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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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拒绝我的脱离战斗计划
虽然我对于中国继续在各条战线上集结兵力非常担忧，但是我一直指望考尔以他那出名的善于说服人的才能和他对总理的影响，会使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执行我的“脱离战斗”计划——那就是说，从克节朗河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建立新的阵地。这样不仅具有战术上的意义，而且可以缓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避免中国人渡过克节朗河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甚至可能进攻到达旺地带。
显然，我一直对比吉寄以虚妄的希望。使我惊恐而失望的是，我们收到第四军部10月13日发来的密电，命令第四师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固守克节朗河阵地。
我一直确信无疑，比吉的使命一定会成功。我甚至开始对于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先生“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声明不予置信，认为是新闻界的夸张，因为我不能设想，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听过比吉·考尔关于僧崇战斗的事件经过之后，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哎呀，第四军的电报把全部老的恐惧都带了回来。德里远远地脱离实际，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灾难进行轻率的冒险。我决定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劝告比吉再一次运用他的影响，试图缓和克节朗河地区的局势。
当时，对我的地区，空中运输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两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是飞行官维诺德·塞加尔，普来姆·塞加尔的兄弟，我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前属俾路支团，现属印度国民军。这些直升飞机由空军派来的一个空勤小组进行维修；任何时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从提斯浦尔空运来。与提期浦尔的直升飞机的联系，每天由米-4型飞机提供。天气晴朗到足以允许一天飞行10到12架次，既运部队，也运维持给养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飞去姬斯浦尔。
在军部，我见到比吉躺在床上，样子是极度的疲劳。很明显，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连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就加重了我的忧虑，因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们从危境中拯救出来。我立即问他，我的建议(把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高地)，为什么被上级机关否决了。比吉答称，虽然他尽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国在塔格拉集结兵力的程度。他又说，情报局长比·思·穆利克先生仍然坚持说，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约200个“装备不良和半饥饿”的中国人。比言接着说，“所以难题仍然悬而末决。我们最终势必要进攻塔格拉，但是在进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克节朗河的防御工事和章勒”。
看来，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战斗之后，总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进一步加强第七旅，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临选择，或者仍旧留在河岸线，或者撤回到后面高地，两者必居其一的时刻，当时出席会议的森断然地说，第七旅在现行阵地上能够顶得住中国的一次攻击，所以不应撤到哈东山口，而这就是总理下达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国打进来，由于森对地形、总的后勤系统和基本的地面战术等方面的无知，将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多么致命的后果啊！
我猜测比吉没有认真地、强有力地申述我们的观点，可能因为他不愿在他初任作战指挥官时，就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设法说服他，他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使第七旅得以脱险。
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比吉作为军长，完全置身其中，并且知道他正在要求达尔维承担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明确地说，作为一个师长，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阵地上，维持我的部队几天以上的衣食也难以办到，更不要说向塔格拉进攻，或是沿克节朗河顶住中国的冲锋了。尽管空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伦坡空投物资，但是后勤储备一直没有落实。
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加具体地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给养情况，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东山口，脚夫不能通行，不论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在克节朗河一线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在伦波，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里只能为一个营而不能为一个整旅服务。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但是这次我认为要把自己的意见说透：打起仗来，我们不但不能守住克节朗河谷，而且从供应上说，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吉对此想了几分钟，同时我继续请求，不要只因为森要拿士兵当棋下，就让我们的人员去冒生命危险。结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让我给他提供我们缺乏后勤支援的充分事实根据。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并说我决定亲自到伦坡和章多去搜集有关供应给养的情况资料。比吉随即潦草地写了一张调查表，由我就章多和伦坡的储存物资和战术情况拟出答案。我随身带着调查表飞返吉米塘。
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各个防区特别是章勒送来于关于中国部队进一步集结的报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时影响比吉，就必须赶快行事。所以，当天下午，我乘贝尔飞机飞到伦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仅用了一两个小时，从第九旁遮普联队负责伦坡基地的军官马立克少校那里，得到了关于现有供应项目的分类统计数字，然后当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飞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劝告必须等到上午十点钟左右，因为空军利用每天早晨时间集中空投给养。在一个高原禁区上进行集中空投，同时让我们的直升飞机着陆并且停留在那里，即使仅仅短暂的一会儿，也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发了一个电报给达尔维和米斯拉，让他们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带着我的一号参谋官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乘塞加尔驾驶的贝尔直飞机起飞了。
我们向西北飞行，几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飞过。我们快到章多时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区的陡峭山脊上，点缀着无数的降落伞。章多顶部只有大约长400码宽200码的面积，周围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层边缘。约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盖着山脊的顶部和北面的山坡。这里是禁止人们观望的地方，山顶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处可以看到降落伞和黄麻袋，这些都是没有投到山顶而滚到山下去的。
我们顶着大风降落了，听说这个地区，每天大半时间持续地刮大风，由于这个原因，空投失误的比例很高。不论用伞投还是自由空投，结果都是一样。我的军需副官来接我，他同少数的仓库工人和脚夫，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正在把守着空投基地；而他们没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风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伞)。我校失望，达尔维和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官都未能来接我，因为在章勒突然发生情况。据报告，中国在那里集中了大量部队；那天凌晨三点半钟，开始发生互相射击。
在章多负责的年青少校结我准备了全部统计数字。他证明，直到那时，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资捡回来了。人力缺乏，简直无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峡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资并背上山来。结果，不得不从扯冬驻军派部队来帮助搜寻急需的物资。但是，这意味着要艰难地步行5个小时到章多，再用几个小时捡回散失的物资，然后再步行三个小时返回营地，而且还要承担夜间站岗放哨的值班任务。有时候，经过一切的努力之后，结果寻找回来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资(因为没有采取一种办法，把急需的物资项目用不同颜色的降落伞标示出来)。
从我得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后勤储备状况比我所想到的还更糟。然而，我必须返回师部后才能开始进行分析，或者开始填写军长的调查表。我在离开之前，围着空投区走了一圈，遇见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几个土兵(属于阿鲁瓦里阿的营)，他们是为保护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点赶回吉米塘，给军长写一份紧急报告，并于当晚派传令官送到提期浦尔。然而，在我离开章多以前，还想同达尔维通个电话，取得章勒的最新情报。
达尔维在电话中告诉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约有30个中国人接近我们章勒的哨所，并对哨所开火。我们进行了还击，中国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们撤退时，丢下了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后来，当我们哨所的侦察部队搜查的时，发现地面上有很多血迹，这证明有更多的伤员。在这次遭遇战小，我们的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达尔维告诉我，从死者的衣着和他没有携带武器这一事实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译，或者是某种文职人员。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向我们的哨所走来，可能来要求举行会谈，或者进行一次侦察。为什么在他们自己处在空旷而易受攻击的地位的时候，竟向一个设防的哨所开枪？这听起来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人不会就此罢休。我末对达尔维这么说，看来他比以前更抑郁和不满；但是我估计，在几天以内，我们会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击。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让比吉争取德里在今后一两天之内批准我的“脱离战斗计划”。因此，不再浪费时间，我乘直升飞机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参谋和我一起，对我管辖之下的库存情况进行了分析。我现将各防区的统计一览表(我愿提醒读者，这些库存是为供应一个师，指定要在山区向世界上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一次大进攻而储备曲)公布如下：
章多的库存，为克节朗河防区备用(第七旅旅部，两个步兵营和其他部队包括工程兵、轻工兵和脚夫——全部兵力约2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够5天用
豆类 8天
蔬菜等(罐头) 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盐 无
(就是说，发足标准定量，大约够用5-7天；发给定量的一倍，大约够用10天)
伦坡的库存为娘江河防区备用(师部，两个步兵旅和其也部队——全部兵力约3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10天
豆类 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头牛奶 22天
茶 19天
盐、糖 实际上等于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貌。人们可能设想，至少以达旺为基地的部队，会是供应充裕的。但是我从卡尔茵那里得到了统计数宁，这就是为供应达旺防区部队2900人而储存的情况：
粗面粉和大米 16天
豆类 33天
蔬菜等 仅够6天
茶、牛奶、糖 14-20天以上
如果说，这些统计数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给养供应情景，那么弹药的供应情况就更差得远了。在克节朗河防区，只有一个营(第九旁遮普联队)具备“第一线”的弹药供给标准——那就是说，全部由人携带的弹药和营里储备的弹药，足够作战一天之用。其他营(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就只有按人分发的随身携带的“小袋”弹药(够与敌人一次接触后约半个小时作战之用)。整个防区的迫击炮弹总数为725枚。
使我大为忧虑的另一问题是缺乏冬衣。在这些高地上，全体人员按正常标准，都应发给“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线内衣裤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达旺外，其他所有防区很少分发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只分别得到60个睡袋，其余的人每人只有两条毯子——廓尔喀联队仍然穿着夏衣。这些部队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临，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困苦境况是不难想象的。
我把所有这些项日列入一个明细表，准备送给军长；然后，我开始答复他的调查表中有关战术情况的部分。我觉得全文引还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1：
我们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国部队较量吗？如果能够，何时与如何？
答：
章勒现有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两个排。今天已经调去另一个排；一个3英寸迫击炮小队，有炮弹90发；一个中型机枪小队，有盒装子弹5500发，手榴弹108枚，带装子弹3200发；一个前沿军官观察组。在章勒的兵力将是130个战斗员，有4天的口粮和有限的弹药。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与一个营作战，作战期限将根据我们提供口粮、弹药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问题2：
已否发现章勒方向有什么情况？
答：
从10月10日以后，曾发现敌人在坦普洛格桥、僧祟和穆克沙尔地区，有频繁的活动，估计有一个营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约有25到30个中国人向章勒试探，并用轻武器向我们的部队开火，扔手榴弹。我们进行了回击，大约20分钟点后，交火停止。中国人留下一具尸体，我们的巡逻兵看到该地区有很多的血迹。可以设想他们遭到更多的伤亡。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没有伤亡。
问题3：
要摧毁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需要什么武器和弹药？
答：
很清楚，敌人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岳防御系统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看作孤立的阵地，那是不正确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个阵地进攻，就会遭到一个或更多阵地在侧翼或从纵深进行的反击。所以，我们应有足够的火力以压制敌人的炮火和他们的支援阵地。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必须用火箭筒、手榴弹和极度烈性炸药包进行袭击，以摧毁敌人的每一个地堡。
基于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作战的经验，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师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2)所有步兵武器，发给三份第一线标被的弹药。
(3)极度烈性炸药包。
(4)每排发给一个火焰喷射器。
问题4：
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该旅能占领什么而且何时占领？
答：
如果给予所要求的一切，该旅应能占领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阵地。
然而，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将难以抵挡来自北方的随后反攻。至于发动进攻的时间，在11月30日以 后的任何时候都相对中国人有利。
问题5：
在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的确切部署如何？
答：
我们的部署如下：
(1)第二号桥 第九旁遮普联队，缺一个连。
(2)第三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3)第四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缺三个连。
(4)坦普洛格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由于这些部队的阵地都位于深山峡谷之中，没有一个阵地可以得到我们的炮兵支援；而且在这些阵地上，纵然目标在射程之内，我们的枪也不能击中目标。
总之，我愿意把某些事实连同我的一些看法摆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参谋对于地形、敌人的兵力和气候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确信我所说的将不会被误解。
战术问题
敌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部署了一个完整的师，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个旅，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以随时调来，这种兵力部署看来是不匀称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对于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他们在勒村的主要基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兵力部署是与塔格拉山脊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们选好了阵地，修筑了工事。紧靠他们的后面，就是公路。他们的前沿阵地，可以通行骡马。就兵力、阵地、火力支援(由于缺乏武器与弹药)以及合理部署部队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形势。敌人肯定将在克节朗河北面，争夺除了第一号桥以外的所有阵地。
章勒是相当孤立的。沿克节朗河南北两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国的控制。另一条路是从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盖了，无论如何也要两天的路程。靠空运维持章勒已无可能。敌人可能认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们势必会切断它的交通线，以孤立该处的哨所。
我们不具备防守章勒的充分条件。因此，我建议从章勒撤出我们的哨所。
我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编写这个报告了，因为我必须在当天傍晚，把报告送到军长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说，次日上午，在提斯浦尔将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克里希纳·梅农，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都在视察第四军，为了对我的“脱离战斗”的要求在现场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不敢耽误。匆忙把报告打字整理好，就从我的师部派一军官，乘直升飞机把报告送交考尔将军。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后，我才有时间细阅边境全线各哨所送来的报告。一份来自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报告说，某个中国高级军官，可能是师长，视察了塔格拉阵地，并且发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国的指挥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举行了一次会议(靠近示意图中标明的地点瓦德兰。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驻地位于扯冬哨所上面大约500英尺的一个秃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对方那些地点)。大概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有20个或者更多的一群穿军服的中国人，在空旷地上集会，主持者是“一个戴红帽子的人①……另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离人群稍远，但是在说话听得见的距离以内。”(政治委员吗？)。第二天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还是由那个戴红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边其他地区(通过望远镜，这一切都清楚可见)。报告还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几乎到处重新挖战壕——夜间灯光大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连夜继续。
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所有这些活动，都预示着中国即将越过克节朗河发起一次进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为兼则马尼也有报告说，我们哨所的对面在集结部队，有些中国部队已逼进到离我们哨所300码以内的近处。我给比吉打电话，并向他转达我的忧虑。他告诉我，他刚收到我的报告，他将于次日把我的建议提交军区司令和陆军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方也在集结部队。一个新的步兵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指挥官是哈里哈尔·辛格中校)正陆续到达。这一营是指定守卫第一号桥的，留下一个连驻在哈东山口，准备在山脊上修筑防御工事。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从第六十二步兵旅拨出)也已到达，并且被派到达旺，驻在卡尔茵·辛格的防区。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将在几天之内空运来。
乍一看，这些援军的来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怀疑他们的战斗力。增加这么多的地面部队是一回事，但是由于他们的弹药供应仍将限于每个人所能随身携带的，而他们的给养储备又受到我们脆弱的后勤供应线的限制，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定会受到严重的局限。在耗尽了他们按人头为标准发给的弹药之后，他们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粮的人口了——而我们恰恰是没有给养来源，甚至保证这么多人吃饭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同时，我必须就如何作战，制定一些准备应付意外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我们不从章勒哨所撤出，并把部队调回河的南岸，那么，中国人不久就会渡过克节朗河展开全线进攻，还可能从兼则马尼沿娘江河谷而下配合进攻，而我们在娘江河谷一带部署的部队很少。我不认为他们会从棒山口同时向达旺发动进攻，至少在克节朗河战斗的命运没有决定之前是不会的。
我的计划是，如果军长说服了陆军参谋长，允许第七旅向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重新构筑防御阵地，我就把哈东山口——色基姆——伦坡地区分配给达尔维和他的三个营——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这将是我的左防区。为了中部防区，我将把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回到吉米塘——萨客地地区，可能派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到前方仲昆桥，支援兼则马尼哨所。我的战术指挥部将移至萨客地，如果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到达，就作为该地区的后备部队。
至于达旺，形势一直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要发动一次总攻，达旺必定是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达旺称为“师的生命攸关的阵地”。然而，森将军为了迎合德里对于扯冬的着迷，竟仓卒行事。实际上把达旺的驻军调空了。(后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调到达旺，加强在那里孤守的第一锡克联队。)
依照我的看法，至少需要四个步兵营的兵力，并且具有适当的炮兵支援，才能严密防守达旺和守卫从棒山口向南的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直通达旺，长约18英里；另一条经劳到让，大约40英里)。目前，我只有一个营(和期待调来的一个营)，以及由一个野战炮兵连、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山地炮兵团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的炮兵部队。这支部队只够封锁那两条路线，再无余力用于严密保卫寺庙和达旺高原南端的城区了。不管如何，在一两天内，我至少要有一个合乎要求的旅部来指挥达旺防区。因为我已经得到通知，第六十二旅的旅部，将从查道移驻达旺，以接管卡尔茵·辛格所辖的特别炮兵旅旅部。
我必须同卡尔茵·辛格讨论这一切问题，然后我才能果断地制定出一个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我发电请他于一两天内飞来吉米塘，同我磋商。
当然，我制定这些应急计划，是基于以下前提的：授权我重新组织克节朗河的防务。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地战斗下去。
诚然，事态就是这样发展的。17日整个上午，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猜不透提斯浦尔开会研究的结果如何。关于后撤是明智的这一看法，比吉能够说服现已接近作战现场的陆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吗？更为明智的忠告能占上风吗？
那天傍晚，我们得到了答复。军长电告说，我的建议都已提交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议长(他们两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尔)，但是建议已被拒绝了。大概根据森将军的意见，陆军参谋长发布命令，要我们坚守原地，并且击退可能来自河岸一线的中国任何攻击。作一次战术上重新组织力量的最后机会已被放过了。
我试图同军长通一次电话，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为他一定还在忙于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还未接通电话，我开始猜测，由于未能使我们部队的唯一明智的行动方针获得批准，所以他现在回避同我谈话。
同时，达尔维一直在电话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尽可能快地”从克节朗河撤退。他说，他再也不能维持前沿阵地部队的口粮了。我告诉他，暂且放下电话，因为我也正在找军长通话，讨论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不愿告诉他军部的来电，因为他的语气非常烦躁和激动。由于木已成舟，再与比吉谈，有无成功的可能，对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弃我的意见之前，我决心再与比吉摊一次牌。
我继续给比吉打电话，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机会与比吉谈话了。最后一次接触是15日，我在他的军部同他谈话；我已有几个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谈话了。当然，现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们回德里后的当夜，他的肺病情况危急。这显然是多日积累的。自从那次在哈东山口患病，比吉没有正视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纳·梅农派一位特别军医到提斯普尔给比吉进行检查后，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军部擅自决定不通知我这些情况。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号名单，当他不在期间，军的指挥任务应该自然而然地移交给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资格的将级军官被委派代替他。我当然继续指挥我的师，但是起码应该有一位将级军官，能负责在军一级作出作战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处于无人状态。尤其是，的确莫明其妙，军长作为伤病员撤回德里，却故意隐瞒着我和我的师。德里拒绝我的脱离战斗计划
虽然我对于中国继续在各条战线上集结兵力非常担忧，但是我一直指望考尔以他那出名的善于说服人的才能和他对总理的影响，会使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执行我的“脱离战斗”计划——那就是说，从克节朗河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建立新的阵地。这样不仅具有战术上的意义，而且可以缓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避免中国人渡过克节朗河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甚至可能进攻到达旺地带。
显然，我一直对比吉寄以虚妄的希望。使我惊恐而失望的是，我们收到第四军部10月13日发来的密电，命令第四师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固守克节朗河阵地。
我一直确信无疑，比吉的使命一定会成功。我甚至开始对于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先生“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声明不予置信，认为是新闻界的夸张，因为我不能设想，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听过比吉·考尔关于僧崇战斗的事件经过之后，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哎呀，第四军的电报把全部老的恐惧都带了回来。德里远远地脱离实际，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灾难进行轻率的冒险。我决定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劝告比吉再一次运用他的影响，试图缓和克节朗河地区的局势。
当时，对我的地区，空中运输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两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是飞行官维诺德·塞加尔，普来姆·塞加尔的兄弟，我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前属俾路支团，现属印度国民军。这些直升飞机由空军派来的一个空勤小组进行维修；任何时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从提斯浦尔空运来。与提期浦尔的直升飞机的联系，每天由米-4型飞机提供。天气晴朗到足以允许一天飞行10到12架次，既运部队，也运维持给养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飞去姬斯浦尔。
在军部，我见到比吉躺在床上，样子是极度的疲劳。很明显，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连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就加重了我的忧虑，因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们从危境中拯救出来。我立即问他，我的建议(把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高地)，为什么被上级机关否决了。比吉答称，虽然他尽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国在塔格拉集结兵力的程度。他又说，情报局长比·思·穆利克先生仍然坚持说，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约200个“装备不良和半饥饿”的中国人。比言接着说，“所以难题仍然悬而末决。我们最终势必要进攻塔格拉，但是在进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克节朗河的防御工事和章勒”。
看来，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战斗之后，总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进一步加强第七旅，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临选择，或者仍旧留在河岸线，或者撤回到后面高地，两者必居其一的时刻，当时出席会议的森断然地说，第七旅在现行阵地上能够顶得住中国的一次攻击，所以不应撤到哈东山口，而这就是总理下达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国打进来，由于森对地形、总的后勤系统和基本的地面战术等方面的无知，将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多么致命的后果啊！
我猜测比吉没有认真地、强有力地申述我们的观点，可能因为他不愿在他初任作战指挥官时，就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设法说服他，他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使第七旅得以脱险。
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比吉作为军长，完全置身其中，并且知道他正在要求达尔维承担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明确地说，作为一个师长，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阵地上，维持我的部队几天以上的衣食也难以办到，更不要说向塔格拉进攻，或是沿克节朗河顶住中国的冲锋了。尽管空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伦坡空投物资，但是后勤储备一直没有落实。
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加具体地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给养情况，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东山口，脚夫不能通行，不论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在克节朗河一线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在伦波，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里只能为一个营而不能为一个整旅服务。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但是这次我认为要把自己的意见说透：打起仗来，我们不但不能守住克节朗河谷，而且从供应上说，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吉对此想了几分钟，同时我继续请求，不要只因为森要拿士兵当棋下，就让我们的人员去冒生命危险。结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让我给他提供我们缺乏后勤支援的充分事实根据。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并说我决定亲自到伦坡和章多去搜集有关供应给养的情况资料。比吉随即潦草地写了一张调查表，由我就章多和伦坡的储存物资和战术情况拟出答案。我随身带着调查表飞返吉米塘。
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各个防区特别是章勒送来于关于中国部队进一步集结的报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时影响比吉，就必须赶快行事。所以，当天下午，我乘贝尔飞机飞到伦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仅用了一两个小时，从第九旁遮普联队负责伦坡基地的军官马立克少校那里，得到了关于现有供应项目的分类统计数字，然后当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飞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劝告必须等到上午十点钟左右，因为空军利用每天早晨时间集中空投给养。在一个高原禁区上进行集中空投，同时让我们的直升飞机着陆并且停留在那里，即使仅仅短暂的一会儿，也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发了一个电报给达尔维和米斯拉，让他们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带着我的一号参谋官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乘塞加尔驾驶的贝尔直飞机起飞了。
我们向西北飞行，几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飞过。我们快到章多时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区的陡峭山脊上，点缀着无数的降落伞。章多顶部只有大约长400码宽200码的面积，周围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层边缘。约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盖着山脊的顶部和北面的山坡。这里是禁止人们观望的地方，山顶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处可以看到降落伞和黄麻袋，这些都是没有投到山顶而滚到山下去的。
我们顶着大风降落了，听说这个地区，每天大半时间持续地刮大风，由于这个原因，空投失误的比例很高。不论用伞投还是自由空投，结果都是一样。我的军需副官来接我，他同少数的仓库工人和脚夫，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正在把守着空投基地；而他们没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风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伞)。我校失望，达尔维和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官都未能来接我，因为在章勒突然发生情况。据报告，中国在那里集中了大量部队；那天凌晨三点半钟，开始发生互相射击。
在章多负责的年青少校结我准备了全部统计数字。他证明，直到那时，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资捡回来了。人力缺乏，简直无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峡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资并背上山来。结果，不得不从扯冬驻军派部队来帮助搜寻急需的物资。但是，这意味着要艰难地步行5个小时到章多，再用几个小时捡回散失的物资，然后再步行三个小时返回营地，而且还要承担夜间站岗放哨的值班任务。有时候，经过一切的努力之后，结果寻找回来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资(因为没有采取一种办法，把急需的物资项目用不同颜色的降落伞标示出来)。
从我得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后勤储备状况比我所想到的还更糟。然而，我必须返回师部后才能开始进行分析，或者开始填写军长的调查表。我在离开之前，围着空投区走了一圈，遇见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几个土兵(属于阿鲁瓦里阿的营)，他们是为保护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点赶回吉米塘，给军长写一份紧急报告，并于当晚派传令官送到提期浦尔。然而，在我离开章多以前，还想同达尔维通个电话，取得章勒的最新情报。
达尔维在电话中告诉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约有30个中国人接近我们章勒的哨所，并对哨所开火。我们进行了还击，中国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们撤退时，丢下了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后来，当我们哨所的侦察部队搜查的时，发现地面上有很多血迹，这证明有更多的伤员。在这次遭遇战小，我们的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达尔维告诉我，从死者的衣着和他没有携带武器这一事实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译，或者是某种文职人员。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向我们的哨所走来，可能来要求举行会谈，或者进行一次侦察。为什么在他们自己处在空旷而易受攻击的地位的时候，竟向一个设防的哨所开枪？这听起来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人不会就此罢休。我末对达尔维这么说，看来他比以前更抑郁和不满；但是我估计，在几天以内，我们会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击。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让比吉争取德里在今后一两天之内批准我的“脱离战斗计划”。因此，不再浪费时间，我乘直升飞机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参谋和我一起，对我管辖之下的库存情况进行了分析。我现将各防区的统计一览表(我愿提醒读者，这些库存是为供应一个师，指定要在山区向世界上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一次大进攻而储备曲)公布如下：
章多的库存，为克节朗河防区备用(第七旅旅部，两个步兵营和其他部队包括工程兵、轻工兵和脚夫——全部兵力约2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够5天用
豆类 8天
蔬菜等(罐头) 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盐 无
(就是说，发足标准定量，大约够用5-7天；发给定量的一倍，大约够用10天)
伦坡的库存为娘江河防区备用(师部，两个步兵旅和其也部队——全部兵力约3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10天
豆类 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头牛奶 22天
茶 19天
盐、糖 实际上等于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貌。人们可能设想，至少以达旺为基地的部队，会是供应充裕的。但是我从卡尔茵那里得到了统计数宁，这就是为供应达旺防区部队2900人而储存的情况：
粗面粉和大米 16天
豆类 33天
蔬菜等 仅够6天
茶、牛奶、糖 14-20天以上
如果说，这些统计数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给养供应情景，那么弹药的供应情况就更差得远了。在克节朗河防区，只有一个营(第九旁遮普联队)具备“第一线”的弹药供给标准——那就是说，全部由人携带的弹药和营里储备的弹药，足够作战一天之用。其他营(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就只有按人分发的随身携带的“小袋”弹药(够与敌人一次接触后约半个小时作战之用)。整个防区的迫击炮弹总数为725枚。
使我大为忧虑的另一问题是缺乏冬衣。在这些高地上，全体人员按正常标准，都应发给“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线内衣裤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达旺外，其他所有防区很少分发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只分别得到60个睡袋，其余的人每人只有两条毯子——廓尔喀联队仍然穿着夏衣。这些部队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临，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困苦境况是不难想象的。
我把所有这些项日列入一个明细表，准备送给军长；然后，我开始答复他的调查表中有关战术情况的部分。我觉得全文引还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1：
我们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国部队较量吗？如果能够，何时与如何？
答：
章勒现有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两个排。今天已经调去另一个排；一个3英寸迫击炮小队，有炮弹90发；一个中型机枪小队，有盒装子弹5500发，手榴弹108枚，带装子弹3200发；一个前沿军官观察组。在章勒的兵力将是130个战斗员，有4天的口粮和有限的弹药。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与一个营作战，作战期限将根据我们提供口粮、弹药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问题2：
已否发现章勒方向有什么情况？
答：
从10月10日以后，曾发现敌人在坦普洛格桥、僧祟和穆克沙尔地区，有频繁的活动，估计有一个营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约有25到30个中国人向章勒试探，并用轻武器向我们的部队开火，扔手榴弹。我们进行了回击，大约20分钟点后，交火停止。中国人留下一具尸体，我们的巡逻兵看到该地区有很多的血迹。可以设想他们遭到更多的伤亡。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没有伤亡。
问题3：
要摧毁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需要什么武器和弹药？
答：
很清楚，敌人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岳防御系统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看作孤立的阵地，那是不正确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个阵地进攻，就会遭到一个或更多阵地在侧翼或从纵深进行的反击。所以，我们应有足够的火力以压制敌人的炮火和他们的支援阵地。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必须用火箭筒、手榴弹和极度烈性炸药包进行袭击，以摧毁敌人的每一个地堡。
基于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作战的经验，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师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2)所有步兵武器，发给三份第一线标被的弹药。
(3)极度烈性炸药包。
(4)每排发给一个火焰喷射器。
问题4：
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该旅能占领什么而且何时占领？
答：
如果给予所要求的一切，该旅应能占领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阵地。
然而，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将难以抵挡来自北方的随后反攻。至于发动进攻的时间，在11月30日以 后的任何时候都相对中国人有利。
问题5：
在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的确切部署如何？
答：
我们的部署如下：
(1)第二号桥 第九旁遮普联队，缺一个连。
(2)第三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3)第四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缺三个连。
(4)坦普洛格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由于这些部队的阵地都位于深山峡谷之中，没有一个阵地可以得到我们的炮兵支援；而且在这些阵地上，纵然目标在射程之内，我们的枪也不能击中目标。
总之，我愿意把某些事实连同我的一些看法摆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参谋对于地形、敌人的兵力和气候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确信我所说的将不会被误解。
战术问题
敌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部署了一个完整的师，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个旅，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以随时调来，这种兵力部署看来是不匀称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对于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他们在勒村的主要基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兵力部署是与塔格拉山脊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们选好了阵地，修筑了工事。紧靠他们的后面，就是公路。他们的前沿阵地，可以通行骡马。就兵力、阵地、火力支援(由于缺乏武器与弹药)以及合理部署部队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形势。敌人肯定将在克节朗河北面，争夺除了第一号桥以外的所有阵地。
章勒是相当孤立的。沿克节朗河南北两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国的控制。另一条路是从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盖了，无论如何也要两天的路程。靠空运维持章勒已无可能。敌人可能认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们势必会切断它的交通线，以孤立该处的哨所。
我们不具备防守章勒的充分条件。因此，我建议从章勒撤出我们的哨所。
我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编写这个报告了，因为我必须在当天傍晚，把报告送到军长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说，次日上午，在提斯浦尔将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克里希纳·梅农，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都在视察第四军，为了对我的“脱离战斗”的要求在现场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不敢耽误。匆忙把报告打字整理好，就从我的师部派一军官，乘直升飞机把报告送交考尔将军。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后，我才有时间细阅边境全线各哨所送来的报告。一份来自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报告说，某个中国高级军官，可能是师长，视察了塔格拉阵地，并且发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国的指挥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举行了一次会议(靠近示意图中标明的地点瓦德兰。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驻地位于扯冬哨所上面大约500英尺的一个秃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对方那些地点)。大概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有20个或者更多的一群穿军服的中国人，在空旷地上集会，主持者是“一个戴红帽子的人①……另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离人群稍远，但是在说话听得见的距离以内。”(政治委员吗？)。第二天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还是由那个戴红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边其他地区(通过望远镜，这一切都清楚可见)。报告还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几乎到处重新挖战壕——夜间灯光大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连夜继续。
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所有这些活动，都预示着中国即将越过克节朗河发起一次进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为兼则马尼也有报告说，我们哨所的对面在集结部队，有些中国部队已逼进到离我们哨所300码以内的近处。我给比吉打电话，并向他转达我的忧虑。他告诉我，他刚收到我的报告，他将于次日把我的建议提交军区司令和陆军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方也在集结部队。一个新的步兵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指挥官是哈里哈尔·辛格中校)正陆续到达。这一营是指定守卫第一号桥的，留下一个连驻在哈东山口，准备在山脊上修筑防御工事。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从第六十二步兵旅拨出)也已到达，并且被派到达旺，驻在卡尔茵·辛格的防区。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将在几天之内空运来。
乍一看，这些援军的来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怀疑他们的战斗力。增加这么多的地面部队是一回事，但是由于他们的弹药供应仍将限于每个人所能随身携带的，而他们的给养储备又受到我们脆弱的后勤供应线的限制，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定会受到严重的局限。在耗尽了他们按人头为标准发给的弹药之后，他们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粮的人口了——而我们恰恰是没有给养来源，甚至保证这么多人吃饭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同时，我必须就如何作战，制定一些准备应付意外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我们不从章勒哨所撤出，并把部队调回河的南岸，那么，中国人不久就会渡过克节朗河展开全线进攻，还可能从兼则马尼沿娘江河谷而下配合进攻，而我们在娘江河谷一带部署的部队很少。我不认为他们会从棒山口同时向达旺发动进攻，至少在克节朗河战斗的命运没有决定之前是不会的。
我的计划是，如果军长说服了陆军参谋长，允许第七旅向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重新构筑防御阵地，我就把哈东山口——色基姆——伦坡地区分配给达尔维和他的三个营——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这将是我的左防区。为了中部防区，我将把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回到吉米塘——萨客地地区，可能派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到前方仲昆桥，支援兼则马尼哨所。我的战术指挥部将移至萨客地，如果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到达，就作为该地区的后备部队。
至于达旺，形势一直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要发动一次总攻，达旺必定是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达旺称为“师的生命攸关的阵地”。然而，森将军为了迎合德里对于扯冬的着迷，竟仓卒行事。实际上把达旺的驻军调空了。(后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调到达旺，加强在那里孤守的第一锡克联队。)
依照我的看法，至少需要四个步兵营的兵力，并且具有适当的炮兵支援，才能严密防守达旺和守卫从棒山口向南的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直通达旺，长约18英里；另一条经劳到让，大约40英里)。目前，我只有一个营(和期待调来的一个营)，以及由一个野战炮兵连、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山地炮兵团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的炮兵部队。这支部队只够封锁那两条路线，再无余力用于严密保卫寺庙和达旺高原南端的城区了。不管如何，在一两天内，我至少要有一个合乎要求的旅部来指挥达旺防区。因为我已经得到通知，第六十二旅的旅部，将从查道移驻达旺，以接管卡尔茵·辛格所辖的特别炮兵旅旅部。
我必须同卡尔茵·辛格讨论这一切问题，然后我才能果断地制定出一个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我发电请他于一两天内飞来吉米塘，同我磋商。
当然，我制定这些应急计划，是基于以下前提的：授权我重新组织克节朗河的防务。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地战斗下去。
诚然，事态就是这样发展的。17日整个上午，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猜不透提斯浦尔开会研究的结果如何。关于后撤是明智的这一看法，比吉能够说服现已接近作战现场的陆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吗？更为明智的忠告能占上风吗？
那天傍晚，我们得到了答复。军长电告说，我的建议都已提交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议长(他们两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尔)，但是建议已被拒绝了。大概根据森将军的意见，陆军参谋长发布命令，要我们坚守原地，并且击退可能来自河岸一线的中国任何攻击。作一次战术上重新组织力量的最后机会已被放过了。
我试图同军长通一次电话，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为他一定还在忙于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还未接通电话，我开始猜测，由于未能使我们部队的唯一明智的行动方针获得批准，所以他现在回避同我谈话。
同时，达尔维一直在电话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尽可能快地”从克节朗河撤退。他说，他再也不能维持前沿阵地部队的口粮了。我告诉他，暂且放下电话，因为我也正在找军长通话，讨论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不愿告诉他军部的来电，因为他的语气非常烦躁和激动。由于木已成舟，再与比吉谈，有无成功的可能，对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弃我的意见之前，我决心再与比吉摊一次牌。
我继续给比吉打电话，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机会与比吉谈话了。最后一次接触是15日，我在他的军部同他谈话；我已有几个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谈话了。当然，现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们回德里后的当夜，他的肺病情况危急。这显然是多日积累的。自从那次在哈东山口患病，比吉没有正视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纳·梅农派一位特别军医到提斯普尔给比吉进行检查后，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军部擅自决定不通知我这些情况。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号名单，当他不在期间，军的指挥任务应该自然而然地移交给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资格的将级军官被委派代替他。我当然继续指挥我的师，但是起码应该有一位将级军官，能负责在军一级作出作战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处于无人状态。尤其是，的确莫明其妙，军长作为伤病员撤回德里，却故意隐瞒着我和我的师。
虽然我对于中国继续在各条战线上集结兵力非常担忧，但是我一直指望考尔以他那出名的善于说服人的才能和他对总理的影响，会使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执行我的“脱离战斗”计划——那就是说，从克节朗河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建立新的阵地。这样不仅具有战术上的意义，而且可以缓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避免中国人渡过克节朗河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甚至可能进攻到达旺地带。
显然，我一直对比吉寄以虚妄的希望。使我惊恐而失望的是，我们收到第四军部10月13日发来的密电，命令第四师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固守克节朗河阵地。
我一直确信无疑，比吉的使命一定会成功。我甚至开始对于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先生“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声明不予置信，认为是新闻界的夸张，因为我不能设想，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听过比吉·考尔关于僧崇战斗的事件经过之后，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哎呀，第四军的电报把全部老的恐惧都带了回来。德里远远地脱离实际，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灾难进行轻率的冒险。我决定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劝告比吉再一次运用他的影响，试图缓和克节朗河地区的局势。
当时，对我的地区，空中运输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两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是飞行官维诺德·塞加尔，普来姆·塞加尔的兄弟，我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前属俾路支团，现属印度国民军。这些直升飞机由空军派来的一个空勤小组进行维修；任何时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从提斯浦尔空运来。与提期浦尔的直升飞机的联系，每天由米-4型飞机提供。天气晴朗到足以允许一天飞行10到12架次，既运部队，也运维持给养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飞去姬斯浦尔。
在军部，我见到比吉躺在床上，样子是极度的疲劳。很明显，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连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就加重了我的忧虑，因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们从危境中拯救出来。我立即问他，我的建议(把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高地)，为什么被上级机关否决了。比吉答称，虽然他尽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国在塔格拉集结兵力的程度。他又说，情报局长比·思·穆利克先生仍然坚持说，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约200个“装备不良和半饥饿”的中国人。比言接着说，“所以难题仍然悬而末决。我们最终势必要进攻塔格拉，但是在进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克节朗河的防御工事和章勒”。
看来，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战斗之后，总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进一步加强第七旅，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临选择，或者仍旧留在河岸线，或者撤回到后面高地，两者必居其一的时刻，当时出席会议的森断然地说，第七旅在现行阵地上能够顶得住中国的一次攻击，所以不应撤到哈东山口，而这就是总理下达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国打进来，由于森对地形、总的后勤系统和基本的地面战术等方面的无知，将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多么致命的后果啊！
我猜测比吉没有认真地、强有力地申述我们的观点，可能因为他不愿在他初任作战指挥官时，就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设法说服他，他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使第七旅得以脱险。
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比吉作为军长，完全置身其中，并且知道他正在要求达尔维承担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明确地说，作为一个师长，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阵地上，维持我的部队几天以上的衣食也难以办到，更不要说向塔格拉进攻，或是沿克节朗河顶住中国的冲锋了。尽管空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伦坡空投物资，但是后勤储备一直没有落实。
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加具体地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给养情况，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东山口，脚夫不能通行，不论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在克节朗河一线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在伦波，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里只能为一个营而不能为一个整旅服务。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但是这次我认为要把自己的意见说透：打起仗来，我们不但不能守住克节朗河谷，而且从供应上说，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吉对此想了几分钟，同时我继续请求，不要只因为森要拿士兵当棋下，就让我们的人员去冒生命危险。结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让我给他提供我们缺乏后勤支援的充分事实根据。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并说我决定亲自到伦坡和章多去搜集有关供应给养的情况资料。比吉随即潦草地写了一张调查表，由我就章多和伦坡的储存物资和战术情况拟出答案。我随身带着调查表飞返吉米塘。
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各个防区特别是章勒送来于关于中国部队进一步集结的报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时影响比吉，就必须赶快行事。所以，当天下午，我乘贝尔飞机飞到伦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仅用了一两个小时，从第九旁遮普联队负责伦坡基地的军官马立克少校那里，得到了关于现有供应项目的分类统计数字，然后当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飞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劝告必须等到上午十点钟左右，因为空军利用每天早晨时间集中空投给养。在一个高原禁区上进行集中空投，同时让我们的直升飞机着陆并且停留在那里，即使仅仅短暂的一会儿，也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发了一个电报给达尔维和米斯拉，让他们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带着我的一号参谋官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乘塞加尔驾驶的贝尔直飞机起飞了。
我们向西北飞行，几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飞过。我们快到章多时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区的陡峭山脊上，点缀着无数的降落伞。章多顶部只有大约长400码宽200码的面积，周围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层边缘。约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盖着山脊的顶部和北面的山坡。这里是禁止人们观望的地方，山顶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处可以看到降落伞和黄麻袋，这些都是没有投到山顶而滚到山下去的。
我们顶着大风降落了，听说这个地区，每天大半时间持续地刮大风，由于这个原因，空投失误的比例很高。不论用伞投还是自由空投，结果都是一样。我的军需副官来接我，他同少数的仓库工人和脚夫，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正在把守着空投基地；而他们没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风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伞)。我校失望，达尔维和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官都未能来接我，因为在章勒突然发生情况。据报告，中国在那里集中了大量部队；那天凌晨三点半钟，开始发生互相射击。
在章多负责的年青少校结我准备了全部统计数字。他证明，直到那时，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资捡回来了。人力缺乏，简直无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峡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资并背上山来。结果，不得不从扯冬驻军派部队来帮助搜寻急需的物资。但是，这意味着要艰难地步行5个小时到章多，再用几个小时捡回散失的物资，然后再步行三个小时返回营地，而且还要承担夜间站岗放哨的值班任务。有时候，经过一切的努力之后，结果寻找回来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资(因为没有采取一种办法，把急需的物资项目用不同颜色的降落伞标示出来)。
从我得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后勤储备状况比我所想到的还更糟。然而，我必须返回师部后才能开始进行分析，或者开始填写军长的调查表。我在离开之前，围着空投区走了一圈，遇见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几个土兵(属于阿鲁瓦里阿的营)，他们是为保护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点赶回吉米塘，给军长写一份紧急报告，并于当晚派传令官送到提期浦尔。然而，在我离开章多以前，还想同达尔维通个电话，取得章勒的最新情报。
达尔维在电话中告诉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约有30个中国人接近我们章勒的哨所，并对哨所开火。我们进行了还击，中国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们撤退时，丢下了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后来，当我们哨所的侦察部队搜查的时，发现地面上有很多血迹，这证明有更多的伤员。在这次遭遇战小，我们的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达尔维告诉我，从死者的衣着和他没有携带武器这一事实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译，或者是某种文职人员。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向我们的哨所走来，可能来要求举行会谈，或者进行一次侦察。为什么在他们自己处在空旷而易受攻击的地位的时候，竟向一个设防的哨所开枪？这听起来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人不会就此罢休。我末对达尔维这么说，看来他比以前更抑郁和不满；但是我估计，在几天以内，我们会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击。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让比吉争取德里在今后一两天之内批准我的“脱离战斗计划”。因此，不再浪费时间，我乘直升飞机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参谋和我一起，对我管辖之下的库存情况进行了分析。我现将各防区的统计一览表(我愿提醒读者，这些库存是为供应一个师，指定要在山区向世界上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一次大进攻而储备曲)公布如下：
章多的库存，为克节朗河防区备用(第七旅旅部，两个步兵营和其他部队包括工程兵、轻工兵和脚夫——全部兵力约2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够5天用
豆类 8天
蔬菜等(罐头) 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盐 无
(就是说，发足标准定量，大约够用5-7天；发给定量的一倍，大约够用10天)
伦坡的库存为娘江河防区备用(师部，两个步兵旅和其也部队——全部兵力约3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10天
豆类 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头牛奶 22天
茶 19天
盐、糖 实际上等于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貌。人们可能设想，至少以达旺为基地的部队，会是供应充裕的。但是我从卡尔茵那里得到了统计数宁，这就是为供应达旺防区部队2900人而储存的情况：
粗面粉和大米 16天
豆类 33天
蔬菜等 仅够6天
茶、牛奶、糖 14-20天以上
如果说，这些统计数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给养供应情景，那么弹药的供应情况就更差得远了。在克节朗河防区，只有一个营(第九旁遮普联队)具备“第一线”的弹药供给标准——那就是说，全部由人携带的弹药和营里储备的弹药，足够作战一天之用。其他营(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就只有按人分发的随身携带的“小袋”弹药(够与敌人一次接触后约半个小时作战之用)。整个防区的迫击炮弹总数为725枚。
使我大为忧虑的另一问题是缺乏冬衣。在这些高地上，全体人员按正常标准，都应发给“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线内衣裤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达旺外，其他所有防区很少分发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只分别得到60个睡袋，其余的人每人只有两条毯子——廓尔喀联队仍然穿着夏衣。这些部队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临，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困苦境况是不难想象的。
我把所有这些项日列入一个明细表，准备送给军长；然后，我开始答复他的调查表中有关战术情况的部分。我觉得全文引还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1：
我们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国部队较量吗？如果能够，何时与如何？
答：
章勒现有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两个排。今天已经调去另一个排；一个3英寸迫击炮小队，有炮弹90发；一个中型机枪小队，有盒装子弹5500发，手榴弹108枚，带装子弹3200发；一个前沿军官观察组。在章勒的兵力将是130个战斗员，有4天的口粮和有限的弹药。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与一个营作战，作战期限将根据我们提供口粮、弹药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问题2：
已否发现章勒方向有什么情况？
答：
从10月10日以后，曾发现敌人在坦普洛格桥、僧祟和穆克沙尔地区，有频繁的活动，估计有一个营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约有25到30个中国人向章勒试探，并用轻武器向我们的部队开火，扔手榴弹。我们进行了回击，大约20分钟点后，交火停止。中国人留下一具尸体，我们的巡逻兵看到该地区有很多的血迹。可以设想他们遭到更多的伤亡。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没有伤亡。
问题3：
要摧毁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需要什么武器和弹药？
答：
很清楚，敌人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岳防御系统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看作孤立的阵地，那是不正确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个阵地进攻，就会遭到一个或更多阵地在侧翼或从纵深进行的反击。所以，我们应有足够的火力以压制敌人的炮火和他们的支援阵地。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必须用火箭筒、手榴弹和极度烈性炸药包进行袭击，以摧毁敌人的每一个地堡。
基于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作战的经验，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师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2)所有步兵武器，发给三份第一线标被的弹药。
(3)极度烈性炸药包。
(4)每排发给一个火焰喷射器。
问题4：
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该旅能占领什么而且何时占领？
答：
如果给予所要求的一切，该旅应能占领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阵地。
然而，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将难以抵挡来自北方的随后反攻。至于发动进攻的时间，在11月30日以 后的任何时候都相对中国人有利。
问题5：
在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的确切部署如何？
答：
我们的部署如下：
(1)第二号桥 第九旁遮普联队，缺一个连。
(2)第三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3)第四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缺三个连。
(4)坦普洛格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由于这些部队的阵地都位于深山峡谷之中，没有一个阵地可以得到我们的炮兵支援；而且在这些阵地上，纵然目标在射程之内，我们的枪也不能击中目标。
总之，我愿意把某些事实连同我的一些看法摆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参谋对于地形、敌人的兵力和气候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确信我所说的将不会被误解。
战术问题
敌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部署了一个完整的师，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个旅，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以随时调来，这种兵力部署看来是不匀称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对于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他们在勒村的主要基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兵力部署是与塔格拉山脊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们选好了阵地，修筑了工事。紧靠他们的后面，就是公路。他们的前沿阵地，可以通行骡马。就兵力、阵地、火力支援(由于缺乏武器与弹药)以及合理部署部队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形势。敌人肯定将在克节朗河北面，争夺除了第一号桥以外的所有阵地。
章勒是相当孤立的。沿克节朗河南北两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国的控制。另一条路是从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盖了，无论如何也要两天的路程。靠空运维持章勒已无可能。敌人可能认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们势必会切断它的交通线，以孤立该处的哨所。
我们不具备防守章勒的充分条件。因此，我建议从章勒撤出我们的哨所。
我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编写这个报告了，因为我必须在当天傍晚，把报告送到军长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说，次日上午，在提斯浦尔将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克里希纳·梅农，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都在视察第四军，为了对我的“脱离战斗”的要求在现场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不敢耽误。匆忙把报告打字整理好，就从我的师部派一军官，乘直升飞机把报告送交考尔将军。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后，我才有时间细阅边境全线各哨所送来的报告。一份来自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报告说，某个中国高级军官，可能是师长，视察了塔格拉阵地，并且发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国的指挥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举行了一次会议(靠近示意图中标明的地点瓦德兰。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驻地位于扯冬哨所上面大约500英尺的一个秃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对方那些地点)。大概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有20个或者更多的一群穿军服的中国人，在空旷地上集会，主持者是“一个戴红帽子的人①……另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离人群稍远，但是在说话听得见的距离以内。”(政治委员吗？)。第二天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还是由那个戴红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边其他地区(通过望远镜，这一切都清楚可见)。报告还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几乎到处重新挖战壕——夜间灯光大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连夜继续。
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所有这些活动，都预示着中国即将越过克节朗河发起一次进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为兼则马尼也有报告说，我们哨所的对面在集结部队，有些中国部队已逼进到离我们哨所300码以内的近处。我给比吉打电话，并向他转达我的忧虑。他告诉我，他刚收到我的报告，他将于次日把我的建议提交军区司令和陆军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方也在集结部队。一个新的步兵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指挥官是哈里哈尔·辛格中校)正陆续到达。这一营是指定守卫第一号桥的，留下一个连驻在哈东山口，准备在山脊上修筑防御工事。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从第六十二步兵旅拨出)也已到达，并且被派到达旺，驻在卡尔茵·辛格的防区。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将在几天之内空运来。
乍一看，这些援军的来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怀疑他们的战斗力。增加这么多的地面部队是一回事，但是由于他们的弹药供应仍将限于每个人所能随身携带的，而他们的给养储备又受到我们脆弱的后勤供应线的限制，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定会受到严重的局限。在耗尽了他们按人头为标准发给的弹药之后，他们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粮的人口了——而我们恰恰是没有给养来源，甚至保证这么多人吃饭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同时，我必须就如何作战，制定一些准备应付意外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我们不从章勒哨所撤出，并把部队调回河的南岸，那么，中国人不久就会渡过克节朗河展开全线进攻，还可能从兼则马尼沿娘江河谷而下配合进攻，而我们在娘江河谷一带部署的部队很少。我不认为他们会从棒山口同时向达旺发动进攻，至少在克节朗河战斗的命运没有决定之前是不会的。
我的计划是，如果军长说服了陆军参谋长，允许第七旅向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重新构筑防御阵地，我就把哈东山口——色基姆——伦坡地区分配给达尔维和他的三个营——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这将是我的左防区。为了中部防区，我将把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回到吉米塘——萨客地地区，可能派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到前方仲昆桥，支援兼则马尼哨所。我的战术指挥部将移至萨客地，如果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到达，就作为该地区的后备部队。
至于达旺，形势一直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要发动一次总攻，达旺必定是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达旺称为“师的生命攸关的阵地”。然而，森将军为了迎合德里对于扯冬的着迷，竟仓卒行事。实际上把达旺的驻军调空了。(后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调到达旺，加强在那里孤守的第一锡克联队。)
依照我的看法，至少需要四个步兵营的兵力，并且具有适当的炮兵支援，才能严密防守达旺和守卫从棒山口向南的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直通达旺，长约18英里；另一条经劳到让，大约40英里)。目前，我只有一个营(和期待调来的一个营)，以及由一个野战炮兵连、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山地炮兵团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的炮兵部队。这支部队只够封锁那两条路线，再无余力用于严密保卫寺庙和达旺高原南端的城区了。不管如何，在一两天内，我至少要有一个合乎要求的旅部来指挥达旺防区。因为我已经得到通知，第六十二旅的旅部，将从查道移驻达旺，以接管卡尔茵·辛格所辖的特别炮兵旅旅部。
我必须同卡尔茵·辛格讨论这一切问题，然后我才能果断地制定出一个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我发电请他于一两天内飞来吉米塘，同我磋商。
当然，我制定这些应急计划，是基于以下前提的：授权我重新组织克节朗河的防务。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地战斗下去。
诚然，事态就是这样发展的。17日整个上午，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猜不透提斯浦尔开会研究的结果如何。关于后撤是明智的这一看法，比吉能够说服现已接近作战现场的陆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吗？更为明智的忠告能占上风吗？
那天傍晚，我们得到了答复。军长电告说，我的建议都已提交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议长(他们两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尔)，但是建议已被拒绝了。大概根据森将军的意见，陆军参谋长发布命令，要我们坚守原地，并且击退可能来自河岸一线的中国任何攻击。作一次战术上重新组织力量的最后机会已被放过了。
我试图同军长通一次电话，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为他一定还在忙于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还未接通电话，我开始猜测，由于未能使我们部队的唯一明智的行动方针获得批准，所以他现在回避同我谈话。
同时，达尔维一直在电话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尽可能快地”从克节朗河撤退。他说，他再也不能维持前沿阵地部队的口粮了。我告诉他，暂且放下电话，因为我也正在找军长通话，讨论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不愿告诉他军部的来电，因为他的语气非常烦躁和激动。由于木已成舟，再与比吉谈，有无成功的可能，对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弃我的意见之前，我决心再与比吉摊一次牌。
我继续给比吉打电话，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机会与比吉谈话了。最后一次接触是15日，我在他的军部同他谈话；我已有几个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谈话了。当然，现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们回德里后的当夜，他的肺病情况危急。这显然是多日积累的。自从那次在哈东山口患病，比吉没有正视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纳·梅农派一位特别军医到提斯普尔给比吉进行检查后，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军部擅自决定不通知我这些情况。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号名单，当他不在期间，军的指挥任务应该自然而然地移交给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资格的将级军官被委派代替他。我当然继续指挥我的师，但是起码应该有一位将级军官，能负责在军一级作出作战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处于无人状态。尤其是，的确莫明其妙，军长作为伤病员撤回德里，却故意隐瞒着我和我的师。德里拒绝我的脱离战斗计划
虽然我对于中国继续在各条战线上集结兵力非常担忧，但是我一直指望考尔以他那出名的善于说服人的才能和他对总理的影响，会使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执行我的“脱离战斗”计划——那就是说，从克节朗河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建立新的阵地。这样不仅具有战术上的意义，而且可以缓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避免中国人渡过克节朗河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甚至可能进攻到达旺地带。
显然，我一直对比吉寄以虚妄的希望。使我惊恐而失望的是，我们收到第四军部10月13日发来的密电，命令第四师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固守克节朗河阵地。
我一直确信无疑，比吉的使命一定会成功。我甚至开始对于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先生“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声明不予置信，认为是新闻界的夸张，因为我不能设想，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听过比吉·考尔关于僧崇战斗的事件经过之后，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哎呀，第四军的电报把全部老的恐惧都带了回来。德里远远地脱离实际，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灾难进行轻率的冒险。我决定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劝告比吉再一次运用他的影响，试图缓和克节朗河地区的局势。
当时，对我的地区，空中运输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两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是飞行官维诺德·塞加尔，普来姆·塞加尔的兄弟，我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前属俾路支团，现属印度国民军。这些直升飞机由空军派来的一个空勤小组进行维修；任何时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从提斯浦尔空运来。与提期浦尔的直升飞机的联系，每天由米-4型飞机提供。天气晴朗到足以允许一天飞行10到12架次，既运部队，也运维持给养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飞去姬斯浦尔。
在军部，我见到比吉躺在床上，样子是极度的疲劳。很明显，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连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就加重了我的忧虑，因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们从危境中拯救出来。我立即问他，我的建议(把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高地)，为什么被上级机关否决了。比吉答称，虽然他尽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国在塔格拉集结兵力的程度。他又说，情报局长比·思·穆利克先生仍然坚持说，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约200个“装备不良和半饥饿”的中国人。比言接着说，“所以难题仍然悬而末决。我们最终势必要进攻塔格拉，但是在进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克节朗河的防御工事和章勒”。
看来，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战斗之后，总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进一步加强第七旅，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临选择，或者仍旧留在河岸线，或者撤回到后面高地，两者必居其一的时刻，当时出席会议的森断然地说，第七旅在现行阵地上能够顶得住中国的一次攻击，所以不应撤到哈东山口，而这就是总理下达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国打进来，由于森对地形、总的后勤系统和基本的地面战术等方面的无知，将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多么致命的后果啊！
我猜测比吉没有认真地、强有力地申述我们的观点，可能因为他不愿在他初任作战指挥官时，就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设法说服他，他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使第七旅得以脱险。
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比吉作为军长，完全置身其中，并且知道他正在要求达尔维承担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明确地说，作为一个师长，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阵地上，维持我的部队几天以上的衣食也难以办到，更不要说向塔格拉进攻，或是沿克节朗河顶住中国的冲锋了。尽管空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伦坡空投物资，但是后勤储备一直没有落实。
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加具体地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给养情况，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东山口，脚夫不能通行，不论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在克节朗河一线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在伦波，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里只能为一个营而不能为一个整旅服务。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但是这次我认为要把自己的意见说透：打起仗来，我们不但不能守住克节朗河谷，而且从供应上说，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吉对此想了几分钟，同时我继续请求，不要只因为森要拿士兵当棋下，就让我们的人员去冒生命危险。结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让我给他提供我们缺乏后勤支援的充分事实根据。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并说我决定亲自到伦坡和章多去搜集有关供应给养的情况资料。比吉随即潦草地写了一张调查表，由我就章多和伦坡的储存物资和战术情况拟出答案。我随身带着调查表飞返吉米塘。
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各个防区特别是章勒送来于关于中国部队进一步集结的报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时影响比吉，就必须赶快行事。所以，当天下午，我乘贝尔飞机飞到伦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仅用了一两个小时，从第九旁遮普联队负责伦坡基地的军官马立克少校那里，得到了关于现有供应项目的分类统计数字，然后当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飞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劝告必须等到上午十点钟左右，因为空军利用每天早晨时间集中空投给养。在一个高原禁区上进行集中空投，同时让我们的直升飞机着陆并且停留在那里，即使仅仅短暂的一会儿，也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发了一个电报给达尔维和米斯拉，让他们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带着我的一号参谋官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乘塞加尔驾驶的贝尔直飞机起飞了。
我们向西北飞行，几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飞过。我们快到章多时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区的陡峭山脊上，点缀着无数的降落伞。章多顶部只有大约长400码宽200码的面积，周围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层边缘。约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盖着山脊的顶部和北面的山坡。这里是禁止人们观望的地方，山顶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处可以看到降落伞和黄麻袋，这些都是没有投到山顶而滚到山下去的。
我们顶着大风降落了，听说这个地区，每天大半时间持续地刮大风，由于这个原因，空投失误的比例很高。不论用伞投还是自由空投，结果都是一样。我的军需副官来接我，他同少数的仓库工人和脚夫，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正在把守着空投基地；而他们没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风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伞)。我校失望，达尔维和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官都未能来接我，因为在章勒突然发生情况。据报告，中国在那里集中了大量部队；那天凌晨三点半钟，开始发生互相射击。
在章多负责的年青少校结我准备了全部统计数字。他证明，直到那时，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资捡回来了。人力缺乏，简直无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峡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资并背上山来。结果，不得不从扯冬驻军派部队来帮助搜寻急需的物资。但是，这意味着要艰难地步行5个小时到章多，再用几个小时捡回散失的物资，然后再步行三个小时返回营地，而且还要承担夜间站岗放哨的值班任务。有时候，经过一切的努力之后，结果寻找回来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资(因为没有采取一种办法，把急需的物资项目用不同颜色的降落伞标示出来)。
从我得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后勤储备状况比我所想到的还更糟。然而，我必须返回师部后才能开始进行分析，或者开始填写军长的调查表。我在离开之前，围着空投区走了一圈，遇见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几个土兵(属于阿鲁瓦里阿的营)，他们是为保护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点赶回吉米塘，给军长写一份紧急报告，并于当晚派传令官送到提期浦尔。然而，在我离开章多以前，还想同达尔维通个电话，取得章勒的最新情报。
达尔维在电话中告诉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约有30个中国人接近我们章勒的哨所，并对哨所开火。我们进行了还击，中国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们撤退时，丢下了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后来，当我们哨所的侦察部队搜查的时，发现地面上有很多血迹，这证明有更多的伤员。在这次遭遇战小，我们的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达尔维告诉我，从死者的衣着和他没有携带武器这一事实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译，或者是某种文职人员。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向我们的哨所走来，可能来要求举行会谈，或者进行一次侦察。为什么在他们自己处在空旷而易受攻击的地位的时候，竟向一个设防的哨所开枪？这听起来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人不会就此罢休。我末对达尔维这么说，看来他比以前更抑郁和不满；但是我估计，在几天以内，我们会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击。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让比吉争取德里在今后一两天之内批准我的“脱离战斗计划”。因此，不再浪费时间，我乘直升飞机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参谋和我一起，对我管辖之下的库存情况进行了分析。我现将各防区的统计一览表(我愿提醒读者，这些库存是为供应一个师，指定要在山区向世界上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一次大进攻而储备曲)公布如下：
章多的库存，为克节朗河防区备用(第七旅旅部，两个步兵营和其他部队包括工程兵、轻工兵和脚夫——全部兵力约2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够5天用
豆类 8天
蔬菜等(罐头) 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盐 无
(就是说，发足标准定量，大约够用5-7天；发给定量的一倍，大约够用10天)
伦坡的库存为娘江河防区备用(师部，两个步兵旅和其也部队——全部兵力约3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10天
豆类 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头牛奶 22天
茶 19天
盐、糖 实际上等于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貌。人们可能设想，至少以达旺为基地的部队，会是供应充裕的。但是我从卡尔茵那里得到了统计数宁，这就是为供应达旺防区部队2900人而储存的情况：
粗面粉和大米 16天
豆类 33天
蔬菜等 仅够6天
茶、牛奶、糖 14-20天以上
如果说，这些统计数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给养供应情景，那么弹药的供应情况就更差得远了。在克节朗河防区，只有一个营(第九旁遮普联队)具备“第一线”的弹药供给标准——那就是说，全部由人携带的弹药和营里储备的弹药，足够作战一天之用。其他营(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就只有按人分发的随身携带的“小袋”弹药(够与敌人一次接触后约半个小时作战之用)。整个防区的迫击炮弹总数为725枚。
使我大为忧虑的另一问题是缺乏冬衣。在这些高地上，全体人员按正常标准，都应发给“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线内衣裤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达旺外，其他所有防区很少分发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只分别得到60个睡袋，其余的人每人只有两条毯子——廓尔喀联队仍然穿着夏衣。这些部队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临，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困苦境况是不难想象的。
我把所有这些项日列入一个明细表，准备送给军长；然后，我开始答复他的调查表中有关战术情况的部分。我觉得全文引还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1：
我们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国部队较量吗？如果能够，何时与如何？
答：
章勒现有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两个排。今天已经调去另一个排；一个3英寸迫击炮小队，有炮弹90发；一个中型机枪小队，有盒装子弹5500发，手榴弹108枚，带装子弹3200发；一个前沿军官观察组。在章勒的兵力将是130个战斗员，有4天的口粮和有限的弹药。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与一个营作战，作战期限将根据我们提供口粮、弹药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问题2：
已否发现章勒方向有什么情况？
答：
从10月10日以后，曾发现敌人在坦普洛格桥、僧祟和穆克沙尔地区，有频繁的活动，估计有一个营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约有25到30个中国人向章勒试探，并用轻武器向我们的部队开火，扔手榴弹。我们进行了回击，大约20分钟点后，交火停止。中国人留下一具尸体，我们的巡逻兵看到该地区有很多的血迹。可以设想他们遭到更多的伤亡。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没有伤亡。
问题3：
要摧毁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需要什么武器和弹药？
答：
很清楚，敌人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岳防御系统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看作孤立的阵地，那是不正确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个阵地进攻，就会遭到一个或更多阵地在侧翼或从纵深进行的反击。所以，我们应有足够的火力以压制敌人的炮火和他们的支援阵地。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必须用火箭筒、手榴弹和极度烈性炸药包进行袭击，以摧毁敌人的每一个地堡。
基于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作战的经验，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师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2)所有步兵武器，发给三份第一线标被的弹药。
(3)极度烈性炸药包。
(4)每排发给一个火焰喷射器。
问题4：
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该旅能占领什么而且何时占领？
答：
如果给予所要求的一切，该旅应能占领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阵地。
然而，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将难以抵挡来自北方的随后反攻。至于发动进攻的时间，在11月30日以 后的任何时候都相对中国人有利。
问题5：
在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的确切部署如何？
答：
我们的部署如下：
(1)第二号桥 第九旁遮普联队，缺一个连。
(2)第三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3)第四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缺三个连。
(4)坦普洛格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由于这些部队的阵地都位于深山峡谷之中，没有一个阵地可以得到我们的炮兵支援；而且在这些阵地上，纵然目标在射程之内，我们的枪也不能击中目标。
总之，我愿意把某些事实连同我的一些看法摆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参谋对于地形、敌人的兵力和气候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确信我所说的将不会被误解。
战术问题
敌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部署了一个完整的师，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个旅，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以随时调来，这种兵力部署看来是不匀称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对于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他们在勒村的主要基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兵力部署是与塔格拉山脊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们选好了阵地，修筑了工事。紧靠他们的后面，就是公路。他们的前沿阵地，可以通行骡马。就兵力、阵地、火力支援(由于缺乏武器与弹药)以及合理部署部队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形势。敌人肯定将在克节朗河北面，争夺除了第一号桥以外的所有阵地。
章勒是相当孤立的。沿克节朗河南北两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国的控制。另一条路是从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盖了，无论如何也要两天的路程。靠空运维持章勒已无可能。敌人可能认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们势必会切断它的交通线，以孤立该处的哨所。
我们不具备防守章勒的充分条件。因此，我建议从章勒撤出我们的哨所。
我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编写这个报告了，因为我必须在当天傍晚，把报告送到军长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说，次日上午，在提斯浦尔将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克里希纳·梅农，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都在视察第四军，为了对我的“脱离战斗”的要求在现场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不敢耽误。匆忙把报告打字整理好，就从我的师部派一军官，乘直升飞机把报告送交考尔将军。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后，我才有时间细阅边境全线各哨所送来的报告。一份来自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报告说，某个中国高级军官，可能是师长，视察了塔格拉阵地，并且发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国的指挥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举行了一次会议(靠近示意图中标明的地点瓦德兰。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驻地位于扯冬哨所上面大约500英尺的一个秃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对方那些地点)。大概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有20个或者更多的一群穿军服的中国人，在空旷地上集会，主持者是“一个戴红帽子的人①……另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离人群稍远，但是在说话听得见的距离以内。”(政治委员吗？)。第二天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还是由那个戴红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边其他地区(通过望远镜，这一切都清楚可见)。报告还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几乎到处重新挖战壕——夜间灯光大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连夜继续。
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所有这些活动，都预示着中国即将越过克节朗河发起一次进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为兼则马尼也有报告说，我们哨所的对面在集结部队，有些中国部队已逼进到离我们哨所300码以内的近处。我给比吉打电话，并向他转达我的忧虑。他告诉我，他刚收到我的报告，他将于次日把我的建议提交军区司令和陆军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方也在集结部队。一个新的步兵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指挥官是哈里哈尔·辛格中校)正陆续到达。这一营是指定守卫第一号桥的，留下一个连驻在哈东山口，准备在山脊上修筑防御工事。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从第六十二步兵旅拨出)也已到达，并且被派到达旺，驻在卡尔茵·辛格的防区。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将在几天之内空运来。
乍一看，这些援军的来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怀疑他们的战斗力。增加这么多的地面部队是一回事，但是由于他们的弹药供应仍将限于每个人所能随身携带的，而他们的给养储备又受到我们脆弱的后勤供应线的限制，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定会受到严重的局限。在耗尽了他们按人头为标准发给的弹药之后，他们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粮的人口了——而我们恰恰是没有给养来源，甚至保证这么多人吃饭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同时，我必须就如何作战，制定一些准备应付意外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我们不从章勒哨所撤出，并把部队调回河的南岸，那么，中国人不久就会渡过克节朗河展开全线进攻，还可能从兼则马尼沿娘江河谷而下配合进攻，而我们在娘江河谷一带部署的部队很少。我不认为他们会从棒山口同时向达旺发动进攻，至少在克节朗河战斗的命运没有决定之前是不会的。
我的计划是，如果军长说服了陆军参谋长，允许第七旅向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重新构筑防御阵地，我就把哈东山口——色基姆——伦坡地区分配给达尔维和他的三个营——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这将是我的左防区。为了中部防区，我将把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回到吉米塘——萨客地地区，可能派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到前方仲昆桥，支援兼则马尼哨所。我的战术指挥部将移至萨客地，如果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到达，就作为该地区的后备部队。
至于达旺，形势一直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要发动一次总攻，达旺必定是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达旺称为“师的生命攸关的阵地”。然而，森将军为了迎合德里对于扯冬的着迷，竟仓卒行事。实际上把达旺的驻军调空了。(后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调到达旺，加强在那里孤守的第一锡克联队。)
依照我的看法，至少需要四个步兵营的兵力，并且具有适当的炮兵支援，才能严密防守达旺和守卫从棒山口向南的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直通达旺，长约18英里；另一条经劳到让，大约40英里)。目前，我只有一个营(和期待调来的一个营)，以及由一个野战炮兵连、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山地炮兵团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的炮兵部队。这支部队只够封锁那两条路线，再无余力用于严密保卫寺庙和达旺高原南端的城区了。不管如何，在一两天内，我至少要有一个合乎要求的旅部来指挥达旺防区。因为我已经得到通知，第六十二旅的旅部，将从查道移驻达旺，以接管卡尔茵·辛格所辖的特别炮兵旅旅部。
我必须同卡尔茵·辛格讨论这一切问题，然后我才能果断地制定出一个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我发电请他于一两天内飞来吉米塘，同我磋商。
当然，我制定这些应急计划，是基于以下前提的：授权我重新组织克节朗河的防务。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地战斗下去。
诚然，事态就是这样发展的。17日整个上午，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猜不透提斯浦尔开会研究的结果如何。关于后撤是明智的这一看法，比吉能够说服现已接近作战现场的陆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吗？更为明智的忠告能占上风吗？
那天傍晚，我们得到了答复。军长电告说，我的建议都已提交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议长(他们两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尔)，但是建议已被拒绝了。大概根据森将军的意见，陆军参谋长发布命令，要我们坚守原地，并且击退可能来自河岸一线的中国任何攻击。作一次战术上重新组织力量的最后机会已被放过了。
我试图同军长通一次电话，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为他一定还在忙于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还未接通电话，我开始猜测，由于未能使我们部队的唯一明智的行动方针获得批准，所以他现在回避同我谈话。
同时，达尔维一直在电话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尽可能快地”从克节朗河撤退。他说，他再也不能维持前沿阵地部队的口粮了。我告诉他，暂且放下电话，因为我也正在找军长通话，讨论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不愿告诉他军部的来电，因为他的语气非常烦躁和激动。由于木已成舟，再与比吉谈，有无成功的可能，对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弃我的意见之前，我决心再与比吉摊一次牌。
我继续给比吉打电话，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机会与比吉谈话了。最后一次接触是15日，我在他的军部同他谈话；我已有几个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谈话了。当然，现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们回德里后的当夜，他的肺病情况危急。这显然是多日积累的。自从那次在哈东山口患病，比吉没有正视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纳·梅农派一位特别军医到提斯普尔给比吉进行检查后，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军部擅自决定不通知我这些情况。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号名单，当他不在期间，军的指挥任务应该自然而然地移交给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资格的将级军官被委派代替他。我当然继续指挥我的师，但是起码应该有一位将级军官，能负责在军一级作出作战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处于无人状态。尤其是，的确莫明其妙，军长作为伤病员撤回德里，却故意隐瞒着我和我的师。
面临着即将对敌作战的前夕，一个军继续由一位卧床不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病危的人所指挥，可见我们已经达到十分荒谬可笑的境地。我听说，国防部长坚持这种安排，陆军参谋长予以默认。看来陆军再也没有它自己的意志了。
10月18日，来自克节朗河前线的消息甚至更坏了。第七旅防区报告，看见成群的中国士兵，沿着塔格拉山坡的小路在作记号——就像为进行一次夜战在作准备工作。然后，当夜来自第四近卫军联队防区的报告说，在他们和他们左边的第九旁遮普联队之间，有一群中国士兵过了克节朗河，并且在我们这边的河岸进入杜鹃花丛林中不见了。那一夜，两营的巡逻队都试图寻找他们，但是树林太浓密，不能进行侦查活动。
从兼则马尼防区来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发观有许多中国人，跨过连接兼则马尼到第一号桥的小路，正在占领阵地(该处是第四近卫军部队的驻地)。我决定亲自调查这一报告，因为该地区位于我的师部直接负责的中心防区以内(按照我最近对达旺——克节朗河前线的重新部署)。
在此有必要描述一下，在我的防区以内现有道路的地理形势。几百年来，印藏贸易路线的主要骡马道，是从达旺攀登娘江河谷经过萨客地、郭桑曲登、吉米塘、仲昆桥和兼则马尼(均在印度)②，向北到西藏的勒村、冬卡尔宗和错那宗。另一条平行道，只是羊肠小道，不适于驮畜通行，是从伦坡向北经过色拉姆，越过哈东山口到第一号桥。这就是唯一的“给养线”，以供应克节朗河防区的两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旁遮普联队)，以及第七旅防区的交通线(虽然还存在一条可供选择但是行走艰难的路线，即越过嘎坡第一山口到章多和扯冬)。连接克节朗河前线和娘江河主要路线的唯一东西向的道路，是连接第一号桥到兼则马尼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穿过塔格拉山脊较低的东南山坡，然后进到兼则马尼。就是这条道路，据报告说已被中国部队所占领。
我下令派两个侦察巡逻队，一个从第四近卫军联队的第一号桥向北，另一个从阿萨姆联队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向南，这样从相反的两头沿这条小道巡逻侦察。我命令他们沿着小道在半路上会合，并且报告是否发现敌人或敌人的任何行动。然后我决定次日亲自去兼则马尼，在那里作出第一手的形势分析。几天以前，我已派人去叫第五阿萨姆联队的指挥官拉坦·辛格中校，从他的查道营部来见我；那天傍晚，他到达吉米塘我的师部。我想带着他和我一块去兼则马尼，给他一个机会去检查他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并且向士兵发军饷。另外也注意看看他们在供应上的安排情况。
次日，即10月19日上午8点钟，我率领少数警卫动身去兼则马尼，带着拉坦·辛格。卡尔茵在前一天已到我们师部，但我还没有时间与他谈话。所以我请他伴随我们一行走一段路，以便我在路上利用机会和他讨论他的防区在战术上变更部署的问题。我也需要他的建议，选择一个阵地为在兼则马尼以南建立一个排的重追击炮阵地，以支持那个哨所，便于应付一旦发生的战争。
兼则马尼在吉米塘以北大约6-7英里。我们在仲昆桥附近半路上的哨所与卡尔茵·辛格分手。拉坦·辛格和我继续去兼则马尼。在那里指挥哨所的青年指挥官，带着我们围绕环形防线走了一圈。从几个观察点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军队在通向塔格拉山顶的高坡上走来走去。青年军官在他的环形防线外边，建立了几个观察哨所，从这些哨所可以获得更为详细的报告。在过去的三、四天内，报告异乎寻常的不断增加，都是关于中国军事行动的。也是从这个防区，发现一个戴红帽子骑马的中国人，在中国部队中走来走去，显然是在监督他们的活动。就我所见，中国人已不掩饰他们的行动了。我回想起来，这种不顾安全，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在战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他们一定知道了，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或摧毁我们的哨所。
刚一过午，我派出向南沿羊肠小道去第一号桥的巡逻队回来了。巡逻队长说，当他们走到大约一半的途中，一小队中国人包围了他们，而且他们用枪瞄准印度的士兵，用印地语告诉他们，回到兼则马尼去，因为现在他们进入了中国的领土。巡逻队长说，他看到背后还有中国的部队在杜鹃花丛林中掠过。因此，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已返回哨所作了报告。他没有同从第一号桥出发的巡逻队接上头，大概那一个巡逻队也被中国人赶回去了。
当然，我早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惊人的形势。负责哨所的青年指挥官，虽然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也明显地被这些情况吓得有些发抖；所以我决定在兼则马尼哨所过夜，倒不是为了战术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为了恢复一点信心。我毕竟还同我的师部保持着联系，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距离只有两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们安顿下来喝杯热甜茶，勤务兵给我铺好了床准备过夜。
然而，天刚刚擦黑，吉米塘来了电报说，刚刚接到军部的重要通知，他们觉得，通过无线电发给我不安全，请我立即回去。当然，我没有选择，便告诉拉坦·辛格留下过夜，我自己立即动身回吉米塘。
第七章
军区司令继续干涉
当我回到吉米塘，天已很晚，我发现来迎接我的是，从后方指挥部来的我的几位高级参谋官，他们碰巧从提斯浦尔飞来。莫伊特拉上校是我的高级军医官，他已来吉米塘一两天了，正在筹划从古米塘到提斯浦尔快速撤运伤病员的问题。我们急需为战场伤病员准备房间。我确信，不用几天我们就要开始接收战场伤病员。卡尔茵·辛格旅长仍在那里，面色是严肃的，但具有一种温和而不气馁的神态。撒古尔·辛格中校是我的高级军需官；还有其他一两位军官。连同两位直升飞机驾驶员威廉士和塞加尔，他们是一群愉快的人。
使我无限惊奇的是，处在这样的逆境之中，这些优秀的军官们，能够如此临危不惧。他们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势将任凭顽强的、物质上优越的敌人所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端的困难——压低标准的定量供应；没有足够的冬季抵御刺骨的寒风；一个荒无人烟而又危险叵测的地带；只有最低限度的一点点医疗设备；而且远在千里之外，长期不能与家人亲友相聚。但他们仍然经常是偷快的、积极的并且次心在逆境中尽力而为。有这样一些朋友为我服务，我感到很幸运和欣慰。
我可以在此提一句，我的后方指挥部的军官们，常常到前线去视察，以便直接提供帮助；这同军区或军部的高级军官们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他们最喜欢坚持他们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要求，并向远在战地的人们索取报告。
我的高级作战参谋(一号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打断了我的休息时间，交给我一份军部来的电报，这就是把我从吉米塘“召回”的原因。电报是前晚从提斯捕尔发来的。我逐字引述于下(但是避免了军用缩写字)：
继续我们172020的02120①，在章勒地区要执行以下部署。甲从10月6日起，派一个连占领章勒并增援现在驻地的部队。乙命令一个连到第五号桥，参看我们上面所引电报，现将全部布置在第五号桥北岸地区。任务(1)加强巡逻以控制第五号桥与章勒阵地之间的地区。(2)如可能，作如此布置，与章勒连队处于互相火力支援的距离以内。(3)肃清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的敌人入侵。丙立即增派一个加强连(第三连)掩护第五号桥的南岸。该连先带三天干粮。如果没有轻工兵，动用一个排的兵力帮助该连背运给养。答复收到。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军部非但不批准我从克节朗河疏散部队，现在反倒拿士兵当儿戏，像走棋子一样把我的连和排推向前进。提斯浦尔命令我集结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到从最远的“前哨基地”，那是一块无关紧要的地区，离开我们的基地有四天的路程，位于有争议的领土内，而且受到中国占有高地的控制。我无法保证那个前哨基地的给养，除了士兵携带能够作战半个小时的袋装弹药以外，我是无法接济他们弹药的。这简直是发疯。我决定不执行这些指示，除非考尔将军直接给我下命令。
我向军部打电话，但我只能叫到一个中校接电话(他的姓名已忘记了)。他不能够(不愿意)告诉我军长在何处；也不能找参议长卡·卡·辛格准将来按电话。他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一位高级军官。我说好啦，在我未能与高级军官通话以前，我拒绝按电示行动，我就这样结束了对话。
我回到办公室，情绪很坏。坦率地说，比吉·考尔发来这样一份无益的、不得要领的命令，使我惊异。他曾看过地形，他知道章勒离扯冬有四天的路程，而且与第七旅的作战阵地无法配合；即使作为一个和平时期的哨所，在那些条件下，也是毫无办法维持的。怎么能够把500人的部队部署到那里？一个排(在正常情况下是30人)，怎么能够给他们搬运维持8天一个周期的给养？军部难道没有人具有一点最起码的后勤工作的常识吗？
在一小时之内，第二个电报随即发来了。这一次在时间次序和安全保密两个方面分别升级为“火速”与“绝密”。
第一“从军长到第四步兵师总指挥。如果对防守章勒不遵照所颁发的命令，参符本部所发172020的02120和182150的02l30电报，那么不执行和不贯彻这些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第二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守住章勒。遵照命令着手建立章勒的防务。复电告知收到。
读了第二个电报，此刻我才认清，写这些电报的主使者不是考尔将浑，而是森将军。我认出他那大声威吓的口气。第二电中的威胁性质，第一电中指明向我和我的一号参谋官所发出的不切实际、不符合战术的指示——都带有森的一贯作风的气味，这些我们早就领教了。考尔一定是为了某种原因不在提斯浦尔，在他缺席期间，军区司令接管了军部。不论是什么情况，我决定不遵从这些命令。如果森要撤我的职，就听他的便。
我打电话给达尔维。如前所述，我不愿意过早地告诉他关于10月17日“上级司令部”的决定——命令克节朗河—线的第七旅仍留原处，这只能增加他的忧虑。我曾指望上边有人——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任何人——能及时理解克节朗河的部署，在战术上既不是可以防守的阵地，在给养上又不是能够维持供应的战线。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命令坚持不变。我必须说，对此、我主要责怪比吉——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在亲自侦察和从我手中得到给养储备的统计数字、掌握实际情况之后，应该坚持把部队撤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得知)在新德里的会议上，比吉向总理提出了三种可拱选择的方案：第一，向中国人发动进攻；第二，推迟进攻，但要坚守克节朗河的阵地；第三，撤退到后面的高地。这样摆出三种方案，显然意味着这三种行动方针都是可行的。政府、尼赫鲁或者梅农，或者任何人势必选择中间路线，折衷办法。对我来说，这是一粒要吞下的苦药丸——是被我自己的军长以及我们所有的上级拆了台。现在最苦的药丸是我不得不把这一切困难转交我的下级——约翰·达尔维。
正如我所预料，我一同达尔维通上电话，他就开始列举他的一切苦处——他的指挥部的许多问题，后勤供应的无数困难，迫在眉睫的中国进攻。这一切我全知道。我也晓得，要求第七旅从那注定要失败的河岸线打出去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因为在那河岸线上，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抵抗中国的攻击。但是我毫无办法减轻他的负担。我曾堆备抗拒命令不再派部队前进；如果我认为是精明的话，我也能够主动地重新安排我的部队。但这是不能由我选择的，我不能违反命令放弃一条防线：那将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所以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对达尔维坚决，并且保证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论他的处境如何，他必须坚持战斗——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即使这意味着一定打败仗。我尽可能温和而又坚定地把这些传达给他——并且挂上了电话。
从那以后，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不提出辞职，而宁可被迫把自己的部队置于如此无望的危境之中。事实上，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抛弃了辞职的想法，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危机的时候，战场上的指挥官是不应当辞职或是丢下他们的部队和岗位的；只有在和平地区或是在参谋机构，如果指挥官认为给他们的命令显然是不合理而且可能导致灾难，从道义上说，他们有自由辞职。第二，我深信，我若辞职，对于提斯浦尔和德里的妄图虚张声势，也起不到抑制的作用——的确它可能对我们的部队更为有害。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不是“辞退”类型的人；我宁愿继续反对我所不同意的政策，也不退却溜掉。
我召集师部现有人员开了一个短会，然后提前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那是一个严寒的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因为过去几周的事件继续在我的脑中萦回。到那时，我已深信中国即将发动攻击，可能就在次日上午。一切迹象都指向这一发展趋势。回想起来，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河前线是如此。
我回想比吉所说，关于10月11日在德里举行的会议，总理和国防部长出席了，参加会议的有全体陆军高级军官和外交部与国防部的秘书们。在比吉作了汇报以后，唯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应如何使第七旅从它的河岸线暴露的阵地上解脱出来，并且在战术上适当的地点建立阵地。事实不是这样，总理选择了折衷的路线——而这是军长绝不应当向他提供的路线。在与会的军界高级官员中或是其它各界的官员们，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或聪明才智，对于这一致命的决定提出疑问。
至于把部队调到章勒，“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是要由森负责的一件危险的蠢事。他亲自下令占据章勒，这是在河的那一边难以防守的阵地，而且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自己的印象是，森要在令人生畏的比吉·考尔到达现场以前，他要作出一些作战的姿态。(虽然考尔的职位比森低，可是他的名望和他在尼赫鲁面前的显著地位，总有一种使森感到气馁的力量，森在考尔的面前就显出一付毫无掩饰的献媚相。)所以，内于他是小人物，就急忙把部队赶到章勒，通过他自己私下采取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好的评分。由于比吉(显然的)不在军部，森大概觉得这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了。
在我的头脑以，有一百次了，我企图想清楚：一旦中国发动攻击，我将如何控制战局。在自己的头脑里，我必须对此十分明确，即使我不能让我的下属军官了解我的思想——由于我发现自己的处境独特。在公开场合，我不得不附和森所发起的并且通过内阁大力推行的虚构计划。一旦成为命令，它就奇迹般地转化为军事战略：在第四步兵师的指挥下，第七步兵旅将在克节朗河一线的阵地上一决雌雄，并且牵制住中国人，直到印度陆军聚集力量发动自己的反攻，把敌人赶出印度。我知道不会有这样的“战斗”。因为一旦中国进攻，我们的部队还击，在大约半小时内我们的弹药就会用完。此后，第七旅和在我三个防区的其他部队都会成为那么多的“难民”：如果我的部队不落入敌人手中的话，我的作战任务就真正成为“撤退难民”。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有任何指挥官曾经面临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任务。
就连“撤退难民”也很成问题。我们的部队处在荒凉而遥远的高地，只有几条狭窄小道，根本谈不上是道路。很快就要下大雪。部队只带有一两天的口粮——要想获得食品，到最近的居民点，也要5天到7天的路程——而且那里还不一定在印度的领土内。没有可靠的地图指示我们能够通过的地区，没有标明准确的海拔高度，也没有其他基本的地形资料。
我将试图解释说明我脑海中的“撤退难民”计划。我想可分为不同的五组，需要区别对待：
第一，在遥远的西部，在章勒和第五号桥有两个连完全靠他们自己。如果克节朗河哨所和基地同时受到攻击，这些部队不可能回到章多。只有一点可能性，他们绕过章多向北，并且走向嘎坡第一山口和不丹，经过布莱亭向南；但是我未曾要求对这条可能的路线进行侦察，因为那是违反官方政策的。
第二，扯冬、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各组(拉加普特联队和阿萨姆联队)，第七旅旅部，第九廓尔喀联队和在章多的部队。一旦这些人的弹药用完，因而成为失去战斗力的人群，他们有可能全部走向章多，然后到嘎坡第一山口，最后向南到不丹，经过布莱亭到塔希岗宗，最后到印度。
第三，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各组(第四近卫军联队和旁遮普联队)和在哈东山口、色基姆及伦坡的部队。这批人要在哈东山脊进行抵抗，然后经过伦坡退却到娘江河谷；如果他们能完全摆脱敌人，一旦到达吉米塘的主要道路，他们才是比较安全的。
第四，在兼则马尼、仲昆桥、布罗昆桑和吉米塘以南所部署的部队(布罗昆桑是吉米塘以北约一英里左右的一个小哨所，这里从大路岔出一条去伦坡的小路)。如果兼则马尼的主要部队能在炮火之下越过那段危险的小道和兼则马尼与仲昆桥之间的桥，那么这一组部队会有一条容易的通道回来(小道是从仲昆桥的东岸横穿到西岸)。我的计划是把这一组(加上以上三个组中任何一组)沿卢姆拉路线带回到达旺，因为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同时攻打达旺和克节朗河线。
第五，达旺的驻军。这一支部队既能打第一仗，又能在弹药用完时进行恰当的军事撤退。当然，政治上的约束处不允许预先计划甚至提出“撤退”两个字的。然而，我确信卡尔茵·辛格(或者是他的继任人，第62步兵旅的指挥官)会很好地掌根局势，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拥有一定的人力物力。
我自己对未来“战斗”情况的预测是这样：中国人突然而又猛烈地攻击，我们抵抗半小时，弹药用完；然后四散溃逃。这是对著名的“红鹰”师的一种不光荣的预测，但是，假如我能适当地执行我的撤退计划，至少我可以挽救千万条人命，以免他们死于那些荒凉的高地。
为了保证征战斗爆发以后，我能应付事变，我迫切需要良好的通讯，可以同所有的防区和有关哨所取得联系。在这一方面，我得到以下两位很好的协助，我的通讯主任(迪瓦里中校，他最近还到克节朗河地区视察过)和他的第二把手拉姆·辛格少校，后者在吉米塘曾同我在一起。简单地说，我的通讯联系情况如下：
后方：与军部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邵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
第七旅防区：与第三号桥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但是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不到旅部前方各部队(章勒、章多、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消息，中部防区：有线和无线电通向所有的哨所——第一号桥、第二号桥、伦坡、哈东山口、兼则马尼、仲昆桥和布罗昆桑。
达旺防区：有线电与无线电均畅通。
我的通讯官和全体人员，保证无线电收音机和有线电话操作良好，保证我同各防区和前哨基地保持联系没有困难。所以我有信心，一旦发生战争，我能帮助和指导我的部队。以此作为唯一的安慰，最后我渐惭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在今后的若干夜晚中，这是我最后一次熟睡。
第八章
塔格拉山脊下的中国进攻
10月20日早晨5点钟，我的勤务兵照例送一杯茶来，把我叫醒。外面天还漆黑而且冷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了几分钟，辍饮士兵给我冲的热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约在5点半钟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里来通知我：刚才接到兼则马尼来的报告说，该哨所受到沉重的攻击。我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好衣服，同时吩咐哈里回办公室去收听进一步的消息。
几分钟后，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我被告知，在第一次报告之后兼则马尼的电话就中断了联系，再没有叫通过，无线电也未能与该哨所联系上。我确信兼则马尼已受到袭击。我也得不到仲昆桥哨所的反应，但是在第一号桥的第四近卫军联队还能保持接触。他们报告说，他们能够听见兼则马尼方向的激烈炮火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必须从这些哨所获得更多的消息，以便撤退他们的伤员，还要组织一支“难民纵队”；于是我派哈里和三、四个通讯兵到仲昆桥的小道上进行巡逻，任务是搜集更多的关于战斗的情况，同时作出安排，以便安全地撤退伤员和溃散掉队的人员。
几分钟之内，第七旅来电话说，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扯冬哨所的拉加普特联队受到沉重的袭击，第七旅旅部也被炮轰，我把这些消息都报告了军部。
到6点半钟，天刚开始发亮，从兼则马尼和仲昆桥来的溃散者和能行走的伤兵开始到达。稍后，从兼则马尼来了一些逃亡者。(后来哈里·普拉卡希报告，他曾帮助许多溃散的士兵从娘江河的西岸过河到东岸，那是在仲昆桥受到重炮轰击而着火以后，他组织了“接应”渡过急流。)我很高兴，没有看到惊慌的迹象。他们报告，兼则马尼的守卫者，在弹药打完之后，就被中国军队击败了。所有逃出来的，包括自己能行走的伤兵，都带着他们的武器回来——表现了他们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士气。
我向军部发了一电，要求当天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因为必须撤退大量的伤员。平日的飞行情况，有四架直升飞机，第一次飞行大约8点钟到达，然后一整天来回的飞行。我希望，在军部有神通广大的人，能从空军再弄到几架飞机。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仅不增派飞机增援，而且上级司令部已经决定停止全部直升飞机的飞行，连平常能使用的飞机，也不再来援救我们了。在战争爆发以后，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援助，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没有派过一个参谋下来看看，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没有发来一箱弹药，没有给过一副担架来帮助救护伤员。在我们危难的时刻、他伯竟然完全把我们抛弃了。
我开始盘问从兼则马尼逃出来的士兵们。他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了攻击——突然之间，从哨所的四面八方，自动步枪声和迫击炮声响成一片，仿佛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差不多同时受到攻击的仲昆桥来的生还者，也说他们被“包围了”。(我认为他们的真正意思是说，从河的两岸，从前线来的炮火都对准了他们。显然，返回吉米塘的道路尚未被切断。
大约7点半钟的时候，来自第七旅的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我对克节朗河前线最为担忧的局面：
1.大概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的拉加普特联队已被完全压倒，因为那里的射击已经沉寂下来；
2.扯冬哨所已被占领，看来那里没有幸存者；
3.大概在其他哨所被攻击的同时，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受到攻击，但是他们仍在坚持着战斗(他们的哨所位于旅部的西南，在一个较高的山嘴上，因而处于较好的作战位置)；
4.章勒或第一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或第二号桥(第九旁遮普联队)尚未受到攻击。
既然第七旅旅部已经无力协调克节朗河沿岸的战斗，达尔维要求批准把他的旅部撤到章多。情况十分紧迫(要防止旅部的文件被敌人缴获)，我立即批准他的要求；我还说，在他行军期间，我马上亲自飞往该地，以掌握第七旅的战斗。达尔维放下他的耳机，那是我最后一次同他或他的旅部通话。
我已经决定去章多。那里的无线电系统显然发生了故障，因为我们已叫不应他们了。拉姆·辛格少校建议，送去一个更换的机子——实际上他自己要带着机子乘飞机去。我决定和他—道前去，不仅为了在第七旅旅部调动期间，我要注意观察战况的发展，而且我希望能够监督着章勒的撤退。森的鲁莽行事，已使这个哨所处于危险的困境，为了挽回上级司令部不负责任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起码我所能做的是保证哨所得到拯救。很明显，那时候中国人不打算超过仲昆桥再向娘江河前进；不管怎样，破坏了仲昆桥，至少给我们一天的喘息时间。
我叫维诺德·塞加尔准备好直升飞机，和拉姆·辛格一起动身去机场。然而，当我们把无线电机装上飞机的时候，塞加尔对于超重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反对违反规定多携带一位乘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冒险再带一架沉重的无线电机和附加的配件了。在那样的高度飞行会发生问题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拉姆·辛格等待下一次飞行，但他据理力争。他说，为章多建立无线电装置更为重要，否则我去到那里也无法通讯联络。反正，机子和零件都已装上了飞机运载架。拉姆·辛格还辩解说，去章多的飞行时间，来回只要20到25分钟，他们把机子送到就回来。这个意见更合理，所以我就走下飞机，让拉姆·辛格前往章多。
吉米塘伤员人数的增加，使我越发担忧；在几小时以内，肯定还会大量增加。我亲自打电话给军部，希望卡·卡·辛格按电话。但是他仍然回避同我讲话，我永远猜不透这是什么原因。我要求传话给军长和参谋长，提出我的紧急要求如下：
1.因为没有炮兵支援作战，我迫切要求空军给予近距离的支援；不然，我就不能解救我的部队，甚至不能撤退伤员。
2.必须分配若干额外的直升飞机，为撤退伤员之用。对于我这些激动得发狂似的要求，结我答话的参谋却冷淡地通知我说：“除了你担任第四师师长的职责以外，现在你也行使第四军军长的职务！”他不能(或是不愿)告诉我军长在何处。
10月18日，来自克节朗河前线的消息甚至更坏了。第七旅防区报告，看见成群的中国士兵，沿着塔格拉山坡的小路在作记号——就像为进行一次夜战在作准备工作。然后，当夜来自第四近卫军联队防区的报告说，在他们和他们左边的第九旁遮普联队之间，有一群中国士兵过了克节朗河，并且在我们这边的河岸进入杜鹃花丛林中不见了。那一夜，两营的巡逻队都试图寻找他们，但是树林太浓密，不能进行侦查活动。
从兼则马尼防区来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发观有许多中国人，跨过连接兼则马尼到第一号桥的小路，正在占领阵地(该处是第四近卫军部队的驻地)。我决定亲自调查这一报告，因为该地区位于我的师部直接负责的中心防区以内(按照我最近对达旺——克节朗河前线的重新部署)。
在此有必要描述一下，在我的防区以内现有道路的地理形势。几百年来，印藏贸易路线的主要骡马道，是从达旺攀登娘江河谷经过萨客地、郭桑曲登、吉米塘、仲昆桥和兼则马尼(均在印度)②，向北到西藏的勒村、冬卡尔宗和错那宗。另一条平行道，只是羊肠小道，不适于驮畜通行，是从伦坡向北经过色拉姆，越过哈东山口到第一号桥。这就是唯一的“给养线”，以供应克节朗河防区的两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旁遮普联队)，以及第七旅防区的交通线(虽然还存在一条可供选择但是行走艰难的路线，即越过嘎坡第一山口到章多和扯冬)。连接克节朗河前线和娘江河主要路线的唯一东西向的道路，是连接第一号桥到兼则马尼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穿过塔格拉山脊较低的东南山坡，然后进到兼则马尼。就是这条道路，据报告说已被中国部队所占领。
我下令派两个侦察巡逻队，一个从第四近卫军联队的第一号桥向北，另一个从阿萨姆联队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向南，这样从相反的两头沿这条小道巡逻侦察。我命令他们沿着小道在半路上会合，并且报告是否发现敌人或敌人的任何行动。然后我决定次日亲自去兼则马尼，在那里作出第一手的形势分析。几天以前，我已派人去叫第五阿萨姆联队的指挥官拉坦·辛格中校，从他的查道营部来见我；那天傍晚，他到达吉米塘我的师部。我想带着他和我一块去兼则马尼，给他一个机会去检查他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并且向士兵发军饷。另外也注意看看他们在供应上的安排情况。
次日，即10月19日上午8点钟，我率领少数警卫动身去兼则马尼，带着拉坦·辛格。卡尔茵在前一天已到我们师部，但我还没有时间与他谈话。所以我请他伴随我们一行走一段路，以便我在路上利用机会和他讨论他的防区在战术上变更部署的问题。我也需要他的建议，选择一个阵地为在兼则马尼以南建立一个排的重追击炮阵地，以支持那个哨所，便于应付一旦发生的战争。
兼则马尼在吉米塘以北大约6-7英里。我们在仲昆桥附近半路上的哨所与卡尔茵·辛格分手。拉坦·辛格和我继续去兼则马尼。在那里指挥哨所的青年指挥官，带着我们围绕环形防线走了一圈。从几个观察点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军队在通向塔格拉山顶的高坡上走来走去。青年军官在他的环形防线外边，建立了几个观察哨所，从这些哨所可以获得更为详细的报告。在过去的三、四天内，报告异乎寻常的不断增加，都是关于中国军事行动的。也是从这个防区，发现一个戴红帽子骑马的中国人，在中国部队中走来走去，显然是在监督他们的活动。就我所见，中国人已不掩饰他们的行动了。我回想起来，这种不顾安全，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在战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他们一定知道了，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或摧毁我们的哨所。
刚一过午，我派出向南沿羊肠小道去第一号桥的巡逻队回来了。巡逻队长说，当他们走到大约一半的途中，一小队中国人包围了他们，而且他们用枪瞄准印度的士兵，用印地语告诉他们，回到兼则马尼去，因为现在他们进入了中国的领土。巡逻队长说，他看到背后还有中国的部队在杜鹃花丛林中掠过。因此，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已返回哨所作了报告。他没有同从第一号桥出发的巡逻队接上头，大概那一个巡逻队也被中国人赶回去了。
当然，我早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惊人的形势。负责哨所的青年指挥官，虽然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也明显地被这些情况吓得有些发抖；所以我决定在兼则马尼哨所过夜，倒不是为了战术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为了恢复一点信心。我毕竟还同我的师部保持着联系，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距离只有两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们安顿下来喝杯热甜茶，勤务兵给我铺好了床准备过夜。
然而，天刚刚擦黑，吉米塘来了电报说，刚刚接到军部的重要通知，他们觉得，通过无线电发给我不安全，请我立即回去。当然，我没有选择，便告诉拉坦·辛格留下过夜，我自己立即动身回吉米塘。
第七章
军区司令继续干涉
当我回到吉米塘，天已很晚，我发现来迎接我的是，从后方指挥部来的我的几位高级参谋官，他们碰巧从提斯浦尔飞来。莫伊特拉上校是我的高级军医官，他已来吉米塘一两天了，正在筹划从古米塘到提斯浦尔快速撤运伤病员的问题。我们急需为战场伤病员准备房间。我确信，不用几天我们就要开始接收战场伤病员。卡尔茵·辛格旅长仍在那里，面色是严肃的，但具有一种温和而不气馁的神态。撒古尔·辛格中校是我的高级军需官；还有其他一两位军官。连同两位直升飞机驾驶员威廉士和塞加尔，他们是一群愉快的人。
使我无限惊奇的是，处在这样的逆境之中，这些优秀的军官们，能够如此临危不惧。他们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势将任凭顽强的、物质上优越的敌人所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端的困难——压低标准的定量供应；没有足够的冬季抵御刺骨的寒风；一个荒无人烟而又危险叵测的地带；只有最低限度的一点点医疗设备；而且远在千里之外，长期不能与家人亲友相聚。但他们仍然经常是偷快的、积极的并且次心在逆境中尽力而为。有这样一些朋友为我服务，我感到很幸运和欣慰。
我可以在此提一句，我的后方指挥部的军官们，常常到前线去视察，以便直接提供帮助；这同军区或军部的高级军官们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他们最喜欢坚持他们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要求，并向远在战地的人们索取报告。
我的高级作战参谋(一号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打断了我的休息时间，交给我一份军部来的电报，这就是把我从吉米塘“召回”的原因。电报是前晚从提斯捕尔发来的。我逐字引述于下(但是避免了军用缩写字)：
继续我们172020的02120①，在章勒地区要执行以下部署。甲从10月6日起，派一个连占领章勒并增援现在驻地的部队。乙命令一个连到第五号桥，参看我们上面所引电报，现将全部布置在第五号桥北岸地区。任务(1)加强巡逻以控制第五号桥与章勒阵地之间的地区。(2)如可能，作如此布置，与章勒连队处于互相火力支援的距离以内。(3)肃清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的敌人入侵。丙立即增派一个加强连(第三连)掩护第五号桥的南岸。该连先带三天干粮。如果没有轻工兵，动用一个排的兵力帮助该连背运给养。答复收到。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军部非但不批准我从克节朗河疏散部队，现在反倒拿士兵当儿戏，像走棋子一样把我的连和排推向前进。提斯浦尔命令我集结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到从最远的“前哨基地”，那是一块无关紧要的地区，离开我们的基地有四天的路程，位于有争议的领土内，而且受到中国占有高地的控制。我无法保证那个前哨基地的给养，除了士兵携带能够作战半个小时的袋装弹药以外，我是无法接济他们弹药的。这简直是发疯。我决定不执行这些指示，除非考尔将军直接给我下命令。
我向军部打电话，但我只能叫到一个中校接电话(他的姓名已忘记了)。他不能够(不愿意)告诉我军长在何处；也不能找参议长卡·卡·辛格准将来按电话。他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一位高级军官。我说好啦，在我未能与高级军官通话以前，我拒绝按电示行动，我就这样结束了对话。
我回到办公室，情绪很坏。坦率地说，比吉·考尔发来这样一份无益的、不得要领的命令，使我惊异。他曾看过地形，他知道章勒离扯冬有四天的路程，而且与第七旅的作战阵地无法配合；即使作为一个和平时期的哨所，在那些条件下，也是毫无办法维持的。怎么能够把500人的部队部署到那里？一个排(在正常情况下是30人)，怎么能够给他们搬运维持8天一个周期的给养？军部难道没有人具有一点最起码的后勤工作的常识吗？
在一小时之内，第二个电报随即发来了。这一次在时间次序和安全保密两个方面分别升级为“火速”与“绝密”。
第一“从军长到第四步兵师总指挥。如果对防守章勒不遵照所颁发的命令，参符本部所发172020的02120和182150的02l30电报，那么不执行和不贯彻这些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第二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守住章勒。遵照命令着手建立章勒的防务。复电告知收到。
读了第二个电报，此刻我才认清，写这些电报的主使者不是考尔将浑，而是森将军。我认出他那大声威吓的口气。第二电中的威胁性质，第一电中指明向我和我的一号参谋官所发出的不切实际、不符合战术的指示——都带有森的一贯作风的气味，这些我们早就领教了。考尔一定是为了某种原因不在提斯浦尔，在他缺席期间，军区司令接管了军部。不论是什么情况，我决定不遵从这些命令。如果森要撤我的职，就听他的便。
我打电话给达尔维。如前所述，我不愿意过早地告诉他关于10月17日“上级司令部”的决定——命令克节朗河—线的第七旅仍留原处，这只能增加他的忧虑。我曾指望上边有人——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任何人——能及时理解克节朗河的部署，在战术上既不是可以防守的阵地，在给养上又不是能够维持供应的战线。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命令坚持不变。我必须说，对此、我主要责怪比吉——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在亲自侦察和从我手中得到给养储备的统计数字、掌握实际情况之后，应该坚持把部队撤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得知)在新德里的会议上，比吉向总理提出了三种可拱选择的方案：第一，向中国人发动进攻；第二，推迟进攻，但要坚守克节朗河的阵地；第三，撤退到后面的高地。这样摆出三种方案，显然意味着这三种行动方针都是可行的。政府、尼赫鲁或者梅农，或者任何人势必选择中间路线，折衷办法。对我来说，这是一粒要吞下的苦药丸——是被我自己的军长以及我们所有的上级拆了台。现在最苦的药丸是我不得不把这一切困难转交我的下级——约翰·达尔维。
正如我所预料，我一同达尔维通上电话，他就开始列举他的一切苦处——他的指挥部的许多问题，后勤供应的无数困难，迫在眉睫的中国进攻。这一切我全知道。我也晓得，要求第七旅从那注定要失败的河岸线打出去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因为在那河岸线上，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抵抗中国的攻击。但是我毫无办法减轻他的负担。我曾堆备抗拒命令不再派部队前进；如果我认为是精明的话，我也能够主动地重新安排我的部队。但这是不能由我选择的，我不能违反命令放弃一条防线：那将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所以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对达尔维坚决，并且保证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论他的处境如何，他必须坚持战斗——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即使这意味着一定打败仗。我尽可能温和而又坚定地把这些传达给他——并且挂上了电话。
从那以后，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不提出辞职，而宁可被迫把自己的部队置于如此无望的危境之中。事实上，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抛弃了辞职的想法，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危机的时候，战场上的指挥官是不应当辞职或是丢下他们的部队和岗位的；只有在和平地区或是在参谋机构，如果指挥官认为给他们的命令显然是不合理而且可能导致灾难，从道义上说，他们有自由辞职。第二，我深信，我若辞职，对于提斯浦尔和德里的妄图虚张声势，也起不到抑制的作用——的确它可能对我们的部队更为有害。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不是“辞退”类型的人；我宁愿继续反对我所不同意的政策，也不退却溜掉。
我召集师部现有人员开了一个短会，然后提前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那是一个严寒的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因为过去几周的事件继续在我的脑中萦回。到那时，我已深信中国即将发动攻击，可能就在次日上午。一切迹象都指向这一发展趋势。回想起来，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河前线是如此。
我回想比吉所说，关于10月11日在德里举行的会议，总理和国防部长出席了，参加会议的有全体陆军高级军官和外交部与国防部的秘书们。在比吉作了汇报以后，唯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应如何使第七旅从它的河岸线暴露的阵地上解脱出来，并且在战术上适当的地点建立阵地。事实不是这样，总理选择了折衷的路线——而这是军长绝不应当向他提供的路线。在与会的军界高级官员中或是其它各界的官员们，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或聪明才智，对于这一致命的决定提出疑问。
至于把部队调到章勒，“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是要由森负责的一件危险的蠢事。他亲自下令占据章勒，这是在河的那一边难以防守的阵地，而且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自己的印象是，森要在令人生畏的比吉·考尔到达现场以前，他要作出一些作战的姿态。(虽然考尔的职位比森低，可是他的名望和他在尼赫鲁面前的显著地位，总有一种使森感到气馁的力量，森在考尔的面前就显出一付毫无掩饰的献媚相。)所以，内于他是小人物，就急忙把部队赶到章勒，通过他自己私下采取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好的评分。由于比吉(显然的)不在军部，森大概觉得这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了。
在我的头脑以，有一百次了，我企图想清楚：一旦中国发动攻击，我将如何控制战局。在自己的头脑里，我必须对此十分明确，即使我不能让我的下属军官了解我的思想——由于我发现自己的处境独特。在公开场合，我不得不附和森所发起的并且通过内阁大力推行的虚构计划。一旦成为命令，它就奇迹般地转化为军事战略：在第四步兵师的指挥下，第七步兵旅将在克节朗河一线的阵地上一决雌雄，并且牵制住中国人，直到印度陆军聚集力量发动自己的反攻，把敌人赶出印度。我知道不会有这样的“战斗”。因为一旦中国进攻，我们的部队还击，在大约半小时内我们的弹药就会用完。此后，第七旅和在我三个防区的其他部队都会成为那么多的“难民”：如果我的部队不落入敌人手中的话，我的作战任务就真正成为“撤退难民”。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有任何指挥官曾经面临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任务。
就连“撤退难民”也很成问题。我们的部队处在荒凉而遥远的高地，只有几条狭窄小道，根本谈不上是道路。很快就要下大雪。部队只带有一两天的口粮——要想获得食品，到最近的居民点，也要5天到7天的路程——而且那里还不一定在印度的领土内。没有可靠的地图指示我们能够通过的地区，没有标明准确的海拔高度，也没有其他基本的地形资料。
我将试图解释说明我脑海中的“撤退难民”计划。我想可分为不同的五组，需要区别对待：
第一，在遥远的西部，在章勒和第五号桥有两个连完全靠他们自己。如果克节朗河哨所和基地同时受到攻击，这些部队不可能回到章多。只有一点可能性，他们绕过章多向北，并且走向嘎坡第一山口和不丹，经过布莱亭向南；但是我未曾要求对这条可能的路线进行侦察，因为那是违反官方政策的。
第二，扯冬、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各组(拉加普特联队和阿萨姆联队)，第七旅旅部，第九廓尔喀联队和在章多的部队。一旦这些人的弹药用完，因而成为失去战斗力的人群，他们有可能全部走向章多，然后到嘎坡第一山口，最后向南到不丹，经过布莱亭到塔希岗宗，最后到印度。
第三，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各组(第四近卫军联队和旁遮普联队)和在哈东山口、色基姆及伦坡的部队。这批人要在哈东山脊进行抵抗，然后经过伦坡退却到娘江河谷；如果他们能完全摆脱敌人，一旦到达吉米塘的主要道路，他们才是比较安全的。
第四，在兼则马尼、仲昆桥、布罗昆桑和吉米塘以南所部署的部队(布罗昆桑是吉米塘以北约一英里左右的一个小哨所，这里从大路岔出一条去伦坡的小路)。如果兼则马尼的主要部队能在炮火之下越过那段危险的小道和兼则马尼与仲昆桥之间的桥，那么这一组部队会有一条容易的通道回来(小道是从仲昆桥的东岸横穿到西岸)。我的计划是把这一组(加上以上三个组中任何一组)沿卢姆拉路线带回到达旺，因为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同时攻打达旺和克节朗河线。
第五，达旺的驻军。这一支部队既能打第一仗，又能在弹药用完时进行恰当的军事撤退。当然，政治上的约束处不允许预先计划甚至提出“撤退”两个字的。然而，我确信卡尔茵·辛格(或者是他的继任人，第62步兵旅的指挥官)会很好地掌根局势，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拥有一定的人力物力。
我自己对未来“战斗”情况的预测是这样：中国人突然而又猛烈地攻击，我们抵抗半小时，弹药用完；然后四散溃逃。这是对著名的“红鹰”师的一种不光荣的预测，但是，假如我能适当地执行我的撤退计划，至少我可以挽救千万条人命，以免他们死于那些荒凉的高地。
为了保证征战斗爆发以后，我能应付事变，我迫切需要良好的通讯，可以同所有的防区和有关哨所取得联系。在这一方面，我得到以下两位很好的协助，我的通讯主任(迪瓦里中校，他最近还到克节朗河地区视察过)和他的第二把手拉姆·辛格少校，后者在吉米塘曾同我在一起。简单地说，我的通讯联系情况如下：
后方：与军部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邵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
第七旅防区：与第三号桥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但是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不到旅部前方各部队(章勒、章多、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消息，中部防区：有线和无线电通向所有的哨所——第一号桥、第二号桥、伦坡、哈东山口、兼则马尼、仲昆桥和布罗昆桑。
达旺防区：有线电与无线电均畅通。
我的通讯官和全体人员，保证无线电收音机和有线电话操作良好，保证我同各防区和前哨基地保持联系没有困难。所以我有信心，一旦发生战争，我能帮助和指导我的部队。以此作为唯一的安慰，最后我渐惭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在今后的若干夜晚中，这是我最后一次熟睡。
第八章
塔格拉山脊下的中国进攻
10月20日早晨5点钟，我的勤务兵照例送一杯茶来，把我叫醒。外面天还漆黑而且冷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了几分钟，辍饮士兵给我冲的热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约在5点半钟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里来通知我：刚才接到兼则马尼来的报告说，该哨所受到沉重的攻击。我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好衣服，同时吩咐哈里回办公室去收听进一步的消息。
几分钟后，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我被告知，在第一次报告之后兼则马尼的电话就中断了联系，再没有叫通过，无线电也未能与该哨所联系上。我确信兼则马尼已受到袭击。我也得不到仲昆桥哨所的反应，但是在第一号桥的第四近卫军联队还能保持接触。他们报告说，他们能够听见兼则马尼方向的激烈炮火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必须从这些哨所获得更多的消息，以便撤退他们的伤员，还要组织一支“难民纵队”；于是我派哈里和三、四个通讯兵到仲昆桥的小道上进行巡逻，任务是搜集更多的关于战斗的情况，同时作出安排，以便安全地撤退伤员和溃散掉队的人员。
几分钟之内，第七旅来电话说，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扯冬哨所的拉加普特联队受到沉重的袭击，第七旅旅部也被炮轰，我把这些消息都报告了军部。
到6点半钟，天刚开始发亮，从兼则马尼和仲昆桥来的溃散者和能行走的伤兵开始到达。稍后，从兼则马尼来了一些逃亡者。(后来哈里·普拉卡希报告，他曾帮助许多溃散的士兵从娘江河的西岸过河到东岸，那是在仲昆桥受到重炮轰击而着火以后，他组织了“接应”渡过急流。)我很高兴，没有看到惊慌的迹象。他们报告，兼则马尼的守卫者，在弹药打完之后，就被中国军队击败了。所有逃出来的，包括自己能行走的伤兵，都带着他们的武器回来——表现了他们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士气。
我向军部发了一电，要求当天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因为必须撤退大量的伤员。平日的飞行情况，有四架直升飞机，第一次飞行大约8点钟到达，然后一整天来回的飞行。我希望，在军部有神通广大的人，能从空军再弄到几架飞机。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仅不增派飞机增援，而且上级司令部已经决定停止全部直升飞机的飞行，连平常能使用的飞机，也不再来援救我们了。在战争爆发以后，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援助，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没有派过一个参谋下来看看，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没有发来一箱弹药，没有给过一副担架来帮助救护伤员。在我们危难的时刻、他伯竟然完全把我们抛弃了。
我开始盘问从兼则马尼逃出来的士兵们。他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了攻击——突然之间，从哨所的四面八方，自动步枪声和迫击炮声响成一片，仿佛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差不多同时受到攻击的仲昆桥来的生还者，也说他们被“包围了”。(我认为他们的真正意思是说，从河的两岸，从前线来的炮火都对准了他们。显然，返回吉米塘的道路尚未被切断。
大约7点半钟的时候，来自第七旅的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我对克节朗河前线最为担忧的局面：
1.大概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的拉加普特联队已被完全压倒，因为那里的射击已经沉寂下来；
2.扯冬哨所已被占领，看来那里没有幸存者；
3.大概在其他哨所被攻击的同时，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受到攻击，但是他们仍在坚持着战斗(他们的哨所位于旅部的西南，在一个较高的山嘴上，因而处于较好的作战位置)；
4.章勒或第一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或第二号桥(第九旁遮普联队)尚未受到攻击。
既然第七旅旅部已经无力协调克节朗河沿岸的战斗，达尔维要求批准把他的旅部撤到章多。情况十分紧迫(要防止旅部的文件被敌人缴获)，我立即批准他的要求；我还说，在他行军期间，我马上亲自飞往该地，以掌握第七旅的战斗。达尔维放下他的耳机，那是我最后一次同他或他的旅部通话。
我已经决定去章多。那里的无线电系统显然发生了故障，因为我们已叫不应他们了。拉姆·辛格少校建议，送去一个更换的机子——实际上他自己要带着机子乘飞机去。我决定和他—道前去，不仅为了在第七旅旅部调动期间，我要注意观察战况的发展，而且我希望能够监督着章勒的撤退。森的鲁莽行事，已使这个哨所处于危险的困境，为了挽回上级司令部不负责任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起码我所能做的是保证哨所得到拯救。很明显，那时候中国人不打算超过仲昆桥再向娘江河前进；不管怎样，破坏了仲昆桥，至少给我们一天的喘息时间。
我叫维诺德·塞加尔准备好直升飞机，和拉姆·辛格一起动身去机场。然而，当我们把无线电机装上飞机的时候，塞加尔对于超重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反对违反规定多携带一位乘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冒险再带一架沉重的无线电机和附加的配件了。在那样的高度飞行会发生问题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拉姆·辛格等待下一次飞行，但他据理力争。他说，为章多建立无线电装置更为重要，否则我去到那里也无法通讯联络。反正，机子和零件都已装上了飞机运载架。拉姆·辛格还辩解说，去章多的飞行时间，来回只要20到25分钟，他们把机子送到就回来。这个意见更合理，所以我就走下飞机，让拉姆·辛格前往章多。
吉米塘伤员人数的增加，使我越发担忧；在几小时以内，肯定还会大量增加。我亲自打电话给军部，希望卡·卡·辛格按电话。但是他仍然回避同我讲话，我永远猜不透这是什么原因。我要求传话给军长和参谋长，提出我的紧急要求如下：
1.因为没有炮兵支援作战，我迫切要求空军给予近距离的支援；不然，我就不能解救我的部队，甚至不能撤退伤员。
2.必须分配若干额外的直升飞机，为撤退伤员之用。对于我这些激动得发狂似的要求，结我答话的参谋却冷淡地通知我说：“除了你担任第四师师长的职责以外，现在你也行使第四军军长的职务！”他不能(或是不愿)告诉我军长在何处。
这的确是一件惊人的事，完全颠倒了军事上的程序。到目前为止，军长不在，一直是军区司令从军部发布命令。现在战争已经开始，总算是处于战时状态了。军区司令却把指挥第四军的责任扔到我头上，而我是在远离军部的前方，无法取得联系的。
在此，我应该提一下，我向军部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是予以拒绝，就是置若罔闻。没有给我增加直升飞机，中国人刚一出动，他们立即停止了正常给伦坡和章多的给养空投。我要求空中支援也未获同意。后来我才知道德里的最高当局作出了决定，为了进攻的目的，不得使用空军，因为害怕中国空军报复，轰炸印度的城市。在我们的最高当局所作出的决定中，这可能是登峰造极的胆怯而愚蠢的了。因为我们在地面上处于相当的劣势，而在空中则有绝对的优势，不但在数量上，而且由于中国的飞机从海拔15000英尺的机场上，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这一点后来我们的空军也是承认的。由于采取了虚张声势和吓唬、讹诈的政策，导致我们的部队处于危境，而当摊牌之际，当局又拒绝提供把我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手段。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塞加尔早应从章多回来了。我推测他一定是在降落时不小心关闭了发动机，现在再发动它又有困难，因为在12000-13000英尺以上的高地，所有的发动机在发动时都有一些困难。我本想亲自去章多，但现在我的工作头绪太多，不能长时间离开指挥部。因此，我派威廉士空军上尉去营救塞加尔，并且把拉姆·辛格带回来。
后来，不到15分钟，我接到布罗昆桑哨所的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附近坠下，驾驶员好象是安全的，甚至在那时候他还向吉米塘前进。过了大约十分钟，威谦士沿着小路走来，显然一副很惊慌的样子。
据威廉士讲，他到达章多上空的时候，能看到高原上的部队“在匍匐前进”，以为是我们的军队。他清楚地看见塞加尔的直升飞机平安的停在地面上，显然发动机已关闭。他开始盘旋下降，但是受到阵阵机枪的射击，当时他离地面大约有100英尺。直升飞机被击中，他不得不采取规避动作赶快离开。然而，不久他注意到油压表的指针迅速下降。刚过了伦坡，他的发动机最后失灵，但他很幸运在布罗昆桑附近安全地被迫着陆。
损失了我的两架直升飞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除此之外，我更加担心拉姆·辛格和维诺德·塞加尔的命运。然而我没有时间细想这些问题；我的参谋通知我，第九廓尔喀联队已失去空中联系。我推测，当他们的弹药用完时，他们的英勇战斗也已结束。可是章勒还来电报告：“西线一切寂静”如前。
我将最新情况转报提斯浦尔，并且再一次要求，最大限度地出动直升飞机的架次，以便带来援军和撤出伤员。因为我自己毫无办法行动，要求再给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放在吉米塘。提斯浦尔毫无反应；对我的要求根本不理睬，这种态度使我十分迷惑不解。不仅如此，像以前一样，我不能找到任何高级指挥官或参谋说话。确确实实我们被隔离了。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殷切地期待着上级司令部的支持，他们很可以减轻我们的困难。但是他们一言不发，不尽举手之劳以减轻我们所承受的重担。
鉴于最新的形势发展，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重新安排我的计划。我决定努力拖延哈东山口——仲昆桥一线的敌人。在色拉姆——哈东山口有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在仲昆桥阵地的正南方，有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大约30人，可作掩护。留待我做的，只有把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到哈东山口，以免他们陷入克节朗河谷的一场无意义的战斗。所以我决定发出紧急命令，从第二号桥和第一号桥撤退。
刚过中午，我传达了以下命令：
1.第九旁遮普联队撤到哈东山口；立即开始行动。如有可能，他们应隐蔽地撤退，避免取道众所周知的路线；
2.第四近卫军联队下午五时以后开始撤退；在哈东山口与旁遮普联队会师；
3.批准章勒的第九旁遮普联队放弃哨所，并且尽自己的可能通过不丹，向南逃跑。
我亲自对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指挥官(分别对米斯拉中校和哈里哈尔·辛格中校)讲了话。他们都镇静地接受命令。直到那时，他们一直以值得表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使现在，他们也显得不匆忙地离开自己的阵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希望他们很快到达哈东山口，虽然令人痛心地缺乏弹药，但是从那个在战术上合适的阵地上，他们可以战斗一场。
到了黄昏，事态变得十分可怕了。第七旅确确实实在我前面溃散了。我绝无可能再牵制敌人的前进，因为很明显，他们部署了整整一个师在攻击。我仍然希望做的事，就是进行某种阻击战；但只有在21日天亮之前，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能够到达(如我仍在希望的)哈东山口一线，这种阻击战才有可能进行。(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敌人已经插入克节朗河前线与哈东山口之间。两个联队都在突围，但是他们到不了哈东山口了，因为敌人当时已占领了哈东山口。)
同时，伤员在继续增加。除了10月20日已经集中在吉米塘的那些伤员之外，又从兼则马尼来了30多人。现任，没有工具撤运他们；他们只有被丢弃在原地。只有那些自己能行走的伤员，蹒跚地走到吉米塘的直升飞机场，那里他们可以得到一点急救；但从吉米塘，他们再也不能撤退了，因为我提出增派直升飞机的要求，军部和军区司令部都令人莫名其妙地末予响应。(战争爆发以前，有几个星期，全天飞行的那些直升飞机，在10月20日，第一批出动了四架之后，就停止飞行了。)
到10月20日止，我对形势的总结如下：
1.在上午7时以后，第七旅旅部再无消息；
2.兼则马尼、第三号桥、扯冬、第四号桥和章多都被占领；少数的部队幸免于死，但不是受伤就是被俘了；
3.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从第二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从第一号桥撤到哈东山口；但他们能否照办，就不得而知了；
4.告诉章勒的支队，尽可能经过不丹，逃脱出来。
这一切发展情况，我们都经常保持向提斯浦尔报告，但是那里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本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希望在我上面的直接上级(现在是军区司令)或者至少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在10月20日一早到吉米塘来亲自估计形势，并且发出进一步的作战命令，但竟无一人前来。
在敌人取得这些成功之后，很明显，他们将不失时机地攻打哈东山口和吉米塘。因而我急切地等待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消息，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直到10月21日早晨，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都末到达哈东山口。10月21日，天刚发亮，我接到伦坡来的报告说，中国人已经占领哈东山口并向色基姆进军。现在，在中国人与吉米塘和伦坡之间，已无任何阻碍，所以他们袭击这两个重要地方，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再度要求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但是依然得不到军部的保证。
在21日天亮不久，的确有一架直升飞机在吉米塘着陆，但是这架飞机是派来撤退空军人员的。我派我师的高级军医官莫伊特拉上校乘飞机带着指示回去，企图说服军部的参谋，我们迫切需要直升飞机撤退伤员，并且说明在三个小时内，至少到上午9点钟，他们可以安全地在吉米塘降落。我听驾驶员说，在达拉姆嘎机场，停放着四架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不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也听说，军区司令本人在达拉姆嘎。我枉费心机地期待着，但是再也没有直升飞机飞来。
我召集我的师部人员和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指挥官(奥伯罗伊中校前一天刚到来)开了一次会议。我下令销毁全部文件；告诉他们准备后撤。不需要的人员立即开始撤退。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一个排，连同其他的零散部队，掩护师部撤退，尽可能地进行阻击战。我决定除了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以外，我自己的卫兵最后离开。因为我考虑，这是防止惊慌的最好办法。
全体官兵都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极端危险，很多人以前从未打过仗；但是他们的举动，全都像是久经战场的老兵。我围着环形防线走了一圈，看见步兵们守住他们的哨所，并且用望远镜在仔细瞭望农村有无敌人的迹象；通讯兵操纵他们的无线电机或电话机，冷静地在处理收入和发出的通讯。最艰难的工作是，陆军医疗队的人员，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师部人员正在收拾文件，准备销毁。看到这一切我才知道，到了要下命令执行破坏固定的设备，放弃哨所并准备撤退的时候，该是多么困难啊！
大约上午9点钟，伦坡的军官(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马立克少校)报告，看见很多敌人从色基姆向下走，显然是去吉米塘。最后我发出警告命令，要把伦坡的全部装备和仓库毁掉，全体人员下到吉米塘来，并且抄近路到山谷，经过萨客地直接去达旺。现在，从吉米塘可以偶然看到一群中国人，在哈东山口遥远的山坡上，从色基姆下来，走向吉米塘直升机场。然后我向提斯浦尔汇报了最新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决定撤到达旺。
最后，我为撤退发出正式的命令。等到主要的无线电机毁掉了，密码销毁了，我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手提无线电机的人员一行才离开。
我首先到吉米塘以南，只有半英里路的直升机场(旧机场)，我等待在那里，直等到除了道格拉排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走了，仍然没有看到惊慌失措的现象；在那种情况下，这真是人们可能期望到的最有秩序的行动了，但是所有的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失望的情绪。当我还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两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就在吉米塘以南)飞得颇高。有一架下降低飞，大约离山谷100英尺，就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肯定看见了我们让他们降落的信号。然而，它决定不着陆。最后两架飞机都转回去了。后来我听说，森就在其中的一架飞机里。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较低的机场或山谷的其他地方降落。(从天亮到上午9点钟之间，一切交通工具都可以通行，直升飞机很可以飞行几个架次。)
后来我才得知，这最后两架直升飞机的飞行，被誉为“军区司令英勇的努力”，是要着陆并去控制局势的。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向他们打信号，召唤他们下来，而且敌人离吉米塘还有几个小时的距离，但那架直升飞机根本没有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任何地方降落。
我离开机场，起程上山去萨客地，大约下午5点钟才到。我通过无线电，向提斯浦尔报告了我的所在地。
在萨客地有一个工兵排，由一位青年军官指挥。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形势，并且命令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去到娘江河的西岸，任务是至少要保留一座小桥畅通，以便即将到来的部队过河。后来我听说，这位军官惊恐万状，匆忙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幸亏还有一座桥没有完全破坏，还能使用。
萨客地离吉米塘1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当我到达萨客地的时候，我已极度疲劳，但是我非常关切达旺的安全。我决定坚持向前赶路，到卢姆拉的下一站是12英里，步履艰难地爬上12000英尺的南坡。我到卢姆拉是大约早晨两点钟。那里有一个电话机，我与达旺通了话。我听说军区司令已在达旺降落，并在那里过夜。
从21日上午10点钟，直到22日早晨3点钟，我一直行军，包括22英里的多山地带。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我躺下就睡熟了；但是仅仅睡了两三小时。早晨6点钟我起来了，因为我必须看看卢姆拉的防御工事。我同古伦上尉围着兵营转了一围。边境修路机构的分局指挥官也在卢姆拉。我向他讲了形势，并且发布保卫哨所的详细命令。我命令古伦上尉负责保卫该哨所，直到奥伯罗伊中校(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来接管为止。
然后我向达旺打电话，并要求同森将军讲话。军区司令拒绝接电话。相反，正当我将要动身去达旺亲自我他的时候，我接到命令叫我留在卢姆拉。我很纳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要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们这一群人；但一询问，我被告知在达旺没有一架直升飞机了。连21日军区司令所乘的那一架也已回到提斯浦尔，并没有按想象的那样带军区司令回去。事实上，森将军也违反了他自己的意愿，被困在达旺，这使他很不高兴。但是，对于下令让我留在卢姆拉，我仍然感到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服从命令留下来，但我告诉卡尔茵·辛格，他直接负责保卫达旺，应该尽其所能，尽快赶往达旺，研究一下作战的形势，并且向我提出建议，今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22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最后得到通知说，现在我可以去达旺；于是我就起程，下午6点到了达旺。
一到旅部，我就要求见森，但是听说，军区司令坚持在达旺3英里以外的直升机场扎营住宿，为了就近等候，免得误了乘坐在达旺降落的第一班飞机。我打电话约见他，但是他的参谋长西巴尔准将说，当晚森不能见我。
一个关心国家安危(截然不同于他个人的安危)的军区司令，特别是考虑到达旺现在处于严重威胁之下，应该设法尽早地与下级指挥官取得联系。可是森的大部分时间(在达旺等候他的参谋告诉我)都用于给提斯浦尔打电话，命令他的直升飞机返回达旺来撤退他自己。他和他的参谋长，没有一个人关心保卫达旺的准备工作。
第九章
达旺的陷落
因为军区司令继续拒绝“接见”我，于是我决定自己采取主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对中国作战。为此，我首先站定第四军军长的地位，对形势作了一次全面的估计——然后再以我作为师长的身份考虑问题。我听说第四军军部的高级工程参谋拉加瓦德准将，在卡尔茵不在的时候，一直坚守在达旺的堡垒，他现在达旺某地，而且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军区司令召开的作战会议。因此，我派人把拉加瓦德“兄弟”请来，我也尽力寻找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少校参谋，听说他是该旅旅部的先遣人员来到达旺，而且也出席了森的会议。
拉加瓦德告诉我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和军区司令作出的防御计划。但是，我不懂得这计划的用意何在。拉加瓦德证实了，森似乎一直在泛泛地谈，不太顾及实际情况；森讲到除了两个步兵旅外，不久还有装甲团到达旺。好像再没有另外的人听说过将有这些援军到来的消息。此外，在达旺山区，我们最不需要的是一个坦克团，因为坦克很可能从陡峭的山坡和险峻的山峡翻滚下去。再进一步说，我们有过去的前例，即使坦克来了，却没有必要的弹药或汽油。至于两个步兵旅，我当然用得上——但是我对森的宣布是不抱希望的。一个稍有后勤常识的人都会懂得，以我们现在有限的人力物力，那样大的部队是不能在两个星期以内空运来到达旺的。
拉加瓦德说，在他看来，森是完全漠视第四步兵师的。可能因为他对自己曾经作过的事，现在感到惭愧——但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第四师已经完蛋了。在会议期间，任何军部的军官，对这个问题或其他有关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都受到制止或被驳回。一切都十分令人迷惑不解——在这种混乱状态之中，完全没有可能安排做些建设性的工作。
我去见军区司令之后不久，一位参谋交给我一份从提斯浦尔来的特急电报，大意是，据可靠的情报来源，中国将在10月23日攻打达旺。我立即把电报交给军区司令。使我吃惊的是，连这样的电报，他也不作任何反应，却继续把自己隔离在直升机场。
卡尔茵·辛格准将和我的第一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拉加瓦德准将和第四军奈尔准将全都集合在达旺旅部。我和他们讨论了最近的局势。在我看来很清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把达旺暴露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是，在攻打了克节朗河之后，中国的威胁来到达旺如此之迅速，却十妙令人吃惊。我们这些人，对保卫达旺和门巴人的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眼看敌人要对这个显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施加巨大的压力，我们却成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
除了第一锡克联队和炮兵部队以外，所有其他部队原来部署或指定用来保卫达旺的，都被推向克节朗河前线，现在全部完了。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的两个连最近开到了，并且在沙则附近——沿着让地区小路的一些阵地接防；但是，原来计划保卫达旺的整个布置，被彻底打乱了，达旺防御的基本潜力已经大大削减了。
以我现在所能支配的部队——一个半步兵营和一些缺少弹药的支援武器——达旺实际上不能抵御—次猛烈的进攻。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决心把所有的部队从达旺撤到色拉，如果森能批准，我将从色拉进行一次主力军的战斗。
当我完成了为撤到色拉而拟定的预备计划，天已很晚。我决定次日上午去见森，即使这意味者我强迫他接见我。
10月23日一早，天还未亮，我收到一份电报，在棒山口的阿萨姆联队受到攻击，而且全部被歼。敌人甚至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通潘拉的锡克连，该地在达旺北边只有大约15英里。据报道，在沙则一让地区附近，高尔瓦尔联队正受到炮轰。
我派人把我的参谋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找来。我告诉他们，既然军区司令碰巧在达旺，我要请他作出决定，究竟我们是在现有阵地作战，还是撤到色拉，色拉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
我走到军区司令的小茅屋。在我几次响亮地敲了他的门之后，军区司令决定要露面了，但是很生气地问是谁。
我回答：“我是尼兰詹·普拉沙德，先生。”
在长久停顿之后，他很恼火地问我，现在是几点钟。没有等到他的允许，我就把门推开，进入他那灯光微弱的屋里。
我粗暴地说：“别管时间了，我有情况向你报告，中国人已经攻打我们在棒山口的边境前哨，而且把它摧毁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达旺。”
森在床上挣扎着半坐起来。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面容憔悴而且在发抖。
他说，“叫西巴尔来。”我没理睬他，却继续阐述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我描绘的作战局面如下：
在此，我应该提一下，我向军部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是予以拒绝，就是置若罔闻。没有给我增加直升飞机，中国人刚一出动，他们立即停止了正常给伦坡和章多的给养空投。我要求空中支援也未获同意。后来我才知道德里的最高当局作出了决定，为了进攻的目的，不得使用空军，因为害怕中国空军报复，轰炸印度的城市。在我们的最高当局所作出的决定中，这可能是登峰造极的胆怯而愚蠢的了。因为我们在地面上处于相当的劣势，而在空中则有绝对的优势，不但在数量上，而且由于中国的飞机从海拔15000英尺的机场上，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这一点后来我们的空军也是承认的。由于采取了虚张声势和吓唬、讹诈的政策，导致我们的部队处于危境，而当摊牌之际，当局又拒绝提供把我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手段。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塞加尔早应从章多回来了。我推测他一定是在降落时不小心关闭了发动机，现在再发动它又有困难，因为在12000-13000英尺以上的高地，所有的发动机在发动时都有一些困难。我本想亲自去章多，但现在我的工作头绪太多，不能长时间离开指挥部。因此，我派威廉士空军上尉去营救塞加尔，并且把拉姆·辛格带回来。
后来，不到15分钟，我接到布罗昆桑哨所的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附近坠下，驾驶员好象是安全的，甚至在那时候他还向吉米塘前进。过了大约十分钟，威谦士沿着小路走来，显然一副很惊慌的样子。
据威廉士讲，他到达章多上空的时候，能看到高原上的部队“在匍匐前进”，以为是我们的军队。他清楚地看见塞加尔的直升飞机平安的停在地面上，显然发动机已关闭。他开始盘旋下降，但是受到阵阵机枪的射击，当时他离地面大约有100英尺。直升飞机被击中，他不得不采取规避动作赶快离开。然而，不久他注意到油压表的指针迅速下降。刚过了伦坡，他的发动机最后失灵，但他很幸运在布罗昆桑附近安全地被迫着陆。
损失了我的两架直升飞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除此之外，我更加担心拉姆·辛格和维诺德·塞加尔的命运。然而我没有时间细想这些问题；我的参谋通知我，第九廓尔喀联队已失去空中联系。我推测，当他们的弹药用完时，他们的英勇战斗也已结束。可是章勒还来电报告：“西线一切寂静”如前。
我将最新情况转报提斯浦尔，并且再一次要求，最大限度地出动直升飞机的架次，以便带来援军和撤出伤员。因为我自己毫无办法行动，要求再给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放在吉米塘。提斯浦尔毫无反应；对我的要求根本不理睬，这种态度使我十分迷惑不解。不仅如此，像以前一样，我不能找到任何高级指挥官或参谋说话。确确实实我们被隔离了。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殷切地期待着上级司令部的支持，他们很可以减轻我们的困难。但是他们一言不发，不尽举手之劳以减轻我们所承受的重担。
鉴于最新的形势发展，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重新安排我的计划。我决定努力拖延哈东山口——仲昆桥一线的敌人。在色拉姆——哈东山口有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在仲昆桥阵地的正南方，有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大约30人，可作掩护。留待我做的，只有把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到哈东山口，以免他们陷入克节朗河谷的一场无意义的战斗。所以我决定发出紧急命令，从第二号桥和第一号桥撤退。
刚过中午，我传达了以下命令：
1.第九旁遮普联队撤到哈东山口；立即开始行动。如有可能，他们应隐蔽地撤退，避免取道众所周知的路线；
2.第四近卫军联队下午五时以后开始撤退；在哈东山口与旁遮普联队会师；
3.批准章勒的第九旁遮普联队放弃哨所，并且尽自己的可能通过不丹，向南逃跑。
我亲自对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指挥官(分别对米斯拉中校和哈里哈尔·辛格中校)讲了话。他们都镇静地接受命令。直到那时，他们一直以值得表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使现在，他们也显得不匆忙地离开自己的阵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希望他们很快到达哈东山口，虽然令人痛心地缺乏弹药，但是从那个在战术上合适的阵地上，他们可以战斗一场。
到了黄昏，事态变得十分可怕了。第七旅确确实实在我前面溃散了。我绝无可能再牵制敌人的前进，因为很明显，他们部署了整整一个师在攻击。我仍然希望做的事，就是进行某种阻击战；但只有在21日天亮之前，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能够到达(如我仍在希望的)哈东山口一线，这种阻击战才有可能进行。(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敌人已经插入克节朗河前线与哈东山口之间。两个联队都在突围，但是他们到不了哈东山口了，因为敌人当时已占领了哈东山口。)
同时，伤员在继续增加。除了10月20日已经集中在吉米塘的那些伤员之外，又从兼则马尼来了30多人。现任，没有工具撤运他们；他们只有被丢弃在原地。只有那些自己能行走的伤员，蹒跚地走到吉米塘的直升飞机场，那里他们可以得到一点急救；但从吉米塘，他们再也不能撤退了，因为我提出增派直升飞机的要求，军部和军区司令部都令人莫名其妙地末予响应。(战争爆发以前，有几个星期，全天飞行的那些直升飞机，在10月20日，第一批出动了四架之后，就停止飞行了。)
到10月20日止，我对形势的总结如下：
1.在上午7时以后，第七旅旅部再无消息；
2.兼则马尼、第三号桥、扯冬、第四号桥和章多都被占领；少数的部队幸免于死，但不是受伤就是被俘了；
3.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从第二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从第一号桥撤到哈东山口；但他们能否照办，就不得而知了；
4.告诉章勒的支队，尽可能经过不丹，逃脱出来。
这一切发展情况，我们都经常保持向提斯浦尔报告，但是那里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本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希望在我上面的直接上级(现在是军区司令)或者至少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在10月20日一早到吉米塘来亲自估计形势，并且发出进一步的作战命令，但竟无一人前来。
在敌人取得这些成功之后，很明显，他们将不失时机地攻打哈东山口和吉米塘。因而我急切地等待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消息，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直到10月21日早晨，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都末到达哈东山口。10月21日，天刚发亮，我接到伦坡来的报告说，中国人已经占领哈东山口并向色基姆进军。现在，在中国人与吉米塘和伦坡之间，已无任何阻碍，所以他们袭击这两个重要地方，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再度要求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但是依然得不到军部的保证。
在21日天亮不久，的确有一架直升飞机在吉米塘着陆，但是这架飞机是派来撤退空军人员的。我派我师的高级军医官莫伊特拉上校乘飞机带着指示回去，企图说服军部的参谋，我们迫切需要直升飞机撤退伤员，并且说明在三个小时内，至少到上午9点钟，他们可以安全地在吉米塘降落。我听驾驶员说，在达拉姆嘎机场，停放着四架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不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也听说，军区司令本人在达拉姆嘎。我枉费心机地期待着，但是再也没有直升飞机飞来。
我召集我的师部人员和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指挥官(奥伯罗伊中校前一天刚到来)开了一次会议。我下令销毁全部文件；告诉他们准备后撤。不需要的人员立即开始撤退。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一个排，连同其他的零散部队，掩护师部撤退，尽可能地进行阻击战。我决定除了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以外，我自己的卫兵最后离开。因为我考虑，这是防止惊慌的最好办法。
全体官兵都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极端危险，很多人以前从未打过仗；但是他们的举动，全都像是久经战场的老兵。我围着环形防线走了一圈，看见步兵们守住他们的哨所，并且用望远镜在仔细瞭望农村有无敌人的迹象；通讯兵操纵他们的无线电机或电话机，冷静地在处理收入和发出的通讯。最艰难的工作是，陆军医疗队的人员，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师部人员正在收拾文件，准备销毁。看到这一切我才知道，到了要下命令执行破坏固定的设备，放弃哨所并准备撤退的时候，该是多么困难啊！
大约上午9点钟，伦坡的军官(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马立克少校)报告，看见很多敌人从色基姆向下走，显然是去吉米塘。最后我发出警告命令，要把伦坡的全部装备和仓库毁掉，全体人员下到吉米塘来，并且抄近路到山谷，经过萨客地直接去达旺。现在，从吉米塘可以偶然看到一群中国人，在哈东山口遥远的山坡上，从色基姆下来，走向吉米塘直升机场。然后我向提斯浦尔汇报了最新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决定撤到达旺。
最后，我为撤退发出正式的命令。等到主要的无线电机毁掉了，密码销毁了，我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手提无线电机的人员一行才离开。
我首先到吉米塘以南，只有半英里路的直升机场(旧机场)，我等待在那里，直等到除了道格拉排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走了，仍然没有看到惊慌失措的现象；在那种情况下，这真是人们可能期望到的最有秩序的行动了，但是所有的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失望的情绪。当我还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两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就在吉米塘以南)飞得颇高。有一架下降低飞，大约离山谷100英尺，就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肯定看见了我们让他们降落的信号。然而，它决定不着陆。最后两架飞机都转回去了。后来我听说，森就在其中的一架飞机里。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较低的机场或山谷的其他地方降落。(从天亮到上午9点钟之间，一切交通工具都可以通行，直升飞机很可以飞行几个架次。)
后来我才得知，这最后两架直升飞机的飞行，被誉为“军区司令英勇的努力”，是要着陆并去控制局势的。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向他们打信号，召唤他们下来，而且敌人离吉米塘还有几个小时的距离，但那架直升飞机根本没有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任何地方降落。
我离开机场，起程上山去萨客地，大约下午5点钟才到。我通过无线电，向提斯浦尔报告了我的所在地。
在萨客地有一个工兵排，由一位青年军官指挥。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形势，并且命令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去到娘江河的西岸，任务是至少要保留一座小桥畅通，以便即将到来的部队过河。后来我听说，这位军官惊恐万状，匆忙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幸亏还有一座桥没有完全破坏，还能使用。
萨客地离吉米塘1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当我到达萨客地的时候，我已极度疲劳，但是我非常关切达旺的安全。我决定坚持向前赶路，到卢姆拉的下一站是12英里，步履艰难地爬上12000英尺的南坡。我到卢姆拉是大约早晨两点钟。那里有一个电话机，我与达旺通了话。我听说军区司令已在达旺降落，并在那里过夜。
从21日上午10点钟，直到22日早晨3点钟，我一直行军，包括22英里的多山地带。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我躺下就睡熟了；但是仅仅睡了两三小时。早晨6点钟我起来了，因为我必须看看卢姆拉的防御工事。我同古伦上尉围着兵营转了一围。边境修路机构的分局指挥官也在卢姆拉。我向他讲了形势，并且发布保卫哨所的详细命令。我命令古伦上尉负责保卫该哨所，直到奥伯罗伊中校(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来接管为止。
然后我向达旺打电话，并要求同森将军讲话。军区司令拒绝接电话。相反，正当我将要动身去达旺亲自我他的时候，我接到命令叫我留在卢姆拉。我很纳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要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们这一群人；但一询问，我被告知在达旺没有一架直升飞机了。连21日军区司令所乘的那一架也已回到提斯浦尔，并没有按想象的那样带军区司令回去。事实上，森将军也违反了他自己的意愿，被困在达旺，这使他很不高兴。但是，对于下令让我留在卢姆拉，我仍然感到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服从命令留下来，但我告诉卡尔茵·辛格，他直接负责保卫达旺，应该尽其所能，尽快赶往达旺，研究一下作战的形势，并且向我提出建议，今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22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最后得到通知说，现在我可以去达旺；于是我就起程，下午6点到了达旺。
一到旅部，我就要求见森，但是听说，军区司令坚持在达旺3英里以外的直升机场扎营住宿，为了就近等候，免得误了乘坐在达旺降落的第一班飞机。我打电话约见他，但是他的参谋长西巴尔准将说，当晚森不能见我。
一个关心国家安危(截然不同于他个人的安危)的军区司令，特别是考虑到达旺现在处于严重威胁之下，应该设法尽早地与下级指挥官取得联系。可是森的大部分时间(在达旺等候他的参谋告诉我)都用于给提斯浦尔打电话，命令他的直升飞机返回达旺来撤退他自己。他和他的参谋长，没有一个人关心保卫达旺的准备工作。
第九章
达旺的陷落
因为军区司令继续拒绝“接见”我，于是我决定自己采取主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对中国作战。为此，我首先站定第四军军长的地位，对形势作了一次全面的估计——然后再以我作为师长的身份考虑问题。我听说第四军军部的高级工程参谋拉加瓦德准将，在卡尔茵不在的时候，一直坚守在达旺的堡垒，他现在达旺某地，而且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军区司令召开的作战会议。因此，我派人把拉加瓦德“兄弟”请来，我也尽力寻找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少校参谋，听说他是该旅旅部的先遣人员来到达旺，而且也出席了森的会议。
拉加瓦德告诉我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和军区司令作出的防御计划。但是，我不懂得这计划的用意何在。拉加瓦德证实了，森似乎一直在泛泛地谈，不太顾及实际情况；森讲到除了两个步兵旅外，不久还有装甲团到达旺。好像再没有另外的人听说过将有这些援军到来的消息。此外，在达旺山区，我们最不需要的是一个坦克团，因为坦克很可能从陡峭的山坡和险峻的山峡翻滚下去。再进一步说，我们有过去的前例，即使坦克来了，却没有必要的弹药或汽油。至于两个步兵旅，我当然用得上——但是我对森的宣布是不抱希望的。一个稍有后勤常识的人都会懂得，以我们现在有限的人力物力，那样大的部队是不能在两个星期以内空运来到达旺的。
拉加瓦德说，在他看来，森是完全漠视第四步兵师的。可能因为他对自己曾经作过的事，现在感到惭愧——但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第四师已经完蛋了。在会议期间，任何军部的军官，对这个问题或其他有关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都受到制止或被驳回。一切都十分令人迷惑不解——在这种混乱状态之中，完全没有可能安排做些建设性的工作。
我去见军区司令之后不久，一位参谋交给我一份从提斯浦尔来的特急电报，大意是，据可靠的情报来源，中国将在10月23日攻打达旺。我立即把电报交给军区司令。使我吃惊的是，连这样的电报，他也不作任何反应，却继续把自己隔离在直升机场。
卡尔茵·辛格准将和我的第一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拉加瓦德准将和第四军奈尔准将全都集合在达旺旅部。我和他们讨论了最近的局势。在我看来很清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把达旺暴露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是，在攻打了克节朗河之后，中国的威胁来到达旺如此之迅速，却十妙令人吃惊。我们这些人，对保卫达旺和门巴人的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眼看敌人要对这个显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施加巨大的压力，我们却成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
除了第一锡克联队和炮兵部队以外，所有其他部队原来部署或指定用来保卫达旺的，都被推向克节朗河前线，现在全部完了。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的两个连最近开到了，并且在沙则附近——沿着让地区小路的一些阵地接防；但是，原来计划保卫达旺的整个布置，被彻底打乱了，达旺防御的基本潜力已经大大削减了。
以我现在所能支配的部队——一个半步兵营和一些缺少弹药的支援武器——达旺实际上不能抵御—次猛烈的进攻。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决心把所有的部队从达旺撤到色拉，如果森能批准，我将从色拉进行一次主力军的战斗。
当我完成了为撤到色拉而拟定的预备计划，天已很晚。我决定次日上午去见森，即使这意味者我强迫他接见我。
10月23日一早，天还未亮，我收到一份电报，在棒山口的阿萨姆联队受到攻击，而且全部被歼。敌人甚至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通潘拉的锡克连，该地在达旺北边只有大约15英里。据报道，在沙则一让地区附近，高尔瓦尔联队正受到炮轰。
我派人把我的参谋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找来。我告诉他们，既然军区司令碰巧在达旺，我要请他作出决定，究竟我们是在现有阵地作战，还是撤到色拉，色拉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
我走到军区司令的小茅屋。在我几次响亮地敲了他的门之后，军区司令决定要露面了，但是很生气地问是谁。
我回答：“我是尼兰詹·普拉沙德，先生。”
在长久停顿之后，他很恼火地问我，现在是几点钟。没有等到他的允许，我就把门推开，进入他那灯光微弱的屋里。
我粗暴地说：“别管时间了，我有情况向你报告，中国人已经攻打我们在棒山口的边境前哨，而且把它摧毁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达旺。”
森在床上挣扎着半坐起来。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面容憔悴而且在发抖。
他说，“叫西巴尔来。”我没理睬他，却继续阐述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我描绘的作战局面如下：
(1)只有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正南方)，是根据战术上的要求部署的，而且处于有准备的状态，据有坚固的防御阵地，还可以得到山炮的支援。
(2)中国人很可能越过锡克联队，经过沙则小路向色拉推进。
(3)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在沙则匆忙准备的阵地，阻挡不住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预料，中国人在几个小时以内到达让，然后直趋色拉山顶。
我作出这种直接了当的但却不夸张的估计，是为了刺激军区司令，使他采取行动。正相反，这对他的震动太大，他似乎瘫痪而不能动作了。他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屋顶，过了一会，他又要求叫他的参谋长来，我到隔壁把西巴尔请来。
森告诉西巴尔，“打电话要求立即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我必须回德里去报告。”西巴尔出去执行他的吩咐；森继续斜倚在床上，似乎是真的瘫痪了。
由于情况紧迫，我得从他口中获得至关重要的决定，因而我继续说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在达旺战斗到底，但是这样，我们很快会被压倒。不然，就把可以撤退的部队全部都撤到色拉去；在那里，我们利用从提斯浦尔能够调来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把那个阵地建立起来。可是，首先你要立即作出决定，我们才能撤到色拉去。
使我吃惊的是，森不理睬我的问题。事实上，他好像没有听见我所说的话。他一心挂念着直升飞机怎么还没有来，他大声叫唤西巴尔，问他打通了电话没有。
“先生，我必须马上得到你的决定，”我催促他，“如果撤离达旺，我们在一两小时以内就要行动。”
“你是师长和军长，”森最后答复说，“你看着办吧！”
我对自己说，第四步兵师恢复本职工作啦！
我对森说，纯粹出于军事考虑，决定了我们撤到色拉，但是对于门巴人的安危，特别是达旺寺庙，我们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森回答说：“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我一定向德里报告”；他再一次查问要求直升飞机的电话打通了没有。
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撤到色拉；但是由于我是在极大的压力下撤退的，我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支援。我建议，在提斯浦尔不管能够集结多少部队，全部都要调到色拉去准备防务。至于达旺寺庙，我建议在庙上升起一面白族，以免敌人破坏。军区司令答称，他没有部队向色拉调派。至于庙里的和尚，森说他比我更了解中国人：不论挂不挂白旗，他们将把和尚、门巴人和在那里的任何人全都杀光。因为我和军区司令谈不出结果，我把计划概要对他重说一遍就走了。
就在机场的上面，在一个山脊上有一个炮兵军官的食堂，我走进食堂打电话，要我的师部人员到这里来会见。我不愿失去机会看一看下面机场上的两位客人，我决定举行一次现场作战会议。
卡尔茵·辛格和所有在场的军官，在半小时内都集合到食堂。我向他们作了形势分析；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决定，撤到色拉去。我用明确的语言讲明意图：
意图：第四炮兵旅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带着全部可能带走的武器与装备撤到色拉去。
然后，我向他们讲明后勤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详细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要抢先赶到让地区，调动更多的运输力量，从那里帮助撤退工作。全体军官都冷静地接受了我的命令。散会之后，分头回到各自的岗位。卡尔茵·辛格正表现出是一个有经验的内行炮手，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炮。他说他将努力把炮都拉出来，但也可能必须破坏一些。他要求我从后方尽可能地多调拨一些吉普车给他。我毫不怀疑，卡尔茵会很好地执行他的任务。
当我在发布命令时，军区司令正在食堂前面的一片草地上踱来踱去。我提议送一杯茶和一些早点给他；但是，当他一听见从提斯浦尔飞来的直升飞机的响声时，他立刻就向机场奔去，拒绝了我们送给他的茶点。他在机场翘首望着飞机，飞机刚一着陆，便立即登机起飞了，没有对我们任何人说一句话。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在下级军官面前的表演，是不能鼓舞人心的。
倒是西巴尔一如既往地和蔼而周到，当直升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提议带我和他们一块回去。他解释说，因为我现在是代理军长，可以要求回到提斯浦尔。但是，不论他的提议多么具有吸引力，我觉得作为军长，我到色拉比回提斯浦尔更能多做些事，所以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得到报告，在纳·卡·拉尔准将指挥下的第六十二旅正调来东北边境特区。拉尔本人已动身前来达旺，但我不能等到那时同他会面了。我给他留下一份书面命令，大意是，尽一切可能就地集合部队，负责保卫让地区和色拉。当我刚要动身去让地区时，碰巧会见了拉尔，我又口头向他作了指示。
让地区离达旺大约只有12英里，但它是在我的撤退计划中，处于战术上关键的地位。简单地描述卡门北部的地形，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我为何如此重视保卫让地区的原因。
达旺地区是一个宽广的山岳地带，它从南边的达旺河开始(高度约7500英尺)，一路徐徐上升到棒山口，大约高达15000英尺，位于达旺以北18英里。达旺在山坡的半中腰，是由一块块高原、山脊和居民区所组成。公路从达旺到了让地区就急转直下到达旺河，公路到此要跨过一个很深的峡谷；在这里架了一座木结构的桥，桥已加固，可通行车辆(正待最终改称为九级桥)。这座桥是渡过水深流急的达旺河的唯一通道。因此，在让地区待命警戒的一个卫兵，在适当时机炸毁该桥，就可以阻挡中国人，推迟他们的前进，使我们赢得时间，在色拉建立阵地和挖壕固守。相反地，如果过早地把桥炸毁，就可能把我们的部队都陷在河对岸的达旺一边。在让地区守卫这座桥，并且及时地破坏它，则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
在达旺，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与政治官员取得联系，把放弃达旺的计划告诉他，特别是要问他，是否需要我帮助撤离当地的门巴人——尤其是著名的达旺寺庙的和尚和庵堂里的尼姑。我派人传话给蒙古亚先生，我急于要见他。
我愿强调撤离门巴人的重要性——至少对那些愿意撤离的人而言。门巴入是爱好和平的，信奉喇嘛教，但是对西藏人并不特别友好。西藏在德让宗直到1951年都委派有错本①，他常常强迫门巴的青年男女到西藏的喇嘛庙和尼姑庵去填补空缺。这种高压措施在当地不得人心。六十年代初，印度军队进驻门巴国②，当地居民对印度部队表示很大的热情和忠诚，也不隐瞒他们对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厌恶。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门巴人，比大多数其他部落的人，更为坚定可靠地拥护我们。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在危难时舍弃他们的原因。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为了怕报复而愿意撤离，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说必须提供他们各种方便。我从来不相信森将军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但是我肯定地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对门巴人采取某种惩罚行动。
蒙吉亚很快来了，他同往常一样，很自负，不烦恼。当我告诉他关于我要放弃达旺的时候，他泰然接受了，虽然他未曾预料到会如此。自从我们一开始同中国对抗，他就是一个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让他同中国司令员谈判(的确中国部队常常提出这种要求)，他就能够使局势得到缓和。现在，当政府的政策以灾难与屈辱告终的时候，他并不浪费时间反过来责备我们，说他“早就告诉你们会如此的”。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回办公室，准备撤离。
我告诉他关于棒山口的情况，虽然山口已被攻克，那里的锡克部队还在阻击中国人。我说我预料高尔瓦尔部队是首先撤出的，然后是旅部，最后是锡克部队；他们在天黑时从前线“散开”，次日天一亮就脱离接触。当我问及喇嘛们的时候，蒙吉亚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寺庙。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就找卡尔茵；然后我强烈地建议他要求寺庙的主持人，立即在寺庙和尼姑庵升起白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按照我的劝告做了，但是结果证明中国人是文明的敌人，完全不像自称无所不知的军区司令所说的那样。
在我满意地看到我的命令已经传达下去并为各有关方面所理解之后，我偕同拉加瓦德准将，奈尔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和我的副官一起动身去让地区，时间大约是11点钟。直到那时，没有关于中国人第二次攻击棒山口的报告。
* * *
在此，我想暂停叙述，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简要的背景情况，关于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导致了10月23日在棒山口的战斗和后来的撤离达旺。
1959年拉萨发生叛乱，达赖喇嘛戏剧性地经过达旺逃到印度；此后，中国人在西藏—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上开始施加压力。当时责任完全落到阿萨姆步枪队的头上。后来决定在东北边境特区部署军队。1959年11月，印度第四师从安巴拉调到东段；该师的第七旅，当时由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帕利特准将指挥，被调到卡门边区。那时候，只有一条吉普车小路通到邦迪拉，再向前去就得步行了(到达旺往返一趟要14天)。因此，第七旅继续驻扎在邦迪拉和登加山谷，只有一个营向前推进到达旺。
边境修路组织，承担着修筑一条全程公路到达旺。随着公路分阶段地向前推进，第七旅的后勤供应能力也提高了。在1961-62年期间，在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兰比尔·辛格准将和后来的达尔维准将的指挥之下，从第七旅调派去保卫达旺的部队日渐增多。
1962年8月，在卡门边区的公路路线情况如下：从提斯浦尔到德让宗是一条全天候都能通行三吨车辆的公路；德让宗到让地区，好天气是能通行一吨车辆的公路；让地区到达旺，是好天气能走吉普车的路；达旺到卢姆拉是骡子路；卢姆拉到伦坡，只有当地山里的小马能走；从伦坡再向前(就是到克节朗河河谷)只有脚夫可通行。
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在达旺，从后勤上说，最多能够维持供应第七旅的不到一个营(炮兵部队包括野战炮、重迫击炮和山炮各一个连)。该旅的第三营驻扎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以南12英里，离达旺大约100英里)。
当建立扯冬哨所时，第九旁遮普联队从达旺推进到伦坡(主要由空运维持)。然后，在1962年9月，森将军强迫下令第七旅向前调到伦坡。这样，不但达旺前方的给养系统不能保证供应，而且达旺地区的防务也遭到破坏。因为仅有第一锡克联队的一个步兵营留守达旺——当然，还有炮兵部队。后来，第四近卫军联队(最近到达登加山谷)也被调去伦坡。
与此同时，军区司令部命令把第六十二步兵旅从拉姆加尔(靠近比哈尔邦的兰奇)调到达旺，代替第七旅。该旅的一个步兵营(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10月的第二周开始到达达旺。到20日，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旅部和两个连的部队都已集中于达旺，接管防御任务。
同时，我安排第四师炮兵旅指挥部(旅长是卡尔茵·辛格)暂时指挥达旺的防务。这是一种特别安排，但是连这个安排也未能落实，最后卡尔茵在10月19日乘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见我，当时中国的进攻已开始，当然他就困在那里了(尽管他及时返回达旺，指挥一次有秩序的撤退)。军区司令仅在这一次对形势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派拉加瓦德准将(第四军军部的主要工程参谋)乘直升飞机到达旺，接管那里旅部的“代理行使职务的”指挥。第四军炮兵司令奈尔准将也同拉加瓦德同机前来。
达旺的防御，以前是由不足一个营兵力的旅部来担任，现在有一个半营兵力驻守了；不过，这半个营是刚刚到达的，并且只有随身携带的袋装弹药。这支部队将获得以下火力的支援，即一个野战炮连，一个山炮团，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排。幸亏这些支援火炮都有一级标准的弹药储备(在正常情况下，可供作战一天之用)。但是，地理范围大广，防御任务艰巨，不是这样一支小部队所能承担的。
达旺是居民点分布很广的一个集合地：有寺庙村落，尼姑庵山脊，政治官员的聚居区，阿萨姆步枪队和陆军兵营，山下的直升飞机场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建筑物。这些居民点散布在五、六平方公里的地区，半隐半现地靠在两大山脊之间的山坡上，山脊是从喜马拉雅山向南延伸到棒山口分开的。达旺本地作为一个防御阵地，是战术上很不好的地区。我之所以指定达旺为防御上“至关重要的地区”，是指在达旺以北大约15-18公里的一个地区，该地区是在潘空塘与马林塘山口之间，与一些小山脊连结着，而且是比较平坦的地方，位于棒山口以南大约8公里。就在这一地区内，有一处是重要的三条道路的交叉点——一条从棒山口向南来，一条从达旺来，一条在查克森过了小庙开始向西越过山脊向下最终到吉米塘所在的克节朗河河谷。从后一条道路上的几处陡峭的羊肠小道，提供了入口，可以越过主要的边界线进入西藏的牧场。(在1960年，有一组中国人，事实上越过了这一处分界线，大概是侦察查克森的寺庙的。)
第一锡克部队在马林塘山口守住主要的防御阵地，是离棒山口不到6公里的地方。在一个较小的名叫通潘拉的山口部署了一个连；该连又派出一个排向北推进，扼守在山脊上的一个前哨基地。这个基地在棒山口阿萨姆步枪队的哨所以南大约1公里的地方。
为了保卫达旺地区，原来计划环绕居民区在防御内线部署一个营。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只有第四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可以驻扎在达旺。这是位于北边大约两公里的一个防御阵地，在一处高地上可以俯视通往棒山口的道路。高尔瓦尔联队的另一个连，被调到达旺以东让地区的山脊上(在沙则)，是为了封锁从棒山口通向东南的道路和绕过达旺直接向下到让地区的河岸线。
野战炮团驻扎在达旺，山炮和重迫击炮连以及机枪排驻扎在锡克部队在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防御阵地。
在这个地区，阿萨姆步枪队各排的部署如下：在达旺本地有两个排，在棒山口哨所一个排，在查克森路上名叫萨马错的地方一个排，在卢姆拉一个排(这个步枪队的第六排已于9月初调往扯冬)。阿萨姆步枪队的指挥部，第四高尔瓦尔联队的指挥部，以及所谓的旅部，当然都设在达旺。
这就是10月20日达旺的形势。锡克联队的防务准备较好，挖壕固守(已有一些时间了)；高尔瓦尔部队正在准备防御工事；旅部没有指挥官。
20日早晨6点半钟，收到第一批的几份电报，说中国人向克节朗河前线进攻。此后不久，第七旅的空中联系中断，全部电讯停止了。这当然引起了谣言纷传。(说真话，谣言还不像克节朗河前线惨败的真实景况那么可怕!)第四炮兵旅旅部发出“待命行动”的指示，并且命令在达旺与第一锡克部队之间加强巡逻。
这一夜安然度过了，第二天同样无事。后来有谣传说，从北边和西边已经听见炮声，这样的胡乱猜想，谣言可能是由于这个事实造成的，那时收到了电报，传来的消息是达尔维的第七旅防区已经瓦解。
从北面驻军收到的唯一扰乱人心的报告是来自棒山口哨所的。在20日，阿萨姆步枪队报告，出现大批的西藏劳工，带着挖掘工具，由中国土兵护送。他们爬上棒山口哨所正北一个突出的山脊，开始使劲地挖战壕，在中国士兵陪同下，他们继续干了一整天。当指挥阿萨姆步枪队的二级准尉，将情况向锡克部队通报时，后者就命令前方的一个排，派出一个步枪分排向前推进，以备万一需要时可作为对阿萨姆步枪队的支援。
这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是21日，挖掘队又在挖工事，继续挖了一整天。然而，在22日，山脊上没有任何行动迹象。预示着不祥的寂静，可能是太寂静了。但是，到这时证实了中部防区和第四师师部从吉米搪撤退的消息：第一锡克联队准备应战。
22日下午，军区司令和西巴尔准将乘直升飞机来了。森简略地视察了旅部。但是正如拉加瓦德后来所说的，丝毫无助于防御工作，只是胡乱许愿，要调派步兵旅和坦克团来帮助解决防御上的困难，完全不顾后勤的实际情况。(23日早晨，他飞往提斯浦尔。)
不久，进攻开始了。10月23日早晨差不多5点钟，中国人用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开战了，集中火力攻打山口上的阿萨姆步枪队哨所，火箭是用来炸毁地堡的。大约20分钟之后，炮击停止了。于是有500-6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一定事先隐藏在前面山脊上最近挖掘的战壕里，从那里向哨所发动进攻。阿萨姆部队尽力之所能进行了还击，但是很快被压倒，只有几个人幸免于死亡或被俘。前一天，锡克部队为支持这个哨所派出的一个分排，按照计划终于没法撤回原地。
然后，中国人几次企图冲向锡克排的阵地。第一次进攻，大约在早晨7点钟，以重大的伤亡被击退。一个小时之后，第二次冲锋，遇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到那时，锡克排的弹药快用完了，尽管连部组织了一个补充供应队。二级准尉约金德·辛格是排的指挥官，他当时受了伤但是拒绝后撤，甚至拒绝撤退他的排。一小时后，来了一次更猛烈的攻击，并有重武器的支援。再一次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可是在强烈的肉搏战之后，阵地被攻克了，只有四个人幸免被杀或被俘。(约金德·辛格在被俘期间因伤死亡，为了英勇御敌被授予最高英维转轮奖章。他是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唯一获得这种奖章的人。)
该连阵地(D连)的战斗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中国人几次企图从不同方向冲向这一阵地，但是一再遭受损失而被击退。从马林塘山口支援该连阵地的防御炮火很有效力。进攻持续到将近中午，然后中国人的企图受挫，他们在掩护下后撒。但是发现有几群敌人沿着山腰向两翼前进，显然是试图向达旺渗透。
刚到下午，D连接到命令，重返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阵地，于是该连撤到营本部驻地。傍晚，锡克联队也奉命撤退。他们要在黑夜行军，经过达旺调往让地区。午夜一过，他们在D连的掩护下，能够有秩序的撤退。在主力部队清理了全部武器与弹药之后，D连最后放弃了马林塘山口阵地。该营在夜间经过达旺，24日上午差不多8点钟，到达了让地区。从那里他们被空运到色拉山顶。
锡克联队是第一支成功地击退了中国的一次猛烈冲击的部队。结果他们奉命撤退。然而这是按上级指挥部命令进行的一次有计划的战术撤退，这个计划是调到后方一个预先选好的阵地，(希望)在那里驻守并在将来某日再一次战斗。
高尔瓦尔联队在达旺未进行战斗。在达旺的营部和一个连，奉命于23日当天撤退，到中午他们出发去让地区。但是在棒山口—让地区那条路上的一个连，决定尽可能持久地坚守阵地，为了阻止中国人及时到达让地区进行两翼包抄。只有在天黑以后，当全部军队撤离了达旺，高尔瓦尔联队才前往指定的集合地——让桥。
* * *
现在继续我自己的叙述，当我到达让地区时，我发现整个村子处于满是灰尘的混乱状态。许多车辆在灰尘中正在倒转方向。我很惊讶，听说在让地区的部队，已接到提斯浦尔的命令，要毁掉全部仓库，封锁交通，撤到邦迪拉去。我立即派一位军官到让的检查岗哨，命令把关卡栅栏放下来，禁止任何车辆向后方行驶。然后我告诉在场的高级军官马朱木达尔少校(他是在让的边境修路机构的一位工程指挥官)，我说从那时起，今后他要听从我的命令，或者我去色拉以后，他听从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我向他解释了撤退计划的大致情况，并且强调了让桥的重要性。我告诉他，他的任务是，为第四炮兵旅从达旺撤退提供方便；只有得到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才能破坏这座桥。
运输的混乱花了一些时间才整顿好，因为只有一条陡峭而狭窄的道路，绕过让这个村子弯曲前进，但是终于全部车辆排成一行面向达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朱木达尔，因为自从我到达之时起，他处理工作的效率颇高。不费多少时间，他就掌握了我的撤退计划的要领。此后，他就不再理睬通过本单位的指挥渠道所接到的命令。鉴于作战的危急，他毫不怀疑地接受我的指挥。他以极大的干劲和魄力进行工作，安排护送队排成一列车队向达旺行驶。后来，再一次证明，他是在执行危急任务中最理想的人选。因为我以后还将叙述，他不仅按照预定的时和分，而且选好了确切的秒，爆炸了让桥，因而给予向前推进的中国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在我开始对色拉山顶进行防御侦察以前，我愿谈谈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努拉农，是从色拉到让在山谷半路的一个休息地方。在此简短地描绘一下色拉地区，会有助于读者更加容易地理解它在战术上的地位。
从邦迪拉经过德让宗到色拉的道路，过了申隔宗徐徐上升颇为陡峭，一直到色拉山顶。在这里，道路是在两边都是突出的高峰之间通过，每一高峰都在14600英尺以上。山口处大约有14000英尺高。
色拉山顶上的平坦地区相当广阔，包括两个小湖，湖边都是大片的杜鹃花丛。色拉山顶以西约两英里处，山谷开始陡然垂下，通向让地区，而且变得狭窄——直到努拉农，离色拉山顶约10公里，山谷变得十分紧缩，两边都是高耸的树林茂密的山坡。因此，努拉农是一个理想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而且略经工程兵的努力，还可进一步得到加强。一埃我看到让地区的事务料理好了，我就奔向此处。
(2)中国人很可能越过锡克联队，经过沙则小路向色拉推进。
(3)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在沙则匆忙准备的阵地，阻挡不住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预料，中国人在几个小时以内到达让，然后直趋色拉山顶。
我作出这种直接了当的但却不夸张的估计，是为了刺激军区司令，使他采取行动。正相反，这对他的震动太大，他似乎瘫痪而不能动作了。他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屋顶，过了一会，他又要求叫他的参谋长来，我到隔壁把西巴尔请来。
森告诉西巴尔，“打电话要求立即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我必须回德里去报告。”西巴尔出去执行他的吩咐；森继续斜倚在床上，似乎是真的瘫痪了。
由于情况紧迫，我得从他口中获得至关重要的决定，因而我继续说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在达旺战斗到底，但是这样，我们很快会被压倒。不然，就把可以撤退的部队全部都撤到色拉去；在那里，我们利用从提斯浦尔能够调来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把那个阵地建立起来。可是，首先你要立即作出决定，我们才能撤到色拉去。
使我吃惊的是，森不理睬我的问题。事实上，他好像没有听见我所说的话。他一心挂念着直升飞机怎么还没有来，他大声叫唤西巴尔，问他打通了电话没有。
“先生，我必须马上得到你的决定，”我催促他，“如果撤离达旺，我们在一两小时以内就要行动。”
“你是师长和军长，”森最后答复说，“你看着办吧！”
我对自己说，第四步兵师恢复本职工作啦！
我对森说，纯粹出于军事考虑，决定了我们撤到色拉，但是对于门巴人的安危，特别是达旺寺庙，我们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森回答说：“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我一定向德里报告”；他再一次查问要求直升飞机的电话打通了没有。
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撤到色拉；但是由于我是在极大的压力下撤退的，我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支援。我建议，在提斯浦尔不管能够集结多少部队，全部都要调到色拉去准备防务。至于达旺寺庙，我建议在庙上升起一面白族，以免敌人破坏。军区司令答称，他没有部队向色拉调派。至于庙里的和尚，森说他比我更了解中国人：不论挂不挂白旗，他们将把和尚、门巴人和在那里的任何人全都杀光。因为我和军区司令谈不出结果，我把计划概要对他重说一遍就走了。
就在机场的上面，在一个山脊上有一个炮兵军官的食堂，我走进食堂打电话，要我的师部人员到这里来会见。我不愿失去机会看一看下面机场上的两位客人，我决定举行一次现场作战会议。
卡尔茵·辛格和所有在场的军官，在半小时内都集合到食堂。我向他们作了形势分析；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决定，撤到色拉去。我用明确的语言讲明意图：
意图：第四炮兵旅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带着全部可能带走的武器与装备撤到色拉去。
然后，我向他们讲明后勤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详细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要抢先赶到让地区，调动更多的运输力量，从那里帮助撤退工作。全体军官都冷静地接受了我的命令。散会之后，分头回到各自的岗位。卡尔茵·辛格正表现出是一个有经验的内行炮手，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炮。他说他将努力把炮都拉出来，但也可能必须破坏一些。他要求我从后方尽可能地多调拨一些吉普车给他。我毫不怀疑，卡尔茵会很好地执行他的任务。
当我在发布命令时，军区司令正在食堂前面的一片草地上踱来踱去。我提议送一杯茶和一些早点给他；但是，当他一听见从提斯浦尔飞来的直升飞机的响声时，他立刻就向机场奔去，拒绝了我们送给他的茶点。他在机场翘首望着飞机，飞机刚一着陆，便立即登机起飞了，没有对我们任何人说一句话。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在下级军官面前的表演，是不能鼓舞人心的。
倒是西巴尔一如既往地和蔼而周到，当直升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提议带我和他们一块回去。他解释说，因为我现在是代理军长，可以要求回到提斯浦尔。但是，不论他的提议多么具有吸引力，我觉得作为军长，我到色拉比回提斯浦尔更能多做些事，所以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得到报告，在纳·卡·拉尔准将指挥下的第六十二旅正调来东北边境特区。拉尔本人已动身前来达旺，但我不能等到那时同他会面了。我给他留下一份书面命令，大意是，尽一切可能就地集合部队，负责保卫让地区和色拉。当我刚要动身去让地区时，碰巧会见了拉尔，我又口头向他作了指示。
让地区离达旺大约只有12英里，但它是在我的撤退计划中，处于战术上关键的地位。简单地描述卡门北部的地形，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我为何如此重视保卫让地区的原因。
达旺地区是一个宽广的山岳地带，它从南边的达旺河开始(高度约7500英尺)，一路徐徐上升到棒山口，大约高达15000英尺，位于达旺以北18英里。达旺在山坡的半中腰，是由一块块高原、山脊和居民区所组成。公路从达旺到了让地区就急转直下到达旺河，公路到此要跨过一个很深的峡谷；在这里架了一座木结构的桥，桥已加固，可通行车辆(正待最终改称为九级桥)。这座桥是渡过水深流急的达旺河的唯一通道。因此，在让地区待命警戒的一个卫兵，在适当时机炸毁该桥，就可以阻挡中国人，推迟他们的前进，使我们赢得时间，在色拉建立阵地和挖壕固守。相反地，如果过早地把桥炸毁，就可能把我们的部队都陷在河对岸的达旺一边。在让地区守卫这座桥，并且及时地破坏它，则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
在达旺，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与政治官员取得联系，把放弃达旺的计划告诉他，特别是要问他，是否需要我帮助撤离当地的门巴人——尤其是著名的达旺寺庙的和尚和庵堂里的尼姑。我派人传话给蒙古亚先生，我急于要见他。
我愿强调撤离门巴人的重要性——至少对那些愿意撤离的人而言。门巴入是爱好和平的，信奉喇嘛教，但是对西藏人并不特别友好。西藏在德让宗直到1951年都委派有错本①，他常常强迫门巴的青年男女到西藏的喇嘛庙和尼姑庵去填补空缺。这种高压措施在当地不得人心。六十年代初，印度军队进驻门巴国②，当地居民对印度部队表示很大的热情和忠诚，也不隐瞒他们对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厌恶。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门巴人，比大多数其他部落的人，更为坚定可靠地拥护我们。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在危难时舍弃他们的原因。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为了怕报复而愿意撤离，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说必须提供他们各种方便。我从来不相信森将军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但是我肯定地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对门巴人采取某种惩罚行动。
蒙吉亚很快来了，他同往常一样，很自负，不烦恼。当我告诉他关于我要放弃达旺的时候，他泰然接受了，虽然他未曾预料到会如此。自从我们一开始同中国对抗，他就是一个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让他同中国司令员谈判(的确中国部队常常提出这种要求)，他就能够使局势得到缓和。现在，当政府的政策以灾难与屈辱告终的时候，他并不浪费时间反过来责备我们，说他“早就告诉你们会如此的”。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回办公室，准备撤离。
我告诉他关于棒山口的情况，虽然山口已被攻克，那里的锡克部队还在阻击中国人。我说我预料高尔瓦尔部队是首先撤出的，然后是旅部，最后是锡克部队；他们在天黑时从前线“散开”，次日天一亮就脱离接触。当我问及喇嘛们的时候，蒙吉亚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寺庙。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就找卡尔茵；然后我强烈地建议他要求寺庙的主持人，立即在寺庙和尼姑庵升起白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按照我的劝告做了，但是结果证明中国人是文明的敌人，完全不像自称无所不知的军区司令所说的那样。
在我满意地看到我的命令已经传达下去并为各有关方面所理解之后，我偕同拉加瓦德准将，奈尔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和我的副官一起动身去让地区，时间大约是11点钟。直到那时，没有关于中国人第二次攻击棒山口的报告。
* * *
在此，我想暂停叙述，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简要的背景情况，关于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导致了10月23日在棒山口的战斗和后来的撤离达旺。
1959年拉萨发生叛乱，达赖喇嘛戏剧性地经过达旺逃到印度；此后，中国人在西藏—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上开始施加压力。当时责任完全落到阿萨姆步枪队的头上。后来决定在东北边境特区部署军队。1959年11月，印度第四师从安巴拉调到东段；该师的第七旅，当时由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帕利特准将指挥，被调到卡门边区。那时候，只有一条吉普车小路通到邦迪拉，再向前去就得步行了(到达旺往返一趟要14天)。因此，第七旅继续驻扎在邦迪拉和登加山谷，只有一个营向前推进到达旺。
边境修路组织，承担着修筑一条全程公路到达旺。随着公路分阶段地向前推进，第七旅的后勤供应能力也提高了。在1961-62年期间，在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兰比尔·辛格准将和后来的达尔维准将的指挥之下，从第七旅调派去保卫达旺的部队日渐增多。
1962年8月，在卡门边区的公路路线情况如下：从提斯浦尔到德让宗是一条全天候都能通行三吨车辆的公路；德让宗到让地区，好天气是能通行一吨车辆的公路；让地区到达旺，是好天气能走吉普车的路；达旺到卢姆拉是骡子路；卢姆拉到伦坡，只有当地山里的小马能走；从伦坡再向前(就是到克节朗河河谷)只有脚夫可通行。
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在达旺，从后勤上说，最多能够维持供应第七旅的不到一个营(炮兵部队包括野战炮、重迫击炮和山炮各一个连)。该旅的第三营驻扎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以南12英里，离达旺大约100英里)。
当建立扯冬哨所时，第九旁遮普联队从达旺推进到伦坡(主要由空运维持)。然后，在1962年9月，森将军强迫下令第七旅向前调到伦坡。这样，不但达旺前方的给养系统不能保证供应，而且达旺地区的防务也遭到破坏。因为仅有第一锡克联队的一个步兵营留守达旺——当然，还有炮兵部队。后来，第四近卫军联队(最近到达登加山谷)也被调去伦坡。
与此同时，军区司令部命令把第六十二步兵旅从拉姆加尔(靠近比哈尔邦的兰奇)调到达旺，代替第七旅。该旅的一个步兵营(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10月的第二周开始到达达旺。到20日，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旅部和两个连的部队都已集中于达旺，接管防御任务。
同时，我安排第四师炮兵旅指挥部(旅长是卡尔茵·辛格)暂时指挥达旺的防务。这是一种特别安排，但是连这个安排也未能落实，最后卡尔茵在10月19日乘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见我，当时中国的进攻已开始，当然他就困在那里了(尽管他及时返回达旺，指挥一次有秩序的撤退)。军区司令仅在这一次对形势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派拉加瓦德准将(第四军军部的主要工程参谋)乘直升飞机到达旺，接管那里旅部的“代理行使职务的”指挥。第四军炮兵司令奈尔准将也同拉加瓦德同机前来。
达旺的防御，以前是由不足一个营兵力的旅部来担任，现在有一个半营兵力驻守了；不过，这半个营是刚刚到达的，并且只有随身携带的袋装弹药。这支部队将获得以下火力的支援，即一个野战炮连，一个山炮团，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排。幸亏这些支援火炮都有一级标准的弹药储备(在正常情况下，可供作战一天之用)。但是，地理范围大广，防御任务艰巨，不是这样一支小部队所能承担的。
达旺是居民点分布很广的一个集合地：有寺庙村落，尼姑庵山脊，政治官员的聚居区，阿萨姆步枪队和陆军兵营，山下的直升飞机场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建筑物。这些居民点散布在五、六平方公里的地区，半隐半现地靠在两大山脊之间的山坡上，山脊是从喜马拉雅山向南延伸到棒山口分开的。达旺本地作为一个防御阵地，是战术上很不好的地区。我之所以指定达旺为防御上“至关重要的地区”，是指在达旺以北大约15-18公里的一个地区，该地区是在潘空塘与马林塘山口之间，与一些小山脊连结着，而且是比较平坦的地方，位于棒山口以南大约8公里。就在这一地区内，有一处是重要的三条道路的交叉点——一条从棒山口向南来，一条从达旺来，一条在查克森过了小庙开始向西越过山脊向下最终到吉米塘所在的克节朗河河谷。从后一条道路上的几处陡峭的羊肠小道，提供了入口，可以越过主要的边界线进入西藏的牧场。(在1960年，有一组中国人，事实上越过了这一处分界线，大概是侦察查克森的寺庙的。)
第一锡克部队在马林塘山口守住主要的防御阵地，是离棒山口不到6公里的地方。在一个较小的名叫通潘拉的山口部署了一个连；该连又派出一个排向北推进，扼守在山脊上的一个前哨基地。这个基地在棒山口阿萨姆步枪队的哨所以南大约1公里的地方。
为了保卫达旺地区，原来计划环绕居民区在防御内线部署一个营。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只有第四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可以驻扎在达旺。这是位于北边大约两公里的一个防御阵地，在一处高地上可以俯视通往棒山口的道路。高尔瓦尔联队的另一个连，被调到达旺以东让地区的山脊上(在沙则)，是为了封锁从棒山口通向东南的道路和绕过达旺直接向下到让地区的河岸线。
野战炮团驻扎在达旺，山炮和重迫击炮连以及机枪排驻扎在锡克部队在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防御阵地。
在这个地区，阿萨姆步枪队各排的部署如下：在达旺本地有两个排，在棒山口哨所一个排，在查克森路上名叫萨马错的地方一个排，在卢姆拉一个排(这个步枪队的第六排已于9月初调往扯冬)。阿萨姆步枪队的指挥部，第四高尔瓦尔联队的指挥部，以及所谓的旅部，当然都设在达旺。
这就是10月20日达旺的形势。锡克联队的防务准备较好，挖壕固守(已有一些时间了)；高尔瓦尔部队正在准备防御工事；旅部没有指挥官。
20日早晨6点半钟，收到第一批的几份电报，说中国人向克节朗河前线进攻。此后不久，第七旅的空中联系中断，全部电讯停止了。这当然引起了谣言纷传。(说真话，谣言还不像克节朗河前线惨败的真实景况那么可怕!)第四炮兵旅旅部发出“待命行动”的指示，并且命令在达旺与第一锡克部队之间加强巡逻。
这一夜安然度过了，第二天同样无事。后来有谣传说，从北边和西边已经听见炮声，这样的胡乱猜想，谣言可能是由于这个事实造成的，那时收到了电报，传来的消息是达尔维的第七旅防区已经瓦解。
从北面驻军收到的唯一扰乱人心的报告是来自棒山口哨所的。在20日，阿萨姆步枪队报告，出现大批的西藏劳工，带着挖掘工具，由中国土兵护送。他们爬上棒山口哨所正北一个突出的山脊，开始使劲地挖战壕，在中国士兵陪同下，他们继续干了一整天。当指挥阿萨姆步枪队的二级准尉，将情况向锡克部队通报时，后者就命令前方的一个排，派出一个步枪分排向前推进，以备万一需要时可作为对阿萨姆步枪队的支援。
这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是21日，挖掘队又在挖工事，继续挖了一整天。然而，在22日，山脊上没有任何行动迹象。预示着不祥的寂静，可能是太寂静了。但是，到这时证实了中部防区和第四师师部从吉米搪撤退的消息：第一锡克联队准备应战。
22日下午，军区司令和西巴尔准将乘直升飞机来了。森简略地视察了旅部。但是正如拉加瓦德后来所说的，丝毫无助于防御工作，只是胡乱许愿，要调派步兵旅和坦克团来帮助解决防御上的困难，完全不顾后勤的实际情况。(23日早晨，他飞往提斯浦尔。)
不久，进攻开始了。10月23日早晨差不多5点钟，中国人用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开战了，集中火力攻打山口上的阿萨姆步枪队哨所，火箭是用来炸毁地堡的。大约20分钟之后，炮击停止了。于是有500-6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一定事先隐藏在前面山脊上最近挖掘的战壕里，从那里向哨所发动进攻。阿萨姆部队尽力之所能进行了还击，但是很快被压倒，只有几个人幸免于死亡或被俘。前一天，锡克部队为支持这个哨所派出的一个分排，按照计划终于没法撤回原地。
然后，中国人几次企图冲向锡克排的阵地。第一次进攻，大约在早晨7点钟，以重大的伤亡被击退。一个小时之后，第二次冲锋，遇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到那时，锡克排的弹药快用完了，尽管连部组织了一个补充供应队。二级准尉约金德·辛格是排的指挥官，他当时受了伤但是拒绝后撤，甚至拒绝撤退他的排。一小时后，来了一次更猛烈的攻击，并有重武器的支援。再一次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可是在强烈的肉搏战之后，阵地被攻克了，只有四个人幸免被杀或被俘。(约金德·辛格在被俘期间因伤死亡，为了英勇御敌被授予最高英维转轮奖章。他是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唯一获得这种奖章的人。)
该连阵地(D连)的战斗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中国人几次企图从不同方向冲向这一阵地，但是一再遭受损失而被击退。从马林塘山口支援该连阵地的防御炮火很有效力。进攻持续到将近中午，然后中国人的企图受挫，他们在掩护下后撒。但是发现有几群敌人沿着山腰向两翼前进，显然是试图向达旺渗透。
刚到下午，D连接到命令，重返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阵地，于是该连撤到营本部驻地。傍晚，锡克联队也奉命撤退。他们要在黑夜行军，经过达旺调往让地区。午夜一过，他们在D连的掩护下，能够有秩序的撤退。在主力部队清理了全部武器与弹药之后，D连最后放弃了马林塘山口阵地。该营在夜间经过达旺，24日上午差不多8点钟，到达了让地区。从那里他们被空运到色拉山顶。
锡克联队是第一支成功地击退了中国的一次猛烈冲击的部队。结果他们奉命撤退。然而这是按上级指挥部命令进行的一次有计划的战术撤退，这个计划是调到后方一个预先选好的阵地，(希望)在那里驻守并在将来某日再一次战斗。
高尔瓦尔联队在达旺未进行战斗。在达旺的营部和一个连，奉命于23日当天撤退，到中午他们出发去让地区。但是在棒山口—让地区那条路上的一个连，决定尽可能持久地坚守阵地，为了阻止中国人及时到达让地区进行两翼包抄。只有在天黑以后，当全部军队撤离了达旺，高尔瓦尔联队才前往指定的集合地——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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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继续我自己的叙述，当我到达让地区时，我发现整个村子处于满是灰尘的混乱状态。许多车辆在灰尘中正在倒转方向。我很惊讶，听说在让地区的部队，已接到提斯浦尔的命令，要毁掉全部仓库，封锁交通，撤到邦迪拉去。我立即派一位军官到让的检查岗哨，命令把关卡栅栏放下来，禁止任何车辆向后方行驶。然后我告诉在场的高级军官马朱木达尔少校(他是在让的边境修路机构的一位工程指挥官)，我说从那时起，今后他要听从我的命令，或者我去色拉以后，他听从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我向他解释了撤退计划的大致情况，并且强调了让桥的重要性。我告诉他，他的任务是，为第四炮兵旅从达旺撤退提供方便；只有得到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才能破坏这座桥。
运输的混乱花了一些时间才整顿好，因为只有一条陡峭而狭窄的道路，绕过让这个村子弯曲前进，但是终于全部车辆排成一行面向达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朱木达尔，因为自从我到达之时起，他处理工作的效率颇高。不费多少时间，他就掌握了我的撤退计划的要领。此后，他就不再理睬通过本单位的指挥渠道所接到的命令。鉴于作战的危急，他毫不怀疑地接受我的指挥。他以极大的干劲和魄力进行工作，安排护送队排成一列车队向达旺行驶。后来，再一次证明，他是在执行危急任务中最理想的人选。因为我以后还将叙述，他不仅按照预定的时和分，而且选好了确切的秒，爆炸了让桥，因而给予向前推进的中国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在我开始对色拉山顶进行防御侦察以前，我愿谈谈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努拉农，是从色拉到让在山谷半路的一个休息地方。在此简短地描绘一下色拉地区，会有助于读者更加容易地理解它在战术上的地位。
从邦迪拉经过德让宗到色拉的道路，过了申隔宗徐徐上升颇为陡峭，一直到色拉山顶。在这里，道路是在两边都是突出的高峰之间通过，每一高峰都在14600英尺以上。山口处大约有14000英尺高。
色拉山顶上的平坦地区相当广阔，包括两个小湖，湖边都是大片的杜鹃花丛。色拉山顶以西约两英里处，山谷开始陡然垂下，通向让地区，而且变得狭窄——直到努拉农，离色拉山顶约10公里，山谷变得十分紧缩，两边都是高耸的树林茂密的山坡。因此，努拉农是一个理想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而且略经工程兵的努力，还可进一步得到加强。一埃我看到让地区的事务料理好了，我就奔向此处。
我在下午到达努拉农，它是一个供应营地。只见这里同让地区一样，部队很混乱，人人部匆忙地准备撤退到邦迪拉去。然而，我发现陆军后勤部的一个年青军官，他能响应我的紧急要求，立即开始重新恢复这个已被完全拆除的营地。我到达那里真算是及时。我告诉他，拉尔准将很快就要经过此地，并且随后颁发命令要保卫色拉地区，包括努拉农在内。
在迅速进行侦察之后，拉加瓦德认为只需有限度的爆破和其他工程，努拉农将证明是一个最好的阻击阵地。他要留下来，作更详细的侦察；但是我知道更加迫切需要他去色拉。一挨指定调到这个哨所的部队到达时，他可以再回来。所以我就集合我的参谋动身去色拉山顶。那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白天只剩下几个小时可以对色拉山顶进行侦察了。我希望第二天上午拉尔的一些部队能够从提斯浦尔到达此地，并开始准备防务。我急于赶到色拉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担心森可能颁发进一步的命令。很明显，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只能是出自他；而他完全知道我的计划是要在色拉坚守。可能那天清早他在蒙陇状态中，对我所说的话未曾听进去；不管怎么说，他和他的参谋对卡门边区的地理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不管他再下什么命令，我已下决心以色拉山顶为基地建立第四师的防务；因为在整个卡门边区，再没有与此相类似的防御阵地了。
第十章
准备色拉一战
现在，由于增加了军长的职务，我是双肩挑了，我必须制定一个军的防御计划大纲。这一点，只是在我从努拉农去色拉的最后一段路上才想到的。
制定新计划的正常程序是，由我开始制定一个军的计划纲要，再下达到师，制定出第四师的计划，然后订出旅的计划。但是，我已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程序办事了。我现在色拉，首先我要制定一个旅的防卫计划，以便在山口上端建立防御阵地。实际上，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应该是旅长的任务，但是此时此地我不能拘泥于这些细节了；我决定立即开始准备防务。我不仅担心敌人的进攻，而且对森怀有忧虑；我深恐当森知道我制抵了他后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并在色拉集中防御力量时，他会发布新的相反的命令。
当我到达色拉山顶的时候，我发现提斯浦尔既未调部队来，也未派来联络官，而且并未着手做什么工作。我带着奈尔和拉加瓦德两位准将同我一道，对这个地区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检查，以便他们以后代表我向第六十二旅旅长介绍情况。
我制定的一个旅在色拉地区的防御计划大纲如下：
(1)前沿防区由第六十二步兵旅驻守，包括由提斯浦尔来的一个旅中抽出的一个营和一个炮兵团；
(2)主要防务集中在色拉山顶本区，初步安置一个营在努拉农，作为掩护部队；
(3)从努拉农营中调出一个连，在让坚守进行阻击战的阵地。
我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了这个计划大纲，交给奈尔，我粗略地向他指出防御阵地在地面上的范围，便于他转达即将从达旺来的拉尔。所有的细节，我都留给旅长同我的参谋共同商定。我同奈尔的安排刚结束，由于我急于同第四军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部通电话，便立即动身去德让宗。
申隔宗这个村子，位于色拉东南方约四五英里的地方，边境修路队在公路旁建立了不大的营地。从申隔宗向东，突出一个纵长而又顶部平坦的山脊，我觉得这里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空投区。我在脑中记了一笔，准备将这个设想传达给我的军部。同时，我有一项更为紧急的任务要完成，因为在这里盛传人们都准备逃到邦迪拉后方去。我在申隔宗附近的路上，碰见山炮团的一个连正准备撤退。他们原先是调来保卫达旺的，现在调转炮车准备回邦迪拉。我找到他们的负责军官，向他下达了新的指示，叫他把这一连炮兵开到色拉向奈尔准将报到待命。在那条狭窄的路上，要使这些炮车调转方向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一连炮兵很快就都面向正确的方向，排成了车队。我知道奈尔看见这么多的炮兵调到色拉，一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到达那个防区的第一支部队。
向前走不远，我到了边境修路队的一个较大的营地。这里也在准备全部撤到邦迪拉去。我费了不少时间，才说服负责这个营地的青年工程官员，取消了他的撤退命令，同时向他说明我有权发布新的命令，让他们留在原地。最后他接受了对我的“信任”，开始从车上卸下已经装好的东西。从此以后，每走几英里，在每一个修路队的营地，都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也重复地做了工作。常常是颇费口舌，才说服他们调转他们急于向后方逃到邦迪拉去的小队伍。
最后我到了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这个营地距离取名为德让宗的大村子有几英里，位于塔马帕丘河谷之中，这条河从德让宗徐徐东流，经过邦迪拉山岳的北麓。(公路也沿着河岸走，直到拉亨开始爬上邦迪拉山坡。)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是一个规模很大、设计优良的营地，作为一个前哨地区是太“豪华”了。这里一直是桑杜中校的指挥部，他是达旺修路工程(灯塔工程)的指挥官。
我知道桑杜是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向行动抓紧时间。但是到此紧急关头，我发现他却要去邦迪拉后方，已经部分地拆毁了德让宗的营地。他告诉我，他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回到邦迪拉去，需要他到那里帮助建设第四师的防御工事。(后来某一天，森否认发出过这种命令；桑杜向我透露说，森曾亲自打电话给他，进一步肯定了撤到邦迪拉去的命令。)
幸好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桑杜就接受了我的新指示，取消了撤退的命令。我告诉他，我打算临时把我的指挥部设在德让宗营地，一直等到申隔宗建起一个交通网，那时我再把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设在那里的坑道工兵营。德让宗营地是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各种舒适的条件，而且由于它低于申隔宗营地足有四五千英尺，可以躲避山区高原刺骨的严寒和冰冷的狂风。然而，这里也是战术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四面被高耸的山脊和峰峦所包围，它被封闭起来了。我永远不理解，为何在我离开师部以后，竟然远择德让宗营地作为师的战术指挥部的驻地：简直是自讨苦吃。
桑杜一旦接受了我的命令，便卸下他的车辆，又开始建立他的交通网。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检查在让、努拉农和色拉防务的进展情况。我依次与各地联系，得悉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感到很满意。然后，我打电话给提斯浦尔，请军区司令讲话。
我决定对森说出来，为什么他仓皇下令向后逃跑到邦迪拉去。他在达旺断然拒绝承担对作战形势采取任何决定的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扔给了我，很不体面地匆匆飞回平原。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的全部贡献就是告诉我，如果中国人抓住我们，定会全都杀死；他还粗暴地对我说，他无法调动部队帮助我保卫色拉。他大概已经批准了我在色拉建立防务的计划，因为我把计划告诉他时，他未加评论。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后来他竟背着我发布了相反的命令，命令所有的人都后撤到邦迪拉。如果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碰巧我到各地去的话，那么一切人员、武器、车辆、给养都会从让、努拉农、申隔宗、德让宗以及沿公路的各营地撤离了。我认为，至少这个问题是需要有人作出解释的。
当我接通军区司令办公室的电话时，西巴尔来接电话，我的满腔怒火都向他倾泻了。我如实地告诉他，没有同我商量就下令撤到邦迪拉，我是怎样想的，我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当我还要继续激烈指责时，森亲自来接电话，而且采取了攻势。以下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当时的对话：
“你的撤退是糊涂虫的愚蠢作法”，森说，“我的命令是要你向后撤，并且在让而不是在色拉建立阵地”。
起先我以为森可能是疯了，或者复发了克节朗河的综合病症。在这里他又主张在高山下的谷底建立防御阵地。
“我认为你自己也不知在说什么吧，先生，”我不太尊敬地说，“事实上，你曾拒绝下达任何命令。至于让，那是第二个克节朗河战线，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我不准备接受你进一步的任何命令。”
电话线的对方发出气急败坏的噪声。不等他再说下去，我告诉他，他要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已造成最危险的局势。
“我没有发这样的命令，”森说，他又把话筒交给西巴尔，我继续同西巴尔对话。我明确地向他表示，他们一而再地拆我的台，我再也不能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命令而把我的部队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了。西巴尔吃了一惊。我继续告诉他，在我看来很明显，对于地面上的让、色拉和邦迪拉有关的地理形势，军区司令是毫无所知，而且把这些地名都弄得混乱了；他也根本不知道这些阵地的每一处在战术上的价值。我已决定，避免陷入另一个克节朗河的困境。
我以个人名义向提斯浦尔另发一份电报，这是给军部的。电文如下：“中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我们必须派巡逻部队去找回我们的死伤人员。通过红十字会，一定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战俘的福利问题。”后来我又多次敦促，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无人重视此事。
然后，我与师的后方指挥部联系，同我的高级后勤参谋夏木谢尔·辛格中校谈了话。我简要地对他讲了当天我所做的事，以及我尚未充分决定但可能要制定的计划。夏木谢尔告诉我，第四十八步兵旅和第六十五步兵旅已指定拨给我的师，并已开始向山上调动。我告诉他，在路上的第一个旅应该经过德让宗营地直趋申隔宗，另一个旅应去邦迪拉。我可能把登加山谷(在米萨马里和邦迪拉之间)作为今后第四师后方指挥部的驻地。
我还对夏木谢尔慨略地讲了色拉防务的后勤计划，并且催促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开始空运口粮、弹药和防御储备。我说明空投的最好地点是在色拉山顶的正东和在申隔宗山坡。为了装备第六十二旅，我要求至少提供七天的口粮和充足的第一线标准的弹药，作为一项最优先的措施。我授权他代表我向军部传达这些指示(因为我仍在执行军长的职务)。我让他一埃空运开始就上山来，到德让宗见我，我打算早日在德让宗举行一次参谋会议。在此，我可以提一句，军部人员仍没有什么表示，没有答应到德让宗或色拉视察，事实上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
在打完这些紧急电话之后，我终于有了时间可以专心考虑备战问题了。我多少有了决心要具体部署几个旅的兵力完成师的防御计划，但我打算在次日一早侦察申隔宗地区以后，再采取坚决的措施。但是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的作战问题，那就是要挫败中国人从北面越过色拉防御阵地的企图。
有一条在高山地带的迂回便道，大半是牦牛小路，它从达旺下来绕过色拉北部的边缘，通过波辛山口向南，穿过登班村到邦迪拉(波辛山口距离邦迪拉北部是三天的路程)。轻装步兵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越过色拉，而不用攻打色拉的主要防御阵地，即可构成对邦迪拉的威胁。我决定沿这一路线设置障碍，在波辛山口建立一个营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营，所以我立即调动至少一个排去；这样，在山口能够设防以前，这个排可以起到监听站的作用。
我走遍营地进行搜索，发现第七三道格拉联队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德让宗。我知道这个营必须进行整编之后才能再作战；我就临时凑成一个排，命令这个排自备七天的口粮，立即从德让宗动身，沿着小道向北步行到波辛山口。
次日，10月24日早晨，我及时起床上路去申隔宗。大概我是6点钟动身的，7点钟到达申隔宗。我用了两个小时，围着村子进行侦察，特别注意从村子向东、向南和再向东的山坡。我决定在这个地区部署两个营的兵力，这里还有余地，可以容纳我的战术指挥部及有关人员。
我不能如愿地早些去色拉山顶，因为在德让宗还有很多的杂事要处理。我继续与奈尔准将保持联系(他在山顶过夜)，了解从达旺撤退的进行情况。他告诉我的好消息是，从棒山口来的锡克部队和从沙则来的高尔瓦尔部队，已经开始到让和努拉农。显然，中国人在前一夜未发动第二次攻击，因而这两个营都能全部逃脱出来了。他们甚至已经迁入新的驻地，虽然疲劳但是精神良好。我想打听蒙吉亚是如何计划撤离文官政府和居民的，但是直到那时还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奈尔准将通知我，拉加瓦德准将已前往努拉农筹划爆破事宜。听到这一切，我对于色拉的准备工作颇有信心了。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回到德让宗营地，认真着手完成师的防御计划。
刚到下午，从提斯浦尔来了一位客人，是古拉姆·塞以德准将。我同塞以德已相识多年，自从他进入印度军事学院学习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比我小一岁，是个愉快、和蔼的海德拉巴人，但他比同期入伍的一班人都大一些。我很纳闷，他为什么到这些高地来。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这支部队甚至到了那样困难的时刻还来参加第四师。他本人是不会长期留下来同我共事的，因为已经预先通知他，将委任另一位旅长来代替他，他将被解除现役职务返回平原去；我告诉他，他的旅有两个营，最终将在申隔宗地区的一个阵地设防，第三个营指定去波辛山口。同时我告诉他，在他离职以前，帮助我们准备接受和指挥陆续开到的部队。(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接班人又阻止第六十五旅前来，而把他们留在德让宗地区，就在师部的旁边。)
最后，当我只剩一个人留在茅屋时，我反复思考我的师所遭到的一系列事与愿违的境遇。现在的第四师是名存实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役中，第四师曾赢得崇高的荣誉，原来的三个旅是第五、七和十一旅。现在，他们都不复存在了，为第四十八、六十二和六十五旅所代替了。那天傍晚，我不理解的是，不久师本部也将派来新的将军。老的第四师再也没有留下一个旅或旅长。如果成立一个新的师，倒是对于历史更为公平些。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一个师象我们的“红鹰师”那样，受到现在掌握大权的当局如此的亏待。后来事实证明，命运并没有结束对第四师的折磨：更多的变化很快就接通而来。
我召集我的参谋、边境修路组织和其他单位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因为有些军官从未到过德让宗的前方，我向他们讲述了色拉地区的地形。我说明色拉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它位于险要的河流屏障的后面(让地区的达旺河)；它是一个纵深而狭窄的峡谷，在努拉农提供了最好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色拉山顶以其马蹄形的结构，崎岖的山峰和内在的空投区，作为一个驻防四个营的防御阵地是无可挑剔的。而且，申隔宗地区为一个旅配合主要阵地进行纵深支援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至于绕过色拉的问题，敌人可能会这样做，但只能是依靠牦牛或脚夫运输的部队，而不可能动用任何大的兵力。
然后，我把从奈尔准将等人得到的消息也告诉他们。在第四炮兵旅部指挥下的达旺驻军和两个步兵营，都已成功地与敌军脱离接触，现在正撤至色拉阵地。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让地区作为掩护部队。不久将增调两个旅和一个野战炮团来参加本师。我估计，敌人的企图是迅速地穷追，但是不论他们行军多么快速，在努拉农直到10月27日，在色拉至少到10月29日，他们还不可能严重干扰我们的准备工作。进行一次更有组织的进攻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色拉防务所需的物资很快运来，到10月29日，我们应该是有充分的准备了。工程上所需要的物资，应给予优先的供应，这是为了在让和努拉农执行爆破任务。我告诉他们，我已接到提斯浦尔的通知，第一批供应的空投飞行，已经从提斯浦尔起飞前来色拉。
然后，我也讲了师的防御计划大纲。
(1)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四个营的防御地区，部署在色拉山顶，掩护阵地直到让地区；
(2)一个旅欠一个营(可能是第六十五旅)坚守申隔宗的防地；
(3)一个旅(第四十八旅)在邦迪拉防地；
(4)一个营在波辛山口的防御地区；
(5)师的战术指挥部在申隔宗；
(6)师的指挥部和行政管理地区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的正南)。
此后，有关给养、弹药、运输分配以及其他后勤行政事务，都由我的参谋等人制定详细的计划。我提醒我的射击教官曼诺哈尔，当第六十五旅的第三营经过德让宗等候补充给养时，把他们扣住，并指示他们改道去波辛山口。
我密切地监督着达旺驻军调到色拉的进行情况。最新的报告是，除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了野战炮和沉重的军需品以外，撤退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因为不可能把野战炮拉回来，所以就把它们从陡峭的山坡滚到下面的河里去了，沉重的军需品也尽可能地加以销毁或破坏。卡尔茵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0月24日下午，我对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颇为满意，我有信心，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在色拉阻击敌人了。举例说，我们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阵地上，而不是由那些从来不视察地面的上级将军们根据地图盲目加以调遣摆布的。虽然过去的一些日子，遭受了各种的艰难困苦与紧张，我们部队的士气还是异常的好。只要色拉准备好了，战争将转为对我们有利。
到傍晚，从让来的一个报告，使我一度感到不安。沿沙则路线向后撤的高尔瓦尔联队似乎有些动摇了。事实上，据后来的了解，他们未按照需要，部署一个连固守在让，作为一支阻击力量，而是全营狼狈撤到努拉农，并在撤退过程中，丢下一些三英寸的迫击炮。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有时会发生的：一时的惊慌，导致暂时的失去控制，官兵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冷静。我很高兴地说，第二天晚上，该营找回了失去的迫击炮，最后，当该营面对中国人第一次向他们在努拉农的阵地进攻时，他们按照印度陆军最好的传统进行战斗。该营指挥官巴塔恰里亚中校，后来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正如我所预期的，在让地区的青年工程军官，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炸桥任务。我听说，他一直等到我们的部队全部过了桥。敌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是正当中国人企图从另一边冲上桥的时候，桥爆炸了。很明显，在让的这一行动给予中国人必要的警告。他们撤回到通往达旺方向的山上，有相当一段时间未再露面。事实上，如果再要向必然是难以克服的色拉防御阵地发动进攻，中国人必须三思而后行。在那时候，我有信心，如果给予大约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们能够使色拉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能够抵挡任何攻击，除非中国以两个师的兵力进行一次精心布置的大规模进攻。
在迅速进行侦察之后，拉加瓦德认为只需有限度的爆破和其他工程，努拉农将证明是一个最好的阻击阵地。他要留下来，作更详细的侦察；但是我知道更加迫切需要他去色拉。一挨指定调到这个哨所的部队到达时，他可以再回来。所以我就集合我的参谋动身去色拉山顶。那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白天只剩下几个小时可以对色拉山顶进行侦察了。我希望第二天上午拉尔的一些部队能够从提斯浦尔到达此地，并开始准备防务。我急于赶到色拉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担心森可能颁发进一步的命令。很明显，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只能是出自他；而他完全知道我的计划是要在色拉坚守。可能那天清早他在蒙陇状态中，对我所说的话未曾听进去；不管怎么说，他和他的参谋对卡门边区的地理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不管他再下什么命令，我已下决心以色拉山顶为基地建立第四师的防务；因为在整个卡门边区，再没有与此相类似的防御阵地了。
第十章
准备色拉一战
现在，由于增加了军长的职务，我是双肩挑了，我必须制定一个军的防御计划大纲。这一点，只是在我从努拉农去色拉的最后一段路上才想到的。
制定新计划的正常程序是，由我开始制定一个军的计划纲要，再下达到师，制定出第四师的计划，然后订出旅的计划。但是，我已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程序办事了。我现在色拉，首先我要制定一个旅的防卫计划，以便在山口上端建立防御阵地。实际上，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应该是旅长的任务，但是此时此地我不能拘泥于这些细节了；我决定立即开始准备防务。我不仅担心敌人的进攻，而且对森怀有忧虑；我深恐当森知道我制抵了他后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并在色拉集中防御力量时，他会发布新的相反的命令。
当我到达色拉山顶的时候，我发现提斯浦尔既未调部队来，也未派来联络官，而且并未着手做什么工作。我带着奈尔和拉加瓦德两位准将同我一道，对这个地区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检查，以便他们以后代表我向第六十二旅旅长介绍情况。
我制定的一个旅在色拉地区的防御计划大纲如下：
(1)前沿防区由第六十二步兵旅驻守，包括由提斯浦尔来的一个旅中抽出的一个营和一个炮兵团；
(2)主要防务集中在色拉山顶本区，初步安置一个营在努拉农，作为掩护部队；
(3)从努拉农营中调出一个连，在让坚守进行阻击战的阵地。
我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了这个计划大纲，交给奈尔，我粗略地向他指出防御阵地在地面上的范围，便于他转达即将从达旺来的拉尔。所有的细节，我都留给旅长同我的参谋共同商定。我同奈尔的安排刚结束，由于我急于同第四军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部通电话，便立即动身去德让宗。
申隔宗这个村子，位于色拉东南方约四五英里的地方，边境修路队在公路旁建立了不大的营地。从申隔宗向东，突出一个纵长而又顶部平坦的山脊，我觉得这里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空投区。我在脑中记了一笔，准备将这个设想传达给我的军部。同时，我有一项更为紧急的任务要完成，因为在这里盛传人们都准备逃到邦迪拉后方去。我在申隔宗附近的路上，碰见山炮团的一个连正准备撤退。他们原先是调来保卫达旺的，现在调转炮车准备回邦迪拉。我找到他们的负责军官，向他下达了新的指示，叫他把这一连炮兵开到色拉向奈尔准将报到待命。在那条狭窄的路上，要使这些炮车调转方向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一连炮兵很快就都面向正确的方向，排成了车队。我知道奈尔看见这么多的炮兵调到色拉，一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到达那个防区的第一支部队。
向前走不远，我到了边境修路队的一个较大的营地。这里也在准备全部撤到邦迪拉去。我费了不少时间，才说服负责这个营地的青年工程官员，取消了他的撤退命令，同时向他说明我有权发布新的命令，让他们留在原地。最后他接受了对我的“信任”，开始从车上卸下已经装好的东西。从此以后，每走几英里，在每一个修路队的营地，都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也重复地做了工作。常常是颇费口舌，才说服他们调转他们急于向后方逃到邦迪拉去的小队伍。
最后我到了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这个营地距离取名为德让宗的大村子有几英里，位于塔马帕丘河谷之中，这条河从德让宗徐徐东流，经过邦迪拉山岳的北麓。(公路也沿着河岸走，直到拉亨开始爬上邦迪拉山坡。)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是一个规模很大、设计优良的营地，作为一个前哨地区是太“豪华”了。这里一直是桑杜中校的指挥部，他是达旺修路工程(灯塔工程)的指挥官。
我知道桑杜是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向行动抓紧时间。但是到此紧急关头，我发现他却要去邦迪拉后方，已经部分地拆毁了德让宗的营地。他告诉我，他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回到邦迪拉去，需要他到那里帮助建设第四师的防御工事。(后来某一天，森否认发出过这种命令；桑杜向我透露说，森曾亲自打电话给他，进一步肯定了撤到邦迪拉去的命令。)
幸好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桑杜就接受了我的新指示，取消了撤退的命令。我告诉他，我打算临时把我的指挥部设在德让宗营地，一直等到申隔宗建起一个交通网，那时我再把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设在那里的坑道工兵营。德让宗营地是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各种舒适的条件，而且由于它低于申隔宗营地足有四五千英尺，可以躲避山区高原刺骨的严寒和冰冷的狂风。然而，这里也是战术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四面被高耸的山脊和峰峦所包围，它被封闭起来了。我永远不理解，为何在我离开师部以后，竟然远择德让宗营地作为师的战术指挥部的驻地：简直是自讨苦吃。
桑杜一旦接受了我的命令，便卸下他的车辆，又开始建立他的交通网。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检查在让、努拉农和色拉防务的进展情况。我依次与各地联系，得悉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感到很满意。然后，我打电话给提斯浦尔，请军区司令讲话。
我决定对森说出来，为什么他仓皇下令向后逃跑到邦迪拉去。他在达旺断然拒绝承担对作战形势采取任何决定的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扔给了我，很不体面地匆匆飞回平原。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的全部贡献就是告诉我，如果中国人抓住我们，定会全都杀死；他还粗暴地对我说，他无法调动部队帮助我保卫色拉。他大概已经批准了我在色拉建立防务的计划，因为我把计划告诉他时，他未加评论。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后来他竟背着我发布了相反的命令，命令所有的人都后撤到邦迪拉。如果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碰巧我到各地去的话，那么一切人员、武器、车辆、给养都会从让、努拉农、申隔宗、德让宗以及沿公路的各营地撤离了。我认为，至少这个问题是需要有人作出解释的。
当我接通军区司令办公室的电话时，西巴尔来接电话，我的满腔怒火都向他倾泻了。我如实地告诉他，没有同我商量就下令撤到邦迪拉，我是怎样想的，我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当我还要继续激烈指责时，森亲自来接电话，而且采取了攻势。以下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当时的对话：
“你的撤退是糊涂虫的愚蠢作法”，森说，“我的命令是要你向后撤，并且在让而不是在色拉建立阵地”。
起先我以为森可能是疯了，或者复发了克节朗河的综合病症。在这里他又主张在高山下的谷底建立防御阵地。
“我认为你自己也不知在说什么吧，先生，”我不太尊敬地说，“事实上，你曾拒绝下达任何命令。至于让，那是第二个克节朗河战线，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我不准备接受你进一步的任何命令。”
电话线的对方发出气急败坏的噪声。不等他再说下去，我告诉他，他要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已造成最危险的局势。
“我没有发这样的命令，”森说，他又把话筒交给西巴尔，我继续同西巴尔对话。我明确地向他表示，他们一而再地拆我的台，我再也不能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命令而把我的部队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了。西巴尔吃了一惊。我继续告诉他，在我看来很明显，对于地面上的让、色拉和邦迪拉有关的地理形势，军区司令是毫无所知，而且把这些地名都弄得混乱了；他也根本不知道这些阵地的每一处在战术上的价值。我已决定，避免陷入另一个克节朗河的困境。
我以个人名义向提斯浦尔另发一份电报，这是给军部的。电文如下：“中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我们必须派巡逻部队去找回我们的死伤人员。通过红十字会，一定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战俘的福利问题。”后来我又多次敦促，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无人重视此事。
然后，我与师的后方指挥部联系，同我的高级后勤参谋夏木谢尔·辛格中校谈了话。我简要地对他讲了当天我所做的事，以及我尚未充分决定但可能要制定的计划。夏木谢尔告诉我，第四十八步兵旅和第六十五步兵旅已指定拨给我的师，并已开始向山上调动。我告诉他，在路上的第一个旅应该经过德让宗营地直趋申隔宗，另一个旅应去邦迪拉。我可能把登加山谷(在米萨马里和邦迪拉之间)作为今后第四师后方指挥部的驻地。
我还对夏木谢尔慨略地讲了色拉防务的后勤计划，并且催促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开始空运口粮、弹药和防御储备。我说明空投的最好地点是在色拉山顶的正东和在申隔宗山坡。为了装备第六十二旅，我要求至少提供七天的口粮和充足的第一线标准的弹药，作为一项最优先的措施。我授权他代表我向军部传达这些指示(因为我仍在执行军长的职务)。我让他一埃空运开始就上山来，到德让宗见我，我打算早日在德让宗举行一次参谋会议。在此，我可以提一句，军部人员仍没有什么表示，没有答应到德让宗或色拉视察，事实上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
在打完这些紧急电话之后，我终于有了时间可以专心考虑备战问题了。我多少有了决心要具体部署几个旅的兵力完成师的防御计划，但我打算在次日一早侦察申隔宗地区以后，再采取坚决的措施。但是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的作战问题，那就是要挫败中国人从北面越过色拉防御阵地的企图。
有一条在高山地带的迂回便道，大半是牦牛小路，它从达旺下来绕过色拉北部的边缘，通过波辛山口向南，穿过登班村到邦迪拉(波辛山口距离邦迪拉北部是三天的路程)。轻装步兵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越过色拉，而不用攻打色拉的主要防御阵地，即可构成对邦迪拉的威胁。我决定沿这一路线设置障碍，在波辛山口建立一个营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营，所以我立即调动至少一个排去；这样，在山口能够设防以前，这个排可以起到监听站的作用。
我走遍营地进行搜索，发现第七三道格拉联队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德让宗。我知道这个营必须进行整编之后才能再作战；我就临时凑成一个排，命令这个排自备七天的口粮，立即从德让宗动身，沿着小道向北步行到波辛山口。
次日，10月24日早晨，我及时起床上路去申隔宗。大概我是6点钟动身的，7点钟到达申隔宗。我用了两个小时，围着村子进行侦察，特别注意从村子向东、向南和再向东的山坡。我决定在这个地区部署两个营的兵力，这里还有余地，可以容纳我的战术指挥部及有关人员。
我不能如愿地早些去色拉山顶，因为在德让宗还有很多的杂事要处理。我继续与奈尔准将保持联系(他在山顶过夜)，了解从达旺撤退的进行情况。他告诉我的好消息是，从棒山口来的锡克部队和从沙则来的高尔瓦尔部队，已经开始到让和努拉农。显然，中国人在前一夜未发动第二次攻击，因而这两个营都能全部逃脱出来了。他们甚至已经迁入新的驻地，虽然疲劳但是精神良好。我想打听蒙吉亚是如何计划撤离文官政府和居民的，但是直到那时还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奈尔准将通知我，拉加瓦德准将已前往努拉农筹划爆破事宜。听到这一切，我对于色拉的准备工作颇有信心了。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回到德让宗营地，认真着手完成师的防御计划。
刚到下午，从提斯浦尔来了一位客人，是古拉姆·塞以德准将。我同塞以德已相识多年，自从他进入印度军事学院学习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比我小一岁，是个愉快、和蔼的海德拉巴人，但他比同期入伍的一班人都大一些。我很纳闷，他为什么到这些高地来。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这支部队甚至到了那样困难的时刻还来参加第四师。他本人是不会长期留下来同我共事的，因为已经预先通知他，将委任另一位旅长来代替他，他将被解除现役职务返回平原去；我告诉他，他的旅有两个营，最终将在申隔宗地区的一个阵地设防，第三个营指定去波辛山口。同时我告诉他，在他离职以前，帮助我们准备接受和指挥陆续开到的部队。(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接班人又阻止第六十五旅前来，而把他们留在德让宗地区，就在师部的旁边。)
最后，当我只剩一个人留在茅屋时，我反复思考我的师所遭到的一系列事与愿违的境遇。现在的第四师是名存实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役中，第四师曾赢得崇高的荣誉，原来的三个旅是第五、七和十一旅。现在，他们都不复存在了，为第四十八、六十二和六十五旅所代替了。那天傍晚，我不理解的是，不久师本部也将派来新的将军。老的第四师再也没有留下一个旅或旅长。如果成立一个新的师，倒是对于历史更为公平些。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一个师象我们的“红鹰师”那样，受到现在掌握大权的当局如此的亏待。后来事实证明，命运并没有结束对第四师的折磨：更多的变化很快就接通而来。
我召集我的参谋、边境修路组织和其他单位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因为有些军官从未到过德让宗的前方，我向他们讲述了色拉地区的地形。我说明色拉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它位于险要的河流屏障的后面(让地区的达旺河)；它是一个纵深而狭窄的峡谷，在努拉农提供了最好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色拉山顶以其马蹄形的结构，崎岖的山峰和内在的空投区，作为一个驻防四个营的防御阵地是无可挑剔的。而且，申隔宗地区为一个旅配合主要阵地进行纵深支援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至于绕过色拉的问题，敌人可能会这样做，但只能是依靠牦牛或脚夫运输的部队，而不可能动用任何大的兵力。
然后，我把从奈尔准将等人得到的消息也告诉他们。在第四炮兵旅部指挥下的达旺驻军和两个步兵营，都已成功地与敌军脱离接触，现在正撤至色拉阵地。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让地区作为掩护部队。不久将增调两个旅和一个野战炮团来参加本师。我估计，敌人的企图是迅速地穷追，但是不论他们行军多么快速，在努拉农直到10月27日，在色拉至少到10月29日，他们还不可能严重干扰我们的准备工作。进行一次更有组织的进攻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色拉防务所需的物资很快运来，到10月29日，我们应该是有充分的准备了。工程上所需要的物资，应给予优先的供应，这是为了在让和努拉农执行爆破任务。我告诉他们，我已接到提斯浦尔的通知，第一批供应的空投飞行，已经从提斯浦尔起飞前来色拉。
然后，我也讲了师的防御计划大纲。
(1)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四个营的防御地区，部署在色拉山顶，掩护阵地直到让地区；
(2)一个旅欠一个营(可能是第六十五旅)坚守申隔宗的防地；
(3)一个旅(第四十八旅)在邦迪拉防地；
(4)一个营在波辛山口的防御地区；
(5)师的战术指挥部在申隔宗；
(6)师的指挥部和行政管理地区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的正南)。
此后，有关给养、弹药、运输分配以及其他后勤行政事务，都由我的参谋等人制定详细的计划。我提醒我的射击教官曼诺哈尔，当第六十五旅的第三营经过德让宗等候补充给养时，把他们扣住，并指示他们改道去波辛山口。
我密切地监督着达旺驻军调到色拉的进行情况。最新的报告是，除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了野战炮和沉重的军需品以外，撤退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因为不可能把野战炮拉回来，所以就把它们从陡峭的山坡滚到下面的河里去了，沉重的军需品也尽可能地加以销毁或破坏。卡尔茵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0月24日下午，我对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颇为满意，我有信心，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在色拉阻击敌人了。举例说，我们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阵地上，而不是由那些从来不视察地面的上级将军们根据地图盲目加以调遣摆布的。虽然过去的一些日子，遭受了各种的艰难困苦与紧张，我们部队的士气还是异常的好。只要色拉准备好了，战争将转为对我们有利。
到傍晚，从让来的一个报告，使我一度感到不安。沿沙则路线向后撤的高尔瓦尔联队似乎有些动摇了。事实上，据后来的了解，他们未按照需要，部署一个连固守在让，作为一支阻击力量，而是全营狼狈撤到努拉农，并在撤退过程中，丢下一些三英寸的迫击炮。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有时会发生的：一时的惊慌，导致暂时的失去控制，官兵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冷静。我很高兴地说，第二天晚上，该营找回了失去的迫击炮，最后，当该营面对中国人第一次向他们在努拉农的阵地进攻时，他们按照印度陆军最好的传统进行战斗。该营指挥官巴塔恰里亚中校，后来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正如我所预期的，在让地区的青年工程军官，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炸桥任务。我听说，他一直等到我们的部队全部过了桥。敌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是正当中国人企图从另一边冲上桥的时候，桥爆炸了。很明显，在让的这一行动给予中国人必要的警告。他们撤回到通往达旺方向的山上，有相当一段时间未再露面。事实上，如果再要向必然是难以克服的色拉防御阵地发动进攻，中国人必须三思而后行。在那时候，我有信心，如果给予大约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们能够使色拉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能够抵挡任何攻击，除非中国以两个师的兵力进行一次精心布置的大规模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