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势中国 日本的中国观正发生第四次变迁

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甲午战争中大清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三次大的变迁，他们开始蔑视中国

　　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提交的报告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力度，总体来看积极的成分占主导地位，这可以被看作是即将到来的日本人中国观第四次大变迁的信号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人的“中国观”曾发生3次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立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其规律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

　　日本人中国观的前三次变迁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公元607年。本来日本基本上是被纳入到“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之中的。但到了隋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并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一种抗拒心理，想与中国平起平坐。唐朝衰落后，日本也于894年终止派遣遣唐使。日本人对华认识的这种变化可视为其中国观的第一次变迁。

　　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中断。进入室町时代(1338—1573年)，特别是到了足利义满时期，日本对亚洲以及中国的认识才发生划时代的变化。1373年明朝使节团被派往京都，足利幕府与中国重开外交。明朝永乐皇帝授予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日本又被重新纳入到东亚国际秩序之中，返回了“中华文明圈”。这是日本人中国观的第二次变迁。

　　进入15—16世纪，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东方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16世纪末，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觊觎明王朝，并在对女族钳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德川家康改变了丰臣秀吉的锁国外交路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但拒绝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不过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华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强挑战，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面临新的整合。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日本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地位。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惟一的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照此与周边国家、民族建立起对等关系,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对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与扩张国权是同时进行的。“攘夷”要求与亚洲各国联合，扩张国权又导致对亚洲的侵略。甲午战争中大清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三次大的变迁，他们开始蔑视中国，视中国为“半野蛮国家”和“亚细亚之恶友”。

　　二战后日本进一步脱离亚洲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日本人又重新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的强国”，但很快这种中国观便发生变化。因为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却经历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动荡。日本人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到近代的原点。20世纪80年代，长谷川庆太郎写了一本书叫《别了!亚洲》。在书中他谈到：“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作‘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日本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要素。“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日本是耸立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栋超现代的高层建筑”。他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

　　从历史上看，中国过于衰弱，日本就会面临危机；中国强大以后，日本似乎又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在日本国内往往会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中国观，既有对中国强大后市场需求的渴望,又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思潮。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不乏态度严谨的学者，他们主张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正确的对华观。1961年，著名学者竹内好在他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一书中主张把亚洲作为对象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沟口雄三教授又对研究中国提出了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他认为，研究的目的不能限于中国以及解构中国学，而是要把中国作为亚洲来解读,并试图用中国这副眼镜看西方。几十年来，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及友好人士对中国脚踏实地的研究以及实事求是的观察，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四次大变迁奠定了基础。

　　21世纪日本人中国观的新特点

　　2002年11月，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向首相提交了《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理想、新外交》报告书。该报告书所显示的日本人的国际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二，军事力量的显著发展与强化；三，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课题组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对日本及亚洲各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威胁。该报告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力度，且不惜笔墨在地区性课题以及附加报告书部分突出了对中国的看法与评价。

　　笔者将该报告书看作是即将到来的日本人中国观第四次大变迁的信号，它体现出21世纪日本人中国观变化的新特点：

　　一、重新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报告书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处理日中关系。日中关系应是一种“协调与共存”、“竞争与摩擦”的关系，主张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静对待。构筑“敞开心扉”、“建设性”的日中关系，就应扩展双方的共同点，承认双方的差异。

　　二、否定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报告书指出，与其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个机遇。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中国才能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带来丰富的商机。关于日本经济“空心化”问题，报告书并不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指出“胡乱地强调对中国的受害意识毫无意义。与其如此，还不如接受‘健康的中国’，走与中国共存共荣的道路”。

　　三、肯定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书认为，日中摩擦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军事威胁”，并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看成是“对日本的中长期深刻威胁”。同时也指出，双方有必要积极开展安保对话，加强军队间的交流及军舰互访。关于“日台关系”，报告书认为,“自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台湾变化很大，日台关系发生一定变化是自然的事情”。这就为日本将来插手台湾事务埋下了伏笔。

　　四、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看法。报告书呼吁应尽快从“历史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主张一方面日本要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不应任由歪曲历史的现象继续下去，尤其是日本领导人要控制自己刺激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鲁莽言行。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增进对日本的理解，特别是面对中国国内“厌日情绪”的增长，要求日本政府就中国国内的教育方式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坦率的协商，并期待中国多介绍战后日本是如何排除走军事大国的道路，而把所余之力用于支援亚洲各国发展经济的。

　　总之，报告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日本人的新中国观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误解的成分，但积极的成分占主导地位。未来的中日关系决不是谁附属谁的问题，而是两国人民和平发展的问题，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日本人的中国观还是中国人的日本观都存在误区。究其原因，既有因日本曾侵略过中国而带来的后遗症,也有因交流加深后所产生的摩擦和误解。此外，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也给中日关系投下了阴影。日本至今没有正解决是把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还是作为战略防范对手的问题。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和”则相互辉映，“斗”则两败俱伤。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做出合理的选择：继续在亚洲保持“光荣孤立”，还是放下包袱与亚洲正融为一体。我相信，中日两国都会更加注重从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角度去追求双方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与亚洲各国一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甲午战争中大清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三次大的变迁，他们开始蔑视中国

　　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提交的报告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力度，总体来看积极的成分占主导地位，这可以被看作是即将到来的日本人中国观第四次大变迁的信号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人的“中国观”曾发生3次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立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其规律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

　　日本人中国观的前三次变迁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公元607年。本来日本基本上是被纳入到“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之中的。但到了隋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并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一种抗拒心理，想与中国平起平坐。唐朝衰落后，日本也于894年终止派遣遣唐使。日本人对华认识的这种变化可视为其中国观的第一次变迁。

　　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中断。进入室町时代(1338—1573年)，特别是到了足利义满时期，日本对亚洲以及中国的认识才发生划时代的变化。1373年明朝使节团被派往京都，足利幕府与中国重开外交。明朝永乐皇帝授予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日本又被重新纳入到东亚国际秩序之中，返回了“中华文明圈”。这是日本人中国观的第二次变迁。

　　进入15—16世纪，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东方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16世纪末，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觊觎明王朝，并在对女族钳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德川家康改变了丰臣秀吉的锁国外交路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但拒绝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不过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华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强挑战，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面临新的整合。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日本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地位。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惟一的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照此与周边国家、民族建立起对等关系,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对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与扩张国权是同时进行的。“攘夷”要求与亚洲各国联合，扩张国权又导致对亚洲的侵略。甲午战争中大清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三次大的变迁，他们开始蔑视中国，视中国为“半野蛮国家”和“亚细亚之恶友”。

　　二战后日本进一步脱离亚洲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日本人又重新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的强国”，但很快这种中国观便发生变化。因为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却经历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动荡。日本人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到近代的原点。20世纪80年代，长谷川庆太郎写了一本书叫《别了!亚洲》。在书中他谈到：“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作‘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日本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要素。“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日本是耸立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栋超现代的高层建筑”。他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

　　从历史上看，中国过于衰弱，日本就会面临危机；中国强大以后，日本似乎又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在日本国内往往会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中国观，既有对中国强大后市场需求的渴望,又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思潮。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不乏态度严谨的学者，他们主张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正确的对华观。1961年，著名学者竹内好在他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一书中主张把亚洲作为对象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沟口雄三教授又对研究中国提出了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他认为，研究的目的不能限于中国以及解构中国学，而是要把中国作为亚洲来解读,并试图用中国这副眼镜看西方。几十年来，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及友好人士对中国脚踏实地的研究以及实事求是的观察，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四次大变迁奠定了基础。

　　21世纪日本人中国观的新特点

　　2002年11月，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向首相提交了《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理想、新外交》报告书。该报告书所显示的日本人的国际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二，军事力量的显著发展与强化；三，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课题组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对日本及亚洲各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威胁。该报告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力度，且不惜笔墨在地区性课题以及附加报告书部分突出了对中国的看法与评价。

　　笔者将该报告书看作是即将到来的日本人中国观第四次大变迁的信号，它体现出21世纪日本人中国观变化的新特点：

　　一、重新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报告书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处理日中关系。日中关系应是一种“协调与共存”、“竞争与摩擦”的关系，主张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静对待。构筑“敞开心扉”、“建设性”的日中关系，就应扩展双方的共同点，承认双方的差异。

　　二、否定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报告书指出，与其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个机遇。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中国才能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带来丰富的商机。关于日本经济“空心化”问题，报告书并不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指出“胡乱地强调对中国的受害意识毫无意义。与其如此，还不如接受‘健康的中国’，走与中国共存共荣的道路”。

　　三、肯定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书认为，日中摩擦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军事威胁”，并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看成是“对日本的中长期深刻威胁”。同时也指出，双方有必要积极开展安保对话，加强军队间的交流及军舰互访。关于“日台关系”，报告书认为,“自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台湾变化很大，日台关系发生一定变化是自然的事情”。这就为日本将来插手台湾事务埋下了伏笔。

　　四、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看法。报告书呼吁应尽快从“历史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主张一方面日本要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不应任由歪曲历史的现象继续下去，尤其是日本领导人要控制自己刺激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鲁莽言行。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增进对日本的理解，特别是面对中国国内“厌日情绪”的增长，要求日本政府就中国国内的教育方式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坦率的协商，并期待中国多介绍战后日本是如何排除走军事大国的道路，而把所余之力用于支援亚洲各国发展经济的。

　　总之，报告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日本人的新中国观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误解的成分，但积极的成分占主导地位。未来的中日关系决不是谁附属谁的问题，而是两国人民和平发展的问题，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日本人的中国观还是中国人的日本观都存在误区。究其原因，既有因日本曾侵略过中国而带来的后遗症,也有因交流加深后所产生的摩擦和误解。此外，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也给中日关系投下了阴影。日本至今没有正解决是把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还是作为战略防范对手的问题。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和”则相互辉映，“斗”则两败俱伤。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做出合理的选择：继续在亚洲保持“光荣孤立”，还是放下包袱与亚洲正融为一体。我相信，中日两国都会更加注重从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角度去追求双方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与亚洲各国一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