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满族看来也加入了羌族，畲族的成分了

两个特殊的旗营

　　番子营是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基本编制之一，由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旗组成。
　　“番”，指外国或外族讲，在清政府时，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由于旧时民族的划分不似今日那样详细，所以导致不少民俗学家，文史专家对番子营的追溯。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番”字不能简单的列入有岐视、辱侮名词的范围。京城最早出现番人的文字记载在清高宗十五年的《番筑碉》和《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食即席得句》的序文中，而后又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扫金川时出现、详细讲到阿桂在乾隆四十一年时所俘番童有习锅庄（藏族或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种歌舞形式）及斯甲鲁者，即番中傩戏也。可见，番子营的形成是由两次番人入京而形成的。由于番人的两次入京均为乾隆年间，清政府征剿大小金川所致，本笔者在文中称为“金川人”。
　　第一次入京的金川人为数不多，仅为筑石碉的工匠而已，其目的是通过这些金川人掌握石碉的长处及短处，达到以碉攻碉的目的。
　　对于这些金川人，乾隆皇帝的笔下是这样的：“（左“鬼”，右“隹”）结环耳面（左“幽”，右“页”）嗜酒喜肉甘膻臊，但得酒肉一醉饱，浑忘巴朗卡撒其故巢。”。而金川妇女则：“其妇工作胜丈夫，粉不能白（左“兀”，右“王”）且么。不绳墨与舆规短，能为百尺森（上“山”，下“召”）（左”“山”，右“尧”）”。语言则是：“侏离番语为番谣，扬声强半不可晓”。
　　第二次金川人入京是二剿金川将饮阿桂带回来的。“上将归来是近臣，国朝家法万年循。解笔彼一杯酒，示泽欣兹满座春，夷乐宁须辟亻禁侏？俘歌合此奏童亻辰。鸿动集矣雨肠若，只恐骄生老信寅。”通过上述论文，可见此次入京的金川人多为乐工，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些人能歌善舞或有一技之长，不似有的文章所撰；对于俘虏中的大小金川土司莎罗奔、泽照、索诺木等人，午门献俘后，被处以俗称“碎尸万段”的磔刑。几个大头目被斩首，其余的为了标榜皇恩浩荡被免死编入香山八旗，指令驻在实胜寺两边半山腰上，名义上是可以山居，免得不习惯，实际上是在八旗军的监辖下生活。他们住的地方被称为“番子营”、“苗子营”或“小营”。
　　试想，如果这些金川人不是能歌善舞，阿桂能千里迢迢地把他们带进京城吗？这些金川人能在昨日还是俘虏，今日便能在朝中百官面前跳钅禺庄吗？这些是阿桂有意从金川地域征来的金川艺人以迎合清政府和乾隆皇帝的需要。
　　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三十六年，全国多次爆发农民起义、在众多的俘虏中，为什么单单把金川人带到京师？这些金川人对当地的音律十分熟悉，十分精通，表演艺术相当娴熟，可以说，这些人是当地大小金川作为贡奉而入京的。
　　乾隆年间，刑部侍郎张照等重新考订新旧乐章、填写乐谱、编纂成书、名《律吕正义后编》。书中记曰：“外朝大宴会中还有表演性的筵宴乐，筵宴乐中又包括满族的庆隆舞乐，蒙古的茄吹，番部合奏，以及瓦尔喀部乐、回部乐、番子乐、廓尔喀乐、朝鲜乐，安南乐、缅甸乐等。这些乐队均用本民族或本国乐器”。
　　第一档案馆内今仍存有上述文字史料。
　　这些金川人初到京城，仍然保护着金川时的风俗习惯。如赤脚、披发、穿和尚领上衣、过番节。妇女则在耳、项、双腕佩有直径大小不一的铜环或铜圈。钅监于这些金川人在川西山区的特点和习惯，朝廷把他们安置在大昭、二昭等建筑物附近。正因为把这些金川人的居住地安置在山坡上，所以，有的文章又提出了新问题：皇上是怕这些“番子”逃跑。让山下正黄旗人监辖他们。试分析，这些人要想跑回四川西部山区，有这种可能吗？金川人之所以被安置在西山山麓，笔者认为两条。一为符合金川人的生活和习惯，出门见高山沟壑，俯视皆为家乡山寨碉楼。二是这些乐工到圆明园或后来到颐和园表演，途中顺利。从香山健锐营到圆明园一路仅十余华里，要途经本营的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等旗营，经过圆明园护军营的镶红、正红、哨子等营，可谓安全，不会出现旗营中因攻打金川的过多死伤健锐营兵而产生的余恨，细分析，这也算是将番子营建在山坡上的理由吧？
　　有的文章讲，别处营房的佐领都是四品官，唯独番子营的佐领是七品官，这是因为番子营的首领不懂顶珠品级而造成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参领在健锐营中每旗中仅１名，下辖副前锋参领、署前锋参领、前锋校、副前锋校、兰翎长、前锋正兵、委前锋、前育兵达300多人，而对于番子营这样一个小小的营寨，兵额仅五十四人，便设佐领一人、防御一人、骁骑校一人、领催四人、笔者认为这也是朝廷对这些远来的乐工、工匠的最好照顾吧？
　　一九六０年，一九六二年，笔者曾在正黄旗关宝善大伯带领下进寨子两次，寨子细节为：1、整个营区不大，状如鹅卵，北边寨墙东西面较直。2、寨内干净、寨内人好客，有礼貌，3、因寨人多次居京城，习惯，衣着与京人无异。（图十）
　　从寨墙东大门而进，有过街塔一座，藏式，此为前院，寨人称东空场、南北向长条形状。再进二门，则可看到房屋南北排到五层，每排五六个院子。寨子有碉楼两座，均不高大建在寨墙外，西南、西北各一座。据说寨中最早有院落十九院，每院均三间，佐领房屋在最南边，左右有公用档子房。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山坡较为平整的地方又在寨内西北角、东北角处增建近20间房屋，寨内北侧有一小门，通健锐营正黄旗南营的马圈、寨墙西北角开有角门，上山通法海寺。所寻亲戚一姓伊，一姓张，会修汽车。
　　对于这些金川人究竟属于什么民族，众说不一，自62年便有争论，苗族有之，藏族有之，壮族有之，而笔者认为应是羌族，即今日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
　　昔日为了杜绝后患，清高宗屡谕不必复存大小金川之名，清军撤回内地后，便在大小金川设镇安营，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后又将阿尔古厅并入美诺厅，后又乞讨称懋功厅，驻同知掌理屯务，在清一代，大小金川自此失去地名而仅存河流之名。
　　1987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成立，首府马尔康，辖红原，阿坝，若尔盖，黑水，松潘，理县，小金，金川，马尔康，南坪，汶川，壤塘，茂县等十三个县，居民有藏、汉、羌、回等族。
　　茂县原为茂汶羌族自治区并产有当地特产——羌活。六十年代，我国有一部描述川西羌族的电影，名叫《羌笛颂》，电影反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得到羌族人民的帮助，顺利到达若尔盖的光荣历史。
　　船营
　　健锐营营区虽在山坡地域，但也有一水军，旗营人称船营。
　　清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水军，在汉军为主的绿营中设有福建，广东，长江三个专职水师提督和兼管水陆的江南，湖南，浙江提督。水师提督以下还有水师总兵，水师参将，统辖若干个水师营。
　　清时，各水师营设有船厂，主要修造水师战船，也修运粮船，水驿船，渡船，桥船，并有明文规定其大修，小修，拆造的年限和具体修造内容。
　　乾隆年间，清高宗从天津，福建的水师营中调至京城一批水性好的兵丁，要在颐和园昆明湖操练海军，大有汉武帝临滇池，魏武帝曹操横梁赋诗之气慨。清高宗把这些兵丁安置在颐和园的南侧，修建营房，长期驻扎。清时，颐和园西侧，南侧是一片广阔的水域。这片水域北沿为今日玉泉山路，官碾房，功德寺一线，西岸从北坞，中坞到昆明湖南路，南端即为外火器营的北营门。这块水域由两块大的湖泊组成，一为高水湖，一为养水湖，水域中有一名叫金河的故道，至今仍有清高宗题镌的御碑一方。
　　旧时，京人称北方人为“鞑子”，称西南人为“番子”，称南方人为“南蛮子”。这些南方来的水手所居之地本应称船营或水师营，谁知“蛮子营”的声誉比水师营还高，当然这也和同在健锐营的“番子营”有关。
　　《光绪会典事例》中记：“健锐营也演习水操，选前锋一千人，在昆明湖演习，用汉侍卫十人，教习把总十人，水手百余人担任教练与驾船”，船营在这一阶段陆续造战船三十二只。十多年前，曾有福建畲族人前来寻祖采风，只是旧貌已变新颜。两个特殊的旗营

　　番子营是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基本编制之一，由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旗组成。
　　“番”，指外国或外族讲，在清政府时，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由于旧时民族的划分不似今日那样详细，所以导致不少民俗学家，文史专家对番子营的追溯。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番”字不能简单的列入有岐视、辱侮名词的范围。京城最早出现番人的文字记载在清高宗十五年的《番筑碉》和《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食即席得句》的序文中，而后又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扫金川时出现、详细讲到阿桂在乾隆四十一年时所俘番童有习锅庄（藏族或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种歌舞形式）及斯甲鲁者，即番中傩戏也。可见，番子营的形成是由两次番人入京而形成的。由于番人的两次入京均为乾隆年间，清政府征剿大小金川所致，本笔者在文中称为“金川人”。
　　第一次入京的金川人为数不多，仅为筑石碉的工匠而已，其目的是通过这些金川人掌握石碉的长处及短处，达到以碉攻碉的目的。
　　对于这些金川人，乾隆皇帝的笔下是这样的：“（左“鬼”，右“隹”）结环耳面（左“幽”，右“页”）嗜酒喜肉甘膻臊，但得酒肉一醉饱，浑忘巴朗卡撒其故巢。”。而金川妇女则：“其妇工作胜丈夫，粉不能白（左“兀”，右“王”）且么。不绳墨与舆规短，能为百尺森（上“山”，下“召”）（左”“山”，右“尧”）”。语言则是：“侏离番语为番谣，扬声强半不可晓”。
　　第二次金川人入京是二剿金川将饮阿桂带回来的。“上将归来是近臣，国朝家法万年循。解笔彼一杯酒，示泽欣兹满座春，夷乐宁须辟亻禁侏？俘歌合此奏童亻辰。鸿动集矣雨肠若，只恐骄生老信寅。”通过上述论文，可见此次入京的金川人多为乐工，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些人能歌善舞或有一技之长，不似有的文章所撰；对于俘虏中的大小金川土司莎罗奔、泽照、索诺木等人，午门献俘后，被处以俗称“碎尸万段”的磔刑。几个大头目被斩首，其余的为了标榜皇恩浩荡被免死编入香山八旗，指令驻在实胜寺两边半山腰上，名义上是可以山居，免得不习惯，实际上是在八旗军的监辖下生活。他们住的地方被称为“番子营”、“苗子营”或“小营”。
　　试想，如果这些金川人不是能歌善舞，阿桂能千里迢迢地把他们带进京城吗？这些金川人能在昨日还是俘虏，今日便能在朝中百官面前跳钅禺庄吗？这些是阿桂有意从金川地域征来的金川艺人以迎合清政府和乾隆皇帝的需要。
　　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三十六年，全国多次爆发农民起义、在众多的俘虏中，为什么单单把金川人带到京师？这些金川人对当地的音律十分熟悉，十分精通，表演艺术相当娴熟，可以说，这些人是当地大小金川作为贡奉而入京的。
　　乾隆年间，刑部侍郎张照等重新考订新旧乐章、填写乐谱、编纂成书、名《律吕正义后编》。书中记曰：“外朝大宴会中还有表演性的筵宴乐，筵宴乐中又包括满族的庆隆舞乐，蒙古的茄吹，番部合奏，以及瓦尔喀部乐、回部乐、番子乐、廓尔喀乐、朝鲜乐，安南乐、缅甸乐等。这些乐队均用本民族或本国乐器”。
　　第一档案馆内今仍存有上述文字史料。
　　这些金川人初到京城，仍然保护着金川时的风俗习惯。如赤脚、披发、穿和尚领上衣、过番节。妇女则在耳、项、双腕佩有直径大小不一的铜环或铜圈。钅监于这些金川人在川西山区的特点和习惯，朝廷把他们安置在大昭、二昭等建筑物附近。正因为把这些金川人的居住地安置在山坡上，所以，有的文章又提出了新问题：皇上是怕这些“番子”逃跑。让山下正黄旗人监辖他们。试分析，这些人要想跑回四川西部山区，有这种可能吗？金川人之所以被安置在西山山麓，笔者认为两条。一为符合金川人的生活和习惯，出门见高山沟壑，俯视皆为家乡山寨碉楼。二是这些乐工到圆明园或后来到颐和园表演，途中顺利。从香山健锐营到圆明园一路仅十余华里，要途经本营的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等旗营，经过圆明园护军营的镶红、正红、哨子等营，可谓安全，不会出现旗营中因攻打金川的过多死伤健锐营兵而产生的余恨，细分析，这也算是将番子营建在山坡上的理由吧？
　　有的文章讲，别处营房的佐领都是四品官，唯独番子营的佐领是七品官，这是因为番子营的首领不懂顶珠品级而造成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参领在健锐营中每旗中仅１名，下辖副前锋参领、署前锋参领、前锋校、副前锋校、兰翎长、前锋正兵、委前锋、前育兵达300多人，而对于番子营这样一个小小的营寨，兵额仅五十四人，便设佐领一人、防御一人、骁骑校一人、领催四人、笔者认为这也是朝廷对这些远来的乐工、工匠的最好照顾吧？
　　一九六０年，一九六二年，笔者曾在正黄旗关宝善大伯带领下进寨子两次，寨子细节为：1、整个营区不大，状如鹅卵，北边寨墙东西面较直。2、寨内干净、寨内人好客，有礼貌，3、因寨人多次居京城，习惯，衣着与京人无异。（图十）
　　从寨墙东大门而进，有过街塔一座，藏式，此为前院，寨人称东空场、南北向长条形状。再进二门，则可看到房屋南北排到五层，每排五六个院子。寨子有碉楼两座，均不高大建在寨墙外，西南、西北各一座。据说寨中最早有院落十九院，每院均三间，佐领房屋在最南边，左右有公用档子房。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山坡较为平整的地方又在寨内西北角、东北角处增建近20间房屋，寨内北侧有一小门，通健锐营正黄旗南营的马圈、寨墙西北角开有角门，上山通法海寺。所寻亲戚一姓伊，一姓张，会修汽车。
　　对于这些金川人究竟属于什么民族，众说不一，自62年便有争论，苗族有之，藏族有之，壮族有之，而笔者认为应是羌族，即今日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
　　昔日为了杜绝后患，清高宗屡谕不必复存大小金川之名，清军撤回内地后，便在大小金川设镇安营，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后又将阿尔古厅并入美诺厅，后又乞讨称懋功厅，驻同知掌理屯务，在清一代，大小金川自此失去地名而仅存河流之名。
　　1987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成立，首府马尔康，辖红原，阿坝，若尔盖，黑水，松潘，理县，小金，金川，马尔康，南坪，汶川，壤塘，茂县等十三个县，居民有藏、汉、羌、回等族。
　　茂县原为茂汶羌族自治区并产有当地特产——羌活。六十年代，我国有一部描述川西羌族的电影，名叫《羌笛颂》，电影反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得到羌族人民的帮助，顺利到达若尔盖的光荣历史。
　　船营
　　健锐营营区虽在山坡地域，但也有一水军，旗营人称船营。
　　清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水军，在汉军为主的绿营中设有福建，广东，长江三个专职水师提督和兼管水陆的江南，湖南，浙江提督。水师提督以下还有水师总兵，水师参将，统辖若干个水师营。
　　清时，各水师营设有船厂，主要修造水师战船，也修运粮船，水驿船，渡船，桥船，并有明文规定其大修，小修，拆造的年限和具体修造内容。
　　乾隆年间，清高宗从天津，福建的水师营中调至京城一批水性好的兵丁，要在颐和园昆明湖操练海军，大有汉武帝临滇池，魏武帝曹操横梁赋诗之气慨。清高宗把这些兵丁安置在颐和园的南侧，修建营房，长期驻扎。清时，颐和园西侧，南侧是一片广阔的水域。这片水域北沿为今日玉泉山路，官碾房，功德寺一线，西岸从北坞，中坞到昆明湖南路，南端即为外火器营的北营门。这块水域由两块大的湖泊组成，一为高水湖，一为养水湖，水域中有一名叫金河的故道，至今仍有清高宗题镌的御碑一方。
　　旧时，京人称北方人为“鞑子”，称西南人为“番子”，称南方人为“南蛮子”。这些南方来的水手所居之地本应称船营或水师营，谁知“蛮子营”的声誉比水师营还高，当然这也和同在健锐营的“番子营”有关。
　　《光绪会典事例》中记：“健锐营也演习水操，选前锋一千人，在昆明湖演习，用汉侍卫十人，教习把总十人，水手百余人担任教练与驾船”，船营在这一阶段陆续造战船三十二只。十多年前，曾有福建畲族人前来寻祖采风，只是旧貌已变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