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 盛世生如夏花－－-弘治朝那些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0:40:47
盛世生如夏花---弘治朝那些事
作者：独孤雪亭
引子：
在中国寻常百姓的喜好取舍中，流行的风潮或许时常变，元时喜杂剧，明时爱传奇，清时好京剧。崇仰的英雄也或许时常变，汉时木头公，宋时岳武穆，清时关云长。然而有一个盼望却始终不变，甚至千载之下，依旧心向往之-----盛世。
恭逢盛世，无论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还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这都是他们最简单的心愿了。盛世可以让小人物们吃饱肚皮，穿暖衣服，盛世也同样可以让大英雄们一伸拳脚，建功立业。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诗篇的咏叹里，抒发最多的情怀无不是“生不逢时”之感。于是在浩如烟海的子经史集中，最让我们难忘的篇章也多是史官对于“盛世荣光”的记录。于是在五彩斑斓的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最能引起关注的，也无非是对于“盛世”历史的描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长歌，开元伟业，俊男靓女们用或者戏说或者正说的方式在千年以后的电视屏幕上用古老的故事演绎着今人的渴望。盛世的记忆，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在灿烂的故事和美丽的幻想下从心中浸泡长大的记忆，在令我们血脉贲张的同时，却也自然的生出一个疑问：泱泱华夏文明，悠悠五千载，何为盛世？
关于盛世的定义，历史学界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国富民强天下无事的时代可为盛世，一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开疆拓土耀威天下的时代也同为盛世，一如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文化灿烂，英杰辈出的时代也同样可以称为盛世，一如北宋或者南宋的某些历史片段。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不过是评论盛世的肤浅表象而已。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无论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国家性质发生怎样的变化。关于“盛世”的评定标准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仅仅只有十二个字：政通人和，文化繁荣，国富民强。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盛世其实是不合格的。而许多真正做到了这十二个字箴言的时代，却在历史的变迁与人为的掩盖里，渐渐的淹没于岁月流转的尘烟中。而解读这样的盛世，剖析这样一个盛世的功与过，绝非为了仅仅满足于一种“我祖上也阔过”的虚荣心态，更重要的是，对于把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说，解读一个真正意义的盛世，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儒家文明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在那些盛世中灿若星辰的英杰人物身上，找寻出今人值得鉴戒与反思的精神品质与生存之道，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之路，点燃一盏最为明亮的启明灯，或许这：就是我愿意花几十万字的篇幅，去解读弘治盛世的缘故。
在明朝的皇帝中，弘治皇帝朱佑樘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上有庸父成化帝朱见深，下有败家儿朱厚照，衬得他本人在明朝十七帝中显得微不足道。他最为人熟知的故事大体有两个：一是他太子生涯里那一场权力与阴谋的争夺，二是他一生只钟情张皇后一人，恪守一夫一妻之道的爱情美谈。而事实上，这位秉性善良宽容的青年皇帝，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却开创了明朝276年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弘治十八年。
有明一代，昏君着实不少，有所谓玩物丧志的，有所谓荒淫无度的，有所谓不务正业的，有所谓天生受虐狂妒忌心理极端严重的。电视剧《江山风雨情》中袁崇焕有句台词：“咱大明朝200多年，就两个人可以被称为圣君，一个是开国的洪武爷，一个是开边的永乐爷。”可就是这两位“圣君”，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残忍好杀”的不光彩记录。回望三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历代的皇帝板着手指头数，却貌似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样的时代，会有盛世？
依我说，有，比如说明孝宗与他的弘治十八年。这位皇帝看起来很普通，他也许没有祖爷爷永乐帝那般果然坚毅的性格，也同样没有他的侄子嘉靖帝那般细密的心机。他更没有后世明朝诸帝种种新奇的爱好。在世人的眼里，他至多是一个慈祥的好父亲，忠实的好丈夫。然而他却以他的坚韧与沉默，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十八年的时光或许在历史的长河里微不足道，可假若现代文明真的可以研发出时间机器的话，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很多人愿意去前往的时代。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我们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在之后的篇章里，我们将沿着历史长河寂寞的轨迹和那些永不寂寞的人和事，去揭开弘治十八年隐藏的面纱，你也许会看到深宫内的阴谋，你也许会看到官场的争斗，你会看到那些电视剧中早已经被编剧写滥的情节模式，但是你更会看到他们写不到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历史黑暗深处的光明与善良，那中华民族永不消逝的品质与气节，你更会看到我们祖先的勇敢与智慧，看到铁肩担道义的信念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因此你更多的将会看到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骄傲与光荣。它是并不遥远的，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它们就传承于我们的血液中，而它的辉煌，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写下此文，是以为序盛世生如夏花---弘治朝那些事
作者：独孤雪亭
引子：
在中国寻常百姓的喜好取舍中，流行的风潮或许时常变，元时喜杂剧，明时爱传奇，清时好京剧。崇仰的英雄也或许时常变，汉时木头公，宋时岳武穆，清时关云长。然而有一个盼望却始终不变，甚至千载之下，依旧心向往之-----盛世。
恭逢盛世，无论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还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这都是他们最简单的心愿了。盛世可以让小人物们吃饱肚皮，穿暖衣服，盛世也同样可以让大英雄们一伸拳脚，建功立业。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诗篇的咏叹里，抒发最多的情怀无不是“生不逢时”之感。于是在浩如烟海的子经史集中，最让我们难忘的篇章也多是史官对于“盛世荣光”的记录。于是在五彩斑斓的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最能引起关注的，也无非是对于“盛世”历史的描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长歌，开元伟业，俊男靓女们用或者戏说或者正说的方式在千年以后的电视屏幕上用古老的故事演绎着今人的渴望。盛世的记忆，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在灿烂的故事和美丽的幻想下从心中浸泡长大的记忆，在令我们血脉贲张的同时，却也自然的生出一个疑问：泱泱华夏文明，悠悠五千载，何为盛世？
关于盛世的定义，历史学界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国富民强天下无事的时代可为盛世，一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开疆拓土耀威天下的时代也同为盛世，一如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文化灿烂，英杰辈出的时代也同样可以称为盛世，一如北宋或者南宋的某些历史片段。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不过是评论盛世的肤浅表象而已。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无论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国家性质发生怎样的变化。关于“盛世”的评定标准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仅仅只有十二个字：政通人和，文化繁荣，国富民强。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盛世其实是不合格的。而许多真正做到了这十二个字箴言的时代，却在历史的变迁与人为的掩盖里，渐渐的淹没于岁月流转的尘烟中。而解读这样的盛世，剖析这样一个盛世的功与过，绝非为了仅仅满足于一种“我祖上也阔过”的虚荣心态，更重要的是，对于把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说，解读一个真正意义的盛世，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儒家文明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在那些盛世中灿若星辰的英杰人物身上，找寻出今人值得鉴戒与反思的精神品质与生存之道，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之路，点燃一盏最为明亮的启明灯，或许这：就是我愿意花几十万字的篇幅，去解读弘治盛世的缘故。
在明朝的皇帝中，弘治皇帝朱佑樘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上有庸父成化帝朱见深，下有败家儿朱厚照，衬得他本人在明朝十七帝中显得微不足道。他最为人熟知的故事大体有两个：一是他太子生涯里那一场权力与阴谋的争夺，二是他一生只钟情张皇后一人，恪守一夫一妻之道的爱情美谈。而事实上，这位秉性善良宽容的青年皇帝，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却开创了明朝276年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弘治十八年。
有明一代，昏君着实不少，有所谓玩物丧志的，有所谓荒淫无度的，有所谓不务正业的，有所谓天生受虐狂妒忌心理极端严重的。电视剧《江山风雨情》中袁崇焕有句台词：“咱大明朝200多年，就两个人可以被称为圣君，一个是开国的洪武爷，一个是开边的永乐爷。”可就是这两位“圣君”，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残忍好杀”的不光彩记录。回望三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历代的皇帝板着手指头数，却貌似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样的时代，会有盛世？
依我说，有，比如说明孝宗与他的弘治十八年。这位皇帝看起来很普通，他也许没有祖爷爷永乐帝那般果然坚毅的性格，也同样没有他的侄子嘉靖帝那般细密的心机。他更没有后世明朝诸帝种种新奇的爱好。在世人的眼里，他至多是一个慈祥的好父亲，忠实的好丈夫。然而他却以他的坚韧与沉默，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十八年的时光或许在历史的长河里微不足道，可假若现代文明真的可以研发出时间机器的话，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很多人愿意去前往的时代。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我们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在之后的篇章里，我们将沿着历史长河寂寞的轨迹和那些永不寂寞的人和事，去揭开弘治十八年隐藏的面纱，你也许会看到深宫内的阴谋，你也许会看到官场的争斗，你会看到那些电视剧中早已经被编剧写滥的情节模式，但是你更会看到他们写不到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历史黑暗深处的光明与善良，那中华民族永不消逝的品质与气节，你更会看到我们祖先的勇敢与智慧，看到铁肩担道义的信念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因此你更多的将会看到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骄傲与光荣。它是并不遥远的，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它们就传承于我们的血液中，而它的辉煌，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写下此文，是以为序
作者：独孤雪亭
引子：
在中国寻常百姓的喜好取舍中，流行的风潮或许时常变，元时喜杂剧，明时爱传奇，清时好京剧。崇仰的英雄也或许时常变，汉时木头公，宋时岳武穆，清时关云长。然而有一个盼望却始终不变，甚至千载之下，依旧心向往之-----盛世。
恭逢盛世，无论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还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这都是他们最简单的心愿了。盛世可以让小人物们吃饱肚皮，穿暖衣服，盛世也同样可以让大英雄们一伸拳脚，建功立业。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诗篇的咏叹里，抒发最多的情怀无不是“生不逢时”之感。于是在浩如烟海的子经史集中，最让我们难忘的篇章也多是史官对于“盛世荣光”的记录。于是在五彩斑斓的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最能引起关注的，也无非是对于“盛世”历史的描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长歌，开元伟业，俊男靓女们用或者戏说或者正说的方式在千年以后的电视屏幕上用古老的故事演绎着今人的渴望。盛世的记忆，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在灿烂的故事和美丽的幻想下从心中浸泡长大的记忆，在令我们血脉贲张的同时，却也自然的生出一个疑问：泱泱华夏文明，悠悠五千载，何为盛世？
关于盛世的定义，历史学界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国富民强天下无事的时代可为盛世，一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开疆拓土耀威天下的时代也同为盛世，一如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文化灿烂，英杰辈出的时代也同样可以称为盛世，一如北宋或者南宋的某些历史片段。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不过是评论盛世的肤浅表象而已。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无论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国家性质发生怎样的变化。关于“盛世”的评定标准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仅仅只有十二个字：政通人和，文化繁荣，国富民强。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盛世其实是不合格的。而许多真正做到了这十二个字箴言的时代，却在历史的变迁与人为的掩盖里，渐渐的淹没于岁月流转的尘烟中。而解读这样的盛世，剖析这样一个盛世的功与过，绝非为了仅仅满足于一种“我祖上也阔过”的虚荣心态，更重要的是，对于把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说，解读一个真正意义的盛世，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儒家文明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在那些盛世中灿若星辰的英杰人物身上，找寻出今人值得鉴戒与反思的精神品质与生存之道，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之路，点燃一盏最为明亮的启明灯，或许这：就是我愿意花几十万字的篇幅，去解读弘治盛世的缘故。
在明朝的皇帝中，弘治皇帝朱佑樘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上有庸父成化帝朱见深，下有败家儿朱厚照，衬得他本人在明朝十七帝中显得微不足道。他最为人熟知的故事大体有两个：一是他太子生涯里那一场权力与阴谋的争夺，二是他一生只钟情张皇后一人，恪守一夫一妻之道的爱情美谈。而事实上，这位秉性善良宽容的青年皇帝，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却开创了明朝276年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弘治十八年。
有明一代，昏君着实不少，有所谓玩物丧志的，有所谓荒淫无度的，有所谓不务正业的，有所谓天生受虐狂妒忌心理极端严重的。电视剧《江山风雨情》中袁崇焕有句台词：“咱大明朝200多年，就两个人可以被称为圣君，一个是开国的洪武爷，一个是开边的永乐爷。”可就是这两位“圣君”，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残忍好杀”的不光彩记录。回望三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历代的皇帝板着手指头数，却貌似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样的时代，会有盛世？
依我说，有，比如说明孝宗与他的弘治十八年。这位皇帝看起来很普通，他也许没有祖爷爷永乐帝那般果然坚毅的性格，也同样没有他的侄子嘉靖帝那般细密的心机。他更没有后世明朝诸帝种种新奇的爱好。在世人的眼里，他至多是一个慈祥的好父亲，忠实的好丈夫。然而他却以他的坚韧与沉默，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十八年的时光或许在历史的长河里微不足道，可假若现代文明真的可以研发出时间机器的话，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很多人愿意去前往的时代。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我们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在之后的篇章里，我们将沿着历史长河寂寞的轨迹和那些永不寂寞的人和事，去揭开弘治十八年隐藏的面纱，你也许会看到深宫内的阴谋，你也许会看到官场的争斗，你会看到那些电视剧中早已经被编剧写滥的情节模式，但是你更会看到他们写不到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历史黑暗深处的光明与善良，那中华民族永不消逝的品质与气节，你更会看到我们祖先的勇敢与智慧，看到铁肩担道义的信念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因此你更多的将会看到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骄傲与光荣。它是并不遥远的，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它们就传承于我们的血液中，而它的辉煌，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写下此文，是以为序盛世生如夏花---弘治朝那些事
作者：独孤雪亭
引子：
在中国寻常百姓的喜好取舍中，流行的风潮或许时常变，元时喜杂剧，明时爱传奇，清时好京剧。崇仰的英雄也或许时常变，汉时木头公，宋时岳武穆，清时关云长。然而有一个盼望却始终不变，甚至千载之下，依旧心向往之-----盛世。
恭逢盛世，无论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还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这都是他们最简单的心愿了。盛世可以让小人物们吃饱肚皮，穿暖衣服，盛世也同样可以让大英雄们一伸拳脚，建功立业。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诗篇的咏叹里，抒发最多的情怀无不是“生不逢时”之感。于是在浩如烟海的子经史集中，最让我们难忘的篇章也多是史官对于“盛世荣光”的记录。于是在五彩斑斓的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最能引起关注的，也无非是对于“盛世”历史的描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长歌，开元伟业，俊男靓女们用或者戏说或者正说的方式在千年以后的电视屏幕上用古老的故事演绎着今人的渴望。盛世的记忆，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在灿烂的故事和美丽的幻想下从心中浸泡长大的记忆，在令我们血脉贲张的同时，却也自然的生出一个疑问：泱泱华夏文明，悠悠五千载，何为盛世？
关于盛世的定义，历史学界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国富民强天下无事的时代可为盛世，一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开疆拓土耀威天下的时代也同为盛世，一如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文化灿烂，英杰辈出的时代也同样可以称为盛世，一如北宋或者南宋的某些历史片段。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不过是评论盛世的肤浅表象而已。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无论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国家性质发生怎样的变化。关于“盛世”的评定标准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仅仅只有十二个字：政通人和，文化繁荣，国富民强。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盛世其实是不合格的。而许多真正做到了这十二个字箴言的时代，却在历史的变迁与人为的掩盖里，渐渐的淹没于岁月流转的尘烟中。而解读这样的盛世，剖析这样一个盛世的功与过，绝非为了仅仅满足于一种“我祖上也阔过”的虚荣心态，更重要的是，对于把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说，解读一个真正意义的盛世，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儒家文明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在那些盛世中灿若星辰的英杰人物身上，找寻出今人值得鉴戒与反思的精神品质与生存之道，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之路，点燃一盏最为明亮的启明灯，或许这：就是我愿意花几十万字的篇幅，去解读弘治盛世的缘故。
在明朝的皇帝中，弘治皇帝朱佑樘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上有庸父成化帝朱见深，下有败家儿朱厚照，衬得他本人在明朝十七帝中显得微不足道。他最为人熟知的故事大体有两个：一是他太子生涯里那一场权力与阴谋的争夺，二是他一生只钟情张皇后一人，恪守一夫一妻之道的爱情美谈。而事实上，这位秉性善良宽容的青年皇帝，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却开创了明朝276年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弘治十八年。
有明一代，昏君着实不少，有所谓玩物丧志的，有所谓荒淫无度的，有所谓不务正业的，有所谓天生受虐狂妒忌心理极端严重的。电视剧《江山风雨情》中袁崇焕有句台词：“咱大明朝200多年，就两个人可以被称为圣君，一个是开国的洪武爷，一个是开边的永乐爷。”可就是这两位“圣君”，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残忍好杀”的不光彩记录。回望三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历代的皇帝板着手指头数，却貌似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样的时代，会有盛世？
依我说，有，比如说明孝宗与他的弘治十八年。这位皇帝看起来很普通，他也许没有祖爷爷永乐帝那般果然坚毅的性格，也同样没有他的侄子嘉靖帝那般细密的心机。他更没有后世明朝诸帝种种新奇的爱好。在世人的眼里，他至多是一个慈祥的好父亲，忠实的好丈夫。然而他却以他的坚韧与沉默，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十八年的时光或许在历史的长河里微不足道，可假若现代文明真的可以研发出时间机器的话，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很多人愿意去前往的时代。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我们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在之后的篇章里，我们将沿着历史长河寂寞的轨迹和那些永不寂寞的人和事，去揭开弘治十八年隐藏的面纱，你也许会看到深宫内的阴谋，你也许会看到官场的争斗，你会看到那些电视剧中早已经被编剧写滥的情节模式，但是你更会看到他们写不到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历史黑暗深处的光明与善良，那中华民族永不消逝的品质与气节，你更会看到我们祖先的勇敢与智慧，看到铁肩担道义的信念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因此你更多的将会看到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骄傲与光荣。它是并不遥远的，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它们就传承于我们的血液中，而它的辉煌，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写下此文，是以为序
★★★ 第一章：阴谋与爱情—明孝宗朱佑樘的太子之路
在讲故事以前，请允许我先打一个比方。
假如，你生在一个农家，有一大片庄园，几十亩良田，上百口子人，宗族繁茂，人丁兴旺，家产丰厚。你父亲过世了，你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份家产，成为这个家族的领导者，照着电影《少爷的磨难里》陈佩斯一句流着口水的话问：这么多钱，全是我的了？
没错，全是你的了。
那年，你只有十八岁。
或许好多人听到这里也开始流口水了，十八岁，就继承了这么大一份产业，用不着四处投简历找生计，也不用埋在高中课堂的题海中头悬梁锥刺骨，更不必在单位里当小弟马仔，战战兢兢的瞧着领导大哥的脸色行事。十八岁的年纪，就已是家产万贯，独掌大权，呼风唤雨，吃喝不愁不说，想砍谁想整谁，使个眼色就有人抢着替你办，看上的女人，欢喜谁就要谁。这日子，想想都爽。咋能不流口水。
且慢艳羡，话还没说完呢。
家业是大，可打从你爷爷那辈算起，攒下的麻烦也不少。
先是财产问题，你爷爷和你爸爸那两代作腾的太厉害，到了你这辈，帐上已没多少余钱了。钱不多，用钱的地方可不少，种地打粮，维持祖产，看家护院防贼防盗，还有家丁奴仆管家的工资，再算上家里的亲戚还有你自己老婆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一大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样样都得从你手上一分一厘的抠钱，家大业大？真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呢。没钱，咋办？
日子寒酸也就算了，可自你爷爷那辈开始，用人办事就象患了白内障，好不容易有几个能办事的管家助手全都开除了，剩下的全是些奸诈小人，除了奉迎拍马，就是成天想着刮家里的油水，办起正事来啥都不会。你会说，那不简单？治他们不就完了？
简单？这帮人全都是老油条，心计狡诈不说，相互还勾连一气，上上下下全是他们的亲信，你明知道他们成天里吃拿卡要挖家里的墙角，却一点把柄都捏不住。辛苦到头的土地收成，你得不到多少钱，全便宜了这帮孙子了。咋办？
老天爷也和你过不去，这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水，种地，说到底就是靠天吃饭么，可要么大雨要么毒太阳的一闹，一年的收成就泡汤白干了。你不干？佃农们还不干呢，本来就被你那些管家们欺负够了，连老天爷都欺负人，还不都造了你的反？从你爷爷到你爸爸，那些佃农们就没消停过，不是这边罢工不干，就是那边要夺你的权，摁下葫芦起来瓢，咋办？
家里的事就够乱了，外面的事，才真叫麻烦呢。
你家的西边和北边都有一大群土匪，本来你太爷爷是条好汉，派人把他们修理消停了。可你太爷爷一死，他们又开始闹腾了，隔三差五的都要光顾你家几回，不是抢你的粮食就是杀你的人。打他们？你爷爷当初是想打他们，带人出去扫荡了一圈，不但没管用，连你爷爷本人都被人家绑了票。到了你这辈，你养的那些护院家丁老的老，病的病，打的过这些刀头舔血的亡命徒么？连你家的围墙都年久失修，东一块补丁西一块缺口，挡得住么？
更要命的是，西边的土匪还好，从你家地面刮点油水就算了。北边的土匪还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匪，成天惦记上你家的良田，恨不得有一天全占了去。你在他们的眼里是一大块滚着油的肥肉，他们匍匐在你家的北边，仿佛一群望着肥肉流口水的饿狼。
赶不走又打不过，咋办？
说了这么多的咋办，你还羡慕吗？这不是一笔财产，却是一大堆麻烦。
里面日子过的惨淡，外面还有一大堆土匪惦记着，这就是你继承这份家业的结果。一家之主的威风是权力，可解决这些麻烦却是你的义务，你咋办？
还没完呢，且让我们把这个农庄的规模扩大一万倍，变成一个国家，你的身份也随着扩大了一万倍，从户主变成了皇帝，自然这些麻烦，也跟着扩大了一万倍。惟独没扩大的是你的年龄，虽然叫着“万岁”，却实在只有18岁。这么多的麻烦，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来。你咋办？
好多人也许会说，我不干了还不行吗？我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投简历做马仔好好学习去，谁爱干谁干，麻烦！
是呵，你可以选择，有个人却不能选择，比如，明孝宗朱佑樘。公元1487年，他继承明朝帝位，次年改元弘治，他接下的，正是这一大堆麻烦。
此刻，他只有一个选择：当个好皇帝，解决这些麻烦。
都是些什么麻烦呢？
那一年，明朝北边鞑靼部，西边瓦刺部，持续骚扰北部边境，从河北到山西，皆遭受荼毒无数，百姓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狼烟四起，尸横千里。
那一年，河南遭受特大洪灾，黄河泛滥，中原大地尽成汪洋，怀庆，宣武等地城墙坍塌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
那一年，陕西地震，震级高达七级，房屋毁坏无数，仅长安一城，死者就有数千，连关中地区数坐大山也崩塌。灾民流离失所。
那一年，国库几无余钱，内阁官员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对政事的处理极其迟钝。民间有戏言：大明内阁，是纸糊的。
还是那一年，厂卫残暴，特务乱窜，百姓人人自危，口不敢言。妖僧法师肆意横行，诓骗国家钱财。地方官员上行下效，贪墨害民，只知刮地三尺，不知为民解忧。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几酿民变。
那一年……总之，全是之前比喻中放大了一万倍的麻烦，实实在在压在十八岁的朱佑樘脑袋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麻烦也不是一天堆出来的，笔笔烂帐，先要算到朱佑樘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的头上。
在讲故事以前，请允许我先打一个比方。
假如，你生在一个农家，有一大片庄园，几十亩良田，上百口子人，宗族繁茂，人丁兴旺，家产丰厚。你父亲过世了，你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份家产，成为这个家族的领导者，照着电影《少爷的磨难里》陈佩斯一句流着口水的话问：这么多钱，全是我的了？
没错，全是你的了。
那年，你只有十八岁。
或许好多人听到这里也开始流口水了，十八岁，就继承了这么大一份产业，用不着四处投简历找生计，也不用埋在高中课堂的题海中头悬梁锥刺骨，更不必在单位里当小弟马仔，战战兢兢的瞧着领导大哥的脸色行事。十八岁的年纪，就已是家产万贯，独掌大权，呼风唤雨，吃喝不愁不说，想砍谁想整谁，使个眼色就有人抢着替你办，看上的女人，欢喜谁就要谁。这日子，想想都爽。咋能不流口水。
且慢艳羡，话还没说完呢。
家业是大，可打从你爷爷那辈算起，攒下的麻烦也不少。
先是财产问题，你爷爷和你爸爸那两代作腾的太厉害，到了你这辈，帐上已没多少余钱了。钱不多，用钱的地方可不少，种地打粮，维持祖产，看家护院防贼防盗，还有家丁奴仆管家的工资，再算上家里的亲戚还有你自己老婆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一大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样样都得从你手上一分一厘的抠钱，家大业大？真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呢。没钱，咋办？
日子寒酸也就算了，可自你爷爷那辈开始，用人办事就象患了白内障，好不容易有几个能办事的管家助手全都开除了，剩下的全是些奸诈小人，除了奉迎拍马，就是成天想着刮家里的油水，办起正事来啥都不会。你会说，那不简单？治他们不就完了？
简单？这帮人全都是老油条，心计狡诈不说，相互还勾连一气，上上下下全是他们的亲信，你明知道他们成天里吃拿卡要挖家里的墙角，却一点把柄都捏不住。辛苦到头的土地收成，你得不到多少钱，全便宜了这帮孙子了。咋办？
老天爷也和你过不去，这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水，种地，说到底就是靠天吃饭么，可要么大雨要么毒太阳的一闹，一年的收成就泡汤白干了。你不干？佃农们还不干呢，本来就被你那些管家们欺负够了，连老天爷都欺负人，还不都造了你的反？从你爷爷到你爸爸，那些佃农们就没消停过，不是这边罢工不干，就是那边要夺你的权，摁下葫芦起来瓢，咋办？
家里的事就够乱了，外面的事，才真叫麻烦呢。
你家的西边和北边都有一大群土匪，本来你太爷爷是条好汉，派人把他们修理消停了。可你太爷爷一死，他们又开始闹腾了，隔三差五的都要光顾你家几回，不是抢你的粮食就是杀你的人。打他们？你爷爷当初是想打他们，带人出去扫荡了一圈，不但没管用，连你爷爷本人都被人家绑了票。到了你这辈，你养的那些护院家丁老的老，病的病，打的过这些刀头舔血的亡命徒么？连你家的围墙都年久失修，东一块补丁西一块缺口，挡得住么？
更要命的是，西边的土匪还好，从你家地面刮点油水就算了。北边的土匪还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匪，成天惦记上你家的良田，恨不得有一天全占了去。你在他们的眼里是一大块滚着油的肥肉，他们匍匐在你家的北边，仿佛一群望着肥肉流口水的饿狼。
赶不走又打不过，咋办？
说了这么多的咋办，你还羡慕吗？这不是一笔财产，却是一大堆麻烦。
里面日子过的惨淡，外面还有一大堆土匪惦记着，这就是你继承这份家业的结果。一家之主的威风是权力，可解决这些麻烦却是你的义务，你咋办？
还没完呢，且让我们把这个农庄的规模扩大一万倍，变成一个国家，你的身份也随着扩大了一万倍，从户主变成了皇帝，自然这些麻烦，也跟着扩大了一万倍。惟独没扩大的是你的年龄，虽然叫着“万岁”，却实在只有18岁。这么多的麻烦，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来。你咋办？
好多人也许会说，我不干了还不行吗？我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投简历做马仔好好学习去，谁爱干谁干，麻烦！
是呵，你可以选择，有个人却不能选择，比如，明孝宗朱佑樘。公元1487年，他继承明朝帝位，次年改元弘治，他接下的，正是这一大堆麻烦。
此刻，他只有一个选择：当个好皇帝，解决这些麻烦。
都是些什么麻烦呢？
那一年，明朝北边鞑靼部，西边瓦刺部，持续骚扰北部边境，从河北到山西，皆遭受荼毒无数，百姓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狼烟四起，尸横千里。
那一年，河南遭受特大洪灾，黄河泛滥，中原大地尽成汪洋，怀庆，宣武等地城墙坍塌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
那一年，陕西地震，震级高达七级，房屋毁坏无数，仅长安一城，死者就有数千，连关中地区数坐大山也崩塌。灾民流离失所。
那一年，国库几无余钱，内阁官员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对政事的处理极其迟钝。民间有戏言：大明内阁，是纸糊的。
还是那一年，厂卫残暴，特务乱窜，百姓人人自危，口不敢言。妖僧法师肆意横行，诓骗国家钱财。地方官员上行下效，贪墨害民，只知刮地三尺，不知为民解忧。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几酿民变。
那一年……总之，全是之前比喻中放大了一万倍的麻烦，实实在在压在十八岁的朱佑樘脑袋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麻烦也不是一天堆出来的，笔笔烂帐，先要算到朱佑樘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的头上。
★★★1，庸懒帝国的无为而治----明朝天顺年到成化年的政治景象
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惟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十五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串可气的事穿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刺犯边，忠臣良将的苦劝不听，偏听死太监撺掇，非要御架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又后悔了，连敌人影都没见着撤兵，撤兵么撤得快点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全死光，连本人都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不是可气么。
他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生羊肉了，烂帐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成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刺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作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丢了不说，皇位也作腾没了，这样的闹剧，不怪他自己么。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全是如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样的奸险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清算，下狱的下狱（石亨），充军的充军（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么，字面意思讲，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朝时代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刺，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刺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刺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总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么，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员猛将：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呢，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个多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架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刺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到了他被接回京城，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象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么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别说是皇帝，就是今天那些一夜暴富的款爷们，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有时候让你聪明的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刺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刺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刺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等着喜宁乐颠颠的进了大明地界，早已准备好的明军将士一拥而上，将其五花大绑，不久就碎尸万段。原来，朱祁镇暗地派随从跟着喜宁，并给大明边关将领送去了要擒杀喜宁的亲笔信。一张纸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那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百姓，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是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象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大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那些个他身上的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八卦”外，统统白搭。
整个天顺朝，忠奸相斗，兄弟争位，放在大明三百年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最后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惟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十五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串可气的事穿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刺犯边，忠臣良将的苦劝不听，偏听死太监撺掇，非要御架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又后悔了，连敌人影都没见着撤兵，撤兵么撤得快点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全死光，连本人都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不是可气么。
他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生羊肉了，烂帐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成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刺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作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丢了不说，皇位也作腾没了，这样的闹剧，不怪他自己么。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全是如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样的奸险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清算，下狱的下狱（石亨），充军的充军（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么，字面意思讲，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朝时代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刺，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刺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刺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总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么，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员猛将：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呢，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个多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架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刺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到了他被接回京城，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象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么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别说是皇帝，就是今天那些一夜暴富的款爷们，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有时候让你聪明的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刺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刺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刺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等着喜宁乐颠颠的进了大明地界，早已准备好的明军将士一拥而上，将其五花大绑，不久就碎尸万段。原来，朱祁镇暗地派随从跟着喜宁，并给大明边关将领送去了要擒杀喜宁的亲笔信。一张纸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那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百姓，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是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象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大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那些个他身上的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八卦”外，统统白搭。
整个天顺朝，忠奸相斗，兄弟争位，放在大明三百年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最后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土地兼并！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了，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完的时候了。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坐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数年下来，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惟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的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他在位先后十五年，却只干了一个事---挖墙。虽然，这也许不是他本意。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了，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完的时候了。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坐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数年下来，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惟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的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他在位先后十五年，却只干了一个事---挖墙。虽然，这也许不是他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军，这个执掌朝政大权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还尤其有一样爱好---收集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过后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这才使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人家包围了。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几十万大军做了冤魂，自家的主子皇上当了人家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还发生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虽最终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可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地。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家的。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犯抢，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却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和谐了又反，反了又和谐，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按说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但问题却只是冰山一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惟独土地兼并始终是不停的。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确是用的不是地方，对勋贵重臣，他放纵得太多，也意识不到这个危害，如此，土地问题，越演越烈。
大明帝国这坐大厦上，自始已经隐隐的出现了各条裂缝。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了，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完的时候了。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坐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数年下来，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惟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的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他在位先后十五年，却只干了一个事---挖墙。虽然，这也许不是他本意。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了，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完的时候了。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坐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数年下来，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惟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的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他在位先后十五年，却只干了一个事---挖墙。虽然，这也许不是他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军，这个执掌朝政大权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还尤其有一样爱好---收集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过后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这才使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人家包围了。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几十万大军做了冤魂，自家的主子皇上当了人家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还发生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虽最终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可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地。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家的。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犯抢，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却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和谐了又反，反了又和谐，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按说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但问题却只是冰山一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惟独土地兼并始终是不停的。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确是用的不是地方，对勋贵重臣，他放纵得太多，也意识不到这个危害，如此，土地问题，越演越烈。
大明帝国这坐大厦上，自始已经隐隐的出现了各条裂缝。
★★★第二个问题：国土防御！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的亲征了。结果全军覆没，本人当俘虏，真个是灰头土脸。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几十万人全军覆没么，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筑院墙，看家护院。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仁宗，还有爸爸宣宗，都是不爱惹事的，把院墙修好，不让强盗打进来就行。所以大明的疆土，还算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只一件事，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的到处跑，仁宣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了，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仁宣，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做了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可轮到朱祁镇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刺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相互间进行内战的同时，逐渐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手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了。
明朝的北部边境，渐渐仿佛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直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里，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个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人。，土木之变前，瓦刺先攻大同，杀大同总兵，一时间大同人心惶惶。关键时刻，身为大同副将的郭登挺身而出，他安抚士卒，激励士气，终于在危急局面下为明朝守住了这坐重镇，北京保卫战之所以成功，也与之有很大关系。当然，守城并不是他唯一的本事，后来沙窝一战，郭登率800骑兵大破瓦刺3000精骑，彻底粉碎了所谓瓦刺铁骑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国威军威，这样的军事全才，好好重用都来不及，咋被朱祁镇罢了？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当初他被瓦刺抓了俘虏，瓦刺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刺人怎么威逼利诱，咬死了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刺破城么？瓦刺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这段梁子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郭登也被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帐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的实在可气。
“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当初不开城门为啥？还不是为了保你家的江山么？保家卫国倒成了罪过，这是什么歪理？
杀了于谦，罢了郭登，天顺朝执掌军权的换成了石亨之流。这以后，军备败坏，吃空额贪军饷，原本刚刚有所振作的明军又腐化下来了。而这一切，日积月累，并不因那些小人的事败而改变。
但朱祁镇还干了另一个错事。与这个错事相比，所谓自坏长城，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天顺五年，鞑靼孛来部多次侵扰明朝西北地区，入寇永昌，甘州，久疏战阵的明朝边兵被打得大溃。还好凉州都督毛忠是个英雄，率部与鞑靼人在凉州血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搏杀，蒙古人终于不支败退。明朝取得了大胜仗，这以后，孛来部多次遣使求和，恳求入贡。到十月，朱祁镇终于批准了鞑靼的请求，一场边境危机，貌似是化解了。
打了胜仗，敌人求和，按说都算好事吧？
可别急，朱祁镇就能把好事变成坏事。
原来，鞑靼的入贡请求里，藏着一个花招：“请由陕西兰县入关。”
啥意思？原先蒙古部落入贡，都是经大同进京城，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守卫森严，兰县是啥地方？朱祁镇想也没想，入贡就入贡吧，从哪走还不一样？答应了。
这一答应，就坏了事了。
兰县这地方，是明朝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鞑靼入贡？每次都呼啦啦来成千上百号人，沿途连抢带拿，当地百姓涂炭无数。然后人家再到京城大大方方的和你做买卖，每回下来，收益比从前打劫划算得多呢！
上当了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兰县这地方，是入河套草原的必经之路。河套这个地方大家相当熟悉了，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又是战略要地，今天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谓是宝地中的宝地。当年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成年累月的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再以后，渐渐的，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悠哉悠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根源的种子，正是朱祁镇种下的。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缘故，与明朝大规模军事冲突并未发生，可大明边防，越发的有边无防了……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的亲征了。结果全军覆没，本人当俘虏，真个是灰头土脸。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几十万人全军覆没么，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筑院墙，看家护院。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仁宗，还有爸爸宣宗，都是不爱惹事的，把院墙修好，不让强盗打进来就行。所以大明的疆土，还算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只一件事，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的到处跑，仁宣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了，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仁宣，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做了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可轮到朱祁镇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刺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相互间进行内战的同时，逐渐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手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了。
明朝的北部边境，渐渐仿佛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直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里，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个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人。，土木之变前，瓦刺先攻大同，杀大同总兵，一时间大同人心惶惶。关键时刻，身为大同副将的郭登挺身而出，他安抚士卒，激励士气，终于在危急局面下为明朝守住了这坐重镇，北京保卫战之所以成功，也与之有很大关系。当然，守城并不是他唯一的本事，后来沙窝一战，郭登率800骑兵大破瓦刺3000精骑，彻底粉碎了所谓瓦刺铁骑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国威军威，这样的军事全才，好好重用都来不及，咋被朱祁镇罢了？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当初他被瓦刺抓了俘虏，瓦刺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刺人怎么威逼利诱，咬死了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刺破城么？瓦刺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这段梁子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郭登也被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帐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的实在可气。
“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当初不开城门为啥？还不是为了保你家的江山么？保家卫国倒成了罪过，这是什么歪理？
杀了于谦，罢了郭登，天顺朝执掌军权的换成了石亨之流。这以后，军备败坏，吃空额贪军饷，原本刚刚有所振作的明军又腐化下来了。而这一切，日积月累，并不因那些小人的事败而改变。
但朱祁镇还干了另一个错事。与这个错事相比，所谓自坏长城，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天顺五年，鞑靼孛来部多次侵扰明朝西北地区，入寇永昌，甘州，久疏战阵的明朝边兵被打得大溃。还好凉州都督毛忠是个英雄，率部与鞑靼人在凉州血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搏杀，蒙古人终于不支败退。明朝取得了大胜仗，这以后，孛来部多次遣使求和，恳求入贡。到十月，朱祁镇终于批准了鞑靼的请求，一场边境危机，貌似是化解了。
打了胜仗，敌人求和，按说都算好事吧？
可别急，朱祁镇就能把好事变成坏事。
原来，鞑靼的入贡请求里，藏着一个花招：“请由陕西兰县入关。”
啥意思？原先蒙古部落入贡，都是经大同进京城，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守卫森严，兰县是啥地方？朱祁镇想也没想，入贡就入贡吧，从哪走还不一样？答应了。
这一答应，就坏了事了。
兰县这地方，是明朝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鞑靼入贡？每次都呼啦啦来成千上百号人，沿途连抢带拿，当地百姓涂炭无数。然后人家再到京城大大方方的和你做买卖，每回下来，收益比从前打劫划算得多呢！
上当了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兰县这地方，是入河套草原的必经之路。河套这个地方大家相当熟悉了，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又是战略要地，今天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谓是宝地中的宝地。当年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成年累月的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再以后，渐渐的，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悠哉悠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根源的种子，正是朱祁镇种下的。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缘故，与明朝大规模军事冲突并未发生，可大明边防，越发的有边无防了……
★★★杀良将，坏长城，缩防御，甚至连胜仗都变出了百年之患，朱祁镇，真是太有才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开国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柬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株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荣，杨士奇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仁宣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历史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十五年，官场风气如何呢？只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身为皇帝，就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或者是胆小怕事的和事老，或者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如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廷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可是天顺朝呢，反而更糟。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这是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都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儿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候吴瑾和怀宁候孙樘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株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当时全都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后来虽然奸党被株，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从英宗复位，到后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仅靠一两个人？那是毫无用处。
这就好比空气净化一样，净化某地的空气，恐怕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你要污染它？只消烧一堆烟就行了。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真个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象细菌一样，静静的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是慢性病，潜移默化的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虽不是朱祁镇种下，恶化却着实从他身上开始。
公元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可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仿佛是一个只有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的方面争夺，成天里的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的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麻烦开始出现，却解决不了，干脆就凑合着过，保住皇位稳固就好。这，怕是朱祁镇治国的最好心态。
庸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了，儿子朱见深即位，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从此就要发作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开国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柬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株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荣，杨士奇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仁宣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历史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十五年，官场风气如何呢？只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身为皇帝，就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或者是胆小怕事的和事老，或者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如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廷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可是天顺朝呢，反而更糟。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这是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都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儿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候吴瑾和怀宁候孙樘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株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当时全都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后来虽然奸党被株，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从英宗复位，到后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仅靠一两个人？那是毫无用处。
这就好比空气净化一样，净化某地的空气，恐怕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你要污染它？只消烧一堆烟就行了。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真个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象细菌一样，静静的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是慢性病，潜移默化的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虽不是朱祁镇种下，恶化却着实从他身上开始。
公元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可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仿佛是一个只有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的方面争夺，成天里的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的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麻烦开始出现，却解决不了，干脆就凑合着过，保住皇位稳固就好。这，怕是朱祁镇治国的最好心态。
庸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了，儿子朱见深即位，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从此就要发作了。
本来这种文风很新颖
现在已经泛滥到让人反胃了
现在已经泛滥到让人反胃了
弘治是个好同志啊！期待楼主继续！
坐好，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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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马甲1号 于 2008-4-29 22:15 发表
本来这种文风很新颖
现在已经泛滥到让人反胃了
都是当年明月刮起来的风。[:a4:]
LZ继续啊
弘治中兴。期待中。
在群众心目中，成化、弘治皇帝都是不太熟悉的皇帝。关于他们的历史典故、记载、故事等等太少了。
不过，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作为一个守成之主，历史记载得越少越说明他是个明君，至少也不是个昏君。
不过，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作为一个守成之主，历史记载得越少越说明他是个明君，至少也不是个昏君。
原帖由 自由如风 于 2008-4-29 20:21 发表
★★★1，庸懒帝国的无为而治----明朝天顺年到成化年的政治景象
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 ...
的确如此。我从其他地方也看到一些转载的文章，明英宗的确很有人缘。
读到这里，才发现弘治的父亲成化还没有登场呢。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孝宗是明室中难得的好人。
发现一点，只有童年吃过苦的，才是好皇帝。太祖、成祖（经历过军旅磨练）、仁宗（应该和他父亲差不多）、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