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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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自《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日军 大 屠 杀期间
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
马振犊邢炫
内容 提 要 1937年12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南京守军在南京保卫
战中进行了英勇的抵杭,显示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13 日南京沦陷
后,日军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周惨绝人裹的大屠杀。在南京沦陷后的最初几
周内,南京军民面对日军的大屠杀暴行,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这些反抗斗争
行为,其特点表现为分散和无组织性。在城市沦陷后数周内,不仅中国军队
未见有组织的游击或巷战发生,市民们也没有进行较为普遍和成规模的反
抗,这无疑是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制约的。甘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
讨,并不是为了抹煞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反杭事迹,而是希望能
更深入系统地了解和分析南京军民当时的应对状态以及相关背景和原因。
关 键 词 南京大屠杀军民反抗
在有 关 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史上,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
工作,但至今仍缺乏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在南京沦陷后,滞留城内
的几十万市民和数以万计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面对日本人的
大规模屠杀、强奸与抢劫、纵火等暴行,表现出了怎样的应急反应
和造成这些反应的原因。
在有 关 南 京大屠杀的中外史料已经被着手大规模征集和系统
出版的今天①,我们可以依据现有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基本的研
究工作,而不必担心因史料的缺乏而犯下盲人摸象的错误。
一大屠杀中南京军民的反抗记录
在研 究 日军大屠杀期间被害者态度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看
到,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是有反抗的。
首先 ,集 体被俘的中国军人会有濒临死亡的觉醒,少数也进行
了反抗、暴动或试图逃跑。如在乌龙山边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
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人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
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但是最后他们仍为外围日军部队全部杀
害。②12月17 日(一说是18 日)晚上,在幕府山附近,也有被押的
数千名俘虏进行反抗,并袭击了押送的士兵,约一千余名(一说数
千)俘虏被打死,其余全部逃跑。③12月14 日黄昏至深夜,部分中
① 近几年来,江苏南京的学者们已经过长期的努力与集体合作,遍收中外资料,编成
出版 了 2 8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版 ),现 正 陆续扩充为5卷本,加上过去02多年来搜集编印的中日双方有关史料、
照 片 、回 忆、田野调查等,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人反应的资料,基本上已经可以
满 足 研 究工作之需。
② 转引自〔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1一72页。
③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的陆军作战》(1),第437页。转引自【日〕田中正
明 :《“ 南 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页。
又据 笔 者 查 阅 相 关 资料所知,乌龙山和幕府山相距较近,记录中的日军加害者
属 同 一部 队,发生时间也基本为同日,因此若排除某些别有用心、企图抹杀大屠杀
历史 的 日 人有意改动等有关因素来看,这两次屠杀时的暴动可能为同一事件。但
因在 不 同 人物的记述中遇难人数客观上又有相当的差别,故不能完全排除为两个
事 件 的 可能,本文在不影响文章论述的前提下暂为分列。原文来自《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日军 大 屠 杀期间
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
马振犊邢炫
内容 提 要 1937年12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南京守军在南京保卫
战中进行了英勇的抵杭,显示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13 日南京沦陷
后,日军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周惨绝人裹的大屠杀。在南京沦陷后的最初几
周内,南京军民面对日军的大屠杀暴行,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这些反抗斗争
行为,其特点表现为分散和无组织性。在城市沦陷后数周内,不仅中国军队
未见有组织的游击或巷战发生,市民们也没有进行较为普遍和成规模的反
抗,这无疑是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制约的。甘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
讨,并不是为了抹煞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反杭事迹,而是希望能
更深入系统地了解和分析南京军民当时的应对状态以及相关背景和原因。
关 键 词 南京大屠杀军民反抗
在有 关 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史上,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
工作,但至今仍缺乏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在南京沦陷后,滞留城内
的几十万市民和数以万计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面对日本人的
大规模屠杀、强奸与抢劫、纵火等暴行,表现出了怎样的应急反应
和造成这些反应的原因。
在有 关 南 京大屠杀的中外史料已经被着手大规模征集和系统
出版的今天①,我们可以依据现有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基本的研
究工作,而不必担心因史料的缺乏而犯下盲人摸象的错误。
一大屠杀中南京军民的反抗记录
在研 究 日军大屠杀期间被害者态度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看
到,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是有反抗的。
首先 ,集 体被俘的中国军人会有濒临死亡的觉醒,少数也进行
了反抗、暴动或试图逃跑。如在乌龙山边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
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人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
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但是最后他们仍为外围日军部队全部杀
害。②12月17 日(一说是18 日)晚上,在幕府山附近,也有被押的
数千名俘虏进行反抗,并袭击了押送的士兵,约一千余名(一说数
千)俘虏被打死,其余全部逃跑。③12月14 日黄昏至深夜,部分中
① 近几年来,江苏南京的学者们已经过长期的努力与集体合作,遍收中外资料,编成
出版 了 2 8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版 ),现 正 陆续扩充为5卷本,加上过去02多年来搜集编印的中日双方有关史料、
照 片 、回 忆、田野调查等,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人反应的资料,基本上已经可以
满 足 研 究工作之需。
② 转引自〔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1一72页。
③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的陆军作战》(1),第437页。转引自【日〕田中正
明 :《“ 南 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页。
又据 笔 者 查 阅 相 关 资料所知,乌龙山和幕府山相距较近,记录中的日军加害者
属 同 一部 队,发生时间也基本为同日,因此若排除某些别有用心、企图抹杀大屠杀
历史 的 日 人有意改动等有关因素来看,这两次屠杀时的暴动可能为同一事件。但
因在 不 同 人物的记述中遇难人数客观上又有相当的差别,故不能完全排除为两个
事 件 的 可能,本文在不影响文章论述的前提下暂为分列。
国士兵还放火烧毁了日军缴获的煤炭仓库。①25 日深夜,一伙中
国士兵袭击了日军军官宿舍,杀伤了12名正在睡觉的军官。②在
草鞋峡大规模的屠杀过程中,被关押军民冒着密集的弹雨,高喊:
“夺枪!夺枪!”赤手冲向敌人,遭到了日军的无情屠杀。③在城-
内,也有一批中国士兵,被日军围困在司法院四楼顶层,他们自知
不是被推下楼摔死,就是被日军纵火烧死,因此都奋不顾身地去夺
日军手中的武器,他们虽然全部牺牲了,但也当场拼死了多名日
军。④
其次 ,普 通南京市民也有反抗日军暴虐的行为,有些人表现得
还十分壮烈。有不愿为日军开车运送子弹、与日军奋勇搏斗最后
遭到枪杀的梁志成;不屈反抗日军强暴、身中三十余刀刺伤仍反抗
不止的李秀英;反抗日兵强暴被劈成两半的姜根福n 岁的二姐,
还有身缚炸药包轰炸日军火车的无名妇女⑤,另有许多妇女宁死
不辱,以自杀来反抗日军的暴行。许多不知名的中国家庭成员,在
日军施暴时,奋起反抗而当即遭到屠杀。
南京 军 民 对日军的暴行进行的英勇反抗,这些事迹零落在当
时的报刊杂志和幸存者的口述中,汇成一幅幅悲愤而壮烈的画面,
让人激动!然而,从现已公布的中外史料和有关学者的著述来看,
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
【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参见高兴祖:《日军侵华暴行一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武汉《大公报》,1938年2月23日,转引自孙宅巍:<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军民的反
抗》,《学海》1993年第2期。
白芜:《今日之南京》,转自“南京大屠杀”史料编纂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
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一201页。
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另外,在幸存者口述以及日军官
兵的日记或回忆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成批毫无抵抗意识、任由宰
割的被屠杀军民的相关记录。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大屠杀期间南
京军民中并没有出现成规模而激烈的反抗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还
给人以相当程度上“坐以待毙”的感觉。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事实
是有着多方面内外因素的,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数百万犹
太人面对纳粹屠刀的表现相比较,这也决不是特例。
二大屠杀中南京军民的基本表现
对此 问题 进行深人分析,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滞
留城内的中国军人,有没有进行有规模的巷战和最后的抵抗作战?
其二是南京居民有没有进行反抗及其程度如何?由此才能得出客
观综合的结论。
(一 )南 京 城陷后守军没有与敌发生大规模巷战
中国 军 队 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确实进行了一些局部地区
的战斗。不过这些战斗更多的是在突围过程中与日军开展的遭遇
战,而中国守军在城陷后最初几周里究竟有没有坚持对敌展开有
规模的街巷争夺战?回答是否定的。
巷战 , 并 不是单纯指在街巷发生的战斗,它一般发生在城镇或村
落的街巷内,通常是对建筑物、街垒、制高点进行争夺,形成许多独立
的短兵相接的战斗。①南京沦陷前,唐生智曾命令各部加强城防,准备
巷战。南京的各城门也被沙袋堵了起来,城门外公路挖上了壕沟,各交通要道设置沙包电网,准备守卫。①负有掩护任务的部分队伍也做过
巷战的准备,“n日,(第78)军奉令增厚城防,作巷战准备”②,在金陵
大学附近的士兵也在校园围墙内挖战壕,增筑巷战工事③。12日,三
十六师一团被调人城内④,一六0师及军属炮工兵营也集结于玄武门、
水西门一带,构筑工事,准备巷战。⑤12日下午8时,中国士兵也支持
着最后一两个据点。⑥但是,在日军猛烈的进攻之下,大多数可以称之
为战斗的反抗者防良快地溃散了,“城内几乎未曾发现敌军”⑦,日军称至
13日傍晚,守军则基本撤退一空。值得一提的是,日军迅速攻人内
城时,敌我在城南也曾确实开展过激烈战斗,有部分守军突围撤退
时与前进的日军曾发生了遭遇战或者突围战⑧,而将这一类战斗
视为主动意识很强的巷战是不妥的。因此,仅凭日军作战日记中类似“今天(13日),南京还在进行巷战”①的记录,或者新闻报道
中的“猛烈巷战”②、“枪声大作”③之类的描述,就认定南京城内发
生了有组织的巷战,似乎不合实际。
最为 关 键 的是,在12 日傍晚唐生智撤退令下达之后,城内守
卫部队的任务即转变为保存有生力量转移。此日以后,除了担任
掩护任务或者争夺和保卫撤退通道的部队负有阻敌前进的任务,
其余部队不会再滞留城内进行巷战,笔者也未见到有资料显示中
国军队高层有明确的继续巷战命令。另外,自城破到日军完全占
领南京,时间不到一天,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残余守军并未进行任何
有效的巷战。正如一些当时滞留城内的外国人所记载:13 日之
后,城内只剩零星的对日军暴行的反抗,巷战则近乎绝迹,也没有
其他形式的有组织抵抗活动④发生,这是历史事实。据此,我们
可以认为:在城陷之后几周,南京城内基本上没有发生巷战。
南 京沦 陷 时大约有9万多士兵都滞留在南京城内外地区。我
们不否认,一些官兵迫于形势暂时藏起武器,希望等状况好转再重
新归队,也有人怀着强烈的抗日热情,辗转逃出南京继续抗战。但
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数士兵在南京沦陷后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在混乱中各自逃散。为了求生,许多士兵脱下军装、卸下武器,换上老
百姓的服饰,躲人难民区或者潜人民间,还有一些部队并未丧失战
斗能力,然而却向兵力远少于自己的日军缴械投降。这9万名左
右的军人被俘或潜人民间,最后绝大部分遭到日军屠杀,是30 万
遇难同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①
(二 )南 京 市民应对日军暴行的反应
1. 战 争 爆发后南京人的心态分析
七七 事 变 爆发之后,全国投人抗日高潮,南京也不例外。随着
各种抗日宣传和备战活动的陆续开展,普通民众对战争也有了越
来越贴近的感觉。
到了 193 7年8月中旬后,日军为了配合其主力进攻淞沪地
区,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开始动用精锐的海军航空队对华
东、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要地进行大规模空袭,南京作为
中国首都,成为日军攻击的首选目标。日本空军用炸弹和机枪、航
炮疯狂轰炸,炸毁了不少建筑物和防御工事,数千南京市民遭到袭
击身亡,“城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②而国家机构、政府官员及
其家属的相继转移,也给普通市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③在不断
遭受空袭的情况下,南京市民对战争即将到来的不安和恐惧与日
俱增,他们的应急反映基本上可分为三种:一是随着中央政府机关
的陆续撤退,有钱的居民逃难迁往大后方,二是没钱的小户平民避
往乡下或暂时出城躲避战火,三是因许多原因不便离家的居民(如家有老人、孩子、病人及众多不便外出不能离家者),他们只能躲在
家中祈祷“菩萨保佑”,忍受战火带来的一切。
到 沦陷 前 夕,留在城内的市民的心理状态就更为复杂了。他
们一方面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保卫城池,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军队即
将放火烧城等一些不切实的流言而惶恐不安。①对于日本的大军
压境,他们感到绝望而无奈,甚至有人因知识有限幻想着如“接受
日军”②可能会保住身家性命,并结束战时的紧张和空袭的危
险。③更有一些市民怀着对战争麻木的情绪,认为战争与他们无
关,他们甚或不愿与中国军队配合,认为只要自己没进行什么反日
的活动,日军就不会对他们施暴。
战争 中 作 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因其受到人身凌辱和生命威胁
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在当时,除了有条件出走的妇女外,南京
在沦陷前几个月内,有大量的青年女性选择了提前结婚,她们认为
这样可以得到更可靠的保护,也能减轻家庭的负担,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借此避免或减少日军到来时受凌辱的可能。
到 12 月 初,许多市民在了解到市内有外国人举办的“安全区”
存在的情况后,纷纷来到“安全区”寻求避护。因为这对于那些毫
无实力、只能滞留南京的普通市民来说,“安全区”不窗是最后一根
救命的稻草了。而主持“安全区”的外籍人士考虑到本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只愿更多的收留妇女和儿童。还有大量的市民,因为不愿
抛弃自己的房屋财产,直到最后一刻还留在家中。他们中的大多
数虽然都感受到了战争即将到来的恐怖气氛,但对于如何应对这
场战争却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
因此 , 就 当时南京人的基本心理状况来说,他们是茫然、无组
织和缺乏准备的,更没有想到会面临空前的大灾难。
2. 南 京 市民对暴行有抵抗但不普遍
南京 城 陷 之后,日军从进人城市的第一刻起,就开始了长达六
周甚至更长时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及普通市民的大规模屠
杀、抢掠、纵火及对妇女的大规模的强奸。
面 对 日军 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滞留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军
人及市民,表现出了大祸来临时的无助、恐慌和不知所措,他们基
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士兵们丢掉武器换上便装,进人
难民区躲藏或混人难民流中,准备向北向西出城;而普通市民则躲
在家中关紧大门,祈祷能躲避灾祸的降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主动
地去抵抗日军的侵人。
当 日本 军 队进人街道巷里之后,他们不问情况,见人就杀,挨
家逐户破门而人“搜查军人”,对手无寸铁并未反抗的居民,大都射
杀砍刺,并伴随着奸淫妇女,抢劫财产。当他们的暴虐行为很快传
遍全城之时,南京居民除了更加恐慌、或奔逃四散、藏身于暗室、床
底桌下之外,很少有人想到要进行抵抗。甚至在被大量集中关押
的过程中,中国军民也少有集中的暴动来反抗日军的屠杀。
当然 , 在 这当中,曾有一些家庭、居民的分散反抗。往往发生
的情况是,当日本军队在冲砸家门时,善良的南京市民还出来开
门,他们的动机是很纯朴的,认为只要向日本人说清楚家里没有外
人,来者也不会危害自己。但是,野蛮而凶恶的日军进门后,除杀害开门者外,还要逐屋搜查,他们见青年壮丁就杀,见妇女就奸淫。
因语言不通,双方无法沟通,日军往往最后杀光被发现的居民,抢
了财物再烧房而去。在日军最先占领的城南地区受害最重,民居
基本被烧光,大火数日不息。日军施暴之时,曾有一些市民,面对
家人被杀被奸的惨景,奋起反抗,与日军搏斗①,但基本上无法与
日军抗衡就立即惨遭暴行及杀害。仅有个别人能侥幸死里逃生,
如李秀英的反抗例子等。到市内秩序相对安定之后,又有少数几
人相约为伴,一起膺惩作恶的日人的例子发生。②然而,这也只是
个别的现象,往往也只是针对单个日兵,没有有组织性的活动,一
旦事成后就立即各自逃散。这样做往往也会引来日军更大规模的
报复性屠杀。③
从客 观 实 际来看,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南京市民,他们没有对
人侵者的暴行进行普遍有规模的主动反抗,也没有成立任何自我
保护或救助的相关机构。这与中外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战争暴行中
被害方民众的表现相类似,更何况日军行为空前残暴,令人无法正
常思考及其应变。在此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南京市民们没有反抗
无可厚非,是不需研究的“常态”。确实,在当时异常恶劣的环境
下,市民们的表现不应当遭受批评和指责,但以此作为切人点分析
当时的情况,我们认为,即便这是历史的“常态”,却也有着它的特殊性,是由一定的历史背景和众多原因叠加造成的。为了比较清
楚的进行研讨,我们从战争爆发前后南京军民心理变化人手,对该
问题的前因后果进行深人分析。
三南京军民应变表现的原因分析
(一 )政 府 当局指导布置严重缺失,官员弃责逃跑
1. 在 宏 观方面来看,国民政府当局战前因淞沪战败所陷人的
混乱状态,最高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直接导
致了南京军民对于战争认识的模糊,这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
人毫无组织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
我 军从 淞 沪战场撤退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从蒋介石开始,陷
人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战略争论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
的原因,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未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作战意图,而
且不能正视现实,听取正确的建议做好应变善后工作,只是在宏观
原则上做出了“要守”、“准撤”的命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都没有考
虑。从蒋介石战前的讲话和下令撤退的时间来看,他对于南京守
城战的失败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的坚守两个月的要求以及带兵来
援的允诺都不可能实现。因此造成其客观上对死守南京计划与措
施的“坚定不移”,实际上却是对参战部队准备做最后的“遗弃性处
置”①,这对守城将士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使得南京市
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因此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
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在蒋 介 石 个人坚持要守城的主张之下,时任训练总监闲职的
唐生智自告奋勇出任南京卫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为了南
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了藉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因此,他对守城
之战缺乏细致周密的计划。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
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而且当
时他的身体状况也不能很好的履行职务。王世杰在其日记中还记
载到:“予今日两次用电话与商南京市区救济事宜,彼均在就寝,从
不恕见。”①此外,唐生智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
存亡”的口号,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抱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
边,并十分愚蠢地烧毁了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于死
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则是无望。没有客观合
理地部署南京保卫战进退的详密计划和周全安排,成为在战局逆
转后我守城部队陷人混乱、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2. 市 政 当局组织部署指导有缺陷,机关人员匆忙撤退,丢弃
市民不管,是政府的失职。
为 了应 对 战争的爆发,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
曾有疏散城市居民的初步考虑。当时,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
给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光的电稿中就提到了“沿江各重镇
居民,应逐渐疏散,南京市百余万人口,战时甚感不便,必要时,可
先将妇孺迁移他处,各机关职员之眷属,亦宜有秘密移动之准备,
以免妨害公务”。②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成为日军空中打击的目
标而卷人战火,市政府也作了不少抗战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长加强基层组织,通过联保具结,实行
“五户连坐”,以防制汉奸间谍;为保证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
10月1日专门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员会,组织供应物品;城市
交通、供电等系统也基本稳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开展防空和抗
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
活动。①到12月13日沦陷前夕,南京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
但实 际 上 ,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措施是有限的,许多政策没有
落到实处,而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宣传活动远远不能覆盖南京当
时的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大批涌人的各地难民。因此,政府当局对
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
京未能出逃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随着战火
的推进,这些公众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更日渐稀少。到了1月20
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市政府与国民党市党部随中央政
府匆忙迁出,对广大市民前途命运,弃责不问。特别是政府在迁移
过程中,首先考虑到了政府各机关人员和相关物资,并为此征用了
大量的车辆民船,从而使得妇孺迁移办法中“予以种种交通上的便
利”成为了一句空话。卫戍司令唐生智为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更
将下关至浦口的轮渡全部撤消,一般难民要离开南京已非常困难,
而到12 日撤退令下达之后,这项举措更使得众多官兵无法渡江,
只能滞留江边任由日军屠杀。
沦 陷前 夕 ,南京市府各机关和民间社会团体基本都处于不作
为的状态,对普通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和沦陷后的市民安排
更无所准备。对于一些西方人士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曾给予了积极回应,提供450名警察,3万担(相当于
150吨)大米,1万袋面粉,若干食盐,和一些现金①,然之后再没
有其他措施。因为中国当局的不作为,也因为其他各种原因,南京
“安全区”始终未得到日方的承认,它的建立纯属私人行为,其功能
也未得到国际的保障。②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给军事
当局,到沦陷前夕更将南京数十万民众的生命交给十余个外国人,
这完全是有关当局不负责任的表现,直等于抛弃了这些民众。
因此 ,在 南京沦陷后南京军民应变不及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当
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南京军民应变表现的原因分析
(一 )政 府 当局指导布置严重缺失,官员弃责逃跑
1. 在 宏 观方面来看,国民政府当局战前因淞沪战败所陷人的
混乱状态,最高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直接导
致了南京军民对于战争认识的模糊,这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
人毫无组织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
我 军从 淞 沪战场撤退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从蒋介石开始,陷
人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战略争论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
的原因,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未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作战意图,而
且不能正视现实,听取正确的建议做好应变善后工作,只是在宏观
原则上做出了“要守”、“准撤”的命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都没有考
虑。从蒋介石战前的讲话和下令撤退的时间来看,他对于南京守
城战的失败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的坚守两个月的要求以及带兵来
援的允诺都不可能实现。因此造成其客观上对死守南京计划与措
施的“坚定不移”,实际上却是对参战部队准备做最后的“遗弃性处
置”①,这对守城将士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使得南京市
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因此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
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在蒋 介 石 个人坚持要守城的主张之下,时任训练总监闲职的
唐生智自告奋勇出任南京卫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为了南
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了藉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因此,他对守城
之战缺乏细致周密的计划。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
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而且当
时他的身体状况也不能很好的履行职务。王世杰在其日记中还记
载到:“予今日两次用电话与商南京市区救济事宜,彼均在就寝,从
不恕见。”①此外,唐生智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
存亡”的口号,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抱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
边,并十分愚蠢地烧毁了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于死
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则是无望。没有客观合
理地部署南京保卫战进退的详密计划和周全安排,成为在战局逆
转后我守城部队陷人混乱、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2. 市 政 当局组织部署指导有缺陷,机关人员匆忙撤退,丢弃
市民不管,是政府的失职。
为 了应 对 战争的爆发,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
曾有疏散城市居民的初步考虑。当时,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
给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光的电稿中就提到了“沿江各重镇
居民,应逐渐疏散,南京市百余万人口,战时甚感不便,必要时,可
先将妇孺迁移他处,各机关职员之眷属,亦宜有秘密移动之准备,
以免妨害公务”。②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成为日军空中打击的目
标而卷人战火,市政府也作了不少抗战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长加强基层组织,通过联保具结,实行
“五户连坐”,以防制汉奸间谍;为保证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
10月1日专门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员会,组织供应物品;城市
交通、供电等系统也基本稳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开展防空和抗
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
活动。①到12月13日沦陷前夕,南京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
但实 际 上 ,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措施是有限的,许多政策没有
落到实处,而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宣传活动远远不能覆盖南京当
时的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大批涌人的各地难民。因此,政府当局对
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
京未能出逃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随着战火
的推进,这些公众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更日渐稀少。到了1月20
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市政府与国民党市党部随中央政
府匆忙迁出,对广大市民前途命运,弃责不问。特别是政府在迁移
过程中,首先考虑到了政府各机关人员和相关物资,并为此征用了
大量的车辆民船,从而使得妇孺迁移办法中“予以种种交通上的便
利”成为了一句空话。卫戍司令唐生智为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更
将下关至浦口的轮渡全部撤消,一般难民要离开南京已非常困难,
而到12 日撤退令下达之后,这项举措更使得众多官兵无法渡江,
只能滞留江边任由日军屠杀。
沦 陷前 夕 ,南京市府各机关和民间社会团体基本都处于不作
为的状态,对普通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和沦陷后的市民安排
更无所准备。对于一些西方人士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曾给予了积极回应,提供450名警察,3万担(相当于
150吨)大米,1万袋面粉,若干食盐,和一些现金①,然之后再没
有其他措施。因为中国当局的不作为,也因为其他各种原因,南京
“安全区”始终未得到日方的承认,它的建立纯属私人行为,其功能
也未得到国际的保障。②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给军事
当局,到沦陷前夕更将南京数十万民众的生命交给十余个外国人,
这完全是有关当局不负责任的表现,直等于抛弃了这些民众。
因此 ,在 南京沦陷后南京军民应变不及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当
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 )滞 留 军人失去指挥、丧失信心
在 战时 的 混乱状况下,中方关于南京保卫战的军事部署与社
会动员准备工作存在着重大的缺失。由于军事部署与官兵心理准
备方面的缺乏,导致了战局逆转,敌军人城之后,中方守军不能继
续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数以万计官兵组织崩溃,
陷人作鸟兽散的境地,因而无法对日军的大屠杀开展抵抗行动。
在 南 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中,有相当数量是放下武器的军人。
中方研究结论认为,放下武器后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军人数在八
万到九万之间③,不超过十万,占到了被屠杀人口的约三分之一。
数目如此众多放弃了武装的军人,面对凶残的敌人,为求一线生机
而放下武器,换来的却只是无情的杀戮。
如今 ,我 们要思考的恐怕不仅只是日军的残暴,同时也应分析当时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使得如此众多的中国军人丧失了斗志
和反抗的信念,放弃了手中的枪炮,也放弃了唯一的生存机会。
1. 战 前 部署失当,中方官兵毫无撤退弃守的计划和心理准
备,渡江撤走心理“战胜”突围心理。
对于 唐 生 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有关论述已经相当丰富
了,笔者在此不再多作叙述。此处想探讨的是唐生智从“守”到
“撤”命令的急剧转变对官兵们的心理影响。
唐生 智 临 危受命,负责南京城的“短期固守”,曾多次表示要
“与南京共存亡”,在日方发散“投降劝告书”的当日傍晚,他下达命
令,再次向全军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拒绝日军的诱降,使得
日军不战而胜的幻想破灭,也更加坚定了官兵守城的决心,此后几
天中国军人对日军的防守战斗异常激烈,“斗志也相当旺盛”①,许
多官兵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使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实证明,只要有命令,中国军人是能艰苦奋战到最后一刻的。
然而 , 在 日军先后占领南京各主要城门之后,唐生智即于12
日下午5时在其百子亭住宅中召开了南京卫戍司令部最后一次会
议,下达了全军撤退的书面命令,采用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策略,
指令各部队的突围方向与目标方案。命令下达后,中国军队突然
失去了战斗的任务,由于时间的紧迫,各部队没有能够制定合理而
详尽的撤退步骤和计划,因此在战斗和撤退过程中造成了极大的
损失。“在雨花台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了敌军扫
射,哀声遍野,尸山高筑,血流过胫,一片惨状”。② 由于指挥的不得当,除了个别部队能保持队形外,多数部队溃不成军,狼狈异常。
在抱江门,人们拥挤外逃,互相推拉践踏,有的部队之间为了争抢
先出城门甚至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混乱中踩
死踏伤不少人员,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谢承瑞就是因激
战后身体虚弱在绝江门被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
此外 ,由 于“固守”和“撤退”命令下达相隔时间短暂,各级官兵
没有撤退的计划和心理准备,也无从联系查问。在接到撤退命令
之后,他们临战的紧张心情随之即被退却求生的心态左右,大多丧
失了拼死一搏的勇气。往下关出城到江边的路上,遍布了中国军
人丢弃的枪支、弹药、皮带、军装。在匆忙慌乱中,除了第六十六、
八十三军有组织的进行了突围之外,多数官兵放弃了需要与敌战
斗的“突围”,而选择了看似生存机率较高的“渡江”。然而,在缺少
渡江工具和日军追击的情况下,“渡江”只是万人过独木桥,无法实
现。大批官兵利用一切能够搜集到的物品,如木头、门板、油桶等
漂浮过江,甚至只能泅渡逃生,而日军在岸边以强大火力射击,又
出动汽艇、军舰在江中横冲直撞,被射杀和被撞溺毙者无数,成功
过江的只有数千人,其余积压在江边的军人则被日军集中起来屠
杀。
2. 官 走 兵散,数万名官兵滞留南京而丧失斗志。
唐生 智 撤 退令一下,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军队丧失斗
志,没有了与日军拼命的勇气,有的甚至不战而降,向兵力远比自
己少的日军缴械。相关内容在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等材料中比
比皆是。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12月13 日日记里记
载:“但由于是以100人、500人、1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
能及时解除。不过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
理。”①“我们还没有发动攻击,敌军已无心恋战,过来投降。我们
未费一枪一弹便解除了几千人的武装。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
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②“敌人斗志全无,我们俘虏了450
名敌兵,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傍晚时分,又抓获了四百余名俘
虏。”③“一路前进,上午8时左右,碰到了一批敌人的投降部队,
我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们被解除武装,真是战败者的悲哀。又
有几批前来投降,共计300人。’,④
另据 一 些 材料显示,此时在中国军队官兵之间已失去彼此信
任与团结力,他们在危难之际各自逃生。据时任教导总队桂永清
部工兵团团副兼营长的钮先铭回忆,在率领部队撤退时就不断有
下属不顾命令各自逃散。在抱江门前,他指派一名军官掌握住剩
下的三四十人,“千叮万嘱不许他们离开”,自己带领三名部下探查
撤退路径,而当他好不容易挤回到部队停留的地方时,他的部下已
经全没了踪影。钮营长为此叹到:“人与人之间早已失去信任,他
们当然不会等我回来,也想象我们一定不会回来。”⑤
日军 第 十 六师团士兵东史郎在其战地日记中也有相应的记
载:“大约七千俘虏被解除了武装,正坐在田里。他们的长官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下一个大尉军医。”“如此之多的兵力一定有相当
数量的军官,但他们却一个也没留下,全狡猾地溜掉了,这实在不
得不令人佩服。”①在 南 京 防空部队工作的幸存军人周绍定也回忆到,当他在战
斗的间隙派传令兵与友军、司令部联系请示,却毫无音讯,在百般
无奈之时,只得通知全队官兵拆散武器埋藏,各自遣散。②
军人 的 天 职本来就应该是服从命令,各级官员对于所属士兵
的控制,体现在军队命令能够由上而下通畅地传达,这也体现一支
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混乱的战时状态更是如此。但是,当
时中国军队的官兵却各自分散,“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像
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③这些情况虽然不能够代表当时中国
军队的全部状况,但却也十分普遍,不能不预示着崩溃的结局。
真实感受:
“我 们 离 了 队 伍 投 到大日本军队激枪,希望给我们一个安
置 的 办法 。但是到了这处已有三天,究竟有没有办法处置?
数万 可 怜 的人,饿了四天多了,粥水都没有半点食,我们快要
俄 死 了。 在这生死的项刻中,要求我们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
万人 的 命 ⋯⋯恳求大日本维持我们的一粥一饭⋯⋯伏仁复1
恳① 大 日 本军日编队,使我们大家安心服从,或者遣散回乡,
大家 回 去 安居乐业。②[/b]在失 去 了 作战的目标、又无法顺利撤走的情况下,放下武器不
能不说是他们可作的选择之一。他们“坦然”放下了自己手中的武
器,期待着被收编或者遣散,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大批军人毫无
目标可循,更不用说自发组织抵抗活动。这些军人也因此成为最
没有威胁性、最容易被集中“处置”的群体。往往在他们被集中关
押之时,谁也没料到自己马上就会被处死,直到被分批分组拉出去
的士兵随着有规律的枪声而再不见回来,剩余的人才逐渐意识到
可能要被杀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一般也只有想到要设法逃走而不
是集体暴动,甚或有人仍然天真地想:“或许不会杀我”,以及“要轮
到我也是天黑以后了”。这种心态,表面看来颇为费解,甚至可视为木呐、愚蠢,但分析起来,这里是有探刻原因的。简单言之,第
一,以中国人的善良错信日军到最后一刻;第二,对日军的残暴性
估计严重不足,并为他们残忍暴行所造成的超恐怖环境气氛所震
慑,一时无法反应过来;第三,大多数来自农村与社会底层的士兵
知识贫乏,见识极为有限,不会分析形势和寻求保护自己的最佳方
法。
(三 )普 通 市民自身缺陷、误信宣传
1 持 续的 空袭1政府对南京防守能力强大的宣传让南京市民
麻痹大意。
南京 在 12 月13 日陷人敌手,但南京受到战争的冲击却是早
在8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8月巧日至
12月13日城陷,南京市区共遭到日军飞机空袭ns次,投弹1357
枚。①如果将拉了防空警报但日机并未飞临南京的次数算上,南
京市民在每个晴天几乎都要受到3次以上空袭或空袭的威胁。②
在持续时间如此之长,频率如此之高的空袭中,南京市民也从乍听
到防空警报的心惊胆颤,逐步变得麻痹大意起来。“南京的居民,
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
起了防空警报时,他们便满不在乎地躲人防空壕和地窖去,毫无慌
张之象”。③日本特务人员的报告中也提到:“一般市民已习惯空袭,面无惧色,态度冷静。”①空袭警报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
饭”,如果响起了警报解除信号,危险过去了,大家就又平静地去做
各自的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②
这种 状 况 的持续逐步麻痹了南京市民恐惧的神经,甚至引起
了一些人的厌恶感,从而使得他们产生了盼早日结束这种威胁的
强烈愿望。他们错误的认为,在日军占领南京城后,空袭就将结
束。也有日本的报道说一些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
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③
而守 城 战 发生前夕,中方当局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开动宣
传机器。一方面,军事当局对于战局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认为镇
江、丹阳、句容至漂阳的阵线和广德至宣城战线都足以长期抵抗日
军,而镇江炮台因其地势,更可以守住一月半至两个月④,在这样
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南京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调度兵力守卫京哉,
南京号称固若金汤。媒体对当局政策的报道,势必给市民带来了
“安定”的印象,直接造成了人们应变准备的不足。另一方面,为避
免市民不必要的骚动和混乱,媒体也“尽责”地安抚市民,不断鼓动
他们的抗日热情。《中央日报》n月12 日的社评就写到:“首都的
拱卫既然设有专责机关,市面的治安,又同样能够维持得很周密,他如食粮充足,日用品源源而来,这都是抗战中最稳定的好现象
⋯⋯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
方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大家照着这样凝定意
志,为国奋斗,这种力量的总和是绝对不可侮的,我们期待着前途
的光明由这种力量发挥出来。”①
市 民长 期 处于紧张状态以及受到媒体的宣传引导,致使他们
对战争的严酷性产生了麻痹情绪,对可能到来的暴行认识不足,反
应迟钝。
2. 一 般 民众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正常的自我保护和反抗意
识。
193 6 年的 南京市常住人口的社会调查显示,民众中文盲达到
53.36%,无业人口为318626人,占总数的34.76%。以保姆、佣
人等为主要职业的人数也占了2.76%。②此外,城陷之前,还有
一大批从苏南地区逃难来到南京的外地难民,由于经济水平的原
因,这些人受教育程度极端低下,在战争来临前夕,他们只能滞留
南京。面对日军的集中关押和屠杀的行为,他们往往缺乏正常的
自我保护和反抗意识,也毫无临危时的机智和应变能力,只能任由
日军摆弄,他们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受害群体。
被俘 虏 的 军民确实存在少数相约逃亡的例子,但由于当时普
通民众在特殊环境下的天真甚至麻木和日军的残酷暴行,他们仍
遭到大量的屠杀。幸存的中国军人骆中洋说:“我见到日本兵用很多机关枪,成排的架好,枪口对准中国人,并限令大家面朝枪口,个
个要跪下,恐怕一个也跑不掉,全部要送命。我就劝周围的人,赶
快离开现场逃命⋯⋯我只动员了两个人,同我慢慢地移动,走走停
停,用随便聊天的办法,趁日军不注意我们离开了现场,到一里外
的居民草房内隐蔽下来。”①在幕府山关押俘虏的营房,有个四川
兵,不堪饥渴,约了众人逃跑,但有一千多人被日军射杀于外壕。②
而 大多 数 同胞在被日军押往屠杀地点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令人
惊讶的安静和顺从,毫无抵抗的意识,“他们毫无规律、毫无秩序,
就像一群愚蠢的绵羊一样”③,他们往往等到被日军指挥一排排坐
下,被机枪环绕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要被屠杀了,而那时人们的反
应也只是要互相解绳子,“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④,或者是“与其
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⑤
还 有些 难 民及中国军人明知道日军将要杀害他们了,却还是
坐以待毙,并无拼死一搏的勇气,这使得旁观的日人也感到不可思
议。日本军人井手纯二对此回忆到:“他们象一群被赶进屠宰场的
羔羊,顺从地被驱赶着,对此我感到不可思议,或许是由于饥饿而
无力抵抗,这是我的想象,而至今这仍是一个难解的谜。”“俘虏都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一个接一个地被砍死”。① 日本《朝日新闻》
从军记者今井正刚目睹了在《朝日新闻》南京支局附近一块空地上
的屠杀场面:“那里满是蹲着的男人,面对墙壁排好,日军从后面开
枪射击。一批杀完再拉一批。’旧军的兵力仅仅是“有三四个兵开
枪,有五六个士兵上着刺刀负责警卫”。而且用的只是普通的三八
式步枪,“一发一发地填充子弹”。面临屠杀的中国男子也“根本没
有”被捆着手,但他们是默默地等死,没有反抗。今井说:“我想如
果一齐动手,就是踩也把这几个兵踩烂了。可是他们一动也不动,
真是⋯⋯”“那种时候的心理,我实在不能理解。”②
被 俘军 民 群体特殊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以及接受教育和知识
的有限等因素,在他们被集体屠杀的过程中,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
用,使他们在遭遇屠杀时严重缺失辨别危机和应变的能力。
3. 日 本 人隐瞒和欺骗宣传的结果。
在城 陷 之 前,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旧军是中国人唯一
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12月9日,日军总司令松
井石根在劝唐生智放弃守城的传单中,也说“日军对于抗日份子虽
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
宽宏和善的态度”。③在(告南京民众!!》的传单中也提到:“南京
民众不必害怕逃离,尽管放心等候日军人城,日军对一般良善民众
绝不加害。如有便衣队或正规军等隐匿城内图谋不轨者,请立即告发或予以驱逐,以免累害一般无辜为要。”①
在城 内 各 处,日军张贴了大量的布告和招贴画,宣传日军的
“亲善”政策,希望制造和谐的氛围,诱骗老百姓回到家园。布告大
致都是“回家吧,我们会让你们有饭吃!请相信皇军!我们会救你
们、帮助你们”。②宣传画则大多都是和蔼可亲的日本兵对贫穷的
中国老百姓进行施舍的画面,或者就是“中日军民一家亲”的场景,
这些伪善的宣传在残酷的事实对应下,就连在南京的第三国家人
士着来也是卑劣的行径:“这类彩色宣传画与现实严重不符,只能
把它看成招揽旅游生意的广告!”③
一 些市 民因为轻信日军宣传,天真地认为日军会遵照国际公
约而不会伤害他们,因此许多难民包括部分军人都采取了与日军
“配合”的态度,希望避免抗争带来对自己的损害。然而事实证明
了他们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在上文骆中洋的回忆中,他提到了
一些被俘居民不听其劝不愿逃离的情况,他们还反过来安慰骆中
洋说:“国际法是不许杀害俘虏和无辜百姓的,不要怕。”后来日军
增援部队到达后,加强包围的兵力,把居民们驱赶到三汉河日军布
置的一个大包围中,进行了屠杀④,只有骆中洋与两个有意识要逃
离者才幸免于难。在另一大屠杀幸存者刘永兴的回忆中也提到,
日军带着翻译让城中20来岁的年轻人到江边去搬货,因为他们都不是当兵的,所以大家都信以为真,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被屠杀,
来到江边才发现周围架着机枪,数千人最后大多都遇害了。①这
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进城 最 初 的扫荡屠杀过去后,日军在登记难民的时候,也曾用
保证生命的承诺、以招工或做苦力的方式来诱骗普通市民,再次鉴
别、搜查和屠杀中国军人。而许多难民在经历屠杀之后,仍然相信
日军的谎言,前往登记,以求“验明正身”而得安全,但他们想不到
仍然要遭到被屠杀的命运。在金陵大学,日军宣布:“凡当过兵或
服过强制性劳役的(指军队夫役之类— 译者)都站到后面去,如
果你们这样主动站出来,可以保全你们性命,并且给以工作。否则
一经检查发现,就要枪毙你们。”金陵大学校园内300 名难民有两
三百人听了训话后便站出来,结果被日军押走屠杀。②而在金陵
中学站出来的一批人,“其中中国兵很少,大多是剃头的、饭店里烧
饭的、茶房、杂工等,因自己是单身,恐被查出不如自己站出来好,
结果遭到不幸”。③ 日军为了诱骗脱下军装的军人现身,也颇费了
心思。除了普遍地查看额头帽沿压痕、手掌老茧来鉴别中国士兵
的身份外(其中有许多厨师挑夫等也因此而被日军乱杀),他们曾
以军队的名义发出军械修理厂的招工广告,以具备处理武器的经验来确认曾在军队服役的人员①,加以杀害。此外,日军利用中国
士兵希望被遣散的心理,骗他们说放他们回老家,在不疑有他的情
况下,中国士兵顺从地按照日方的指示行动,进人日方准备的重机
枪射击区后,大多有去无回了。
4. 南 京 市民文化及性格特点的影响。
有学 者 认 为,民国时期南京的市民文化,就整体而言,是一种
相对消极的文化模式,在认知方式上表现为“尚同”,求同倾向大于
求异倾向;其行为模式表现为节奏缓慢,求稳大于求变。作为首都
市民,他们既无自豪感,也少有抵触心理,因此在政治上很少起到
带头作用。在历次的政治更迭中,南京市民也很少有激烈的动
作。②在这种文化的熏染下,南京人性格敦厚、纯朴,既有宽容随
和的优势,也具有马虎欠精明的缺点,他们不太关心世事、时事,有
时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遇事也喜欢往好处想,容易自我满
足。在南京保卫战初起,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对中国军队因备战所
需挪借或拆毁市民住宅表现出了某些不理解和不配合的态度,甚
至有人说“果真日本鬼子来了,只怕也不过如此吧!”③在南京迅
速沦陷、日军开始人城的时候,还有单纯善良的市民竟然“出现了
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如果日本人举止文明的话,他们走出来准备欢
迎他们”④,这种想法直到大屠杀开始才转变过来。南京 沦 陷 最初几周,满目所及尸横遍地,堆积如山,日军强势
的血腥暴力远远超出了南京市民的想象,使得市民沉浸在恐怖的
气氛中,完全丧失了任何应变的能力,只能本能地躲藏。在求同、
求稳的心态下,集中被俘的市民也往往失去逃散和反抗的欲望,直
到最后一刻才为时已晚地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日军的残暴性。
以上 一 些 行为论述固然是人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知所措的典
型表现,但以中国之大,各地民情民风及民众性格特点,自然是差
异明显,如北方人的豪爽,湖南湖北人的火爆,上海江浙人的精明
细致,其风格迥然不同。具体考察到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被屠杀
主体的南京市民所固有的文化和性格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必定影
响着他们的行为,使之无法做出任何集中有效的反抗。指出这一
点,绝不意味着对南京市民文化与性格特征的全盘否定,毛泽东说
过: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冷静的自省总比盲目的乐观高明一
层。对南京人的主流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能忽视对其上述缺点影
响的分析。
四结语
本 文 主要 探讨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即南京沦陷最初六周内
南京军民的应对状态及其相关背景、原因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我
们充分肯定在当时严酷、复杂的环境之下中国军民做出的一切不
畏强权、不屈反抗的斗争行为,并对在大屠杀期间不惜付出生命代
价、坚决抗敌的中国军民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是历史的主流,也是
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荣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灵魂所在!
然 而 ,在 仔细分析这些反抗行为的同时,我们无法漠视这些反
抗斗争行为所具有的分散和无组织性的特点,以及在某些场合南京军民表现出来的妥协和软弱,这在某种层面上这也造成了日军
暴行的扩大,因为没有遭到有效的反抗,使得日军在南京城内更加
为所欲为。当然,我们不苛求前人尽善尽美,毕竟这也是受到特定
的历史环境与条件所制约的。日军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毫无
敌意的普通百姓也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以血腥暴力作为其掩盖
脆弱本质的手段,这不仅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极其无耻及扭曲的心
态,更反应了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正义立场。对大屠杀期间南京
军民反抗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对当时军民应对
状态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梳理,更主要的也是借此揭露日本侵略
者野蛮屠杀放下武器不具反抗能力南京军民的丑恶凶残的嘴脸,
并为后世敲响警钟。
(作者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邢 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看完了,没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