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袁伟民忆教练到官员角色转换 出书揭露事实非指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8:21:59
三联生活周刊 自2004年12月9日在体育总局一楼大厅向机关干部做了千字“告别演说”后，袁伟民定了“不要，不问，不说”三不规矩，彻底从公众眼前销声匿迹。卸任后的5年时光，用前中国女排运动员、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招娣的话说，“他一直在默默地思考，冷静地总结。我们了解袁指导，他干任何事情总是后发制人。不想细，不想明白，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现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出版，袁伟民说，著书立说不是他的目的，“这本书所要做的是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
为人与为官
采访袁伟民，已经是10月10日晚上23点。70岁高龄的袁伟民以不变应万变：思维敏捷，记忆准确，言语谨慎含蓄。只是在最后结束采访时，因坐得太久，膝有老伤的他费了半天劲才站了起来，膝盖久久不能伸直。这个时刻，他是一位老人。
三联生活周刊：卸任后，你定了一个规矩，“不要，不问，不说”，为什么现在会出这本书？而且书里还涉及了具体个人，没有考虑过吗？
袁伟民：我曾经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很多材料都汇总到我这里。说真话必然要涉及具体人、事、部门。但说这些并非为了批评谁、指责谁。我是参加决策的人，我知道真实的事实。我想通过这些事，留给后人更多启迪。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旧体制的变革中，多向的思维模式，多头的利益冲突，多方碰撞是必然的。关键是，面对这些碰撞，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在重大问题上，个人、集体、国家位置该怎么摆，利益怎么处理，高级干部应该有基本的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和出版社有“约法三章”：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本书只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出，不能出书在前……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里你提到，“我人生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少年时代宽松的家庭氛围，严谨治学的学校教育”。这种人生观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观，怎么形成的？
袁伟民：我的家庭，是纯粹的菜农，我父母亲不识字。我是老六，最小，兄弟姐妹都很照顾我喜欢我，给我的束缚很少，我的自由天地多。我从小上学功课好，从小学开始当学生会主席，玩得也很痛快。我不理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搞得学生负担那么重。我的家庭氛围比较宽松，个性放松，可以发展自己的空间。我学习的学校，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好学校。我家在苏州近郊，附近就是苏州大学(前东吴大学)，既不是喧闹的城市，又不是闭塞的农村，接受新鲜事物很快。
在我记忆中，高中3年，留下烙印最深的是：一定要做品学兼优的人。“人为本，德为先”，“业精于勤”，“学而优则仕”这些中学里就背过的话，至今还记得很牢。我当时的理解，只有学习优秀了才能干成事，为国家人民服务。好像老师也是这么解释的。家里也是这么要求的，要做老实人，有本事，说老实话，从小就是这么教育。这种东西慢慢到学校毕业，1959年准备第一届全运会，分配我去打排球。当时好多项目要我，我身体素质好啊，田径水平可以，苏州市中学运动会拿过5项全能亚军，脑子还可以。其实我打球时年龄大，已经很晚了，18岁，但是4年后就到了国家队。我对在江苏队时的印象很深，教练很多是部队下来的，这一茬年龄比我大，又是军区的，把我们新的老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半军事化训练。原来我的教练张然，以前老国家队，八一队出来的，也是军人，也比较好学。从小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对我形成这些好的东西有很大好处。我整个东西还是比较正统。
人生的几个转换点，就是这一根导线。不断转换角色，实际上我的一辈子，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就过去了，47年。
三联生活周刊：从一个教练员突然转换为行政官员，而且是从副处级破格提拔为副部级干部，当时很罕见吧？
袁伟民：当时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1984年我正好赶上了这一批。不去不行啊，命运不掌握在我手上，那时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我高中毕业，本来报了哈军工，后来服从组织分配搞排球，4年后到北京，在国家队待了13年，“文革”浪费了最好的时光，只能寄希望于女排。破格提拔，去还是不去，我很犹豫。去，能证明运动员出身的人也能当领导干部，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不去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我那支队伍的状态正处在最好的时候，我还想一个个世界冠军拿下去呢。
三联生活周刊：走上仕途后，你理想中的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袁伟民：我做事细，很认真，要办的事一定要做到，这是常年磨炼出来的。但是我也知道，你干什么事，一个人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大家，不管怎样，要善于沟通。外面的人看我很凶，不好接近，但那帮队员，球场上怕我，下来我们相处很好，很随便。但外面人不知道，他们光看到我拉着脸的一面，没看到我随意的一面。我跟队员相处了8年半，很融洽，那段时光很有意思。我连自己孩子都管不了，但她们的脾气我很清楚。我天天在琢磨她们，她们也琢磨我。搞一个队开始这么弄，后来转换角色后，慢慢也上了道。不断处于一个学习再学习，提高再提高，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不断在变化。这也是工作需要。不适应不行啊，不适应就会被淘汰，而且我那个位置放在那里，大家都看着呢。
三联生活周刊：从袁指导到袁主任，这两种角色有什么不同？
袁伟民：从我来说，只是角色转换了，但我知道我的责任、对象不一样了。对象变了，责任重了，都是成年老人，干部，有水平，有社会经验。队员单纯好管，而且他们也理解我。这茬人有的比我大得多，但我该管还得管，因为我要承担责任的，该商量也得商量。所以我去了没花多长时间，工作也就接上了。对我来说，不断换角色，要去适应它，实际是对我不断增加难度，给我提了新的要求，要不断进行新的学习。这点也是很苦的事。好的方面在于，女排是个集体项目，有一个怎么平衡主力队员之间关系，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的问题，而这决定了1＋1＞2还是1＋1＜2。拿冠军我已经经过了这个折腾。实际在机关做人的工作与带女排很相似。后来当一把手，当局长，责任更不一样了。原来当二把手，副主任，上面有班长管，当一把手就不一样。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长，当局长前干了16年半，副部长当了16年半，方方面面什么都管过，连分房都管过。我了解整个体育，不只是竞技体育，人事、财务、后勤、外事，什么都管过，很受锻炼。后来，我的队员也当到副司长了，当年我就跟她们说过：“现在你们是世界冠军，两年后人家不看你世界冠军了，看你的工作能力。吃老本，人家会说，你看，她只会打球。”
兴奋剂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兴奋剂事件，好像是当局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
袁伟民：刚上任就碰到的。我是4月18日上任，七八月份就要参加悉尼奥运会，给我当头一棒。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也是中国女排教练，对当时的体坛现状不了解？
袁伟民：现状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摆在那，不光中国，国外也一样。兴奋剂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是事情发生了，怎么处理？而且你面临着什么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是因为悉尼奥运会临近了吗？
袁伟民：奥运会临近了，所以更加重视。因为从这届开始要查血检。过去不查，这是新技术，谁都认为查不出来，现在澳大利亚在EPO检测方法上随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查了。而且我们自己也在查。但是澳大利亚比我们水平高，而且我们作为它的替补，它数量太大，我们帮它查，作为它的合作单位。但反过来说，澳大利亚对我们攻击最厉害，对中国是双重标准。所以你不用人家都攻击你，如果查出来人家更要攻击你。攻击你，不是攻击你一个人，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是个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不得不重视，因为出事就出大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家体委是什么态度？
袁伟民：90年代初，国家体委有明文规定，三严方针：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那是伍绍祖在的时候，反兴奋剂态度非常坚决。但这是很复杂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复杂在哪？
袁伟民：这次查出来了，上了黑榜了，这种兴奋剂不能用了，他又发明新的，新的分支出来了。科技在发展，有钱人、科技发达国家永远走在前面，有些人跟他学，你一用，他就查出来了，但是他用什么，你不知道。等你知道用了，他又发明新的了，你还查不出来。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对立双方是一种“警察抓小偷，猫和老鼠”的关系。随着国际上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一批药物被列入兴奋剂名单后，总会有一批新药被研制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80年代兴奋剂这种舶来品进入中国后，在90年代越演越烈？
袁伟民：这是利益驱使，政绩观作祟。吃这个有用，万一查不出来呢？你用，我怎么能不用？利益驱使，总有人会铤而走险。就像贩毒、吸毒。怎么禁，总有人走这条路，有侥幸心理。但你这是非法的，不是公平竞赛了，是搞邪门歪道，搞假冒伪劣了。而且这本身对运动员的身心有摧残，有的不就猝死了吗？国际上也不允许。但国际上永远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艰苦、长期的斗争。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态度坚决地反兴奋剂，那与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呢？
袁伟民：有些地方躲着你嘛，有些地方有地方的利益。政绩观，虚假的荣誉观。体育要竞争，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是公平、公开、公正正常架构下的和谐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应该有的。金牌要，锦标也要，但不能提倡唯金牌论、锦标主义。那就搞歪门邪道了。体育的本质是要竞争，但不能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就走到歪路上了，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下面就搞歪门邪道。这和市场上搞假冒伪劣产品一个道理，那是害民了，昧良心了。这就要反对，不允许，要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奥林匹克精神要保持纯洁，竞争要靠真本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体育界也存在争议，好像还有“真反”、“假反”一说？
袁伟民：没有人可以公开站出来说我不反，谁都说反，他敢说我不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但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下面搞邪门歪道。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袁伟民：当时我要统一思想，我必须要做好工作，让他们自觉配合。把他们请来，都是领导，做工作。利害关系说清楚，讲各种道理，面临什么情况，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对待。绝大多数都贯彻得很好，但有的人就做工作，通过关系给我施加压力。在这个社会上这很正常。这带来很多问题，我不能退啊，一退就反弹，这种做法他可以，别人也可以，就退回去了，说话就没权威了。
而且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那些委员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出这个事，出这个事，我们就不能投你一票了。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老百姓不满意，领导不满意，西方还会攻击你，“你看，一不用，成绩就下来了。说明你以前都用，你靠这个”。然后这是第二次申办了，中国人民盼了100年，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当时还有个顾虑。一公布，不等于给西方炮弹吗？最后还是要公布，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要办一个干净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去悉尼是要夺干净的金牌。没想到结果很好，最后还让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这是180度的转变，之前谁都没想到的，而且最后成绩还好。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事情与处理女排打假球事件的想法比较相似？
袁伟民：一般人不会这么处理。实际上他的那个策略就不对，他傻瓜。就像上海人讲的，把侬逼到小弄堂了。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越走越窄，走到一条小胡同里去了。你不是想拿冠军吗？那你就得凭真本事，见谁咬谁，一场一场用实力去拼，拿出完全主动进攻的架势来才行啊！你这么躲，越躲心越慌，有什么好躲的？不就是早打晚打的事吗？想挑最容易的打，最后挑到了没有呢？不还是遇到意大利队了吗？躲得自己心虚了，一心虚输不得，一输不得，最后肯定输，结果拿了个第四。
当时主要批评的是排管中心主任徐利，我说你是领导全国排球工作的，我不处理你，以后谁信你？以后全国都打假球，你怎么要求他们抓好赛风，谁听你啊！世界锦标赛，不是一般的让啊，一而再，再而三，你这个位置还能当吗？你做不做检讨，不做，亚运会去不了。实际我是在帮他，给他下台阶，所以后来写了个公开信。女排这个项目有特殊意义，人家会说，你女排都打假，有什么资格来说我这个项目，那个项目？这就变味了，还搞什么竞技体育？我去德国，大使跟我说打假球的事，说中国女排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很生气。
三联生活周刊：你考虑问题的时候，想得很细、很宽？
袁伟民：从问题本质考虑，体育精神就是为了金牌，为了好成绩嘛。精神文明放哪里去了？搞那些东西，谈何精神文明？说到本质上，体育属于文化范畴，你生产精神文明的东西啊。你打这种假球，变味了。搞成这样，完全背离体育本质，背离奥林匹克精神。
体育到现在，必须跟文化、教育紧密结合，素质要上去，不然要背离。特别是现在拜金主义泛滥，金钱决定一切。金钱决定不了一切。当然，钱很重要，生存需要钱。但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钱。
三联生活周刊：那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
袁伟民：是精神力量。这是能留给后人的。当然合法拿钱，靠真实劳动，靠真本事得了冠军，钱拿得多也光荣啊。拿了冠军，该奖房子就奖房子啊。体育不像唱歌，一首歌能唱一辈子，得靠真本事，不好好弄，明天你就不是冠军了。这个东西，看你自己怎么选择。跟为人、职业道德有关系；跟你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从小培养的氛围、生活的环境有关系。这个社会，不是真空。现在年轻人独生子女多，体育项目也不好带，没有个性当不了好运动员，有个性又不能太出格。运动员犯了错误也正常，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毕竟还是孩子，改了就好。这里有个界限，怎么引导、教育，这是引导者你的责任，这就靠教练。不要光培养技术，要育人，像老师一样。现在这帮孩子，技术好，学历低；知识面宽，文化程度低，分析能力差；学东西很快，但辨别能力差，社会经历差。那么谁来带很关键。你能带好，也能带坏，就看环境，教练，看干部的素质。对人才的培养，是育人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女排，足球好像是你的一大遗憾？
袁伟民：足球问题更大，涉及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问题。足球在业务这个领域里都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不解决，照样上不去。
申奥：不得不说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次申奥的时候，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面临什么新状况？
袁伟民：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时候，北京的申奥工作处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关阶段。这时候，国际奥委会的一系列丑闻被不断披露，这导致了国际奥委会对申奥做了新的限制规定，其中一条是“不允许国际奥委会委员和申办省市互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申办城市利用互访和第三方做国际奥委会委员工作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做了什么应对决策？
袁伟民：一个是人权问题。北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法国的巴黎。这两个城市有自身优势和自己的策略，他们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运动员之口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施加压力，不断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在陈述报告里，讲不讲本身就是态度，看你敢不敢拿这个问题说事。但有人不愿主动涉及，怕授人以柄。但这么重大的问题，你越不说，他越拿这个点你。很多委员跟我们提，主张我们说。实际面对面，该说还得说，讲跟不讲效果不一样，讲的话，即使不讲很多，点到为止，但是说明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自信不回避现实。所以第二天在刘淇的陈述讲话中加了一句话：“如果北京申奥成功，必将促进社会文明……促进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人权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讲的？
袁伟民：言多必失。但说了效果确实很好，这就涉及怎么说的问题。哪个国家能说自己的人权问题就处理得很好了呢？现在美国不也有黑人受歧视？奥巴马上台保守派不还说白人受歧视？要面对，但有个策略。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还提到合纵连横的对策，这个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袁伟民：这是非常有用的。鱼和熊掌怎么可能兼得？都给亚洲怎么可能？这个策略的提出是在奥申委执委会分析蒙特卡罗四轮投票结果时醒悟的。蒙特卡洛投票的情况是：第一轮，北京32票，悉尼30票；第二轮，北京37票，悉尼30票；第三轮，北京40票，悉尼37票；第四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北京前三轮都领先悉尼，恰恰是决定命运的第四轮输给了悉尼。明摆着，第三轮被淘汰的曼彻斯特与悉尼同属英联邦国家，第三轮投给曼彻斯特的11票，分流给悉尼8票，分流给北京的只有3票。明眼人推测，事前可能有约定，就有合纵连横。第一次申办在哪个环节吃了亏，第二次就要在哪个环节下工夫。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好事，在一场全会上不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保证的是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罗格。其他洲若有合适人选，我们也乐观其成。我们最不希望韩国的金云龙当选主席。尽管主席是在选承办城市之后，但如果全会一开，金云龙的呼声就很高，那对亚洲城市北京竞争承办权显然不利。
因此，北京奥申委制定的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对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假如金云龙当选奥委会主席，对中国没好处吗？
袁伟民：从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的程序看，是产生奥运举办城市在前，产生新主席在后。仅从申办城市的竞争方和主席位置的竞争者，各自单方面的利益考虑，谁都会利用两件好事在同一次全会上投票的机会，制定各自的对策，建立各自的联盟，这是不言而喻的。谁都在承诺，但按小平同志说的，承诺没兑现，都是空的。承诺这个工作都在做，就看谁有信誉，是真诚的。这次申办，我看巴西的总统就说，如果我们失败，我们的票都转向西班牙；西班牙失败了，票给我们。这都在陈述报告里公开说了，电视不是介绍了吗？工作都在做。奥委会100多个委员，是有派系的，这是多少年来形成的。
记者◎李翊 三联生活周刊 自2004年12月9日在体育总局一楼大厅向机关干部做了千字“告别演说”后，袁伟民定了“不要，不问，不说”三不规矩，彻底从公众眼前销声匿迹。卸任后的5年时光，用前中国女排运动员、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招娣的话说，“他一直在默默地思考，冷静地总结。我们了解袁指导，他干任何事情总是后发制人。不想细，不想明白，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现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出版，袁伟民说，著书立说不是他的目的，“这本书所要做的是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
为人与为官
采访袁伟民，已经是10月10日晚上23点。70岁高龄的袁伟民以不变应万变：思维敏捷，记忆准确，言语谨慎含蓄。只是在最后结束采访时，因坐得太久，膝有老伤的他费了半天劲才站了起来，膝盖久久不能伸直。这个时刻，他是一位老人。
三联生活周刊：卸任后，你定了一个规矩，“不要，不问，不说”，为什么现在会出这本书？而且书里还涉及了具体个人，没有考虑过吗？
袁伟民：我曾经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很多材料都汇总到我这里。说真话必然要涉及具体人、事、部门。但说这些并非为了批评谁、指责谁。我是参加决策的人，我知道真实的事实。我想通过这些事，留给后人更多启迪。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旧体制的变革中，多向的思维模式，多头的利益冲突，多方碰撞是必然的。关键是，面对这些碰撞，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在重大问题上，个人、集体、国家位置该怎么摆，利益怎么处理，高级干部应该有基本的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和出版社有“约法三章”：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本书只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出，不能出书在前……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里你提到，“我人生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少年时代宽松的家庭氛围，严谨治学的学校教育”。这种人生观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观，怎么形成的？
袁伟民：我的家庭，是纯粹的菜农，我父母亲不识字。我是老六，最小，兄弟姐妹都很照顾我喜欢我，给我的束缚很少，我的自由天地多。我从小上学功课好，从小学开始当学生会主席，玩得也很痛快。我不理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搞得学生负担那么重。我的家庭氛围比较宽松，个性放松，可以发展自己的空间。我学习的学校，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好学校。我家在苏州近郊，附近就是苏州大学(前东吴大学)，既不是喧闹的城市，又不是闭塞的农村，接受新鲜事物很快。
在我记忆中，高中3年，留下烙印最深的是：一定要做品学兼优的人。“人为本，德为先”，“业精于勤”，“学而优则仕”这些中学里就背过的话，至今还记得很牢。我当时的理解，只有学习优秀了才能干成事，为国家人民服务。好像老师也是这么解释的。家里也是这么要求的，要做老实人，有本事，说老实话，从小就是这么教育。这种东西慢慢到学校毕业，1959年准备第一届全运会，分配我去打排球。当时好多项目要我，我身体素质好啊，田径水平可以，苏州市中学运动会拿过5项全能亚军，脑子还可以。其实我打球时年龄大，已经很晚了，18岁，但是4年后就到了国家队。我对在江苏队时的印象很深，教练很多是部队下来的，这一茬年龄比我大，又是军区的，把我们新的老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半军事化训练。原来我的教练张然，以前老国家队，八一队出来的，也是军人，也比较好学。从小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对我形成这些好的东西有很大好处。我整个东西还是比较正统。
人生的几个转换点，就是这一根导线。不断转换角色，实际上我的一辈子，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就过去了，47年。
三联生活周刊：从一个教练员突然转换为行政官员，而且是从副处级破格提拔为副部级干部，当时很罕见吧？
袁伟民：当时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1984年我正好赶上了这一批。不去不行啊，命运不掌握在我手上，那时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我高中毕业，本来报了哈军工，后来服从组织分配搞排球，4年后到北京，在国家队待了13年，“文革”浪费了最好的时光，只能寄希望于女排。破格提拔，去还是不去，我很犹豫。去，能证明运动员出身的人也能当领导干部，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不去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我那支队伍的状态正处在最好的时候，我还想一个个世界冠军拿下去呢。
三联生活周刊：走上仕途后，你理想中的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袁伟民：我做事细，很认真，要办的事一定要做到，这是常年磨炼出来的。但是我也知道，你干什么事，一个人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大家，不管怎样，要善于沟通。外面的人看我很凶，不好接近，但那帮队员，球场上怕我，下来我们相处很好，很随便。但外面人不知道，他们光看到我拉着脸的一面，没看到我随意的一面。我跟队员相处了8年半，很融洽，那段时光很有意思。我连自己孩子都管不了，但她们的脾气我很清楚。我天天在琢磨她们，她们也琢磨我。搞一个队开始这么弄，后来转换角色后，慢慢也上了道。不断处于一个学习再学习，提高再提高，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不断在变化。这也是工作需要。不适应不行啊，不适应就会被淘汰，而且我那个位置放在那里，大家都看着呢。
三联生活周刊：从袁指导到袁主任，这两种角色有什么不同？
袁伟民：从我来说，只是角色转换了，但我知道我的责任、对象不一样了。对象变了，责任重了，都是成年老人，干部，有水平，有社会经验。队员单纯好管，而且他们也理解我。这茬人有的比我大得多，但我该管还得管，因为我要承担责任的，该商量也得商量。所以我去了没花多长时间，工作也就接上了。对我来说，不断换角色，要去适应它，实际是对我不断增加难度，给我提了新的要求，要不断进行新的学习。这点也是很苦的事。好的方面在于，女排是个集体项目，有一个怎么平衡主力队员之间关系，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的问题，而这决定了1＋1＞2还是1＋1＜2。拿冠军我已经经过了这个折腾。实际在机关做人的工作与带女排很相似。后来当一把手，当局长，责任更不一样了。原来当二把手，副主任，上面有班长管，当一把手就不一样。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长，当局长前干了16年半，副部长当了16年半，方方面面什么都管过，连分房都管过。我了解整个体育，不只是竞技体育，人事、财务、后勤、外事，什么都管过，很受锻炼。后来，我的队员也当到副司长了，当年我就跟她们说过：“现在你们是世界冠军，两年后人家不看你世界冠军了，看你的工作能力。吃老本，人家会说，你看，她只会打球。”
兴奋剂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兴奋剂事件，好像是当局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
袁伟民：刚上任就碰到的。我是4月18日上任，七八月份就要参加悉尼奥运会，给我当头一棒。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也是中国女排教练，对当时的体坛现状不了解？
袁伟民：现状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摆在那，不光中国，国外也一样。兴奋剂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是事情发生了，怎么处理？而且你面临着什么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是因为悉尼奥运会临近了吗？
袁伟民：奥运会临近了，所以更加重视。因为从这届开始要查血检。过去不查，这是新技术，谁都认为查不出来，现在澳大利亚在EPO检测方法上随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查了。而且我们自己也在查。但是澳大利亚比我们水平高，而且我们作为它的替补，它数量太大，我们帮它查，作为它的合作单位。但反过来说，澳大利亚对我们攻击最厉害，对中国是双重标准。所以你不用人家都攻击你，如果查出来人家更要攻击你。攻击你，不是攻击你一个人，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是个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不得不重视，因为出事就出大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家体委是什么态度？
袁伟民：90年代初，国家体委有明文规定，三严方针：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那是伍绍祖在的时候，反兴奋剂态度非常坚决。但这是很复杂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复杂在哪？
袁伟民：这次查出来了，上了黑榜了，这种兴奋剂不能用了，他又发明新的，新的分支出来了。科技在发展，有钱人、科技发达国家永远走在前面，有些人跟他学，你一用，他就查出来了，但是他用什么，你不知道。等你知道用了，他又发明新的了，你还查不出来。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对立双方是一种“警察抓小偷，猫和老鼠”的关系。随着国际上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一批药物被列入兴奋剂名单后，总会有一批新药被研制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80年代兴奋剂这种舶来品进入中国后，在90年代越演越烈？
袁伟民：这是利益驱使，政绩观作祟。吃这个有用，万一查不出来呢？你用，我怎么能不用？利益驱使，总有人会铤而走险。就像贩毒、吸毒。怎么禁，总有人走这条路，有侥幸心理。但你这是非法的，不是公平竞赛了，是搞邪门歪道，搞假冒伪劣了。而且这本身对运动员的身心有摧残，有的不就猝死了吗？国际上也不允许。但国际上永远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艰苦、长期的斗争。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态度坚决地反兴奋剂，那与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呢？
袁伟民：有些地方躲着你嘛，有些地方有地方的利益。政绩观，虚假的荣誉观。体育要竞争，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是公平、公开、公正正常架构下的和谐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应该有的。金牌要，锦标也要，但不能提倡唯金牌论、锦标主义。那就搞歪门邪道了。体育的本质是要竞争，但不能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就走到歪路上了，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下面就搞歪门邪道。这和市场上搞假冒伪劣产品一个道理，那是害民了，昧良心了。这就要反对，不允许，要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奥林匹克精神要保持纯洁，竞争要靠真本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体育界也存在争议，好像还有“真反”、“假反”一说？
袁伟民：没有人可以公开站出来说我不反，谁都说反，他敢说我不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但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下面搞邪门歪道。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袁伟民：当时我要统一思想，我必须要做好工作，让他们自觉配合。把他们请来，都是领导，做工作。利害关系说清楚，讲各种道理，面临什么情况，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对待。绝大多数都贯彻得很好，但有的人就做工作，通过关系给我施加压力。在这个社会上这很正常。这带来很多问题，我不能退啊，一退就反弹，这种做法他可以，别人也可以，就退回去了，说话就没权威了。
而且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那些委员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出这个事，出这个事，我们就不能投你一票了。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老百姓不满意，领导不满意，西方还会攻击你，“你看，一不用，成绩就下来了。说明你以前都用，你靠这个”。然后这是第二次申办了，中国人民盼了100年，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当时还有个顾虑。一公布，不等于给西方炮弹吗？最后还是要公布，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要办一个干净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去悉尼是要夺干净的金牌。没想到结果很好，最后还让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这是180度的转变，之前谁都没想到的，而且最后成绩还好。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事情与处理女排打假球事件的想法比较相似？
袁伟民：一般人不会这么处理。实际上他的那个策略就不对，他傻瓜。就像上海人讲的，把侬逼到小弄堂了。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越走越窄，走到一条小胡同里去了。你不是想拿冠军吗？那你就得凭真本事，见谁咬谁，一场一场用实力去拼，拿出完全主动进攻的架势来才行啊！你这么躲，越躲心越慌，有什么好躲的？不就是早打晚打的事吗？想挑最容易的打，最后挑到了没有呢？不还是遇到意大利队了吗？躲得自己心虚了，一心虚输不得，一输不得，最后肯定输，结果拿了个第四。
当时主要批评的是排管中心主任徐利，我说你是领导全国排球工作的，我不处理你，以后谁信你？以后全国都打假球，你怎么要求他们抓好赛风，谁听你啊！世界锦标赛，不是一般的让啊，一而再，再而三，你这个位置还能当吗？你做不做检讨，不做，亚运会去不了。实际我是在帮他，给他下台阶，所以后来写了个公开信。女排这个项目有特殊意义，人家会说，你女排都打假，有什么资格来说我这个项目，那个项目？这就变味了，还搞什么竞技体育？我去德国，大使跟我说打假球的事，说中国女排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很生气。
三联生活周刊：你考虑问题的时候，想得很细、很宽？
袁伟民：从问题本质考虑，体育精神就是为了金牌，为了好成绩嘛。精神文明放哪里去了？搞那些东西，谈何精神文明？说到本质上，体育属于文化范畴，你生产精神文明的东西啊。你打这种假球，变味了。搞成这样，完全背离体育本质，背离奥林匹克精神。
体育到现在，必须跟文化、教育紧密结合，素质要上去，不然要背离。特别是现在拜金主义泛滥，金钱决定一切。金钱决定不了一切。当然，钱很重要，生存需要钱。但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钱。
三联生活周刊：那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
袁伟民：是精神力量。这是能留给后人的。当然合法拿钱，靠真实劳动，靠真本事得了冠军，钱拿得多也光荣啊。拿了冠军，该奖房子就奖房子啊。体育不像唱歌，一首歌能唱一辈子，得靠真本事，不好好弄，明天你就不是冠军了。这个东西，看你自己怎么选择。跟为人、职业道德有关系；跟你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从小培养的氛围、生活的环境有关系。这个社会，不是真空。现在年轻人独生子女多，体育项目也不好带，没有个性当不了好运动员，有个性又不能太出格。运动员犯了错误也正常，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毕竟还是孩子，改了就好。这里有个界限，怎么引导、教育，这是引导者你的责任，这就靠教练。不要光培养技术，要育人，像老师一样。现在这帮孩子，技术好，学历低；知识面宽，文化程度低，分析能力差；学东西很快，但辨别能力差，社会经历差。那么谁来带很关键。你能带好，也能带坏，就看环境，教练，看干部的素质。对人才的培养，是育人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女排，足球好像是你的一大遗憾？
袁伟民：足球问题更大，涉及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问题。足球在业务这个领域里都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不解决，照样上不去。
申奥：不得不说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次申奥的时候，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面临什么新状况？
袁伟民：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时候，北京的申奥工作处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关阶段。这时候，国际奥委会的一系列丑闻被不断披露，这导致了国际奥委会对申奥做了新的限制规定，其中一条是“不允许国际奥委会委员和申办省市互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申办城市利用互访和第三方做国际奥委会委员工作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做了什么应对决策？
袁伟民：一个是人权问题。北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法国的巴黎。这两个城市有自身优势和自己的策略，他们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运动员之口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施加压力，不断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在陈述报告里，讲不讲本身就是态度，看你敢不敢拿这个问题说事。但有人不愿主动涉及，怕授人以柄。但这么重大的问题，你越不说，他越拿这个点你。很多委员跟我们提，主张我们说。实际面对面，该说还得说，讲跟不讲效果不一样，讲的话，即使不讲很多，点到为止，但是说明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自信不回避现实。所以第二天在刘淇的陈述讲话中加了一句话：“如果北京申奥成功，必将促进社会文明……促进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人权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讲的？
袁伟民：言多必失。但说了效果确实很好，这就涉及怎么说的问题。哪个国家能说自己的人权问题就处理得很好了呢？现在美国不也有黑人受歧视？奥巴马上台保守派不还说白人受歧视？要面对，但有个策略。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还提到合纵连横的对策，这个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袁伟民：这是非常有用的。鱼和熊掌怎么可能兼得？都给亚洲怎么可能？这个策略的提出是在奥申委执委会分析蒙特卡罗四轮投票结果时醒悟的。蒙特卡洛投票的情况是：第一轮，北京32票，悉尼30票；第二轮，北京37票，悉尼30票；第三轮，北京40票，悉尼37票；第四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北京前三轮都领先悉尼，恰恰是决定命运的第四轮输给了悉尼。明摆着，第三轮被淘汰的曼彻斯特与悉尼同属英联邦国家，第三轮投给曼彻斯特的11票，分流给悉尼8票，分流给北京的只有3票。明眼人推测，事前可能有约定，就有合纵连横。第一次申办在哪个环节吃了亏，第二次就要在哪个环节下工夫。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好事，在一场全会上不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保证的是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罗格。其他洲若有合适人选，我们也乐观其成。我们最不希望韩国的金云龙当选主席。尽管主席是在选承办城市之后，但如果全会一开，金云龙的呼声就很高，那对亚洲城市北京竞争承办权显然不利。
因此，北京奥申委制定的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对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假如金云龙当选奥委会主席，对中国没好处吗？
袁伟民：从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的程序看，是产生奥运举办城市在前，产生新主席在后。仅从申办城市的竞争方和主席位置的竞争者，各自单方面的利益考虑，谁都会利用两件好事在同一次全会上投票的机会，制定各自的对策，建立各自的联盟，这是不言而喻的。谁都在承诺，但按小平同志说的，承诺没兑现，都是空的。承诺这个工作都在做，就看谁有信誉，是真诚的。这次申办，我看巴西的总统就说，如果我们失败，我们的票都转向西班牙；西班牙失败了，票给我们。这都在陈述报告里公开说了，电视不是介绍了吗？工作都在做。奥委会100多个委员，是有派系的，这是多少年来形成的。
记者◎李翊
为人与为官
采访袁伟民，已经是10月10日晚上23点。70岁高龄的袁伟民以不变应万变：思维敏捷，记忆准确，言语谨慎含蓄。只是在最后结束采访时，因坐得太久，膝有老伤的他费了半天劲才站了起来，膝盖久久不能伸直。这个时刻，他是一位老人。
三联生活周刊：卸任后，你定了一个规矩，“不要，不问，不说”，为什么现在会出这本书？而且书里还涉及了具体个人，没有考虑过吗？
袁伟民：我曾经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很多材料都汇总到我这里。说真话必然要涉及具体人、事、部门。但说这些并非为了批评谁、指责谁。我是参加决策的人，我知道真实的事实。我想通过这些事，留给后人更多启迪。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旧体制的变革中，多向的思维模式，多头的利益冲突，多方碰撞是必然的。关键是，面对这些碰撞，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在重大问题上，个人、集体、国家位置该怎么摆，利益怎么处理，高级干部应该有基本的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和出版社有“约法三章”：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本书只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出，不能出书在前……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里你提到，“我人生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少年时代宽松的家庭氛围，严谨治学的学校教育”。这种人生观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观，怎么形成的？
袁伟民：我的家庭，是纯粹的菜农，我父母亲不识字。我是老六，最小，兄弟姐妹都很照顾我喜欢我，给我的束缚很少，我的自由天地多。我从小上学功课好，从小学开始当学生会主席，玩得也很痛快。我不理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搞得学生负担那么重。我的家庭氛围比较宽松，个性放松，可以发展自己的空间。我学习的学校，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好学校。我家在苏州近郊，附近就是苏州大学(前东吴大学)，既不是喧闹的城市，又不是闭塞的农村，接受新鲜事物很快。
在我记忆中，高中3年，留下烙印最深的是：一定要做品学兼优的人。“人为本，德为先”，“业精于勤”，“学而优则仕”这些中学里就背过的话，至今还记得很牢。我当时的理解，只有学习优秀了才能干成事，为国家人民服务。好像老师也是这么解释的。家里也是这么要求的，要做老实人，有本事，说老实话，从小就是这么教育。这种东西慢慢到学校毕业，1959年准备第一届全运会，分配我去打排球。当时好多项目要我，我身体素质好啊，田径水平可以，苏州市中学运动会拿过5项全能亚军，脑子还可以。其实我打球时年龄大，已经很晚了，18岁，但是4年后就到了国家队。我对在江苏队时的印象很深，教练很多是部队下来的，这一茬年龄比我大，又是军区的，把我们新的老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半军事化训练。原来我的教练张然，以前老国家队，八一队出来的，也是军人，也比较好学。从小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对我形成这些好的东西有很大好处。我整个东西还是比较正统。
人生的几个转换点，就是这一根导线。不断转换角色，实际上我的一辈子，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就过去了，47年。
三联生活周刊：从一个教练员突然转换为行政官员，而且是从副处级破格提拔为副部级干部，当时很罕见吧？
袁伟民：当时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1984年我正好赶上了这一批。不去不行啊，命运不掌握在我手上，那时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我高中毕业，本来报了哈军工，后来服从组织分配搞排球，4年后到北京，在国家队待了13年，“文革”浪费了最好的时光，只能寄希望于女排。破格提拔，去还是不去，我很犹豫。去，能证明运动员出身的人也能当领导干部，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不去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我那支队伍的状态正处在最好的时候，我还想一个个世界冠军拿下去呢。
三联生活周刊：走上仕途后，你理想中的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袁伟民：我做事细，很认真，要办的事一定要做到，这是常年磨炼出来的。但是我也知道，你干什么事，一个人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大家，不管怎样，要善于沟通。外面的人看我很凶，不好接近，但那帮队员，球场上怕我，下来我们相处很好，很随便。但外面人不知道，他们光看到我拉着脸的一面，没看到我随意的一面。我跟队员相处了8年半，很融洽，那段时光很有意思。我连自己孩子都管不了，但她们的脾气我很清楚。我天天在琢磨她们，她们也琢磨我。搞一个队开始这么弄，后来转换角色后，慢慢也上了道。不断处于一个学习再学习，提高再提高，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不断在变化。这也是工作需要。不适应不行啊，不适应就会被淘汰，而且我那个位置放在那里，大家都看着呢。
三联生活周刊：从袁指导到袁主任，这两种角色有什么不同？
袁伟民：从我来说，只是角色转换了，但我知道我的责任、对象不一样了。对象变了，责任重了，都是成年老人，干部，有水平，有社会经验。队员单纯好管，而且他们也理解我。这茬人有的比我大得多，但我该管还得管，因为我要承担责任的，该商量也得商量。所以我去了没花多长时间，工作也就接上了。对我来说，不断换角色，要去适应它，实际是对我不断增加难度，给我提了新的要求，要不断进行新的学习。这点也是很苦的事。好的方面在于，女排是个集体项目，有一个怎么平衡主力队员之间关系，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的问题，而这决定了1＋1＞2还是1＋1＜2。拿冠军我已经经过了这个折腾。实际在机关做人的工作与带女排很相似。后来当一把手，当局长，责任更不一样了。原来当二把手，副主任，上面有班长管，当一把手就不一样。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长，当局长前干了16年半，副部长当了16年半，方方面面什么都管过，连分房都管过。我了解整个体育，不只是竞技体育，人事、财务、后勤、外事，什么都管过，很受锻炼。后来，我的队员也当到副司长了，当年我就跟她们说过：“现在你们是世界冠军，两年后人家不看你世界冠军了，看你的工作能力。吃老本，人家会说，你看，她只会打球。”
兴奋剂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兴奋剂事件，好像是当局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
袁伟民：刚上任就碰到的。我是4月18日上任，七八月份就要参加悉尼奥运会，给我当头一棒。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也是中国女排教练，对当时的体坛现状不了解？
袁伟民：现状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摆在那，不光中国，国外也一样。兴奋剂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是事情发生了，怎么处理？而且你面临着什么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是因为悉尼奥运会临近了吗？
袁伟民：奥运会临近了，所以更加重视。因为从这届开始要查血检。过去不查，这是新技术，谁都认为查不出来，现在澳大利亚在EPO检测方法上随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查了。而且我们自己也在查。但是澳大利亚比我们水平高，而且我们作为它的替补，它数量太大，我们帮它查，作为它的合作单位。但反过来说，澳大利亚对我们攻击最厉害，对中国是双重标准。所以你不用人家都攻击你，如果查出来人家更要攻击你。攻击你，不是攻击你一个人，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是个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不得不重视，因为出事就出大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家体委是什么态度？
袁伟民：90年代初，国家体委有明文规定，三严方针：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那是伍绍祖在的时候，反兴奋剂态度非常坚决。但这是很复杂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复杂在哪？
袁伟民：这次查出来了，上了黑榜了，这种兴奋剂不能用了，他又发明新的，新的分支出来了。科技在发展，有钱人、科技发达国家永远走在前面，有些人跟他学，你一用，他就查出来了，但是他用什么，你不知道。等你知道用了，他又发明新的了，你还查不出来。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对立双方是一种“警察抓小偷，猫和老鼠”的关系。随着国际上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一批药物被列入兴奋剂名单后，总会有一批新药被研制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80年代兴奋剂这种舶来品进入中国后，在90年代越演越烈？
袁伟民：这是利益驱使，政绩观作祟。吃这个有用，万一查不出来呢？你用，我怎么能不用？利益驱使，总有人会铤而走险。就像贩毒、吸毒。怎么禁，总有人走这条路，有侥幸心理。但你这是非法的，不是公平竞赛了，是搞邪门歪道，搞假冒伪劣了。而且这本身对运动员的身心有摧残，有的不就猝死了吗？国际上也不允许。但国际上永远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艰苦、长期的斗争。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态度坚决地反兴奋剂，那与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呢？
袁伟民：有些地方躲着你嘛，有些地方有地方的利益。政绩观，虚假的荣誉观。体育要竞争，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是公平、公开、公正正常架构下的和谐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应该有的。金牌要，锦标也要，但不能提倡唯金牌论、锦标主义。那就搞歪门邪道了。体育的本质是要竞争，但不能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就走到歪路上了，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下面就搞歪门邪道。这和市场上搞假冒伪劣产品一个道理，那是害民了，昧良心了。这就要反对，不允许，要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奥林匹克精神要保持纯洁，竞争要靠真本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体育界也存在争议，好像还有“真反”、“假反”一说？
袁伟民：没有人可以公开站出来说我不反，谁都说反，他敢说我不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但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下面搞邪门歪道。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袁伟民：当时我要统一思想，我必须要做好工作，让他们自觉配合。把他们请来，都是领导，做工作。利害关系说清楚，讲各种道理，面临什么情况，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对待。绝大多数都贯彻得很好，但有的人就做工作，通过关系给我施加压力。在这个社会上这很正常。这带来很多问题，我不能退啊，一退就反弹，这种做法他可以，别人也可以，就退回去了，说话就没权威了。
而且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那些委员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出这个事，出这个事，我们就不能投你一票了。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老百姓不满意，领导不满意，西方还会攻击你，“你看，一不用，成绩就下来了。说明你以前都用，你靠这个”。然后这是第二次申办了，中国人民盼了100年，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当时还有个顾虑。一公布，不等于给西方炮弹吗？最后还是要公布，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要办一个干净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去悉尼是要夺干净的金牌。没想到结果很好，最后还让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这是180度的转变，之前谁都没想到的，而且最后成绩还好。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事情与处理女排打假球事件的想法比较相似？
袁伟民：一般人不会这么处理。实际上他的那个策略就不对，他傻瓜。就像上海人讲的，把侬逼到小弄堂了。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越走越窄，走到一条小胡同里去了。你不是想拿冠军吗？那你就得凭真本事，见谁咬谁，一场一场用实力去拼，拿出完全主动进攻的架势来才行啊！你这么躲，越躲心越慌，有什么好躲的？不就是早打晚打的事吗？想挑最容易的打，最后挑到了没有呢？不还是遇到意大利队了吗？躲得自己心虚了，一心虚输不得，一输不得，最后肯定输，结果拿了个第四。
当时主要批评的是排管中心主任徐利，我说你是领导全国排球工作的，我不处理你，以后谁信你？以后全国都打假球，你怎么要求他们抓好赛风，谁听你啊！世界锦标赛，不是一般的让啊，一而再，再而三，你这个位置还能当吗？你做不做检讨，不做，亚运会去不了。实际我是在帮他，给他下台阶，所以后来写了个公开信。女排这个项目有特殊意义，人家会说，你女排都打假，有什么资格来说我这个项目，那个项目？这就变味了，还搞什么竞技体育？我去德国，大使跟我说打假球的事，说中国女排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很生气。
三联生活周刊：你考虑问题的时候，想得很细、很宽？
袁伟民：从问题本质考虑，体育精神就是为了金牌，为了好成绩嘛。精神文明放哪里去了？搞那些东西，谈何精神文明？说到本质上，体育属于文化范畴，你生产精神文明的东西啊。你打这种假球，变味了。搞成这样，完全背离体育本质，背离奥林匹克精神。
体育到现在，必须跟文化、教育紧密结合，素质要上去，不然要背离。特别是现在拜金主义泛滥，金钱决定一切。金钱决定不了一切。当然，钱很重要，生存需要钱。但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钱。
三联生活周刊：那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
袁伟民：是精神力量。这是能留给后人的。当然合法拿钱，靠真实劳动，靠真本事得了冠军，钱拿得多也光荣啊。拿了冠军，该奖房子就奖房子啊。体育不像唱歌，一首歌能唱一辈子，得靠真本事，不好好弄，明天你就不是冠军了。这个东西，看你自己怎么选择。跟为人、职业道德有关系；跟你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从小培养的氛围、生活的环境有关系。这个社会，不是真空。现在年轻人独生子女多，体育项目也不好带，没有个性当不了好运动员，有个性又不能太出格。运动员犯了错误也正常，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毕竟还是孩子，改了就好。这里有个界限，怎么引导、教育，这是引导者你的责任，这就靠教练。不要光培养技术，要育人，像老师一样。现在这帮孩子，技术好，学历低；知识面宽，文化程度低，分析能力差；学东西很快，但辨别能力差，社会经历差。那么谁来带很关键。你能带好，也能带坏，就看环境，教练，看干部的素质。对人才的培养，是育人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女排，足球好像是你的一大遗憾？
袁伟民：足球问题更大，涉及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问题。足球在业务这个领域里都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不解决，照样上不去。
申奥：不得不说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次申奥的时候，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面临什么新状况？
袁伟民：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时候，北京的申奥工作处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关阶段。这时候，国际奥委会的一系列丑闻被不断披露，这导致了国际奥委会对申奥做了新的限制规定，其中一条是“不允许国际奥委会委员和申办省市互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申办城市利用互访和第三方做国际奥委会委员工作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做了什么应对决策？
袁伟民：一个是人权问题。北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法国的巴黎。这两个城市有自身优势和自己的策略，他们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运动员之口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施加压力，不断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在陈述报告里，讲不讲本身就是态度，看你敢不敢拿这个问题说事。但有人不愿主动涉及，怕授人以柄。但这么重大的问题，你越不说，他越拿这个点你。很多委员跟我们提，主张我们说。实际面对面，该说还得说，讲跟不讲效果不一样，讲的话，即使不讲很多，点到为止，但是说明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自信不回避现实。所以第二天在刘淇的陈述讲话中加了一句话：“如果北京申奥成功，必将促进社会文明……促进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人权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讲的？
袁伟民：言多必失。但说了效果确实很好，这就涉及怎么说的问题。哪个国家能说自己的人权问题就处理得很好了呢？现在美国不也有黑人受歧视？奥巴马上台保守派不还说白人受歧视？要面对，但有个策略。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还提到合纵连横的对策，这个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袁伟民：这是非常有用的。鱼和熊掌怎么可能兼得？都给亚洲怎么可能？这个策略的提出是在奥申委执委会分析蒙特卡罗四轮投票结果时醒悟的。蒙特卡洛投票的情况是：第一轮，北京32票，悉尼30票；第二轮，北京37票，悉尼30票；第三轮，北京40票，悉尼37票；第四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北京前三轮都领先悉尼，恰恰是决定命运的第四轮输给了悉尼。明摆着，第三轮被淘汰的曼彻斯特与悉尼同属英联邦国家，第三轮投给曼彻斯特的11票，分流给悉尼8票，分流给北京的只有3票。明眼人推测，事前可能有约定，就有合纵连横。第一次申办在哪个环节吃了亏，第二次就要在哪个环节下工夫。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好事，在一场全会上不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保证的是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罗格。其他洲若有合适人选，我们也乐观其成。我们最不希望韩国的金云龙当选主席。尽管主席是在选承办城市之后，但如果全会一开，金云龙的呼声就很高，那对亚洲城市北京竞争承办权显然不利。
因此，北京奥申委制定的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对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假如金云龙当选奥委会主席，对中国没好处吗？
袁伟民：从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的程序看，是产生奥运举办城市在前，产生新主席在后。仅从申办城市的竞争方和主席位置的竞争者，各自单方面的利益考虑，谁都会利用两件好事在同一次全会上投票的机会，制定各自的对策，建立各自的联盟，这是不言而喻的。谁都在承诺，但按小平同志说的，承诺没兑现，都是空的。承诺这个工作都在做，就看谁有信誉，是真诚的。这次申办，我看巴西的总统就说，如果我们失败，我们的票都转向西班牙；西班牙失败了，票给我们。这都在陈述报告里公开说了，电视不是介绍了吗？工作都在做。奥委会100多个委员，是有派系的，这是多少年来形成的。
记者◎李翊 三联生活周刊 自2004年12月9日在体育总局一楼大厅向机关干部做了千字“告别演说”后，袁伟民定了“不要，不问，不说”三不规矩，彻底从公众眼前销声匿迹。卸任后的5年时光，用前中国女排运动员、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招娣的话说，“他一直在默默地思考，冷静地总结。我们了解袁指导，他干任何事情总是后发制人。不想细，不想明白，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现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出版，袁伟民说，著书立说不是他的目的，“这本书所要做的是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
为人与为官
采访袁伟民，已经是10月10日晚上23点。70岁高龄的袁伟民以不变应万变：思维敏捷，记忆准确，言语谨慎含蓄。只是在最后结束采访时，因坐得太久，膝有老伤的他费了半天劲才站了起来，膝盖久久不能伸直。这个时刻，他是一位老人。
三联生活周刊：卸任后，你定了一个规矩，“不要，不问，不说”，为什么现在会出这本书？而且书里还涉及了具体个人，没有考虑过吗？
袁伟民：我曾经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很多材料都汇总到我这里。说真话必然要涉及具体人、事、部门。但说这些并非为了批评谁、指责谁。我是参加决策的人，我知道真实的事实。我想通过这些事，留给后人更多启迪。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旧体制的变革中，多向的思维模式，多头的利益冲突，多方碰撞是必然的。关键是，面对这些碰撞，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在重大问题上，个人、集体、国家位置该怎么摆，利益怎么处理，高级干部应该有基本的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和出版社有“约法三章”：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本书只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出，不能出书在前……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里你提到，“我人生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少年时代宽松的家庭氛围，严谨治学的学校教育”。这种人生观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观，怎么形成的？
袁伟民：我的家庭，是纯粹的菜农，我父母亲不识字。我是老六，最小，兄弟姐妹都很照顾我喜欢我，给我的束缚很少，我的自由天地多。我从小上学功课好，从小学开始当学生会主席，玩得也很痛快。我不理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搞得学生负担那么重。我的家庭氛围比较宽松，个性放松，可以发展自己的空间。我学习的学校，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好学校。我家在苏州近郊，附近就是苏州大学(前东吴大学)，既不是喧闹的城市，又不是闭塞的农村，接受新鲜事物很快。
在我记忆中，高中3年，留下烙印最深的是：一定要做品学兼优的人。“人为本，德为先”，“业精于勤”，“学而优则仕”这些中学里就背过的话，至今还记得很牢。我当时的理解，只有学习优秀了才能干成事，为国家人民服务。好像老师也是这么解释的。家里也是这么要求的，要做老实人，有本事，说老实话，从小就是这么教育。这种东西慢慢到学校毕业，1959年准备第一届全运会，分配我去打排球。当时好多项目要我，我身体素质好啊，田径水平可以，苏州市中学运动会拿过5项全能亚军，脑子还可以。其实我打球时年龄大，已经很晚了，18岁，但是4年后就到了国家队。我对在江苏队时的印象很深，教练很多是部队下来的，这一茬年龄比我大，又是军区的，把我们新的老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半军事化训练。原来我的教练张然，以前老国家队，八一队出来的，也是军人，也比较好学。从小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对我形成这些好的东西有很大好处。我整个东西还是比较正统。
人生的几个转换点，就是这一根导线。不断转换角色，实际上我的一辈子，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就过去了，47年。
三联生活周刊：从一个教练员突然转换为行政官员，而且是从副处级破格提拔为副部级干部，当时很罕见吧？
袁伟民：当时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1984年我正好赶上了这一批。不去不行啊，命运不掌握在我手上，那时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我高中毕业，本来报了哈军工，后来服从组织分配搞排球，4年后到北京，在国家队待了13年，“文革”浪费了最好的时光，只能寄希望于女排。破格提拔，去还是不去，我很犹豫。去，能证明运动员出身的人也能当领导干部，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不去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我那支队伍的状态正处在最好的时候，我还想一个个世界冠军拿下去呢。
三联生活周刊：走上仕途后，你理想中的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袁伟民：我做事细，很认真，要办的事一定要做到，这是常年磨炼出来的。但是我也知道，你干什么事，一个人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大家，不管怎样，要善于沟通。外面的人看我很凶，不好接近，但那帮队员，球场上怕我，下来我们相处很好，很随便。但外面人不知道，他们光看到我拉着脸的一面，没看到我随意的一面。我跟队员相处了8年半，很融洽，那段时光很有意思。我连自己孩子都管不了，但她们的脾气我很清楚。我天天在琢磨她们，她们也琢磨我。搞一个队开始这么弄，后来转换角色后，慢慢也上了道。不断处于一个学习再学习，提高再提高，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不断在变化。这也是工作需要。不适应不行啊，不适应就会被淘汰，而且我那个位置放在那里，大家都看着呢。
三联生活周刊：从袁指导到袁主任，这两种角色有什么不同？
袁伟民：从我来说，只是角色转换了，但我知道我的责任、对象不一样了。对象变了，责任重了，都是成年老人，干部，有水平，有社会经验。队员单纯好管，而且他们也理解我。这茬人有的比我大得多，但我该管还得管，因为我要承担责任的，该商量也得商量。所以我去了没花多长时间，工作也就接上了。对我来说，不断换角色，要去适应它，实际是对我不断增加难度，给我提了新的要求，要不断进行新的学习。这点也是很苦的事。好的方面在于，女排是个集体项目，有一个怎么平衡主力队员之间关系，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的问题，而这决定了1＋1＞2还是1＋1＜2。拿冠军我已经经过了这个折腾。实际在机关做人的工作与带女排很相似。后来当一把手，当局长，责任更不一样了。原来当二把手，副主任，上面有班长管，当一把手就不一样。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长，当局长前干了16年半，副部长当了16年半，方方面面什么都管过，连分房都管过。我了解整个体育，不只是竞技体育，人事、财务、后勤、外事，什么都管过，很受锻炼。后来，我的队员也当到副司长了，当年我就跟她们说过：“现在你们是世界冠军，两年后人家不看你世界冠军了，看你的工作能力。吃老本，人家会说，你看，她只会打球。”
兴奋剂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兴奋剂事件，好像是当局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
袁伟民：刚上任就碰到的。我是4月18日上任，七八月份就要参加悉尼奥运会，给我当头一棒。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也是中国女排教练，对当时的体坛现状不了解？
袁伟民：现状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摆在那，不光中国，国外也一样。兴奋剂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是事情发生了，怎么处理？而且你面临着什么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是因为悉尼奥运会临近了吗？
袁伟民：奥运会临近了，所以更加重视。因为从这届开始要查血检。过去不查，这是新技术，谁都认为查不出来，现在澳大利亚在EPO检测方法上随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查了。而且我们自己也在查。但是澳大利亚比我们水平高，而且我们作为它的替补，它数量太大，我们帮它查，作为它的合作单位。但反过来说，澳大利亚对我们攻击最厉害，对中国是双重标准。所以你不用人家都攻击你，如果查出来人家更要攻击你。攻击你，不是攻击你一个人，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是个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不得不重视，因为出事就出大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家体委是什么态度？
袁伟民：90年代初，国家体委有明文规定，三严方针：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那是伍绍祖在的时候，反兴奋剂态度非常坚决。但这是很复杂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复杂在哪？
袁伟民：这次查出来了，上了黑榜了，这种兴奋剂不能用了，他又发明新的，新的分支出来了。科技在发展，有钱人、科技发达国家永远走在前面，有些人跟他学，你一用，他就查出来了，但是他用什么，你不知道。等你知道用了，他又发明新的了，你还查不出来。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对立双方是一种“警察抓小偷，猫和老鼠”的关系。随着国际上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一批药物被列入兴奋剂名单后，总会有一批新药被研制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80年代兴奋剂这种舶来品进入中国后，在90年代越演越烈？
袁伟民：这是利益驱使，政绩观作祟。吃这个有用，万一查不出来呢？你用，我怎么能不用？利益驱使，总有人会铤而走险。就像贩毒、吸毒。怎么禁，总有人走这条路，有侥幸心理。但你这是非法的，不是公平竞赛了，是搞邪门歪道，搞假冒伪劣了。而且这本身对运动员的身心有摧残，有的不就猝死了吗？国际上也不允许。但国际上永远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艰苦、长期的斗争。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态度坚决地反兴奋剂，那与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呢？
袁伟民：有些地方躲着你嘛，有些地方有地方的利益。政绩观，虚假的荣誉观。体育要竞争，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是公平、公开、公正正常架构下的和谐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应该有的。金牌要，锦标也要，但不能提倡唯金牌论、锦标主义。那就搞歪门邪道了。体育的本质是要竞争，但不能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就走到歪路上了，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下面就搞歪门邪道。这和市场上搞假冒伪劣产品一个道理，那是害民了，昧良心了。这就要反对，不允许，要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奥林匹克精神要保持纯洁，竞争要靠真本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体育界也存在争议，好像还有“真反”、“假反”一说？
袁伟民：没有人可以公开站出来说我不反，谁都说反，他敢说我不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但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下面搞邪门歪道。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袁伟民：当时我要统一思想，我必须要做好工作，让他们自觉配合。把他们请来，都是领导，做工作。利害关系说清楚，讲各种道理，面临什么情况，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对待。绝大多数都贯彻得很好，但有的人就做工作，通过关系给我施加压力。在这个社会上这很正常。这带来很多问题，我不能退啊，一退就反弹，这种做法他可以，别人也可以，就退回去了，说话就没权威了。
而且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那些委员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出这个事，出这个事，我们就不能投你一票了。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老百姓不满意，领导不满意，西方还会攻击你，“你看，一不用，成绩就下来了。说明你以前都用，你靠这个”。然后这是第二次申办了，中国人民盼了100年，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当时还有个顾虑。一公布，不等于给西方炮弹吗？最后还是要公布，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要办一个干净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去悉尼是要夺干净的金牌。没想到结果很好，最后还让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这是180度的转变，之前谁都没想到的，而且最后成绩还好。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事情与处理女排打假球事件的想法比较相似？
袁伟民：一般人不会这么处理。实际上他的那个策略就不对，他傻瓜。就像上海人讲的，把侬逼到小弄堂了。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越走越窄，走到一条小胡同里去了。你不是想拿冠军吗？那你就得凭真本事，见谁咬谁，一场一场用实力去拼，拿出完全主动进攻的架势来才行啊！你这么躲，越躲心越慌，有什么好躲的？不就是早打晚打的事吗？想挑最容易的打，最后挑到了没有呢？不还是遇到意大利队了吗？躲得自己心虚了，一心虚输不得，一输不得，最后肯定输，结果拿了个第四。
当时主要批评的是排管中心主任徐利，我说你是领导全国排球工作的，我不处理你，以后谁信你？以后全国都打假球，你怎么要求他们抓好赛风，谁听你啊！世界锦标赛，不是一般的让啊，一而再，再而三，你这个位置还能当吗？你做不做检讨，不做，亚运会去不了。实际我是在帮他，给他下台阶，所以后来写了个公开信。女排这个项目有特殊意义，人家会说，你女排都打假，有什么资格来说我这个项目，那个项目？这就变味了，还搞什么竞技体育？我去德国，大使跟我说打假球的事，说中国女排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很生气。
三联生活周刊：你考虑问题的时候，想得很细、很宽？
袁伟民：从问题本质考虑，体育精神就是为了金牌，为了好成绩嘛。精神文明放哪里去了？搞那些东西，谈何精神文明？说到本质上，体育属于文化范畴，你生产精神文明的东西啊。你打这种假球，变味了。搞成这样，完全背离体育本质，背离奥林匹克精神。
体育到现在，必须跟文化、教育紧密结合，素质要上去，不然要背离。特别是现在拜金主义泛滥，金钱决定一切。金钱决定不了一切。当然，钱很重要，生存需要钱。但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钱。
三联生活周刊：那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
袁伟民：是精神力量。这是能留给后人的。当然合法拿钱，靠真实劳动，靠真本事得了冠军，钱拿得多也光荣啊。拿了冠军，该奖房子就奖房子啊。体育不像唱歌，一首歌能唱一辈子，得靠真本事，不好好弄，明天你就不是冠军了。这个东西，看你自己怎么选择。跟为人、职业道德有关系；跟你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从小培养的氛围、生活的环境有关系。这个社会，不是真空。现在年轻人独生子女多，体育项目也不好带，没有个性当不了好运动员，有个性又不能太出格。运动员犯了错误也正常，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毕竟还是孩子，改了就好。这里有个界限，怎么引导、教育，这是引导者你的责任，这就靠教练。不要光培养技术，要育人，像老师一样。现在这帮孩子，技术好，学历低；知识面宽，文化程度低，分析能力差；学东西很快，但辨别能力差，社会经历差。那么谁来带很关键。你能带好，也能带坏，就看环境，教练，看干部的素质。对人才的培养，是育人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女排，足球好像是你的一大遗憾？
袁伟民：足球问题更大，涉及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问题。足球在业务这个领域里都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不解决，照样上不去。
申奥：不得不说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次申奥的时候，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面临什么新状况？
袁伟民：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时候，北京的申奥工作处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关阶段。这时候，国际奥委会的一系列丑闻被不断披露，这导致了国际奥委会对申奥做了新的限制规定，其中一条是“不允许国际奥委会委员和申办省市互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申办城市利用互访和第三方做国际奥委会委员工作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做了什么应对决策？
袁伟民：一个是人权问题。北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法国的巴黎。这两个城市有自身优势和自己的策略，他们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运动员之口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施加压力，不断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在陈述报告里，讲不讲本身就是态度，看你敢不敢拿这个问题说事。但有人不愿主动涉及，怕授人以柄。但这么重大的问题，你越不说，他越拿这个点你。很多委员跟我们提，主张我们说。实际面对面，该说还得说，讲跟不讲效果不一样，讲的话，即使不讲很多，点到为止，但是说明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自信不回避现实。所以第二天在刘淇的陈述讲话中加了一句话：“如果北京申奥成功，必将促进社会文明……促进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人权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讲的？
袁伟民：言多必失。但说了效果确实很好，这就涉及怎么说的问题。哪个国家能说自己的人权问题就处理得很好了呢？现在美国不也有黑人受歧视？奥巴马上台保守派不还说白人受歧视？要面对，但有个策略。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还提到合纵连横的对策，这个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袁伟民：这是非常有用的。鱼和熊掌怎么可能兼得？都给亚洲怎么可能？这个策略的提出是在奥申委执委会分析蒙特卡罗四轮投票结果时醒悟的。蒙特卡洛投票的情况是：第一轮，北京32票，悉尼30票；第二轮，北京37票，悉尼30票；第三轮，北京40票，悉尼37票；第四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北京前三轮都领先悉尼，恰恰是决定命运的第四轮输给了悉尼。明摆着，第三轮被淘汰的曼彻斯特与悉尼同属英联邦国家，第三轮投给曼彻斯特的11票，分流给悉尼8票，分流给北京的只有3票。明眼人推测，事前可能有约定，就有合纵连横。第一次申办在哪个环节吃了亏，第二次就要在哪个环节下工夫。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好事，在一场全会上不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保证的是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罗格。其他洲若有合适人选，我们也乐观其成。我们最不希望韩国的金云龙当选主席。尽管主席是在选承办城市之后，但如果全会一开，金云龙的呼声就很高，那对亚洲城市北京竞争承办权显然不利。
因此，北京奥申委制定的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对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假如金云龙当选奥委会主席，对中国没好处吗？
袁伟民：从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的程序看，是产生奥运举办城市在前，产生新主席在后。仅从申办城市的竞争方和主席位置的竞争者，各自单方面的利益考虑，谁都会利用两件好事在同一次全会上投票的机会，制定各自的对策，建立各自的联盟，这是不言而喻的。谁都在承诺，但按小平同志说的，承诺没兑现，都是空的。承诺这个工作都在做，就看谁有信誉，是真诚的。这次申办，我看巴西的总统就说，如果我们失败，我们的票都转向西班牙；西班牙失败了，票给我们。这都在陈述报告里公开说了，电视不是介绍了吗？工作都在做。奥委会100多个委员，是有派系的，这是多少年来形成的。
记者◎李翊
{:3_86:}....这事有意思，TG最近体育界发生了不少负面的新闻，一个是TG的足球的，一个TG跳水的（周继红大爷，你哪个单位的），现在来个总局领导的。。。。。。
{:3_97:}
{:3_86:}....这事有意思，TG最近体育界发生了不少负面的新闻，一个是TG的足球的，一个TG跳水的（周继红大爷，你哪个单位的），现在来个总局领导的。。。。。。
{:3_97:}
估计是奥运过了，没啥压力了吧
竞技体育是“一袭华美的袍”……现在“局内人”（包括一些很牛的）开始往外抖虱子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实和指责可不是一个概念，但肯定是互相联系的。
说一个人是骗子，这算是个事实，但不同的人听出不同的味道
说一个人是骗子，这算是个事实，但不同的人听出不同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