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李辉质疑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4:47:44
李 辉
１,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还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２，约１９５３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狱劳教至１９８０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1963年１２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３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８８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于苏州。但在１９６３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１２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１７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包括我在内)说过， “反右”时他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９０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
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４，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见过章太炎受其亲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汤序波的信中写道：“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2日，北京李 辉
１,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还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２，约１９５３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狱劳教至１９８０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1963年１２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３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８８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于苏州。但在１９６３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１２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１７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包括我在内)说过， “反右”时他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９０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
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４，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见过章太炎受其亲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汤序波的信中写道：“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2日，北京
１,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还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２，约１９５３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狱劳教至１９８０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1963年１２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３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８８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于苏州。但在１９６３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１２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１７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包括我在内)说过， “反右”时他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９０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
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４，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见过章太炎受其亲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汤序波的信中写道：“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2日，北京李 辉
１,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还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２，约１９５３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狱劳教至１９８０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1963年１２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３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８８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于苏州。但在１９６３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１２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１７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包括我在内)说过， “反右”时他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９０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
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４，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见过章太炎受其亲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汤序波的信中写道：“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2日，北京
具说还是红学大湿, 不知道有什么真知灼见.
文怀沙夜发声明回应年龄等质疑 自称问心无愧 2009年02月21日 来源：成都晚报 学者李辉就年龄、经历、学识“三疑”文怀沙的文章经媒体曝光后，学术界一片哗然，网络上更是掀起了一场“打假”的狂潮。究竟是李辉造假炒作，还是文怀沙造假盗名？李辉文章曝光两天之后，文怀沙终于在昨晚10点通过对此事发表声明，然而，声明并非针对众人关心的三大质疑作答，只表明了文怀沙个人对此次风波的态度，即“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大师”表态 “问心无愧”
昨晚10点左右，国学大师文怀沙通过香港某网站发表了亲笔书写的声明，算作对“炮轰事件”的首次回应，全文共200余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文章一头一尾均盖有文怀沙的印章，落款为燕堂文怀沙，二OO九年二月二十日。
除此之外，文怀沙的儿子文斯也发表了《有关家父的年龄》一文，就李辉疑问作出解答。文斯称，家父与家母当年离婚后又各自再婚，而家母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家父的好友卞之琳叔叔，卞之琳叔叔出生于1910年，与家父兄弟相称，他和家父并无悬殊的年龄差距，仅从他与家父的关系，就可以推断出家父的真实年龄。
就文怀沙声明的内容，记者立刻与李辉取得联系，但李辉并不买账，“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质疑，我希望能得到他的正面质疑，有了进一步的回应，我再说。感谢媒体关注此事。我很好。”
网友声讨 打假到底
新浪网昨日开通专题就“李辉质疑文怀沙”一事展开讨论，同时，在专题中还有一项“你相信文怀沙造假吗？”的投票测试。截至昨晚11点，已经有3700多名网友参与投票，其中相信文怀沙造假者竟超过3400人，比例高达92%。真假如今尚无定论，但就网络发起的民意调查而言，九成网友都站到了李辉一边，认为大师文怀沙实则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声称要支持李辉，打假到底。
同时，不少圈内人士也纷纷发文对文怀沙“国学大师”的身份表示质疑。作家“十年砍柴”便发表《文怀沙大师大在学问还是包装》一文，并引用《儒林外史》中“老道成仙”的故事调侃某些人装神仙，扮大师，无非是为了骗钱；学者徐晋如则在《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中细数了更多他所耳闻的文怀沙“恶行”，除了李辉提到的“文革英雄经历”，还有文怀沙四处炫耀与伟人合影，以及临睡必看美女裸照等糗事。
面对不利局面，自称文怀沙弟子的画家崔自默依旧力挺恩师，对网络投票嗤之以鼻，“可以肯定，在这些参与者当中，认识文怀沙先生的人毕竟是少数，按常理讲，怀疑与肯定的概率应该是各占50%，然而却不是——这说明所谓‘欢迎参与调查’，其实就是‘欢迎起哄架秧子’。”记者 徐力
“大师”表态 “问心无愧”
昨晚10点左右，国学大师文怀沙通过香港某网站发表了亲笔书写的声明，算作对“炮轰事件”的首次回应，全文共200余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文章一头一尾均盖有文怀沙的印章，落款为燕堂文怀沙，二OO九年二月二十日。
除此之外，文怀沙的儿子文斯也发表了《有关家父的年龄》一文，就李辉疑问作出解答。文斯称，家父与家母当年离婚后又各自再婚，而家母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家父的好友卞之琳叔叔，卞之琳叔叔出生于1910年，与家父兄弟相称，他和家父并无悬殊的年龄差距，仅从他与家父的关系，就可以推断出家父的真实年龄。
就文怀沙声明的内容，记者立刻与李辉取得联系，但李辉并不买账，“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质疑，我希望能得到他的正面质疑，有了进一步的回应，我再说。感谢媒体关注此事。我很好。”
网友声讨 打假到底
新浪网昨日开通专题就“李辉质疑文怀沙”一事展开讨论，同时，在专题中还有一项“你相信文怀沙造假吗？”的投票测试。截至昨晚11点，已经有3700多名网友参与投票，其中相信文怀沙造假者竟超过3400人，比例高达92%。真假如今尚无定论，但就网络发起的民意调查而言，九成网友都站到了李辉一边，认为大师文怀沙实则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声称要支持李辉，打假到底。
同时，不少圈内人士也纷纷发文对文怀沙“国学大师”的身份表示质疑。作家“十年砍柴”便发表《文怀沙大师大在学问还是包装》一文，并引用《儒林外史》中“老道成仙”的故事调侃某些人装神仙，扮大师，无非是为了骗钱；学者徐晋如则在《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中细数了更多他所耳闻的文怀沙“恶行”，除了李辉提到的“文革英雄经历”，还有文怀沙四处炫耀与伟人合影，以及临睡必看美女裸照等糗事。
面对不利局面，自称文怀沙弟子的画家崔自默依旧力挺恩师，对网络投票嗤之以鼻，“可以肯定，在这些参与者当中，认识文怀沙先生的人毕竟是少数，按常理讲，怀疑与肯定的概率应该是各占50%，然而却不是——这说明所谓‘欢迎参与调查’，其实就是‘欢迎起哄架秧子’。”记者 徐力
评论：文怀沙事件 有大师没文化时代的一场闹剧 2009年02月21日 来源：广州日报 我希望李辉继续挖掘下去，也许那所谓的超然后面，可能正是敲击到痛处的隐忍。因为，文怀沙先生的个人史，也真的太出色了，而许多的历史细节说明，太出色的个人史都可能有原因，那就是添加了创作。
李辉在2月18日《北京晚报》质疑文怀沙先生的年龄、求学经历及坐牢的真实原因，读来十分有趣。一贯为中国文化老人造像的李辉，何以在新年投下重磅炸弹？文怀沙先生能否经得起如此一震？这都是我第一时间的感受。李辉认为，文怀沙先生有年龄作假，求学经历作假和坐牢原因作假之虞。故此，我也开始对李辉刮目相看，因为他可能转向一位真实的当代文化史学者了。
也是近些年来，我读到过许多文化老人的回忆，并且多数都谈到自己的受迫害。说实话，开始我很受感动，后来有些麻木，再后来突然起疑惑：他们怎么都是受迫害者呢？到底是谁迫害了这些文化老人们？
过去，李辉写作的文化老人传记，多以诗化叙述，个个都是硕大无朋的文化塑像，他们岸立着，享受着后人的摩拜。然而仔细思想，当代的文化老人们，到底给我们置下了哪些文化遗产？一位长我十几岁的研究哲学的朋友来找我借《庄子》的译注本，我翻出几个版本给他，他认真选了一本，说这本译注得也很差，当时叹了一声。我承认自己的古汉语一塌糊涂，但是，国内那些大师们平时都干什么去了呢？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就登及大师宝座了？
摊上这么一个有大师没文化的时代，真是不幸。
好了，我看到了李辉的质疑了，无论从传记作家还是文化学者的角度考察，李辉的行动必须鼓励，我并希望李辉能够将他那些文化雕塑也能尽其所能地拆除一些，以还原真实的近当代文化历史。
至于文怀沙先生的历史是否与李辉考证相同，我则也希望文怀沙先生能够出面说明及澄清，不必托词人家想借批你出名。因为，另一位被文怀沙先生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的“艺术大师”崔自默写了一篇回应李辉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我给文翁通话，问“要不要告《北京晚报》损害名誉”。文翁叹息一声，淡然，说：“不可以，也没意义，那正是人家希望的。”
如果文怀沙先生是这么回应，我就希望李辉继续挖掘下去，也许那所谓的超然后面，可能正是敲击到痛处的隐忍。因为，文怀沙先生的个人史，也真的太出色了，而许多的历史细节说明，太出色的个人史都可能有原因，那就是添加了创作。
李辉在2月18日《北京晚报》质疑文怀沙先生的年龄、求学经历及坐牢的真实原因，读来十分有趣。一贯为中国文化老人造像的李辉，何以在新年投下重磅炸弹？文怀沙先生能否经得起如此一震？这都是我第一时间的感受。李辉认为，文怀沙先生有年龄作假，求学经历作假和坐牢原因作假之虞。故此，我也开始对李辉刮目相看，因为他可能转向一位真实的当代文化史学者了。
也是近些年来，我读到过许多文化老人的回忆，并且多数都谈到自己的受迫害。说实话，开始我很受感动，后来有些麻木，再后来突然起疑惑：他们怎么都是受迫害者呢？到底是谁迫害了这些文化老人们？
过去，李辉写作的文化老人传记，多以诗化叙述，个个都是硕大无朋的文化塑像，他们岸立着，享受着后人的摩拜。然而仔细思想，当代的文化老人们，到底给我们置下了哪些文化遗产？一位长我十几岁的研究哲学的朋友来找我借《庄子》的译注本，我翻出几个版本给他，他认真选了一本，说这本译注得也很差，当时叹了一声。我承认自己的古汉语一塌糊涂，但是，国内那些大师们平时都干什么去了呢？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就登及大师宝座了？
摊上这么一个有大师没文化的时代，真是不幸。
好了，我看到了李辉的质疑了，无论从传记作家还是文化学者的角度考察，李辉的行动必须鼓励，我并希望李辉能够将他那些文化雕塑也能尽其所能地拆除一些，以还原真实的近当代文化历史。
至于文怀沙先生的历史是否与李辉考证相同，我则也希望文怀沙先生能够出面说明及澄清，不必托词人家想借批你出名。因为，另一位被文怀沙先生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的“艺术大师”崔自默写了一篇回应李辉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我给文翁通话，问“要不要告《北京晚报》损害名誉”。文翁叹息一声，淡然，说：“不可以，也没意义，那正是人家希望的。”
如果文怀沙先生是这么回应，我就希望李辉继续挖掘下去，也许那所谓的超然后面，可能正是敲击到痛处的隐忍。因为，文怀沙先生的个人史，也真的太出色了，而许多的历史细节说明，太出色的个人史都可能有原因，那就是添加了创作。
从来不理睬大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