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缝里的“天下粮仓”：饥荒的四川供应全国抗战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号为天府，却从来不是粮食输出的大省。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7000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1.25%，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雍正九年，四川输出粮食150万石，而同期湖南外调粮食为800万石。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中原地区饥荒不断，不得不增调川粮赈济中原，最高时也不过每岁300万石。因此，无论如何，四川也称不上是天下粮仓。但是，阴差阳错，无力支撑天下的四川却又不得不担负“天下粮仓”的角色。

很少有人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是吃着观音土迎来抗日战争的。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遭遇大旱，受灾地区超过了全省面积的80%，受灾人口达到3700万人，饿死人口难以统计。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等填肚；草根树皮没有了，就吞食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巴；当观音土都难以找寻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吃人现象。

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缺钱少粮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无计可施，只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赈灾。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救灾粮款，而是蒋介石的答复：“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费尽周折，省政府才筹集到140多万元赈灾款，平均到每个灾民身上只有四分钱。大饥荒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37年夏天连续几场雨过后，旱情才逐步缓解。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1937年11月20日，由于日寇横扫沿海省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主要产粮区尽丧敌手，全国粮食紧张万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四川百姓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抗战救国大后方的责任。

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征收足够粮食，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了田赋征实制度。所谓征实，就是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除“田赋征实”外，又实行“征购”和“征借”。所谓“征购”就是以低于市价的官价向农民统一征购粮食，只发给利息极低的粮食库券；而“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不但不付现款，而且不计利息。四川无论在“田赋征实”和赋外增购粮食方面，远较各省为多。但是，四川百姓却对此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

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时隔多年，渠县人杨义富对当年百姓支持抗战的记忆仍然鲜活如新。由于连续苦旱三年，1941年杨义富一家的收成刚好只够缴公粮，“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 ‘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一分一厘公粮！”

正是在这样灾荒不断，食不果腹的困境中，四川百姓节衣缩食，为抗战提供必须的粮食。据统计，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以一省之力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使四川成了牙缝里挤出来的“天下粮仓”。（据《先锋国家历史》李远江/文）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号为天府，却从来不是粮食输出的大省。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7000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1.25%，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雍正九年，四川输出粮食150万石，而同期湖南外调粮食为800万石。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中原地区饥荒不断，不得不增调川粮赈济中原，最高时也不过每岁300万石。因此，无论如何，四川也称不上是天下粮仓。但是，阴差阳错，无力支撑天下的四川却又不得不担负“天下粮仓”的角色。

很少有人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是吃着观音土迎来抗日战争的。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遭遇大旱，受灾地区超过了全省面积的80%，受灾人口达到3700万人，饿死人口难以统计。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等填肚；草根树皮没有了，就吞食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巴；当观音土都难以找寻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吃人现象。

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缺钱少粮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无计可施，只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赈灾。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救灾粮款，而是蒋介石的答复：“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费尽周折，省政府才筹集到140多万元赈灾款，平均到每个灾民身上只有四分钱。大饥荒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37年夏天连续几场雨过后，旱情才逐步缓解。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1937年11月20日，由于日寇横扫沿海省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主要产粮区尽丧敌手，全国粮食紧张万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四川百姓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抗战救国大后方的责任。

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征收足够粮食，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了田赋征实制度。所谓征实，就是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除“田赋征实”外，又实行“征购”和“征借”。所谓“征购”就是以低于市价的官价向农民统一征购粮食，只发给利息极低的粮食库券；而“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不但不付现款，而且不计利息。四川无论在“田赋征实”和赋外增购粮食方面，远较各省为多。但是，四川百姓却对此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

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时隔多年，渠县人杨义富对当年百姓支持抗战的记忆仍然鲜活如新。由于连续苦旱三年，1941年杨义富一家的收成刚好只够缴公粮，“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 ‘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一分一厘公粮！”

正是在这样灾荒不断，食不果腹的困境中，四川百姓节衣缩食，为抗战提供必须的粮食。据统计，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以一省之力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使四川成了牙缝里挤出来的“天下粮仓”。（据《先锋国家历史》李远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