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误解掩盖中日问题 需克服两国民间心理畏惧

别用误解掩盖中日问题 需克服两国民间心理畏惧 2009年06月28日    来源：环球时报   刘迪

中日问题不都是因“误解”而生          日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在访问郑州大学时演讲称，中日问题“70%是误解或不了解”。宫本大使的“误解论”被报道后，中国网络舆论既有赞同，也有不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大使的中日“误解论”呢？     可以肯定，作为两个文化、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彼此之间不够理解乃至误解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从“误解论”提出的背景来看，这也是希望解决中日之间存在的互不信任现状的一种尝试，在此意义上，大使的努力值得肯定。     不过，笔者以为，“误解论”是外交词汇，事实证明，克服中日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暧昧、模糊的语言可能在某些场合有效，但“误解论”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解释力不强，适用范围有限。我们可以试想，假如中日之间的问题多来自“误解”，中日之间的对立问题可用“误解论”克服，那么现在中日两国之间就不会存在如此复杂的困难。     因此，我们考察当代中日之间的问题，仍须从根源、本质这两点切入，即影响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根源仍在近代以来日本侵华历史，本质仍在于双方历史观的差异。当然，这个判断并非是指现在的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否认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事实上，日本学界和主流社会，均对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持批判态度。     不过，不少人虽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却又很不甘心地加上一个“补充背景”，即“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日本对外侵略乃不得已而为之”。不论政界还是舆论界，这种模糊的历史观都很流行。我们至今仍然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误解论”无助于解决目前中日两国仍然存在的历史与心理芥蒂，反倒容易徒增误解。中日之间存在的那些固有问题，如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东海问题、经贸摩擦问题等，如果不去加以有效控制和处理，仍然可能成为激化两国矛盾的焦点问题。     小心翼翼照顾双方民族情感，克服中日关系的脆弱面     事实上，迄今为止，中日在解决双边重要问题时，均未使用“误解论”，而是强调中日关系中现存的问题根源，从而站在一个更现实、更广阔的地平线上看待中日关系，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笔者认为，今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还需超越“误解论”的认识层面，正视中日两国历史对现实问题造成的复杂、曲折的折射和影响，不回避问题，不模糊地将问题归之于“中日之间存在误解”。在这个意义上，中日双方都要最大限度客观介绍对方，尽量摒除民族主义框架的媒体报道。     中日关系属于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在中日之间，却又存在一个极为脆弱的“阿基里斯之踵”。去年，几袋有毒饺子竟撼动了世界这两个最重要经济大国的双边关系。可见，两国国民内心深处仍然存在强烈的互不信任乃至怀疑。面对这种现状，我们无法仅以“误解”说明。这个事件虽然已过去一年有余，但对两国国民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更要注意的是，造成这种事件的社会心理环境并未消除，今后仍然可能以其他的方式爆发。     面对中日关系如此脆弱的一面，中日两国外交、政治负责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中日关系继续前行，除了依赖两国共同利益扩大外，还需要一点点维护两国民间的善意，为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解决找到回旋的余地。每当问题发生，双方既要积极面对具体问题，同时更要小心翼翼照顾双方民族情感。例如中方对毒饺子事件，除了自己主动调查外，也积极配合日方有关部门的侦查，努力增加公开性，以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应对这一事件。这种应对方式，笔者以为体现了“最大诚意、最大善意”，而中日日前举行的第十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中也强调要加强各领域合作，“增进政治互信，改善国民感情”。今后，两国都应以这种原则来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要克服两国民间心理畏惧     目前，中日两国已经成为关系极为密切的经济合作伙伴，而这次危机也让日本认识到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不久前，有一位日本经济学者写了一本书，指出中日虽未建立共同体，但是从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来看，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事实共同体。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实共同体，却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民间的心理畏惧。     中日两国民众的人心基础不牢，中日关系的基础也就不稳固。为此，应提倡中日之间立体式的交往，即双方对两国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应与经济交往同样高度重视。应该说，中日恢复邦交前及初期，两国在经济力量方面尚不对称，那个时代的双边关系，基本靠政治力量驱动，但如今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让两国之间交往转以经济为中心。不过，以人为本的政治外交，必须重视文化。促进中日关系，必须以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经济与文化两轮，这两个经济巨人，需要更多、更强烈的文化感动。因此，双方政治家，都应对两国文化交流更加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国关系的平衡发展。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两国之间发生过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各种问题，但两国领导人都能及时沟通并从两国关系大局着眼，及时予以解决，这与两国敢于正视问题的态度有关。双方从大局着眼，“求同存异”，保持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而这种稳定关系背后，存在两国领导人的互信。当时，中日之间接触渠道虽然比较少，但却强而有力，高层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沟通渠道。廖承志与日本政界、财界的密切关系，胡耀邦与中曾根康弘之间的信任，仍然值得回忆。     发展两国交流，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两国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人的交流、人与人之间信赖关系的建立。近几年来，由于中日政府关系的不断改善，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出现好转的态势，特别是2008年日本救援队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赢得了中方舆论和民众的普遍好感，而这种正在改善的民意还需要持续的民间交流进行维护。     1988年，当时的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先生曾忧虑地对我说：“我们这代人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中日关系得赶快培养新人。”他的话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中日邦交不能前不见“故人”，后不见来者，需要立足未来，为将来储备友好力量，加强青年俊才的交流。此外，中日之间近年对媒体交流已经开始重视，但主要限于高层，年轻一代媒体人的思想交流尚未受到重视，媒体中坚层的相互了解也尚待发展。▲(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

http://civ.ce.cn/main/todaynews/200906/28/t20090628_19414325.shtml别用误解掩盖中日问题 需克服两国民间心理畏惧 2009年06月28日    来源：环球时报   刘迪








    中日问题不都是因“误解”而生     

    日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在访问郑州大学时演讲称，中日问题“70%是误解或不了解”。宫本大使的“误解论”被报道后，中国网络舆论既有赞同，也有不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大使的中日“误解论”呢？

    可以肯定，作为两个文化、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彼此之间不够理解乃至误解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从“误解论”提出的背景来看，这也是希望解决中日之间存在的互不信任现状的一种尝试，在此意义上，大使的努力值得肯定。

    不过，笔者以为，“误解论”是外交词汇，事实证明，克服中日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暧昧、模糊的语言可能在某些场合有效，但“误解论”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解释力不强，适用范围有限。我们可以试想，假如中日之间的问题多来自“误解”，中日之间的对立问题可用“误解论”克服，那么现在中日两国之间就不会存在如此复杂的困难。

    因此，我们考察当代中日之间的问题，仍须从根源、本质这两点切入，即影响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根源仍在近代以来日本侵华历史，本质仍在于双方历史观的差异。当然，这个判断并非是指现在的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否认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事实上，日本学界和主流社会，均对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持批判态度。

    不过，不少人虽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却又很不甘心地加上一个“补充背景”，即“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日本对外侵略乃不得已而为之”。不论政界还是舆论界，这种模糊的历史观都很流行。我们至今仍然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误解论”无助于解决目前中日两国仍然存在的历史与心理芥蒂，反倒容易徒增误解。中日之间存在的那些固有问题，如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东海问题、经贸摩擦问题等，如果不去加以有效控制和处理，仍然可能成为激化两国矛盾的焦点问题。

    小心翼翼照顾双方民族情感，克服中日关系的脆弱面

    事实上，迄今为止，中日在解决双边重要问题时，均未使用“误解论”，而是强调中日关系中现存的问题根源，从而站在一个更现实、更广阔的地平线上看待中日关系，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笔者认为，今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还需超越“误解论”的认识层面，正视中日两国历史对现实问题造成的复杂、曲折的折射和影响，不回避问题，不模糊地将问题归之于“中日之间存在误解”。在这个意义上，中日双方都要最大限度客观介绍对方，尽量摒除民族主义框架的媒体报道。

    中日关系属于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在中日之间，却又存在一个极为脆弱的“阿基里斯之踵”。去年，几袋有毒饺子竟撼动了世界这两个最重要经济大国的双边关系。可见，两国国民内心深处仍然存在强烈的互不信任乃至怀疑。面对这种现状，我们无法仅以“误解”说明。这个事件虽然已过去一年有余，但对两国国民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更要注意的是，造成这种事件的社会心理环境并未消除，今后仍然可能以其他的方式爆发。

    面对中日关系如此脆弱的一面，中日两国外交、政治负责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中日关系继续前行，除了依赖两国共同利益扩大外，还需要一点点维护两国民间的善意，为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解决找到回旋的余地。每当问题发生，双方既要积极面对具体问题，同时更要小心翼翼照顾双方民族情感。例如中方对毒饺子事件，除了自己主动调查外，也积极配合日方有关部门的侦查，努力增加公开性，以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应对这一事件。这种应对方式，笔者以为体现了“最大诚意、最大善意”，而中日日前举行的第十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中也强调要加强各领域合作，“增进政治互信，改善国民感情”。今后，两国都应以这种原则来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要克服两国民间心理畏惧

    目前，中日两国已经成为关系极为密切的经济合作伙伴，而这次危机也让日本认识到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不久前，有一位日本经济学者写了一本书，指出中日虽未建立共同体，但是从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来看，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事实共同体。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实共同体，却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民间的心理畏惧。

    中日两国民众的人心基础不牢，中日关系的基础也就不稳固。为此，应提倡中日之间立体式的交往，即双方对两国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应与经济交往同样高度重视。应该说，中日恢复邦交前及初期，两国在经济力量方面尚不对称，那个时代的双边关系，基本靠政治力量驱动，但如今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让两国之间交往转以经济为中心。不过，以人为本的政治外交，必须重视文化。促进中日关系，必须以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经济与文化两轮，这两个经济巨人，需要更多、更强烈的文化感动。因此，双方政治家，都应对两国文化交流更加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国关系的平衡发展。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两国之间发生过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各种问题，但两国领导人都能及时沟通并从两国关系大局着眼，及时予以解决，这与两国敢于正视问题的态度有关。双方从大局着眼，“求同存异”，保持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而这种稳定关系背后，存在两国领导人的互信。当时，中日之间接触渠道虽然比较少，但却强而有力，高层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沟通渠道。廖承志与日本政界、财界的密切关系，胡耀邦与中曾根康弘之间的信任，仍然值得回忆。

    发展两国交流，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两国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人的交流、人与人之间信赖关系的建立。近几年来，由于中日政府关系的不断改善，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出现好转的态势，特别是2008年日本救援队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赢得了中方舆论和民众的普遍好感，而这种正在改善的民意还需要持续的民间交流进行维护。

    1988年，当时的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先生曾忧虑地对我说：“我们这代人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中日关系得赶快培养新人。”他的话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中日邦交不能前不见“故人”，后不见来者，需要立足未来，为将来储备友好力量，加强青年俊才的交流。此外，中日之间近年对媒体交流已经开始重视，但主要限于高层，年轻一代媒体人的思想交流尚未受到重视，媒体中坚层的相互了解也尚待发展。▲(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


http://civ.ce.cn/main/todaynews/200906/28/t20090628_194143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