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的目标是要套牢全世界！！！ －－－zt

中国的重要的舆论阵地开始全面沦陷！
仅仅是资产被贱卖这么简单吗?到今天他们才控制了中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中国经营性资产，他们才拥有新浪等七八个互联网站，就方便地将“活王八”的吐沫，啐到中国人的身上；就将“赌徒”的耳光，扇到中国人的脸上！就可以在中国无情糟蹋、放肆羞辱中国人民，那么等“熊两年”，再有更多的资产被他们控制后，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
“芙蓉姐姐”爆红了，民族价值观正在被温柔地引导；“赌徒”论泛滥了，民族自尊心正在被轻轻地磨损；谢国忠和江甬的取舍、谢国忠和夏斌的厚薄，民族话语权正在被悄悄转移……这一切，就发生在鼠标轻轻地一点、目光微妙一转之间！（文化入侵，和平演变）

醒来吧，沉浸在复兴美梦中的中国人！
谢国忠们已迎面向我们走来。这是一个装备精良、兵种齐全、战术高明、战略深远的新“八国联军”，他们有谢国忠这样的核心品牌，胡舒立这样的组织体系，平安这样的冲锋队伍，《财经》、新浪这样的舰母平台，甚至有无数深藏不露的内应部队，他们已发起了一波波麻雀战、蚕食战、心理战、信息战……目前已经斩获无算。而摩根士丹利、花旗、汇丰、瑞银等正规部队，已经成功地绕过了我们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正以逸待劳地囤兵在我们丰厚肥美的优良资产四周，只等先头部队建立好坚固的滩头堡垒，等中国的股市“熊两年”后奄奄一息，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将这些核心资产尽数打包装船！
怎么办？跪地求饶？徒长“联军”的嚣张气焰；束手待毙？愧对华夏高祖先人！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战斗！战斗！人无分老幼，地无分东西，以笔为枪，耳闻口播，砸烂虚伪的“核心品牌”！摧毁严密的组织体系！歼灭登陆的冲锋部队！缴获强大的舰母平台！ZY叛国的内应部队！对那些整齐的正规部队，有国者应明辨是非，慎理国策：将作客的友人待以上宾，将有占巢之行的鹰隼恶鸦推上法律的绞架！
2000年，当中国第一家网站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举国欢腾。此后，一家家互联网在美国上市成功，张朝阳、丁磊、陈天桥等名字，在中国报纸电视上金光闪闪，智慧、财富、成功的光环让这个时代的所有的青年眩目晕头，到美国接受教育，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青年的共同的理想；让美国的资本市场鉴定自己的奋斗，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青年相同的美梦……美国人太慷慨了，美国人的钱简直可以白拿啊！
到今天回头一看，我们已经将新浪、网易、搜狐、等中国的有线门户全部卖给美国人了，我们将空中网、中华网、华友世纪等中国的无线门户全部卖给美国人了，甚至我们将楼宇之间的广告传媒---分众传媒也卖给美国了……

中国人打开电脑，信息是美国人传送的，打开手机，信息是美国人传递的，站到电梯前，广告也是美国人传递的……
“我们只是利用了国际资本市场而发展了自己的IT产业啊，所有这些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天真，愚蠢的天真、恐怖的天真！
别人写情书、花聘礼、办酒席，娶回花容月貌的美娇娘，洞房花烛夜却让你独享锦绣龙凤被，并且替你生养好儿郎，这样的美事你敢想？美国人出钱，办媒体来帮助中国ZF宣传当的方针政策，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多么恐怖的浪漫、多么荒诞的幽默啊！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互联网大国了，根据CNNIC的报告，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网民大概是2.4亿个，超过美国的2.1亿个。互联网就是人头经济，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吗？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4.8亿个、甚至8.4亿个，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这就是新经济庞大的资源，和煤炭、铁矿、石油一样，是新经济财富的源泉，然而，我们却兴高采烈地送给美国人了！我们庞大的网民队伍每点击一次网络，就会给美国人送一次财富，源源不断、滔滔不绝！
就算我们中国人民重义轻利，送一点钱财给美国人不算什么，可是我们国家的安全呢？同样是CNNIC的第21期报告，到2007年底，大约有73%的网民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2.4亿网民，有1.75亿是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可以认为，中国最有知识、最有财富、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力量都在通过互联网了解着这个社会的信息。然而这个重要的阵地，我们却交到了美国人手中！

就说中国的股民吧，才一亿多， 90%以上的人都通过快捷、全面、丰富的互联网了解市场信息，当互联网只剩下谢国忠、许小年、胡舒立的声音的时候，中国百姓还有信心支撑中国的资本市场吗？
当主事者控制着有党委、社长双重领导着的日报、电视台等阵地，沾沾自喜地认为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的时候，如同我们的先人们紧抱着长矛和弯弓昏昏欲睡，而“和国际接轨”的、没有党委的互联网站，已经端着飞毛腿和M47冲了进来！
是的，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政策，看起来规规矩矩，看起来和主旋律一致合拍，但是你无法让他刊登《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这样的文章，你无法让他将夏斌做得比谢国忠重要。正如法律可以保障一个女人是你的媳妇，却无法惩罚这个女人睡梦里叫其他男人的名字，更无法保障她死心塌地地爱你。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在这一点点的偏颇之间，他们就将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进一步制造成“完全信息不对称”！
我无法查到其他董事会的名单，但是我看到了新浪的董事名单，其中有一个董事特别刺目：张颂义，摩根斯坦利香港公司的顾问总监。摩根斯坦利！请牢牢记住这个名字，它象幽灵梦魇一般，已经深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中国有许多事，你不想就算了，一想就犯糊涂，越想越让人撞墙、失眠、扇耳光！譬如胡女士这短短的简历，你会发现，胡女士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在中国的媒体工作，报道中国人的事情，也是给中国人看的，但是美国人却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访问”、“培训”、“进修”，孜孜不倦、握发吐脯；在她还没有“杰出”的时候，就提前预支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在《财经》初出茅庐的第三年，写了几篇在中国还算轰动的文章，美国人就从亚洲30亿人中，将她拔擢出来，让她和全亚洲当年最优秀的政治领袖、财主老板、科技精英平起平坐，成为唯一的一颗记者星星，简直有骨肉之情、再造之恩啊！这令人不禁想起高行健先生的诺贝尔文学奖和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总是那么令中国人感到突凹和迷茫。至于美国人的那个什么“HR实验室”，则似乎欠缺一点对中国人的解释，就是胡女士的这个“最有价值”，有过什么价值了？最有什么价值？对谁最有价值？

我想原文摘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5月6日发表在《嘹望》周刊的《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其中的一段来结束对胡舒立女士简历的分析：
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财经》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后来又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接下来又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举办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马不停蹄，风生水起。这种远大的战略眼光，肯定是初出茅庐的胡舒立不具备的。我要怀疑，《财经》的钱从那里来？2004年10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记者单羽青写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说在《财经》1岁的时候，发行量才7000份，而且绝不搞有偿新闻、关系稿，编辑部的采访费用还充裕，怪！自负盈亏的杂志，发行区区7000份，常识推断，此时《财经》应该是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经济状态啊，但是不但“采访费用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
同样是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信息是：《财经》编辑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天啊，难道《财经》是中外合资媒体？！

但是蜂拥而至的外资却完全藐视胡女士的威严，屡屡“黑幕”。然而对于这些“友邦人士”，胡女士和《财经》却又变得大度和宽容了：譬如平安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更，《财经》不调查、不揭发；瑞银承销中石油的卑鄙肮脏，《财经》不谴责、不批判；更有对高盛高华这样的国际金融资本，绕开中国监管壁垒，设立假合资券商的违法行为，2004年8月16日《财经》杂志竟然怀着欣喜激动的心情以“高盛进入中国证券业突破即将来临”为题，称颂这一违法行为为“酝酿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运筹，终于导出一个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创举！”难道我们现在的国度依然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约存在？欲哭无泪、欲哭无泪啊，可怜的中国同胞们！
所以，当三月份股市暴跌复暴跌的时候，胡舒立女士以及《财经》杂志，和谢国忠、许小年等站成一排，面对着哭天号地的亿万百姓，残酷喊出“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所以，即使亿万次证明“迪安谢”是多么蹩脚、多么歹毒、多么臭不可闻，但是你不能奇怪《财经》和胡舒立照样在显著的位置，用特别的标题，将谢国忠奉为“《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让他抒发“泡沫中国”“崩溃中国”的壮志豪情！

自“4·20”管理层救市后出现的一轮气势如虹的2990—3786点26.6%的反弹行情，由于救市组合拳缺乏后劲、“大小非”夺路狂奔、众基金悄悄开溜、游资命丧联通、大扩容涛声依旧、央行突射利空、讲政治成了“忽悠”，本周终于以八连阴的方式击破3000点“政策底”，报收于2665点，创出15个月来的新低。中国股市以八个月暴跌53%成为全球跌幅仅次于越南的危机股市。这意味着“4·20”政策救市的失败。

　　现在，许多人在指望管理层出第三张、第四张救市牌，即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专题 论坛)。我认为，这都是饮鸩止渴，真正的救市牌应是深刻反省并纠正近三年股市发展过度的管理失误。

　　首先是股市规模扩容搞大跃进的失误。中国股市这三年的扩容速度，令人惊恐。2005年6月998点时，总市值仅2.3亿元，年底为3.12万亿元。2006底骤增到8万亿元，增幅为156.4%。2007年底在指数从2675—5261涨96%的情况下，总市值却突飞猛进为32.5亿元，增幅为306.3%，与GDP之比为150%，为当年全球股市之最。这样高的市值就算中国13亿居民的存款加上金融机构存款都撑不起来。短短八个月，十几万亿元市值灰飞烟灭，股市陷入危机，这便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恶果，是扩容大跃进导致的灾难。

　　其次是新股扩容中贪大求洋的失误。工行、神华、中铝、中石油等一批大蓝筹都是优质公司，如果发行时先小一点，今后再慢慢做大做强，那绝对是有投资价值的。但是，由于管理层在规模上盲目贪大求洋、一味争世界第一，而每股业绩和分红无法跟上，遂使原先被誉为“亚洲最赚钱公司”变成“中国最令人丧心的公司”；“最好的公司”变成“最坏的股票”。一度令管理层感到最骄傲的中石油、中海集运、建行、交行等大蓝筹纷纷“破发”；2007年6月以来上市的128只新股有18只破发，20多只即将破发；2007年以来增发的214只股票中有92只“破增发”；A+H股价倒挂面越来越大；连近日刚上市的两只中小板ETF(行情净值)股也“破发”，危机程度已超过了2005年998点时。

　　再次是股改粗制滥造的失误。近八个月的股灾，已将股改失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一，不讲两类股东持股成本的巨大差异，由管理层事先划好了不超过10送3红线，严重侵犯了公众股东利益。第二，未经充分协商，以抢时间（定好新老划断时间）、赶进度（一周几十家）、拜票、贿票等方式草草通过方案。第三，对大非和小非一视同仁，为持股时间短、成本低、兑现欲强的小非获取暴利创造了机会。第四，头脑发热，对三年实现全流通市场所需的接盘资金和承受度未作科学测算和分析，脱离了新兴中国股市的实际。第五，没有按国际通行准则（如美国191号条款）对大小非减持的信息披露、数量、底价等加以严格的限制，造成市场预期的混乱和信心的丧失。第六，对新老划断后上市的未支付对价的新股的流通“放鸭子”。这类股的大小非数量更多，成本极低（几毛钱），持股时间越短，减持冲动更强，成为近期市场最令人恐惧的做空力量。原先7.5亿股的平安，一次解禁32亿股；原10亿股的 兴业银行(行情 股吧)，一次解禁30亿股；原20亿股的 交通银行(行情 股吧)，一次解禁132.5亿股，为全球股市的奇闻。这乃是股改中最大的败笔，很容易滋生腐败。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我认为，真正的救市，必须坚决纠正以上管理失误，推出实质性的改善供求关系的举措。

　　第一，国有的“大小非”带头为稳定股市作表率，承诺分5—10年减持；非国有的大小非凡若干年内不可能减持的，不妨公开表态。

　　第二，对新老划断后未支付过对价的“大小非”，或进行第二次股改，或对其流通期限重新加以规定，如分3—5年，或5—10年减持。

　　第三，参照美国股市的减持准则，将每月减持不得超过1%改为三个月不得超过1%。

　　第四，“大小非”解禁前一个月须披露减持或不愿减持的信息，给市场确定的预期。即便要减持，也不得低于新股发行价和增发价。

　　第五，三年内停止新股首发和公开增发，一律改为发公司债券、以10：3配股或定向增发。

　　最后，加强法治，杜绝人治，对于违背公司法、成立不足三年的公司，一律不得用行政手段或以任何理由提供特别上市通道。如成立仅半年、拟发行120亿股的中国建筑，绝不能上市，只能发公司债券，否则，管理层带头破坏法治，将后患无穷

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透过现象认识利害关系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

当前，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

一是影响中国重大决策。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从另一面看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

二是影响中国立法。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一道施加影响，致使《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

三是影响中国政府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习惯且擅长全能运作的某些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某种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已在华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若干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的优越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一些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房价。

在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的部门与机构，扩张自己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门局部中的小团体利益，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误导高层决策。

四是影响中国法律威严。一些外企集体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是因为这类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有的外企一直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随时可以辞退这些员工，而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不少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现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大都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税收年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某些外企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合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员工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用职工2000多万，但是组建工会的外企不到20万家。

五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在有的地方部门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外企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称，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借鉴国际经验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国利益的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

首先，约束境外利益集团活动。

方式一，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动公开法》（1995年）——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法律也对境外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限制。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方式二，舆论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比法律制约更加及时有效，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美国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大约有两万多个，但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不到500个。大多数为海外利益进行游说的组织并没有主动履行注册义务。因此，仅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而舆论与社会监督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往往是目标的提出者、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组织往往由国会议员或专业律师发起建立，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行动议程，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方式三，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其次，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

规范部分学者的“研究”行为。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鼓励媒体进行公正的舆论监督，激励公众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

约束“掮客”的买办行为。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再有，遏制部门与地方利益膨胀。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膨胀，有可能驱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与境外利益集团“同舟共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境外利益的紧密交织，是境外利益集团活动为所欲为的主要诱因。因此，必须坚决遏制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断膨胀。（江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 工作后知道赚钱不易，看到钱哗哗地往外流得直想哭啊

到底这文章是网民水火写的，还是江涌写的？

原帖由 光荣的寒假党 于 2008-6-18 09:06 发表
到底这文章是网民水火写的，还是江涌写的？

文章后面一部分是摘抄的江涌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