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秘书为什么要站在背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25:00
秘书为什么要站在背后？</P>
作者：单世联</P>
纳粹德国毁灭后，希特勒集团的核心成员中，只有马丁·鲍曼下落不明，是死是活长期众说纷纭，20多年中，不断有人声称在某个地方见过鲍曼，直到1972年阿根廷警方还在萨尔塔省寻找狍曼的踪迹。据《时代》周刊统计，战后共抓到15个“假鲍曼”。1972年年底，西柏林当局在柏林墙附近大兴土木时，偶然在一个大坑内发现了两具尸骨，经严格的医学鉴定后证实，鲍曼1945年5月2日黎明死于柏林。</P>
身后的谜团源自生前的隐蔽。鲍曼从来就没有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他总是习惯于像阴影一样“站在背后”，不露真面——虽说他是纳粹党总部主任、帝国总管，但其本职、也是其最关键的一职务，却只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当然也就只能站在背后。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秘书，长期在纳粹德国呼风唤雨，参与了纳粹德国的全部罪恶。希特勒在临死前的“私人遗嘱”中，称之为了“党内最忠实的同志”，指定他为“遗嘱”的执行人。而此前炙手可热的戈林和希姆莱被开除出党，一度考虑为接班人的斯佩尔也被汰出局，
秘书的权力与主人的权力成正比。“希行勒为了行使他的独裁权力，先后设立了总统府、总理府、党总部和元首府等特设机构，政府的许多职能都被这些特设机构取而代之。整个第三帝国按照所谓的领袖原则治理，希特勒利用元首的权威在第三帝国建立了独裁统治。”（第20页）希特勒既拥有至高无上而又广阔无边的权力，则他的秘书也就可能分享其无限的权力。鲍曼明白得很，在领袖独裁的极权体制中，任何功劳都不比令希特勒满意大，任何地位都不比在希特勒身边高。无需金戈铁马血洒疆场的军功，不用无私献身辛勤工作的政绩，他只要侍候好一个人，就可以掌握一切人。他把希特勒凌乱的指示改写成连贯的命令，并使之立即得到贯彻落实；他把希特勒的意见按提示词汇整理成卡片目录，以后发布命令时，就可以查询卡片，从希特勒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评语里找出自己最满意的一句；他把需要希特勒采取行动或作出判断的事情进行简单明了的总结汇报，希特勒只要回答“可以”、“不可以”就行。在纳粹后期，鲍曼比希特勒钦定的接班人、不可一世的帝国元帅戈林，比抛头露面、能说会道的戈倍尔，比像掌握国中之国的党卫队领袖希姆莱，都更有实际权力。《权力风云》一书介绍：“鲍曼决定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时候拜见希特勒，他阻拦高级将领和内阁官员时从不犹豫。事无巨细，鲍曼总要过问。他掌管希特勒的私人财务，为他挑选大部分的阅读材料，为他准备特殊的饭菜，并精心收集有关一些纳粹高层官员的笑话讲给听。与此同时，鲍曼向希特勒建议、或者亲笔写下元首的许多指示，阐明二战后期的德国国内政策。心怀感激的希特勒声称自己离不开鲍曼，说他是‘我最忠实的党内同志。’”（137—138页）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就说：“即便在我最得宠的那些年中，我在希特勒眼中的份量也比不上马丁·鲍曼。我们都管他叫‘小秘书’、‘大阴谋家’、‘脏猪’。”（第18页）
独裁者狂妄任性像疯子，出尔反尔像孩子，冷酷无情像屠夫，不是谁都能伺候好的，人们羡慕秘书的风光，却不一定能体会秘书的艰难。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才能。“鲍曼从来不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希望自己和名字被人提起，因此他极少外出。他少言寡语，不善社交，或者说主动回避联系，埋头工作，一心一意为元首效劳。只要元首在餐桌上提到某件事，或者问到某件谁都不清楚的事，用餐结束之前，鲍曼准能给元首满意的答复（他把希特勒问的事迅速记在餐巾纸上，让副官马上查询）。他尤其善于领会元首餐桌上谈话的精神，并花几个小时后使这些谈话以元首的命令或指示下发。”（第21页）元首如果随意地对一种调料表示好奇，他的助手肯定会为他找来配方。不越位，不缺位，不张扬，不显摆，鲍曼小小翼翼地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直到希特勒自杀身亡，几乎都是寸步不离希特勒。这当然不是他的无私，而是他为了攫取巨大权力的代价。斯佩尔注意到，鲍曼比希特勒的随从人员中其他的阿谀奉承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自己的下属（包括妻子格尔达）当作“母牛或公牛”一样看待，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习惯成自然，希特勒死后，他没有与元首同归于尽，而是谋划着如何与接班人邓尼获准元帅会合，继续拥有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他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想永远站在元首“背后”做一个阴谋家。
但秘书也只能做阴谋家。他的身份是主人指定的，他的权力主要是透过对主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所以鲍曼“顽强地、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人从希特勒身旁挤走，使自己成为最经常站在希特勒背后的人，这从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鲍曼的照片上可以明显看出。”（第20页）“背后”的优越，是前面的人所不具备的。比如，站在前面会挡住视线或去路，令独裁者讨厌；站在前面也容易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独裁者一眼看透。只有站在“背后”，一不使独裁者感觉到对自己的威胁，二可以通过独裁者向前面的人发号司令，而使独裁者和前面的人都不感到突兀。在不公开的政治空间中，党争的获利者不是时时露脸的活动家，不是公认的核心人物或早就被指定的接班人，而是那些不公开自己的政治行为，甚至也不公开自己的脸面的秘书班子成员。“背后”就是阴暗，阴暗就是安全，所以“站在背后”不只是一个位置问题，更是一种权力角逐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秘书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种政治理性化、民主化的一个标尺，一种秘书逞权的体制，一定是阴谋家的乐园。
列夫·别泽缅斯基：《希特勒背后的人——马丁·鲍曼和他的日记》，徐锦栋、李春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权力的中心》，石平萍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
原载《羊城晚报》2004年6月5日</P>秘书为什么要站在背后？</P>
作者：单世联</P>
纳粹德国毁灭后，希特勒集团的核心成员中，只有马丁·鲍曼下落不明，是死是活长期众说纷纭，20多年中，不断有人声称在某个地方见过鲍曼，直到1972年阿根廷警方还在萨尔塔省寻找狍曼的踪迹。据《时代》周刊统计，战后共抓到15个“假鲍曼”。1972年年底，西柏林当局在柏林墙附近大兴土木时，偶然在一个大坑内发现了两具尸骨，经严格的医学鉴定后证实，鲍曼1945年5月2日黎明死于柏林。</P>
身后的谜团源自生前的隐蔽。鲍曼从来就没有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他总是习惯于像阴影一样“站在背后”，不露真面——虽说他是纳粹党总部主任、帝国总管，但其本职、也是其最关键的一职务，却只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当然也就只能站在背后。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秘书，长期在纳粹德国呼风唤雨，参与了纳粹德国的全部罪恶。希特勒在临死前的“私人遗嘱”中，称之为了“党内最忠实的同志”，指定他为“遗嘱”的执行人。而此前炙手可热的戈林和希姆莱被开除出党，一度考虑为接班人的斯佩尔也被汰出局，
秘书的权力与主人的权力成正比。“希行勒为了行使他的独裁权力，先后设立了总统府、总理府、党总部和元首府等特设机构，政府的许多职能都被这些特设机构取而代之。整个第三帝国按照所谓的领袖原则治理，希特勒利用元首的权威在第三帝国建立了独裁统治。”（第20页）希特勒既拥有至高无上而又广阔无边的权力，则他的秘书也就可能分享其无限的权力。鲍曼明白得很，在领袖独裁的极权体制中，任何功劳都不比令希特勒满意大，任何地位都不比在希特勒身边高。无需金戈铁马血洒疆场的军功，不用无私献身辛勤工作的政绩，他只要侍候好一个人，就可以掌握一切人。他把希特勒凌乱的指示改写成连贯的命令，并使之立即得到贯彻落实；他把希特勒的意见按提示词汇整理成卡片目录，以后发布命令时，就可以查询卡片，从希特勒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评语里找出自己最满意的一句；他把需要希特勒采取行动或作出判断的事情进行简单明了的总结汇报，希特勒只要回答“可以”、“不可以”就行。在纳粹后期，鲍曼比希特勒钦定的接班人、不可一世的帝国元帅戈林，比抛头露面、能说会道的戈倍尔，比像掌握国中之国的党卫队领袖希姆莱，都更有实际权力。《权力风云》一书介绍：“鲍曼决定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时候拜见希特勒，他阻拦高级将领和内阁官员时从不犹豫。事无巨细，鲍曼总要过问。他掌管希特勒的私人财务，为他挑选大部分的阅读材料，为他准备特殊的饭菜，并精心收集有关一些纳粹高层官员的笑话讲给听。与此同时，鲍曼向希特勒建议、或者亲笔写下元首的许多指示，阐明二战后期的德国国内政策。心怀感激的希特勒声称自己离不开鲍曼，说他是‘我最忠实的党内同志。’”（137—138页）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就说：“即便在我最得宠的那些年中，我在希特勒眼中的份量也比不上马丁·鲍曼。我们都管他叫‘小秘书’、‘大阴谋家’、‘脏猪’。”（第18页）
独裁者狂妄任性像疯子，出尔反尔像孩子，冷酷无情像屠夫，不是谁都能伺候好的，人们羡慕秘书的风光，却不一定能体会秘书的艰难。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才能。“鲍曼从来不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希望自己和名字被人提起，因此他极少外出。他少言寡语，不善社交，或者说主动回避联系，埋头工作，一心一意为元首效劳。只要元首在餐桌上提到某件事，或者问到某件谁都不清楚的事，用餐结束之前，鲍曼准能给元首满意的答复（他把希特勒问的事迅速记在餐巾纸上，让副官马上查询）。他尤其善于领会元首餐桌上谈话的精神，并花几个小时后使这些谈话以元首的命令或指示下发。”（第21页）元首如果随意地对一种调料表示好奇，他的助手肯定会为他找来配方。不越位，不缺位，不张扬，不显摆，鲍曼小小翼翼地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直到希特勒自杀身亡，几乎都是寸步不离希特勒。这当然不是他的无私，而是他为了攫取巨大权力的代价。斯佩尔注意到，鲍曼比希特勒的随从人员中其他的阿谀奉承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自己的下属（包括妻子格尔达）当作“母牛或公牛”一样看待，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习惯成自然，希特勒死后，他没有与元首同归于尽，而是谋划着如何与接班人邓尼获准元帅会合，继续拥有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他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想永远站在元首“背后”做一个阴谋家。
但秘书也只能做阴谋家。他的身份是主人指定的，他的权力主要是透过对主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所以鲍曼“顽强地、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人从希特勒身旁挤走，使自己成为最经常站在希特勒背后的人，这从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鲍曼的照片上可以明显看出。”（第20页）“背后”的优越，是前面的人所不具备的。比如，站在前面会挡住视线或去路，令独裁者讨厌；站在前面也容易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独裁者一眼看透。只有站在“背后”，一不使独裁者感觉到对自己的威胁，二可以通过独裁者向前面的人发号司令，而使独裁者和前面的人都不感到突兀。在不公开的政治空间中，党争的获利者不是时时露脸的活动家，不是公认的核心人物或早就被指定的接班人，而是那些不公开自己的政治行为，甚至也不公开自己的脸面的秘书班子成员。“背后”就是阴暗，阴暗就是安全，所以“站在背后”不只是一个位置问题，更是一种权力角逐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秘书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种政治理性化、民主化的一个标尺，一种秘书逞权的体制，一定是阴谋家的乐园。
列夫·别泽缅斯基：《希特勒背后的人——马丁·鲍曼和他的日记》，徐锦栋、李春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权力的中心》，石平萍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
原载《羊城晚报》2004年6月5日</P>
作者：单世联</P>
纳粹德国毁灭后，希特勒集团的核心成员中，只有马丁·鲍曼下落不明，是死是活长期众说纷纭，20多年中，不断有人声称在某个地方见过鲍曼，直到1972年阿根廷警方还在萨尔塔省寻找狍曼的踪迹。据《时代》周刊统计，战后共抓到15个“假鲍曼”。1972年年底，西柏林当局在柏林墙附近大兴土木时，偶然在一个大坑内发现了两具尸骨，经严格的医学鉴定后证实，鲍曼1945年5月2日黎明死于柏林。</P>
身后的谜团源自生前的隐蔽。鲍曼从来就没有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他总是习惯于像阴影一样“站在背后”，不露真面——虽说他是纳粹党总部主任、帝国总管，但其本职、也是其最关键的一职务，却只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当然也就只能站在背后。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秘书，长期在纳粹德国呼风唤雨，参与了纳粹德国的全部罪恶。希特勒在临死前的“私人遗嘱”中，称之为了“党内最忠实的同志”，指定他为“遗嘱”的执行人。而此前炙手可热的戈林和希姆莱被开除出党，一度考虑为接班人的斯佩尔也被汰出局，
秘书的权力与主人的权力成正比。“希行勒为了行使他的独裁权力，先后设立了总统府、总理府、党总部和元首府等特设机构，政府的许多职能都被这些特设机构取而代之。整个第三帝国按照所谓的领袖原则治理，希特勒利用元首的权威在第三帝国建立了独裁统治。”（第20页）希特勒既拥有至高无上而又广阔无边的权力，则他的秘书也就可能分享其无限的权力。鲍曼明白得很，在领袖独裁的极权体制中，任何功劳都不比令希特勒满意大，任何地位都不比在希特勒身边高。无需金戈铁马血洒疆场的军功，不用无私献身辛勤工作的政绩，他只要侍候好一个人，就可以掌握一切人。他把希特勒凌乱的指示改写成连贯的命令，并使之立即得到贯彻落实；他把希特勒的意见按提示词汇整理成卡片目录，以后发布命令时，就可以查询卡片，从希特勒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评语里找出自己最满意的一句；他把需要希特勒采取行动或作出判断的事情进行简单明了的总结汇报，希特勒只要回答“可以”、“不可以”就行。在纳粹后期，鲍曼比希特勒钦定的接班人、不可一世的帝国元帅戈林，比抛头露面、能说会道的戈倍尔，比像掌握国中之国的党卫队领袖希姆莱，都更有实际权力。《权力风云》一书介绍：“鲍曼决定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时候拜见希特勒，他阻拦高级将领和内阁官员时从不犹豫。事无巨细，鲍曼总要过问。他掌管希特勒的私人财务，为他挑选大部分的阅读材料，为他准备特殊的饭菜，并精心收集有关一些纳粹高层官员的笑话讲给听。与此同时，鲍曼向希特勒建议、或者亲笔写下元首的许多指示，阐明二战后期的德国国内政策。心怀感激的希特勒声称自己离不开鲍曼，说他是‘我最忠实的党内同志。’”（137—138页）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就说：“即便在我最得宠的那些年中，我在希特勒眼中的份量也比不上马丁·鲍曼。我们都管他叫‘小秘书’、‘大阴谋家’、‘脏猪’。”（第18页）
独裁者狂妄任性像疯子，出尔反尔像孩子，冷酷无情像屠夫，不是谁都能伺候好的，人们羡慕秘书的风光，却不一定能体会秘书的艰难。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才能。“鲍曼从来不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希望自己和名字被人提起，因此他极少外出。他少言寡语，不善社交，或者说主动回避联系，埋头工作，一心一意为元首效劳。只要元首在餐桌上提到某件事，或者问到某件谁都不清楚的事，用餐结束之前，鲍曼准能给元首满意的答复（他把希特勒问的事迅速记在餐巾纸上，让副官马上查询）。他尤其善于领会元首餐桌上谈话的精神，并花几个小时后使这些谈话以元首的命令或指示下发。”（第21页）元首如果随意地对一种调料表示好奇，他的助手肯定会为他找来配方。不越位，不缺位，不张扬，不显摆，鲍曼小小翼翼地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直到希特勒自杀身亡，几乎都是寸步不离希特勒。这当然不是他的无私，而是他为了攫取巨大权力的代价。斯佩尔注意到，鲍曼比希特勒的随从人员中其他的阿谀奉承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自己的下属（包括妻子格尔达）当作“母牛或公牛”一样看待，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习惯成自然，希特勒死后，他没有与元首同归于尽，而是谋划着如何与接班人邓尼获准元帅会合，继续拥有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他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想永远站在元首“背后”做一个阴谋家。
但秘书也只能做阴谋家。他的身份是主人指定的，他的权力主要是透过对主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所以鲍曼“顽强地、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人从希特勒身旁挤走，使自己成为最经常站在希特勒背后的人，这从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鲍曼的照片上可以明显看出。”（第20页）“背后”的优越，是前面的人所不具备的。比如，站在前面会挡住视线或去路，令独裁者讨厌；站在前面也容易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独裁者一眼看透。只有站在“背后”，一不使独裁者感觉到对自己的威胁，二可以通过独裁者向前面的人发号司令，而使独裁者和前面的人都不感到突兀。在不公开的政治空间中，党争的获利者不是时时露脸的活动家，不是公认的核心人物或早就被指定的接班人，而是那些不公开自己的政治行为，甚至也不公开自己的脸面的秘书班子成员。“背后”就是阴暗，阴暗就是安全，所以“站在背后”不只是一个位置问题，更是一种权力角逐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秘书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种政治理性化、民主化的一个标尺，一种秘书逞权的体制，一定是阴谋家的乐园。
列夫·别泽缅斯基：《希特勒背后的人——马丁·鲍曼和他的日记》，徐锦栋、李春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权力的中心》，石平萍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
原载《羊城晚报》2004年6月5日</P>秘书为什么要站在背后？</P>
作者：单世联</P>
纳粹德国毁灭后，希特勒集团的核心成员中，只有马丁·鲍曼下落不明，是死是活长期众说纷纭，20多年中，不断有人声称在某个地方见过鲍曼，直到1972年阿根廷警方还在萨尔塔省寻找狍曼的踪迹。据《时代》周刊统计，战后共抓到15个“假鲍曼”。1972年年底，西柏林当局在柏林墙附近大兴土木时，偶然在一个大坑内发现了两具尸骨，经严格的医学鉴定后证实，鲍曼1945年5月2日黎明死于柏林。</P>
身后的谜团源自生前的隐蔽。鲍曼从来就没有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他总是习惯于像阴影一样“站在背后”，不露真面——虽说他是纳粹党总部主任、帝国总管，但其本职、也是其最关键的一职务，却只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当然也就只能站在背后。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秘书，长期在纳粹德国呼风唤雨，参与了纳粹德国的全部罪恶。希特勒在临死前的“私人遗嘱”中，称之为了“党内最忠实的同志”，指定他为“遗嘱”的执行人。而此前炙手可热的戈林和希姆莱被开除出党，一度考虑为接班人的斯佩尔也被汰出局，
秘书的权力与主人的权力成正比。“希行勒为了行使他的独裁权力，先后设立了总统府、总理府、党总部和元首府等特设机构，政府的许多职能都被这些特设机构取而代之。整个第三帝国按照所谓的领袖原则治理，希特勒利用元首的权威在第三帝国建立了独裁统治。”（第20页）希特勒既拥有至高无上而又广阔无边的权力，则他的秘书也就可能分享其无限的权力。鲍曼明白得很，在领袖独裁的极权体制中，任何功劳都不比令希特勒满意大，任何地位都不比在希特勒身边高。无需金戈铁马血洒疆场的军功，不用无私献身辛勤工作的政绩，他只要侍候好一个人，就可以掌握一切人。他把希特勒凌乱的指示改写成连贯的命令，并使之立即得到贯彻落实；他把希特勒的意见按提示词汇整理成卡片目录，以后发布命令时，就可以查询卡片，从希特勒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评语里找出自己最满意的一句；他把需要希特勒采取行动或作出判断的事情进行简单明了的总结汇报，希特勒只要回答“可以”、“不可以”就行。在纳粹后期，鲍曼比希特勒钦定的接班人、不可一世的帝国元帅戈林，比抛头露面、能说会道的戈倍尔，比像掌握国中之国的党卫队领袖希姆莱，都更有实际权力。《权力风云》一书介绍：“鲍曼决定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时候拜见希特勒，他阻拦高级将领和内阁官员时从不犹豫。事无巨细，鲍曼总要过问。他掌管希特勒的私人财务，为他挑选大部分的阅读材料，为他准备特殊的饭菜，并精心收集有关一些纳粹高层官员的笑话讲给听。与此同时，鲍曼向希特勒建议、或者亲笔写下元首的许多指示，阐明二战后期的德国国内政策。心怀感激的希特勒声称自己离不开鲍曼，说他是‘我最忠实的党内同志。’”（137—138页）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就说：“即便在我最得宠的那些年中，我在希特勒眼中的份量也比不上马丁·鲍曼。我们都管他叫‘小秘书’、‘大阴谋家’、‘脏猪’。”（第18页）
独裁者狂妄任性像疯子，出尔反尔像孩子，冷酷无情像屠夫，不是谁都能伺候好的，人们羡慕秘书的风光，却不一定能体会秘书的艰难。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才能。“鲍曼从来不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希望自己和名字被人提起，因此他极少外出。他少言寡语，不善社交，或者说主动回避联系，埋头工作，一心一意为元首效劳。只要元首在餐桌上提到某件事，或者问到某件谁都不清楚的事，用餐结束之前，鲍曼准能给元首满意的答复（他把希特勒问的事迅速记在餐巾纸上，让副官马上查询）。他尤其善于领会元首餐桌上谈话的精神，并花几个小时后使这些谈话以元首的命令或指示下发。”（第21页）元首如果随意地对一种调料表示好奇，他的助手肯定会为他找来配方。不越位，不缺位，不张扬，不显摆，鲍曼小小翼翼地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直到希特勒自杀身亡，几乎都是寸步不离希特勒。这当然不是他的无私，而是他为了攫取巨大权力的代价。斯佩尔注意到，鲍曼比希特勒的随从人员中其他的阿谀奉承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自己的下属（包括妻子格尔达）当作“母牛或公牛”一样看待，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习惯成自然，希特勒死后，他没有与元首同归于尽，而是谋划着如何与接班人邓尼获准元帅会合，继续拥有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他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想永远站在元首“背后”做一个阴谋家。
但秘书也只能做阴谋家。他的身份是主人指定的，他的权力主要是透过对主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所以鲍曼“顽强地、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人从希特勒身旁挤走，使自己成为最经常站在希特勒背后的人，这从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鲍曼的照片上可以明显看出。”（第20页）“背后”的优越，是前面的人所不具备的。比如，站在前面会挡住视线或去路，令独裁者讨厌；站在前面也容易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独裁者一眼看透。只有站在“背后”，一不使独裁者感觉到对自己的威胁，二可以通过独裁者向前面的人发号司令，而使独裁者和前面的人都不感到突兀。在不公开的政治空间中，党争的获利者不是时时露脸的活动家，不是公认的核心人物或早就被指定的接班人，而是那些不公开自己的政治行为，甚至也不公开自己的脸面的秘书班子成员。“背后”就是阴暗，阴暗就是安全，所以“站在背后”不只是一个位置问题，更是一种权力角逐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秘书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种政治理性化、民主化的一个标尺，一种秘书逞权的体制，一定是阴谋家的乐园。
列夫·别泽缅斯基：《希特勒背后的人——马丁·鲍曼和他的日记》，徐锦栋、李春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权力的中心》，石平萍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
原载《羊城晚报》2004年6月5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