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广东疾控中心窝案升级 集中采购利弊再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42:26
广东疾控中心窝案升级 集中采购利弊再辩www.39.net 2008-5-8
5月1日，广东本地卫生界有消息传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文简称疾控中心)主任邓峰和副主任骆雄才，涉嫌经济违纪问题，已经由广东省直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实行“双规”。 “两人已经免职，”有接近广东省卫生厅知情人士透露，“有关两人的案情还在纪委的调查过程中。但案情原因，应该没有人猜不到。”
该知情人士言下之意，是广东省疾控中心再次爆发腐败的内因与两年前的“罗耀星案”不无关联。
2006年9月1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受贿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罗耀星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各大疫苗销售商贿赂款逾千万之巨。罗最终被判无期。
记者获得的权威消息，罗与邓、骆关系甚密。“疫苗销售的公关，和普通药品不同。”在广州从事药品销售代理工作的陈赣栋(化名)告诉记者，“疫苗销售，要从找最上级去公关才有效”。
“特别是在，广东实行疫苗集中采购那段时间，只公关最高层就可以了。”陈赣栋给记者补充强调说。
曾在抗击“非典”中荣立三等功的罗耀星坠入利益深渊，不能不说与此“集中采购”的体制相关。而此番，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的邓峰、骆雄才发案，或将再次将该机制利弊推上风口浪尖。
“权力过度集中的机制，人被利益驱使的天性，出事儿就是必然。”珠三角中心城市疾控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感叹说。
邓、骆、罗三人“铁三角”
5月5日，广东省卫生厅新任命的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永惠已经开始第一天的工作。这名前广东省卫生监督所所长，开始接手这个“一、二把手都已被双规”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省疾控中心更多的工作人员选择了沉默来应对这场风暴，这让整个中心显得更为平静。而这种风暴中的平静，疾控中心在整整两年前就已经历。
“当时罗耀星被判，虽然说是一千多万，实际上何止一千多万？事实上，他也不可能独吞了那笔钱。”有广东本地医疗系统的人士分析，按照行业里的逻辑，钱要是他一个人独吞，自然是玩不下去。
对罗所受之钱，按当时在同一个系统内同事的理解是，他们所经手的钱，并非个人受贿，多被用作单位小金库性质支出，用于报销账外支出。
海珠区检察院当时证据显示：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作为一个科级单位，每年仅用于系统内的招待餐费就不低于60万元。公诉人为其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工作日，一天两餐每餐1000元标准。
至5月5日，所知的消息是，邓、骆二人涉嫌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收受采购设备和疫苗的回扣，“但对于涉案的具体金额，由于纪委初核后，进一步查实需要交给检察机关”。
目前有多种不同说法，有消息称“每人受贿金额不少于6000万元”，而省疾控系统内部的一个说法则是“两个人加起来超6000万”，但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纪委相关方面的确认，但总体的一个指向是：“数额颇巨”。
两年前，广东疾控中心的窝案爆发，就曾引发社会疑问：“疾控中心10人案发，最高层的涉案者竟怎么只是罗耀星这么一个科级干部？”
邓、骆与罗的“三人关系”有一个侧面的观照——有省疾控中心人员认为，邓、骆为了提拔罗耀星，多年来“压制”其他更有才能的业务骨干，导致一些抗非表现突出的骨干近年来先后离开该中心。
邓峰是国家级的食品卫生专家，是省疾控中心的一把手。骆雄才长期从事寄生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是分管免疫规划所(原所长为罗耀星)的中心副主任。两人被省直机关纪委“双规“时，距离罗耀星被刑拘、批捕恰好2年。
一场“集中采购”试验
广东疾控中心接二连三的曝出惊天大案，不能不让人反思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从2000年开始，广东省全省各地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统一由省疾控中心向生产商定购，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省疾控中心统管预防制品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5月5日，广州某大型医院的CDC疾控中心科室负责人周颖(化名)告诉本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可以认为广东的疫苗采购工作分成了两个步骤，前端和后端”。
前端主要就是省疾控中心来完成，后端就是由市县各级卫生机构来完成。“前端疾控中心接触疫苗供货商，后端医疗结构接触病患。前端与后端之间，就是医疗结构从疾控中心拿疫苗。”这位负责人称。
2000年，广东省卫生厅就召集所有向广东供应疫苗的供应商进行座谈。座谈的主要内容就是“为规范管理，疫苗供应商以后不能私自出售疫苗，要统一由省疾控中心进行调配，再逐级分配给下面的县市”。
在这个座谈会上，供货商被告知，采购疫苗的数量、价格、厂家由广东省预防用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这个委员会共有13人，罗耀星正是13名委员之一，并担任主任。
“因为我们负责全省的疫苗规划，厂商必须通过我们规划所向他们购买疫苗，并通过我们规划所获得关于疫苗的最新信息，主要是要通过我们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罗在庭审中坦言。
陈赣栋分析，“这样的集中采购规程，实际上让药品采购过程中的分散的权力集中了。也就是使得药品代理商和疫苗代理商公关的思路上不同了。”
这种不同在于，药品代理商需要把药品的出厂价和建议零售价之间的差价精打细算的分成好多环节，去打理不同的人，“大到一个省的药品采购主管、医院院长，小到一个医院的临床大夫、药方打单员”。
但是疫苗代理商，就只需要集中像罗这样的统一采购调配负责人。“集中火力的结果，自然是不容易发案，但一发案就是天大的案件。”
根据媒体公开披露，在两年前，罗的案件中，涉及向罗耀星及其手下行贿的疫苗销售商，包括广州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柯某某贿送的600万元，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阮某某贿送的302万元，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黄某某送的260万元，以及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主任黄某送的364.5万元。
5月5日，有广州市市内某区卫生局局长告诉记者，“省疾控中心集中采购，再通过市疾控中心，一级一级把疫苗配给下来，采购的价格都是由上面直接定的，我们只是根据区内的情况，自己确定采购的数量。”
罗耀星曾在一审中表示，某种疫苗能否进入广东，是由广东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来决定，他本人并无决定权；在货款回笼和支付方面，罗的权力限于签字证明拿了多少货，而货款的支付是由广东省疾控中心的财务负责人和中心领导审批的，他本人亦无决定权。
在集中采购的运作逻辑中，罗只是这个采购权配售权集中的“金字塔塔尖”的一个代言人而已，此番邓峰、骆雄才案发，原本分散于各地、各级的权力最后的集中点也将最终浮出水面。
集中采购制度利弊辩
对于“集中采购制”的利弊之辩，在广东领先全国，率先试水时，就曾有广泛讨论。
“集中采购的方法，便于掌握全省疫苗的使用准确数量。”5月5日，外资药品代理商肖琰给本报记者分析，因为以前未统一采购之前，存在全省疫苗数量不清的情景，不利于全省预防接种工作的开展，“统一采购后，省疾控中心易于根据全省各市一类、二类疫苗的使用量，了解可能暴发的疫情”。
一类疫苗是指计划免疫疫苗，由政府集中采购。目前国内市场主要由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面几大研究所承担生产任务，外资和民资都未被允许进入。二类疫苗是计划免疫外疫苗，本着“自主自愿、自费接种”的原则予以接种，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利润空间也大。
陈赣栋告诉记者，一类疫苗的采购在几个研究所之间竞争；二类疫苗就更要看厂家和代理商的“各显神通”了。
他直言，很多疫苗的质量和免疫的效果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于是如何获得一二把手的点头从而进入一个市场就成了一条捷径。广东疾控中心窝案升级 集中采购利弊再辩www.39.net 2008-5-8
5月1日，广东本地卫生界有消息传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文简称疾控中心)主任邓峰和副主任骆雄才，涉嫌经济违纪问题，已经由广东省直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实行“双规”。 “两人已经免职，”有接近广东省卫生厅知情人士透露，“有关两人的案情还在纪委的调查过程中。但案情原因，应该没有人猜不到。”
该知情人士言下之意，是广东省疾控中心再次爆发腐败的内因与两年前的“罗耀星案”不无关联。
2006年9月1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受贿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罗耀星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各大疫苗销售商贿赂款逾千万之巨。罗最终被判无期。
记者获得的权威消息，罗与邓、骆关系甚密。“疫苗销售的公关，和普通药品不同。”在广州从事药品销售代理工作的陈赣栋(化名)告诉记者，“疫苗销售，要从找最上级去公关才有效”。
“特别是在，广东实行疫苗集中采购那段时间，只公关最高层就可以了。”陈赣栋给记者补充强调说。
曾在抗击“非典”中荣立三等功的罗耀星坠入利益深渊，不能不说与此“集中采购”的体制相关。而此番，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的邓峰、骆雄才发案，或将再次将该机制利弊推上风口浪尖。
“权力过度集中的机制，人被利益驱使的天性，出事儿就是必然。”珠三角中心城市疾控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感叹说。
邓、骆、罗三人“铁三角”
5月5日，广东省卫生厅新任命的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永惠已经开始第一天的工作。这名前广东省卫生监督所所长，开始接手这个“一、二把手都已被双规”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省疾控中心更多的工作人员选择了沉默来应对这场风暴，这让整个中心显得更为平静。而这种风暴中的平静，疾控中心在整整两年前就已经历。
“当时罗耀星被判，虽然说是一千多万，实际上何止一千多万？事实上，他也不可能独吞了那笔钱。”有广东本地医疗系统的人士分析，按照行业里的逻辑，钱要是他一个人独吞，自然是玩不下去。
对罗所受之钱，按当时在同一个系统内同事的理解是，他们所经手的钱，并非个人受贿，多被用作单位小金库性质支出，用于报销账外支出。
海珠区检察院当时证据显示：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作为一个科级单位，每年仅用于系统内的招待餐费就不低于60万元。公诉人为其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工作日，一天两餐每餐1000元标准。
至5月5日，所知的消息是，邓、骆二人涉嫌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收受采购设备和疫苗的回扣，“但对于涉案的具体金额，由于纪委初核后，进一步查实需要交给检察机关”。
目前有多种不同说法，有消息称“每人受贿金额不少于6000万元”，而省疾控系统内部的一个说法则是“两个人加起来超6000万”，但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纪委相关方面的确认，但总体的一个指向是：“数额颇巨”。
两年前，广东疾控中心的窝案爆发，就曾引发社会疑问：“疾控中心10人案发，最高层的涉案者竟怎么只是罗耀星这么一个科级干部？”
邓、骆与罗的“三人关系”有一个侧面的观照——有省疾控中心人员认为，邓、骆为了提拔罗耀星，多年来“压制”其他更有才能的业务骨干，导致一些抗非表现突出的骨干近年来先后离开该中心。
邓峰是国家级的食品卫生专家，是省疾控中心的一把手。骆雄才长期从事寄生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是分管免疫规划所(原所长为罗耀星)的中心副主任。两人被省直机关纪委“双规“时，距离罗耀星被刑拘、批捕恰好2年。
一场“集中采购”试验
广东疾控中心接二连三的曝出惊天大案，不能不让人反思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从2000年开始，广东省全省各地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统一由省疾控中心向生产商定购，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省疾控中心统管预防制品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5月5日，广州某大型医院的CDC疾控中心科室负责人周颖(化名)告诉本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可以认为广东的疫苗采购工作分成了两个步骤，前端和后端”。
前端主要就是省疾控中心来完成，后端就是由市县各级卫生机构来完成。“前端疾控中心接触疫苗供货商，后端医疗结构接触病患。前端与后端之间，就是医疗结构从疾控中心拿疫苗。”这位负责人称。
2000年，广东省卫生厅就召集所有向广东供应疫苗的供应商进行座谈。座谈的主要内容就是“为规范管理，疫苗供应商以后不能私自出售疫苗，要统一由省疾控中心进行调配，再逐级分配给下面的县市”。
在这个座谈会上，供货商被告知，采购疫苗的数量、价格、厂家由广东省预防用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这个委员会共有13人，罗耀星正是13名委员之一，并担任主任。
“因为我们负责全省的疫苗规划，厂商必须通过我们规划所向他们购买疫苗，并通过我们规划所获得关于疫苗的最新信息，主要是要通过我们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罗在庭审中坦言。
陈赣栋分析，“这样的集中采购规程，实际上让药品采购过程中的分散的权力集中了。也就是使得药品代理商和疫苗代理商公关的思路上不同了。”
这种不同在于，药品代理商需要把药品的出厂价和建议零售价之间的差价精打细算的分成好多环节，去打理不同的人，“大到一个省的药品采购主管、医院院长，小到一个医院的临床大夫、药方打单员”。
但是疫苗代理商，就只需要集中像罗这样的统一采购调配负责人。“集中火力的结果，自然是不容易发案，但一发案就是天大的案件。”
根据媒体公开披露，在两年前，罗的案件中，涉及向罗耀星及其手下行贿的疫苗销售商，包括广州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柯某某贿送的600万元，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阮某某贿送的302万元，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黄某某送的260万元，以及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主任黄某送的364.5万元。
5月5日，有广州市市内某区卫生局局长告诉记者，“省疾控中心集中采购，再通过市疾控中心，一级一级把疫苗配给下来，采购的价格都是由上面直接定的，我们只是根据区内的情况，自己确定采购的数量。”
罗耀星曾在一审中表示，某种疫苗能否进入广东，是由广东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来决定，他本人并无决定权；在货款回笼和支付方面，罗的权力限于签字证明拿了多少货，而货款的支付是由广东省疾控中心的财务负责人和中心领导审批的，他本人亦无决定权。
在集中采购的运作逻辑中，罗只是这个采购权配售权集中的“金字塔塔尖”的一个代言人而已，此番邓峰、骆雄才案发，原本分散于各地、各级的权力最后的集中点也将最终浮出水面。
集中采购制度利弊辩
对于“集中采购制”的利弊之辩，在广东领先全国，率先试水时，就曾有广泛讨论。
“集中采购的方法，便于掌握全省疫苗的使用准确数量。”5月5日，外资药品代理商肖琰给本报记者分析，因为以前未统一采购之前，存在全省疫苗数量不清的情景，不利于全省预防接种工作的开展，“统一采购后，省疾控中心易于根据全省各市一类、二类疫苗的使用量，了解可能暴发的疫情”。
一类疫苗是指计划免疫疫苗，由政府集中采购。目前国内市场主要由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面几大研究所承担生产任务，外资和民资都未被允许进入。二类疫苗是计划免疫外疫苗，本着“自主自愿、自费接种”的原则予以接种，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利润空间也大。
陈赣栋告诉记者，一类疫苗的采购在几个研究所之间竞争；二类疫苗就更要看厂家和代理商的“各显神通”了。
他直言，很多疫苗的质量和免疫的效果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于是如何获得一二把手的点头从而进入一个市场就成了一条捷径。
5月1日，广东本地卫生界有消息传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文简称疾控中心)主任邓峰和副主任骆雄才，涉嫌经济违纪问题，已经由广东省直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实行“双规”。 “两人已经免职，”有接近广东省卫生厅知情人士透露，“有关两人的案情还在纪委的调查过程中。但案情原因，应该没有人猜不到。”
该知情人士言下之意，是广东省疾控中心再次爆发腐败的内因与两年前的“罗耀星案”不无关联。
2006年9月1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受贿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罗耀星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各大疫苗销售商贿赂款逾千万之巨。罗最终被判无期。
记者获得的权威消息，罗与邓、骆关系甚密。“疫苗销售的公关，和普通药品不同。”在广州从事药品销售代理工作的陈赣栋(化名)告诉记者，“疫苗销售，要从找最上级去公关才有效”。
“特别是在，广东实行疫苗集中采购那段时间，只公关最高层就可以了。”陈赣栋给记者补充强调说。
曾在抗击“非典”中荣立三等功的罗耀星坠入利益深渊，不能不说与此“集中采购”的体制相关。而此番，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的邓峰、骆雄才发案，或将再次将该机制利弊推上风口浪尖。
“权力过度集中的机制，人被利益驱使的天性，出事儿就是必然。”珠三角中心城市疾控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感叹说。
邓、骆、罗三人“铁三角”
5月5日，广东省卫生厅新任命的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永惠已经开始第一天的工作。这名前广东省卫生监督所所长，开始接手这个“一、二把手都已被双规”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省疾控中心更多的工作人员选择了沉默来应对这场风暴，这让整个中心显得更为平静。而这种风暴中的平静，疾控中心在整整两年前就已经历。
“当时罗耀星被判，虽然说是一千多万，实际上何止一千多万？事实上，他也不可能独吞了那笔钱。”有广东本地医疗系统的人士分析，按照行业里的逻辑，钱要是他一个人独吞，自然是玩不下去。
对罗所受之钱，按当时在同一个系统内同事的理解是，他们所经手的钱，并非个人受贿，多被用作单位小金库性质支出，用于报销账外支出。
海珠区检察院当时证据显示：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作为一个科级单位，每年仅用于系统内的招待餐费就不低于60万元。公诉人为其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工作日，一天两餐每餐1000元标准。
至5月5日，所知的消息是，邓、骆二人涉嫌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收受采购设备和疫苗的回扣，“但对于涉案的具体金额，由于纪委初核后，进一步查实需要交给检察机关”。
目前有多种不同说法，有消息称“每人受贿金额不少于6000万元”，而省疾控系统内部的一个说法则是“两个人加起来超6000万”，但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纪委相关方面的确认，但总体的一个指向是：“数额颇巨”。
两年前，广东疾控中心的窝案爆发，就曾引发社会疑问：“疾控中心10人案发，最高层的涉案者竟怎么只是罗耀星这么一个科级干部？”
邓、骆与罗的“三人关系”有一个侧面的观照——有省疾控中心人员认为，邓、骆为了提拔罗耀星，多年来“压制”其他更有才能的业务骨干，导致一些抗非表现突出的骨干近年来先后离开该中心。
邓峰是国家级的食品卫生专家，是省疾控中心的一把手。骆雄才长期从事寄生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是分管免疫规划所(原所长为罗耀星)的中心副主任。两人被省直机关纪委“双规“时，距离罗耀星被刑拘、批捕恰好2年。
一场“集中采购”试验
广东疾控中心接二连三的曝出惊天大案，不能不让人反思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从2000年开始，广东省全省各地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统一由省疾控中心向生产商定购，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省疾控中心统管预防制品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5月5日，广州某大型医院的CDC疾控中心科室负责人周颖(化名)告诉本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可以认为广东的疫苗采购工作分成了两个步骤，前端和后端”。
前端主要就是省疾控中心来完成，后端就是由市县各级卫生机构来完成。“前端疾控中心接触疫苗供货商，后端医疗结构接触病患。前端与后端之间，就是医疗结构从疾控中心拿疫苗。”这位负责人称。
2000年，广东省卫生厅就召集所有向广东供应疫苗的供应商进行座谈。座谈的主要内容就是“为规范管理，疫苗供应商以后不能私自出售疫苗，要统一由省疾控中心进行调配，再逐级分配给下面的县市”。
在这个座谈会上，供货商被告知，采购疫苗的数量、价格、厂家由广东省预防用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这个委员会共有13人，罗耀星正是13名委员之一，并担任主任。
“因为我们负责全省的疫苗规划，厂商必须通过我们规划所向他们购买疫苗，并通过我们规划所获得关于疫苗的最新信息，主要是要通过我们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罗在庭审中坦言。
陈赣栋分析，“这样的集中采购规程，实际上让药品采购过程中的分散的权力集中了。也就是使得药品代理商和疫苗代理商公关的思路上不同了。”
这种不同在于，药品代理商需要把药品的出厂价和建议零售价之间的差价精打细算的分成好多环节，去打理不同的人，“大到一个省的药品采购主管、医院院长，小到一个医院的临床大夫、药方打单员”。
但是疫苗代理商，就只需要集中像罗这样的统一采购调配负责人。“集中火力的结果，自然是不容易发案，但一发案就是天大的案件。”
根据媒体公开披露，在两年前，罗的案件中，涉及向罗耀星及其手下行贿的疫苗销售商，包括广州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柯某某贿送的600万元，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阮某某贿送的302万元，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黄某某送的260万元，以及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主任黄某送的364.5万元。
5月5日，有广州市市内某区卫生局局长告诉记者，“省疾控中心集中采购，再通过市疾控中心，一级一级把疫苗配给下来，采购的价格都是由上面直接定的，我们只是根据区内的情况，自己确定采购的数量。”
罗耀星曾在一审中表示，某种疫苗能否进入广东，是由广东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来决定，他本人并无决定权；在货款回笼和支付方面，罗的权力限于签字证明拿了多少货，而货款的支付是由广东省疾控中心的财务负责人和中心领导审批的，他本人亦无决定权。
在集中采购的运作逻辑中，罗只是这个采购权配售权集中的“金字塔塔尖”的一个代言人而已，此番邓峰、骆雄才案发，原本分散于各地、各级的权力最后的集中点也将最终浮出水面。
集中采购制度利弊辩
对于“集中采购制”的利弊之辩，在广东领先全国，率先试水时，就曾有广泛讨论。
“集中采购的方法，便于掌握全省疫苗的使用准确数量。”5月5日，外资药品代理商肖琰给本报记者分析，因为以前未统一采购之前，存在全省疫苗数量不清的情景，不利于全省预防接种工作的开展，“统一采购后，省疾控中心易于根据全省各市一类、二类疫苗的使用量，了解可能暴发的疫情”。
一类疫苗是指计划免疫疫苗，由政府集中采购。目前国内市场主要由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面几大研究所承担生产任务，外资和民资都未被允许进入。二类疫苗是计划免疫外疫苗，本着“自主自愿、自费接种”的原则予以接种，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利润空间也大。
陈赣栋告诉记者，一类疫苗的采购在几个研究所之间竞争；二类疫苗就更要看厂家和代理商的“各显神通”了。
他直言，很多疫苗的质量和免疫的效果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于是如何获得一二把手的点头从而进入一个市场就成了一条捷径。广东疾控中心窝案升级 集中采购利弊再辩www.39.net 2008-5-8
5月1日，广东本地卫生界有消息传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文简称疾控中心)主任邓峰和副主任骆雄才，涉嫌经济违纪问题，已经由广东省直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实行“双规”。 “两人已经免职，”有接近广东省卫生厅知情人士透露，“有关两人的案情还在纪委的调查过程中。但案情原因，应该没有人猜不到。”
该知情人士言下之意，是广东省疾控中心再次爆发腐败的内因与两年前的“罗耀星案”不无关联。
2006年9月1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受贿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罗耀星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各大疫苗销售商贿赂款逾千万之巨。罗最终被判无期。
记者获得的权威消息，罗与邓、骆关系甚密。“疫苗销售的公关，和普通药品不同。”在广州从事药品销售代理工作的陈赣栋(化名)告诉记者，“疫苗销售，要从找最上级去公关才有效”。
“特别是在，广东实行疫苗集中采购那段时间，只公关最高层就可以了。”陈赣栋给记者补充强调说。
曾在抗击“非典”中荣立三等功的罗耀星坠入利益深渊，不能不说与此“集中采购”的体制相关。而此番，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的邓峰、骆雄才发案，或将再次将该机制利弊推上风口浪尖。
“权力过度集中的机制，人被利益驱使的天性，出事儿就是必然。”珠三角中心城市疾控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感叹说。
邓、骆、罗三人“铁三角”
5月5日，广东省卫生厅新任命的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永惠已经开始第一天的工作。这名前广东省卫生监督所所长，开始接手这个“一、二把手都已被双规”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省疾控中心更多的工作人员选择了沉默来应对这场风暴，这让整个中心显得更为平静。而这种风暴中的平静，疾控中心在整整两年前就已经历。
“当时罗耀星被判，虽然说是一千多万，实际上何止一千多万？事实上，他也不可能独吞了那笔钱。”有广东本地医疗系统的人士分析，按照行业里的逻辑，钱要是他一个人独吞，自然是玩不下去。
对罗所受之钱，按当时在同一个系统内同事的理解是，他们所经手的钱，并非个人受贿，多被用作单位小金库性质支出，用于报销账外支出。
海珠区检察院当时证据显示：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作为一个科级单位，每年仅用于系统内的招待餐费就不低于60万元。公诉人为其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工作日，一天两餐每餐1000元标准。
至5月5日，所知的消息是，邓、骆二人涉嫌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收受采购设备和疫苗的回扣，“但对于涉案的具体金额，由于纪委初核后，进一步查实需要交给检察机关”。
目前有多种不同说法，有消息称“每人受贿金额不少于6000万元”，而省疾控系统内部的一个说法则是“两个人加起来超6000万”，但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纪委相关方面的确认，但总体的一个指向是：“数额颇巨”。
两年前，广东疾控中心的窝案爆发，就曾引发社会疑问：“疾控中心10人案发，最高层的涉案者竟怎么只是罗耀星这么一个科级干部？”
邓、骆与罗的“三人关系”有一个侧面的观照——有省疾控中心人员认为，邓、骆为了提拔罗耀星，多年来“压制”其他更有才能的业务骨干，导致一些抗非表现突出的骨干近年来先后离开该中心。
邓峰是国家级的食品卫生专家，是省疾控中心的一把手。骆雄才长期从事寄生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是分管免疫规划所(原所长为罗耀星)的中心副主任。两人被省直机关纪委“双规“时，距离罗耀星被刑拘、批捕恰好2年。
一场“集中采购”试验
广东疾控中心接二连三的曝出惊天大案，不能不让人反思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从2000年开始，广东省全省各地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统一由省疾控中心向生产商定购，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省疾控中心统管预防制品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5月5日，广州某大型医院的CDC疾控中心科室负责人周颖(化名)告诉本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可以认为广东的疫苗采购工作分成了两个步骤，前端和后端”。
前端主要就是省疾控中心来完成，后端就是由市县各级卫生机构来完成。“前端疾控中心接触疫苗供货商，后端医疗结构接触病患。前端与后端之间，就是医疗结构从疾控中心拿疫苗。”这位负责人称。
2000年，广东省卫生厅就召集所有向广东供应疫苗的供应商进行座谈。座谈的主要内容就是“为规范管理，疫苗供应商以后不能私自出售疫苗，要统一由省疾控中心进行调配，再逐级分配给下面的县市”。
在这个座谈会上，供货商被告知，采购疫苗的数量、价格、厂家由广东省预防用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这个委员会共有13人，罗耀星正是13名委员之一，并担任主任。
“因为我们负责全省的疫苗规划，厂商必须通过我们规划所向他们购买疫苗，并通过我们规划所获得关于疫苗的最新信息，主要是要通过我们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罗在庭审中坦言。
陈赣栋分析，“这样的集中采购规程，实际上让药品采购过程中的分散的权力集中了。也就是使得药品代理商和疫苗代理商公关的思路上不同了。”
这种不同在于，药品代理商需要把药品的出厂价和建议零售价之间的差价精打细算的分成好多环节，去打理不同的人，“大到一个省的药品采购主管、医院院长，小到一个医院的临床大夫、药方打单员”。
但是疫苗代理商，就只需要集中像罗这样的统一采购调配负责人。“集中火力的结果，自然是不容易发案，但一发案就是天大的案件。”
根据媒体公开披露，在两年前，罗的案件中，涉及向罗耀星及其手下行贿的疫苗销售商，包括广州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柯某某贿送的600万元，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阮某某贿送的302万元，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黄某某送的260万元，以及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主任黄某送的364.5万元。
5月5日，有广州市市内某区卫生局局长告诉记者，“省疾控中心集中采购，再通过市疾控中心，一级一级把疫苗配给下来，采购的价格都是由上面直接定的，我们只是根据区内的情况，自己确定采购的数量。”
罗耀星曾在一审中表示，某种疫苗能否进入广东，是由广东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来决定，他本人并无决定权；在货款回笼和支付方面，罗的权力限于签字证明拿了多少货，而货款的支付是由广东省疾控中心的财务负责人和中心领导审批的，他本人亦无决定权。
在集中采购的运作逻辑中，罗只是这个采购权配售权集中的“金字塔塔尖”的一个代言人而已，此番邓峰、骆雄才案发，原本分散于各地、各级的权力最后的集中点也将最终浮出水面。
集中采购制度利弊辩
对于“集中采购制”的利弊之辩，在广东领先全国，率先试水时，就曾有广泛讨论。
“集中采购的方法，便于掌握全省疫苗的使用准确数量。”5月5日，外资药品代理商肖琰给本报记者分析，因为以前未统一采购之前，存在全省疫苗数量不清的情景，不利于全省预防接种工作的开展，“统一采购后，省疾控中心易于根据全省各市一类、二类疫苗的使用量，了解可能暴发的疫情”。
一类疫苗是指计划免疫疫苗，由政府集中采购。目前国内市场主要由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面几大研究所承担生产任务，外资和民资都未被允许进入。二类疫苗是计划免疫外疫苗，本着“自主自愿、自费接种”的原则予以接种，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利润空间也大。
陈赣栋告诉记者，一类疫苗的采购在几个研究所之间竞争；二类疫苗就更要看厂家和代理商的“各显神通”了。
他直言，很多疫苗的质量和免疫的效果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于是如何获得一二把手的点头从而进入一个市场就成了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