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建寺庙多办学

　　　　　　　　　　　　　　　　　　　少建寺庙多办学
　　　　　　　　　　　　　　　　　　　　　夏河年

　　喇嘛教是公元七世纪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与藏族原有的苯教结合的产物，长期的农奴制度使得喇嘛教事实上成了藏民的精神鸦片，寺庙则是精神鸦片馆。知识，只有知识，才是西藏发展的动力。
　　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不包括促进某个特定宗教的发展。根据“宪法进寺庙”的原则，我们应该尊重藏民信奉喇嘛教的自由。这种尊重是双向的，藏民信奉它我们尊重，藏民不信奉它，我们也尊重。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修建寺庙的拨款应该适度，过头了反而是对双向尊重的偏斜。修建宗教场所的款项，主要应该让地方政府和信徒承担，中央政府的拨款应该局限于文物保护的角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随着国家财政的改善，我们应该让藏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但分享方式还是有讲究的，与其将大量拨款用在寺庙修建上，不如用于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教育事业，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普及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宗教与科学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虽然也有一小部分的重叠。科学知识相对普及的西方国家虽然也有很多基督教徒，但已经远离了从前的狂热。科学巨匠牛顿只是到了无法解释自然的时候才求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他在科学的道路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人，他解答不了的科学难题，别人更解答不了，只好到教堂向上帝求助。今天我们都知道，无需上帝推动，地球照样旋转。
　　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中给宗教信仰空间较多者，至少他相信斯宾诺莎那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容的上帝，但他反对至高无上的神权，因为他在科学上也犯过错误，也遇到过难以解决的科学难题，尤其是其努力寻找的统一场论，直到临终也看不到曙光。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很反感犹太教中的上帝。他说：“犹太教中的上帝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迷信，是一种对不存在的东西作出的幻想。它也是一种企图将道义的法律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努力，这是一种可悲又不可信的努力。”
　　汉语系佛教是公元一世纪传入的，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它是随着汉民族对自然的认识增加而逐渐衰微的，今天的汉民族地区绝大多数人不信仰任何宗教，原因当然不只是科学技术的普及，但主要是。一个地区内部，理工科出身的比文科出身的更不容易皈依什么主。
　　离开西藏半个世纪的达赖喇嘛仍然保持着对很多藏民的影响力，除了国外反华势力对其源源不断的加持（比如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和巴黎荣誉市民），更主要的是藏民对自然认识的普遍缺乏。不可否认，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解放前，西藏的文盲率高达惊人的９５％，现在初中入学率超过了９０％，但总体而言，西藏的教育水平相比其他地区还是较低的。科学没有占领的地方，就是神学施展权威的场所。按说哪里有不充分的证据就应该在那里质疑，但喇嘛教普通信徒用什么质疑神权？他们拿不出证据。信仰主义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文化背景支持，只有在超越文化背景的科学意识得到普及后，达赖喇嘛才能从神坛上走下来。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寺庙修建的拨款数额巨大，相当于对西藏教育拨款的几分之几。1985年国家拨专款670多万元、黄金108.85公斤、白银1000公斤、水银665公斤，修复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1988年10月，国务院决定拨专款5300万元维修布达拉宫，是中国维修文物耗资最大的一项工程；1990年6月建十世班禅金质灵塔祀殿，拨出6400多万元专款、600多公斤黄金、500多公斤白银以及其它各种材料；1994年，政府又决定拨出2000万元专款继续修复甘丹寺……折算成今天的币值，其中每一笔拨款都数以亿计。“十一五”期间准备再拨七八亿元修建２２座寺庙，藏族主要居住区还有２７００多座藏传佛教寺院呢。
　　笔者无意冒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与分裂国家没有必然联系，更不会全盘否定宗教对心灵净化的作用，仅仅是希望中央财政对修建寺庙的投入不要过多，谁信仰谁掏钱，他人不干预也就可以了，如果修建寺庙成了信徒沉重的财力负担，那就说明什么地方有问题。国家对西藏宗教设施的拨款应该局限于少数重点文物的保护，不可大办和包办。有那个钱，不如用于进一步提高西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因为那里缺乏的不是宗教激情而是科学文化。小剂量的吗啡可用于止痛，大量的吗啡让人沉迷其中无力自拔。如果国宝大熊猫要求照一张彩色肖像照，我宁愿教授它竹子种植技巧。修建寺庙本身会产生增加寺庙的需求，教育投入则会减少寺庙的需求。喇嘛教以文化和艺术的形式存在比以宗教的狂热存在更有利于广大藏人，只有科学文化才能承载西藏人民的美好未来少建寺庙多办学
　　　　　　　　　　　　　　　　　　　　　夏河年

　　喇嘛教是公元七世纪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与藏族原有的苯教结合的产物，长期的农奴制度使得喇嘛教事实上成了藏民的精神鸦片，寺庙则是精神鸦片馆。知识，只有知识，才是西藏发展的动力。
　　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不包括促进某个特定宗教的发展。根据“宪法进寺庙”的原则，我们应该尊重藏民信奉喇嘛教的自由。这种尊重是双向的，藏民信奉它我们尊重，藏民不信奉它，我们也尊重。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修建寺庙的拨款应该适度，过头了反而是对双向尊重的偏斜。修建宗教场所的款项，主要应该让地方政府和信徒承担，中央政府的拨款应该局限于文物保护的角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随着国家财政的改善，我们应该让藏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但分享方式还是有讲究的，与其将大量拨款用在寺庙修建上，不如用于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教育事业，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普及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宗教与科学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虽然也有一小部分的重叠。科学知识相对普及的西方国家虽然也有很多基督教徒，但已经远离了从前的狂热。科学巨匠牛顿只是到了无法解释自然的时候才求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他在科学的道路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人，他解答不了的科学难题，别人更解答不了，只好到教堂向上帝求助。今天我们都知道，无需上帝推动，地球照样旋转。
　　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中给宗教信仰空间较多者，至少他相信斯宾诺莎那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容的上帝，但他反对至高无上的神权，因为他在科学上也犯过错误，也遇到过难以解决的科学难题，尤其是其努力寻找的统一场论，直到临终也看不到曙光。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很反感犹太教中的上帝。他说：“犹太教中的上帝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迷信，是一种对不存在的东西作出的幻想。它也是一种企图将道义的法律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努力，这是一种可悲又不可信的努力。”
　　汉语系佛教是公元一世纪传入的，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它是随着汉民族对自然的认识增加而逐渐衰微的，今天的汉民族地区绝大多数人不信仰任何宗教，原因当然不只是科学技术的普及，但主要是。一个地区内部，理工科出身的比文科出身的更不容易皈依什么主。
　　离开西藏半个世纪的达赖喇嘛仍然保持着对很多藏民的影响力，除了国外反华势力对其源源不断的加持（比如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和巴黎荣誉市民），更主要的是藏民对自然认识的普遍缺乏。不可否认，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解放前，西藏的文盲率高达惊人的９５％，现在初中入学率超过了９０％，但总体而言，西藏的教育水平相比其他地区还是较低的。科学没有占领的地方，就是神学施展权威的场所。按说哪里有不充分的证据就应该在那里质疑，但喇嘛教普通信徒用什么质疑神权？他们拿不出证据。信仰主义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文化背景支持，只有在超越文化背景的科学意识得到普及后，达赖喇嘛才能从神坛上走下来。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寺庙修建的拨款数额巨大，相当于对西藏教育拨款的几分之几。1985年国家拨专款670多万元、黄金108.85公斤、白银1000公斤、水银665公斤，修复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1988年10月，国务院决定拨专款5300万元维修布达拉宫，是中国维修文物耗资最大的一项工程；1990年6月建十世班禅金质灵塔祀殿，拨出6400多万元专款、600多公斤黄金、500多公斤白银以及其它各种材料；1994年，政府又决定拨出2000万元专款继续修复甘丹寺……折算成今天的币值，其中每一笔拨款都数以亿计。“十一五”期间准备再拨七八亿元修建２２座寺庙，藏族主要居住区还有２７００多座藏传佛教寺院呢。
　　笔者无意冒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与分裂国家没有必然联系，更不会全盘否定宗教对心灵净化的作用，仅仅是希望中央财政对修建寺庙的投入不要过多，谁信仰谁掏钱，他人不干预也就可以了，如果修建寺庙成了信徒沉重的财力负担，那就说明什么地方有问题。国家对西藏宗教设施的拨款应该局限于少数重点文物的保护，不可大办和包办。有那个钱，不如用于进一步提高西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因为那里缺乏的不是宗教激情而是科学文化。小剂量的吗啡可用于止痛，大量的吗啡让人沉迷其中无力自拔。如果国宝大熊猫要求照一张彩色肖像照，我宁愿教授它竹子种植技巧。修建寺庙本身会产生增加寺庙的需求，教育投入则会减少寺庙的需求。喇嘛教以文化和艺术的形式存在比以宗教的狂热存在更有利于广大藏人，只有科学文化才能承载西藏人民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