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鲁平口述香港回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7:56:38
钱亦蕉 整理
1.参与了全过程
1997年6月30日半夜，香港会展中心，灯火通明。稀疏的白发，疲惫但仍坚毅的面容，年届七十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坐在主席台上，掩不住心潮澎湃。7月1日凌晨零点，英国国旗准时降下来，中国的国旗升上去，国歌响起来，在99年之后，香港终于结束被英国统治的历史，回归祖国怀抱。在这个庄严而意义深远的时刻，鲁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鲁平参与了制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和英方谈判以及香港回归筹备的全过程。1978年5月，鲁平参加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筹备工作。对于这个部门的设置，中共中央颇费了一番心思。“文化大革命”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面有个港澳小组，专门负责港澳事务，那时廖承志是外办的副主任，具体负责港澳小组。“文革”当中，外办没有了，港澳事务就交由外交部西欧司管。
港澳是属于我们的领土，主权是属于我们的，从本质上说，它不是外事问题，它也不是侨务，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有个部门管管，就专门成立了港澳办。
港澳办起初人很少，由廖承志牵头，他找了老部下鲁平加入，成为五人小组的一员。他们就在老的华侨大厦那儿租了两间房间，开始办公。那时对外是不公开的，所以港澳办不挂牌，廖承志担任港澳办的主任，他同时也是国务院侨务办的主任。
由于极“左”思潮，“文革”中的港澳事务比较混乱，北京发生红卫兵“火烧英代办”，而香港也发生了“六七暴动”等等。港澳办成立后先针对“文革”时的港澳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做了整顿。
1978年11月，王匡被派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了以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宴请王匡。宴席上，麦理浩对王匡提了“租约”问题，说：“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你们中方有个较正面的表态，使投资者可以放心。”
新华社把这事报回来，我们港澳办研究了一下，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说这个问题先不忙表态，建议暂不作正面答复。还有19年呢，现在可以笼统表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中英双方多做一点对香港繁荣稳定有利的事。这个问题放在以后再谈。
报告上去后，中央原则上同意港澳办的暂缓意见，因为中国解放后长期以来对香港的政策就是周总理定下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后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香港问题，说：“虽然19年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短时间，但外国人去投资，他们非考虑不可，要他们继续在香港投资的话必须让他们放心，所以这个问题要研究。”
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意见，总的说法是要宽松一点，不管用什么方式收回香港，都要把它看成特殊地区、采取特殊政策，要让投资者放心。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来北京了，他向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了新界地契的租约问题。这个《新界租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不承认的。但是就算按照《新界租约》，租约也只有99年，到1997年6月30日结束。
麦理浩这么早来提这个事干吗呢？这其中有个土地买卖的问题。新界如果要卖地，地契上会有个期限，一般买地的话，你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吧，所以他要求把这个地契能够跨越1997年。他已经感觉到存在这个问题了，新界的土地卖不出去了，所以他们英方自己内部呢，已经在琢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当时就有人出了这么个主意，说，你不管北京那边怎么想，我们反正偷偷地把这些契约跨越1997年就行，北京也不知道。英国人挺懂外交的，不会有这种算盘，这不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是香港人出的主意。
所以麦理浩来北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他企图来试探一下看看能否把新界的地契跨越1997年。麦理浩把他这个想法直接对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当时对他说：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但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考虑。到了1997年，不管香港的政治地位怎么解决，在本世纪和下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回去可以跟大家说，请投资者放心。钱亦蕉 整理
1.参与了全过程
1997年6月30日半夜，香港会展中心，灯火通明。稀疏的白发，疲惫但仍坚毅的面容，年届七十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坐在主席台上，掩不住心潮澎湃。7月1日凌晨零点，英国国旗准时降下来，中国的国旗升上去，国歌响起来，在99年之后，香港终于结束被英国统治的历史，回归祖国怀抱。在这个庄严而意义深远的时刻，鲁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鲁平参与了制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和英方谈判以及香港回归筹备的全过程。1978年5月，鲁平参加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筹备工作。对于这个部门的设置，中共中央颇费了一番心思。“文化大革命”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面有个港澳小组，专门负责港澳事务，那时廖承志是外办的副主任，具体负责港澳小组。“文革”当中，外办没有了，港澳事务就交由外交部西欧司管。
港澳是属于我们的领土，主权是属于我们的，从本质上说，它不是外事问题，它也不是侨务，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有个部门管管，就专门成立了港澳办。
港澳办起初人很少，由廖承志牵头，他找了老部下鲁平加入，成为五人小组的一员。他们就在老的华侨大厦那儿租了两间房间，开始办公。那时对外是不公开的，所以港澳办不挂牌，廖承志担任港澳办的主任，他同时也是国务院侨务办的主任。
由于极“左”思潮，“文革”中的港澳事务比较混乱，北京发生红卫兵“火烧英代办”，而香港也发生了“六七暴动”等等。港澳办成立后先针对“文革”时的港澳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做了整顿。
1978年11月，王匡被派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了以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宴请王匡。宴席上，麦理浩对王匡提了“租约”问题，说：“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你们中方有个较正面的表态，使投资者可以放心。”
新华社把这事报回来，我们港澳办研究了一下，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说这个问题先不忙表态，建议暂不作正面答复。还有19年呢，现在可以笼统表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中英双方多做一点对香港繁荣稳定有利的事。这个问题放在以后再谈。
报告上去后，中央原则上同意港澳办的暂缓意见，因为中国解放后长期以来对香港的政策就是周总理定下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后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香港问题，说：“虽然19年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短时间，但外国人去投资，他们非考虑不可，要他们继续在香港投资的话必须让他们放心，所以这个问题要研究。”
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意见，总的说法是要宽松一点，不管用什么方式收回香港，都要把它看成特殊地区、采取特殊政策，要让投资者放心。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来北京了，他向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了新界地契的租约问题。这个《新界租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不承认的。但是就算按照《新界租约》，租约也只有99年，到1997年6月30日结束。
麦理浩这么早来提这个事干吗呢？这其中有个土地买卖的问题。新界如果要卖地，地契上会有个期限，一般买地的话，你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吧，所以他要求把这个地契能够跨越1997年。他已经感觉到存在这个问题了，新界的土地卖不出去了，所以他们英方自己内部呢，已经在琢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当时就有人出了这么个主意，说，你不管北京那边怎么想，我们反正偷偷地把这些契约跨越1997年就行，北京也不知道。英国人挺懂外交的，不会有这种算盘，这不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是香港人出的主意。
所以麦理浩来北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他企图来试探一下看看能否把新界的地契跨越1997年。麦理浩把他这个想法直接对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当时对他说：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但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考虑。到了1997年，不管香港的政治地位怎么解决，在本世纪和下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回去可以跟大家说，请投资者放心。
1.参与了全过程
1997年6月30日半夜，香港会展中心，灯火通明。稀疏的白发，疲惫但仍坚毅的面容，年届七十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坐在主席台上，掩不住心潮澎湃。7月1日凌晨零点，英国国旗准时降下来，中国的国旗升上去，国歌响起来，在99年之后，香港终于结束被英国统治的历史，回归祖国怀抱。在这个庄严而意义深远的时刻，鲁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鲁平参与了制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和英方谈判以及香港回归筹备的全过程。1978年5月，鲁平参加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筹备工作。对于这个部门的设置，中共中央颇费了一番心思。“文化大革命”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面有个港澳小组，专门负责港澳事务，那时廖承志是外办的副主任，具体负责港澳小组。“文革”当中，外办没有了，港澳事务就交由外交部西欧司管。
港澳是属于我们的领土，主权是属于我们的，从本质上说，它不是外事问题，它也不是侨务，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有个部门管管，就专门成立了港澳办。
港澳办起初人很少，由廖承志牵头，他找了老部下鲁平加入，成为五人小组的一员。他们就在老的华侨大厦那儿租了两间房间，开始办公。那时对外是不公开的，所以港澳办不挂牌，廖承志担任港澳办的主任，他同时也是国务院侨务办的主任。
由于极“左”思潮，“文革”中的港澳事务比较混乱，北京发生红卫兵“火烧英代办”，而香港也发生了“六七暴动”等等。港澳办成立后先针对“文革”时的港澳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做了整顿。
1978年11月，王匡被派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了以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宴请王匡。宴席上，麦理浩对王匡提了“租约”问题，说：“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你们中方有个较正面的表态，使投资者可以放心。”
新华社把这事报回来，我们港澳办研究了一下，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说这个问题先不忙表态，建议暂不作正面答复。还有19年呢，现在可以笼统表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中英双方多做一点对香港繁荣稳定有利的事。这个问题放在以后再谈。
报告上去后，中央原则上同意港澳办的暂缓意见，因为中国解放后长期以来对香港的政策就是周总理定下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后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香港问题，说：“虽然19年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短时间，但外国人去投资，他们非考虑不可，要他们继续在香港投资的话必须让他们放心，所以这个问题要研究。”
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意见，总的说法是要宽松一点，不管用什么方式收回香港，都要把它看成特殊地区、采取特殊政策，要让投资者放心。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来北京了，他向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了新界地契的租约问题。这个《新界租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不承认的。但是就算按照《新界租约》，租约也只有99年，到1997年6月30日结束。
麦理浩这么早来提这个事干吗呢？这其中有个土地买卖的问题。新界如果要卖地，地契上会有个期限，一般买地的话，你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吧，所以他要求把这个地契能够跨越1997年。他已经感觉到存在这个问题了，新界的土地卖不出去了，所以他们英方自己内部呢，已经在琢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当时就有人出了这么个主意，说，你不管北京那边怎么想，我们反正偷偷地把这些契约跨越1997年就行，北京也不知道。英国人挺懂外交的，不会有这种算盘，这不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是香港人出的主意。
所以麦理浩来北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他企图来试探一下看看能否把新界的地契跨越1997年。麦理浩把他这个想法直接对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当时对他说：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但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考虑。到了1997年，不管香港的政治地位怎么解决，在本世纪和下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回去可以跟大家说，请投资者放心。钱亦蕉 整理
1.参与了全过程
1997年6月30日半夜，香港会展中心，灯火通明。稀疏的白发，疲惫但仍坚毅的面容，年届七十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坐在主席台上，掩不住心潮澎湃。7月1日凌晨零点，英国国旗准时降下来，中国的国旗升上去，国歌响起来，在99年之后，香港终于结束被英国统治的历史，回归祖国怀抱。在这个庄严而意义深远的时刻，鲁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鲁平参与了制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和英方谈判以及香港回归筹备的全过程。1978年5月，鲁平参加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筹备工作。对于这个部门的设置，中共中央颇费了一番心思。“文化大革命”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面有个港澳小组，专门负责港澳事务，那时廖承志是外办的副主任，具体负责港澳小组。“文革”当中，外办没有了，港澳事务就交由外交部西欧司管。
港澳是属于我们的领土，主权是属于我们的，从本质上说，它不是外事问题，它也不是侨务，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有个部门管管，就专门成立了港澳办。
港澳办起初人很少，由廖承志牵头，他找了老部下鲁平加入，成为五人小组的一员。他们就在老的华侨大厦那儿租了两间房间，开始办公。那时对外是不公开的，所以港澳办不挂牌，廖承志担任港澳办的主任，他同时也是国务院侨务办的主任。
由于极“左”思潮，“文革”中的港澳事务比较混乱，北京发生红卫兵“火烧英代办”，而香港也发生了“六七暴动”等等。港澳办成立后先针对“文革”时的港澳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做了整顿。
1978年11月，王匡被派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了以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宴请王匡。宴席上，麦理浩对王匡提了“租约”问题，说：“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你们中方有个较正面的表态，使投资者可以放心。”
新华社把这事报回来，我们港澳办研究了一下，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说这个问题先不忙表态，建议暂不作正面答复。还有19年呢，现在可以笼统表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中英双方多做一点对香港繁荣稳定有利的事。这个问题放在以后再谈。
报告上去后，中央原则上同意港澳办的暂缓意见，因为中国解放后长期以来对香港的政策就是周总理定下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后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香港问题，说：“虽然19年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短时间，但外国人去投资，他们非考虑不可，要他们继续在香港投资的话必须让他们放心，所以这个问题要研究。”
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意见，总的说法是要宽松一点，不管用什么方式收回香港，都要把它看成特殊地区、采取特殊政策，要让投资者放心。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来北京了，他向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了新界地契的租约问题。这个《新界租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不承认的。但是就算按照《新界租约》，租约也只有99年，到1997年6月30日结束。
麦理浩这么早来提这个事干吗呢？这其中有个土地买卖的问题。新界如果要卖地，地契上会有个期限，一般买地的话，你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吧，所以他要求把这个地契能够跨越1997年。他已经感觉到存在这个问题了，新界的土地卖不出去了，所以他们英方自己内部呢，已经在琢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当时就有人出了这么个主意，说，你不管北京那边怎么想，我们反正偷偷地把这些契约跨越1997年就行，北京也不知道。英国人挺懂外交的，不会有这种算盘，这不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是香港人出的主意。
所以麦理浩来北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他企图来试探一下看看能否把新界的地契跨越1997年。麦理浩把他这个想法直接对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当时对他说：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但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考虑。到了1997年，不管香港的政治地位怎么解决，在本世纪和下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回去可以跟大家说，请投资者放心。
2.廖公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
关于香港的地位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在历次国际会议上都声明了这个立场，当初黄华同志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上也已经声明过了，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对所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都不承认，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当时就是这么表态的，所以后来联合国没有把香港列为殖民地。
当时中央还未完全决定要收回香港，港督麦理浩认为，邓小平留有很大的余地。所以他回香港后，英国人还是抱有很大幻想。
1979年7月，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在北京代表英国政府给中方一个照会，照会中正式提出了《新界租约》问题。意思是到1997年只有十几年了，涉及很多投资者利益问题。他们准备采取这样一个办法：由英国政府颁布一个敕令。
因为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港督统治新界也只能到1997年，所以他们决定先由枢密院颁布一个书面敕令，然后由香港根据敕令来修改法律，允许新界土地契约不设期限。新的不写期限，旧的也取消期限，就这样来跨越1997年。
他们说：“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从法律上考虑的，不影响你们对香港的立场，也不会妨碍你们将来会对香港采取的任何措施。”他们希望我们同意这个做法，港督将在10月份的立法会上宣布这个决定。他们向我们打出了这个牌，我们不得不回应。
经我们与外交部反复研究后，1979年9月，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答复柯利达，说：“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照会，我们研究以后，觉得不合适，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希望你们不要采取这个措施。”宋之光又重复了小平同志对麦理浩的话，承诺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且指出：“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劝告，单方面采取措施，可以想象到我们可能做出的反应。”柯利达听了这些话，当然觉得很遗憾，很不满意。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外贸部在香港有个华润公司。有人替港英出了一个馊主意，把新界有个叫天水围的地方，批了一块地给华润公司，很便宜。这个地契上的期限就是跨越1997年的，这是不合法的，他们偷偷干的。我们知道以后，把华润公司批了一顿，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契约退回去，不能要这块地！再便宜你也不要，这是立场问题。后来华润把地退了。所以说，当时英国人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事就这么糊弄过去解决了。这个事情已经逼到我们头上了，逼着我们决策了。
1980年，鲁平陪廖承志一起去美国动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回来以后，到1981年3月，廖公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他就带着港澳办的同志去外交部，找到黄华同志和外交部的一些领导，具体谈香港问题。当时内部也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干脆维持现状，默认，把它拖下去就算了，另一种就是坚决要收回。
当时我们内部的确意见不是很一致的。特别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一些同志，他们的意见是比较偏向还是暂时维持现状，采取澳门的办法。澳门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承认主权是我们的，但是让葡萄牙人继续管理。那么在香港工作的一些同志，从香港本身考虑，比较偏向于采取澳门一样的方式。但是廖承志同志考虑得比较全面，不单单从香港本身来考虑，而是从我们全局来考虑，从整个国家来考虑。所以他认为还是应该考虑怎么样来收回香港，而不是考虑收不收回香港。
我们觉得第一个方案行不通——维持现状行不通。因为1997年《新界租约》已经满期了，如果满期了我们不收回，怎么样向老百姓交代呢？不收回，说不过去。同时考虑到台湾问题（其实台湾问题是当时我们最先考虑的，也是考虑得更多的），我们既然提出了要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香港到期不收回呢？小平同志就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收回香港，但老百姓信赖我们。如果到了1997年，我们再不收回香港的话，老百姓就要责问为什么不收回香港？老百姓就不信任我们了嘛。我们不能做第二个李鸿章。所以我们大家统一意见，非收回不可。
关于香港的地位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在历次国际会议上都声明了这个立场，当初黄华同志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上也已经声明过了，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对所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都不承认，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当时就是这么表态的，所以后来联合国没有把香港列为殖民地。
当时中央还未完全决定要收回香港，港督麦理浩认为，邓小平留有很大的余地。所以他回香港后，英国人还是抱有很大幻想。
1979年7月，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在北京代表英国政府给中方一个照会，照会中正式提出了《新界租约》问题。意思是到1997年只有十几年了，涉及很多投资者利益问题。他们准备采取这样一个办法：由英国政府颁布一个敕令。
因为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港督统治新界也只能到1997年，所以他们决定先由枢密院颁布一个书面敕令，然后由香港根据敕令来修改法律，允许新界土地契约不设期限。新的不写期限，旧的也取消期限，就这样来跨越1997年。
他们说：“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从法律上考虑的，不影响你们对香港的立场，也不会妨碍你们将来会对香港采取的任何措施。”他们希望我们同意这个做法，港督将在10月份的立法会上宣布这个决定。他们向我们打出了这个牌，我们不得不回应。
经我们与外交部反复研究后，1979年9月，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答复柯利达，说：“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照会，我们研究以后，觉得不合适，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希望你们不要采取这个措施。”宋之光又重复了小平同志对麦理浩的话，承诺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且指出：“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劝告，单方面采取措施，可以想象到我们可能做出的反应。”柯利达听了这些话，当然觉得很遗憾，很不满意。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外贸部在香港有个华润公司。有人替港英出了一个馊主意，把新界有个叫天水围的地方，批了一块地给华润公司，很便宜。这个地契上的期限就是跨越1997年的，这是不合法的，他们偷偷干的。我们知道以后，把华润公司批了一顿，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契约退回去，不能要这块地！再便宜你也不要，这是立场问题。后来华润把地退了。所以说，当时英国人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事就这么糊弄过去解决了。这个事情已经逼到我们头上了，逼着我们决策了。
1980年，鲁平陪廖承志一起去美国动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回来以后，到1981年3月，廖公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他就带着港澳办的同志去外交部，找到黄华同志和外交部的一些领导，具体谈香港问题。当时内部也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干脆维持现状，默认，把它拖下去就算了，另一种就是坚决要收回。
当时我们内部的确意见不是很一致的。特别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一些同志，他们的意见是比较偏向还是暂时维持现状，采取澳门的办法。澳门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承认主权是我们的，但是让葡萄牙人继续管理。那么在香港工作的一些同志，从香港本身考虑，比较偏向于采取澳门一样的方式。但是廖承志同志考虑得比较全面，不单单从香港本身来考虑，而是从我们全局来考虑，从整个国家来考虑。所以他认为还是应该考虑怎么样来收回香港，而不是考虑收不收回香港。
我们觉得第一个方案行不通——维持现状行不通。因为1997年《新界租约》已经满期了，如果满期了我们不收回，怎么样向老百姓交代呢？不收回，说不过去。同时考虑到台湾问题（其实台湾问题是当时我们最先考虑的，也是考虑得更多的），我们既然提出了要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香港到期不收回呢？小平同志就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收回香港，但老百姓信赖我们。如果到了1997年，我们再不收回香港的话，老百姓就要责问为什么不收回香港？老百姓就不信任我们了嘛。我们不能做第二个李鸿章。所以我们大家统一意见，非收回不可。
3.中央书记处原则上同意
1981年4月，我们以廖公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这个报告里分析了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如期收回，一种可能我们暂时不收回，第三种可能是提前收回。我们觉得只有第一种可能是可行的：如期收回，香港到时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关键在我们到了1997年会对香港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政策对头的话，那波动可以减少到最低。
1981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来访，邓小平重复了对麦理浩的谈话，并要英方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的立场和对西藏的解决办法，告诉投资者放心。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了廖承志同志的汇报。在这个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拍板，基本同意港澳办和外交部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如期收回”，收回后原来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但是怎样保持香港繁荣稳定，1997年采取什么政策，希望再做调查研究，三个月内拿出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更具体的方案。
当时我们征求了很多香港人的意见，廖承志同志亲自见了很多香港人，小平同志也见了很多香港人。用小平同志的话说，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开始时都有点犹豫，还是希望维持现状，最好不要动。当时的香港民意来说，你要说绝大多数香港民众都积极拥护香港回归，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毕竟这几年我们国家折腾得太厉害了，很多人都是历次运动中跑出去的。“文革”刚过，还是心有余悸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向中央说过香港人怎么拥护香港回归什么的，我们老老实实地汇报香港人的顾虑。但是这是大势所趋，有个1997年的期限在那里，很多香港人在这个大势所趋下接受了我们的想法。
1982年3月，港澳办以廖承志的名义又提交了一个“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步方案”，中央书记处原则上同意，但要求再征求各方面意见。这个时候，1997年回归已经是确定下来了，具体怎么做还要调研，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年的调查期限。
当时廖公已经和我们一起研究过了，有个粗线条的东西。很形象化的，就是把国旗换一换，英国国旗下来，我们五星红旗上去，马照跑、舞照跳，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
那时还没有“一国两制”的说法，我们说的是“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要在十年前谁也不敢提“资本主义”。但是，那时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对香港采取这个政策，给他们很多优惠——香港财政不上缴，也不征税。因为回归以后，能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对我们整个四化建设有利。
1982年，一个集合了港澳办、香港新华社人员的五人小组来到了香港，他们一住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香港进行调研，为中国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个小组受廖承志的直接领导，鲁平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但当时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他的公开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真实身份却扑朔迷离，香港方面称他为神秘人物。其他四个人都是在香港或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他们在香港有广泛的人缘关系，而且可以用广东话直接跟香港人交谈。
当时我们找了各方面的人来谈，找了好多中资机构，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招商局等等，香港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大家来谈。调研了好多问题，香港的整个经济结构，金融啊，工业啊，航运业啊，各方面都做了调查研究，还有香港的法律，香港的政府机构，公务员的问题，外事权的问题，国籍的问题，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宗教的问题，香港的福利问题……我们在香港的一举一动英国方面都密切关注的。
我们那时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希望1997年后尽量保持香港的原状。比如香港有个地理上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它有内地这么一大块腹地，它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和跳板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外国跨国企业都在香港设立办事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他们的眼光，不是看重香港这么一个市场，而是看到了我们内地十三亿人口的这么一个大的市场。
1981年4月，我们以廖公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这个报告里分析了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如期收回，一种可能我们暂时不收回，第三种可能是提前收回。我们觉得只有第一种可能是可行的：如期收回，香港到时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关键在我们到了1997年会对香港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政策对头的话，那波动可以减少到最低。
1981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来访，邓小平重复了对麦理浩的谈话，并要英方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的立场和对西藏的解决办法，告诉投资者放心。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了廖承志同志的汇报。在这个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拍板，基本同意港澳办和外交部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如期收回”，收回后原来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但是怎样保持香港繁荣稳定，1997年采取什么政策，希望再做调查研究，三个月内拿出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更具体的方案。
当时我们征求了很多香港人的意见，廖承志同志亲自见了很多香港人，小平同志也见了很多香港人。用小平同志的话说，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开始时都有点犹豫，还是希望维持现状，最好不要动。当时的香港民意来说，你要说绝大多数香港民众都积极拥护香港回归，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毕竟这几年我们国家折腾得太厉害了，很多人都是历次运动中跑出去的。“文革”刚过，还是心有余悸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向中央说过香港人怎么拥护香港回归什么的，我们老老实实地汇报香港人的顾虑。但是这是大势所趋，有个1997年的期限在那里，很多香港人在这个大势所趋下接受了我们的想法。
1982年3月，港澳办以廖承志的名义又提交了一个“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步方案”，中央书记处原则上同意，但要求再征求各方面意见。这个时候，1997年回归已经是确定下来了，具体怎么做还要调研，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年的调查期限。
当时廖公已经和我们一起研究过了，有个粗线条的东西。很形象化的，就是把国旗换一换，英国国旗下来，我们五星红旗上去，马照跑、舞照跳，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
那时还没有“一国两制”的说法，我们说的是“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要在十年前谁也不敢提“资本主义”。但是，那时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对香港采取这个政策，给他们很多优惠——香港财政不上缴，也不征税。因为回归以后，能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对我们整个四化建设有利。
1982年，一个集合了港澳办、香港新华社人员的五人小组来到了香港，他们一住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香港进行调研，为中国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个小组受廖承志的直接领导，鲁平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但当时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他的公开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真实身份却扑朔迷离，香港方面称他为神秘人物。其他四个人都是在香港或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他们在香港有广泛的人缘关系，而且可以用广东话直接跟香港人交谈。
当时我们找了各方面的人来谈，找了好多中资机构，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招商局等等，香港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大家来谈。调研了好多问题，香港的整个经济结构，金融啊，工业啊，航运业啊，各方面都做了调查研究，还有香港的法律，香港的政府机构，公务员的问题，外事权的问题，国籍的问题，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宗教的问题，香港的福利问题……我们在香港的一举一动英国方面都密切关注的。
我们那时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希望1997年后尽量保持香港的原状。比如香港有个地理上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它有内地这么一大块腹地，它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和跳板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外国跨国企业都在香港设立办事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他们的眼光，不是看重香港这么一个市场，而是看到了我们内地十三亿人口的这么一个大的市场。
4.五人小组一共写了二十几篇报告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要利用香港作为一个桥梁，来进入内地的庞大市场。因为香港有它有利的条件，香港多数是中国同胞，在人缘关系上、在语言上、在文字上、在生活习惯上，各方面都和十三亿同胞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香港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也就是说香港在这里面起了一个跳板作用。所以这是它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自由港的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在1997年以后，能不能继续保持呢？我们认为不但能够继续保持，而且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增强，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九七年回归祖国以后，香港跟祖国的关系更密切了，所以在这方面更有利了，香港会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和跳板作用。
再比如香港为什么会成为自由港？很多城市都说自己是自由港，但真正的自由港只有香港，香港进口的货物，除了少数像化妆品、汽油、烟草等商品需要征收关税，其他的货物一律都是免税的。1997年之后香港能否保持自由港？我们研究后发现香港的经济是两头在外的，一方面自己没有资源，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另一方面它的产品90%以上是外销的。所以它不存在产品占领自己本地市场的问题，没有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的问题，它的市场可以完全对外开放，不收关税。这个我们觉得1997年以后完全可以保持。因为在1997年以后，香港的经济地位不会改变，它还是外向型的经济。
再比如工业。那时香港工业发展得很好，占GDP份额还相当高，为什么呢？我们分析了原因，它不可能有大工业，而以中小工业为主，灵活性高，一个订单过来马上可以改款式。它对外关系广，海外市场大，而且那个时候相对成本还比较低。我们觉得1997年后工业也可以继续发展，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搞起来了，为了降低成本，香港完全可以把有些生产程序搬到深圳来。
再说金融。香港为什么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有很多条件，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一套法律管理办法。由于香港吸收了这么多外资，有这么多外国的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它的机构，所以在香港这些年来培养了大量的金融方面管理的人才，这也是香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还有一条，它有个时差问题，纽约收市了，香港开市，香港收市了，伦敦正好开市，所以香港还有这么个有利条件，使它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1997年以后这些条件还存在不存在？我们觉得完全还可以继续保持这些条件。因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就是港币还是自由兑换的，外汇是自由进出的，只要这个政策不变，那么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还是可以保持的。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由于信心问题，造成资金外流。当时香港外汇储备只有300多亿，其中100亿是发行港币的准备金。而它的银行存款达到500多亿，如果因信心问题银行发生挤兑，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认为1997年后在金融方面政策一定要对头。
在调研期间，五人小组一共写了二十几篇报告。
他们还收集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就委托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套香港问题丛书。
这些第一手的真实材料让中共中央决策层对香港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亲自与很多香港要人交谈，比如查济民、霍英东、查良镛、包玉刚，还有两个大学的校长等等，倾听他们的意见。
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经过一年的调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港澳办在1983年3月底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报告——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被称为“十二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以及和英方谈判的方案。
这份报告参照了1981年9月制定的台湾“九条”，不过，在这份文件中仍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直到一年后，1984年2月，邓小平才在公开场合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要利用香港作为一个桥梁，来进入内地的庞大市场。因为香港有它有利的条件，香港多数是中国同胞，在人缘关系上、在语言上、在文字上、在生活习惯上，各方面都和十三亿同胞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香港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也就是说香港在这里面起了一个跳板作用。所以这是它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自由港的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在1997年以后，能不能继续保持呢？我们认为不但能够继续保持，而且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增强，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九七年回归祖国以后，香港跟祖国的关系更密切了，所以在这方面更有利了，香港会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和跳板作用。
再比如香港为什么会成为自由港？很多城市都说自己是自由港，但真正的自由港只有香港，香港进口的货物，除了少数像化妆品、汽油、烟草等商品需要征收关税，其他的货物一律都是免税的。1997年之后香港能否保持自由港？我们研究后发现香港的经济是两头在外的，一方面自己没有资源，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另一方面它的产品90%以上是外销的。所以它不存在产品占领自己本地市场的问题，没有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的问题，它的市场可以完全对外开放，不收关税。这个我们觉得1997年以后完全可以保持。因为在1997年以后，香港的经济地位不会改变，它还是外向型的经济。
再比如工业。那时香港工业发展得很好，占GDP份额还相当高，为什么呢？我们分析了原因，它不可能有大工业，而以中小工业为主，灵活性高，一个订单过来马上可以改款式。它对外关系广，海外市场大，而且那个时候相对成本还比较低。我们觉得1997年后工业也可以继续发展，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搞起来了，为了降低成本，香港完全可以把有些生产程序搬到深圳来。
再说金融。香港为什么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有很多条件，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一套法律管理办法。由于香港吸收了这么多外资，有这么多外国的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它的机构，所以在香港这些年来培养了大量的金融方面管理的人才，这也是香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还有一条，它有个时差问题，纽约收市了，香港开市，香港收市了，伦敦正好开市，所以香港还有这么个有利条件，使它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1997年以后这些条件还存在不存在？我们觉得完全还可以继续保持这些条件。因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就是港币还是自由兑换的，外汇是自由进出的，只要这个政策不变，那么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还是可以保持的。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由于信心问题，造成资金外流。当时香港外汇储备只有300多亿，其中100亿是发行港币的准备金。而它的银行存款达到500多亿，如果因信心问题银行发生挤兑，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认为1997年后在金融方面政策一定要对头。
在调研期间，五人小组一共写了二十几篇报告。
他们还收集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就委托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套香港问题丛书。
这些第一手的真实材料让中共中央决策层对香港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亲自与很多香港要人交谈，比如查济民、霍英东、查良镛、包玉刚，还有两个大学的校长等等，倾听他们的意见。
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经过一年的调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港澳办在1983年3月底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报告——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被称为“十二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以及和英方谈判的方案。
这份报告参照了1981年9月制定的台湾“九条”，不过，在这份文件中仍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直到一年后，1984年2月，邓小平才在公开场合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
5.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碰上了对手
1983年4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这个报告，7月，中英谈判正式开始。在此之前，也就是1982年10月（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到1983年3月，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为首的中方代表团与英国人已经非正式会谈了五次。
在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正式会谈开始之前，英方继续派遣高层人士如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灵顿、副外交大臣阿特金斯访华，了解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并谋求扩大双边关系，其积极性之高前所未有。
小平同志会见阿特金斯时，我们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步方案已经交上去了。所以，小平同志对阿特金斯明确提出来，我们到1997年一定收回香港，主权问题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是我们对香港会采取特殊政策。英国人听到邓小平表态了，很着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亲自来北京，企图来说服邓小平。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这时候，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这一仗不仅打出了英国的威风，使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威望和国际上的影响。英国首相与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时，撒切尔夫人首先阐述英国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中国总理随后发言，拒绝了英国首相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并大打民意牌。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把香港搞坏。给香港人的信心造成很大冲击。香港要大乱了，香港再也不能保持繁荣稳定了。香港不能保持繁荣稳定，对你们四化建设也有影响啊，说不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灾难。国际上对你们中国也会动摇……邓小平就打断了她，说：你说是由于你们英国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荣，我说不是，香港繁荣是香港人他们自己创造的。只要我们1997年以后政策对头，香港的繁荣一定能够保持。你说我们宣布收回香港会造成很大波动，我估计小的波动会有，大的波动就不一定……
后来，小平同志在开会时回忆他当时跟撒切尔夫人说：“我对她说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第二个1997年后的安排，是说我们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我跟她说的，也不排除这个时候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大的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那中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说得很强硬，意思是提前通过武力解决。
这句话，撒切尔夫人听了以后，马上脸就煞白了。她不傻啊，她知道小平同志讲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另外的方式、另外的时间。小平同志还说，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你说有可能波动，造成大的灾难，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有这个勇气来面对这个灾难。如果说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小平同志讲得很绝的。“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最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宣布对香港的政策了。”所谓宣布对香港政策就是我们宣布收回香港，那时对社会还没有讲这件事，定了两年的限期。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走出来时，脸色凝重。她穿着高跟鞋，下台阶时忽然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幸好走在她身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碰上了对手。
撒切尔夫人回去以后，到了香港，就跟香港政府内部通报了这个情况。但是，撒切尔夫人在27日于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继续坚持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这遭到了一些爱国青年的抗议。
1983年4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这个报告，7月，中英谈判正式开始。在此之前，也就是1982年10月（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到1983年3月，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为首的中方代表团与英国人已经非正式会谈了五次。
在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正式会谈开始之前，英方继续派遣高层人士如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灵顿、副外交大臣阿特金斯访华，了解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并谋求扩大双边关系，其积极性之高前所未有。
小平同志会见阿特金斯时，我们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步方案已经交上去了。所以，小平同志对阿特金斯明确提出来，我们到1997年一定收回香港，主权问题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是我们对香港会采取特殊政策。英国人听到邓小平表态了，很着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亲自来北京，企图来说服邓小平。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这时候，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这一仗不仅打出了英国的威风，使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威望和国际上的影响。英国首相与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时，撒切尔夫人首先阐述英国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中国总理随后发言，拒绝了英国首相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并大打民意牌。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把香港搞坏。给香港人的信心造成很大冲击。香港要大乱了，香港再也不能保持繁荣稳定了。香港不能保持繁荣稳定，对你们四化建设也有影响啊，说不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灾难。国际上对你们中国也会动摇……邓小平就打断了她，说：你说是由于你们英国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荣，我说不是，香港繁荣是香港人他们自己创造的。只要我们1997年以后政策对头，香港的繁荣一定能够保持。你说我们宣布收回香港会造成很大波动，我估计小的波动会有，大的波动就不一定……
后来，小平同志在开会时回忆他当时跟撒切尔夫人说：“我对她说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第二个1997年后的安排，是说我们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我跟她说的，也不排除这个时候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大的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那中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说得很强硬，意思是提前通过武力解决。
这句话，撒切尔夫人听了以后，马上脸就煞白了。她不傻啊，她知道小平同志讲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另外的方式、另外的时间。小平同志还说，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你说有可能波动，造成大的灾难，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有这个勇气来面对这个灾难。如果说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小平同志讲得很绝的。“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最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宣布对香港的政策了。”所谓宣布对香港政策就是我们宣布收回香港，那时对社会还没有讲这件事，定了两年的限期。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走出来时，脸色凝重。她穿着高跟鞋，下台阶时忽然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幸好走在她身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碰上了对手。
撒切尔夫人回去以后，到了香港，就跟香港政府内部通报了这个情况。但是，撒切尔夫人在27日于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继续坚持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这遭到了一些爱国青年的抗议。
6.廖公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得出来的，所以这是切实可行的。在考虑了各种因素后，中央认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但能保持，而且会发展得更好，一切照旧，香港还是能单独参加各种国际组织，比如香港可以作为单独关税地区参加关贸总协定（GATT），反而它的自治权更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特别行政区，内地不派人。
小平同志讲的“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有一块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一国”是前提。“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变。所以小平同志讲要讲“两个不变”。我们不会企图去改变你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你们也不要企图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对香港人讲，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就是这个道理。
“一国两制”的论述是经过反复推敲，才最后确定下来的。“一国两制”的雏形是1981年9月发表的台湾“九条”。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第31条明确提出了设立“特别行政区”问题：“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3年3月，在廖承志领导下港澳办提交了香港回归的基本方针“十二条”。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顿大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一国两制”概念，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发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著名谈话，再次指出了“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0年，“一国两制”被写入香港《基本法》。
这个“一国两制”的意见提出来，不容易，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过啊。我就跟我们的同志说，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首当其冲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香港还要搞什么资本主义。但是，有小平同志、有中央在后面给我们撑腰，我们不怕，我们按原则来做，我不相信中国会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不担心。我什么苦都吃过，再来一次，我也不怕。
在对香港的政策提出“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廖公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他下了决心，大胆提出建议和方案，然后小平同志拍板。廖承志对香港很熟悉，他在香港关系很多，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香港也住过一阵子。而且他又是广东人，他可以直接跟香港朋友用广东话沟通，廖公在香港威信很高。他后来在病床上，已经在吸氧了，喘不过气来，还是一直在关心香港问题。
我对廖承志同志是非常敬佩的。在他的领导下，我的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因为我觉得廖公的思想非常解放，他对同志也非常关心，非常爱护。廖承志同志既对工作有担当，又能够听取下面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你可以跟他辩论，如果他觉得你的看法有道理的话，他会接受。
当时我们港澳办是廖公在主导的，所有起草给中央的这些报告，都是廖公领导我们做的。他跟中央靠得比较近，经常能听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指示，所以，他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来领导我们制定这些方针政策。他思想非常开放，对香港非常了解，应该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香港，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小平同志在“一国两制”问题上，起了一个统帅的作用，如果说小平同志是一个司令员，那么廖承志同志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参谋长，一个很好的军师。一直到最后我们给中央报的“十二条”，也是廖公亲自领导我们写的这个报告。不过，很可惜，在中英谈判正式开始以前，他就去世了。我非常惋惜，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也许很多问题会更顺利一些。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得出来的，所以这是切实可行的。在考虑了各种因素后，中央认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但能保持，而且会发展得更好，一切照旧，香港还是能单独参加各种国际组织，比如香港可以作为单独关税地区参加关贸总协定（GATT），反而它的自治权更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特别行政区，内地不派人。
小平同志讲的“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有一块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一国”是前提。“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变。所以小平同志讲要讲“两个不变”。我们不会企图去改变你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你们也不要企图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对香港人讲，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就是这个道理。
“一国两制”的论述是经过反复推敲，才最后确定下来的。“一国两制”的雏形是1981年9月发表的台湾“九条”。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第31条明确提出了设立“特别行政区”问题：“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3年3月，在廖承志领导下港澳办提交了香港回归的基本方针“十二条”。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顿大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一国两制”概念，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发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著名谈话，再次指出了“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0年，“一国两制”被写入香港《基本法》。
这个“一国两制”的意见提出来，不容易，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过啊。我就跟我们的同志说，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首当其冲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香港还要搞什么资本主义。但是，有小平同志、有中央在后面给我们撑腰，我们不怕，我们按原则来做，我不相信中国会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不担心。我什么苦都吃过，再来一次，我也不怕。
在对香港的政策提出“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廖公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他下了决心，大胆提出建议和方案，然后小平同志拍板。廖承志对香港很熟悉，他在香港关系很多，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香港也住过一阵子。而且他又是广东人，他可以直接跟香港朋友用广东话沟通，廖公在香港威信很高。他后来在病床上，已经在吸氧了，喘不过气来，还是一直在关心香港问题。
我对廖承志同志是非常敬佩的。在他的领导下，我的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因为我觉得廖公的思想非常解放，他对同志也非常关心，非常爱护。廖承志同志既对工作有担当，又能够听取下面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你可以跟他辩论，如果他觉得你的看法有道理的话，他会接受。
当时我们港澳办是廖公在主导的，所有起草给中央的这些报告，都是廖公领导我们做的。他跟中央靠得比较近，经常能听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指示，所以，他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来领导我们制定这些方针政策。他思想非常开放，对香港非常了解，应该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香港，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小平同志在“一国两制”问题上，起了一个统帅的作用，如果说小平同志是一个司令员，那么廖承志同志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参谋长，一个很好的军师。一直到最后我们给中央报的“十二条”，也是廖公亲自领导我们写的这个报告。不过，很可惜，在中英谈判正式开始以前，他就去世了。我非常惋惜，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也许很多问题会更顺利一些。
7.廖承志交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香港“三通”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庆典，在台上，我当时联想到这些，一个是很惋惜小平同志没能去，他曾经跟我们说“我就是坐了轮椅也要去”，但就是差那么几个月。另外一个就是廖公，去世得太早了，非常可惜。
廖承志一直有心脏病，曾经在1980年去美国手术，手术很成功。后来，他有一次洗澡时摔了一跤，动了手术，造成血栓上移，肺动脉堵塞，气喘不过来，于1983年6月去世。
1980年，那时候我们国内这方面还比较落后，他心脏病经常犯，后来，我们专门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请了两位专家给他检查，两位专家检查之后，说一定要搭桥，不搭桥就很危险。那个时候，我们国内不会做这种手术，当时我们国内的这些心脏内科外科的专家会诊，都反对他做手术，说太危险。但是他自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他说，我如果不做这个手术的话，我就等于是个活死人，为党做不了什么事，如果我去美国做手术，做好了的话，我还可以为党多做几年工作，所以希望中央能够批准我去。后来中央就批了，同意他去，我陪他一块去的，一起去的有北京医院的心脏内科主任钱贻简，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名誉院长，还有301医院的心脏外科的苏主任，廖公的夫人等。到那一检查（我们国内没这种检查手段），发现他三根心脏主动脉，两根完全堵了，还剩下一根只通三分之一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所以他这个决定还是对的。动脉上搭了三根桥。他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都睡不着，替他担心，他老先生“呼噜呼噜”一觉睡到天亮，一点都不担心。这个心脏搭桥手术动得很成功，他后来很好。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跟我说，他已经差一点死过好几次了。他坐过四次牢。有一次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把他绑到刑场上去，马上就要开枪把他枪毙了，幸好周总理知道了这个事情，派人要张国焘通知刑场上停下来，才留下这条命。廖公非常乐观，我的确很受教育，给我树立很好的榜样。
港澳办成立后，廖承志同志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和香港搞“三通”。那个年头，从广州去香港，要先坐火车到深圳，办了出关手续，然后徒步走过长长的罗湖桥，再办入境手续，再转乘港方的火车，才能到达红磡车站。这样，从广州去香港，或从香港去广州，往往要一天，因为办出入境手续，两边都要排长队。而在深圳车站，客车和货车都混在一起，输港的活猪活鸡臭气熏天。在夏天，旅客们两手提着大包小包，要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排队过关，奇苦无比。以我的理解，所以要搞“三通”，主要是考虑到：要充分发挥香港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作用和要长期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首先就要加强两地的沟通，方便两地人员来往。
飞机和船的通航都比较简单，直通车就不那么顺利了。开通直通车，必须在广州车站设立出入境口岸，涉及边防、公安、海关、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等联检部门。经过多方努力，1979年4月4日，第一列广九直通车汽笛长鸣从广州火车站轰隆隆开出去。直通车通车后，深受穗港两地居民的欢迎，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给两地带来的好处。
廖公交办的另一个战略任务是：通过香港引进微电脑。在上世纪70年代，国内电脑的使用还不普遍。只有银行等大机构配有电脑，而且都是大型立柜式的，没有微电脑。但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微电脑已相当普及。廖公了解这个情况后，认为四化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而港澳办在这方面可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和国家科委合作，通过香港爱国商人查济民的儿子在美国的电脑公司引进了500台微电脑。后来，查济民还在香港办了一个微电脑培训班，由中央和地方各单位派人去学习,回来后起了遍地开花的作用。
当然，廖公提出“一国两制”的建议，最后决策拍板的还是小平同志。在香港回归的整个历程当中，邓小平同志就是这艘大船的总舵手，鲁平无数次地获得小平同志的言传身教，小平同志表现出的智慧与刚毅，给鲁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庆典，在台上，我当时联想到这些，一个是很惋惜小平同志没能去，他曾经跟我们说“我就是坐了轮椅也要去”，但就是差那么几个月。另外一个就是廖公，去世得太早了，非常可惜。
廖承志一直有心脏病，曾经在1980年去美国手术，手术很成功。后来，他有一次洗澡时摔了一跤，动了手术，造成血栓上移，肺动脉堵塞，气喘不过来，于1983年6月去世。
1980年，那时候我们国内这方面还比较落后，他心脏病经常犯，后来，我们专门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请了两位专家给他检查，两位专家检查之后，说一定要搭桥，不搭桥就很危险。那个时候，我们国内不会做这种手术，当时我们国内的这些心脏内科外科的专家会诊，都反对他做手术，说太危险。但是他自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他说，我如果不做这个手术的话，我就等于是个活死人，为党做不了什么事，如果我去美国做手术，做好了的话，我还可以为党多做几年工作，所以希望中央能够批准我去。后来中央就批了，同意他去，我陪他一块去的，一起去的有北京医院的心脏内科主任钱贻简，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名誉院长，还有301医院的心脏外科的苏主任，廖公的夫人等。到那一检查（我们国内没这种检查手段），发现他三根心脏主动脉，两根完全堵了，还剩下一根只通三分之一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所以他这个决定还是对的。动脉上搭了三根桥。他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都睡不着，替他担心，他老先生“呼噜呼噜”一觉睡到天亮，一点都不担心。这个心脏搭桥手术动得很成功，他后来很好。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跟我说，他已经差一点死过好几次了。他坐过四次牢。有一次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把他绑到刑场上去，马上就要开枪把他枪毙了，幸好周总理知道了这个事情，派人要张国焘通知刑场上停下来，才留下这条命。廖公非常乐观，我的确很受教育，给我树立很好的榜样。
港澳办成立后，廖承志同志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和香港搞“三通”。那个年头，从广州去香港，要先坐火车到深圳，办了出关手续，然后徒步走过长长的罗湖桥，再办入境手续，再转乘港方的火车，才能到达红磡车站。这样，从广州去香港，或从香港去广州，往往要一天，因为办出入境手续，两边都要排长队。而在深圳车站，客车和货车都混在一起，输港的活猪活鸡臭气熏天。在夏天，旅客们两手提着大包小包，要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排队过关，奇苦无比。以我的理解，所以要搞“三通”，主要是考虑到：要充分发挥香港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作用和要长期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首先就要加强两地的沟通，方便两地人员来往。
飞机和船的通航都比较简单，直通车就不那么顺利了。开通直通车，必须在广州车站设立出入境口岸，涉及边防、公安、海关、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等联检部门。经过多方努力，1979年4月4日，第一列广九直通车汽笛长鸣从广州火车站轰隆隆开出去。直通车通车后，深受穗港两地居民的欢迎，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给两地带来的好处。
廖公交办的另一个战略任务是：通过香港引进微电脑。在上世纪70年代，国内电脑的使用还不普遍。只有银行等大机构配有电脑，而且都是大型立柜式的，没有微电脑。但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微电脑已相当普及。廖公了解这个情况后，认为四化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而港澳办在这方面可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和国家科委合作，通过香港爱国商人查济民的儿子在美国的电脑公司引进了500台微电脑。后来，查济民还在香港办了一个微电脑培训班，由中央和地方各单位派人去学习,回来后起了遍地开花的作用。
当然，廖公提出“一国两制”的建议，最后决策拍板的还是小平同志。在香港回归的整个历程当中，邓小平同志就是这艘大船的总舵手，鲁平无数次地获得小平同志的言传身教，小平同志表现出的智慧与刚毅，给鲁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8.中英双方代表团有过五次非正式的磋商
小平同志呢，他不但拍板，而且事无巨细。很多具体的问题，他都是亲自给我们一些指示。举一个例子，我们说1997年以后我们要以法律来保护外资在香港的利益，他看了这一条，说这个不够，为了使英国人放心，你们首先要突出英国。所以我们后来是这么写的，就是我们要以法律保护大不列颠王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在香港的利益，特别强调了英国。这个例子就很具体，而且的确很起作用，因为毕竟英国人大量利益在香港，只要把英国商人这些公司稳定下来，整个香港的形势就会稳定。
再如我们在“十二条”以及《基本法》里面都规定，1997年以后，香港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保持50年不变。这点也是小平同志给我们提出来的。原来的写法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长期不变，后来小平同志说你光讲长期香港人还是不放心，什么叫长期，一年也是长期，两年也是长期，五年也是长期，20年也是长期，我们干脆定它半个世纪50年吧，这样香港人就放心。后来他又加了，就是到了50年，如果“一国两制”这个制度，通过实践证明了对香港是有利的，50年以后也可以不变的，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讲这一点，小平同志非常英明。
还有虽然说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将来管理香港的人，这些政府的官员应该以爱国者为主体，这也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当然也可以有少量的外国人，但是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中国的公民、中国香港的公民，其中的爱国者为主体。那么什么叫爱国者，怎么样来衡量谁是爱国者？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把这个面放得也是很宽的，这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启发。他说所谓爱国者，一个是坚决拥护香港回归祖国，第二条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第三条，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只要符合这些条件，不管你是相信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奴隶主义也好，都是爱国者。换句话说，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在香港建设一个非常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对我们今后在香港的工作也是一个指导性的方针。
对英国来说，香港不单是亚洲的一个贸易金融中心，还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英国政府态度强硬，不肯让出香港。另一方面，英国人毕竟统治了香港一百多年，它积累了一套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它后期实行的怀柔政策笼络了人心，培养了一大批亲英的人才。因此，回归的前景很不乐观。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双方代表团有过五次非正式的磋商。从1982年10月开始，分别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就谈判的基础与程度问题交换了意见。
五轮非正式会谈是在东交民巷3号、外交部一个对外的招待所里面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谈判是保密的，所以外界都不知道。但是每次谈判的时候，香港总督尤德都要从香港来参加，所以香港记者也摸到一些情况，一大批香港记者就跟着来，但又不知道谈判地点，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等在英国大使馆门口，一看见英国大使馆有车出来了，他们赶紧就追。他们自己没有车，就叫了出租车，跟了追。有几次很危险：碰到红灯了，英国大使馆的车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车还在后面，他们就跟司机说，你闯红灯，要罚款罚我们，我们会加倍地补偿你。所以从这一点看起来，香港记者对这个问题真是很认真的，的确是很敬业的。碰到大冷天，外面在下着大雪，他们还等在门口——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让他们进来——冻得手脚都发僵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走，一定要等到代表团开完会散了以后，他们就追上去问这个问那个。在我们开会讨论《基本法》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开会，一大批香港记者都要去采访。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说，今天这个会，我们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不对外部发表，请你们回去吧，不要在这里白等。但是他们一个都不走，还是在那里傻等。
小平同志呢，他不但拍板，而且事无巨细。很多具体的问题，他都是亲自给我们一些指示。举一个例子，我们说1997年以后我们要以法律来保护外资在香港的利益，他看了这一条，说这个不够，为了使英国人放心，你们首先要突出英国。所以我们后来是这么写的，就是我们要以法律保护大不列颠王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在香港的利益，特别强调了英国。这个例子就很具体，而且的确很起作用，因为毕竟英国人大量利益在香港，只要把英国商人这些公司稳定下来，整个香港的形势就会稳定。
再如我们在“十二条”以及《基本法》里面都规定，1997年以后，香港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保持50年不变。这点也是小平同志给我们提出来的。原来的写法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长期不变，后来小平同志说你光讲长期香港人还是不放心，什么叫长期，一年也是长期，两年也是长期，五年也是长期，20年也是长期，我们干脆定它半个世纪50年吧，这样香港人就放心。后来他又加了，就是到了50年，如果“一国两制”这个制度，通过实践证明了对香港是有利的，50年以后也可以不变的，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讲这一点，小平同志非常英明。
还有虽然说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将来管理香港的人，这些政府的官员应该以爱国者为主体，这也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当然也可以有少量的外国人，但是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中国的公民、中国香港的公民，其中的爱国者为主体。那么什么叫爱国者，怎么样来衡量谁是爱国者？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把这个面放得也是很宽的，这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启发。他说所谓爱国者，一个是坚决拥护香港回归祖国，第二条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第三条，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只要符合这些条件，不管你是相信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奴隶主义也好，都是爱国者。换句话说，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在香港建设一个非常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对我们今后在香港的工作也是一个指导性的方针。
对英国来说，香港不单是亚洲的一个贸易金融中心，还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英国政府态度强硬，不肯让出香港。另一方面，英国人毕竟统治了香港一百多年，它积累了一套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它后期实行的怀柔政策笼络了人心，培养了一大批亲英的人才。因此，回归的前景很不乐观。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双方代表团有过五次非正式的磋商。从1982年10月开始，分别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就谈判的基础与程度问题交换了意见。
五轮非正式会谈是在东交民巷3号、外交部一个对外的招待所里面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谈判是保密的，所以外界都不知道。但是每次谈判的时候，香港总督尤德都要从香港来参加，所以香港记者也摸到一些情况，一大批香港记者就跟着来，但又不知道谈判地点，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等在英国大使馆门口，一看见英国大使馆有车出来了，他们赶紧就追。他们自己没有车，就叫了出租车，跟了追。有几次很危险：碰到红灯了，英国大使馆的车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车还在后面，他们就跟司机说，你闯红灯，要罚款罚我们，我们会加倍地补偿你。所以从这一点看起来，香港记者对这个问题真是很认真的，的确是很敬业的。碰到大冷天，外面在下着大雪，他们还等在门口——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让他们进来——冻得手脚都发僵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走，一定要等到代表团开完会散了以后，他们就追上去问这个问那个。在我们开会讨论《基本法》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开会，一大批香港记者都要去采访。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说，今天这个会，我们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不对外部发表，请你们回去吧，不要在这里白等。但是他们一个都不走，还是在那里傻等。
9.每一轮内容都是保密的
为什么呢？他就是怕，到时候我们有什么话对某一个记者说了，其他记者没有听到，结果到第二天，只有某一张报纸报道了，其他报纸没有报道；那其他报纸的记者很可能就要被炒鱿鱼：“为什么人家就拿到这个消息你就拿不到？”所以只要有一个记者待在那里，这些香港记者就一个都不走，全都留在那儿。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有默契，说好了如果你这个记者得到了什么消息，你要跟大家共享。也有的记者比较狡猾的，他听到了一些敏感的消息，他也不想跟人家共享，一个人就写了稿子报道，这种情况也有。所以我跟香港记者说：我是很佩服你们这种敬业精神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同情他们，觉得这么老远来，呆了这么些日子，空手而归，怎么向老板交代呢？所以呢，有的时候就给他们一点东西，他们回去也好交代，不要空手而归。总的来说我们对这个谈判地点一直是保密的，不讲，而且谈判的内容也一直不透露。整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头到底，包括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正式谈判，每一轮内容都是保密的。
由于英方始终咬住“三个条约”有效，中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因此双方磋商未能取得进展。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和谈判停滞的情况，撒切尔夫人焦躁不安，她在1983年1月28日首相府召开的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竟提出如下建议：如果谈判不能进展，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像当年在新加坡做的；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但是大家似乎对这些“爆炸性观点”都不感兴趣。眼看邓小平定的两年的限期越来越近了，英方获悉，中国关于香港前途的建议案行将拟就，有可能提交预定于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届时可能出现令英方无法回避的严重事态。英国人急了，1983年3月9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会议后终于露出了妥协之态，致函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4月，中国总理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中英谈判在1983年7月正式开始，两国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后来分别由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和英国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鲁平的名字也在谈判团的名单中，不过，整个22轮的谈判，他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公开，他是以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的名义参加的。鲁平笑称：“又继续像在做地下党工作一样。”
谈判在北京钓鱼台进行，开始很不顺利。英国人起先是咬住“三个条约”，后来提出“治权换主权”。主权还给你们，但是还让他们英国人来继续管，千方百计要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很久，双方针锋相对，但主动权还是在我们手里。因为到了1997年，有个《新界租约》放在那儿。英国人会不会说到时只还新界，而继续占领香港和九龙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离开新界根本无法生存，发电厂、水库、铁路、工业……这些都在新界，新界土地占整个香港面积的百分之九十，所以要交还，肯定是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一起交还的。这一点英国人也承认。
对回归我们是有信心的，有把握的，但我们尽量要使这个回归能够顺利一点，主要是考虑到香港的人心。不要使香港人心态波动。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些适当的让步。这就是所谓互谅互让吧。外交谈判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调动整个国际舆论来对中国政府施压，那时国际舆论是一边倒的。美国那时整个舆论都对中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一国两制”根本不信任。
在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方想方设法，增加他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他还利用香港人对香港回归的信心问题，打出了所谓的“民意牌”。他们说我们经过调查，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香港人不同意你们收回香港。所以说你们要收回香港的话，民心要动摇，大量资金要外逃，造成大量的移民。后来还找来了钟士元等三个说客来北京替英国人说话。
为什么呢？他就是怕，到时候我们有什么话对某一个记者说了，其他记者没有听到，结果到第二天，只有某一张报纸报道了，其他报纸没有报道；那其他报纸的记者很可能就要被炒鱿鱼：“为什么人家就拿到这个消息你就拿不到？”所以只要有一个记者待在那里，这些香港记者就一个都不走，全都留在那儿。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有默契，说好了如果你这个记者得到了什么消息，你要跟大家共享。也有的记者比较狡猾的，他听到了一些敏感的消息，他也不想跟人家共享，一个人就写了稿子报道，这种情况也有。所以我跟香港记者说：我是很佩服你们这种敬业精神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同情他们，觉得这么老远来，呆了这么些日子，空手而归，怎么向老板交代呢？所以呢，有的时候就给他们一点东西，他们回去也好交代，不要空手而归。总的来说我们对这个谈判地点一直是保密的，不讲，而且谈判的内容也一直不透露。整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头到底，包括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正式谈判，每一轮内容都是保密的。
由于英方始终咬住“三个条约”有效，中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因此双方磋商未能取得进展。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和谈判停滞的情况，撒切尔夫人焦躁不安，她在1983年1月28日首相府召开的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竟提出如下建议：如果谈判不能进展，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像当年在新加坡做的；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但是大家似乎对这些“爆炸性观点”都不感兴趣。眼看邓小平定的两年的限期越来越近了，英方获悉，中国关于香港前途的建议案行将拟就，有可能提交预定于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届时可能出现令英方无法回避的严重事态。英国人急了，1983年3月9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会议后终于露出了妥协之态，致函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4月，中国总理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中英谈判在1983年7月正式开始，两国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后来分别由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和英国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鲁平的名字也在谈判团的名单中，不过，整个22轮的谈判，他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公开，他是以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的名义参加的。鲁平笑称：“又继续像在做地下党工作一样。”
谈判在北京钓鱼台进行，开始很不顺利。英国人起先是咬住“三个条约”，后来提出“治权换主权”。主权还给你们，但是还让他们英国人来继续管，千方百计要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很久，双方针锋相对，但主动权还是在我们手里。因为到了1997年，有个《新界租约》放在那儿。英国人会不会说到时只还新界，而继续占领香港和九龙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离开新界根本无法生存，发电厂、水库、铁路、工业……这些都在新界，新界土地占整个香港面积的百分之九十，所以要交还，肯定是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一起交还的。这一点英国人也承认。
对回归我们是有信心的，有把握的，但我们尽量要使这个回归能够顺利一点，主要是考虑到香港的人心。不要使香港人心态波动。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些适当的让步。这就是所谓互谅互让吧。外交谈判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调动整个国际舆论来对中国政府施压，那时国际舆论是一边倒的。美国那时整个舆论都对中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一国两制”根本不信任。
在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方想方设法，增加他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他还利用香港人对香港回归的信心问题，打出了所谓的“民意牌”。他们说我们经过调查，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香港人不同意你们收回香港。所以说你们要收回香港的话，民心要动摇，大量资金要外逃，造成大量的移民。后来还找来了钟士元等三个说客来北京替英国人说话。
10.后来和港英成立了一个财政金融小组
1984年6月22日，小平同志首先会见了香港的工商界人士，23日会见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三人。他们三个人都是行政局（行政局是港督的一个咨询机构）的议员，钟士元是首席议员，他是企图来说服我们维持现状的，不要收回香港。他说是代表了香港民意来的，因为行政局是代表香港民意的。小平同志一上来（我们事先也跟他汇报了）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代表香港民意来的，你们是代表英国人的利益来的。人家还没有张嘴说话呢，就被他堵住了，他一下子就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企图以香港民意来对我们施加压力，而香港刚开始的时候，民意对香港回归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的香港人那个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持现状，希望英国人继续管治。他们很害怕回归以后，我们在香港也会搞什么政治运动，也会把香港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地方。对我们讲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他们还是不放心，将信将疑的。所以这种情况底下，的确有很多人产生了一个信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讲，随着我们“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落实，我相信香港人的信心问题逐步会解决的，要通过实践来证明我们是的的确确、真心诚意地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
后来，英方又在会谈中提出，因涉及香港问题，需要有港人代表参加谈判。这实际上是想在谈判中挟“民意”来对中方施压。中方及时揭穿了英方的这个阴谋，指出香港问题的谈判纯粹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没有理由要由香港人作为一方也派代表参加，从而粉碎了英方“三脚凳”的图谋。
在第四轮谈判结束后，英方故意放出风去说，谈判破裂了，散布“香港前途不明”的论调，结果造成了1983年9月24日的“黑色星期六”事件，港币、股市大跌，银行挤兑，人们疯狂抢购日用品。香港好像整个要崩溃了的样子。
当时我们就分析了这个形势，我们找了很多部门，包括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英国人故意制造的，拿这件事情来压我们，企图以此增加其谈判桌上的筹码。我们分析，觉得不必惊慌，从1983年计起，香港还有14年在英国人手里，英国毕竟有大量利益在香港，香港就此垮了，对他们不利。这个风波他们迟早会自己出手解决的，局面他们会收拾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当时我们就没有受他们影响，后来果然不出我们所料，风潮很快就平定下来了。
所以说，英国人是很会耍这些小把戏的。当时香港发生“金融风暴”，港币汇率大跌，跌至9.60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英方损失也很惨重。跟中方协商后，港府其后在10月15日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以7.80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才得以维系港元稳定。中方也暗中支持，使金融危机得以平息。
对于英方采取联系汇率这个政策，把香港经济稳定下来，从我们来说，我们也觉得是应该做的，不然的话香港的经济老是这么下滑下去，人心波动，对香港的回归也是不利的。
为此，我们后来和港英成立了一个财政金融小组，定期会晤。这个小组是保密的，我是中方的组长，英国方面是他们的财政司司长。我们那时希望这个小组多方面联系，希望在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时期，对香港的财政金融能够共同研究，共同协商。
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些大财团撤资，特别是外资公司会撤离香港。所以那时我们做了很多财团的工作。比如汇丰，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时他们说要迁册的时候，我们谈了很久，企图说服他们不要迁册。其实他们那时候确实有很多问题，他们也有困难。有个国际金融界对他们的信心问题，迁册也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强调，他们的基地还是在香港，不会走。还有怡和，我们对怡和很失望。我们觉得，怡和完全没有必要撤离。我们把怡和和太古相比，太古就比较明智，一直留在香港。后来此消彼长，太古发展得很好，怡和慢慢就下去了。
1984年6月22日，小平同志首先会见了香港的工商界人士，23日会见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三人。他们三个人都是行政局（行政局是港督的一个咨询机构）的议员，钟士元是首席议员，他是企图来说服我们维持现状的，不要收回香港。他说是代表了香港民意来的，因为行政局是代表香港民意的。小平同志一上来（我们事先也跟他汇报了）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代表香港民意来的，你们是代表英国人的利益来的。人家还没有张嘴说话呢，就被他堵住了，他一下子就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企图以香港民意来对我们施加压力，而香港刚开始的时候，民意对香港回归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的香港人那个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持现状，希望英国人继续管治。他们很害怕回归以后，我们在香港也会搞什么政治运动，也会把香港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地方。对我们讲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他们还是不放心，将信将疑的。所以这种情况底下，的确有很多人产生了一个信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讲，随着我们“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落实，我相信香港人的信心问题逐步会解决的，要通过实践来证明我们是的的确确、真心诚意地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
后来，英方又在会谈中提出，因涉及香港问题，需要有港人代表参加谈判。这实际上是想在谈判中挟“民意”来对中方施压。中方及时揭穿了英方的这个阴谋，指出香港问题的谈判纯粹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没有理由要由香港人作为一方也派代表参加，从而粉碎了英方“三脚凳”的图谋。
在第四轮谈判结束后，英方故意放出风去说，谈判破裂了，散布“香港前途不明”的论调，结果造成了1983年9月24日的“黑色星期六”事件，港币、股市大跌，银行挤兑，人们疯狂抢购日用品。香港好像整个要崩溃了的样子。
当时我们就分析了这个形势，我们找了很多部门，包括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英国人故意制造的，拿这件事情来压我们，企图以此增加其谈判桌上的筹码。我们分析，觉得不必惊慌，从1983年计起，香港还有14年在英国人手里，英国毕竟有大量利益在香港，香港就此垮了，对他们不利。这个风波他们迟早会自己出手解决的，局面他们会收拾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当时我们就没有受他们影响，后来果然不出我们所料，风潮很快就平定下来了。
所以说，英国人是很会耍这些小把戏的。当时香港发生“金融风暴”，港币汇率大跌，跌至9.60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英方损失也很惨重。跟中方协商后，港府其后在10月15日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以7.80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才得以维系港元稳定。中方也暗中支持，使金融危机得以平息。
对于英方采取联系汇率这个政策，把香港经济稳定下来，从我们来说，我们也觉得是应该做的，不然的话香港的经济老是这么下滑下去，人心波动，对香港的回归也是不利的。
为此，我们后来和港英成立了一个财政金融小组，定期会晤。这个小组是保密的，我是中方的组长，英国方面是他们的财政司司长。我们那时希望这个小组多方面联系，希望在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时期，对香港的财政金融能够共同研究，共同协商。
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些大财团撤资，特别是外资公司会撤离香港。所以那时我们做了很多财团的工作。比如汇丰，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时他们说要迁册的时候，我们谈了很久，企图说服他们不要迁册。其实他们那时候确实有很多问题，他们也有困难。有个国际金融界对他们的信心问题，迁册也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强调，他们的基地还是在香港，不会走。还有怡和，我们对怡和很失望。我们觉得，怡和完全没有必要撤离。我们把怡和和太古相比，太古就比较明智，一直留在香港。后来此消彼长，太古发展得很好，怡和慢慢就下去了。
11.整个谈判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那时中英谈判双方处于僵持的状态。事实上，我们在第一轮谈判时，就把我们的方针政策摆在桌面，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他们的种种花招不起作用，只能回到谈判桌上。1983年10月4日，撒切尔夫人授权柯利达在会谈中阐明，1997年后英国将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1997年后同香港的任何“权力联系”。中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第七轮开始），主要是围绕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针政策来进行实质性谈判。总之，英方在谈判中千方百计地企图在1997年后继续保持它在香港的利益和影响。一反英国一百多年来实行的独裁统治，提出要什么“还政于民”，推行其所谓的“民主政治”，企图以此来制约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撒切尔夫人于1984年初，在首相府举行的会议上，提出把“谋求香港最大限度的自治”作为英方现阶段谈判的主要目标，企图以此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在谈判中，英方不再宣传“港人治港不可行”，并由鼓吹香港政制完美无缺转而强调港英当局“绝对不会反对香港政治结构的未来发展”。但是英方在会谈中不时提出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试图让英国人在1997年后香港的新行政体系内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对英方的这些企图一一将之揭穿和批驳，坚决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与英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谈判进入第三阶段，主要议题是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研究解决遗留的具体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最困难的问题是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问题。这期间，英方还在散布“中国未必遵守协议”的论调。
整个谈判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有时候甚至感觉要谈崩了，谈不下去了。一些问题很复杂的。比如说国籍的问题，你知道香港人口袋里有好几本护照呢。到了1997年7月1日以后，哪些人算是中国国籍、中国人啊？因为我们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必须要由中国公民来担任的。什么叫做中国公民？谁是中国公民？好几本护照你怎么算？从我们《国籍法》来说，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符合我们《国籍法》的规定，另外一方面，对香港人又要灵活处理，使他们去国外还是继续很方便，随时可以进进出出。所以，我们就根据《国籍法》做了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凡是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他本人又出生在中国领土（包括香港），那么这些人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这些规定，都是中国公民。换句话说，就是百分之九十几的香港的中国血统的人，我们都承认他为中国公民。那么他们其他的护照，我们把它看成旅行证件，所以我们是不承认这些护照所赋予他们的外国的国籍的，我们只承认他们是中国公民。你们可以继续拿着这些外国所发的旅行证件，到国外去旅行，但是你不能由于你持有这些外国护照，在香港或者在中国内地，享有外国的领事保护权。所以我们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眼开眼闭的、灵活的措施，既符合《国籍法》，又结合了香港具体情况。
再比如说联络小组的问题。我们说在过渡时期，应该要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有这么个平台，有这么个途径，双方经常磋商，使香港在这个十三年里面平稳过渡。但是联合声明签署以后，这个小组设在哪儿呢？原来是说，我们这个联络小组，既然是香港平稳过渡，当然设在香港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们非常紧张，坚决反对。我们说这个是必要的，为了香港十三年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能够真正平稳过渡。而且这里面有个中英双方合作的问题。他们根本上就反对这个小组，因为联合声明是讲在1997年以前由英国人来管治，在1997年以后交给我们来管治，所以他们强调你别来管我这个十三年的事，这个是我英国人自己的事。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来管你的问题，我们就强调我们这个联络小组不来干预你的管治，不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他们最怕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
那时中英谈判双方处于僵持的状态。事实上，我们在第一轮谈判时，就把我们的方针政策摆在桌面，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他们的种种花招不起作用，只能回到谈判桌上。1983年10月4日，撒切尔夫人授权柯利达在会谈中阐明，1997年后英国将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1997年后同香港的任何“权力联系”。中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第七轮开始），主要是围绕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针政策来进行实质性谈判。总之，英方在谈判中千方百计地企图在1997年后继续保持它在香港的利益和影响。一反英国一百多年来实行的独裁统治，提出要什么“还政于民”，推行其所谓的“民主政治”，企图以此来制约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撒切尔夫人于1984年初，在首相府举行的会议上，提出把“谋求香港最大限度的自治”作为英方现阶段谈判的主要目标，企图以此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在谈判中，英方不再宣传“港人治港不可行”，并由鼓吹香港政制完美无缺转而强调港英当局“绝对不会反对香港政治结构的未来发展”。但是英方在会谈中不时提出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试图让英国人在1997年后香港的新行政体系内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对英方的这些企图一一将之揭穿和批驳，坚决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与英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谈判进入第三阶段，主要议题是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研究解决遗留的具体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最困难的问题是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问题。这期间，英方还在散布“中国未必遵守协议”的论调。
整个谈判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有时候甚至感觉要谈崩了，谈不下去了。一些问题很复杂的。比如说国籍的问题，你知道香港人口袋里有好几本护照呢。到了1997年7月1日以后，哪些人算是中国国籍、中国人啊？因为我们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必须要由中国公民来担任的。什么叫做中国公民？谁是中国公民？好几本护照你怎么算？从我们《国籍法》来说，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符合我们《国籍法》的规定，另外一方面，对香港人又要灵活处理，使他们去国外还是继续很方便，随时可以进进出出。所以，我们就根据《国籍法》做了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凡是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他本人又出生在中国领土（包括香港），那么这些人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这些规定，都是中国公民。换句话说，就是百分之九十几的香港的中国血统的人，我们都承认他为中国公民。那么他们其他的护照，我们把它看成旅行证件，所以我们是不承认这些护照所赋予他们的外国的国籍的，我们只承认他们是中国公民。你们可以继续拿着这些外国所发的旅行证件，到国外去旅行，但是你不能由于你持有这些外国护照，在香港或者在中国内地，享有外国的领事保护权。所以我们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眼开眼闭的、灵活的措施，既符合《国籍法》，又结合了香港具体情况。
再比如说联络小组的问题。我们说在过渡时期，应该要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有这么个平台，有这么个途径，双方经常磋商，使香港在这个十三年里面平稳过渡。但是联合声明签署以后，这个小组设在哪儿呢？原来是说，我们这个联络小组，既然是香港平稳过渡，当然设在香港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们非常紧张，坚决反对。我们说这个是必要的，为了香港十三年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能够真正平稳过渡。而且这里面有个中英双方合作的问题。他们根本上就反对这个小组，因为联合声明是讲在1997年以前由英国人来管治，在1997年以后交给我们来管治，所以他们强调你别来管我这个十三年的事，这个是我英国人自己的事。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来管你的问题，我们就强调我们这个联络小组不来干预你的管治，不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他们最怕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
12.会谈的最后一个障碍终于得以消除
由于他们开始反应很强烈，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些妥协。小平同志后来就说，联络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以稍微推迟两年，不但推迟两年，而且可以延长一些，到1997年以后还可以继续待一会，一直到2000年1月才解散。就是说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英国人还可以在有些问题上通过联络小组和我们协商。
终于，中央双方商定将联合机构定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该小组在协议生效时正式成立，于1988年7月进驻香港，并继续工作到2000年。至此，会谈的最后一个障碍终于得以消除。
小平同志说的1984年9月份的这个限期，我们叫它“死期”。我们说死期快到了，你们赶紧啊。有些个具体的问题，是技术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么就成立了两个专题小组，分头来谈。我负责一个专题小组，负责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新界土地的问题，一个是民航问题。谈判的对象是麦若彬，他后来是英国驻华大使。
我们这个专题小组就在国际俱乐部谈判。那时正是大热天，国际俱乐部空调又不好，大家都汗流浃背，通宵地来谈，就是为了赶这个死期。赶到最后，大家还是在9月份达成协议了。
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讲，中英谈判成功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多大的能耐，主要是我们国家强大了。弱国无外交，主要是靠我们的国力。
1984年9月18日，双方就包括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在内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9月26日，中英代表团团长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协议的全部文件即一个主体文件、三个附件及双方准备交换的备忘录于同日公布。
1984年12月19日下午，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一个时刻，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邓小平出席了签署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它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下午5时30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这个铁娘子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把香港看作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她绝对不甘心这么乖乖交出的。所以她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在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也不全部否定她。小平同志讲的，还是要让她（主要是英国人）有信心，能够留在香港。
就算在签署联合声明之前，两个国家各自发表了一个像是公报一样的文件，英国方面在公报上面的措词还是跟我们的不太一样。他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以后，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我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里面很有学问的。有些人说收回主权，这是不对的，因为主权一直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对不平等条约始终是不承认的。问题是香港被英国人强占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在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我们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是收回主权。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
《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受到香港人的普遍欢迎。后来香港的一位反对派人士、大律师李柱铭跟鲁平说：在《中英联合声明》公布的前一天晚上，他去找港督尤德，问是否可以把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先让我看一看。尤德说不行，没有公布以前谁也不能看。他说我求求你，让我看一看行不行。尤德说你一定要看可以，但只能关在房间里，反锁上之后看，等到第二天公布后再放你出来。李柱铭说他看了之后，跳起来了：“我没想到《联合声明》写得这么好。”
香港人为什么觉得好？好在完全照原来这么做，一切都维持不变。我们的方针政策，香港人没有想到会这么宽。所以这个联合声明出来是大得人心的。开始的确是信心不足，的确是好多人移民到外国去。但是后来联合声明出来以后，好多人又移民回来，大量回流。但回流还是吃了亏了，他移民前房子卖了，回来以后房子涨价了，原来的位子也给人家占了，原来在他手下的，现在变成他上司了。
由于他们开始反应很强烈，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些妥协。小平同志后来就说，联络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以稍微推迟两年，不但推迟两年，而且可以延长一些，到1997年以后还可以继续待一会，一直到2000年1月才解散。就是说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英国人还可以在有些问题上通过联络小组和我们协商。
终于，中央双方商定将联合机构定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该小组在协议生效时正式成立，于1988年7月进驻香港，并继续工作到2000年。至此，会谈的最后一个障碍终于得以消除。
小平同志说的1984年9月份的这个限期，我们叫它“死期”。我们说死期快到了，你们赶紧啊。有些个具体的问题，是技术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么就成立了两个专题小组，分头来谈。我负责一个专题小组，负责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新界土地的问题，一个是民航问题。谈判的对象是麦若彬，他后来是英国驻华大使。
我们这个专题小组就在国际俱乐部谈判。那时正是大热天，国际俱乐部空调又不好，大家都汗流浃背，通宵地来谈，就是为了赶这个死期。赶到最后，大家还是在9月份达成协议了。
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讲，中英谈判成功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多大的能耐，主要是我们国家强大了。弱国无外交，主要是靠我们的国力。
1984年9月18日，双方就包括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在内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9月26日，中英代表团团长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协议的全部文件即一个主体文件、三个附件及双方准备交换的备忘录于同日公布。
1984年12月19日下午，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一个时刻，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邓小平出席了签署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它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下午5时30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这个铁娘子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把香港看作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她绝对不甘心这么乖乖交出的。所以她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在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也不全部否定她。小平同志讲的，还是要让她（主要是英国人）有信心，能够留在香港。
就算在签署联合声明之前，两个国家各自发表了一个像是公报一样的文件，英国方面在公报上面的措词还是跟我们的不太一样。他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以后，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我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里面很有学问的。有些人说收回主权，这是不对的，因为主权一直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对不平等条约始终是不承认的。问题是香港被英国人强占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在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我们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是收回主权。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
《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受到香港人的普遍欢迎。后来香港的一位反对派人士、大律师李柱铭跟鲁平说：在《中英联合声明》公布的前一天晚上，他去找港督尤德，问是否可以把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先让我看一看。尤德说不行，没有公布以前谁也不能看。他说我求求你，让我看一看行不行。尤德说你一定要看可以，但只能关在房间里，反锁上之后看，等到第二天公布后再放你出来。李柱铭说他看了之后，跳起来了：“我没想到《联合声明》写得这么好。”
香港人为什么觉得好？好在完全照原来这么做，一切都维持不变。我们的方针政策，香港人没有想到会这么宽。所以这个联合声明出来是大得人心的。开始的确是信心不足，的确是好多人移民到外国去。但是后来联合声明出来以后，好多人又移民回来，大量回流。但回流还是吃了亏了，他移民前房子卖了，回来以后房子涨价了，原来的位子也给人家占了，原来在他手下的，现在变成他上司了。
13.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香港也进入了过渡期，虽然，距离1997年香港回归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已经提上了日程。1985年4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对于这样一部香港回归之后采用的法律，究竟立法该采用什么原则呢？鲁平回忆说，基本法的制定在内容上相当宽泛，因为邓小平在基本法的制定原则上讲了一句话，“既然是基本法，当然宜粗不宜细”，当然，这种宽泛是就内容而言，从制定程序上来看，却是非常严格。
《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很多问题邓小平亲自过问，非常关心。如这两条是他老人家定的：既然是《基本法》，宜粗不宜细，不可能定得太细，给特区政府一点余地。又如，对政治体制，有一些人主张把“三权分立”写进去，他说，不要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对中国不适合，你们按中国的国情和香港的实际去写。后来确立的原则是“行政与立法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以行政主导”。驻军的问题也是。从历史上考虑，英国在香港一直是有驻军的。那么“九七”年以后，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我们国家派驻军队，数量不用多，但是驻军可在香港成为一种威慑的力量。这对保持香港的稳定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当然开始的时候香港人对驻军还是有些疑虑，对我们解放军还是缺乏认识。小平同志曾亲自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关于驻军，还有个小插曲。有一次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结果有一位领导同志不清楚谈判情况，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成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有人向小平同志错误地汇报说是黄华说的，就当众批评了黄华，还说：“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后来黄华向小平同志澄清了，说“不驻军”并不是他说的。小平同志向黄华表示了歉意。
《基本法》起草四年零八个月，大大小小会议开了几十次，我们不是整个《基本法》160条一起通过的，我们是一条一条通过的，每一条都是在起草委员中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为什么三分之二通过？因为香港委员占少数，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23人，所以，我们特别规定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完全靠内地的票数是不够的，通不过的，让香港人放心。
《基本法》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事前做了很多咨询工作。首先是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回来之后，把意见列出来，一条不漏。包括反对意见，形成《基本法》征求意见稿，把不同方案也列了出来。拿了这些方案到香港再征求意见。然后再次修改，形成一个《基本法》草案，经报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拿到全国和香港征求意见。为什么在全国？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对香港的政策，各省市都要按《基本法》办事，《基本法》是全国的事，大家都有份，都要参与。我们三下三上征求各方意见，有些条文比较好办，容易取得共识，而关于政治体制方面，有好多反复。
《基本法》的制定，就是将“一国两制”这个基本方针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制度化。总体来说香港《基本法》相当宽松，比如其中有一条（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只要不与《基本法》相抵触，就都可以保留。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十六条、十七条和第十九条）。还有在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应自行立法加以规定。为什么要香港自己立法，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法对香港不适用，既然是“一国两制”，我们也不能替香港来立法，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也必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己来解决。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阻挠，有些人故意把这提到很高的一个政治问题上来谈，所以到现在为止，香港还未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立法，香港也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对国家的安全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保障的地区。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香港也进入了过渡期，虽然，距离1997年香港回归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已经提上了日程。1985年4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对于这样一部香港回归之后采用的法律，究竟立法该采用什么原则呢？鲁平回忆说，基本法的制定在内容上相当宽泛，因为邓小平在基本法的制定原则上讲了一句话，“既然是基本法，当然宜粗不宜细”，当然，这种宽泛是就内容而言，从制定程序上来看，却是非常严格。
《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很多问题邓小平亲自过问，非常关心。如这两条是他老人家定的：既然是《基本法》，宜粗不宜细，不可能定得太细，给特区政府一点余地。又如，对政治体制，有一些人主张把“三权分立”写进去，他说，不要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对中国不适合，你们按中国的国情和香港的实际去写。后来确立的原则是“行政与立法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以行政主导”。驻军的问题也是。从历史上考虑，英国在香港一直是有驻军的。那么“九七”年以后，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我们国家派驻军队，数量不用多，但是驻军可在香港成为一种威慑的力量。这对保持香港的稳定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当然开始的时候香港人对驻军还是有些疑虑，对我们解放军还是缺乏认识。小平同志曾亲自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关于驻军，还有个小插曲。有一次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结果有一位领导同志不清楚谈判情况，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成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有人向小平同志错误地汇报说是黄华说的，就当众批评了黄华，还说：“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后来黄华向小平同志澄清了，说“不驻军”并不是他说的。小平同志向黄华表示了歉意。
《基本法》起草四年零八个月，大大小小会议开了几十次，我们不是整个《基本法》160条一起通过的，我们是一条一条通过的，每一条都是在起草委员中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为什么三分之二通过？因为香港委员占少数，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23人，所以，我们特别规定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完全靠内地的票数是不够的，通不过的，让香港人放心。
《基本法》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事前做了很多咨询工作。首先是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回来之后，把意见列出来，一条不漏。包括反对意见，形成《基本法》征求意见稿，把不同方案也列了出来。拿了这些方案到香港再征求意见。然后再次修改，形成一个《基本法》草案，经报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拿到全国和香港征求意见。为什么在全国？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对香港的政策，各省市都要按《基本法》办事，《基本法》是全国的事，大家都有份，都要参与。我们三下三上征求各方意见，有些条文比较好办，容易取得共识，而关于政治体制方面，有好多反复。
《基本法》的制定，就是将“一国两制”这个基本方针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制度化。总体来说香港《基本法》相当宽松，比如其中有一条（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只要不与《基本法》相抵触，就都可以保留。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十六条、十七条和第十九条）。还有在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应自行立法加以规定。为什么要香港自己立法，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法对香港不适用，既然是“一国两制”，我们也不能替香港来立法，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也必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己来解决。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阻挠，有些人故意把这提到很高的一个政治问题上来谈，所以到现在为止，香港还未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立法，香港也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对国家的安全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保障的地区。
14.陆续交换了七封外交信件
开始时，内地有些人对为什么给予香港这么大的优惠想不明白，如财税不向中央上缴，那时候上海、广东负担很重，为什么对香港这么厚待？所幸后来大家都能理解中央的决策，从大局考虑，不是斤斤计较。制订《基本法》时，中央让我们到各地去，给地方领导们讲讲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都非常支持，对这些，我很感动，鞭策自己更好地完成工作。
整个基本法制定的过程也有很多斗争、曲折。中方也作了一些妥协。
回忆起香港基本法的制定，鲁平说，经济和文化的章节比较简单，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一些问题，但这些比较好解决，最难的，争执最大的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因为这个方面，英国方面一直在推波助澜，甚至直接提出了代议政制。
在中英谈判还没有结束的时候（1984年9月草签之前），他们就提出一个代议制方案，植根于香港，把民主进程大大推进。他们的意思是到了1997年，很大一部分立法会议员，甚至全体议员要通过直选产生。到10月份，他们就提出一个白皮书，在立法会通过。他们要抢在我们的基本法前面，先入为主，所谓植根于香港，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还政于民”。照理，你应该还政给我们中国政府，然后，由中央再授权给香港特别行政区，你不能私相授受的，他想私相授受，造成既成事实。他用这个企图来限制我们中央对香港行使必要的权力。这是他们一贯的思想，包括现在香港有些人还是这个思想，就是要与我们大陆绝缘，在内地和香港之间要有一个隔离区。
“代议政制”的目标，是要把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把回归后的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直接涉及香港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这样的大事，英国人并没有与中国方面协商，这种单方面的行动中国根本不能接受，以致动用了外交途径与英国交涉。“九七”前后香港政治体制的衔接直接影响“九七”香港回归之后的繁荣稳定。
当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尽量使得能够顺利过渡、平稳过渡，中间不要再有什么波折，我们希望英方也能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确，如果他们搞的一套政治体制不按照基本法规定，到了“九七”我们只能推翻了重来。
为此，中英两国的外长在1990年年初，陆续交换了七封外交信件，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一个协议：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到了1997年7月1日，只要其组成是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其议员是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经过确认，都可以直接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这就是著名的“直通车方案”。
为了平稳过渡，中国方面煞费苦心，还曾经酝酿过一个行政首脑的产生办法，就是1997年以前，最好有一个香港的中国公民来担任一个副港督。香港总督他当然是一个英国人了，但是有一个中国人担任副总督，这个人是要双方共同认可、共同推举的，那么到了1997年7月1日以后，这个副港督就可以自然地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的行政长官。我们有这样的设想，当然了，那个时候还没来得及跟英方详谈这个问题。后来，很不幸，被彭定康全部推翻了。
从1985年到1989年，在四年的时间里，香港基本法数易其稿，已经基本成熟，然而，就在整个基本法即将通过的紧要关头，整个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本来，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局面变了。联合声明签署了以后，1989年以前，应该说我们跟英方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而我们的方针也是跟英国以合作为主、通过斗争取得合作，很多事情有商有量的。1989年后英方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从合作变为对抗，好多事情采取单方面行动。原来大家都同意的条文，又被一些香港委员推翻了。已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条文，他们又不同意了，那个时候搞得我们很紧张。
开始时，内地有些人对为什么给予香港这么大的优惠想不明白，如财税不向中央上缴，那时候上海、广东负担很重，为什么对香港这么厚待？所幸后来大家都能理解中央的决策，从大局考虑，不是斤斤计较。制订《基本法》时，中央让我们到各地去，给地方领导们讲讲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都非常支持，对这些，我很感动，鞭策自己更好地完成工作。
整个基本法制定的过程也有很多斗争、曲折。中方也作了一些妥协。
回忆起香港基本法的制定，鲁平说，经济和文化的章节比较简单，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一些问题，但这些比较好解决，最难的，争执最大的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因为这个方面，英国方面一直在推波助澜，甚至直接提出了代议政制。
在中英谈判还没有结束的时候（1984年9月草签之前），他们就提出一个代议制方案，植根于香港，把民主进程大大推进。他们的意思是到了1997年，很大一部分立法会议员，甚至全体议员要通过直选产生。到10月份，他们就提出一个白皮书，在立法会通过。他们要抢在我们的基本法前面，先入为主，所谓植根于香港，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还政于民”。照理，你应该还政给我们中国政府，然后，由中央再授权给香港特别行政区，你不能私相授受的，他想私相授受，造成既成事实。他用这个企图来限制我们中央对香港行使必要的权力。这是他们一贯的思想，包括现在香港有些人还是这个思想，就是要与我们大陆绝缘，在内地和香港之间要有一个隔离区。
“代议政制”的目标，是要把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把回归后的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直接涉及香港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这样的大事，英国人并没有与中国方面协商，这种单方面的行动中国根本不能接受，以致动用了外交途径与英国交涉。“九七”前后香港政治体制的衔接直接影响“九七”香港回归之后的繁荣稳定。
当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尽量使得能够顺利过渡、平稳过渡，中间不要再有什么波折，我们希望英方也能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确，如果他们搞的一套政治体制不按照基本法规定，到了“九七”我们只能推翻了重来。
为此，中英两国的外长在1990年年初，陆续交换了七封外交信件，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一个协议：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到了1997年7月1日，只要其组成是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其议员是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经过确认，都可以直接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这就是著名的“直通车方案”。
为了平稳过渡，中国方面煞费苦心，还曾经酝酿过一个行政首脑的产生办法，就是1997年以前，最好有一个香港的中国公民来担任一个副港督。香港总督他当然是一个英国人了，但是有一个中国人担任副总督，这个人是要双方共同认可、共同推举的，那么到了1997年7月1日以后，这个副港督就可以自然地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的行政长官。我们有这样的设想，当然了，那个时候还没来得及跟英方详谈这个问题。后来，很不幸，被彭定康全部推翻了。
从1985年到1989年，在四年的时间里，香港基本法数易其稿，已经基本成熟，然而，就在整个基本法即将通过的紧要关头，整个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本来，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局面变了。联合声明签署了以后，1989年以前，应该说我们跟英方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而我们的方针也是跟英国以合作为主、通过斗争取得合作，很多事情有商有量的。1989年后英方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从合作变为对抗，好多事情采取单方面行动。原来大家都同意的条文，又被一些香港委员推翻了。已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条文，他们又不同意了，那个时候搞得我们很紧张。
15.终于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
主要是英国整个对华政策变了，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以为中国会变色，共产党会下台，所以起了一个彻底的改变。香港有些人受了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也跟着变。比如说，立法会的组成问题，原来大家已达成了共识的，那时候又出现了反复，提出了各种修正案。其中，在港英的操纵下推出的所谓“两局共识”，提出1991年从立法局开始，就要增加直选成分，到2003年，立法局议员全面直选产生。当时有些香港委员也开始动摇，致使我们在基本法起草后期遇到很大困难。
我们基本法起草有好几个小组，其中有一个政治体制小组，政治体制小组有次在广州开会，会上通过了一个方案，有一部分香港委员就在广州花园酒店自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那个时候每次开会，都有大批的香港记者）。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他们却公开地表示香港委员不同意，搞得我们很被动。
差不多已经要到1989年底了，1990年3月人大就要开会，一定要通过。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个别来做工作，个别说服，和他们解释政制改革为什么必须循序渐进，英国人统治了香港150年，所有的议员都是港督委任的，从来没有什么民主。现在一下子要搞大民主，肯定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希望他们不要受英方影响。必须要循序渐进，不能太快、一步登天，反复跟他们解释，一个个把他们争取过来。最后当然我们也另外又做了一些修改，把直选议员也适当增加了一些。当时有些香港委员还是很好，他们也提了各种各样的方案。
最后投票表决我们确实很紧张，那几个内地委员，我们下死命令，这次开会你们一个都不能缺，不管你们怎么样，一定要来参加。一个都不能少，一票都不能少。我们一票一票地数，估计谁会投反对票，谁会投赞成票。在国外的，我们出了飞机票钱，让他们临时赶回来，投了票再走。基本法160条，一条一条表决的，很艰巨的一个工程，整整花了4年8个月，修改了一百多条。
投票时，终于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不过，在检票时，鲁平他们发现了两张特殊票。有两个人，所有160条，全部投反对票。连回归都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一条就是“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条都反对，全都反对。
不记名投票。就是把160条，一条一条列在上面，每一条，你画钩或者打叉，有两张纸全是叉，不记名的。到最后，总算三分之二通过了。真是不容易。
1990年3月，《基本法》在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当时鲁平也在开票现场，看到花了这么大心血完成的《基本法》终于通过，他掉下了激动的眼泪。这个《基本法》公布后，应该说，大部分香港人都说是一部好的《基本法》，因为的确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那真是“一字值千金”啊！
邓小平评价说：“《基本法》是个好的法律”，“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而现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五十几个人当中，已有二十多人不在世了。
英国对华政策的爆发点并不是从彭定康开始的，他的前任，港督卫奕信就在新机场的问题上将了中国一军。1990年，港英方面突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就是花1270亿元来建一个新机场，而且事先没有向中方透露半点口风。
建设新机场，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提出的，我曾经跟卫奕信说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为了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要早点考虑建一个新机场。后来，他在1990年提出来这样一个“玫瑰园计划”，事先也不给我们打招呼，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公布了我们才知道。
我们的态度一直是：我们不反对建新机场。但问题是，你花了1270亿元，到1997年6月30日，你能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我们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你不要把钱都花光了，香港特区政府没法过日子。就是江泽民同志讲的，“不要你请客我会钞”。
主要是英国整个对华政策变了，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以为中国会变色，共产党会下台，所以起了一个彻底的改变。香港有些人受了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也跟着变。比如说，立法会的组成问题，原来大家已达成了共识的，那时候又出现了反复，提出了各种修正案。其中，在港英的操纵下推出的所谓“两局共识”，提出1991年从立法局开始，就要增加直选成分，到2003年，立法局议员全面直选产生。当时有些香港委员也开始动摇，致使我们在基本法起草后期遇到很大困难。
我们基本法起草有好几个小组，其中有一个政治体制小组，政治体制小组有次在广州开会，会上通过了一个方案，有一部分香港委员就在广州花园酒店自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那个时候每次开会，都有大批的香港记者）。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他们却公开地表示香港委员不同意，搞得我们很被动。
差不多已经要到1989年底了，1990年3月人大就要开会，一定要通过。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个别来做工作，个别说服，和他们解释政制改革为什么必须循序渐进，英国人统治了香港150年，所有的议员都是港督委任的，从来没有什么民主。现在一下子要搞大民主，肯定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希望他们不要受英方影响。必须要循序渐进，不能太快、一步登天，反复跟他们解释，一个个把他们争取过来。最后当然我们也另外又做了一些修改，把直选议员也适当增加了一些。当时有些香港委员还是很好，他们也提了各种各样的方案。
最后投票表决我们确实很紧张，那几个内地委员，我们下死命令，这次开会你们一个都不能缺，不管你们怎么样，一定要来参加。一个都不能少，一票都不能少。我们一票一票地数，估计谁会投反对票，谁会投赞成票。在国外的，我们出了飞机票钱，让他们临时赶回来，投了票再走。基本法160条，一条一条表决的，很艰巨的一个工程，整整花了4年8个月，修改了一百多条。
投票时，终于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不过，在检票时，鲁平他们发现了两张特殊票。有两个人，所有160条，全部投反对票。连回归都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一条就是“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条都反对，全都反对。
不记名投票。就是把160条，一条一条列在上面，每一条，你画钩或者打叉，有两张纸全是叉，不记名的。到最后，总算三分之二通过了。真是不容易。
1990年3月，《基本法》在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当时鲁平也在开票现场，看到花了这么大心血完成的《基本法》终于通过，他掉下了激动的眼泪。这个《基本法》公布后，应该说，大部分香港人都说是一部好的《基本法》，因为的确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那真是“一字值千金”啊！
邓小平评价说：“《基本法》是个好的法律”，“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而现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五十几个人当中，已有二十多人不在世了。
英国对华政策的爆发点并不是从彭定康开始的，他的前任，港督卫奕信就在新机场的问题上将了中国一军。1990年，港英方面突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就是花1270亿元来建一个新机场，而且事先没有向中方透露半点口风。
建设新机场，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提出的，我曾经跟卫奕信说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为了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要早点考虑建一个新机场。后来，他在1990年提出来这样一个“玫瑰园计划”，事先也不给我们打招呼，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公布了我们才知道。
我们的态度一直是：我们不反对建新机场。但问题是，你花了1270亿元，到1997年6月30日，你能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我们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你不要把钱都花光了，香港特区政府没法过日子。就是江泽民同志讲的，“不要你请客我会钞”。
16.在香港人当中得到了一个“鲁怎么办”的外号
我们问他们：你们到了1997年打算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他说50亿。50亿不是美元，是港币。我说你开玩笑，你50亿港币让香港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那个时候百废待兴，根本没办法过日子的。我听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英国政府从来没有从香港拿走一分钱。她当然不是直接从香港政府那里拿钱了，她通过英国公司拿钱回去，把工程包给英国公司，特别是顾问公司，通过这个途径把钱拿回去。
到了1997年，只能给港府留下50亿港元，这将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稳定，决不能让他们把钱花光了建新机场。鲁平心里很着急，但又不能公开去和香港人讲这些。香港人也不理解。既然香港人有钱建，你们干预什么？所以1990年12月12日在面对香港媒体时，鲁平忧心忡忡地说：“就个零头，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三声“怎么办”也让强硬的鲁平在香港人当中得到了一个“鲁怎么办”的外号。
香港人不理解，抓着三个“怎么办”质问我。很多人说香港建新机场关中央什么事，要中央管什么？的确，不管多少钱都和中央没有关系，我一个钱也不要，我和英国讨价还价，我一个钱也拿不到，都是归香港人的。的确跟我没关系，但我一定要给香港人争，我有这个责任。当时香港人对我有一些成见，有一些看法，但是我跟自己这么讲，只要我真正是为了贯彻“一国两制”，真正是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真正是为了香港的顺利交接和过渡，我相信香港人还是会理解我的。事实上证明也是如此。
“玫瑰园计划”是英国人将了中国政府一军，中方质疑，港英政府的动机，是要留一个烂摊子给特区政府。对此，中国人马上就回敬了一招。
我们研究分析以后，说我们不采取主动，我们稳坐钓鱼台。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工程是跨越1997年的，你这么大的工程，肯定要向银行贷款的，大部分贷款要在1997年以后才偿还。那么，1997年以后谁来还这个钱？如果没有我们的承诺，银行不会贷款的。所以说我们不担心，现在他不理我们，到时候一定来找我们。后来果然这些外国银行，汇丰啊，花旗银行，都来找我们，要求我们承诺将来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偿还这笔债务。因为那个时候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当然要我们中央政府替特区政府来承诺，我们说我们不能承诺，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英国人根本没有跟我们商量，我们怎么能够承诺？所以他一个钱都借不到。
新机场计划已经对外宣布，但是如果没有中方的合作就寸步难行。英国人这个时候是骑虎难下，难题最终摆到了英国首相梅杰的面前，首相亲自过问，而他的政治顾问正是原驻华大使“中国通”柯利达，这次，“中国通”又出马了。而中方的谈判代表就是鲁平。
从我自己来说，我还是希望香港把这个新机场建起来。当然当时也有人设想，香港新机场如果建不起来，干脆用我们深圳的黄田机场（当时正在建）就可以了，我说这个不行，香港一定要有自己的机场。
那个时候英国外长叫赫德，也来找我谈，关于财政储备，还是谈不拢。这个僵局怎么办呢？怎么打破呢？后来梅杰不得不亲自插手，派了政治顾问柯利达来北京。他来北京，却不让香港知道，他秘密来的。而且他不直接从伦敦飞北京，而从法兰克福，绕了一个圈子过来。
中央指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关起门来谈。外面什么人都不知道，香港方面都不知道，所有传媒也不知道，不透风地谈。在财政储备上讨价还价，这个就像老太太在菜场上买菜一样的，一点点挤牙膏。挤到最后，他说：“鲁平先生，250亿到顶了，实在是不可能再多了，希望你们理解。”我算了一下，《联合声明》规定的，1997年前香港卖地的话，他要分一部分给特区政府，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土地基金代特区政府保管这笔钱，到了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把这个钱全部交给特区政府。
我们问他们：你们到了1997年打算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他说50亿。50亿不是美元，是港币。我说你开玩笑，你50亿港币让香港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那个时候百废待兴，根本没办法过日子的。我听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英国政府从来没有从香港拿走一分钱。她当然不是直接从香港政府那里拿钱了，她通过英国公司拿钱回去，把工程包给英国公司，特别是顾问公司，通过这个途径把钱拿回去。
到了1997年，只能给港府留下50亿港元，这将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稳定，决不能让他们把钱花光了建新机场。鲁平心里很着急，但又不能公开去和香港人讲这些。香港人也不理解。既然香港人有钱建，你们干预什么？所以1990年12月12日在面对香港媒体时，鲁平忧心忡忡地说：“就个零头，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三声“怎么办”也让强硬的鲁平在香港人当中得到了一个“鲁怎么办”的外号。
香港人不理解，抓着三个“怎么办”质问我。很多人说香港建新机场关中央什么事，要中央管什么？的确，不管多少钱都和中央没有关系，我一个钱也不要，我和英国讨价还价，我一个钱也拿不到，都是归香港人的。的确跟我没关系，但我一定要给香港人争，我有这个责任。当时香港人对我有一些成见，有一些看法，但是我跟自己这么讲，只要我真正是为了贯彻“一国两制”，真正是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真正是为了香港的顺利交接和过渡，我相信香港人还是会理解我的。事实上证明也是如此。
“玫瑰园计划”是英国人将了中国政府一军，中方质疑，港英政府的动机，是要留一个烂摊子给特区政府。对此，中国人马上就回敬了一招。
我们研究分析以后，说我们不采取主动，我们稳坐钓鱼台。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工程是跨越1997年的，你这么大的工程，肯定要向银行贷款的，大部分贷款要在1997年以后才偿还。那么，1997年以后谁来还这个钱？如果没有我们的承诺，银行不会贷款的。所以说我们不担心，现在他不理我们，到时候一定来找我们。后来果然这些外国银行，汇丰啊，花旗银行，都来找我们，要求我们承诺将来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偿还这笔债务。因为那个时候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当然要我们中央政府替特区政府来承诺，我们说我们不能承诺，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英国人根本没有跟我们商量，我们怎么能够承诺？所以他一个钱都借不到。
新机场计划已经对外宣布，但是如果没有中方的合作就寸步难行。英国人这个时候是骑虎难下，难题最终摆到了英国首相梅杰的面前，首相亲自过问，而他的政治顾问正是原驻华大使“中国通”柯利达，这次，“中国通”又出马了。而中方的谈判代表就是鲁平。
从我自己来说，我还是希望香港把这个新机场建起来。当然当时也有人设想，香港新机场如果建不起来，干脆用我们深圳的黄田机场（当时正在建）就可以了，我说这个不行，香港一定要有自己的机场。
那个时候英国外长叫赫德，也来找我谈，关于财政储备，还是谈不拢。这个僵局怎么办呢？怎么打破呢？后来梅杰不得不亲自插手，派了政治顾问柯利达来北京。他来北京，却不让香港知道，他秘密来的。而且他不直接从伦敦飞北京，而从法兰克福，绕了一个圈子过来。
中央指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关起门来谈。外面什么人都不知道，香港方面都不知道，所有传媒也不知道，不透风地谈。在财政储备上讨价还价，这个就像老太太在菜场上买菜一样的，一点点挤牙膏。挤到最后，他说：“鲁平先生，250亿到顶了，实在是不可能再多了，希望你们理解。”我算了一下，《联合声明》规定的，1997年前香港卖地的话，他要分一部分给特区政府，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土地基金代特区政府保管这笔钱，到了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把这个钱全部交给特区政府。
邪派高手，如欧阳锋、丁春秋、冯锡范等，时刻准备，无论何时只要对方一松懈就痛下杀手。
英国人修为够深的。
英国人修为够深的。
投票时，终于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不过，在检票时，鲁平他们发现了两张特殊票。有两个人，所有160条，全部投反对票。连回归都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一条就是“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条都反对，全都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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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啊这两个人，秋后算帐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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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啊这两个人，秋后算帐没有？
先顶后看，有谁能说说香港六七年的事情啊
太长，先顶慢慢看！！！！
谁说说有个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叛逃的事情？
21# 第三只眼睛
是“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
没什么惊天内幕，文革造反派。
许家屯，原名元文。江苏如皋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如西、泰州县委书记，苏中三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苏中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委，第十一纵队旅政治部主任、旅副政委，第二十九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书记，福建省委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江苏省军区政委，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1983年-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4月出走国外不归，与反共势力混在一起，成为国家叛徒。
http://history.163.com/07/0626/08/3HTBJ14300011247_2.html
21# 第三只眼睛
是“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
没什么惊天内幕，文革造反派。
许家屯，原名元文。江苏如皋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如西、泰州县委书记，苏中三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苏中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委，第十一纵队旅政治部主任、旅副政委，第二十九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书记，福建省委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江苏省军区政委，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1983年-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4月出走国外不归，与反共势力混在一起，成为国家叛徒。
http://history.163.com/07/0626/08/3HTBJ14300011247_2.html
香港确实在那个时候有N多人移民澳洲等国家 。。。后来一看香港还是这么好，确实后悔。。呵呵。。
秦帝国 发表于 2009-8-24 20:38 
左派暴动,放炸弹,后被周恩来明令禁止.
左派暴动,放炸弹,后被周恩来明令禁止.17.从皆大欢喜突然变成剑拔弩张
这笔土地基金，我问了一下，到1997年的时候估计可以累计到700亿到800亿，那么再加上这250亿，可以凑成1000亿。我估计一下1000亿，虽然不多，但是勉强可以过日子了。我请示中央以后，中央也同意了，这个数目就定下来了。财政储备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也顺利解决了。
从1991年5月27日开始，在钓鱼台国宾馆，鲁平与柯利达关着门谈了四天，在新机场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然而，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让双方从皆大欢喜突然变成剑拔弩张。
最后我们要草签了，但有一条规定这个“新机场谅解备忘录”，要两国政府的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以后才生效。谈到这一条他不干了，说不行，我们首相不能到北京来。我说你来的时候曾经透露过将来可以考虑梅杰到北京来，你怎么现在出尔反尔。他就“啪”一拍桌子跳起来，说：“我没有说过。”我也跳起来了，我说：“柯利达先生，我要不要把记录拿出来给你看？你还想不想谈？如果你不想谈的话，现在就请你回去。”那个时候我是估计到他不会走的，他绝不会功亏一篑、空手而归的，因为现在首相亲自插手了。他为什么会跳起来说不同意呢？因为1989年以后西方对我们封锁，这些国家的首脑一个都不来。所以我要梅杰来打破这个僵局，备忘录不仅是解决香港机场问题，还要解决西方对我国封锁的问题。他看我态度这么坚决，马上软下来了。“鲁平先生，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请您坐下来，我们坐下来再好好谈。”他说能不能采取另外一个办法，我们两国政府的首脑到欧洲哪个第三国去签，我说这个像什么话，什么叫第三国？这个事情跟第三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事，跑到第三国去不伦不类，怎么跟外界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他说我这个定不了，我要请示首相，但首相现在不在伦敦。我说不在伦敦，你找他呗，你是他顾问，你知道他在哪里。“你打电话”，我说。他出去了一会儿，不知道真打了还是没打，结果灰溜溜地回来了，他说首相同意了。
草签完已经是半夜，开香槟酒相互祝贺，柯利达向我敬酒：“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我也说：“柯利达阁下，你也是英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9月3日梅杰首相终于来到北京签署了“新机场谅解备忘录”。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做出了承诺，解决1997年以后银行债务问题。有了中央政府的承诺，贷款问题解决了，新机场就顺利地建起来了。
归根到底，不是在于谈判技巧，而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弱国无外交，真是有道理。我们没有早收回香港，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有这个胆量，可以允许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那么一块小地方让它实施资本主义。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强大了，才硬得起来。
我得出一个经验：英国人的确是老谋深算，他们走一步棋要看两步，我们要看三步，这样才能对付他们。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知己知彼才能取得成功。
尽管，在新机场问题上，英国做出了让步，但是对华政策上并没有改变。不久，英国就撤换港督卫奕信，最后一任港督来到了中国，他又将掀起怎样的风浪呢？1992年4月，英国派来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因为英国方面认为原来的港督卫奕信太软弱，对中方不够硬，所以他们要换马。卫奕信是外交部的人，他要请示的话首先要报到外交部，彭定康原来是英国保守党的主席，可以绕过外交部直通首相，他是个强硬派。
我和卫奕信原来是有商有量的，经常见面。他不方便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说“英皇制诰”规定的，港督离开哪怕半天也要刊宪，也要指定代理人。他不方便来，那就我去。那个时候是怎么去呢？也没有通行证，也没有什么护照，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就用车把我送到罗湖桥中间，他派车来接我，下车上他们的车，然后过了桥，上他的直升机，把我送到他的粉岭别墅。就在别墅里面我们两个人谈一些问题，经常采取这个方式。谁也不知道，都是保密地谈，好多问题是在这种个别接触当中解决的。
这笔土地基金，我问了一下，到1997年的时候估计可以累计到700亿到800亿，那么再加上这250亿，可以凑成1000亿。我估计一下1000亿，虽然不多，但是勉强可以过日子了。我请示中央以后，中央也同意了，这个数目就定下来了。财政储备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也顺利解决了。
从1991年5月27日开始，在钓鱼台国宾馆，鲁平与柯利达关着门谈了四天，在新机场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然而，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让双方从皆大欢喜突然变成剑拔弩张。
最后我们要草签了，但有一条规定这个“新机场谅解备忘录”，要两国政府的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以后才生效。谈到这一条他不干了，说不行，我们首相不能到北京来。我说你来的时候曾经透露过将来可以考虑梅杰到北京来，你怎么现在出尔反尔。他就“啪”一拍桌子跳起来，说：“我没有说过。”我也跳起来了，我说：“柯利达先生，我要不要把记录拿出来给你看？你还想不想谈？如果你不想谈的话，现在就请你回去。”那个时候我是估计到他不会走的，他绝不会功亏一篑、空手而归的，因为现在首相亲自插手了。他为什么会跳起来说不同意呢？因为1989年以后西方对我们封锁，这些国家的首脑一个都不来。所以我要梅杰来打破这个僵局，备忘录不仅是解决香港机场问题，还要解决西方对我国封锁的问题。他看我态度这么坚决，马上软下来了。“鲁平先生，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请您坐下来，我们坐下来再好好谈。”他说能不能采取另外一个办法，我们两国政府的首脑到欧洲哪个第三国去签，我说这个像什么话，什么叫第三国？这个事情跟第三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事，跑到第三国去不伦不类，怎么跟外界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他说我这个定不了，我要请示首相，但首相现在不在伦敦。我说不在伦敦，你找他呗，你是他顾问，你知道他在哪里。“你打电话”，我说。他出去了一会儿，不知道真打了还是没打，结果灰溜溜地回来了，他说首相同意了。
草签完已经是半夜，开香槟酒相互祝贺，柯利达向我敬酒：“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我也说：“柯利达阁下，你也是英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9月3日梅杰首相终于来到北京签署了“新机场谅解备忘录”。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做出了承诺，解决1997年以后银行债务问题。有了中央政府的承诺，贷款问题解决了，新机场就顺利地建起来了。
归根到底，不是在于谈判技巧，而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弱国无外交，真是有道理。我们没有早收回香港，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有这个胆量，可以允许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那么一块小地方让它实施资本主义。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强大了，才硬得起来。
我得出一个经验：英国人的确是老谋深算，他们走一步棋要看两步，我们要看三步，这样才能对付他们。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知己知彼才能取得成功。
尽管，在新机场问题上，英国做出了让步，但是对华政策上并没有改变。不久，英国就撤换港督卫奕信，最后一任港督来到了中国，他又将掀起怎样的风浪呢？1992年4月，英国派来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因为英国方面认为原来的港督卫奕信太软弱，对中方不够硬，所以他们要换马。卫奕信是外交部的人，他要请示的话首先要报到外交部，彭定康原来是英国保守党的主席，可以绕过外交部直通首相，他是个强硬派。
我和卫奕信原来是有商有量的，经常见面。他不方便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说“英皇制诰”规定的，港督离开哪怕半天也要刊宪，也要指定代理人。他不方便来，那就我去。那个时候是怎么去呢？也没有通行证，也没有什么护照，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就用车把我送到罗湖桥中间，他派车来接我，下车上他们的车，然后过了桥，上他的直升机，把我送到他的粉岭别墅。就在别墅里面我们两个人谈一些问题，经常采取这个方式。谁也不知道，都是保密地谈，好多问题是在这种个别接触当中解决的。
18.他这是个“三违反”的方案
但是1989年后，卫奕信也不与我们打招呼了。卫奕信被换掉不仅仅因为新机场事件，怡和等财团状告卫奕信，说他对中国太软，让步太多。其实卫奕信是“中国通”、外交官，真正了解中国的，知道硬来不行，但这些人就不满意了。卫奕信走时很不愉快，他本来准备一直延续到“九七”回归的。应该说他被撤换是有预兆的，好多事情已经不通过卫奕信了。比如新机场问题的解决就绕过他，由柯利达来谈，对他不信任了。后来“谅解备忘录”公布后，卫奕信就说，你这样的结果我也能谈得成。
彭定康以前没有接触过，他是1992年来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2年的10月份，他来北京推销他的政改方案。他的确是个很高明的政治家，也很有魄力。超脱我们两国的关系，从他本身来讲，这个人也的确很能干的。但是，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强硬，很霸道，听不进别人不同的意见。你跟他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对情况又不了解。他自以为可以“通天”，他不受外交部管的，他可以直接报告梅杰，实际上英国外交部对他很有意见。
彭定康一上任，就进一步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两国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新一轮公开而严重的较量。他带来了一套足以引发震荡的政改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的直接选举；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区域组织委任制，改变区域组织的非政权性质和职能。这套方案不仅让中英之间达成的直通车安排彻底化为泡影，而且也让香港的平稳过渡遭遇到了严重困难。
他这是个“三违反”的方案。一个是把功能团体的间接选举变直接选举，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为了平衡参与，立法会里应包括香港各界的代表。例如商界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应在立法会辩论时反映商界的意见。而彭定康的方案把功能组别议员的产生扩大到由公司和企业的全体职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用这种办法产生的工商界议员很可能是一个不能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一般的职员，因为职工的人数自然比老板的多。这是不合理的嘛。区议会议员，原是部分委任，部分直接选举，彭定康改为全部直选。原来分四个部分，由400人组成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也被他全部推翻，变为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组成。事前也没和我们打招呼就公布了。我们发表声明：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
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中央决定由我和他谈。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根本就把原来我们的直通车方案全部推翻了，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他拼命推销这个方案怎么好，我说这个绝对不行。那个时候我压了一张牌没打，什么呢？这个直通车方案是我们跟英国互相经过外交途径磋商达成的协议，这里面有两国外长交换的7封信件为证明，有文字为据的。我估计他不知道有这7封信，因为他跟外交部关系不好。最后我就把这张牌打出来了，我说，彭定康先生，有个中英两国外长交换的7封信件，你知道吗？他听了，问旁边的人，有吗？旁边的人说，有。他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很强硬，他还坚持自己那个方案。
彭定康在北京与鲁平等人的会晤气氛很紧张，鲁平最后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奉陪到底。彭定康走了，还没上飞机，鲁平就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很气愤，他的话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到彭定康这个方案提出来，是个“三违反”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基本法，违反了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整个破坏了我们平稳过渡、破坏直通车。
但是1989年后，卫奕信也不与我们打招呼了。卫奕信被换掉不仅仅因为新机场事件，怡和等财团状告卫奕信，说他对中国太软，让步太多。其实卫奕信是“中国通”、外交官，真正了解中国的，知道硬来不行，但这些人就不满意了。卫奕信走时很不愉快，他本来准备一直延续到“九七”回归的。应该说他被撤换是有预兆的，好多事情已经不通过卫奕信了。比如新机场问题的解决就绕过他，由柯利达来谈，对他不信任了。后来“谅解备忘录”公布后，卫奕信就说，你这样的结果我也能谈得成。
彭定康以前没有接触过，他是1992年来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2年的10月份，他来北京推销他的政改方案。他的确是个很高明的政治家，也很有魄力。超脱我们两国的关系，从他本身来讲，这个人也的确很能干的。但是，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强硬，很霸道，听不进别人不同的意见。你跟他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对情况又不了解。他自以为可以“通天”，他不受外交部管的，他可以直接报告梅杰，实际上英国外交部对他很有意见。
彭定康一上任，就进一步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两国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新一轮公开而严重的较量。他带来了一套足以引发震荡的政改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的直接选举；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区域组织委任制，改变区域组织的非政权性质和职能。这套方案不仅让中英之间达成的直通车安排彻底化为泡影，而且也让香港的平稳过渡遭遇到了严重困难。
他这是个“三违反”的方案。一个是把功能团体的间接选举变直接选举，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为了平衡参与，立法会里应包括香港各界的代表。例如商界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应在立法会辩论时反映商界的意见。而彭定康的方案把功能组别议员的产生扩大到由公司和企业的全体职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用这种办法产生的工商界议员很可能是一个不能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一般的职员，因为职工的人数自然比老板的多。这是不合理的嘛。区议会议员，原是部分委任，部分直接选举，彭定康改为全部直选。原来分四个部分，由400人组成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也被他全部推翻，变为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组成。事前也没和我们打招呼就公布了。我们发表声明：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
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中央决定由我和他谈。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根本就把原来我们的直通车方案全部推翻了，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他拼命推销这个方案怎么好，我说这个绝对不行。那个时候我压了一张牌没打，什么呢？这个直通车方案是我们跟英国互相经过外交途径磋商达成的协议，这里面有两国外长交换的7封信件为证明，有文字为据的。我估计他不知道有这7封信，因为他跟外交部关系不好。最后我就把这张牌打出来了，我说，彭定康先生，有个中英两国外长交换的7封信件，你知道吗？他听了，问旁边的人，有吗？旁边的人说，有。他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很强硬，他还坚持自己那个方案。
彭定康在北京与鲁平等人的会晤气氛很紧张，鲁平最后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奉陪到底。彭定康走了，还没上飞机，鲁平就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很气愤，他的话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到彭定康这个方案提出来，是个“三违反”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基本法，违反了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整个破坏了我们平稳过渡、破坏直通车。
19.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车的，我们这个直通车是得人心的，他这个是不得人心的。“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这个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更平稳。影响香港的不止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虽然彭定康和鲁平的会面不欢而散，但中方做到仁至义尽，还是和英方进行了17轮的谈判，具体讨论了香港1994年-1995年度选举的安排，争取挽救“直通车”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到了第17轮，彭定康单方面中止了谈判。1994年6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在香港立法局通过。彭定康要通过他的政改方案，到最后一刻还少一票，他通到梅杰那里，找来怡和，对它在香港立法局的代表下了死命令，要他对彭定康的方案投赞成票（他原来是反对这方案的）。结果方案在立法局以一票之差强行通过。在鲁平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香港立法局辩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在北京。那时候有的立法局议员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我做工作，我说我怎么做工作，电话里。他们那个时候就差一票。这个给我打电话，那个也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也很难的，我怎么帮。当然我们希望它通不过，通不过对彭定康是个很大的打击，对他的威信的打击。但是通过了，我们也不担心，不怕。
彭定康的方案有着深刻的背景。当时，中方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
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你彭定康作为一个港督，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另起炉灶！既然不要“直通车”，我们就只得另起炉灶，成立筹委会的预备机构和临时立法会。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因为根据彭定康的方案，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产生和组成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这样，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议员就不能过渡到1997年后，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因此必须由特区政府在1997年另行产生一个立法会。原来设计的“直通车”的过渡办法被破坏了。彭定康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破坏得到香港人普遍欢迎和英方原来也赞同的“直通车”，归根结底，他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到时中国一定要变色，他可以翻手为云在香港为所欲为。
早在1993年3月，就在彭定康将他的政改方案刊登于宪报之后，中方即采取了第一项反措施，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原来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我们将在1996年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但在“直通车”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筹备工作提前进行，但遇到英方百般阻挠。港英政府下了命令，不准香港公务员担任预委会的任何职务，也不准出席预委会的任何会议。
1996年3月，香港特区筹委会成立后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由于没有了“直通车”，在1997年7月1日成立特区之时有许多预备工作，特别是立法工作，必须提前做好，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又不可能在此之前成立，所以有必要成立一个特区的临时立法机构，来完成一下必需的立法工作。这个临时立法会于回归之日起，才正式开始执行特区立法机构的职能，为期一年，即到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立时为止。然而，临时立法会刚成立，就遭到港英当局的反对，扬言到了“九七”以后要经过司法复核——就是否定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否定临时立法会通过的所有的法律。
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车的，我们这个直通车是得人心的，他这个是不得人心的。“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这个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更平稳。影响香港的不止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虽然彭定康和鲁平的会面不欢而散，但中方做到仁至义尽，还是和英方进行了17轮的谈判，具体讨论了香港1994年-1995年度选举的安排，争取挽救“直通车”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到了第17轮，彭定康单方面中止了谈判。1994年6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在香港立法局通过。彭定康要通过他的政改方案，到最后一刻还少一票，他通到梅杰那里，找来怡和，对它在香港立法局的代表下了死命令，要他对彭定康的方案投赞成票（他原来是反对这方案的）。结果方案在立法局以一票之差强行通过。在鲁平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香港立法局辩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在北京。那时候有的立法局议员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我做工作，我说我怎么做工作，电话里。他们那个时候就差一票。这个给我打电话，那个也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也很难的，我怎么帮。当然我们希望它通不过，通不过对彭定康是个很大的打击，对他的威信的打击。但是通过了，我们也不担心，不怕。
彭定康的方案有着深刻的背景。当时，中方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
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你彭定康作为一个港督，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另起炉灶！既然不要“直通车”，我们就只得另起炉灶，成立筹委会的预备机构和临时立法会。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因为根据彭定康的方案，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产生和组成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这样，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议员就不能过渡到1997年后，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因此必须由特区政府在1997年另行产生一个立法会。原来设计的“直通车”的过渡办法被破坏了。彭定康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破坏得到香港人普遍欢迎和英方原来也赞同的“直通车”，归根结底，他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到时中国一定要变色，他可以翻手为云在香港为所欲为。
早在1993年3月，就在彭定康将他的政改方案刊登于宪报之后，中方即采取了第一项反措施，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原来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我们将在1996年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但在“直通车”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筹备工作提前进行，但遇到英方百般阻挠。港英政府下了命令，不准香港公务员担任预委会的任何职务，也不准出席预委会的任何会议。
1996年3月，香港特区筹委会成立后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由于没有了“直通车”，在1997年7月1日成立特区之时有许多预备工作，特别是立法工作，必须提前做好，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又不可能在此之前成立，所以有必要成立一个特区的临时立法机构，来完成一下必需的立法工作。这个临时立法会于回归之日起，才正式开始执行特区立法机构的职能，为期一年，即到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立时为止。然而，临时立法会刚成立，就遭到港英当局的反对，扬言到了“九七”以后要经过司法复核——就是否定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否定临时立法会通过的所有的法律。
20.我还是挺住了
如果没有临立会的话，1997年7月1日后将形成法律真空。很多事情办不了。譬如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后，才能任命，没有临立会，到了1997年7月1日司法机关成了真空，港人的国籍认定、出入境办法、财政预算等都将悬空在那里，整个香港势将瘫痪。后来通过我们的广泛宣传，香港人也理解了。临立会只限于通过必不可少的法律条例，其他的可以在成立正式立法会后再通过。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最好是“直通车”。
尽管港英当局认定临时立法会非法，甚至不允许它在香港召开会议，临时立法会还是克服困难，在深圳开会，坚持审议了一些必要的法案。直到香港回归之后，才迁回香港。1994年，港澳办的墙上挂上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牌子，而中英的谈判日趋紧张，“另起炉灶”让鲁平的工作压力大大增强。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鲁平变得更加繁忙，这时候一场生死的考验悄然降临到鲁平的身上。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还得不到香港人的理解。特别是这些舆论，不向着我们。我每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就把昨天晚上的剩菜放在饭盒里热一热，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吃。这个时候，香港报纸就来了，我就一边看香港报纸，一边吃饭。越看越生气，都是骂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胃就不好了。
事先就是感觉到胃有点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能撑得住。1994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要我做个胃镜检查。我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没去理它。到了1995年体检的时候，他说不行鲁平，你这次一定要做胃镜。那我就做了胃镜。做胃镜，旁边不是有个屏幕嘛，他就指给我看，你看有这么一大块黑影。他说，当然还得去化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九十你要动刀。他说你在家里等着，化验结果出来就给你动手术。我说不行，我明天要去香港出差。他说不行，你不能去了。我说我在香港的行程都安排好了，都向外面公布了，我不去怎么跟人家交待，不好交待啊。所以我没有理他，我还是走了。到了香港呢一个电话、两个电话打过来，说鲁平你快回来，我问他们化验的结果怎么样，他们说你别问了，快回来就是。
1995年5月，鲁平在北京进行了胃癌切除手术。因为考虑到会影响香港回归问题，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只是到了回归后多年，这件事才被人们所知道。
北京医院一再催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到了香港以后，还得到澳门，后来澳门结束了以后，我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他们说你第二天马上到医院来。第二天我就去了，医院的吴蔚然院长跟我很熟，他就抓着我说，鲁平，我知道你思想很放得开，老实告诉你，你得的是胃癌，你马上给我住下，第二天会诊，第三天就动刀，我亲自给你动。我说不行啊，我刚回来，好多工作没有交待，一大堆事儿呢。他说不行，你不能回去了。他怕我走了又不来，就硬把我扣住。
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够让香港知道，怕引发不稳定。所以当时我换了一个名字住院，我的病历上就写了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很多香港记者到北京来打听，北京医院说没有这个人，鲁平不在我们这里。我动完手术以后做化疗，做化疗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休息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再来第二次化疗。我说我不来了，怎么可能呢，你让我再第二次化疗的话，你让我怎么办呢？我的工作怎么处理、怎么交待啊？后来我就没有去理它，没再做第二疗程。但是后来我再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看出来，整个人都变形了，头发都没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挺住了。
鲁平中年就已满头白发，以前香港人给他起了“鲁白头”的外号。这次大病之后，鲁平再出现在大众面前，显得虚弱而憔悴，但是为了回归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还是挺过去了。用鲁平的话说：“一个人的一生，只要能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不管大小，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既然你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了，我就不得不完成这个任务。拼着老命也得干，也要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没有临立会的话，1997年7月1日后将形成法律真空。很多事情办不了。譬如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后，才能任命，没有临立会，到了1997年7月1日司法机关成了真空，港人的国籍认定、出入境办法、财政预算等都将悬空在那里，整个香港势将瘫痪。后来通过我们的广泛宣传，香港人也理解了。临立会只限于通过必不可少的法律条例，其他的可以在成立正式立法会后再通过。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最好是“直通车”。
尽管港英当局认定临时立法会非法，甚至不允许它在香港召开会议，临时立法会还是克服困难，在深圳开会，坚持审议了一些必要的法案。直到香港回归之后，才迁回香港。1994年，港澳办的墙上挂上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牌子，而中英的谈判日趋紧张，“另起炉灶”让鲁平的工作压力大大增强。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鲁平变得更加繁忙，这时候一场生死的考验悄然降临到鲁平的身上。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还得不到香港人的理解。特别是这些舆论，不向着我们。我每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就把昨天晚上的剩菜放在饭盒里热一热，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吃。这个时候，香港报纸就来了，我就一边看香港报纸，一边吃饭。越看越生气，都是骂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胃就不好了。
事先就是感觉到胃有点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能撑得住。1994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要我做个胃镜检查。我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没去理它。到了1995年体检的时候，他说不行鲁平，你这次一定要做胃镜。那我就做了胃镜。做胃镜，旁边不是有个屏幕嘛，他就指给我看，你看有这么一大块黑影。他说，当然还得去化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九十你要动刀。他说你在家里等着，化验结果出来就给你动手术。我说不行，我明天要去香港出差。他说不行，你不能去了。我说我在香港的行程都安排好了，都向外面公布了，我不去怎么跟人家交待，不好交待啊。所以我没有理他，我还是走了。到了香港呢一个电话、两个电话打过来，说鲁平你快回来，我问他们化验的结果怎么样，他们说你别问了，快回来就是。
1995年5月，鲁平在北京进行了胃癌切除手术。因为考虑到会影响香港回归问题，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只是到了回归后多年，这件事才被人们所知道。
北京医院一再催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到了香港以后，还得到澳门，后来澳门结束了以后，我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他们说你第二天马上到医院来。第二天我就去了，医院的吴蔚然院长跟我很熟，他就抓着我说，鲁平，我知道你思想很放得开，老实告诉你，你得的是胃癌，你马上给我住下，第二天会诊，第三天就动刀，我亲自给你动。我说不行啊，我刚回来，好多工作没有交待，一大堆事儿呢。他说不行，你不能回去了。他怕我走了又不来，就硬把我扣住。
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够让香港知道，怕引发不稳定。所以当时我换了一个名字住院，我的病历上就写了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很多香港记者到北京来打听，北京医院说没有这个人，鲁平不在我们这里。我动完手术以后做化疗，做化疗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休息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再来第二次化疗。我说我不来了，怎么可能呢，你让我再第二次化疗的话，你让我怎么办呢？我的工作怎么处理、怎么交待啊？后来我就没有去理它，没再做第二疗程。但是后来我再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看出来，整个人都变形了，头发都没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挺住了。
鲁平中年就已满头白发，以前香港人给他起了“鲁白头”的外号。这次大病之后，鲁平再出现在大众面前，显得虚弱而憔悴，但是为了回归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还是挺过去了。用鲁平的话说：“一个人的一生，只要能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不管大小，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既然你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了，我就不得不完成这个任务。拼着老命也得干，也要完成这个任务。”
继续呀，还想看！谢谢楼主！
老一辈革命家还是很有魄力的。就是藏南问题处理的不合适，哪有战胜者放弃既得利益自愿从战前控制线后退20公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