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何不食肉糜？-----也谈广东工资倍增计划(原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2: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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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提得好!
可以现在公务员中试行吗。。。
哈哈，TG的好官真多啊！
年增14%工资，共产主义指日可待鸟！[:a4:]
商量一下，能否规定年增30%？[:a15:]
我们要早日赶美超英就靠这样的好政策鸟[:a4:]
年增14%工资，共产主义指日可待鸟！[:a4:]
商量一下，能否规定年增30%？[:a15:]
我们要早日赶美超英就靠这样的好政策鸟[:a4:]
要是这个东东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广东各个中央、省市属国有企业，突破以往工效挂钩的框框，偶就很满足了～
虽然偶也不看好这个计划，但还是忍不住要YY一下～
虽然偶也不看好这个计划，但还是忍不住要YY一下～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即可
工资涨一倍，物价涨二倍的话，还是不要涨的好
能把劳动法落实就不错了
估计到最后,也就是变成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职工加工资的根据咯...至于其他单位及企业,管它呢...自己人有的加就OK:D
原帖由 mmmmmmm 于 2008-7-15 17:31 发表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即可
2008年07月15日 17:23金羊网-羊城晚报
本报今天消息记者郭尧、通讯员林炜植报道:今天上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在向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汇报时透露，从今年起要建立最低工资标准的正常调整机制，力争到2012年最低工资标准比2007年翻一番。
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广东省跨县区流动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总量已超过2620万人，占全国的1/5。但在维护外来员工合法权益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透露，从今年起，拟连续5年每年调一次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外来员工的工资收入，力争到2012年最低工资标准比2007年翻一番。并建立建筑企业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在使用外来员工100人以上的用人单位实行委托银行代发工资制度。
在外来员工工伤、医疗保障问题上，将在坚持保大病、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思路基础上，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办法，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范围，为患病的外来员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加工型企业倒闭或者搬迁的越来越多了！某些高层官员一刀切的“产业升级”政策见效了！倒霉的事劳动保障战线的公务员以及打工者。
呵呵 真的不错啊
广东作为中国第一有钱省，基础设施的投入会逐渐向社会福利倾斜，所以加点工资没有问题的。如果上海和北京可能也要凑一下热闹，呵呵，大家都要面子。广东的铁路不是很发达，广州去阳江要3个小时，要是一个小时的话，我肯定经常去。高铁不知道行不行。
原帖由 jflycai 于 2008-7-15 19:08 发表
广东作为中国第一有钱省，基础设施的投入会逐渐向社会福利倾斜，所以加点工资没有问题的。如果上海和北京可能也要凑一下热闹，呵呵，大家都要面子。广东的铁路不是很发达，广州去阳江要3个小时，要是一个小时的话，我 ...
问题在于这个社会福利不是由政府掏钱,,而是由政府请客,企业埋单
原帖由 世纪好人 于 2008-7-15 19:28 发表
问题在于这个社会福利不是由政府掏钱,,而是由政府请客,企业埋单
--------- 历史上也调过几次工资的，不知道是谁买的单。等过一年在看看实际的情况吧。
有这样的政策？不知道最后谁会发疯。:Q
摆明了是给公务员加而已 对企业没什么束缚力
原帖由 叶郎 于 2008-7-15 21:06 发表
摆明了是给公务员加而已 对企业没什么束缚力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次是冲着公务员来的,毕竟政府强调的是"企业职工"
相信广东省政府的动机是良好的, 但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值得商榷
这计划可以在领导身上实施 看看效果如何 在全面推广。。。
“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职工加工资的根据”
说得好！！！
说得好！！！
遵循一贯加工资的惯例，先加公务员；然后国有企业管理层，职工；在下来事业单位领导，职工；最后学校领导，职工。其他地方的人就不要多想鸟。
中国受益阶层日渐固化，与其它外部根本没有联动性，别说传导了。另一帖中我曾详细说过，在此只加一笔。
的确是拔苗助长，像是个拍脑子想出来的决定。
ls有朋友说要落实劳动法。其实劳动部门现在对于维护劳动者权益是有尽责的（以我身处的广州来说）。我GF是劳务代理公司管人事的，她经常就被一些员工维权的要求搞得晕头转向。其实问题往往出在劳动者自己没有主动维权。
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工作，2个月前跳出来做自由职业者。离职的时候，算起来自己的加班时间有700多个小时。不过我自己举证不了。咨询过律师，说不用我举证，劳动局会要求用人单位举证我的考勤记录。这对正规单位来说有效，但之前的雇主是私营企业。后来渐渐发现，公司在制定规章制度上留了很多后手。我提醒了其他同事，可是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向公司提出质疑，更别说去劳动局投诉了。这些问题要是去劳动局投诉后，公司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以前一个朋友在某公司人事部做培训师，他给我支了个招，要我去公积金管理局投诉。虽然目前的法规没有规定必须买，也没有规定可以不买。但往往投诉到公基金管理局，企业都要补买。而且不是补我一个人的，而是公司目前所有员工，从进入公司以来的公积金。曾经有一家私营企业就因为这个而倒闭。不过我还是没去投诉，毕竟不想把事情闹大。
ls有朋友说要落实劳动法。其实劳动部门现在对于维护劳动者权益是有尽责的（以我身处的广州来说）。我GF是劳务代理公司管人事的，她经常就被一些员工维权的要求搞得晕头转向。其实问题往往出在劳动者自己没有主动维权。
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工作，2个月前跳出来做自由职业者。离职的时候，算起来自己的加班时间有700多个小时。不过我自己举证不了。咨询过律师，说不用我举证，劳动局会要求用人单位举证我的考勤记录。这对正规单位来说有效，但之前的雇主是私营企业。后来渐渐发现，公司在制定规章制度上留了很多后手。我提醒了其他同事，可是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向公司提出质疑，更别说去劳动局投诉了。这些问题要是去劳动局投诉后，公司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以前一个朋友在某公司人事部做培训师，他给我支了个招，要我去公积金管理局投诉。虽然目前的法规没有规定必须买，也没有规定可以不买。但往往投诉到公基金管理局，企业都要补买。而且不是补我一个人的，而是公司目前所有员工，从进入公司以来的公积金。曾经有一家私营企业就因为这个而倒闭。不过我还是没去投诉，毕竟不想把事情闹大。
原帖由 stzhm 于 2008-7-15 16:40 发表
可以现在公务员中试行吗。。。
哈哈,说的太对了,人家公务员是要做表率的.
对于我们普通百姓那是可以视具体情况推迟执行的.
不要一开始就骂，可以参考一下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个计划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日本这个计划和现在广东提出的计划比较一下，可以有所教益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日本这个计划和现在广东提出的计划比较一下，可以有所教益的。
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200703190344.htm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为此本期话题讨论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经验教训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为什么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
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7年内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化问题？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富”，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 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
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
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5万日元左右（按现在汇率约3000左右人民币），约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4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 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1961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8点。
20世纪9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选择60年代那样的拉动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且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但是其实际结果却是与国际和国内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而这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
■专家评析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1960年12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1.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
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国民倍增计划”，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 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权衡下村11%与经济企画厅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为计划背景的对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
2.“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10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 1970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 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的重要因素。
3.“消费革命”刺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 34.1%（到1988年仅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费革命（1956-1970）中，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后日本第二次（1971- 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费革命。娱乐和交际费用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可以说，日本消费革命的不断升级，得益于“倍增计划”实施期间创造的“消费时代”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它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编辑：赵殿川）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为此本期话题讨论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经验教训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为什么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
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7年内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化问题？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富”，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 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
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
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5万日元左右（按现在汇率约3000左右人民币），约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4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 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1961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8点。
20世纪9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选择60年代那样的拉动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且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但是其实际结果却是与国际和国内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而这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
■专家评析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1960年12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1.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
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国民倍增计划”，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 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权衡下村11%与经济企画厅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为计划背景的对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
2.“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10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 1970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 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的重要因素。
3.“消费革命”刺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 34.1%（到1988年仅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费革命（1956-1970）中，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后日本第二次（1971- 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费革命。娱乐和交际费用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可以说，日本消费革命的不断升级，得益于“倍增计划”实施期间创造的“消费时代”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它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编辑：赵殿川）
日本是二元社会么？
日本当年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至少就我所知，以下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1。60年代大体是“数量繁荣“占优，即产量上升但物价基本平稳。
2。强有力的工会起到了推动工资上升的重要作用。政府提出的工资上涨幅度成了工会和企业主谈判时候的重要参考，从而导致了企业职工工资的普遍连续上涨。
环境污染压力的增重（三大污染病”痛痛病“等，以及”见鬼去吧，国民生产总值“思潮的兴起），从70年代的日本的”列岛改造论“时候起，开始了地价狂涨，然后石油危机的爆发和整个西方的经济衰退结合，导致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结束（20多年中保持年平均10.4%），并且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1。60年代大体是“数量繁荣“占优，即产量上升但物价基本平稳。
2。强有力的工会起到了推动工资上升的重要作用。政府提出的工资上涨幅度成了工会和企业主谈判时候的重要参考，从而导致了企业职工工资的普遍连续上涨。
环境污染压力的增重（三大污染病”痛痛病“等，以及”见鬼去吧，国民生产总值“思潮的兴起），从70年代的日本的”列岛改造论“时候起，开始了地价狂涨，然后石油危机的爆发和整个西方的经济衰退结合，导致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结束（20多年中保持年平均10.4%），并且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原帖由 tcicby 于 2008-7-16 09:40 发表
日本是二元社会么？
20世纪70年代，日本当时一个具有中大政治意义的命题是避免产生各种形式的“二元经济”，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是缩小地区间的不平等、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原帖由 tcicby 于 2008-7-16 09:40 发表
日本是二元社会么？
我提到的日本的两个重要因素，似乎广东并不具备。
而且中国不仅是城乡二元化，而且是沿海和内地二元化。所以“借鉴”可以说，但是真的要实现的话，药方必须有很大提高。
在经济发展中，日本的农村也出现了普遍的低落。著名的情况就是“三老农业”：留下来的是老妈妈、老爷爷、老奶奶，爸爸进城打工了。
消除城乡二元化，其实是靠普遍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农民进城后，农业人口比重剧减）。再有，日本现在的农业补助也是非常高的。
相比之下，中国人口的城市化比例从速度和绝对规模上，世界历史中都少有可比的先例。
消除城乡二元化，其实是靠普遍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农民进城后，农业人口比重剧减）。再有，日本现在的农业补助也是非常高的。
相比之下，中国人口的城市化比例从速度和绝对规模上，世界历史中都少有可比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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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rottenweed 于 2008-7-16 09:56 发表
在经济发展中，日本的农村也出现了普遍的低落。著名的情况就是“三老农业”：留下来的是老妈妈、老爷爷、老奶奶，爸爸进城打工了。
消除城乡二元化，其实是靠普遍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农民进城后，农业人口比重剧减） ...
土鳖的二元结构是通过法律确立的。仅仅依靠城镇化是无法解决的。
关键还是保障机制不健全，医疗和社保不到位，让老百姓不敢花钱
原帖由 tcicby 于 2008-7-16 10:09 发表
土鳖的二元结构是通过法律确立的。仅仅依靠城镇化是无法解决的。
解决一些是一些吧。没有完成城市化的情况下，二元问题肯定也解决不了。当然另一个方面也要改，在普遍城市化以后，改户口的代价会小一些。
政府可以在立法和执法的问题上起到自己的作用。但真正谈工资的一个主体的组织--工会现在完全缺失。日本当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每年工会组织的“春斗”规模大，气势足。
不过现在日本的“春斗”气势也大不如前了。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gongzibeizeng/
感谢rottenweed提供资料，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收入倍增计划”的历史，
昨天我也拜读过相关的资料，虽未深入了解，但我清楚，现在的广东和60年代的日本大不相同, 谈谈个人体会:
首先，日本的民族性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决定了他们搞经济建设的整体向心力很强。老板愿发钱，员工愿玩命。这点国人很难做到，尤其是广东，大部分是外来企业，他们和员工间的互信不足，都没有长期合作的打算；
其次，日本当时的发展是基于整个大环境一起起步，老板员工都赚钱，近二十年日本经济萧条，大家一起承担。 而我们这边相反，经济大发展的时期长期忽视工人的权益，经济出问题时又想起维权，老账新账狠不得一起算，这样怎么行？
昨天我也拜读过相关的资料，虽未深入了解，但我清楚，现在的广东和60年代的日本大不相同, 谈谈个人体会:
首先，日本的民族性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决定了他们搞经济建设的整体向心力很强。老板愿发钱，员工愿玩命。这点国人很难做到，尤其是广东，大部分是外来企业，他们和员工间的互信不足，都没有长期合作的打算；
其次，日本当时的发展是基于整个大环境一起起步，老板员工都赚钱，近二十年日本经济萧条，大家一起承担。 而我们这边相反，经济大发展的时期长期忽视工人的权益，经济出问题时又想起维权，老账新账狠不得一起算，这样怎么行？
日本是搞“国民收入倍增”，不是工资倍增，不是给企业下命令。
这点经济史的常识还是需要的。
这点经济史的常识还是需要的。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8-7-16 10:36 发表
日本是搞“国民收入倍增”，不是工资倍增，不是给企业下命令。
这点经济史的常识还是需要的。
同感!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更類似於我國當制定的"小康計劃", 是屬於國家經濟長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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