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借钱革命被称作“孙大炮”(组图)

中新图片：1924年11月7日，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大会上。 中新社发

中新图片：1918年5月4日，滇、桂军阀操纵非常国会，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元帅制为总裁制。同日，孙中山先生通电辞职。孙中山先生回上海后，开始撰写孙文学说。 中新社发

【一边开炮一边说法】

早些的时候，孙中山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得比较响：孙大炮。

大炮一是指空想的和不现实的。因为他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民主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在帝制年代无异于痴人说梦。

另外，革命是要花钱的。他四处借钱，不断许诺。可随着起义的次次失败，诺言无一兑现，“孙大炮”已经不是玩笑了，它代表着某种人品上的信用不良。

先行者总是被嘲笑和被误解的，他们与这个时代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人们都睡着，他却呐喊，呐喊的调调儿也高亢尖锐，是别人想也不敢想的犯上作乱。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乱臣贼子”。

其所为者，主政者视之为贼也；其所乱者，满清帝制是也。

尽管西化了的孙中山满脑子民主共和的观念，但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惟有暴力推翻暴政一途。

自1895年以来，孙中山共组织了大大小小的起义十次，“十大起义”刀光剑影、充满了刺杀与爆炸。在一次起义的部署中，他这样命令属下：光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

和以往的造反者不同，孙中山的革命是有理论支撑的。他以自己的亲历学识，认准了革命不是简单地改朝换代，不只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有涉及民主与民生的大内容。

这一套内容里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宪政与法治思想。

孙中山认为，要改变这人治的国家，必实行法治才行，而民权是法治的基本条件。所谓民权，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很显然，这位满腔热情的革命党人希望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

1896年，清廷于伦敦绑架孙中山，使得世人尽知孙中山，清廷的愚蠢为孙中山成就了一大单政治广告。原来中国还有这等热血青年？支持、崇拜，孙氏名声大震。

获释不久，他雄论滔滔，在《东亚》杂志上发表长文一篇：《中国之司法改革》，大谈法治，这是孙氏法治思想第一次系统的阐述。

孙中山大声疾呼：“在今日中国的社会部门，也许没有什么部门比司法制度更迫切地需要彻底改革了。”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法律可言，何况搞的是革命，还没有到自己说了算的时候，法治可以是自己的确信，也可以是口号以壮视听，以张声威。

没法律可以，但不能没有法治思想。

作为先行者，孙中山一边向旧机器开着大炮，一边向民众阐述着法理。所以，尽管在实际的遭遇战中屡次失败，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是观念上的先行者与布道士，是开辟了一个时代的急先锋。

他的宪政法治思想虽不如城角上的炮火亮丽，可在人心深处却引发了翻江倒海般的巨澜，为埋葬旧制度播下了最强劲的种子。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日本举行“帝制取消一笑会”。孙中山前面为廖承志。 中新社发


中新图片：1915年，宋庆龄女士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图为婚后在日本东京留影。 中新社发

【教父归来袁世凯必须宣誓】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还远在美国餐馆里打工。众望所归地登上总统宝座，凭的不是武功，还是他“精神教父”的力量。

此时此刻，真正能够操持国运的还是前相国袁老三。孙先生以思想和热情征服的是国人的心灵，而要除掉帝制死党，举国之内，只能靠袁世凯这个有生力量。孙先生只能做个临时总统。临时之意，革命党人最清楚，不是什么妥协和软弱，谁真正有力量的时候也不会妥协、软弱。

就这样，孙中山坐镇南方，虎虎生威，袁世凯宫廷利诱，磨刀霍霍，大清帝国的母子便在这南来北往的合作中缴械投降了，一纸逊位诏书，一张和平条款，这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在千年帝制史上竟是不多见的呢。

革命党人一旦位居中枢，便会将自己的理念发挥到极至。

仅看那就职的誓词，便是一扫尘霾，振聋发聩：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就庄严宣布：“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

为此，临时政府专门成立了“编订一切法律命令”的法制局，虽有局长宋教仁主政，孙先生还是“大包大揽”，亲自领导立法工作。

先是约法，虽为临时宪法，但那内容、那精神却是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气魄，大手笔。

以前开篇第一句是“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如今是“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以前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现如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约法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认受歧视的所谓“贱民”在政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不仅如此，一些传统的刑讯酷刑都废除了，这也是早年孙文司法改革的理想。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整顿警察，维持治安，并整顿吏治，严禁违法乱纪。

对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也做了改革。不兴跪拜，不许打人，辫子剪了，小脚也不裹了，以前是帝制，现在是共和，并且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民初的孙中山一口气推出的三十余件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法规，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孙中山把法律看成治国之“体”，超越了前人，也超越了同辈。

他说：今日办法只可以人就法，不可以法就人。

他说：“国家之治安，惟系于法律。”

但他最看重的还是那个临时约法。那里凝聚着革命党人的全部革命成果与未来梦想。在他心里，权力可以让给袁世凯，但袁必须有“永绝帝制，服膺共和”的宣誓，必须遵守精神教父的统一规划。他把宣誓作为袁世凯获取权力的合法凭据，以为凡能履行宣誓的，“其国必治”。

精神教父的归去来兮，是一曲倡言法治的高歌猛进。

抱定“天下为公”信念的孙先生不会想到像他这样的圣洁之人并不多见。在一个缺乏超越性信仰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还有帝王意识。正是由于缺乏超越性的信仰，誓言可以随便发，但誓言也可以随便破坏，服膺共和的事就很难说了。

因为，迷信法律的孙中山现在还没有认识到权力与法律体用相因的关系。

他不知道，袁世凯一方面对约法信誓旦旦，一方面却是底气十足。答应，什么条件都答应，因为我有权力。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图为孙中山、李大钊与国民党一大代表步出会场。 中新社发

中新图片：1895年秋，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同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被清驻英使馆诱捕。由于他的老师康德黎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清驻英使馆终于被迫将他释放。
【以法之名继续战斗】

逆转源自宋教仁遇刺。

1913年的这段公案可谓百多年来影响最大者。用暗杀解决权力角逐，使得眼见的议会民主、政党轮替成为泡影，是民主共和事业的大挫折，也打破民初脆弱的政治平衡，预示着辛亥革命理想的摇摇欲坠。

犹如战争带来的剧烈动荡，暗杀事件也考验着各方。

孙中山从日本火速赶回国内。这时候，他算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决定武力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可是，他的意见并不能为党内同仁与社会主流所接受。

黄兴第一个反对，因为事件的司法审查正在进行中，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也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况对国民党是有利的。所以，黄兴力主法律解决。

蔡锷也反对武力解决。他特别指出：“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

对脆弱的民国政治生态来讲，武力暴乱无异于开历史倒车的自杀行为。

但孙中山坚定地主张武装斗争，又变成了一位好斗的勇士，于1913年7月悍然发动了“二次革命”。

仓促上阵的武力解决被袁世凯很快镇压了，孙中山再次亡命日本。

失败的孙中山及时总结经验，认为革命不成的原因在于党内各自为政，纪律松懈。为此，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新党章为了求得党的意志统一，要求党员入党必须按手印，宣誓服从总理，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未有加入。孙黄最终以决裂收场，黄兴出走美国。

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更像个激进组织，这个新兴的政党终于没有完成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理念上的)的转变，又来不断革命。原因很复杂，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革命党还不能及早完成向民主政党的转变，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党本身也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愤怒的袁世凯终于撕掉面纱，废除了《临时约法》而称帝。

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今天临时政府，明天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继续挣扎于理想实现的路上。

这一时期的孙中山苦苦坚持着民国初年的理想，武装斗争不动摇，而理由就是“护法”，他要捍卫共和的根基，要坚持民权的理念，以一人之志与全部的污浊抗衡，悲壮而坚毅。

2008年4月28日，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到来，崭新的孙中山先生巨幅画像已摆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游客纷纷在此拍照留念。 中新社发 吴芒子 摄
【终于搭上了苏联这班车】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得以重新回国。但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名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孙中山不得不再度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关键时，还是陈炯明救了他，把他迎回广州，又做了非常大总统，真正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至于后来两人分手，孙文与陈炯明在联省自治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冲突也成了百年来最值得深思和讨论的话题，这已经是后话了。

从此，孙中山摇摆于地方军阀之间，苦喊着护法，企图回归当初执政时的民国。叨念的是当年的调儿，走的却是暴力的路。

现实催迫，孙中山对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有了更深的思索。1919年，他的法律思想还充满了理想色彩，认为只有遵守法律，和平才有保障。但到了1923年，饱受挫折的孙中山开始对数十年的革命进行反思，法治思想较之以前产生变化并日臻成熟。在该年的1月26日，他与王用宾的谈话里说到：“然法律是一种理论，至于欲求实现此理论，仍非诉诸实力不为功。”他不再客座总统，而是成立自己的政权，再也不依赖强人，而是成立黄埔军校，训练自己的武装。

盖承袭孙中山大统者，前有汪精卫、后有胡汉民，为什么独独是武人出身的蒋介石接了衣钵，此中的“力量感”我们一望便知。

1923年，孙中山终于搭上了苏联这班车。这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并于会面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苏联的援助实实在在，孙中山的回应也是明明朗朗。大元帅府和黄埔军校都是苏联援建的，顾问鲍罗廷也是共产国际派的，并且最大的变化是以苏共的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自此，孙中山将党权政治引入中国，党组织统一党员思想，并且将党义引入教育以代替传统的政治课，大理院院长赵士北一句“司法无党”的主张，竟被这位早年呼吁司法独立的民主先行者免了职，法治在他心里有多少位置已不可知，全面革命之心却可见一斑。

在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面确定，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打开了。

天不假年，1925年3月12日，一生奋斗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终于可以歇歇了。

弥留之际，仍在喃喃：“和平……奋斗……救中国！”

他的遗言分三份，一份是家事，一份给同仁，另外一份则给了苏联。在致苏联的遗书里，他赞扬苏联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呼吁双方“合力共作”，并希望苏联政府继续给予援助提携。

他一生反对帝制，不做皇帝，可是死后的他还是被善意国民葬进了陵里。陵，那是只有皇帝才配享的地方。

他一生致力民主，可是他的“总理遗教”被同仁们强力地定为宪法性文件，不得忤逆。

假若有知，他该做何想？

这就是他所生死的土地，他所热爱、求解放的民族。

在内地，他被称为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台湾，他被尊为“国父”。并设专门的纪念馆。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散见在两岸各地，他是这个民族可以跨越某种观念共同尊崇的革命先锋，民主教父。

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的乱臣贼子”，有人说他是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在印度，甘地被称为“圣雄”，那是舌头的力量。对比甘地，孙中山则是满嘴钢牙。望着他坚毅纯净的眼睛，想着他一生的大起大落，这“天下为公”的梦何时能圆呢？

杨度做挽联：“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一片悲情。

孙先生笑语同胞：“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少心意？

中山先生千古！

(法制网—《法制日报周末》报 )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中新图片：1924年11月7日，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大会上。 中新社发

中新图片：1918年5月4日，滇、桂军阀操纵非常国会，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元帅制为总裁制。同日，孙中山先生通电辞职。孙中山先生回上海后，开始撰写孙文学说。 中新社发

【一边开炮一边说法】

早些的时候，孙中山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得比较响：孙大炮。

大炮一是指空想的和不现实的。因为他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民主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在帝制年代无异于痴人说梦。

另外，革命是要花钱的。他四处借钱，不断许诺。可随着起义的次次失败，诺言无一兑现，“孙大炮”已经不是玩笑了，它代表着某种人品上的信用不良。

先行者总是被嘲笑和被误解的，他们与这个时代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人们都睡着，他却呐喊，呐喊的调调儿也高亢尖锐，是别人想也不敢想的犯上作乱。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乱臣贼子”。

其所为者，主政者视之为贼也；其所乱者，满清帝制是也。

尽管西化了的孙中山满脑子民主共和的观念，但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惟有暴力推翻暴政一途。

自1895年以来，孙中山共组织了大大小小的起义十次，“十大起义”刀光剑影、充满了刺杀与爆炸。在一次起义的部署中，他这样命令属下：光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

和以往的造反者不同，孙中山的革命是有理论支撑的。他以自己的亲历学识，认准了革命不是简单地改朝换代，不只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有涉及民主与民生的大内容。

这一套内容里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宪政与法治思想。

孙中山认为，要改变这人治的国家，必实行法治才行，而民权是法治的基本条件。所谓民权，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很显然，这位满腔热情的革命党人希望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

1896年，清廷于伦敦绑架孙中山，使得世人尽知孙中山，清廷的愚蠢为孙中山成就了一大单政治广告。原来中国还有这等热血青年？支持、崇拜，孙氏名声大震。

获释不久，他雄论滔滔，在《东亚》杂志上发表长文一篇：《中国之司法改革》，大谈法治，这是孙氏法治思想第一次系统的阐述。

孙中山大声疾呼：“在今日中国的社会部门，也许没有什么部门比司法制度更迫切地需要彻底改革了。”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法律可言，何况搞的是革命，还没有到自己说了算的时候，法治可以是自己的确信，也可以是口号以壮视听，以张声威。

没法律可以，但不能没有法治思想。

作为先行者，孙中山一边向旧机器开着大炮，一边向民众阐述着法理。所以，尽管在实际的遭遇战中屡次失败，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是观念上的先行者与布道士，是开辟了一个时代的急先锋。

他的宪政法治思想虽不如城角上的炮火亮丽，可在人心深处却引发了翻江倒海般的巨澜，为埋葬旧制度播下了最强劲的种子。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日本举行“帝制取消一笑会”。孙中山前面为廖承志。 中新社发


中新图片：1915年，宋庆龄女士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图为婚后在日本东京留影。 中新社发

【教父归来袁世凯必须宣誓】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还远在美国餐馆里打工。众望所归地登上总统宝座，凭的不是武功，还是他“精神教父”的力量。

此时此刻，真正能够操持国运的还是前相国袁老三。孙先生以思想和热情征服的是国人的心灵，而要除掉帝制死党，举国之内，只能靠袁世凯这个有生力量。孙先生只能做个临时总统。临时之意，革命党人最清楚，不是什么妥协和软弱，谁真正有力量的时候也不会妥协、软弱。

就这样，孙中山坐镇南方，虎虎生威，袁世凯宫廷利诱，磨刀霍霍，大清帝国的母子便在这南来北往的合作中缴械投降了，一纸逊位诏书，一张和平条款，这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在千年帝制史上竟是不多见的呢。

革命党人一旦位居中枢，便会将自己的理念发挥到极至。

仅看那就职的誓词，便是一扫尘霾，振聋发聩：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就庄严宣布：“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

为此，临时政府专门成立了“编订一切法律命令”的法制局，虽有局长宋教仁主政，孙先生还是“大包大揽”，亲自领导立法工作。

先是约法，虽为临时宪法，但那内容、那精神却是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气魄，大手笔。

以前开篇第一句是“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如今是“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以前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现如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约法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认受歧视的所谓“贱民”在政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不仅如此，一些传统的刑讯酷刑都废除了，这也是早年孙文司法改革的理想。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整顿警察，维持治安，并整顿吏治，严禁违法乱纪。

对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也做了改革。不兴跪拜，不许打人，辫子剪了，小脚也不裹了，以前是帝制，现在是共和，并且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民初的孙中山一口气推出的三十余件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法规，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孙中山把法律看成治国之“体”，超越了前人，也超越了同辈。

他说：今日办法只可以人就法，不可以法就人。

他说：“国家之治安，惟系于法律。”

但他最看重的还是那个临时约法。那里凝聚着革命党人的全部革命成果与未来梦想。在他心里，权力可以让给袁世凯，但袁必须有“永绝帝制，服膺共和”的宣誓，必须遵守精神教父的统一规划。他把宣誓作为袁世凯获取权力的合法凭据，以为凡能履行宣誓的，“其国必治”。

精神教父的归去来兮，是一曲倡言法治的高歌猛进。

抱定“天下为公”信念的孙先生不会想到像他这样的圣洁之人并不多见。在一个缺乏超越性信仰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还有帝王意识。正是由于缺乏超越性的信仰，誓言可以随便发，但誓言也可以随便破坏，服膺共和的事就很难说了。

因为，迷信法律的孙中山现在还没有认识到权力与法律体用相因的关系。

他不知道，袁世凯一方面对约法信誓旦旦，一方面却是底气十足。答应，什么条件都答应，因为我有权力。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图为孙中山、李大钊与国民党一大代表步出会场。 中新社发

中新图片：1895年秋，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同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被清驻英使馆诱捕。由于他的老师康德黎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清驻英使馆终于被迫将他释放。
【以法之名继续战斗】

逆转源自宋教仁遇刺。

1913年的这段公案可谓百多年来影响最大者。用暗杀解决权力角逐，使得眼见的议会民主、政党轮替成为泡影，是民主共和事业的大挫折，也打破民初脆弱的政治平衡，预示着辛亥革命理想的摇摇欲坠。

犹如战争带来的剧烈动荡，暗杀事件也考验着各方。

孙中山从日本火速赶回国内。这时候，他算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决定武力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可是，他的意见并不能为党内同仁与社会主流所接受。

黄兴第一个反对，因为事件的司法审查正在进行中，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也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况对国民党是有利的。所以，黄兴力主法律解决。

蔡锷也反对武力解决。他特别指出：“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

对脆弱的民国政治生态来讲，武力暴乱无异于开历史倒车的自杀行为。

但孙中山坚定地主张武装斗争，又变成了一位好斗的勇士，于1913年7月悍然发动了“二次革命”。

仓促上阵的武力解决被袁世凯很快镇压了，孙中山再次亡命日本。

失败的孙中山及时总结经验，认为革命不成的原因在于党内各自为政，纪律松懈。为此，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新党章为了求得党的意志统一，要求党员入党必须按手印，宣誓服从总理，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未有加入。孙黄最终以决裂收场，黄兴出走美国。

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更像个激进组织，这个新兴的政党终于没有完成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理念上的)的转变，又来不断革命。原因很复杂，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革命党还不能及早完成向民主政党的转变，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党本身也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愤怒的袁世凯终于撕掉面纱，废除了《临时约法》而称帝。

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今天临时政府，明天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继续挣扎于理想实现的路上。

这一时期的孙中山苦苦坚持着民国初年的理想，武装斗争不动摇，而理由就是“护法”，他要捍卫共和的根基，要坚持民权的理念，以一人之志与全部的污浊抗衡，悲壮而坚毅。

2008年4月28日，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到来，崭新的孙中山先生巨幅画像已摆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游客纷纷在此拍照留念。 中新社发 吴芒子 摄
【终于搭上了苏联这班车】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得以重新回国。但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名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孙中山不得不再度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关键时，还是陈炯明救了他，把他迎回广州，又做了非常大总统，真正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至于后来两人分手，孙文与陈炯明在联省自治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冲突也成了百年来最值得深思和讨论的话题，这已经是后话了。

从此，孙中山摇摆于地方军阀之间，苦喊着护法，企图回归当初执政时的民国。叨念的是当年的调儿，走的却是暴力的路。

现实催迫，孙中山对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有了更深的思索。1919年，他的法律思想还充满了理想色彩，认为只有遵守法律，和平才有保障。但到了1923年，饱受挫折的孙中山开始对数十年的革命进行反思，法治思想较之以前产生变化并日臻成熟。在该年的1月26日，他与王用宾的谈话里说到：“然法律是一种理论，至于欲求实现此理论，仍非诉诸实力不为功。”他不再客座总统，而是成立自己的政权，再也不依赖强人，而是成立黄埔军校，训练自己的武装。

盖承袭孙中山大统者，前有汪精卫、后有胡汉民，为什么独独是武人出身的蒋介石接了衣钵，此中的“力量感”我们一望便知。

1923年，孙中山终于搭上了苏联这班车。这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并于会面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苏联的援助实实在在，孙中山的回应也是明明朗朗。大元帅府和黄埔军校都是苏联援建的，顾问鲍罗廷也是共产国际派的，并且最大的变化是以苏共的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自此，孙中山将党权政治引入中国，党组织统一党员思想，并且将党义引入教育以代替传统的政治课，大理院院长赵士北一句“司法无党”的主张，竟被这位早年呼吁司法独立的民主先行者免了职，法治在他心里有多少位置已不可知，全面革命之心却可见一斑。

在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面确定，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打开了。

天不假年，1925年3月12日，一生奋斗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终于可以歇歇了。

弥留之际，仍在喃喃：“和平……奋斗……救中国！”

他的遗言分三份，一份是家事，一份给同仁，另外一份则给了苏联。在致苏联的遗书里，他赞扬苏联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呼吁双方“合力共作”，并希望苏联政府继续给予援助提携。

他一生反对帝制，不做皇帝，可是死后的他还是被善意国民葬进了陵里。陵，那是只有皇帝才配享的地方。

他一生致力民主，可是他的“总理遗教”被同仁们强力地定为宪法性文件，不得忤逆。

假若有知，他该做何想？

这就是他所生死的土地，他所热爱、求解放的民族。

在内地，他被称为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台湾，他被尊为“国父”。并设专门的纪念馆。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散见在两岸各地，他是这个民族可以跨越某种观念共同尊崇的革命先锋，民主教父。

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的乱臣贼子”，有人说他是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在印度，甘地被称为“圣雄”，那是舌头的力量。对比甘地，孙中山则是满嘴钢牙。望着他坚毅纯净的眼睛，想着他一生的大起大落，这“天下为公”的梦何时能圆呢？

杨度做挽联：“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一片悲情。

孙先生笑语同胞：“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少心意？

中山先生千古！

(法制网—《法制日报周末》报 )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