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通钢事件 我们不欢迎“过分聪明”的民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25:06
【作者：和讯网 来源：和讯网】 (责任编辑：肖柳) 网络连接：http://stock.hexun.com/2009-07-29/120069238.html
被舆论强烈关注的通钢事件，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通钢“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虽然更多的真相还有待披露，但在这场因为民企重组国企而引发的突发事件中，我们现在最应该值得深思的还是困扰中国国企改革多年的老问题，国企改制中的民企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从民企建龙的成长轨迹上来看，建龙始终是依靠国企而成长，但是却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清晰的产权问题，这可能是政策不允许民企控股钢铁国企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可能是“过分的聪明”，留恋在国企改制中浑水摸鱼的快感。
据媒体报道，1998年，浙江商人张志祥在唐山市下属的遵化市成立个人独资企业遵化建龙钢铁总厂，并协议租赁遵化市钢铁厂所属烧结、炼铁、炼钢及相关配套的固定资产。三年后，张志祥的遵化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完成改制后更名为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建龙的钢铁帝国由此起家，并在后来不断复制这种租赁—盈利—改制的模式，在获得了复星集团的投资后，建龙模式提速，从唐山开始，建龙进军承德、宽城等地，并购了多家类似的钢铁亏损企业，经过改制，“这些企业成为当地企业的龙头”。 这有点类似于海尔“激活休克鱼”的经典案例，同样的企业、设备和职工，只是来了新的当家人，带来的既不是资金也不是政策，就是高效的管理，就能激活老企业的活力。
在企业成长初期，这种模式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以少量资金，就可以以托管或承包的方式“控制”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这种“蛇吞象”的游戏，既帮助国企甩掉包袱赢得利润，又能为自己迅速获得资金积累，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反过头来吃掉这个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蛇吞象”。
2004年左右，建龙北上钢铁重镇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了抚顺新抚钢的改制。据抚顺市国资委网站报道，建龙获得了新抚钢部分股权后，仅仅三个月就扭亏为盈，仅仅10个月后，就在当年上半年实现利润1.47亿元，同比增长10.5倍；上缴税金1.8亿元，同比提高433%，员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上涨幅度36%。
这被建龙的视为成功托管国企的经典案例，在辽宁省当地也被广泛地宣传为国企改制后实现盈利的成功典范，新抚钢和建龙在当时都是头顶光环的明星企业。之后，建龙继续向北，进入吉林省，相继重组了吉林冶金和通钢。随着建龙重组的国企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
首先，大国企和小国企不一样，小的国有企业，包袱不多，影响不大，建龙可以很容易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像通钢这样的大型国企，甚至是一省财政支柱的企业，要想获得控股地位，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利益冲突。
其次，企业都是趋利避害的，若不能获得企业的控股权，民企怎么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当家人，掏空国企的潜在动力就此存在了。尤其在通钢改制的过程中，两个类型的企业同时存在，一是通钢集团层面，建龙虽然持股40%，但却拥有日常管理经营权限，二是从吉林建龙钢铁演变而来的通钢集团吉林钢铁公司，这家公司中建龙具有控股地位。据媒体报道，金融危机的时候，通钢集团的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而作为以抵压通钢老区贷款而兴建的吉林钢铁却正常生产，员工收入未有任何损失。一位业内人士甚至披露，建龙把当地产的价格便宜的铁矿石用在自己的企业，而把进口高价矿用在了通钢集团。
在钢铁行业，民企参股一家国有企业，即可以享受国企的贷款、项目立项等超国民待遇，又可以免去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发展钢铁行业的限制，而且一出手就能赚钱，远远比新建一家钢厂要来得快，也比新建一家钢厂的成本要低得多。
可以说，民企走这条路也是被制度空间压迫的，很多民企都想建大钢厂，但是宏观调控政策不允许，最后只有逼上梁山和国企合作，而这种合作稍不留神就会攫取出超额的“体制转轨”利润，令建龙等民企尝到甜头而欲罢不能。
和建龙一样，其投资者复星集团在钢铁领域上的作为基本上也可以视作一家“过分聪明“的民企，在钢铁产业上同样依靠收编国企而快速发展，对国企管理层给股份给官，对当地政府给税收与就业，处处点在国企的软肋上。
2007年，复星以9亿元的价格轻松获得了海钢的控制权，而这家企业的的年收入高达10亿元，利润达到4亿元，并拥有3亿吨以上的优质铁矿储量。2003年，复星收购南钢，当时南钢销售总收入超过185亿元，实现利税20亿元，南钢与复星共同投资新建南京钢铁联合公司，复星以16.5亿的“低价”占60％股权，南钢作价11亿占40％股权。 而两年之后，武钢按同样模式重组了生产规模与南钢不相上下的柳钢，占新成立的公司股权51％，而武钢出资64.7亿，是复星出资的4倍。
我们赞成民企参与国企改制，这是中国改革的大势所趋，但我们强烈反对潜在的官商勾结与暗箱操作；官商勾结和暗箱操作，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然让民企有恃无恐，从而敢漠视工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企业改制中，投资人和国资委秘密签订协议，而工人却没有发表利益诉求的渠道。
我们相信民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企，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民企对国企的破坏力要远远高于国企内部的内耗和低效。很多国企改制一次，就是被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如《投资者报》所报道过的吉林制药(000545,股吧)，两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资本大鳄，留下的都是巨额债务窟窿。
我们不欢迎“过分聪明”的民营企业，但我们更相信这些企业不能代表中国民企的整体风貌，中国能够出现这样聪明的、能够在国企和民企中来回切换并如鱼得水获得超额收益的民企还是少数，即使出现这样的企业，更大的制度原因还是民企发展空间受限，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投向国企或政府怀抱。能够出现“过分聪明“的民企，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监管缺位，当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利益取向一致时，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监管效率。【作者：和讯网 来源：和讯网】 (责任编辑：肖柳) 网络连接：http://stock.hexun.com/2009-07-29/120069238.html
被舆论强烈关注的通钢事件，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通钢“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虽然更多的真相还有待披露，但在这场因为民企重组国企而引发的突发事件中，我们现在最应该值得深思的还是困扰中国国企改革多年的老问题，国企改制中的民企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从民企建龙的成长轨迹上来看，建龙始终是依靠国企而成长，但是却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清晰的产权问题，这可能是政策不允许民企控股钢铁国企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可能是“过分的聪明”，留恋在国企改制中浑水摸鱼的快感。
据媒体报道，1998年，浙江商人张志祥在唐山市下属的遵化市成立个人独资企业遵化建龙钢铁总厂，并协议租赁遵化市钢铁厂所属烧结、炼铁、炼钢及相关配套的固定资产。三年后，张志祥的遵化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完成改制后更名为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建龙的钢铁帝国由此起家，并在后来不断复制这种租赁—盈利—改制的模式，在获得了复星集团的投资后，建龙模式提速，从唐山开始，建龙进军承德、宽城等地，并购了多家类似的钢铁亏损企业，经过改制，“这些企业成为当地企业的龙头”。 这有点类似于海尔“激活休克鱼”的经典案例，同样的企业、设备和职工，只是来了新的当家人，带来的既不是资金也不是政策，就是高效的管理，就能激活老企业的活力。
在企业成长初期，这种模式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以少量资金，就可以以托管或承包的方式“控制”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这种“蛇吞象”的游戏，既帮助国企甩掉包袱赢得利润，又能为自己迅速获得资金积累，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反过头来吃掉这个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蛇吞象”。
2004年左右，建龙北上钢铁重镇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了抚顺新抚钢的改制。据抚顺市国资委网站报道，建龙获得了新抚钢部分股权后，仅仅三个月就扭亏为盈，仅仅10个月后，就在当年上半年实现利润1.47亿元，同比增长10.5倍；上缴税金1.8亿元，同比提高433%，员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上涨幅度36%。
这被建龙的视为成功托管国企的经典案例，在辽宁省当地也被广泛地宣传为国企改制后实现盈利的成功典范，新抚钢和建龙在当时都是头顶光环的明星企业。之后，建龙继续向北，进入吉林省，相继重组了吉林冶金和通钢。随着建龙重组的国企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
首先，大国企和小国企不一样，小的国有企业，包袱不多，影响不大，建龙可以很容易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像通钢这样的大型国企，甚至是一省财政支柱的企业，要想获得控股地位，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利益冲突。
其次，企业都是趋利避害的，若不能获得企业的控股权，民企怎么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当家人，掏空国企的潜在动力就此存在了。尤其在通钢改制的过程中，两个类型的企业同时存在，一是通钢集团层面，建龙虽然持股40%，但却拥有日常管理经营权限，二是从吉林建龙钢铁演变而来的通钢集团吉林钢铁公司，这家公司中建龙具有控股地位。据媒体报道，金融危机的时候，通钢集团的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而作为以抵压通钢老区贷款而兴建的吉林钢铁却正常生产，员工收入未有任何损失。一位业内人士甚至披露，建龙把当地产的价格便宜的铁矿石用在自己的企业，而把进口高价矿用在了通钢集团。
在钢铁行业，民企参股一家国有企业，即可以享受国企的贷款、项目立项等超国民待遇，又可以免去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发展钢铁行业的限制，而且一出手就能赚钱，远远比新建一家钢厂要来得快，也比新建一家钢厂的成本要低得多。
可以说，民企走这条路也是被制度空间压迫的，很多民企都想建大钢厂，但是宏观调控政策不允许，最后只有逼上梁山和国企合作，而这种合作稍不留神就会攫取出超额的“体制转轨”利润，令建龙等民企尝到甜头而欲罢不能。
和建龙一样，其投资者复星集团在钢铁领域上的作为基本上也可以视作一家“过分聪明“的民企，在钢铁产业上同样依靠收编国企而快速发展，对国企管理层给股份给官，对当地政府给税收与就业，处处点在国企的软肋上。
2007年，复星以9亿元的价格轻松获得了海钢的控制权，而这家企业的的年收入高达10亿元，利润达到4亿元，并拥有3亿吨以上的优质铁矿储量。2003年，复星收购南钢，当时南钢销售总收入超过185亿元，实现利税20亿元，南钢与复星共同投资新建南京钢铁联合公司，复星以16.5亿的“低价”占60％股权，南钢作价11亿占40％股权。 而两年之后，武钢按同样模式重组了生产规模与南钢不相上下的柳钢，占新成立的公司股权51％，而武钢出资64.7亿，是复星出资的4倍。
我们赞成民企参与国企改制，这是中国改革的大势所趋，但我们强烈反对潜在的官商勾结与暗箱操作；官商勾结和暗箱操作，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然让民企有恃无恐，从而敢漠视工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企业改制中，投资人和国资委秘密签订协议，而工人却没有发表利益诉求的渠道。
我们相信民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企，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民企对国企的破坏力要远远高于国企内部的内耗和低效。很多国企改制一次，就是被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如《投资者报》所报道过的吉林制药(000545,股吧)，两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资本大鳄，留下的都是巨额债务窟窿。
我们不欢迎“过分聪明”的民营企业，但我们更相信这些企业不能代表中国民企的整体风貌，中国能够出现这样聪明的、能够在国企和民企中来回切换并如鱼得水获得超额收益的民企还是少数，即使出现这样的企业，更大的制度原因还是民企发展空间受限，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投向国企或政府怀抱。能够出现“过分聪明“的民企，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监管缺位，当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利益取向一致时，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监管效率。
被舆论强烈关注的通钢事件，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通钢“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虽然更多的真相还有待披露，但在这场因为民企重组国企而引发的突发事件中，我们现在最应该值得深思的还是困扰中国国企改革多年的老问题，国企改制中的民企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从民企建龙的成长轨迹上来看，建龙始终是依靠国企而成长，但是却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清晰的产权问题，这可能是政策不允许民企控股钢铁国企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可能是“过分的聪明”，留恋在国企改制中浑水摸鱼的快感。
据媒体报道，1998年，浙江商人张志祥在唐山市下属的遵化市成立个人独资企业遵化建龙钢铁总厂，并协议租赁遵化市钢铁厂所属烧结、炼铁、炼钢及相关配套的固定资产。三年后，张志祥的遵化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完成改制后更名为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建龙的钢铁帝国由此起家，并在后来不断复制这种租赁—盈利—改制的模式，在获得了复星集团的投资后，建龙模式提速，从唐山开始，建龙进军承德、宽城等地，并购了多家类似的钢铁亏损企业，经过改制，“这些企业成为当地企业的龙头”。 这有点类似于海尔“激活休克鱼”的经典案例，同样的企业、设备和职工，只是来了新的当家人，带来的既不是资金也不是政策，就是高效的管理，就能激活老企业的活力。
在企业成长初期，这种模式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以少量资金，就可以以托管或承包的方式“控制”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这种“蛇吞象”的游戏，既帮助国企甩掉包袱赢得利润，又能为自己迅速获得资金积累，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反过头来吃掉这个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蛇吞象”。
2004年左右，建龙北上钢铁重镇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了抚顺新抚钢的改制。据抚顺市国资委网站报道，建龙获得了新抚钢部分股权后，仅仅三个月就扭亏为盈，仅仅10个月后，就在当年上半年实现利润1.47亿元，同比增长10.5倍；上缴税金1.8亿元，同比提高433%，员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上涨幅度36%。
这被建龙的视为成功托管国企的经典案例，在辽宁省当地也被广泛地宣传为国企改制后实现盈利的成功典范，新抚钢和建龙在当时都是头顶光环的明星企业。之后，建龙继续向北，进入吉林省，相继重组了吉林冶金和通钢。随着建龙重组的国企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
首先，大国企和小国企不一样，小的国有企业，包袱不多，影响不大，建龙可以很容易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像通钢这样的大型国企，甚至是一省财政支柱的企业，要想获得控股地位，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利益冲突。
其次，企业都是趋利避害的，若不能获得企业的控股权，民企怎么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当家人，掏空国企的潜在动力就此存在了。尤其在通钢改制的过程中，两个类型的企业同时存在，一是通钢集团层面，建龙虽然持股40%，但却拥有日常管理经营权限，二是从吉林建龙钢铁演变而来的通钢集团吉林钢铁公司，这家公司中建龙具有控股地位。据媒体报道，金融危机的时候，通钢集团的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而作为以抵压通钢老区贷款而兴建的吉林钢铁却正常生产，员工收入未有任何损失。一位业内人士甚至披露，建龙把当地产的价格便宜的铁矿石用在自己的企业，而把进口高价矿用在了通钢集团。
在钢铁行业，民企参股一家国有企业，即可以享受国企的贷款、项目立项等超国民待遇，又可以免去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发展钢铁行业的限制，而且一出手就能赚钱，远远比新建一家钢厂要来得快，也比新建一家钢厂的成本要低得多。
可以说，民企走这条路也是被制度空间压迫的，很多民企都想建大钢厂，但是宏观调控政策不允许，最后只有逼上梁山和国企合作，而这种合作稍不留神就会攫取出超额的“体制转轨”利润，令建龙等民企尝到甜头而欲罢不能。
和建龙一样，其投资者复星集团在钢铁领域上的作为基本上也可以视作一家“过分聪明“的民企，在钢铁产业上同样依靠收编国企而快速发展，对国企管理层给股份给官，对当地政府给税收与就业，处处点在国企的软肋上。
2007年，复星以9亿元的价格轻松获得了海钢的控制权，而这家企业的的年收入高达10亿元，利润达到4亿元，并拥有3亿吨以上的优质铁矿储量。2003年，复星收购南钢，当时南钢销售总收入超过185亿元，实现利税20亿元，南钢与复星共同投资新建南京钢铁联合公司，复星以16.5亿的“低价”占60％股权，南钢作价11亿占40％股权。 而两年之后，武钢按同样模式重组了生产规模与南钢不相上下的柳钢，占新成立的公司股权51％，而武钢出资64.7亿，是复星出资的4倍。
我们赞成民企参与国企改制，这是中国改革的大势所趋，但我们强烈反对潜在的官商勾结与暗箱操作；官商勾结和暗箱操作，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然让民企有恃无恐，从而敢漠视工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企业改制中，投资人和国资委秘密签订协议，而工人却没有发表利益诉求的渠道。
我们相信民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企，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民企对国企的破坏力要远远高于国企内部的内耗和低效。很多国企改制一次，就是被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如《投资者报》所报道过的吉林制药(000545,股吧)，两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资本大鳄，留下的都是巨额债务窟窿。
我们不欢迎“过分聪明”的民营企业，但我们更相信这些企业不能代表中国民企的整体风貌，中国能够出现这样聪明的、能够在国企和民企中来回切换并如鱼得水获得超额收益的民企还是少数，即使出现这样的企业，更大的制度原因还是民企发展空间受限，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投向国企或政府怀抱。能够出现“过分聪明“的民企，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监管缺位，当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利益取向一致时，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监管效率。【作者：和讯网 来源：和讯网】 (责任编辑：肖柳) 网络连接：http://stock.hexun.com/2009-07-29/120069238.html
被舆论强烈关注的通钢事件，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通钢“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虽然更多的真相还有待披露，但在这场因为民企重组国企而引发的突发事件中，我们现在最应该值得深思的还是困扰中国国企改革多年的老问题，国企改制中的民企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从民企建龙的成长轨迹上来看，建龙始终是依靠国企而成长，但是却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清晰的产权问题，这可能是政策不允许民企控股钢铁国企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可能是“过分的聪明”，留恋在国企改制中浑水摸鱼的快感。
据媒体报道，1998年，浙江商人张志祥在唐山市下属的遵化市成立个人独资企业遵化建龙钢铁总厂，并协议租赁遵化市钢铁厂所属烧结、炼铁、炼钢及相关配套的固定资产。三年后，张志祥的遵化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完成改制后更名为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建龙的钢铁帝国由此起家，并在后来不断复制这种租赁—盈利—改制的模式，在获得了复星集团的投资后，建龙模式提速，从唐山开始，建龙进军承德、宽城等地，并购了多家类似的钢铁亏损企业，经过改制，“这些企业成为当地企业的龙头”。 这有点类似于海尔“激活休克鱼”的经典案例，同样的企业、设备和职工，只是来了新的当家人，带来的既不是资金也不是政策，就是高效的管理，就能激活老企业的活力。
在企业成长初期，这种模式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以少量资金，就可以以托管或承包的方式“控制”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这种“蛇吞象”的游戏，既帮助国企甩掉包袱赢得利润，又能为自己迅速获得资金积累，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反过头来吃掉这个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蛇吞象”。
2004年左右，建龙北上钢铁重镇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了抚顺新抚钢的改制。据抚顺市国资委网站报道，建龙获得了新抚钢部分股权后，仅仅三个月就扭亏为盈，仅仅10个月后，就在当年上半年实现利润1.47亿元，同比增长10.5倍；上缴税金1.8亿元，同比提高433%，员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上涨幅度36%。
这被建龙的视为成功托管国企的经典案例，在辽宁省当地也被广泛地宣传为国企改制后实现盈利的成功典范，新抚钢和建龙在当时都是头顶光环的明星企业。之后，建龙继续向北，进入吉林省，相继重组了吉林冶金和通钢。随着建龙重组的国企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
首先，大国企和小国企不一样，小的国有企业，包袱不多，影响不大，建龙可以很容易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像通钢这样的大型国企，甚至是一省财政支柱的企业，要想获得控股地位，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利益冲突。
其次，企业都是趋利避害的，若不能获得企业的控股权，民企怎么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当家人，掏空国企的潜在动力就此存在了。尤其在通钢改制的过程中，两个类型的企业同时存在，一是通钢集团层面，建龙虽然持股40%，但却拥有日常管理经营权限，二是从吉林建龙钢铁演变而来的通钢集团吉林钢铁公司，这家公司中建龙具有控股地位。据媒体报道，金融危机的时候，通钢集团的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而作为以抵压通钢老区贷款而兴建的吉林钢铁却正常生产，员工收入未有任何损失。一位业内人士甚至披露，建龙把当地产的价格便宜的铁矿石用在自己的企业，而把进口高价矿用在了通钢集团。
在钢铁行业，民企参股一家国有企业，即可以享受国企的贷款、项目立项等超国民待遇，又可以免去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发展钢铁行业的限制，而且一出手就能赚钱，远远比新建一家钢厂要来得快，也比新建一家钢厂的成本要低得多。
可以说，民企走这条路也是被制度空间压迫的，很多民企都想建大钢厂，但是宏观调控政策不允许，最后只有逼上梁山和国企合作，而这种合作稍不留神就会攫取出超额的“体制转轨”利润，令建龙等民企尝到甜头而欲罢不能。
和建龙一样，其投资者复星集团在钢铁领域上的作为基本上也可以视作一家“过分聪明“的民企，在钢铁产业上同样依靠收编国企而快速发展，对国企管理层给股份给官，对当地政府给税收与就业，处处点在国企的软肋上。
2007年，复星以9亿元的价格轻松获得了海钢的控制权，而这家企业的的年收入高达10亿元，利润达到4亿元，并拥有3亿吨以上的优质铁矿储量。2003年，复星收购南钢，当时南钢销售总收入超过185亿元，实现利税20亿元，南钢与复星共同投资新建南京钢铁联合公司，复星以16.5亿的“低价”占60％股权，南钢作价11亿占40％股权。 而两年之后，武钢按同样模式重组了生产规模与南钢不相上下的柳钢，占新成立的公司股权51％，而武钢出资64.7亿，是复星出资的4倍。
我们赞成民企参与国企改制，这是中国改革的大势所趋，但我们强烈反对潜在的官商勾结与暗箱操作；官商勾结和暗箱操作，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然让民企有恃无恐，从而敢漠视工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企业改制中，投资人和国资委秘密签订协议，而工人却没有发表利益诉求的渠道。
我们相信民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企，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民企对国企的破坏力要远远高于国企内部的内耗和低效。很多国企改制一次，就是被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如《投资者报》所报道过的吉林制药(000545,股吧)，两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资本大鳄，留下的都是巨额债务窟窿。
我们不欢迎“过分聪明”的民营企业，但我们更相信这些企业不能代表中国民企的整体风貌，中国能够出现这样聪明的、能够在国企和民企中来回切换并如鱼得水获得超额收益的民企还是少数，即使出现这样的企业，更大的制度原因还是民企发展空间受限，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投向国企或政府怀抱。能够出现“过分聪明“的民企，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监管缺位，当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利益取向一致时，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监管效率。
窗内是个世界，窗外是另一个世界。
透过70岁老工人王春和家模糊的玻璃，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通化钢铁厂片区，兴钢路、愿景路、诚信路、共鸣路、同心路……从北向南依次排列的道路名称，呈现了几分和谐向上的气息。7月24日，刚刚上任的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就是在位于同心路和共鸣路之间的焦化厂办公楼内遭围殴致死。
连日来窗外的喧嚣一直在敲打着王春和的心灵。往日，他总是在厂边的广场与其他离退休的老哥们唠嗑、下棋，而近来，他更多的是在家中听听《梁祝》、样板戏，或在废旧的《通化日报》上练练毛笔字。
7月、6月、5月、4月、3月、2月、1月，王春和掐指数着。7个月前，通化钢铁公司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工人锤杀。“短短半年多，一个厂长、一个总经理，多可怕的干群关系，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吧。”王春和长叹一声。
1944年，6岁的王春和随父母举家从朝鲜迁到吉林通化。1958年，通化钢厂成立，1969年，30岁的王春和从部队转业到了通化钢厂，爱人曾晶与他同龄，也在本厂工作。
几十年来，通钢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甜美回忆，而今去令他百感交集。
爱厂如家的年代
通化位于吉林省南部，与朝鲜隔江相望，这里是高句丽文化、满族萨满文化的发源地。1958年，通化钢铁厂开始兴建。几十年来，通钢人走过了艰苦的创业阶段。王春和的老伴曾晶回想过去的艰难岁月时，眼睛总是闪着光：“建炼铁厂和焦化厂的时候，工人们一天一块五毛七的工资，吃的是苞米大碴子饭和萝卜咸菜，付出老大的辛苦，但那时人人干劲都很高。”
41年来，工厂始终机器轰鸣，企业规模也持续扩大。“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乱到那种程度，通钢都没停产过。”曾大妈说。
在企业经营最困难的1992、1993年，王春和一家及其他上万个职工家庭一起与工厂共渡难关。那两年，企业需要职工集资，已经退休的曾晶两次集资都参与了。“其他退休的工人也都和我一样做，我们非常体谅企业的难处。”随后的几年，钢材价格不好，厂子效益差，工人常常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他们当年的集资款直到2005年才还了本息。“13年中，大伙都没有怨言，工人们没有为此闹事的，都是为了企业嘛。”大妈言辞坦然。
这期间，通钢的改革在循序渐进、全面出击。1990年代中末期，通钢由工厂改革为有限公司；2003年，公司开始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剥离办社会职能和整体改制，企业把34家辅业单位剥离出去改制为民营企业，同时员工、干部的身份置换也开始进行。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2005年，作为吉林省省属最大的国有企业和唯一的大型钢铁企业，通钢的钢产量已达到400万吨，总资产100亿元，销售收入80亿元，实现利润8.5亿元，成为一家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动力、运输、机械制造、冶金研究设计等于一体的综合配套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同时也是全国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国务院确定的520户重点扶持企业之一。
改革行至中局，通钢在2005年又开始资产重组。新体制下，通钢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可是谁没有想到，听上去如此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居然像埋在通钢体内的一枚炸弹。这一年秋天，通化钢铁厂的工人们记住一个名字——建龙。1999年创建于河北唐山的建龙集团，到2008年底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9.81亿元，企业遍布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浙江、北京、湖北、四川等省市。
早在2001年，建龙钢铁集团就进入吉林，当年5月1日租赁了吉林市明城钢铁有限公司，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02年7月20日，吉林建龙70万吨带钢生产线建成投产，从此结束了吉林地区无热轧窄带的历史。
从另一个层面看，建龙入吉，也结束了吉林钢铁产业一个旧时代，数以万计钢铁工人的职业生涯和精神家园也随一个更大规模的收购而出现了转折。
工人的精神悲剧
2005年12月30日，建龙参股通化钢铁成功，新通钢集团正式挂牌。
重组后的新通钢集团总资产139亿元、资本注册达38.81亿元，形成国有、民营、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其中建龙钢铁出资8亿元现金，加上吉林市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6亿净资产，一共持有新通钢集团36.19%的股份，吉林省国资委拥有46.64%的股份，通钢集团的债权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14.6%的股份，通钢经营层为2.57%。新通钢集团董事会由7人组成，原通钢集团方面3人，建龙钢铁2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人，企业管理层1人，董事长由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出任，通钢总部搬至长春，而位于通化市的钢铁厂，作为集团子公司更名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改制后矛盾即生。“没有任何人否定国企改制是今后一段时间永恒的主题。”通钢的一位中层管理者对《商务周刊》说，“但寻求战略伙伴要有原则，得强强联合吧，可是建龙有什么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或者说资源什么的？没有，他们的本事和伎俩，这几年下来，我们很清楚。”重组之后，建龙集团尽管只持有36%的股份，但通钢集团的总经理、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通钢集团和通钢股份公司的财务部门等要害岗位已经逐渐换成建龙的人。“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基本上被架空了，建龙的人实际在管理者通钢。”这位通钢股份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对《商务周刊》说。
陈国君就是出自建龙集团的管理者之一。2005年，陈开始担任通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6月升任总经理。“用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陈国君很能干。”王春和说到。但曾晶大妈对陈国君印象较差：“这个人不好，他训斥职工就像训斥儿女一样，工人们都没有起码的尊严。”听到这里，王春和对老伴的话又进行了补充：“人也不算太粗暴，但我认为让他来管理通化钢厂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不太合适。因为陈国君没有文凭，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职称，也不是党员。按企业干部的四化标准，他是不合格的，与通钢半个多世纪积累的许多人才比有很大差距。”
工人们总结出的陈氏管理并无先进之处。
“建龙入股后，通化钢铁厂的工艺、设备，基本都是老样子。他们的管理就是‘整人’，公开说法叫‘减员增效’。民愤就是这么来的。”王春和这样认为。
据本刊了解，建龙管理团队入股通钢后，确实首先进行了人员调整。据当时参与并亲自操刀的通钢一位劳动人事干部向《商务周刊》介绍，当时的员工退休及补偿政策的制定，即满30年工龄的实行“一刀切”，不管工人还是干部全部退休，给予一定的补偿金后一概与通钢再无瓜葛。“当时我也是‘愚忠’的心态，省里决定的事，我们就积极配合了。”这位人事干部如今有些自责。
2005年11月20日，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在接受采访时候称，通钢改制成功，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交给社会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方面调整机构，把34个机构压为18个，原来35000名职工留在主业中的为19606人。
“近一半的工人被赶出工厂，年龄最小的才46岁就让人家下岗，有人气病了，有人跳楼了。”王春和介绍，从那时开始通钢人的下访路就开始了。通钢的员工改制转岗和内退自2005年10月开始，其后陆续几个批次，而其中争议较大的还有2006年二十七八个处级干部的内退风波。
经过政府的多方努力，一批批工人和干部的不满情绪得到了抚慰。然而，新的减人计划仍在不断出台，许多年轻的工人也面临下岗。“通钢从1958年至今51年，我们是老老少少三代人都工作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然而，现在我们的儿女也要下岗，他们没有像我一样的退养待遇，而是直接裁员，我们孩子都难以生活了，我们活得能有意思吗？”从失落到无奈，愤怒开始在工人们心中滋生繁衍。
“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降低一些人工成本来增加经济效益，这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这得有个度。”这位人事干部说，“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建龙入股之后，将许多厂子原来的党群部门合并到了生产科，这样的机构精简太可笑了。这也是目前通钢干群关系严重恶化的原因之一。”
减人增效实施后，在岗工人也未尝到甜头，据那位人事干部透露，2005年置换身份结束后，通钢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1440元，如今是1000元左右，“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的中层管理干部的年薪则成十倍几十倍地增加了”。
“我们管这叫，黑爪子（工人的手）挣钱，白爪子花。”曾晶说。
简而言之，“高薪拉拢中层，压迫工人，分化工人群体”，是通钢工人们总结的建龙另一主要管理手段。
这些作法终于带来了恶果。2008年12月27日，通钢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27岁的年轻员工用铁锤当场砸死。“外界说宋凯之死是小摩擦导致的，其实内因是建龙这种粗暴和独裁的管理积累下的愤怒导致的。”王春和说，“我们工人不是机器，是有灵魂的人。这一点被这些所谓民营企业家们忽略了。”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改制后的三年中，通钢的规模和实力出现了跨跃式发展，2008年，在总结通钢50年成绩时，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说，改制后通钢的年生产能力由2005年的300万吨达到700万吨，这三年的增长速度是前三年（2003—2005年）的4倍。他当时预计2008年底通钢的利润将达到30亿元，同比上年底的12.7亿元增长了1倍多。
这些数据的背后自然有建龙的贡献，但对通钢的普通工人来说，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翁的精神世界却因建龙的到来而改变。“现在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年轻人‘研究’老辈人，同辈的担心同辈人会‘整’自己。”那位人事干部痛心地说。
宋凯死后两个月，2009年3月初，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向大家宣布，建龙要撤走了。“我们不清楚原因，但是看到建龙的人搬走，厂区和宿舍区全都放起了鞭炮。”王春和说。
建龙的管理者走后，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张志东代理通钢股份公司总经理。平静的4个月过去了。然而，让所有工人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7月，随着国际国内钢铁行业回暖，陈国君带着建龙已经控股通钢的文件又回来了。
陈国君之死
据《财经》杂志报道，2008年宏观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后，钢铁行业一度出现全行业亏损，通钢改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呈现出来，改制成败也争议再起，劳资摩擦时有发生。今年以来，企业亏损前景愈加明显，于是建龙提出增资并实施控股，否则选择分立退出。今年3月，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初步达成分手意向，随后双方进行具体方案谈判。但谈判期间，钢铁业形势好转，亏损的通钢集团也在6月份实现盈利4279万元。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达成新的协议，由建龙控股通钢集团。根据新方案：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持股66%，吉林省国资委直接持有的通钢股权降至34%。
“早在7月22日，我就听到消息说，通化钢厂附近已经在部署警力了，也听说建龙要重新入股通钢的传闻。”那位人事干部对《商务周刊》说。
7月23日早晨7点多钟，这位人事干部接到通钢资产管理公司的部长刘志杰的电话，通知他9点到公司来参加建龙二次入股通钢的座谈会，会议由省国资委主持。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通钢退休、退养（内退）的原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及退休工人，大约十五六人。
当他走到公司大楼门前时，许多工人已经围在那里。一个老工人提醒他：“你们这些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注意，一定要坚持正义，千万不能让建龙控股（通钢）啊。”
会场设在公司三楼，与会领导有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省企业改革处处长何启刚、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孙毅及“建龙那边新提的副总经理李云祥”等。王喜东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情况，然后是让代表们发表看法。“两名退休工人在表示完反对意见后，原公司组织部长王乃千说了自己的看法：“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王喜东回答到：“根据新的《公司法》，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新的《公司法》确实规定，股东权益变更需要召开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过后，属于国有企业的还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而通钢的员工在2005年国企改制时已经进行了身份置换，并且按照国家政策每个人都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这笔经济补偿金已经转入通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于是，就建龙二次入股事宜，只是在22日召开了通钢的经理级会议，23号上午召开处级干部大会和一个内退人员座谈会，当天下午则是一个老干部座谈会。
在王乃千发表意见后，其他与会人员也都从建龙入股通钢这几年通钢的发展、建龙的一些管理不当等方面表达了反对意见。会议持续到中午11点40分左右，王喜东总结说，这个事情省委会议已经讨论决定下来了。据称省委常委会决定后，委托吉林省常务副省长与通钢高层沟通，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当即提出辞职。
决定的事，还让大家座谈什么，许多参会人员感觉受到了愚弄。事后他们才知道，就在三楼开座谈会的同时，五楼会议室正在召开一个宣布建龙控股通钢的发布会。
7月24日早上，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到工厂办公楼前，并打出“建龙滚出通钢”的条幅。参与集会的多数是退休人员，还有一部分在岗职工。中午11点多，职工们开始吃午饭，一些人听说陈国君在焦化厂那边开会，工人们就又向焦化厂集中。中午时分，通钢的6个高炉已经全部停产了。“文化大革命时乱到那种程度，我们通钢都没停过产，可见工人愤怒到什么程度了吧！”曾晶感慨说。
一些工人们反映，陈国君到焦化厂是宣读免职决定去了，焦化厂的四个厂长免掉了三个。言语争执很快上升为殴斗。“被打的陈国君起先挣脱了出来。”王春和听说，陈当时跑到了焦化厂二楼一个办公室里，一个工人为了保护他，将他藏在办公室的铁皮工具柜中，然后还锁上办公室门。
下午15点左右，通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崔杰来到现场，告诉大家暂缓执行控股的扩资协议。话言未落，矿泉水瓶就飞了过来，现场的情绪仍然极度暴烈。有人开始逐屋寻找陈国君，悲哀的是，陈国君的藏身之处被发现，有人拆下暖气片撞开办公室，将陈国君揪出，然后，一遍遍地打。
当日17点许，吉林省国资委的《通知》发到工厂，这份《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吉国资发直改[2009]105号）大意是：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省国资委经与多方战略投资者商谈，曾确定由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并控股经营。方案公布以来，很多干部员工及离退休人员不理解、不赞成。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员工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努力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促进通钢集团发展。通知还注明，“省国资委正式文件明天送达，请公司广大员工通知您的家属，尽快撤离现场，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但现场围困者还是先后堵住了两辆救护车进去救护陈国君，第一辆是最早赶来的是通化钢铁医院的救护车，第二辆被挡的救护车来自解放军206医院。
下午18点，工厂一号大门上贴出了吉林省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终止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同意吉林省国资委提出的请示事项，终止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的增资扩股方案。
晚上20时左右，吉林通化电视台播发公告称：“钢城广大员工和家属：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 23时，陈国君在医院抢救无效。
“哎！陈国君是一个牺牲者，从建龙集团的角度来，他是一个敬业的员工。”那位人事干部对记者说。
作者：伊西科 吴金勇 来源：商务周刊】 (责任编辑：肖柳) 网络连接：http://stock.hexun.com/2009-07-31/120145577_2.html
窗内是个世界，窗外是另一个世界。
透过70岁老工人王春和家模糊的玻璃，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通化钢铁厂片区，兴钢路、愿景路、诚信路、共鸣路、同心路……从北向南依次排列的道路名称，呈现了几分和谐向上的气息。7月24日，刚刚上任的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就是在位于同心路和共鸣路之间的焦化厂办公楼内遭围殴致死。
连日来窗外的喧嚣一直在敲打着王春和的心灵。往日，他总是在厂边的广场与其他离退休的老哥们唠嗑、下棋，而近来，他更多的是在家中听听《梁祝》、样板戏，或在废旧的《通化日报》上练练毛笔字。
7月、6月、5月、4月、3月、2月、1月，王春和掐指数着。7个月前，通化钢铁公司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工人锤杀。“短短半年多，一个厂长、一个总经理，多可怕的干群关系，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吧。”王春和长叹一声。
1944年，6岁的王春和随父母举家从朝鲜迁到吉林通化。1958年，通化钢厂成立，1969年，30岁的王春和从部队转业到了通化钢厂，爱人曾晶与他同龄，也在本厂工作。
几十年来，通钢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甜美回忆，而今去令他百感交集。
爱厂如家的年代
通化位于吉林省南部，与朝鲜隔江相望，这里是高句丽文化、满族萨满文化的发源地。1958年，通化钢铁厂开始兴建。几十年来，通钢人走过了艰苦的创业阶段。王春和的老伴曾晶回想过去的艰难岁月时，眼睛总是闪着光：“建炼铁厂和焦化厂的时候，工人们一天一块五毛七的工资，吃的是苞米大碴子饭和萝卜咸菜，付出老大的辛苦，但那时人人干劲都很高。”
41年来，工厂始终机器轰鸣，企业规模也持续扩大。“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乱到那种程度，通钢都没停产过。”曾大妈说。
在企业经营最困难的1992、1993年，王春和一家及其他上万个职工家庭一起与工厂共渡难关。那两年，企业需要职工集资，已经退休的曾晶两次集资都参与了。“其他退休的工人也都和我一样做，我们非常体谅企业的难处。”随后的几年，钢材价格不好，厂子效益差，工人常常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他们当年的集资款直到2005年才还了本息。“13年中，大伙都没有怨言，工人们没有为此闹事的，都是为了企业嘛。”大妈言辞坦然。
这期间，通钢的改革在循序渐进、全面出击。1990年代中末期，通钢由工厂改革为有限公司；2003年，公司开始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剥离办社会职能和整体改制，企业把34家辅业单位剥离出去改制为民营企业，同时员工、干部的身份置换也开始进行。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2005年，作为吉林省省属最大的国有企业和唯一的大型钢铁企业，通钢的钢产量已达到400万吨，总资产100亿元，销售收入80亿元，实现利润8.5亿元，成为一家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动力、运输、机械制造、冶金研究设计等于一体的综合配套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同时也是全国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国务院确定的520户重点扶持企业之一。
改革行至中局，通钢在2005年又开始资产重组。新体制下，通钢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可是谁没有想到，听上去如此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居然像埋在通钢体内的一枚炸弹。这一年秋天，通化钢铁厂的工人们记住一个名字——建龙。1999年创建于河北唐山的建龙集团，到2008年底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9.81亿元，企业遍布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浙江、北京、湖北、四川等省市。
早在2001年，建龙钢铁集团就进入吉林，当年5月1日租赁了吉林市明城钢铁有限公司，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02年7月20日，吉林建龙70万吨带钢生产线建成投产，从此结束了吉林地区无热轧窄带的历史。
从另一个层面看，建龙入吉，也结束了吉林钢铁产业一个旧时代，数以万计钢铁工人的职业生涯和精神家园也随一个更大规模的收购而出现了转折。
工人的精神悲剧
2005年12月30日，建龙参股通化钢铁成功，新通钢集团正式挂牌。
重组后的新通钢集团总资产139亿元、资本注册达38.81亿元，形成国有、民营、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其中建龙钢铁出资8亿元现金，加上吉林市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6亿净资产，一共持有新通钢集团36.19%的股份，吉林省国资委拥有46.64%的股份，通钢集团的债权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14.6%的股份，通钢经营层为2.57%。新通钢集团董事会由7人组成，原通钢集团方面3人，建龙钢铁2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人，企业管理层1人，董事长由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出任，通钢总部搬至长春，而位于通化市的钢铁厂，作为集团子公司更名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改制后矛盾即生。“没有任何人否定国企改制是今后一段时间永恒的主题。”通钢的一位中层管理者对《商务周刊》说，“但寻求战略伙伴要有原则，得强强联合吧，可是建龙有什么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或者说资源什么的？没有，他们的本事和伎俩，这几年下来，我们很清楚。”重组之后，建龙集团尽管只持有36%的股份，但通钢集团的总经理、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通钢集团和通钢股份公司的财务部门等要害岗位已经逐渐换成建龙的人。“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基本上被架空了，建龙的人实际在管理者通钢。”这位通钢股份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对《商务周刊》说。
陈国君就是出自建龙集团的管理者之一。2005年，陈开始担任通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6月升任总经理。“用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陈国君很能干。”王春和说到。但曾晶大妈对陈国君印象较差：“这个人不好，他训斥职工就像训斥儿女一样，工人们都没有起码的尊严。”听到这里，王春和对老伴的话又进行了补充：“人也不算太粗暴，但我认为让他来管理通化钢厂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不太合适。因为陈国君没有文凭，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职称，也不是党员。按企业干部的四化标准，他是不合格的，与通钢半个多世纪积累的许多人才比有很大差距。”
工人们总结出的陈氏管理并无先进之处。
“建龙入股后，通化钢铁厂的工艺、设备，基本都是老样子。他们的管理就是‘整人’，公开说法叫‘减员增效’。民愤就是这么来的。”王春和这样认为。
据本刊了解，建龙管理团队入股通钢后，确实首先进行了人员调整。据当时参与并亲自操刀的通钢一位劳动人事干部向《商务周刊》介绍，当时的员工退休及补偿政策的制定，即满30年工龄的实行“一刀切”，不管工人还是干部全部退休，给予一定的补偿金后一概与通钢再无瓜葛。“当时我也是‘愚忠’的心态，省里决定的事，我们就积极配合了。”这位人事干部如今有些自责。
2005年11月20日，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在接受采访时候称，通钢改制成功，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交给社会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方面调整机构，把34个机构压为18个，原来35000名职工留在主业中的为19606人。
“近一半的工人被赶出工厂，年龄最小的才46岁就让人家下岗，有人气病了，有人跳楼了。”王春和介绍，从那时开始通钢人的下访路就开始了。通钢的员工改制转岗和内退自2005年10月开始，其后陆续几个批次，而其中争议较大的还有2006年二十七八个处级干部的内退风波。
经过政府的多方努力，一批批工人和干部的不满情绪得到了抚慰。然而，新的减人计划仍在不断出台，许多年轻的工人也面临下岗。“通钢从1958年至今51年，我们是老老少少三代人都工作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然而，现在我们的儿女也要下岗，他们没有像我一样的退养待遇，而是直接裁员，我们孩子都难以生活了，我们活得能有意思吗？”从失落到无奈，愤怒开始在工人们心中滋生繁衍。
“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降低一些人工成本来增加经济效益，这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这得有个度。”这位人事干部说，“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建龙入股之后，将许多厂子原来的党群部门合并到了生产科，这样的机构精简太可笑了。这也是目前通钢干群关系严重恶化的原因之一。”
减人增效实施后，在岗工人也未尝到甜头，据那位人事干部透露，2005年置换身份结束后，通钢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1440元，如今是1000元左右，“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的中层管理干部的年薪则成十倍几十倍地增加了”。
“我们管这叫，黑爪子（工人的手）挣钱，白爪子花。”曾晶说。
简而言之，“高薪拉拢中层，压迫工人，分化工人群体”，是通钢工人们总结的建龙另一主要管理手段。
这些作法终于带来了恶果。2008年12月27日，通钢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27岁的年轻员工用铁锤当场砸死。“外界说宋凯之死是小摩擦导致的，其实内因是建龙这种粗暴和独裁的管理积累下的愤怒导致的。”王春和说，“我们工人不是机器，是有灵魂的人。这一点被这些所谓民营企业家们忽略了。”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改制后的三年中，通钢的规模和实力出现了跨跃式发展，2008年，在总结通钢50年成绩时，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说，改制后通钢的年生产能力由2005年的300万吨达到700万吨，这三年的增长速度是前三年（2003—2005年）的4倍。他当时预计2008年底通钢的利润将达到30亿元，同比上年底的12.7亿元增长了1倍多。
这些数据的背后自然有建龙的贡献，但对通钢的普通工人来说，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翁的精神世界却因建龙的到来而改变。“现在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年轻人‘研究’老辈人，同辈的担心同辈人会‘整’自己。”那位人事干部痛心地说。
宋凯死后两个月，2009年3月初，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向大家宣布，建龙要撤走了。“我们不清楚原因，但是看到建龙的人搬走，厂区和宿舍区全都放起了鞭炮。”王春和说。
建龙的管理者走后，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张志东代理通钢股份公司总经理。平静的4个月过去了。然而，让所有工人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7月，随着国际国内钢铁行业回暖，陈国君带着建龙已经控股通钢的文件又回来了。
陈国君之死
据《财经》杂志报道，2008年宏观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后，钢铁行业一度出现全行业亏损，通钢改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呈现出来，改制成败也争议再起，劳资摩擦时有发生。今年以来，企业亏损前景愈加明显，于是建龙提出增资并实施控股，否则选择分立退出。今年3月，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初步达成分手意向，随后双方进行具体方案谈判。但谈判期间，钢铁业形势好转，亏损的通钢集团也在6月份实现盈利4279万元。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达成新的协议，由建龙控股通钢集团。根据新方案：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持股66%，吉林省国资委直接持有的通钢股权降至34%。
“早在7月22日，我就听到消息说，通化钢厂附近已经在部署警力了，也听说建龙要重新入股通钢的传闻。”那位人事干部对《商务周刊》说。
7月23日早晨7点多钟，这位人事干部接到通钢资产管理公司的部长刘志杰的电话，通知他9点到公司来参加建龙二次入股通钢的座谈会，会议由省国资委主持。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通钢退休、退养（内退）的原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及退休工人，大约十五六人。
当他走到公司大楼门前时，许多工人已经围在那里。一个老工人提醒他：“你们这些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注意，一定要坚持正义，千万不能让建龙控股（通钢）啊。”
会场设在公司三楼，与会领导有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省企业改革处处长何启刚、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孙毅及“建龙那边新提的副总经理李云祥”等。王喜东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情况，然后是让代表们发表看法。“两名退休工人在表示完反对意见后，原公司组织部长王乃千说了自己的看法：“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王喜东回答到：“根据新的《公司法》，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新的《公司法》确实规定，股东权益变更需要召开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过后，属于国有企业的还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而通钢的员工在2005年国企改制时已经进行了身份置换，并且按照国家政策每个人都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这笔经济补偿金已经转入通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于是，就建龙二次入股事宜，只是在22日召开了通钢的经理级会议，23号上午召开处级干部大会和一个内退人员座谈会，当天下午则是一个老干部座谈会。
在王乃千发表意见后，其他与会人员也都从建龙入股通钢这几年通钢的发展、建龙的一些管理不当等方面表达了反对意见。会议持续到中午11点40分左右，王喜东总结说，这个事情省委会议已经讨论决定下来了。据称省委常委会决定后，委托吉林省常务副省长与通钢高层沟通，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当即提出辞职。
决定的事，还让大家座谈什么，许多参会人员感觉受到了愚弄。事后他们才知道，就在三楼开座谈会的同时，五楼会议室正在召开一个宣布建龙控股通钢的发布会。
7月24日早上，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到工厂办公楼前，并打出“建龙滚出通钢”的条幅。参与集会的多数是退休人员，还有一部分在岗职工。中午11点多，职工们开始吃午饭，一些人听说陈国君在焦化厂那边开会，工人们就又向焦化厂集中。中午时分，通钢的6个高炉已经全部停产了。“文化大革命时乱到那种程度，我们通钢都没停过产，可见工人愤怒到什么程度了吧！”曾晶感慨说。
一些工人们反映，陈国君到焦化厂是宣读免职决定去了，焦化厂的四个厂长免掉了三个。言语争执很快上升为殴斗。“被打的陈国君起先挣脱了出来。”王春和听说，陈当时跑到了焦化厂二楼一个办公室里，一个工人为了保护他，将他藏在办公室的铁皮工具柜中，然后还锁上办公室门。
下午15点左右，通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崔杰来到现场，告诉大家暂缓执行控股的扩资协议。话言未落，矿泉水瓶就飞了过来，现场的情绪仍然极度暴烈。有人开始逐屋寻找陈国君，悲哀的是，陈国君的藏身之处被发现，有人拆下暖气片撞开办公室，将陈国君揪出，然后，一遍遍地打。
当日17点许，吉林省国资委的《通知》发到工厂，这份《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吉国资发直改[2009]105号）大意是：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省国资委经与多方战略投资者商谈，曾确定由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并控股经营。方案公布以来，很多干部员工及离退休人员不理解、不赞成。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员工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努力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促进通钢集团发展。通知还注明，“省国资委正式文件明天送达，请公司广大员工通知您的家属，尽快撤离现场，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但现场围困者还是先后堵住了两辆救护车进去救护陈国君，第一辆是最早赶来的是通化钢铁医院的救护车，第二辆被挡的救护车来自解放军206医院。
下午18点，工厂一号大门上贴出了吉林省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终止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同意吉林省国资委提出的请示事项，终止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的增资扩股方案。
晚上20时左右，吉林通化电视台播发公告称：“钢城广大员工和家属：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 23时，陈国君在医院抢救无效。
“哎！陈国君是一个牺牲者，从建龙集团的角度来，他是一个敬业的员工。”那位人事干部对记者说。
作者：伊西科 吴金勇 来源：商务周刊】 (责任编辑：肖柳) 网络连接：http://stock.hexun.com/2009-07-31/120145577_2.html
看了吧，宣读免职命令时候出的事！
通钢前高层很厉害啊！可惜，为什么他们在为的是后搞到中层干部300元工资的苟活状态呢？
通钢前高层很厉害啊！可惜，为什么他们在为的是后搞到中层干部300元工资的苟活状态呢？
现实是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百亿身家级的钢铁老板，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不知道国有钢铁公司最后归路在哪里？
崽卖爷田，全部败光，不然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
工人阶级，哼
被神龙缥缈言中，果然有推手
一个半个世纪的大型企业, 难道就不能形成自己的人才队伍,自己的管理队伍么? 为什么要卖给别人?
这到底是工人的问题还是管理者的问题?
一个大型的现代化企业, 所有权在谁手里根本是不重要的, 关键是管理.
这到底是工人的问题还是管理者的问题?
一个大型的现代化企业, 所有权在谁手里根本是不重要的, 关键是管理.
国资委怎么总爱舔资本家的屁股！
想起了当年自称代表工农利益的某党创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底层工农 ;P
领导更聪明
产业工人，尤其是钢铁工人，是阶级成份最高、阶级觉悟最高的
也都是被逼急了
我爹妈要是在通钢，我也会打他
求教，现在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我们以前批判的“私有化”的区别是什么？
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为什么改来改去却变成私人的，而工人一点也享受不到多少实惠呢？
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为什么改来改去却变成私人的，而工人一点也享受不到多少实惠呢？
ship2007 发表于 2009-8-3 00:37 
因为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阶段
财阀和托拉斯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
财阀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生产关系
因为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阶段
财阀和托拉斯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
财阀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生产关系
歌剧院幽灵 发表于 2009-8-3 00:45
理论上的确没错，但到了实际上，就有问题，要不然美国也不会出现反垄断法案；典型的拆分AT&T，以前AT&T干的事，不比中国电信好，装个电话那些初装费，电话型号的选择，比中国电信还恶心。
微软也曾受到反垄断指控。
到管理国家这个层面，卡特尔或康采恩比较好，托拉斯的短期效应好，但长期会出大问题的，上个世纪早期的美国石油托拉斯就是个例子。
理论上的确没错，但到了实际上，就有问题，要不然美国也不会出现反垄断法案；典型的拆分AT&T，以前AT&T干的事，不比中国电信好，装个电话那些初装费，电话型号的选择，比中国电信还恶心。
微软也曾受到反垄断指控。
到管理国家这个层面，卡特尔或康采恩比较好，托拉斯的短期效应好，但长期会出大问题的，上个世纪早期的美国石油托拉斯就是个例子。
rickufo 发表于 2009-8-3 01:09
美国那是修正主义
让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罗斯福新政弄修了
我们要走就走最纯正的道路，原教旨主义的，马老人家所说的那种毛孔里流血的:D:D
美国那是修正主义
让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罗斯福新政弄修了
我们要走就走最纯正的道路，原教旨主义的，马老人家所说的那种毛孔里流血的:D:D
屠狗英雄 发表于 2009-8-2 22:23
这我也赞同，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只要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就是好企业。不过，很明显建龙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另外，综合各类报道，陈国军水平实在有限，作为一个总经理，没能发挥好应有的管理作用，除了忠于领导外没什么其他闪光的地方。PS：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辞退工人而被打死的总经理，他算是头一个了吧[:a9:]
这我也赞同，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只要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就是好企业。不过，很明显建龙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另外，综合各类报道，陈国军水平实在有限，作为一个总经理，没能发挥好应有的管理作用，除了忠于领导外没什么其他闪光的地方。PS：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辞退工人而被打死的总经理，他算是头一个了吧[:a9:]
红色近卫军 发表于 2009-8-2 22:46
你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农村是最容易入党的地方，人数也不少
你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农村是最容易入党的地方，人数也不少
3万人裁掉1万多，这个“民企先进管理模式”嘛，真是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啊
喋喋休 发表于 2009-8-3 12:12
回帖要看贴，看看人家说的是哪一年。
回帖要看贴，看看人家说的是哪一年。
红色近卫军 发表于 2009-8-2 22:46
你让大字都不识一个的底层工农去建党？不知道你是智商有问题还是屁股有问题~
现在不说，至少当年中共确实是代表了工农利益的。 代表谁的利益和建党创始党员来自哪个阶层，没有必然联系
你让大字都不识一个的底层工农去建党？不知道你是智商有问题还是屁股有问题~
现在不说，至少当年中共确实是代表了工农利益的。 代表谁的利益和建党创始党员来自哪个阶层，没有必然联系
DATIGER 发表于 2009-8-3 13:10
这就叫了。我父母所在的钢厂被某红色资本家收购，5、6万人的规模在几年内被压缩到8千。
这就叫了。我父母所在的钢厂被某红色资本家收购，5、6万人的规模在几年内被压缩到8千。
要做资本家，第一步是混好行业圈子，第二步是混好政界圈子，第三步就是上市圈钱了。
和政府交情好，廉价收购国有不良资产，还有天上掉下来的各类国家补助，好处多多啊。不然那些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如何能在短短十几年内资产膨胀以万倍计？
前几年不是有个墨西哥大亨资产几乎赶超盖茨了？那哥们收购国家电信发家的，资产一年净增100多亿美刀。再过20年，中国说不定有千亿富豪（美刀）。
和政府交情好，廉价收购国有不良资产，还有天上掉下来的各类国家补助，好处多多啊。不然那些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如何能在短短十几年内资产膨胀以万倍计？
前几年不是有个墨西哥大亨资产几乎赶超盖茨了？那哥们收购国家电信发家的，资产一年净增100多亿美刀。再过20年，中国说不定有千亿富豪（美刀）。
歌剧院幽灵 发表于 2009-8-3 01:22
不是已经在走那条路了吗? 因为打死人了暴露出的事情, 还有很多蒙在鼓里就被收购分拆的事情, 没曝光罢了.
不是已经在走那条路了吗? 因为打死人了暴露出的事情, 还有很多蒙在鼓里就被收购分拆的事情, 没曝光罢了.
asleepingpig 发表于 2009-8-3 14:47
中国早有千亿美刀级富豪了。比尔盖茨在中国算个屁:D
中国早有千亿美刀级富豪了。比尔盖茨在中国算个屁:D
当从心里不再认同戴第一块表，是光荣的，也就是土土的58年型上海牌手表时，
就会有执政危机感，接着就必须要靠第二块表，先进文化的进口表，和
第三块表，先进生产力的豪华表，来显示自己的派头，积累自己的
自信，靠妈内来支撑自己，跟官员做巴伐利亚汽车，代表锐意进取的意思一样。
就会有执政危机感，接着就必须要靠第二块表，先进文化的进口表，和
第三块表，先进生产力的豪华表，来显示自己的派头，积累自己的
自信，靠妈内来支撑自己，跟官员做巴伐利亚汽车，代表锐意进取的意思一样。
keymarr 发表于 2009-8-3 14:07
深表赞同，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么疯狂的年代，也是即讲阶级出身，又讲自身表现的，至少理论上这么说:handshake
深表赞同，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么疯狂的年代，也是即讲阶级出身，又讲自身表现的，至少理论上这么说:handshake
18# 歌剧院幽灵
歌剧院幽灵中校，没有与时俱进啊，六个为什么就有一个：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handshake
PS：想起俄罗斯的报纸评论俄罗斯寡头：现在俄罗斯权贵资本家比西方最初那些强盗资本家还坏，西方强盗资本家把从国外掠夺来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而俄罗斯的权贵资本家却把从俄罗斯人民身上掠夺的财富转移到国外:D
18# 歌剧院幽灵
歌剧院幽灵中校，没有与时俱进啊，六个为什么就有一个：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handshake
PS：想起俄罗斯的报纸评论俄罗斯寡头：现在俄罗斯权贵资本家比西方最初那些强盗资本家还坏，西方强盗资本家把从国外掠夺来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而俄罗斯的权贵资本家却把从俄罗斯人民身上掠夺的财富转移到国外:D
先顶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