探知蒋公要在乐山县召开军事会议，于是纠集数十架轰炸机轰炸乐山，导致两千无辜居民伤亡。

任何正常人都应该想的出来，假如蒋公他“消极反日”，却“积极反共”。他日本人有毛病？放着这么一个“消极反日、积极反共”的潜在盟友不利用，还天天打他、骂他、轰炸他？再跑去找汪精卫那无兵无权的垃圾？

如果共军积极抗日，日军怎么一点大动作的“表示”都没有？最少也要狂炸下延安，再炸下毛老家，发泄下怨气。

如果共军积极打击日军，日军怎么会把共军当作治安维持对象？

如果共军牵制大量日军，甚至声称牵制了三分之二的日军，那日军如何能在一个月内从共军活动的主要地区华北筹集足够的粮草，又能从华北先后抽调集中进五十万人投入其他战场？

六，战时经济

1，首先看看战争爆发后的国家经济情况：

1939年广州沦陷后，天津、上海、厦门、宁波、汕头都没了，我国几乎所有对外贸易口岸都没了，占我们财政收入的最大头关税没了，国民政府一下丢掉了60%的收入。同时，失去了占财政收入15%的盐税和统税，所以说在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尽为战前的25%。所以说在战争爆发开始不久后，我们的政府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开销差不多增加了10倍。

所以在开战不到两年的时间，国民政府已经面临经济崩溃的可能。

国家要供应一千四百万壮丁，前方300万壮丁在打战，后方100万人在整编，国军游击队在敌后战区有70万之巨，这些人要放枪，一发步枪子弹要五个美分，机枪子弹更贵，炮弹更是贵，还要汽油；后方近1000万劳动力要管吃，管住。

抗战开始，各沦陷城市的近百学生都集体迁徙到大后方，战时大学生上学不收学费；此外还有沦陷区的教师、老师、教员到了后方，政府发工资，每个大学教授120块大洋一个月，中学教师80块大洋一个月。为什么这样？蒋公说过：“政府不能保全学生正常学习，是罪责，所以应该免除战时学费，承担教员们工资。”

还有公务员，政府各机构要正常运转。

2，再来看看战争中、后期抗战经济情况：

从民国28年广州陷落开始，进入了中期抗战，此时国民政府能完全控制的地方只有川、滇、黔、桂、赣、闽六省，税收也只限于六省。其他如河南南部，在中条山战役后也陷落待尽；皖浙地区，在美国人杜立特轰炸倭寇后，就遭倭寇疯狂进攻，也是丢地连连；湖南、湖北之地丢了也有五成以上。

中日战争已燃成为一种持久战，持久作战拼的就是经济。中期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困难更大，日本人为了彻底击败中国，在中国的气管上又插上了三把尖刀，分别是物资掠夺，经济破坏和经济封锁。

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开销却增加了10倍，国民政府在面临经济全面崩溃的严峻形势。为了不让经济迅速崩溃，把抗战打下去，国民政府财政部只能饮鸩止渴，被迫实行了通用策略——通货膨胀。

民国26年（1937年）到民国33年（1944年）的通货膨胀与物价涨幅

26年法币发行16亿，物价稳定，并定为基准物价
27年法币发行32亿，增加了2倍，物价较民国26年，涨幅达64%
28年法币发行56亿，增加了3.5倍，物价未大幅波动维持在27年水平
29年法币发行80亿，增加了5倍，物价却疯涨了12倍
30年法币发行160亿，增加了10倍，物价涨幅为27倍
31年法币发行336亿，增加了21倍，物价涨幅为77倍
32年法币发行752亿，增加了47倍，物价涨幅200倍
33年法币发行2880亿，增加了180倍，物价涨幅2100倍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

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便通过大量发行法币，利用通货膨胀来维持战时经济的继续运转，在前三年未引起大的物价波动，直到民国28年（1940年）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和民国33年（1944年）的第二次经济危机。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原本平稳的通货膨胀变的不稳定了？

第一次经济危机民国28年（1940年），英国和倭寇签定封锁滇缅公路，造成国内部分紧缺物资物价飞涨，进而带动全面的物价疯涨造成了这次经济危机。

第二次经济危机民国33年1944年，国民政府已经察觉了可能到来的金融危机，派财外交部长宋子文紧急从美国进口两亿美圆的存备黄金来平议物价，结果美国财政部在交付两千万美圆黄金后就停止交付了，为什么呢？难道美国人不愿意帮助中国人解决经济危机？在宋子文再赴美国后，和美国财政部长交涉后得知美方一直以为中方需求的是两千万美圆黄金，当宋子文拿者合同与美国财政部长当面对质，最后才知道，那美国财政部次长把那两亿美圆黄金的配额改成了两千万美圆黄金，原因就是那美国财政部次长是美国共产党员，也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一员，换言之，是苏联间谍。后这批黄金到华，已无法平议市场通货膨胀。

在国内经济如此恶化的情况下，美国租借法案给了中国8亿军事等物资援助，但因为盟国奉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方针，给英国290亿圆，给苏联的是90亿。就是给中国的8亿军事物资，也有三分之二被美国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扣在了印度，而到国内的三分之一物资，也是给陈纳德飞虎队的物资。所以说战时的外援基本对国内经济无任何帮助。

对于战时经济伤害最大的还是战争，在供给国军装备已经捉襟见肘的时候，还要为盟国的轰炸机修建飞机场，一修就是25个。讽刺啊，一个基本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的农业国家，要造能起降B-17、B-29之类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飞机场。可怜的中国农民，像蚂蚁一样有双手，一点一点的修建飞机场，而飞机场的造价，可以说是1944年前后国民政府最大的开销，例如成都一飞机场，需要雇佣周围七个县的全部民夫。

这也是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如此这般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到了1944年时，抗战经济已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