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无语，瞭望的这篇文章在家乡论坛修改了无数次，地名人名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2:04:38
《瞭望》文章：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豁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
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最近的甘肃“陇南事件”，事发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
“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将群众看成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愚民”和逆来顺受的“顺民”，他们的不满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与之相对的，官员及其决策者则明白真相，掌握真理，难以犯错。
这样的定性，与这个时代完全脱节。有网民调侃“不明真相”说，这“不仅侮辱了群众的人格，还侮辱了群众的智商”，他们揶揄总结说，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闹事的总是“别有用心”的，黑恶势力总是能“煽动群众”的，死者家属总是“情绪稳定”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利益调整凸显了新的矛盾，就业、分配、腐败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
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
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
这么做，实际是一些官员揣着明白装糊涂，想借此推托自身应该承担的失职渎职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胡乱定性的官员才是群体性事件中真正“别有用心的人”。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外部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持续威胁，内部存在土匪、特务等一些遗留问题，专政思维还有其时代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执政已经60年的今天，一些官员思想上、行为上依然存在的“专政”惯性，说明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时代转变，更没有理解好、执行好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宗旨。
“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后来，还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的“真相”：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
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他们根子上就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颁布实施，但是公众最想知道、需要知道、应当知道的不少信息却无法公开。比如，最近，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公开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就被官员答复为“极其敏感，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群众无法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公布的“真相”往往是群众无法接受的“假相”。看着那些群体性事件新闻“通稿”，我常常想问这些起草发布者3个小问题：“如果死者是你的母亲，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为什么群众跟黑帮走而不是跟政府走？”“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以官民互动的谈判、协商方式圆满解决，不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可以跳出所谓“专政”的“周期率”吗？□《瞭望》文章：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豁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
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最近的甘肃“陇南事件”，事发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
“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将群众看成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愚民”和逆来顺受的“顺民”，他们的不满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与之相对的，官员及其决策者则明白真相，掌握真理，难以犯错。
这样的定性，与这个时代完全脱节。有网民调侃“不明真相”说，这“不仅侮辱了群众的人格，还侮辱了群众的智商”，他们揶揄总结说，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闹事的总是“别有用心”的，黑恶势力总是能“煽动群众”的，死者家属总是“情绪稳定”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利益调整凸显了新的矛盾，就业、分配、腐败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
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
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
这么做，实际是一些官员揣着明白装糊涂，想借此推托自身应该承担的失职渎职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胡乱定性的官员才是群体性事件中真正“别有用心的人”。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外部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持续威胁，内部存在土匪、特务等一些遗留问题，专政思维还有其时代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执政已经60年的今天，一些官员思想上、行为上依然存在的“专政”惯性，说明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时代转变，更没有理解好、执行好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宗旨。
“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后来，还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的“真相”：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
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他们根子上就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颁布实施，但是公众最想知道、需要知道、应当知道的不少信息却无法公开。比如，最近，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公开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就被官员答复为“极其敏感，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群众无法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公布的“真相”往往是群众无法接受的“假相”。看着那些群体性事件新闻“通稿”，我常常想问这些起草发布者3个小问题：“如果死者是你的母亲，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为什么群众跟黑帮走而不是跟政府走？”“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以官民互动的谈判、协商方式圆满解决，不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可以跳出所谓“专政”的“周期率”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豁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
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最近的甘肃“陇南事件”，事发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
“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将群众看成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愚民”和逆来顺受的“顺民”，他们的不满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与之相对的，官员及其决策者则明白真相，掌握真理，难以犯错。
这样的定性，与这个时代完全脱节。有网民调侃“不明真相”说，这“不仅侮辱了群众的人格，还侮辱了群众的智商”，他们揶揄总结说，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闹事的总是“别有用心”的，黑恶势力总是能“煽动群众”的，死者家属总是“情绪稳定”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利益调整凸显了新的矛盾，就业、分配、腐败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
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
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
这么做，实际是一些官员揣着明白装糊涂，想借此推托自身应该承担的失职渎职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胡乱定性的官员才是群体性事件中真正“别有用心的人”。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外部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持续威胁，内部存在土匪、特务等一些遗留问题，专政思维还有其时代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执政已经60年的今天，一些官员思想上、行为上依然存在的“专政”惯性，说明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时代转变，更没有理解好、执行好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宗旨。
“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后来，还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的“真相”：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
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他们根子上就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颁布实施，但是公众最想知道、需要知道、应当知道的不少信息却无法公开。比如，最近，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公开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就被官员答复为“极其敏感，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群众无法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公布的“真相”往往是群众无法接受的“假相”。看着那些群体性事件新闻“通稿”，我常常想问这些起草发布者3个小问题：“如果死者是你的母亲，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为什么群众跟黑帮走而不是跟政府走？”“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以官民互动的谈判、协商方式圆满解决，不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可以跳出所谓“专政”的“周期率”吗？□《瞭望》文章：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豁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
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最近的甘肃“陇南事件”，事发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
“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将群众看成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愚民”和逆来顺受的“顺民”，他们的不满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与之相对的，官员及其决策者则明白真相，掌握真理，难以犯错。
这样的定性，与这个时代完全脱节。有网民调侃“不明真相”说，这“不仅侮辱了群众的人格，还侮辱了群众的智商”，他们揶揄总结说，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闹事的总是“别有用心”的，黑恶势力总是能“煽动群众”的，死者家属总是“情绪稳定”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利益调整凸显了新的矛盾，就业、分配、腐败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
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
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
这么做，实际是一些官员揣着明白装糊涂，想借此推托自身应该承担的失职渎职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胡乱定性的官员才是群体性事件中真正“别有用心的人”。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外部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持续威胁，内部存在土匪、特务等一些遗留问题，专政思维还有其时代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执政已经60年的今天，一些官员思想上、行为上依然存在的“专政”惯性，说明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时代转变，更没有理解好、执行好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宗旨。
“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后来，还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的“真相”：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
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他们根子上就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颁布实施，但是公众最想知道、需要知道、应当知道的不少信息却无法公开。比如，最近，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公开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就被官员答复为“极其敏感，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群众无法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公布的“真相”往往是群众无法接受的“假相”。看着那些群体性事件新闻“通稿”，我常常想问这些起草发布者3个小问题：“如果死者是你的母亲，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为什么群众跟黑帮走而不是跟政府走？”“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以官民互动的谈判、协商方式圆满解决，不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可以跳出所谓“专政”的“周期率”吗？□
超大倒是可以，晕倒了，这篇文章出自官方的瞭望之手，竟然也被屏蔽，想不通现在的审查制度是怎么回事，要因噎废食了？
系统会主动设置'为党妈说话"!
不过这篇东西夹带私货太TM明显啦~
不过这篇东西夹带私货太TM明显啦~
有私货吗？没看出来，感觉非常普通，还没有前段云南宣传部那个通知前卫。
私货？何为私货？
既然有私货，那“公货”又是个什么东西？
所谓的“公货”就是诸如“和谐”这样的官方用词吗？
既然有私货，那“公货”又是个什么东西？
所谓的“公货”就是诸如“和谐”这样的官方用词吗？
现在“夹带私货”这个短语非常流行，也非常匪夷所思。
所有的帖子，都是为了陈述事件、表达观点，所有的帖子应该都是作者的私货。这个世界上除了1+1=2这样的公理、定理可以算是自然界的“公货”以外，还有别的“公货”吗？
楼上说“官方的用语是公货”，这显然也不完全正确。官话是胡**说的，那就是胡**的私货，如果是温**说的，那就是温**的私货，即使在党内获得了统一然后才发表的，那也只能算是TG的私货。因为这些官话是代表了某个人、某个集团的利益的，而不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表述、也不一定就代表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利益。
我觉得，CD有必要专门讨论讨论到底什么是“私货”，什么是“公货”。
所有的帖子，都是为了陈述事件、表达观点，所有的帖子应该都是作者的私货。这个世界上除了1+1=2这样的公理、定理可以算是自然界的“公货”以外，还有别的“公货”吗？
楼上说“官方的用语是公货”，这显然也不完全正确。官话是胡**说的，那就是胡**的私货，如果是温**说的，那就是温**的私货，即使在党内获得了统一然后才发表的，那也只能算是TG的私货。因为这些官话是代表了某个人、某个集团的利益的，而不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表述、也不一定就代表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利益。
我觉得，CD有必要专门讨论讨论到底什么是“私货”，什么是“公货”。
私货这个词看来也不怎么样了，跟不明真相一样要臭了！
========
PS:吃谁的位谁说话，楼主明白了把！楼主瞎JB操心！
私货这个词看来也不怎么样了，跟不明真相一样要臭了！
========
PS:吃谁的位谁说话，楼主明白了把！楼主瞎JB操心！
今天就看到一个，别人自说一段话也说别人夹带私货。
没文化，真可怕！
今天就看到一个，别人自说一段话也说别人夹带私货。
没文化，真可怕！
{:3_86:}这文章貌似是N个月前登的吧
貌似作者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