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三次编练新军 促进中国军队近代化

1905年5月,袁世凯主导的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约有7万人。图为1905年,清朝军队阅兵及训练照片。

●李志茗

袁世凯从戎发迹，对军队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有兵就有权有势的道理，一生重视筹饷练兵，挟武力以自雄。从新建陆军到武卫右军，再到北洋新军，袁世凯共编练了7万多新军，占当时全国新军总数的一半以上，并且该军无论在装备营制，还是官兵素质方面，都较同时其他新军高出一筹，是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袁世凯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可观的军事成就，除了他善于投机钻营外，应该说与其幕僚的佐助是分不开的。

首先，袁世凯虽然在朝鲜练过兵，并博得“知兵”好名声，但细究起来，其实徒有虚名。他当时只练兵500人，并且其训练内容不过简单的操法而已，中看不中用。据记载，他在朝鲜是这么练兵的:“延一王姓，新自德国归者，为之教习，终日在大院中排班进退。慰亭凭几观之。……朝鲜民气谨懦，视上国如帝天，虽见中国商人，亦无不懔懔。慰亭使译者传谕五百人云，中国练兵，非汝国儿戏比，苟不听约束者，立刻军法从事。五百人咸股栗听命。每日操演时，王教习持鞭睨其侧，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举左足，高下如一，有参差者即挥鞭痛抶，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教练甫半月，……居然可观，国王大悦。“（王伯恭:《蜷庐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由此可见，袁世凯的这种练兵法，同战国时孙子练齐国宫女为兵的手法如出一辙，其窍门是严格纪律，使全军听从号令，动作整齐划一。除此之外，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名堂。试想凭他这种以严刑峻法来使士兵就范的练兵术，怎么能够编练出一支数千人、数万人的近代化军队呢？显然，他得仰赖他人帮助。

其次，袁世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他是自投效吴长庆起，才对军事上的事情感兴趣，并处处留心的，可以说他的军事素养大都来自行伍，以感性知识为主，并没有很深的理论造诣。“袁项城读书甚少，在前清时，虽以治兵见称，然其兵学知识亦非自读书而得。”（柴萼:《梵天庐丛录》，民国十五年（1926）石印本，卷8，页9.）以他这种学识水平，要求他用西法练兵，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袁世凯颇有自知之明，很注意搜罗人才为自己效劳，因此，他也能够应付裕如，成为清末知名的练兵大臣。

小站练兵:奠定一生事业的基础

袁世凯编练新军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新建陆军时期，第二是武卫右军时期，第三是北洋新军时期。第一时期是在天津小站，接替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定武军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以淮军为基础，按德国军制编练的一支新军，共10营4000多人。胡练兵一年，成效不大。

袁世凯下车伊始，便建立幕府，开展工作。他下令对定武军进行严格的测试，将不合格及老弱病残者全部遣散，继而又派人到直、苏、皖、鲁、豫等省招募新兵，将队伍扩充至73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万国公报》曾对此作了报道:“观察（袁世凯）本将家子，受事以来，不遑启处，先饬调营之武备学堂学生商德全、段祺瑞二人为考官，考试合营哨弁等以泰西技艺，俟考定等差后再定去留。其留者则酌分优劣，委畀繁简要次各差。至新建陆军奏定营数，除原有十营外，尚少四营。观察即派员往清江浦一带招募。”新建陆军基本阵容齐整后，袁世凯发给新式步枪、马枪、快炮，统一装备，并根据德国军制，将全军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其编制为:步队分左右两翼，左翼2营，右翼3营；炮队分右翼快炮队，左翼重炮队、接应马炮队3队；马队分为4队；工程营则分修械、桥梁、地垒、雷电、电报、测绘6司。（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通过这番整编，袁世凯宣告新建陆军成军，拟一律习洋操，按照洋法操练。

当然，他深知新建陆军参用泰西军制，按照西法操练，亟须既懂得西方军事理论又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将才和教官，因此，他一方面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10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教习，另一方面又大量使用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将官，据1896年4月统计，当时军中充当统带、帮带、哨官、领官的武备学堂毕业生有130余名，其中包括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袁氏亲信党羽。为使新建陆军的训练有章可循，军纪得到保障，袁世凯还督同徐世昌、阮忠枢、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僚属编撰《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书，就该军的营制、禁令、训条、操法等作出详细规定，并发到军中，供官兵遵行。

此外，袁世凯也重视对军官、士兵的教育，分别派段祺瑞、王士珍等开办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和工程队随营武备学堂，从所部官兵中挑选有一定文化者入堂学习，试图藉此造就将才，改变中国将弁“不但于各国兵学毫无领略，即中土古今名将治军之道，亦属茫然”的毛病（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袁世凯及其僚属的努力下，经过短短一二年的训练，新建陆军初见成效，博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由康有为代拟的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而且设为两军伪攻出奇诱敌之形，进退机宜，随时指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1页。）很注意实战演习。而当时驻天津的英、俄、日、德等国外交官和记者也不断前往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尤其是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参观之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帖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更使袁世凯及其新建陆军驰名中外，声誉隆隆而上。

的确，袁世凯所编练的新建陆军是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袁在练兵过程中，也很注意利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人心，施加个人影响，使该军上下都听命于他，应该说这带有很强的封建性，与近代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可是，袁世凯正是凭借这一资本，扶摇直上，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第二次练兵:实力大大增强

袁世凯练兵的第二时期是在鲁抚任上。戊戌政变发生后，清政府命荣禄节制各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为武卫右军，由荣禄管辖。不久，山东爆发义和团运动，袁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前往镇压。

针对当时山东形势“伏莽未靖，强邻逼处，教案交涉，操纵倍极繁难”的情况，他认为筹饷练兵“尤为急切”。（《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8页。）于是，着手扩编武卫右军。他将山东原有勇营34营进行裁并，改编成步、骑、炮兵20营，计有14，000人左右，称为武卫右军先锋队。该军完全仿武卫右军营制，其军官一部分由原部而来，一部分由武卫右军升调，全年军费90余万两，分别截取自地丁、漕粮和关税等项收入。由于当时袁世凯主要忙于镇压义和团和“保境安民”，因此，对武卫右军先锋队的编练并未花费多少心思。

与小站时期相比，此时期的练兵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可是，他所掌握的军队却较前增加了一倍，拥兵达20，000余众，实力大为加强。在此期间，袁世凯积极与东南互保，拒不派兵北上勤王，避免了像其他武卫军那样落得个几乎全军覆没的下场，很好地保存了队伍的完整性。到庚子后，5支武卫军仅袁率领的武卫右军硕果仅存，而他自然也就成为清末唯一拥兵自雄的大臣，清政府不得不大加倚重，委以要任。

第三次练兵:全国兵权倾于一身

1901年11月，袁世凯被擢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了他第三时期的练兵。在此之前，清廷因庚子事变而痛定思痛，成立督办政务处，谕令各省裁减旧营，以腾出饷项，编练新军。可是，袁世凯到任后，却借口“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之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非但不裁减，还要求增募新军，并奏请“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用”（《袁世凯奏议》，第428页）。结果得到了批准，依议办理。于是，他命幕僚拟定募练新军章程11条和募兵格式8条，对应募壮丁的标准及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兵必合格，人必土著，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之后，他又派王士珍、王英楷等按照这一要求，分赴正定、大名、广平、冀州等各属，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6，000人，由他们分别训练。（《袁世凯奏议》，第435-438页。）

使练兵得以顺利进行，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成立军政司，作为“军务总汇之所，以立其体而握其枢”。他自兼督办，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这一机构不仅是1903年末清廷成立练兵处的蓝本，而且是1904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袁世凯奏议》，第537页。）

与此同时，袁派人参照中外现行成法，制定北洋练兵营制饷章，拟仿效外国兵制，将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又3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民。遇有战事，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由此可见，常备军实际上是现役部队，而继备、后备军为预备役部队，这种将军队改造成多层次多梯队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常备军实行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000余人（《袁世凯奏议》，第510-512页）。该编制取法德国、日本军队，与现代军队的组织方式基本相似。

募练新兵章程和北洋练兵营制饷章出台后，袁世凯以新选募的6000名壮丁为基础，编练“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随后又相继编成第二、三、四、五镇和京旗常备军5个镇，形成北洋常备新军6镇。与袁世凯的积极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各省的督抚对朝廷的练兵政策大多阳奉阴违。于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成立练兵处，督练全国新军。练兵处的总办为奕劻，袁世凯任会办，铁良为襄办。奕劻贪婪昏庸，已为袁世凯所收买，铁良虽忌恨袁世凯，但实力不济，难以与袁氏抗衡。这样，练兵处的实权就落在袁世凯手中。

他推荐幕僚徐世昌为总提调；段祺瑞、冯国璋为军令司正副使，刘永庆、陆嘉谷为军政司正副使；王士珍、陆建章为军学司正副使，将练兵处的要职全部交付其幕僚担任。由于清廷“以练兵为急务，并殷殷以整齐画一相责问”（沈桐生辑:《光绪政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第1994页），袁世凯及其幕僚遂决定将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用统一番号，于是拟定《陆军新订营制章程》，就陆军的营制、饷章、训练、装备等都作了统一的规定。这就改变了先前全国军队各自为政，混乱无序的状态，使之统一化和正规化。

当时的西方外交官就高度赞扬说:“练兵处在以袁世凯为主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军备整顿曾使‘中国获得了外国观察家的赞美，因为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1905年2月，袁世凯又率先将北洋常备军各镇改为陆军各镇，共6镇75225人。其中除两镇是他根据陆军军制改编以前在小站、山东所练过的新军外，其余四镇都是新练兵。应该说这个成绩还是颇为显著的。练兵处曾有“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的计划，但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总共仅编练陆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2个协，总兵数19万人（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5页。），而其中最具规模、最训练有素的北洋6镇就是袁世凯编练的。可见，北洋陆军构成了全国陆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北洋各镇最高长官除凤山外，都是袁氏幕僚。当时就有人对他兵权太重表示担心:“今宫廷之前皆列该督练军，是其爪牙布于肘腋也”，提醒清廷要警惕他的“司马氏之心”。（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其势力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

袁世凯编练新军得到了其幕僚的鼎力相助。从小站到北洋，其幕僚一直跟随左右，订立军制，训练士兵，培养将才，不遗余力地为其练兵揽权。应该说他在西法练军和中国军队近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很大一部分须归功于其幕僚。

◎李志茗，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学者。（南方都市报）(本文来源:南方网 )1905年5月,袁世凯主导的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约有7万人。图为1905年,清朝军队阅兵及训练照片。

●李志茗

袁世凯从戎发迹，对军队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有兵就有权有势的道理，一生重视筹饷练兵，挟武力以自雄。从新建陆军到武卫右军，再到北洋新军，袁世凯共编练了7万多新军，占当时全国新军总数的一半以上，并且该军无论在装备营制，还是官兵素质方面，都较同时其他新军高出一筹，是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袁世凯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可观的军事成就，除了他善于投机钻营外，应该说与其幕僚的佐助是分不开的。

首先，袁世凯虽然在朝鲜练过兵，并博得“知兵”好名声，但细究起来，其实徒有虚名。他当时只练兵500人，并且其训练内容不过简单的操法而已，中看不中用。据记载，他在朝鲜是这么练兵的:“延一王姓，新自德国归者，为之教习，终日在大院中排班进退。慰亭凭几观之。……朝鲜民气谨懦，视上国如帝天，虽见中国商人，亦无不懔懔。慰亭使译者传谕五百人云，中国练兵，非汝国儿戏比，苟不听约束者，立刻军法从事。五百人咸股栗听命。每日操演时，王教习持鞭睨其侧，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举左足，高下如一，有参差者即挥鞭痛抶，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教练甫半月，……居然可观，国王大悦。“（王伯恭:《蜷庐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由此可见，袁世凯的这种练兵法，同战国时孙子练齐国宫女为兵的手法如出一辙，其窍门是严格纪律，使全军听从号令，动作整齐划一。除此之外，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名堂。试想凭他这种以严刑峻法来使士兵就范的练兵术，怎么能够编练出一支数千人、数万人的近代化军队呢？显然，他得仰赖他人帮助。

其次，袁世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他是自投效吴长庆起，才对军事上的事情感兴趣，并处处留心的，可以说他的军事素养大都来自行伍，以感性知识为主，并没有很深的理论造诣。“袁项城读书甚少，在前清时，虽以治兵见称，然其兵学知识亦非自读书而得。”（柴萼:《梵天庐丛录》，民国十五年（1926）石印本，卷8，页9.）以他这种学识水平，要求他用西法练兵，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袁世凯颇有自知之明，很注意搜罗人才为自己效劳，因此，他也能够应付裕如，成为清末知名的练兵大臣。

小站练兵:奠定一生事业的基础

袁世凯编练新军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新建陆军时期，第二是武卫右军时期，第三是北洋新军时期。第一时期是在天津小站，接替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定武军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以淮军为基础，按德国军制编练的一支新军，共10营4000多人。胡练兵一年，成效不大。

袁世凯下车伊始，便建立幕府，开展工作。他下令对定武军进行严格的测试，将不合格及老弱病残者全部遣散，继而又派人到直、苏、皖、鲁、豫等省招募新兵，将队伍扩充至73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万国公报》曾对此作了报道:“观察（袁世凯）本将家子，受事以来，不遑启处，先饬调营之武备学堂学生商德全、段祺瑞二人为考官，考试合营哨弁等以泰西技艺，俟考定等差后再定去留。其留者则酌分优劣，委畀繁简要次各差。至新建陆军奏定营数，除原有十营外，尚少四营。观察即派员往清江浦一带招募。”新建陆军基本阵容齐整后，袁世凯发给新式步枪、马枪、快炮，统一装备，并根据德国军制，将全军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其编制为:步队分左右两翼，左翼2营，右翼3营；炮队分右翼快炮队，左翼重炮队、接应马炮队3队；马队分为4队；工程营则分修械、桥梁、地垒、雷电、电报、测绘6司。（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通过这番整编，袁世凯宣告新建陆军成军，拟一律习洋操，按照洋法操练。

当然，他深知新建陆军参用泰西军制，按照西法操练，亟须既懂得西方军事理论又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将才和教官，因此，他一方面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10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教习，另一方面又大量使用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将官，据1896年4月统计，当时军中充当统带、帮带、哨官、领官的武备学堂毕业生有130余名，其中包括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袁氏亲信党羽。为使新建陆军的训练有章可循，军纪得到保障，袁世凯还督同徐世昌、阮忠枢、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僚属编撰《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书，就该军的营制、禁令、训条、操法等作出详细规定，并发到军中，供官兵遵行。

此外，袁世凯也重视对军官、士兵的教育，分别派段祺瑞、王士珍等开办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和工程队随营武备学堂，从所部官兵中挑选有一定文化者入堂学习，试图藉此造就将才，改变中国将弁“不但于各国兵学毫无领略，即中土古今名将治军之道，亦属茫然”的毛病（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袁世凯及其僚属的努力下，经过短短一二年的训练，新建陆军初见成效，博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由康有为代拟的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而且设为两军伪攻出奇诱敌之形，进退机宜，随时指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1页。）很注意实战演习。而当时驻天津的英、俄、日、德等国外交官和记者也不断前往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尤其是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参观之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帖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更使袁世凯及其新建陆军驰名中外，声誉隆隆而上。

的确，袁世凯所编练的新建陆军是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袁在练兵过程中，也很注意利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人心，施加个人影响，使该军上下都听命于他，应该说这带有很强的封建性，与近代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可是，袁世凯正是凭借这一资本，扶摇直上，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第二次练兵:实力大大增强

袁世凯练兵的第二时期是在鲁抚任上。戊戌政变发生后，清政府命荣禄节制各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为武卫右军，由荣禄管辖。不久，山东爆发义和团运动，袁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前往镇压。

针对当时山东形势“伏莽未靖，强邻逼处，教案交涉，操纵倍极繁难”的情况，他认为筹饷练兵“尤为急切”。（《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8页。）于是，着手扩编武卫右军。他将山东原有勇营34营进行裁并，改编成步、骑、炮兵20营，计有14，000人左右，称为武卫右军先锋队。该军完全仿武卫右军营制，其军官一部分由原部而来，一部分由武卫右军升调，全年军费90余万两，分别截取自地丁、漕粮和关税等项收入。由于当时袁世凯主要忙于镇压义和团和“保境安民”，因此，对武卫右军先锋队的编练并未花费多少心思。

与小站时期相比，此时期的练兵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可是，他所掌握的军队却较前增加了一倍，拥兵达20，000余众，实力大为加强。在此期间，袁世凯积极与东南互保，拒不派兵北上勤王，避免了像其他武卫军那样落得个几乎全军覆没的下场，很好地保存了队伍的完整性。到庚子后，5支武卫军仅袁率领的武卫右军硕果仅存，而他自然也就成为清末唯一拥兵自雄的大臣，清政府不得不大加倚重，委以要任。

第三次练兵:全国兵权倾于一身

1901年11月，袁世凯被擢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了他第三时期的练兵。在此之前，清廷因庚子事变而痛定思痛，成立督办政务处，谕令各省裁减旧营，以腾出饷项，编练新军。可是，袁世凯到任后，却借口“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之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非但不裁减，还要求增募新军，并奏请“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用”（《袁世凯奏议》，第428页）。结果得到了批准，依议办理。于是，他命幕僚拟定募练新军章程11条和募兵格式8条，对应募壮丁的标准及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兵必合格，人必土著，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之后，他又派王士珍、王英楷等按照这一要求，分赴正定、大名、广平、冀州等各属，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6，000人，由他们分别训练。（《袁世凯奏议》，第435-438页。）

使练兵得以顺利进行，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成立军政司，作为“军务总汇之所，以立其体而握其枢”。他自兼督办，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这一机构不仅是1903年末清廷成立练兵处的蓝本，而且是1904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袁世凯奏议》，第537页。）

与此同时，袁派人参照中外现行成法，制定北洋练兵营制饷章，拟仿效外国兵制，将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又3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民。遇有战事，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由此可见，常备军实际上是现役部队，而继备、后备军为预备役部队，这种将军队改造成多层次多梯队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常备军实行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000余人（《袁世凯奏议》，第510-512页）。该编制取法德国、日本军队，与现代军队的组织方式基本相似。

募练新兵章程和北洋练兵营制饷章出台后，袁世凯以新选募的6000名壮丁为基础，编练“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随后又相继编成第二、三、四、五镇和京旗常备军5个镇，形成北洋常备新军6镇。与袁世凯的积极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各省的督抚对朝廷的练兵政策大多阳奉阴违。于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成立练兵处，督练全国新军。练兵处的总办为奕劻，袁世凯任会办，铁良为襄办。奕劻贪婪昏庸，已为袁世凯所收买，铁良虽忌恨袁世凯，但实力不济，难以与袁氏抗衡。这样，练兵处的实权就落在袁世凯手中。

他推荐幕僚徐世昌为总提调；段祺瑞、冯国璋为军令司正副使，刘永庆、陆嘉谷为军政司正副使；王士珍、陆建章为军学司正副使，将练兵处的要职全部交付其幕僚担任。由于清廷“以练兵为急务，并殷殷以整齐画一相责问”（沈桐生辑:《光绪政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第1994页），袁世凯及其幕僚遂决定将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用统一番号，于是拟定《陆军新订营制章程》，就陆军的营制、饷章、训练、装备等都作了统一的规定。这就改变了先前全国军队各自为政，混乱无序的状态，使之统一化和正规化。

当时的西方外交官就高度赞扬说:“练兵处在以袁世凯为主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军备整顿曾使‘中国获得了外国观察家的赞美，因为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1905年2月，袁世凯又率先将北洋常备军各镇改为陆军各镇，共6镇75225人。其中除两镇是他根据陆军军制改编以前在小站、山东所练过的新军外，其余四镇都是新练兵。应该说这个成绩还是颇为显著的。练兵处曾有“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的计划，但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总共仅编练陆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2个协，总兵数19万人（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5页。），而其中最具规模、最训练有素的北洋6镇就是袁世凯编练的。可见，北洋陆军构成了全国陆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北洋各镇最高长官除凤山外，都是袁氏幕僚。当时就有人对他兵权太重表示担心:“今宫廷之前皆列该督练军，是其爪牙布于肘腋也”，提醒清廷要警惕他的“司马氏之心”。（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其势力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

袁世凯编练新军得到了其幕僚的鼎力相助。从小站到北洋，其幕僚一直跟随左右，订立军制，训练士兵，培养将才，不遗余力地为其练兵揽权。应该说他在西法练军和中国军队近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很大一部分须归功于其幕僚。

◎李志茗，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学者。（南方都市报）(本文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