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冷战社会心理史：一个美国标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6:19:55
2008年8月8日，正当奥运开幕盛典在北京举行的时候，一场战争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的原因是一个叫做南奥塞梯的地方，而俄军一度占领了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结果，世人很快又从一位大国领导人嘴里听到了“冷战”这个词汇，俄罗斯新任总统，这位前总统普京的办公厅主任公开表示，俄罗斯不希望发生新的冷战，但对于这一前景并不惧怕。人们又开始重温和回味遏制政策缔造者乔治·凯南那篇著名的“8000字电报”，“苏联对外行为动机从根本上说不是意识形态目标，而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不安全感”。如果联想到北约东扩、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北冰洋主权争端……新冷战似乎已经开始，或者冷战又回来了。
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顿的杜鲁门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然而这场演说却以“铁幕演说”而载入史册。丘吉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被苏联看作是西方的冷战宣言。在历史学界，冷战的起源不会被简单地看作是丘吉尔词藻华丽的一纸演讲，而是沉浸在更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之中。
中国人对于冷战开始时的记忆是非常模糊。60年前正是国共内战的大决战时刻，而同时期的伊朗危机、近东危机和更为普通人所熟知的柏林危机，一般被看作是冷战爆发的三根导火索。美国最终接替英国插手希腊内战，坚定支持俄国世仇土耳其，开始直接介入近东这个历来的是非之地和遏制苏联的前哨。在伊朗危机中，伊朗施展纵横百合的外交手腕，与苏联签订签订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成功诱使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然后又在美国的支持下杀回大不里士，保住了南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接壤，类似的情形却别样的结果，的确令人颇为感慨。1947年，美国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接下来在1948年美苏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今年正好是这场危机爆发以及柏林空运的60周年纪念。
1948年还问世了一部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位《动物庄园》的作者故意将1948化作了1984，渲染了极权主义令人绝望的恐怖未来。20年后的1968年初，越共发动了凌厉的“春节攻势”，美军仓促应战一时手忙脚乱，在顺化和溪山两场苦战之后终于稳住局面。“春节攻势”从战术上来说并未成功，而且越共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震撼。美国人开始怀疑是否能够赢得这场旷日持久、耗资靡费、声名狼藉的战争，法国知识青年发动了五月风暴，美国反战示威也此起彼伏，约翰逊总统被迫宣布年底停止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并且放弃竞选连任。同样在1968年，苏军突然从天而降扑灭了杜布切尔发起的布拉格之春，而法国知识青年则演绎出了五月风暴。
德国人绝对不会忘记两德分离的苦痛，捷克人郑重地纪念布拉克之春，奥威尔仍旧被奉为文学大师，而68人有不少活跃于法国政坛。尽管普通美国民众对历史时常有些健忘，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不会忘记这些，而且他们还有更多值得回忆和思索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德瑞克·李波厄特的《五十年伤痕》。从书名上来看，《五十年伤痕》与另一部冷战史名著，理查德·克罗卡特的《五十年战争》颇为类似，但更像一部冷战题材的社会心理史和政治思想史。
作为一部美国现代社会史，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无疑是经典之中的经典。然而，《光荣与梦想》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时间跨度从1932年到1972年，对冷战的记忆显然是残缺不全的。曼彻斯特写作《光荣与梦想》的年代，美国正深陷在越战泥潭之中，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曾经是***斗士的尼克松摇身一变与中国改善关系，美国社会思想正处于某种混乱状态。《五十年伤痕》则全景式地展示了冷战年代美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和政治思想的演进。
在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中保留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一种是理想主义，源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在新大陆上构建山颠之城的清教伦理；另一种是现实主义，在尼克松历史性地改善与中国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冷战期间，在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也依旧是在上述两种彼此矛盾的力量牵制下运转着。正如李波厄特在本书结论中所说的，美国不存在一个全局理论（Unified Theory）来指导与苏联的冷战对抗，结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开始既没有名称又没有计划。美国一直在承受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需要在国内采取更有利的行动，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却要保持一种危机感。以崇高而迅捷的方式应对世界局面是一回事，而在一个经深思熟虑形成的道义载体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则是另一回事。
但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李波厄特一方面列举了冷战期间以中央情报局颠覆活动为代表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种种疯狂行为，另一方面又仍然坚持认为美国在1947年开始通过全面繁荣的办法来提高世界凝聚力的目标，尽管执行起来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却使美国在冷战期间和当今时代的现实存在与所有以前几个世纪的帝国野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就像美国冷战期间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先后为六位总统效力的保罗·尼采对冷战所作的评价：“我们做了一件遭到诅咒的好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李波厄特将冷战的“五十年伤痕”又转化为一项宝贵的社会与政治遗产，同时也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一种不同于建立在旧帝国主义均势策略的全球新秩序。2008年8月8日，正当奥运开幕盛典在北京举行的时候，一场战争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的原因是一个叫做南奥塞梯的地方，而俄军一度占领了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结果，世人很快又从一位大国领导人嘴里听到了“冷战”这个词汇，俄罗斯新任总统，这位前总统普京的办公厅主任公开表示，俄罗斯不希望发生新的冷战，但对于这一前景并不惧怕。人们又开始重温和回味遏制政策缔造者乔治·凯南那篇著名的“8000字电报”，“苏联对外行为动机从根本上说不是意识形态目标，而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不安全感”。如果联想到北约东扩、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北冰洋主权争端……新冷战似乎已经开始，或者冷战又回来了。
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顿的杜鲁门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然而这场演说却以“铁幕演说”而载入史册。丘吉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被苏联看作是西方的冷战宣言。在历史学界，冷战的起源不会被简单地看作是丘吉尔词藻华丽的一纸演讲，而是沉浸在更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之中。
中国人对于冷战开始时的记忆是非常模糊。60年前正是国共内战的大决战时刻，而同时期的伊朗危机、近东危机和更为普通人所熟知的柏林危机，一般被看作是冷战爆发的三根导火索。美国最终接替英国插手希腊内战，坚定支持俄国世仇土耳其，开始直接介入近东这个历来的是非之地和遏制苏联的前哨。在伊朗危机中，伊朗施展纵横百合的外交手腕，与苏联签订签订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成功诱使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然后又在美国的支持下杀回大不里士，保住了南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接壤，类似的情形却别样的结果，的确令人颇为感慨。1947年，美国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接下来在1948年美苏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今年正好是这场危机爆发以及柏林空运的60周年纪念。
1948年还问世了一部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位《动物庄园》的作者故意将1948化作了1984，渲染了极权主义令人绝望的恐怖未来。20年后的1968年初，越共发动了凌厉的“春节攻势”，美军仓促应战一时手忙脚乱，在顺化和溪山两场苦战之后终于稳住局面。“春节攻势”从战术上来说并未成功，而且越共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震撼。美国人开始怀疑是否能够赢得这场旷日持久、耗资靡费、声名狼藉的战争，法国知识青年发动了五月风暴，美国反战示威也此起彼伏，约翰逊总统被迫宣布年底停止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并且放弃竞选连任。同样在1968年，苏军突然从天而降扑灭了杜布切尔发起的布拉格之春，而法国知识青年则演绎出了五月风暴。
德国人绝对不会忘记两德分离的苦痛，捷克人郑重地纪念布拉克之春，奥威尔仍旧被奉为文学大师，而68人有不少活跃于法国政坛。尽管普通美国民众对历史时常有些健忘，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不会忘记这些，而且他们还有更多值得回忆和思索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德瑞克·李波厄特的《五十年伤痕》。从书名上来看，《五十年伤痕》与另一部冷战史名著，理查德·克罗卡特的《五十年战争》颇为类似，但更像一部冷战题材的社会心理史和政治思想史。
作为一部美国现代社会史，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无疑是经典之中的经典。然而，《光荣与梦想》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时间跨度从1932年到1972年，对冷战的记忆显然是残缺不全的。曼彻斯特写作《光荣与梦想》的年代，美国正深陷在越战泥潭之中，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曾经是***斗士的尼克松摇身一变与中国改善关系，美国社会思想正处于某种混乱状态。《五十年伤痕》则全景式地展示了冷战年代美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和政治思想的演进。
在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中保留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一种是理想主义，源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在新大陆上构建山颠之城的清教伦理；另一种是现实主义，在尼克松历史性地改善与中国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冷战期间，在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也依旧是在上述两种彼此矛盾的力量牵制下运转着。正如李波厄特在本书结论中所说的，美国不存在一个全局理论（Unified Theory）来指导与苏联的冷战对抗，结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开始既没有名称又没有计划。美国一直在承受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需要在国内采取更有利的行动，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却要保持一种危机感。以崇高而迅捷的方式应对世界局面是一回事，而在一个经深思熟虑形成的道义载体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则是另一回事。
但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李波厄特一方面列举了冷战期间以中央情报局颠覆活动为代表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种种疯狂行为，另一方面又仍然坚持认为美国在1947年开始通过全面繁荣的办法来提高世界凝聚力的目标，尽管执行起来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却使美国在冷战期间和当今时代的现实存在与所有以前几个世纪的帝国野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就像美国冷战期间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先后为六位总统效力的保罗·尼采对冷战所作的评价：“我们做了一件遭到诅咒的好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李波厄特将冷战的“五十年伤痕”又转化为一项宝贵的社会与政治遗产，同时也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一种不同于建立在旧帝国主义均势策略的全球新秩序。
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顿的杜鲁门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然而这场演说却以“铁幕演说”而载入史册。丘吉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被苏联看作是西方的冷战宣言。在历史学界，冷战的起源不会被简单地看作是丘吉尔词藻华丽的一纸演讲，而是沉浸在更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之中。
中国人对于冷战开始时的记忆是非常模糊。60年前正是国共内战的大决战时刻，而同时期的伊朗危机、近东危机和更为普通人所熟知的柏林危机，一般被看作是冷战爆发的三根导火索。美国最终接替英国插手希腊内战，坚定支持俄国世仇土耳其，开始直接介入近东这个历来的是非之地和遏制苏联的前哨。在伊朗危机中，伊朗施展纵横百合的外交手腕，与苏联签订签订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成功诱使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然后又在美国的支持下杀回大不里士，保住了南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接壤，类似的情形却别样的结果，的确令人颇为感慨。1947年，美国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接下来在1948年美苏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今年正好是这场危机爆发以及柏林空运的60周年纪念。
1948年还问世了一部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位《动物庄园》的作者故意将1948化作了1984，渲染了极权主义令人绝望的恐怖未来。20年后的1968年初，越共发动了凌厉的“春节攻势”，美军仓促应战一时手忙脚乱，在顺化和溪山两场苦战之后终于稳住局面。“春节攻势”从战术上来说并未成功，而且越共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震撼。美国人开始怀疑是否能够赢得这场旷日持久、耗资靡费、声名狼藉的战争，法国知识青年发动了五月风暴，美国反战示威也此起彼伏，约翰逊总统被迫宣布年底停止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并且放弃竞选连任。同样在1968年，苏军突然从天而降扑灭了杜布切尔发起的布拉格之春，而法国知识青年则演绎出了五月风暴。
德国人绝对不会忘记两德分离的苦痛，捷克人郑重地纪念布拉克之春，奥威尔仍旧被奉为文学大师，而68人有不少活跃于法国政坛。尽管普通美国民众对历史时常有些健忘，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不会忘记这些，而且他们还有更多值得回忆和思索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德瑞克·李波厄特的《五十年伤痕》。从书名上来看，《五十年伤痕》与另一部冷战史名著，理查德·克罗卡特的《五十年战争》颇为类似，但更像一部冷战题材的社会心理史和政治思想史。
作为一部美国现代社会史，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无疑是经典之中的经典。然而，《光荣与梦想》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时间跨度从1932年到1972年，对冷战的记忆显然是残缺不全的。曼彻斯特写作《光荣与梦想》的年代，美国正深陷在越战泥潭之中，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曾经是***斗士的尼克松摇身一变与中国改善关系，美国社会思想正处于某种混乱状态。《五十年伤痕》则全景式地展示了冷战年代美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和政治思想的演进。
在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中保留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一种是理想主义，源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在新大陆上构建山颠之城的清教伦理；另一种是现实主义，在尼克松历史性地改善与中国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冷战期间，在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也依旧是在上述两种彼此矛盾的力量牵制下运转着。正如李波厄特在本书结论中所说的，美国不存在一个全局理论（Unified Theory）来指导与苏联的冷战对抗，结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开始既没有名称又没有计划。美国一直在承受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需要在国内采取更有利的行动，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却要保持一种危机感。以崇高而迅捷的方式应对世界局面是一回事，而在一个经深思熟虑形成的道义载体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则是另一回事。
但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李波厄特一方面列举了冷战期间以中央情报局颠覆活动为代表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种种疯狂行为，另一方面又仍然坚持认为美国在1947年开始通过全面繁荣的办法来提高世界凝聚力的目标，尽管执行起来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却使美国在冷战期间和当今时代的现实存在与所有以前几个世纪的帝国野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就像美国冷战期间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先后为六位总统效力的保罗·尼采对冷战所作的评价：“我们做了一件遭到诅咒的好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李波厄特将冷战的“五十年伤痕”又转化为一项宝贵的社会与政治遗产，同时也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一种不同于建立在旧帝国主义均势策略的全球新秩序。2008年8月8日，正当奥运开幕盛典在北京举行的时候，一场战争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的原因是一个叫做南奥塞梯的地方，而俄军一度占领了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结果，世人很快又从一位大国领导人嘴里听到了“冷战”这个词汇，俄罗斯新任总统，这位前总统普京的办公厅主任公开表示，俄罗斯不希望发生新的冷战，但对于这一前景并不惧怕。人们又开始重温和回味遏制政策缔造者乔治·凯南那篇著名的“8000字电报”，“苏联对外行为动机从根本上说不是意识形态目标，而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不安全感”。如果联想到北约东扩、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北冰洋主权争端……新冷战似乎已经开始，或者冷战又回来了。
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顿的杜鲁门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然而这场演说却以“铁幕演说”而载入史册。丘吉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被苏联看作是西方的冷战宣言。在历史学界，冷战的起源不会被简单地看作是丘吉尔词藻华丽的一纸演讲，而是沉浸在更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之中。
中国人对于冷战开始时的记忆是非常模糊。60年前正是国共内战的大决战时刻，而同时期的伊朗危机、近东危机和更为普通人所熟知的柏林危机，一般被看作是冷战爆发的三根导火索。美国最终接替英国插手希腊内战，坚定支持俄国世仇土耳其，开始直接介入近东这个历来的是非之地和遏制苏联的前哨。在伊朗危机中，伊朗施展纵横百合的外交手腕，与苏联签订签订卡瓦姆－萨奇科夫协定，成功诱使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然后又在美国的支持下杀回大不里士，保住了南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接壤，类似的情形却别样的结果，的确令人颇为感慨。1947年，美国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接下来在1948年美苏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今年正好是这场危机爆发以及柏林空运的60周年纪念。
1948年还问世了一部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位《动物庄园》的作者故意将1948化作了1984，渲染了极权主义令人绝望的恐怖未来。20年后的1968年初，越共发动了凌厉的“春节攻势”，美军仓促应战一时手忙脚乱，在顺化和溪山两场苦战之后终于稳住局面。“春节攻势”从战术上来说并未成功，而且越共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震撼。美国人开始怀疑是否能够赢得这场旷日持久、耗资靡费、声名狼藉的战争，法国知识青年发动了五月风暴，美国反战示威也此起彼伏，约翰逊总统被迫宣布年底停止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并且放弃竞选连任。同样在1968年，苏军突然从天而降扑灭了杜布切尔发起的布拉格之春，而法国知识青年则演绎出了五月风暴。
德国人绝对不会忘记两德分离的苦痛，捷克人郑重地纪念布拉克之春，奥威尔仍旧被奉为文学大师，而68人有不少活跃于法国政坛。尽管普通美国民众对历史时常有些健忘，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不会忘记这些，而且他们还有更多值得回忆和思索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德瑞克·李波厄特的《五十年伤痕》。从书名上来看，《五十年伤痕》与另一部冷战史名著，理查德·克罗卡特的《五十年战争》颇为类似，但更像一部冷战题材的社会心理史和政治思想史。
作为一部美国现代社会史，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无疑是经典之中的经典。然而，《光荣与梦想》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时间跨度从1932年到1972年，对冷战的记忆显然是残缺不全的。曼彻斯特写作《光荣与梦想》的年代，美国正深陷在越战泥潭之中，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曾经是***斗士的尼克松摇身一变与中国改善关系，美国社会思想正处于某种混乱状态。《五十年伤痕》则全景式地展示了冷战年代美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和政治思想的演进。
在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中保留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一种是理想主义，源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在新大陆上构建山颠之城的清教伦理；另一种是现实主义，在尼克松历史性地改善与中国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冷战期间，在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也依旧是在上述两种彼此矛盾的力量牵制下运转着。正如李波厄特在本书结论中所说的，美国不存在一个全局理论（Unified Theory）来指导与苏联的冷战对抗，结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开始既没有名称又没有计划。美国一直在承受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需要在国内采取更有利的行动，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却要保持一种危机感。以崇高而迅捷的方式应对世界局面是一回事，而在一个经深思熟虑形成的道义载体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则是另一回事。
但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李波厄特一方面列举了冷战期间以中央情报局颠覆活动为代表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种种疯狂行为，另一方面又仍然坚持认为美国在1947年开始通过全面繁荣的办法来提高世界凝聚力的目标，尽管执行起来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却使美国在冷战期间和当今时代的现实存在与所有以前几个世纪的帝国野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就像美国冷战期间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先后为六位总统效力的保罗·尼采对冷战所作的评价：“我们做了一件遭到诅咒的好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李波厄特将冷战的“五十年伤痕”又转化为一项宝贵的社会与政治遗产，同时也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一种不同于建立在旧帝国主义均势策略的全球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