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意思：胥吏不能承受之重

转自凤凰网   
据《新京报》7月20日报道，重庆綦江县26名安监员集体辞职，原因是待遇太低，压力太大。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湖南省涟源县安监员集体辞职的事件，尽管当地官方予以否认，但媒体进一步调查，当地安监员怨声载道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承受的人生压力和重庆的同行相似。
安监员负责工矿业生产中的安全检查与监督，事关人命，责任重大。而他们的身份却在行政链条中非常“卑微”，多数人连公务员身份都没有，人微和责重是一对巨大的矛盾。若以更广的视野观察，安监员集体辞职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中国安全生产中的困境，而是社会面临急剧转型的今日中国，所存在的利益分配失衡、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要想得到解决，单靠传统政治构架下一级压一级的方式已难以应付。
    笔者在五年前出版的拙著《闲看水浒》中，认为常人所言的梁山水泊农民造反应该是“小吏造反”，并详细地分析宋江、武松、戴宗、李逵、朱横这些出身小吏参与造反的背景与原因。胥吏的困境，其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特别是隋唐科举制以后长期存在。胥吏成分复杂，有些是在编的吏目，掌握一定的权力和占有信息优势，比如宋江、戴宗；有些是不在编的白员，即临时工，李逵这个负案潜逃者多半如此。帝国的底层社会秩序靠他们维护，但他们上升的空间相当有限，而且那些超编的“白员”根本没有俸禄，那么要生活得比一般人强，利用为朝廷做代理的那点权力，鱼肉老百姓是必然的。因此出身低微的胥吏和本是他们父老乡亲的百姓势如水火是常态，他们的胡作非为加剧社会危机；同时出现重大社会矛盾时，廷常常拿他们当替罪羊来挽救人心。
    以 安监员为例，他们对监督的企业可能有一定的权力，然而在开矿业中，地方的官商勾结会最大限度地稀释这种权力。在一些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哪一个煤矿若没有权力的背景能开采下去？矿主凭借金钱几乎手眼通天，小小的安监员怎能严格依法办事？可一旦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权力和金钱的同盟，又会尽一切力量推卸责任，而安监员因为职司明确，很容易成为被追究者。这个现象在今日社会管理的领域广泛存在，比如一线的城管、警察和信访人员都是如此。“城管”这个职业被污名化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多数城管工作者同样牢骚满腹，地方主政者要求整洁的市容这类政绩，而引车卖浆的小贩要讨生活，这种利益追求上的截然不同必然将城管推向和小商小贩冲突的第一线。前不久湖北房县信访办主任的女儿被老下访户报复杀害，也揭示了同样残酷的现实。下访户的诉求千差万别，其原因十分复杂，有质疑司法的不公，有痛恨官员的腐败，有些甚至因为简单的民事纠纷，这些矛盾只能在公平的法治环境下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信访工作者无权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上级部门对不问青红皂白的“稳定局面”之追求，最终千钧责任一级级压到基层信访工作者的肩上。如此之重，他们怎么能够承担得起？
     将重大责任转嫁到人微言轻的胥吏身上，这还是传统政治的做法，在农业社会尚能支撑一段时间，而在经济异常活跃、人员流动频繁的工商业社会，一定是左支右绌、进退失据。如果还循传统思路应付这种困境，一个办法是在利益分配上向基层官吏进一步倾斜，但考虑到中国现在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再增加成本已是竭泽而渔了；另一个办法是默许基层官吏利用权力进行一定得寻租，但其尺度无法把握，很有可能引发社会更大的冲突。这两个办法不但不治本，在现代社会恐怕治标的效果都没有。解决之道在何处？这是一个更为宏大也更为迫切的大课题了。转自凤凰网   
据《新京报》7月20日报道，重庆綦江县26名安监员集体辞职，原因是待遇太低，压力太大。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湖南省涟源县安监员集体辞职的事件，尽管当地官方予以否认，但媒体进一步调查，当地安监员怨声载道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承受的人生压力和重庆的同行相似。
安监员负责工矿业生产中的安全检查与监督，事关人命，责任重大。而他们的身份却在行政链条中非常“卑微”，多数人连公务员身份都没有，人微和责重是一对巨大的矛盾。若以更广的视野观察，安监员集体辞职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中国安全生产中的困境，而是社会面临急剧转型的今日中国，所存在的利益分配失衡、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要想得到解决，单靠传统政治构架下一级压一级的方式已难以应付。
    笔者在五年前出版的拙著《闲看水浒》中，认为常人所言的梁山水泊农民造反应该是“小吏造反”，并详细地分析宋江、武松、戴宗、李逵、朱横这些出身小吏参与造反的背景与原因。胥吏的困境，其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特别是隋唐科举制以后长期存在。胥吏成分复杂，有些是在编的吏目，掌握一定的权力和占有信息优势，比如宋江、戴宗；有些是不在编的白员，即临时工，李逵这个负案潜逃者多半如此。帝国的底层社会秩序靠他们维护，但他们上升的空间相当有限，而且那些超编的“白员”根本没有俸禄，那么要生活得比一般人强，利用为朝廷做代理的那点权力，鱼肉老百姓是必然的。因此出身低微的胥吏和本是他们父老乡亲的百姓势如水火是常态，他们的胡作非为加剧社会危机；同时出现重大社会矛盾时，廷常常拿他们当替罪羊来挽救人心。
    以 安监员为例，他们对监督的企业可能有一定的权力，然而在开矿业中，地方的官商勾结会最大限度地稀释这种权力。在一些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哪一个煤矿若没有权力的背景能开采下去？矿主凭借金钱几乎手眼通天，小小的安监员怎能严格依法办事？可一旦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权力和金钱的同盟，又会尽一切力量推卸责任，而安监员因为职司明确，很容易成为被追究者。这个现象在今日社会管理的领域广泛存在，比如一线的城管、警察和信访人员都是如此。“城管”这个职业被污名化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多数城管工作者同样牢骚满腹，地方主政者要求整洁的市容这类政绩，而引车卖浆的小贩要讨生活，这种利益追求上的截然不同必然将城管推向和小商小贩冲突的第一线。前不久湖北房县信访办主任的女儿被老下访户报复杀害，也揭示了同样残酷的现实。下访户的诉求千差万别，其原因十分复杂，有质疑司法的不公，有痛恨官员的腐败，有些甚至因为简单的民事纠纷，这些矛盾只能在公平的法治环境下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信访工作者无权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上级部门对不问青红皂白的“稳定局面”之追求，最终千钧责任一级级压到基层信访工作者的肩上。如此之重，他们怎么能够承担得起？
     将重大责任转嫁到人微言轻的胥吏身上，这还是传统政治的做法，在农业社会尚能支撑一段时间，而在经济异常活跃、人员流动频繁的工商业社会，一定是左支右绌、进退失据。如果还循传统思路应付这种困境，一个办法是在利益分配上向基层官吏进一步倾斜，但考虑到中国现在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再增加成本已是竭泽而渔了；另一个办法是默许基层官吏利用权力进行一定得寻租，但其尺度无法把握，很有可能引发社会更大的冲突。这两个办法不但不治本，在现代社会恐怕治标的效果都没有。解决之道在何处？这是一个更为宏大也更为迫切的大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