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秋：从“红色历史学家”到叛徒

2008年06月04日 09:18人民网
美国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提到延安时代的“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书中写道:“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1936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700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1938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1938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1945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49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这段关于徐梦秋的文字，虽然很简略，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却将一个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许多人都希望了解:徐梦秋是何许人也？为什么称他为“红色历史学家”？他又是如何沦为叛徒的呢？

自从双腿截肢后，徐梦秋想搞军事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曾经采访过徐梦秋，并记录下她的第一印象:“我在延安见到徐梦秋时，他是后方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他还是官方认定的苏区历史学家。虽然徐梦秋是个瘦高个，还带着一副高度近视镜，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但他本人却一直倾心于搞军事。”

1901年，徐梦秋出生于安徽寿县的一个旧式封建家庭。在他10岁的时候，家道中落，徐梦秋也随之品尝了人间的辛酸，一种叛逆的情绪在他心中开始酝酿着、积蓄着。

1920年春，徐梦秋就读于一所养蚕技术培训学校，学习很用功，还当上了学生领袖。但他不喜欢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就与他们作对，还发动了一场造反活动。但这次造反没有成功，校方开除了10名学生，徐梦秋是其中之一。

1921年的夏天，徐梦秋被迫转去一所商业学校，不是去学习经商，而是学习英文和数学。在这所学校，他又成了学生领袖。他不喜欢无能又虚伪的校长，于是又组织了一次罢课，试图赶走校长。但是，有些学生倒向了校长一边，结果罢课又失败了，徐梦秋和另外3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1923年暑假，徐梦秋听说有一批进步人士要创办上海大学，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还有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统等。除校长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于是，他和另外7位同学迫不及待地赶往上海大学求学。在那里，徐梦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冬天，根据党的指示，徐梦秋与曹蕴真、薛卓汉等从上海返回家乡寿县，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曹蕴真任特支书记，特支直属中央领导。特支成立后，曹蕴真、徐梦秋等都在瓦埠和小甸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此前，徐梦秋就当过小学教师，但他始终不甘心当一名教书匠。后来，他追忆往事时说:“我断定当教师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此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学习。

1924年冬天，黄埔军校准备从上海大学选拔优秀学生，一直梦想成为军事将领的徐梦秋却错过了机会——家里来信说父亲病危，他必须回家。而与他同来上海的7位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

1925年，徐梦秋受党组织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庆，在那里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时爆发了五卅运动，徐梦秋组织安庆的20余名团员参加了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风暴。同年7月，他从安庆去了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工作了一个月。8月，又去了广州，打算进黄埔军校学习。然而，事与愿违。抵达广州以后，党组织没有让他进黄埔军校，而是让他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做政治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传。为此，徐梦秋感到非常失望。

徐梦秋随第一军参加了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底，他又被调到十四师。1926年，蒋介石策划了“三二○”事件，逮捕了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徐梦秋也在其中，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不久，他来到了武汉，受命到十二师政治部去做张发奎的秘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清党反共的腥风血雨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乃至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徐梦秋的几位密友在广州遇难，而他因病住院，躲过了一劫。不久，南昌起义爆发，徐梦秋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起义，但他却因病未能参加这一壮举。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徐梦秋去苏联，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他秘密回国，1931年1月，抵达江西苏区，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这时，红军正在组建军事委员会，徐梦秋被任命为军委秘书。1931年底，又开始组建红军总政治部，他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军委秘书长。1933年底，他调换了工作，到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主讲《民国政治史》、《马列主义辩证法》等课。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都曾听过他授课。毛泽东在征战闲暇与他也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

1934年2月，徐梦秋改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7月，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又被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它是长征的开路先锋。

徐梦秋随同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时，他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不久，他遭受到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双腿被截肢。徐梦秋这样回忆:“在红军进入陕北开始作战的时候，我因双腿冻僵截肢——在我走了两万多里路之后！我一直想做军事工作，而实际上却总是做政治工作。”采访过他的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也写道:“他曾想上黄埔军校，当一名军事指挥官。但自从他在长征快结束时双腿截肢后，他想搞军事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

“红色历史学家”统编《红军长征记》

徐梦秋的体质一向不佳，他不喜锻炼，常生些小病。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其表现也不引人注目。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喜读中外历史书籍，且喜做笔记和卡片，相当认真。这一点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瞿秋白在课堂上就几次表扬过他。

在北伐战争时期，徐梦秋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校对员和编辑。利用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他读了不少书，并着重研究明史，以好几个化名撰写文章，还出版过几本通俗读本，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这些书深入浅出，文笔较生动、清新，拥有不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这可能是他后来被称为“红色历史学家”的缘由。
徐梦秋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是长征期间也逐日记录，共写了约10万字的“长征日记”。看过这部日记的一位学者这样评价:日记中不仅写有长征的艰难历程，还记述了许多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不少地方写得十分生动细致，既有重要的史料性，又有好看的文学性。从中可见日记的作者不仅是个有心人，并且确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红军领导干部。这位学者还写道:这部作品是一直不为人知的长征史料，其原件更是一件关于长征的历史文物，可惜由于作者徐梦秋后来成了革命的叛徒而长期被埋没了。

在延安，徐梦秋因有残疾，又常生病，就没担任什么具体领导工作，他常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授课，与丁玲、周扬、成仿吾等文化界人士交往较多。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徐梦秋与丁玲、成仿吾、贾拓夫等16人组成干事会。11月23日，在中国文艺协会召开第一次干事会上，徐梦秋被选为机关编委主任。他常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文史文章。

在延安时期，徐梦秋最主要的贡献当属主编《红军长征记》。

1936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11人为红军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徐梦秋为主任。征集项目有:报纸、宣传品、书籍、剧本、日记、相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等。

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给各部队发电报、给参加长征人员写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征文中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典，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

在中央的号召下，大家的积极性甚高。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领导带头写回忆录；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萧华、王首道等也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个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响应号召，拿枪杆子的人也拿起了笔杆子；甚至很多刚从墙报上学会认字的普通战士也拿起了笔。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而且稿件内容涵盖了长征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了编辑工作。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红军南下关中平原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总政治部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也随军出发，只留下徐梦秋负责统稿，并拟定了编辑的方针。
编辑工作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编者精选出100篇文章、近40万字，取名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编好后，手稿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仅供借阅。

《二万五千里》成书之际适逢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据徐梦秋回忆，毛泽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长征记》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说。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942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这是长征亲历者留下的关于长征的文字记载，一部关于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

可惜的是，徐梦秋没有见到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红军长征记》，那部书出版之时，他已去了新疆。

徐梦秋的政治生命在叛变之时就已经结束

1937年11月，徐梦秋(化名孟一鸣) 同红军将领蔡树藩、钟赤兵和张闻天夫人刘英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到达迪化后，他被新疆的铁腕人物盛世才留用，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盛世才伪装进步，伪装亲苏亲共，企图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对抗蒋介石。他骨子里是反共的，阴险狡猾，玩弄权术。一边大量安排共产党员在新疆各部门工作，同时还不忘实行暗中监视。

在新疆，徐梦秋担任中共新疆省委组织部长一职，地位仅次于陈潭秋，与毛泽民大体相当。林基路、方志纯等都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这段时期，徐梦秋为新疆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做了不少工作。

经盛世才批准，徐梦秋聘请了知名进步人士杜重远来新疆学院工作。又由杜重远出面邀请茅盾、张仲实、史枚等著名作家、学者授课。赵丹、徐韬、朱令明、叶露茜等电影明星、导演也应邀千里迢迢从陪都重庆来新疆工作，宣传抗日。

徐梦秋还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新疆教育严重落后闭塞的状况。毛泽东接到信后，十分重视，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300套讲义教科书和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凑出的几百本文化书刊派人搭车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的工作。

1941年4月，徐梦秋在妻子李玉南的陪同下，去苏联安装假肢。没想到，两个月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本来是要到德国配腿的，走到边境上，仗就打了起来，只好回到苏联”。同年9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在莫斯科保卫战的隆隆炮声中，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斯大林号召在苏联的外国人都拿起武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徐梦秋因残疾无法参战，于是，1941年冬天，全家经哈萨克回国。

早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时，朝三暮四的盛世才就开始向蒋介石靠拢。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判断苏联已经自顾不暇，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1942年春，他施展其惯用的手法，经过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称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阴谋推翻政府，把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投入大牢，徐梦秋、李玉南夫妇也在其中。

1943年3月上旬，重庆派出的审判员王德溥、季源溥等4人抵达迪化。这些反共老手们的反共经验，比盛世才之流丰富得多。他们翻检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案卷，发现里面的“证据”材料实在说不上是证据。盛世才便下令治安处长李英奇等一定要获得共产党人的“口供”，于是，在新疆治安处的刑讯室里，刽子手们严刑拷打共产党人，各种酷刑轮番使用，什么“老虎凳”、“老虎椅”、鞭抽、火烙……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李宗林、马殊等人，尽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然坚贞不屈。1943年7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贪生怕死，成了没有灵魂和脊梁的家伙。

潘柏南(潘同)、刘西屏(刘希平)两人先叛变，第三个便是徐梦秋。在季源博下令用刑后，他动摇了。过了一天，他在监狱中写下亲笔供词及脱党书，承认新疆中共组织确有个“阴谋暴动”计划。

徐梦秋苟活下来。他对妻子说:“我在敌人写的假材料上签了字，已经不是党的人了。”李玉南大吃一惊，立即同徐梦秋立下了离婚字据。但国民党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离婚声明，李玉南仍然作为徐的妻子同徐一起继续关押，是囚犯，也是伺候徐生活起居的佣人。

由于盛世才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中共中央一直情况不明。直到1944年，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已壮烈牺牲，也不知道徐梦秋等三人已叛变。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再三与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要求下令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其中就包括新疆的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人。

1944年秋，盛世才斗不过老奸巨猾的蒋介石，被迫同意离开新疆，重庆当局另调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在清理监狱时，将徐梦秋接收过来，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长。1945年9月，徐梦秋被送到重庆，为人身安全计，住进磁器口军统局干部宿舍区。他郁郁寡欢，闭门不出，读读书，练练书法，饮饮酒，打发苦闷，寂寞度日。半年后，徐梦秋随军统局返回南京，在那里，徐梦秋极少参加社会交际。每天只是翻阅历史书籍，读读报纸杂志，打发时光。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西北、华北、华东各战场人民解放军节节取胜，蒋介石被迫引退下野，遥控政局，负隅顽抗。保密局在撤逃台湾的途中，局长毛人风命徐梦秋转去福建，不必去台湾。这主要是看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视同累赘。徐梦秋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他设法乘海轮经福建去上海，避居于一旧日友人家。不久，又经南京逃往皖南屯溪，在一山村隐姓埋名。他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1949年6月，徐梦秋走投无路，找到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想通过这个老熟人的关系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将徐犯立即逮捕归案。徐梦秋旋被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判处无期徒刑。

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2008年06月04日 09:18人民网
美国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提到延安时代的“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书中写道:“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1936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700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1938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1938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1945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49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这段关于徐梦秋的文字，虽然很简略，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却将一个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许多人都希望了解:徐梦秋是何许人也？为什么称他为“红色历史学家”？他又是如何沦为叛徒的呢？

自从双腿截肢后，徐梦秋想搞军事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曾经采访过徐梦秋，并记录下她的第一印象:“我在延安见到徐梦秋时，他是后方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他还是官方认定的苏区历史学家。虽然徐梦秋是个瘦高个，还带着一副高度近视镜，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但他本人却一直倾心于搞军事。”

1901年，徐梦秋出生于安徽寿县的一个旧式封建家庭。在他10岁的时候，家道中落，徐梦秋也随之品尝了人间的辛酸，一种叛逆的情绪在他心中开始酝酿着、积蓄着。

1920年春，徐梦秋就读于一所养蚕技术培训学校，学习很用功，还当上了学生领袖。但他不喜欢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就与他们作对，还发动了一场造反活动。但这次造反没有成功，校方开除了10名学生，徐梦秋是其中之一。

1921年的夏天，徐梦秋被迫转去一所商业学校，不是去学习经商，而是学习英文和数学。在这所学校，他又成了学生领袖。他不喜欢无能又虚伪的校长，于是又组织了一次罢课，试图赶走校长。但是，有些学生倒向了校长一边，结果罢课又失败了，徐梦秋和另外3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1923年暑假，徐梦秋听说有一批进步人士要创办上海大学，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还有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统等。除校长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于是，他和另外7位同学迫不及待地赶往上海大学求学。在那里，徐梦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冬天，根据党的指示，徐梦秋与曹蕴真、薛卓汉等从上海返回家乡寿县，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曹蕴真任特支书记，特支直属中央领导。特支成立后，曹蕴真、徐梦秋等都在瓦埠和小甸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此前，徐梦秋就当过小学教师，但他始终不甘心当一名教书匠。后来，他追忆往事时说:“我断定当教师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此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学习。

1924年冬天，黄埔军校准备从上海大学选拔优秀学生，一直梦想成为军事将领的徐梦秋却错过了机会——家里来信说父亲病危，他必须回家。而与他同来上海的7位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

1925年，徐梦秋受党组织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庆，在那里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时爆发了五卅运动，徐梦秋组织安庆的20余名团员参加了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风暴。同年7月，他从安庆去了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工作了一个月。8月，又去了广州，打算进黄埔军校学习。然而，事与愿违。抵达广州以后，党组织没有让他进黄埔军校，而是让他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做政治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传。为此，徐梦秋感到非常失望。

徐梦秋随第一军参加了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底，他又被调到十四师。1926年，蒋介石策划了“三二○”事件，逮捕了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徐梦秋也在其中，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不久，他来到了武汉，受命到十二师政治部去做张发奎的秘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清党反共的腥风血雨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乃至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徐梦秋的几位密友在广州遇难，而他因病住院，躲过了一劫。不久，南昌起义爆发，徐梦秋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起义，但他却因病未能参加这一壮举。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徐梦秋去苏联，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他秘密回国，1931年1月，抵达江西苏区，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这时，红军正在组建军事委员会，徐梦秋被任命为军委秘书。1931年底，又开始组建红军总政治部，他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军委秘书长。1933年底，他调换了工作，到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主讲《民国政治史》、《马列主义辩证法》等课。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都曾听过他授课。毛泽东在征战闲暇与他也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

1934年2月，徐梦秋改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7月，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又被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它是长征的开路先锋。

徐梦秋随同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时，他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不久，他遭受到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双腿被截肢。徐梦秋这样回忆:“在红军进入陕北开始作战的时候，我因双腿冻僵截肢——在我走了两万多里路之后！我一直想做军事工作，而实际上却总是做政治工作。”采访过他的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也写道:“他曾想上黄埔军校，当一名军事指挥官。但自从他在长征快结束时双腿截肢后，他想搞军事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

“红色历史学家”统编《红军长征记》

徐梦秋的体质一向不佳，他不喜锻炼，常生些小病。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其表现也不引人注目。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喜读中外历史书籍，且喜做笔记和卡片，相当认真。这一点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瞿秋白在课堂上就几次表扬过他。

在北伐战争时期，徐梦秋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校对员和编辑。利用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他读了不少书，并着重研究明史，以好几个化名撰写文章，还出版过几本通俗读本，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这些书深入浅出，文笔较生动、清新，拥有不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这可能是他后来被称为“红色历史学家”的缘由。
徐梦秋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是长征期间也逐日记录，共写了约10万字的“长征日记”。看过这部日记的一位学者这样评价:日记中不仅写有长征的艰难历程，还记述了许多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不少地方写得十分生动细致，既有重要的史料性，又有好看的文学性。从中可见日记的作者不仅是个有心人，并且确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红军领导干部。这位学者还写道:这部作品是一直不为人知的长征史料，其原件更是一件关于长征的历史文物，可惜由于作者徐梦秋后来成了革命的叛徒而长期被埋没了。

在延安，徐梦秋因有残疾，又常生病，就没担任什么具体领导工作，他常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授课，与丁玲、周扬、成仿吾等文化界人士交往较多。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徐梦秋与丁玲、成仿吾、贾拓夫等16人组成干事会。11月23日，在中国文艺协会召开第一次干事会上，徐梦秋被选为机关编委主任。他常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文史文章。

在延安时期，徐梦秋最主要的贡献当属主编《红军长征记》。

1936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11人为红军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徐梦秋为主任。征集项目有:报纸、宣传品、书籍、剧本、日记、相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等。

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给各部队发电报、给参加长征人员写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征文中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典，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

在中央的号召下，大家的积极性甚高。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领导带头写回忆录；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萧华、王首道等也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个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响应号召，拿枪杆子的人也拿起了笔杆子；甚至很多刚从墙报上学会认字的普通战士也拿起了笔。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而且稿件内容涵盖了长征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了编辑工作。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红军南下关中平原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总政治部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也随军出发，只留下徐梦秋负责统稿，并拟定了编辑的方针。
编辑工作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编者精选出100篇文章、近40万字，取名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编好后，手稿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仅供借阅。

《二万五千里》成书之际适逢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据徐梦秋回忆，毛泽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长征记》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说。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942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这是长征亲历者留下的关于长征的文字记载，一部关于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

可惜的是，徐梦秋没有见到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红军长征记》，那部书出版之时，他已去了新疆。

徐梦秋的政治生命在叛变之时就已经结束

1937年11月，徐梦秋(化名孟一鸣) 同红军将领蔡树藩、钟赤兵和张闻天夫人刘英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到达迪化后，他被新疆的铁腕人物盛世才留用，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盛世才伪装进步，伪装亲苏亲共，企图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对抗蒋介石。他骨子里是反共的，阴险狡猾，玩弄权术。一边大量安排共产党员在新疆各部门工作，同时还不忘实行暗中监视。

在新疆，徐梦秋担任中共新疆省委组织部长一职，地位仅次于陈潭秋，与毛泽民大体相当。林基路、方志纯等都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这段时期，徐梦秋为新疆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做了不少工作。

经盛世才批准，徐梦秋聘请了知名进步人士杜重远来新疆学院工作。又由杜重远出面邀请茅盾、张仲实、史枚等著名作家、学者授课。赵丹、徐韬、朱令明、叶露茜等电影明星、导演也应邀千里迢迢从陪都重庆来新疆工作，宣传抗日。

徐梦秋还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新疆教育严重落后闭塞的状况。毛泽东接到信后，十分重视，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300套讲义教科书和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凑出的几百本文化书刊派人搭车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的工作。

1941年4月，徐梦秋在妻子李玉南的陪同下，去苏联安装假肢。没想到，两个月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本来是要到德国配腿的，走到边境上，仗就打了起来，只好回到苏联”。同年9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在莫斯科保卫战的隆隆炮声中，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斯大林号召在苏联的外国人都拿起武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徐梦秋因残疾无法参战，于是，1941年冬天，全家经哈萨克回国。

早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时，朝三暮四的盛世才就开始向蒋介石靠拢。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判断苏联已经自顾不暇，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1942年春，他施展其惯用的手法，经过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称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阴谋推翻政府，把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投入大牢，徐梦秋、李玉南夫妇也在其中。

1943年3月上旬，重庆派出的审判员王德溥、季源溥等4人抵达迪化。这些反共老手们的反共经验，比盛世才之流丰富得多。他们翻检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案卷，发现里面的“证据”材料实在说不上是证据。盛世才便下令治安处长李英奇等一定要获得共产党人的“口供”，于是，在新疆治安处的刑讯室里，刽子手们严刑拷打共产党人，各种酷刑轮番使用，什么“老虎凳”、“老虎椅”、鞭抽、火烙……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李宗林、马殊等人，尽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然坚贞不屈。1943年7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贪生怕死，成了没有灵魂和脊梁的家伙。

潘柏南(潘同)、刘西屏(刘希平)两人先叛变，第三个便是徐梦秋。在季源博下令用刑后，他动摇了。过了一天，他在监狱中写下亲笔供词及脱党书，承认新疆中共组织确有个“阴谋暴动”计划。

徐梦秋苟活下来。他对妻子说:“我在敌人写的假材料上签了字，已经不是党的人了。”李玉南大吃一惊，立即同徐梦秋立下了离婚字据。但国民党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离婚声明，李玉南仍然作为徐的妻子同徐一起继续关押，是囚犯，也是伺候徐生活起居的佣人。

由于盛世才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中共中央一直情况不明。直到1944年，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已壮烈牺牲，也不知道徐梦秋等三人已叛变。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再三与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要求下令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其中就包括新疆的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人。

1944年秋，盛世才斗不过老奸巨猾的蒋介石，被迫同意离开新疆，重庆当局另调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在清理监狱时，将徐梦秋接收过来，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长。1945年9月，徐梦秋被送到重庆，为人身安全计，住进磁器口军统局干部宿舍区。他郁郁寡欢，闭门不出，读读书，练练书法，饮饮酒，打发苦闷，寂寞度日。半年后，徐梦秋随军统局返回南京，在那里，徐梦秋极少参加社会交际。每天只是翻阅历史书籍，读读报纸杂志，打发时光。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西北、华北、华东各战场人民解放军节节取胜，蒋介石被迫引退下野，遥控政局，负隅顽抗。保密局在撤逃台湾的途中，局长毛人风命徐梦秋转去福建，不必去台湾。这主要是看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视同累赘。徐梦秋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他设法乘海轮经福建去上海，避居于一旧日友人家。不久，又经南京逃往皖南屯溪，在一山村隐姓埋名。他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1949年6月，徐梦秋走投无路，找到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想通过这个老熟人的关系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将徐犯立即逮捕归案。徐梦秋旋被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判处无期徒刑。

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