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向国外官员学“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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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7日10:10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没有以真诚为基础的、缺乏感染力的道歉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谅解，随口说出、轻描淡写的道歉，不但难以让民众接受，反而会给人留下轻慢的印象，损伤政府的公信
最近几年来，官员向百姓道歉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道新的风景线，充分反映了官员和百姓间关系向着平等方向变化的新趋势。
自人类政治文明进入到民主共和时代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政府和社会、官员和百姓的关系应当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官员是代理人，百姓是委托人。官员应当向百姓负责，为公共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官员出现过错、失职等情况之后，主动地、诚恳地、及时地向百姓道歉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从不道歉到道歉，再到道歉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改进和提升的程度之不同，客观上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化以及民主化发展程度的一个具体指标。
国外官员道歉案例
听证会原本是政府进行民主决策、加强官民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渠道之一，可在日本前首相小泉执政期间（安倍晋三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六成的听证会是通过“授意提问”的方式由政府一手操纵的。所谓“授意提问”，说白了就是日本政府为确保类似听证会的官民对话会议能够按照政府方面的意图进行，预先安排好参加者和发言人。这些被“授意”的参加者和发言人还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这已经演变成赤裸裸的贿赂。在民怨四起和在野党的猛烈抨击之下，安倍晋三于2006年11月被迫下令组建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主办听证会的各个部门。12月13日有关报告终于出炉，证明上述指责“皆为事实”。安倍在接到报告后很快表示：“我应该为此向国民道歉，并且愿意带头将三个月的薪水归还国库。”安倍还表示，现任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和当时与事件有关的政府阁僚等也将受到相应处分。据报道，涉嫌卷入“授意提问”丑闻的政府官员中，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法务大臣长势甚远、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等日前也纷纷表示，将效仿安倍晋三把部分工资上交国库。
奥巴马当选总统不久后夸口已经给所有前总统打遍“友情电话”，却失言说不会像前总统里根的遗孀南希那样举办“降神会”与已故总统们会话，显然是冒犯了南希思念亡夫之情。奥巴马意识到“问题严重”，新闻发布会一完就马上给南希打电话道歉，据称，两人在电话上相谈甚欢。今年7月，奥巴马的朋友、哈佛大学非洲裔著名教授盖茨试图强行进入自家家门，引起邻居怀疑行窃而报警，被旋即赶来的警察逮捕。盖茨当着电视记者的面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要是事件换成白人居民，不知警察做何处理？”消息传到奥巴马耳朵后，奥巴马发表言论，斥责逮捕盖茨的白人警官的行为“愚蠢”。说白人警察法办黑人居民“愚蠢”，虽不是宣扬种族主义，但已经含有种族主义倾向。奥巴马事后才知白人警官执法并无不当，根本与种族歧视无任何关系，奥巴马立刻向当事人和公众道歉，稍后还邀请来了事件当事人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做客白宫，一同喝啤酒，算作是道歉的延续。
从中我们学什么
上述的具体事例都是一些效果比较好的道歉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官员在道歉的方式和方法方面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第一，道歉首先应该真诚。道歉应当充分体现其道德功能，即有错必改的心胸和诚意。如果只是以道歉为形式，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辩护，甚至推卸责任，则一定会适得其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口头道歉之外，加罚3个月的薪俸就是为了诚意的表达。没有以真诚为基础的、缺乏感染力的道歉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谅解，随口说出、轻描淡写的道歉，不但难以让民众接受，反而会给人留下轻慢的印象，损伤政府的公信。
第二，道歉应该及时。总体来看，越及时效果越好，越迟缓负面效应越大。第一时间最好，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时隔日久，在得知真相或者在真相被披露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尽早道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道歉的事项虽已时过境迁，但在真相经过调查而披露之后及时道歉，也还不算太迟。
第三，道歉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还要符合民族习惯。上述例子中，道歉的形式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读道歉申明、鞠躬、罚薪、喝啤酒、打电话等。其实，可以使用的形式还可以多种多样，例如在报刊上登载道歉申请、写道歉信等。我国古人还有负荆请罪、设宴赔罪、长跪不起等。虽然这些形式在今天已不再适当，更不见得适合于官员向百姓道歉，但都说明，在道歉的方法和方法上可以富于创意，可以不拘一格。但需要注意的是，道歉的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要根据需要表达的歉意的程度（或过错、失误的程度）、拟道歉的对象的需要来选取，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套用。例如，奥巴马向里根总统遗孀南希道歉，带有个人性质，情节也没有那么严重，打电话就比较适当了，召开新闻发布会反而有小题大做之嫌。另外，奥巴马约请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做客白宫，一同喝啤酒，也是非常富有创意的道歉方式，既让当事人双方记忆深刻、尽释前嫌，也很好地达到了促进种族平等的效果。另外，道歉方式也要符合民族习惯。例如，东方民族习惯通过鞠躬、作揖道歉，而在西方恐怕就不合适了。
第四，道歉应以公开的方式为主。由于政府官员担任公职，其过错或失误、失职所影响的对象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甚至社会大众，其道歉的主导形式都应该是公开的，而不应是私下的。因为公职的特点决定了其失误、失职的影响潜在地具有公共性，实际的影响范围可能比暂时能够预见的还要广。例如，奥巴马对于白人警察的批评失当极可能牵涉种族平等问题，而这在美国可是一个头号敏感的大问题，而绝不仅仅是受到批评的白人警察个人的荣誉损失。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道歉的功能主要限于道德层面，而不应该被夸大。道歉是担任公职者因为履职失当、失误，而潜在地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一种道德责任的体现，具有社会道德示范的效应，也是勇于承担公职责任的一种反映，以求得公众的谅解，弥合官员和百姓、政府和社会因失误、失职而引起的情感裂隙，拉近彼此情感间的距离。但是，道歉的道德功能绝不能替代个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在没有列举的一些例子中，担任公职者因为失误和失职，还丢了官职，甚至被问罪。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数次真诚道歉之后，甚至以自杀寻求国民的宽恕。如果以道歉推脱官员个人或政府应承担的其他实体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就是对官员道歉的误解甚至是滥用，是极不可取的。
（作者：任建明 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009年10月27日10:10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没有以真诚为基础的、缺乏感染力的道歉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谅解，随口说出、轻描淡写的道歉，不但难以让民众接受，反而会给人留下轻慢的印象，损伤政府的公信
最近几年来，官员向百姓道歉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道新的风景线，充分反映了官员和百姓间关系向着平等方向变化的新趋势。
自人类政治文明进入到民主共和时代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政府和社会、官员和百姓的关系应当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官员是代理人，百姓是委托人。官员应当向百姓负责，为公共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官员出现过错、失职等情况之后，主动地、诚恳地、及时地向百姓道歉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从不道歉到道歉，再到道歉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改进和提升的程度之不同，客观上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化以及民主化发展程度的一个具体指标。
国外官员道歉案例
听证会原本是政府进行民主决策、加强官民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渠道之一，可在日本前首相小泉执政期间（安倍晋三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六成的听证会是通过“授意提问”的方式由政府一手操纵的。所谓“授意提问”，说白了就是日本政府为确保类似听证会的官民对话会议能够按照政府方面的意图进行，预先安排好参加者和发言人。这些被“授意”的参加者和发言人还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这已经演变成赤裸裸的贿赂。在民怨四起和在野党的猛烈抨击之下，安倍晋三于2006年11月被迫下令组建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主办听证会的各个部门。12月13日有关报告终于出炉，证明上述指责“皆为事实”。安倍在接到报告后很快表示：“我应该为此向国民道歉，并且愿意带头将三个月的薪水归还国库。”安倍还表示，现任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和当时与事件有关的政府阁僚等也将受到相应处分。据报道，涉嫌卷入“授意提问”丑闻的政府官员中，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法务大臣长势甚远、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等日前也纷纷表示，将效仿安倍晋三把部分工资上交国库。
奥巴马当选总统不久后夸口已经给所有前总统打遍“友情电话”，却失言说不会像前总统里根的遗孀南希那样举办“降神会”与已故总统们会话，显然是冒犯了南希思念亡夫之情。奥巴马意识到“问题严重”，新闻发布会一完就马上给南希打电话道歉，据称，两人在电话上相谈甚欢。今年7月，奥巴马的朋友、哈佛大学非洲裔著名教授盖茨试图强行进入自家家门，引起邻居怀疑行窃而报警，被旋即赶来的警察逮捕。盖茨当着电视记者的面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要是事件换成白人居民，不知警察做何处理？”消息传到奥巴马耳朵后，奥巴马发表言论，斥责逮捕盖茨的白人警官的行为“愚蠢”。说白人警察法办黑人居民“愚蠢”，虽不是宣扬种族主义，但已经含有种族主义倾向。奥巴马事后才知白人警官执法并无不当，根本与种族歧视无任何关系，奥巴马立刻向当事人和公众道歉，稍后还邀请来了事件当事人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做客白宫，一同喝啤酒，算作是道歉的延续。
从中我们学什么
上述的具体事例都是一些效果比较好的道歉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官员在道歉的方式和方法方面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第一，道歉首先应该真诚。道歉应当充分体现其道德功能，即有错必改的心胸和诚意。如果只是以道歉为形式，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辩护，甚至推卸责任，则一定会适得其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口头道歉之外，加罚3个月的薪俸就是为了诚意的表达。没有以真诚为基础的、缺乏感染力的道歉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谅解，随口说出、轻描淡写的道歉，不但难以让民众接受，反而会给人留下轻慢的印象，损伤政府的公信。
第二，道歉应该及时。总体来看，越及时效果越好，越迟缓负面效应越大。第一时间最好，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时隔日久，在得知真相或者在真相被披露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尽早道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道歉的事项虽已时过境迁，但在真相经过调查而披露之后及时道歉，也还不算太迟。
第三，道歉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还要符合民族习惯。上述例子中，道歉的形式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读道歉申明、鞠躬、罚薪、喝啤酒、打电话等。其实，可以使用的形式还可以多种多样，例如在报刊上登载道歉申请、写道歉信等。我国古人还有负荆请罪、设宴赔罪、长跪不起等。虽然这些形式在今天已不再适当，更不见得适合于官员向百姓道歉，但都说明，在道歉的方法和方法上可以富于创意，可以不拘一格。但需要注意的是，道歉的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要根据需要表达的歉意的程度（或过错、失误的程度）、拟道歉的对象的需要来选取，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套用。例如，奥巴马向里根总统遗孀南希道歉，带有个人性质，情节也没有那么严重，打电话就比较适当了，召开新闻发布会反而有小题大做之嫌。另外，奥巴马约请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做客白宫，一同喝啤酒，也是非常富有创意的道歉方式，既让当事人双方记忆深刻、尽释前嫌，也很好地达到了促进种族平等的效果。另外，道歉方式也要符合民族习惯。例如，东方民族习惯通过鞠躬、作揖道歉，而在西方恐怕就不合适了。
第四，道歉应以公开的方式为主。由于政府官员担任公职，其过错或失误、失职所影响的对象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甚至社会大众，其道歉的主导形式都应该是公开的，而不应是私下的。因为公职的特点决定了其失误、失职的影响潜在地具有公共性，实际的影响范围可能比暂时能够预见的还要广。例如，奥巴马对于白人警察的批评失当极可能牵涉种族平等问题，而这在美国可是一个头号敏感的大问题，而绝不仅仅是受到批评的白人警察个人的荣誉损失。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道歉的功能主要限于道德层面，而不应该被夸大。道歉是担任公职者因为履职失当、失误，而潜在地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一种道德责任的体现，具有社会道德示范的效应，也是勇于承担公职责任的一种反映，以求得公众的谅解，弥合官员和百姓、政府和社会因失误、失职而引起的情感裂隙，拉近彼此情感间的距离。但是，道歉的道德功能绝不能替代个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在没有列举的一些例子中，担任公职者因为失误和失职，还丢了官职，甚至被问罪。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数次真诚道歉之后，甚至以自杀寻求国民的宽恕。如果以道歉推脱官员个人或政府应承担的其他实体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就是对官员道歉的误解甚至是滥用，是极不可取的。
（作者：任建明 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没有以真诚为基础的、缺乏感染力的道歉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谅解，随口说出、轻描淡写的道歉，不但难以让民众接受，反而会给人留下轻慢的印象，损伤政府的公信
最近几年来，官员向百姓道歉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道新的风景线，充分反映了官员和百姓间关系向着平等方向变化的新趋势。
自人类政治文明进入到民主共和时代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政府和社会、官员和百姓的关系应当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官员是代理人，百姓是委托人。官员应当向百姓负责，为公共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官员出现过错、失职等情况之后，主动地、诚恳地、及时地向百姓道歉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从不道歉到道歉，再到道歉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改进和提升的程度之不同，客观上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化以及民主化发展程度的一个具体指标。
国外官员道歉案例
听证会原本是政府进行民主决策、加强官民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渠道之一，可在日本前首相小泉执政期间（安倍晋三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六成的听证会是通过“授意提问”的方式由政府一手操纵的。所谓“授意提问”，说白了就是日本政府为确保类似听证会的官民对话会议能够按照政府方面的意图进行，预先安排好参加者和发言人。这些被“授意”的参加者和发言人还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这已经演变成赤裸裸的贿赂。在民怨四起和在野党的猛烈抨击之下，安倍晋三于2006年11月被迫下令组建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主办听证会的各个部门。12月13日有关报告终于出炉，证明上述指责“皆为事实”。安倍在接到报告后很快表示：“我应该为此向国民道歉，并且愿意带头将三个月的薪水归还国库。”安倍还表示，现任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和当时与事件有关的政府阁僚等也将受到相应处分。据报道，涉嫌卷入“授意提问”丑闻的政府官员中，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法务大臣长势甚远、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等日前也纷纷表示，将效仿安倍晋三把部分工资上交国库。
奥巴马当选总统不久后夸口已经给所有前总统打遍“友情电话”，却失言说不会像前总统里根的遗孀南希那样举办“降神会”与已故总统们会话，显然是冒犯了南希思念亡夫之情。奥巴马意识到“问题严重”，新闻发布会一完就马上给南希打电话道歉，据称，两人在电话上相谈甚欢。今年7月，奥巴马的朋友、哈佛大学非洲裔著名教授盖茨试图强行进入自家家门，引起邻居怀疑行窃而报警，被旋即赶来的警察逮捕。盖茨当着电视记者的面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要是事件换成白人居民，不知警察做何处理？”消息传到奥巴马耳朵后，奥巴马发表言论，斥责逮捕盖茨的白人警官的行为“愚蠢”。说白人警察法办黑人居民“愚蠢”，虽不是宣扬种族主义，但已经含有种族主义倾向。奥巴马事后才知白人警官执法并无不当，根本与种族歧视无任何关系，奥巴马立刻向当事人和公众道歉，稍后还邀请来了事件当事人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做客白宫，一同喝啤酒，算作是道歉的延续。
从中我们学什么
上述的具体事例都是一些效果比较好的道歉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官员在道歉的方式和方法方面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第一，道歉首先应该真诚。道歉应当充分体现其道德功能，即有错必改的心胸和诚意。如果只是以道歉为形式，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辩护，甚至推卸责任，则一定会适得其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口头道歉之外，加罚3个月的薪俸就是为了诚意的表达。没有以真诚为基础的、缺乏感染力的道歉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谅解，随口说出、轻描淡写的道歉，不但难以让民众接受，反而会给人留下轻慢的印象，损伤政府的公信。
第二，道歉应该及时。总体来看，越及时效果越好，越迟缓负面效应越大。第一时间最好，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时隔日久，在得知真相或者在真相被披露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尽早道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道歉的事项虽已时过境迁，但在真相经过调查而披露之后及时道歉，也还不算太迟。
第三，道歉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还要符合民族习惯。上述例子中，道歉的形式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读道歉申明、鞠躬、罚薪、喝啤酒、打电话等。其实，可以使用的形式还可以多种多样，例如在报刊上登载道歉申请、写道歉信等。我国古人还有负荆请罪、设宴赔罪、长跪不起等。虽然这些形式在今天已不再适当，更不见得适合于官员向百姓道歉，但都说明，在道歉的方法和方法上可以富于创意，可以不拘一格。但需要注意的是，道歉的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要根据需要表达的歉意的程度（或过错、失误的程度）、拟道歉的对象的需要来选取，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套用。例如，奥巴马向里根总统遗孀南希道歉，带有个人性质，情节也没有那么严重，打电话就比较适当了，召开新闻发布会反而有小题大做之嫌。另外，奥巴马约请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做客白宫，一同喝啤酒，也是非常富有创意的道歉方式，既让当事人双方记忆深刻、尽释前嫌，也很好地达到了促进种族平等的效果。另外，道歉方式也要符合民族习惯。例如，东方民族习惯通过鞠躬、作揖道歉，而在西方恐怕就不合适了。
第四，道歉应以公开的方式为主。由于政府官员担任公职，其过错或失误、失职所影响的对象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甚至社会大众，其道歉的主导形式都应该是公开的，而不应是私下的。因为公职的特点决定了其失误、失职的影响潜在地具有公共性，实际的影响范围可能比暂时能够预见的还要广。例如，奥巴马对于白人警察的批评失当极可能牵涉种族平等问题，而这在美国可是一个头号敏感的大问题，而绝不仅仅是受到批评的白人警察个人的荣誉损失。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道歉的功能主要限于道德层面，而不应该被夸大。道歉是担任公职者因为履职失当、失误，而潜在地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一种道德责任的体现，具有社会道德示范的效应，也是勇于承担公职责任的一种反映，以求得公众的谅解，弥合官员和百姓、政府和社会因失误、失职而引起的情感裂隙，拉近彼此情感间的距离。但是，道歉的道德功能绝不能替代个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在没有列举的一些例子中，担任公职者因为失误和失职，还丢了官职，甚至被问罪。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数次真诚道歉之后，甚至以自杀寻求国民的宽恕。如果以道歉推脱官员个人或政府应承担的其他实体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就是对官员道歉的误解甚至是滥用，是极不可取的。
（作者：任建明 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009年10月27日10:10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没有以真诚为基础的、缺乏感染力的道歉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谅解，随口说出、轻描淡写的道歉，不但难以让民众接受，反而会给人留下轻慢的印象，损伤政府的公信
最近几年来，官员向百姓道歉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道新的风景线，充分反映了官员和百姓间关系向着平等方向变化的新趋势。
自人类政治文明进入到民主共和时代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政府和社会、官员和百姓的关系应当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官员是代理人，百姓是委托人。官员应当向百姓负责，为公共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官员出现过错、失职等情况之后，主动地、诚恳地、及时地向百姓道歉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从不道歉到道歉，再到道歉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改进和提升的程度之不同，客观上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化以及民主化发展程度的一个具体指标。
国外官员道歉案例
听证会原本是政府进行民主决策、加强官民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渠道之一，可在日本前首相小泉执政期间（安倍晋三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六成的听证会是通过“授意提问”的方式由政府一手操纵的。所谓“授意提问”，说白了就是日本政府为确保类似听证会的官民对话会议能够按照政府方面的意图进行，预先安排好参加者和发言人。这些被“授意”的参加者和发言人还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这已经演变成赤裸裸的贿赂。在民怨四起和在野党的猛烈抨击之下，安倍晋三于2006年11月被迫下令组建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主办听证会的各个部门。12月13日有关报告终于出炉，证明上述指责“皆为事实”。安倍在接到报告后很快表示：“我应该为此向国民道歉，并且愿意带头将三个月的薪水归还国库。”安倍还表示，现任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和当时与事件有关的政府阁僚等也将受到相应处分。据报道，涉嫌卷入“授意提问”丑闻的政府官员中，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法务大臣长势甚远、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等日前也纷纷表示，将效仿安倍晋三把部分工资上交国库。
奥巴马当选总统不久后夸口已经给所有前总统打遍“友情电话”，却失言说不会像前总统里根的遗孀南希那样举办“降神会”与已故总统们会话，显然是冒犯了南希思念亡夫之情。奥巴马意识到“问题严重”，新闻发布会一完就马上给南希打电话道歉，据称，两人在电话上相谈甚欢。今年7月，奥巴马的朋友、哈佛大学非洲裔著名教授盖茨试图强行进入自家家门，引起邻居怀疑行窃而报警，被旋即赶来的警察逮捕。盖茨当着电视记者的面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要是事件换成白人居民，不知警察做何处理？”消息传到奥巴马耳朵后，奥巴马发表言论，斥责逮捕盖茨的白人警官的行为“愚蠢”。说白人警察法办黑人居民“愚蠢”，虽不是宣扬种族主义，但已经含有种族主义倾向。奥巴马事后才知白人警官执法并无不当，根本与种族歧视无任何关系，奥巴马立刻向当事人和公众道歉，稍后还邀请来了事件当事人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做客白宫，一同喝啤酒，算作是道歉的延续。
从中我们学什么
上述的具体事例都是一些效果比较好的道歉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官员在道歉的方式和方法方面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第一，道歉首先应该真诚。道歉应当充分体现其道德功能，即有错必改的心胸和诚意。如果只是以道歉为形式，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辩护，甚至推卸责任，则一定会适得其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口头道歉之外，加罚3个月的薪俸就是为了诚意的表达。没有以真诚为基础的、缺乏感染力的道歉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谅解，随口说出、轻描淡写的道歉，不但难以让民众接受，反而会给人留下轻慢的印象，损伤政府的公信。
第二，道歉应该及时。总体来看，越及时效果越好，越迟缓负面效应越大。第一时间最好，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时隔日久，在得知真相或者在真相被披露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尽早道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道歉的事项虽已时过境迁，但在真相经过调查而披露之后及时道歉，也还不算太迟。
第三，道歉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还要符合民族习惯。上述例子中，道歉的形式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读道歉申明、鞠躬、罚薪、喝啤酒、打电话等。其实，可以使用的形式还可以多种多样，例如在报刊上登载道歉申请、写道歉信等。我国古人还有负荆请罪、设宴赔罪、长跪不起等。虽然这些形式在今天已不再适当，更不见得适合于官员向百姓道歉，但都说明，在道歉的方法和方法上可以富于创意，可以不拘一格。但需要注意的是，道歉的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要根据需要表达的歉意的程度（或过错、失误的程度）、拟道歉的对象的需要来选取，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套用。例如，奥巴马向里根总统遗孀南希道歉，带有个人性质，情节也没有那么严重，打电话就比较适当了，召开新闻发布会反而有小题大做之嫌。另外，奥巴马约请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做客白宫，一同喝啤酒，也是非常富有创意的道歉方式，既让当事人双方记忆深刻、尽释前嫌，也很好地达到了促进种族平等的效果。另外，道歉方式也要符合民族习惯。例如，东方民族习惯通过鞠躬、作揖道歉，而在西方恐怕就不合适了。
第四，道歉应以公开的方式为主。由于政府官员担任公职，其过错或失误、失职所影响的对象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甚至社会大众，其道歉的主导形式都应该是公开的，而不应是私下的。因为公职的特点决定了其失误、失职的影响潜在地具有公共性，实际的影响范围可能比暂时能够预见的还要广。例如，奥巴马对于白人警察的批评失当极可能牵涉种族平等问题，而这在美国可是一个头号敏感的大问题，而绝不仅仅是受到批评的白人警察个人的荣誉损失。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道歉的功能主要限于道德层面，而不应该被夸大。道歉是担任公职者因为履职失当、失误，而潜在地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一种道德责任的体现，具有社会道德示范的效应，也是勇于承担公职责任的一种反映，以求得公众的谅解，弥合官员和百姓、政府和社会因失误、失职而引起的情感裂隙，拉近彼此情感间的距离。但是，道歉的道德功能绝不能替代个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在没有列举的一些例子中，担任公职者因为失误和失职，还丢了官职，甚至被问罪。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数次真诚道歉之后，甚至以自杀寻求国民的宽恕。如果以道歉推脱官员个人或政府应承担的其他实体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就是对官员道歉的误解甚至是滥用，是极不可取的。
（作者：任建明 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