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印度的资料总汇[转自FY-再梦周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18:45
]]
中国与印度：日益拉大的差距
提交者: C_D 于2000-8-21 8:01:51在大作中提到：
中国与印度：日益拉大的差距
《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Rone Tempest 8月10日在该报发表了对比中国和印度发展道路的长文，从西方的观点仔细分析了中、印两国经过了五十年的“竞争”后出现了什么样的不同结果。文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观点，特别是其中报导了一些印度学者对中国发展情况的看法。Tempest在被派驻中国之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他对两国的亲身经验使他更能够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去对比两国的情况。
五十年前的这个星期，印度次大陆挣脱了英国的殖民枷锁，组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选择了民主的道路。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1947年8月14日独立日前夕说：“多年以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现在是我们实现我们的承诺的时候了。我们今天的庆祝只是迎向等待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在此同时，毛泽东的人走到了长征的最后一程，同蒋介石国民党人的内战胜利在望。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印度还穷，经过多年的战争和占领以后，正为生存而挣扎，他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开始了。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那使人沉醉的日子里，亚洲两个受伤的大国的领导人都承诺要把他们的国家从深渊中解救出来。尼赫鲁说，印度独立的目标是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除了1962年短暂的中、印边境冲突外，两个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制度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完全浮现出来。但是，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今年稍早时印度当时的总理高达对一群商人说：“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们讲解放讲了那么多。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却能够做得那么多，而我们却不能。这表示有些事情不对劲。”同样的，印度的外交部长和前驻中国大使海达尔也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评论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这两名资深的领导人愿意那么坦诚地批评自己的国家，这就很能够说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别，当然在政治开放和表达自由方面也是如此。
印度人可以公开说他们所想的，几乎什么都可以。而中国的言论自由很少，特别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人民大会开会很枯燥，没有什么公共辩论或争议。虽然中国领导人也会不迟疑地提到中国很穷，但都是拐弯抹角地提到，不把责任扯进去。可是在印度领导人的快语背后却是对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巨大关注。学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国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方面对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优势。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15种语言、五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消灭贫困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为了赶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最近开展了类似于中国的市场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限制性关税和鼓励外国投资。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快速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而已。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和谐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沉(Amartya Sen)是在印度西孟加尔生长的人，他辩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印度同中国的生活水准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础设施--铁路运输和道路--和公务员制度来说，印度实际上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独立以后两国的进展都踌躇不前。即使是迟至1960年，两国在减少文盲、营养不良和婴儿死亡率方面记录都不是很好。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最后一次大饥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寿命只有44岁，中国是47岁。独立后的头几年，两国都依赖外国的援助和专技知识。中国依赖的是苏联，印度依赖的是大英帝国和西方捐助国。但是中国在1962年就突然切断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国。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实施之前，中国也已经几乎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尺度上开始超越印度。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的民主称为“功能性无政府状态”。虽然等级制度和普遍对妇女的歧视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跃的民主事例却很突出。该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官员去年报告说，在印度最穷的奥利萨邦的卡拉汉蒂至少有12人饿死。但是卡拉汉蒂有人饿死的同时，当地的政治官员却说当地选举的投票人数却是破记录的。德里大学的学者也是奥利萨本地人的莫汉提说：“有人饿死，但同时也有人真正在竞选。饿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对莫汉提来说，这是印度的矛盾之处。贫穷与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权利参与感同时存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专制国家。但是中国却是充满了进步和成就的国家。随着新的千年的到来，中国即将跨入征服古老的贫穷和愚昧的门槛。住在江苏富庶地区一个大砖房中的76岁退休养蚕工人丁海清说：“印度和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进入现代以来，开头是差不多相等的。印度是个殖民国家，中国是个半殖民国家。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丁海清得意地看着他的院子和玫瑰花圃说：“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路选对了，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比较先进的国家。”
不管怎样，中国尽管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却更能够接受改变和引进的概念。印度即使它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却几乎落后于中国20年才开始放弃基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在新德里与麦肯锡顾问公司合作的一名顾问基托•波尔说：“中国是『封闭的系统，开放的心灵』，印度则往往被称为『开放的系统，封闭的心灵』”。哈佛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沉是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印度的学者之一，他说：“中国是唯一人口与印度相当的国家，而两国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穷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年代的时候，两国的情况是如此的类似，一直到1970年代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都极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人们要问，从那以后，两国的进展情况到底怎样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的挑战。例如，从1960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在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同时中国的青少年已接近从前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普及识字率。中国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几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几乎在所有的经济类别上中国都一面倒地超越印度。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丧失了它从从英国统治以来在铁路方面占有的优势。中国刚刚完成了两条铁路，一条为北京--香港线，一条为上海--新疆线，现在的铁路里程数与印度相当。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穷的省份，也都在到处盖房子。印度的高级外交官海达尔回忆说，当他还是驻北京大使的时候，中国宣布要在十个月内修好一条环城公路和十来个立交桥。他说：“之后我看到的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想想当我回到德里时，连我离开时所盖的那个立交桥都还没盖好，那份难过就不用说了。”
许多专家说，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Jonathan D.Spence发现，就在1949年共产胜利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有40%的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出去，大约有60%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目前在中国的乡村地区正出现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蚀的现象。中国农民仍然不许直接拥有土地，但是许多人已经占有大片他们经营和管理的土地，跟实际拥有没什么差别。安徽63岁的陈兴汉6岁的时候替地主打工，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变成基层干部。现在他经营着省里最大的私人农场之一，大约200亩，是凤阳地区最有钱的人之一。他还有一所制砖厂和碾米厂。他雇用了133个人，包括13个农田手。他说他应归功于邓小平的“致富光荣”。他说：“我是个地主，但我是为农民服务的地主。我不是资本家，我要带农民致富。”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领导的西孟加尔邦），印度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于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近乎封建主义的制度。新西兰前驻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驻印度大使职务的尼克•布里奇说：“我认为中国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历了暴力革命。人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
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拖到了1979年，等到邓小平实施农村承包制之后农民才能够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没变。中国农民一旦从集体制脱离开来后，很快地就有钱起来。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帮助农民组织和协调各种工作。
印度一位着名的农经学家、印度“绿色革命”的建构人斯瓦民纳森说：“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而我们没有。由于可以在单一的政党下进行社会动员，所以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说：“中国人对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就业创造有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度到处充斥着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过着最穷困的日子。”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现代化也造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大约有8000万到1亿流动人口变成了主要城市的内部移民、打工仔、建筑工人和路边摊贩。但是有好几份研究报告指出，另有1亿人口被周围的“乡镇企业”吸收了，这是印度所没有的。
莫汉提说：“从经济上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两国经历了不同的革命后得出不同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被迫去面对挑战。从1949年起，他们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需要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是行得通的，这当中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受到西方的攻击。”“在印度，我们也有崇高的价值。但是争取自由的结果是很大的妥协…广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后了。”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的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应。特克说：“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但它给你稳定。印度也许不会像中国一样一年增长12%。但会保有稳定。”其它的观察家却不那么肯定。他们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等级、宗教和经济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因此虽然毛泽东尝试达到最完美的共产境界，采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并提高妇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哈佛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沉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力量是建筑在较早时发生的社会变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触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会变革就能一下子进入大流的，是这些变革使致中国有今天的成就。”
提交者: C_D 于2000-8-21 8:01:51在大作中提到：
中国与印度：日益拉大的差距
《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Rone Tempest 8月10日在该报发表了对比中国和印度发展道路的长文，从西方的观点仔细分析了中、印两国经过了五十年的“竞争”后出现了什么样的不同结果。文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观点，特别是其中报导了一些印度学者对中国发展情况的看法。Tempest在被派驻中国之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他对两国的亲身经验使他更能够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去对比两国的情况。
五十年前的这个星期，印度次大陆挣脱了英国的殖民枷锁，组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选择了民主的道路。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1947年8月14日独立日前夕说：“多年以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现在是我们实现我们的承诺的时候了。我们今天的庆祝只是迎向等待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在此同时，毛泽东的人走到了长征的最后一程，同蒋介石国民党人的内战胜利在望。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印度还穷，经过多年的战争和占领以后，正为生存而挣扎，他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开始了。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那使人沉醉的日子里，亚洲两个受伤的大国的领导人都承诺要把他们的国家从深渊中解救出来。尼赫鲁说，印度独立的目标是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除了1962年短暂的中、印边境冲突外，两个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制度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完全浮现出来。但是，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今年稍早时印度当时的总理高达对一群商人说：“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们讲解放讲了那么多。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却能够做得那么多，而我们却不能。这表示有些事情不对劲。”同样的，印度的外交部长和前驻中国大使海达尔也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评论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这两名资深的领导人愿意那么坦诚地批评自己的国家，这就很能够说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别，当然在政治开放和表达自由方面也是如此。
印度人可以公开说他们所想的，几乎什么都可以。而中国的言论自由很少，特别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人民大会开会很枯燥，没有什么公共辩论或争议。虽然中国领导人也会不迟疑地提到中国很穷，但都是拐弯抹角地提到，不把责任扯进去。可是在印度领导人的快语背后却是对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巨大关注。学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国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方面对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优势。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15种语言、五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消灭贫困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为了赶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最近开展了类似于中国的市场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限制性关税和鼓励外国投资。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快速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而已。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和谐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沉(Amartya Sen)是在印度西孟加尔生长的人，他辩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印度同中国的生活水准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础设施--铁路运输和道路--和公务员制度来说，印度实际上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独立以后两国的进展都踌躇不前。即使是迟至1960年，两国在减少文盲、营养不良和婴儿死亡率方面记录都不是很好。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最后一次大饥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寿命只有44岁，中国是47岁。独立后的头几年，两国都依赖外国的援助和专技知识。中国依赖的是苏联，印度依赖的是大英帝国和西方捐助国。但是中国在1962年就突然切断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国。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实施之前，中国也已经几乎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尺度上开始超越印度。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的民主称为“功能性无政府状态”。虽然等级制度和普遍对妇女的歧视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跃的民主事例却很突出。该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官员去年报告说，在印度最穷的奥利萨邦的卡拉汉蒂至少有12人饿死。但是卡拉汉蒂有人饿死的同时，当地的政治官员却说当地选举的投票人数却是破记录的。德里大学的学者也是奥利萨本地人的莫汉提说：“有人饿死，但同时也有人真正在竞选。饿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对莫汉提来说，这是印度的矛盾之处。贫穷与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权利参与感同时存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专制国家。但是中国却是充满了进步和成就的国家。随着新的千年的到来，中国即将跨入征服古老的贫穷和愚昧的门槛。住在江苏富庶地区一个大砖房中的76岁退休养蚕工人丁海清说：“印度和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进入现代以来，开头是差不多相等的。印度是个殖民国家，中国是个半殖民国家。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丁海清得意地看着他的院子和玫瑰花圃说：“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路选对了，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比较先进的国家。”
不管怎样，中国尽管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却更能够接受改变和引进的概念。印度即使它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却几乎落后于中国20年才开始放弃基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在新德里与麦肯锡顾问公司合作的一名顾问基托•波尔说：“中国是『封闭的系统，开放的心灵』，印度则往往被称为『开放的系统，封闭的心灵』”。哈佛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沉是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印度的学者之一，他说：“中国是唯一人口与印度相当的国家，而两国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穷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年代的时候，两国的情况是如此的类似，一直到1970年代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都极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人们要问，从那以后，两国的进展情况到底怎样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的挑战。例如，从1960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在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同时中国的青少年已接近从前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普及识字率。中国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几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几乎在所有的经济类别上中国都一面倒地超越印度。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丧失了它从从英国统治以来在铁路方面占有的优势。中国刚刚完成了两条铁路，一条为北京--香港线，一条为上海--新疆线，现在的铁路里程数与印度相当。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穷的省份，也都在到处盖房子。印度的高级外交官海达尔回忆说，当他还是驻北京大使的时候，中国宣布要在十个月内修好一条环城公路和十来个立交桥。他说：“之后我看到的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想想当我回到德里时，连我离开时所盖的那个立交桥都还没盖好，那份难过就不用说了。”
许多专家说，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Jonathan D.Spence发现，就在1949年共产胜利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有40%的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出去，大约有60%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目前在中国的乡村地区正出现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蚀的现象。中国农民仍然不许直接拥有土地，但是许多人已经占有大片他们经营和管理的土地，跟实际拥有没什么差别。安徽63岁的陈兴汉6岁的时候替地主打工，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变成基层干部。现在他经营着省里最大的私人农场之一，大约200亩，是凤阳地区最有钱的人之一。他还有一所制砖厂和碾米厂。他雇用了133个人，包括13个农田手。他说他应归功于邓小平的“致富光荣”。他说：“我是个地主，但我是为农民服务的地主。我不是资本家，我要带农民致富。”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领导的西孟加尔邦），印度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于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近乎封建主义的制度。新西兰前驻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驻印度大使职务的尼克•布里奇说：“我认为中国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历了暴力革命。人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
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拖到了1979年，等到邓小平实施农村承包制之后农民才能够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没变。中国农民一旦从集体制脱离开来后，很快地就有钱起来。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帮助农民组织和协调各种工作。
印度一位着名的农经学家、印度“绿色革命”的建构人斯瓦民纳森说：“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而我们没有。由于可以在单一的政党下进行社会动员，所以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说：“中国人对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就业创造有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度到处充斥着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过着最穷困的日子。”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现代化也造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大约有8000万到1亿流动人口变成了主要城市的内部移民、打工仔、建筑工人和路边摊贩。但是有好几份研究报告指出，另有1亿人口被周围的“乡镇企业”吸收了，这是印度所没有的。
莫汉提说：“从经济上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两国经历了不同的革命后得出不同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被迫去面对挑战。从1949年起，他们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需要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是行得通的，这当中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受到西方的攻击。”“在印度，我们也有崇高的价值。但是争取自由的结果是很大的妥协…广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后了。”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的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应。特克说：“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但它给你稳定。印度也许不会像中国一样一年增长12%。但会保有稳定。”其它的观察家却不那么肯定。他们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等级、宗教和经济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因此虽然毛泽东尝试达到最完美的共产境界，采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并提高妇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哈佛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沉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力量是建筑在较早时发生的社会变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触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会变革就能一下子进入大流的，是这些变革使致中国有今天的成就。”
三项令印度知识精英刻骨铭心的中国政策
发帖者:akaaaa 发表时间:2005/10/07 10:00 点击:21000次
90年代初，英国人西格尔最早提出印度将超越中国，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制基本是一种宗教式信仰，凡是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在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谈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对中国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已经具备的有利环境，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他们推断的结论是---印度必将会超过中国。
但是十几年之后，印度《商业周刊》记者曼吉特在中国上海呆了两天，这是她的第一次的上海之行。她是这样描写中国上海的：“上海横跨了黄浦江，宛如鸟的翅膀上的闪亮的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丽的街道前面，国际会议中心屹立着，还有原来的殖民者的建筑，亮闪闪的玻璃，还有花岗岩的塔立在远处。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上海比这个还漂亮。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个国家正在腾飞。你不看到这些，你不会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曼吉特就在孟买生活工作，她说：“孟买是破旧、肮脏的”。她希望孟买可以变成上海的模样。
印度国民的感受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尔说：“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我们没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们总是在扯淡，我们生活在绝望中”。
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博士说。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更加直白：“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在中印两国的比较中，我们已经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正优势”还是“负优势”？
开放还是封闭
据说“德里”一词来自波斯文，意为“门槛”之意。德里的标志性建筑是“印度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9万印度士兵而建。“印度门”是印度被殖民统治200年蒙受耻辱的历史见证。常听到有人说外资难入“印度门”，因为“门槛”太高和路上的荆棘令投资者裹足不前。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记者看见两家麦当劳店，有一家在名为安萨尔的购物中心的一层，晚上7点多，正是印度人的吃饭时间，整条街道备拥挤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麦当劳分店生意兴隆。这家麦当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麦当劳从设计到装潢别无两样，但是这里绝无可能买到牛肉汉堡“巨无霸”的。墙壁上“本店不售任何牛肉或牛肉制品”的警示赫然醒目。直到此时才会顿悟：这里是印度！
麦当劳不卖牛肉汉堡卖什么？印度的麦当劳卖羊肉和鸡肉汉堡！麦当劳在世界各地的30000多家分店，唯有印度分店不出售牛肉制品！麦当劳已经本地化了。在印度，印度教人口占总人口的83%，印度教奉牛为神灵；印度还有大约140万穆斯林，所以猪肉食品也只能从食品配料中删除。目前，麦当劳在德里和孟买开设了20多家分店，单从数字上看，似乎与全球第二人口大国这一地位不相称。麦当劳制定了庞大的扩张计划，准备将在印度开设的分店增加到80家！事实上并非容易，在收获利润的同时，麦当劳也承担着风险--民族、宗教、文化的对抗。
2001年5月，约500名示威者分别德里、孟买的几家麦当劳餐厅前举行抗议。示威者抗议麦当劳制作炸薯条的食用油中含有牛肉调味成分，他们包围了麦当劳设在新德里的总部，向麦当劳餐厅投掷牛粪块，并洗劫了孟买一家麦当劳连锁店。他们还要求瓦杰帕伊总理下令关闭印度国内所有的麦当劳连锁店。一个月后，美国麦当劳公司宣布将向印度教徒、素食主义者和其他一些相关组织赔偿1000万美元。
尽管如此，麦当劳要比他的竞争对手肯德鸡幸运。记者在德里和孟买没有看见一家肯德基。据当地人说，因为肯德基用死鸡制作食品，致使印度法院判决肯德基在停业。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最后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面临着被关闭的厄运。
透过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印度的境遇，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对外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在印度的投资者中，有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利润算得上可观却知难而退；有执着者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几进几出“印度门”却不肯轻言放弃；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那些干了几年、到头来只落得血本无归者。很多外资投资者抱怨，印度政府对外资企业征收的高额税收、实行的投资限制以及在相关法律方面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再加上各级政府中普遍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印度市场犹如一张梦幻中的大饼，可望而不可及。
对有关印度是一个“不开放的国家”的说法，印度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如果说十年前印度的经济市场是封闭的我们承认，那是政府采取了措施保护印度的民族工业，对外来产品征收很高的关税。而现在已经降低了关税。
比较中印两国银行
最近，在中印两国比较中，一种被人们不能质疑的观点认为，印度的银行盈利能力强，银行资产优于中国，有力的证据是印度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有中国的一半。据印度《贸易标准报》3月4日报道，1996-2001年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为39%，而世界银行平均年利润增长率为18%，中国只有3%，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世界最高，更加证明了印度银行的资产质量优于中国的论断。
一次，中国记者在机场等待飞机，看到候机厅有花旗银行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发放招揽广告，就顺手拿了一份印制精美的宣传册。巧的是采访印度之前，这位记者曾向北京花旗银行分行申请信用卡，但被告知必须在银行存有2.5万美元才可以开户申请。（见鬼！随便问一个美国人的账户，有2500美金就不错了！）花旗银行在印度可以经营卢比业务，令人吃惊。花旗银行不仅可以在印度做个人储蓄、卢比贷款以及个人金融服务，还可以对公司做商业贷款以及个人住房分期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为10年。
工作人员说：“我们在说服人们来我们这里开户。我们规定只要有1000卢比（相当于人均月收入1/5），也就是22美元就可以开一个户。我们向用户提供多项银行服务，也可以在自动提款机上提款。”花旗银行认为，发展中的金融市场比已经成熟的市场发展速度至少快一倍，这些市场拥有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把宝押在了这些市场上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花旗银行在印度已经开始赢利，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更令人惊讶的是卢比贷款年利率定价13-14%，存款91-180天利率3.50%；366-729天利率为4.00%。贷款和存款利差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中国。心中不免慨叹，资本的嘴脸暴露无遗，吸血的外资银行！但是，当询问印度朋友才感到并非如此。朋友告知：“要不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竞争的加剧，印度银行的利率更高！”
。
对印度金融以及银行体系有着深入研究的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文富德教授告诉记者，印度银行坏账少不能不看其历史原因。他介绍说，印度储备银行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对银行实行相当严格的控制。首先是规定各家银行的50%的存款要购买政府债券，由政府发放到指定的领域，比如特定行业以及农业部门等；其次是，长期以来印度银行的准备金率在15%左右；最后，银行所能支配的只剩35%左右的贷款余地，其中的40%还规定了优先发放的领域，比如出口等，规定优惠利率在7%左右。文富德教授说：“它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好处是减少了金融风险；坏处是商业银行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发放贷款，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致使经济增长缓慢。”
印度银行坏账少与其长期高利率是相关的。文富德教授说：“在印度农村，本土银行或者高利贷的利率要达到30-40%之间”。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许成钢教授认为：“印度银行坏账少的原因是没有人敢贷款，这可能是印度工业化落后的一个原因。所以对印度银行坏账率低和中国的坏账率高的情况不能简单的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银行具有动员资金储蓄、分配资金使用和分散降低金融风险的三大作用，前两者是促进增长和推动发展的关键，是银行的主导性作用。当然，面对信息不对称以及防范风险必须要加强监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找到促进增长、推动发展与降低风险的平衡。他说：“中国在动员资金促进增长与发展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降低风险方面显然是不成功的；印度虽然在降低风险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促进增长和发展方面却远不如中国。
因此，从总体上讲中国要比印度成功，但是金融风险也比印度大得多。在基于市场的有效率的配置资金和减少、分散、降低金融风险成为当务之急。中印两国各有各的优势和长处与短处，所以在改革方向和解决的内容是不相同的。”
让印度精英刻骨铭记的三项中国政策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利的原因是什么？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在印度，一座桥要修三年，一条路也要修上好几年。究其原因，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千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二，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收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发帖者:akaaaa 发表时间:2005/10/07 10:00 点击:21000次
90年代初，英国人西格尔最早提出印度将超越中国，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制基本是一种宗教式信仰，凡是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在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谈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对中国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已经具备的有利环境，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他们推断的结论是---印度必将会超过中国。
但是十几年之后，印度《商业周刊》记者曼吉特在中国上海呆了两天，这是她的第一次的上海之行。她是这样描写中国上海的：“上海横跨了黄浦江，宛如鸟的翅膀上的闪亮的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丽的街道前面，国际会议中心屹立着，还有原来的殖民者的建筑，亮闪闪的玻璃，还有花岗岩的塔立在远处。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上海比这个还漂亮。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个国家正在腾飞。你不看到这些，你不会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曼吉特就在孟买生活工作，她说：“孟买是破旧、肮脏的”。她希望孟买可以变成上海的模样。
印度国民的感受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尔说：“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我们没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们总是在扯淡，我们生活在绝望中”。
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博士说。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更加直白：“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在中印两国的比较中，我们已经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正优势”还是“负优势”？
开放还是封闭
据说“德里”一词来自波斯文，意为“门槛”之意。德里的标志性建筑是“印度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9万印度士兵而建。“印度门”是印度被殖民统治200年蒙受耻辱的历史见证。常听到有人说外资难入“印度门”，因为“门槛”太高和路上的荆棘令投资者裹足不前。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记者看见两家麦当劳店，有一家在名为安萨尔的购物中心的一层，晚上7点多，正是印度人的吃饭时间，整条街道备拥挤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麦当劳分店生意兴隆。这家麦当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麦当劳从设计到装潢别无两样，但是这里绝无可能买到牛肉汉堡“巨无霸”的。墙壁上“本店不售任何牛肉或牛肉制品”的警示赫然醒目。直到此时才会顿悟：这里是印度！
麦当劳不卖牛肉汉堡卖什么？印度的麦当劳卖羊肉和鸡肉汉堡！麦当劳在世界各地的30000多家分店，唯有印度分店不出售牛肉制品！麦当劳已经本地化了。在印度，印度教人口占总人口的83%，印度教奉牛为神灵；印度还有大约140万穆斯林，所以猪肉食品也只能从食品配料中删除。目前，麦当劳在德里和孟买开设了20多家分店，单从数字上看，似乎与全球第二人口大国这一地位不相称。麦当劳制定了庞大的扩张计划，准备将在印度开设的分店增加到80家！事实上并非容易，在收获利润的同时，麦当劳也承担着风险--民族、宗教、文化的对抗。
2001年5月，约500名示威者分别德里、孟买的几家麦当劳餐厅前举行抗议。示威者抗议麦当劳制作炸薯条的食用油中含有牛肉调味成分，他们包围了麦当劳设在新德里的总部，向麦当劳餐厅投掷牛粪块，并洗劫了孟买一家麦当劳连锁店。他们还要求瓦杰帕伊总理下令关闭印度国内所有的麦当劳连锁店。一个月后，美国麦当劳公司宣布将向印度教徒、素食主义者和其他一些相关组织赔偿1000万美元。
尽管如此，麦当劳要比他的竞争对手肯德鸡幸运。记者在德里和孟买没有看见一家肯德基。据当地人说，因为肯德基用死鸡制作食品，致使印度法院判决肯德基在停业。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最后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面临着被关闭的厄运。
透过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印度的境遇，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对外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在印度的投资者中，有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利润算得上可观却知难而退；有执着者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几进几出“印度门”却不肯轻言放弃；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那些干了几年、到头来只落得血本无归者。很多外资投资者抱怨，印度政府对外资企业征收的高额税收、实行的投资限制以及在相关法律方面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再加上各级政府中普遍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印度市场犹如一张梦幻中的大饼，可望而不可及。
对有关印度是一个“不开放的国家”的说法，印度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如果说十年前印度的经济市场是封闭的我们承认，那是政府采取了措施保护印度的民族工业，对外来产品征收很高的关税。而现在已经降低了关税。
比较中印两国银行
最近，在中印两国比较中，一种被人们不能质疑的观点认为，印度的银行盈利能力强，银行资产优于中国，有力的证据是印度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有中国的一半。据印度《贸易标准报》3月4日报道，1996-2001年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为39%，而世界银行平均年利润增长率为18%，中国只有3%，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世界最高，更加证明了印度银行的资产质量优于中国的论断。
一次，中国记者在机场等待飞机，看到候机厅有花旗银行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发放招揽广告，就顺手拿了一份印制精美的宣传册。巧的是采访印度之前，这位记者曾向北京花旗银行分行申请信用卡，但被告知必须在银行存有2.5万美元才可以开户申请。（见鬼！随便问一个美国人的账户，有2500美金就不错了！）花旗银行在印度可以经营卢比业务，令人吃惊。花旗银行不仅可以在印度做个人储蓄、卢比贷款以及个人金融服务，还可以对公司做商业贷款以及个人住房分期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为10年。
工作人员说：“我们在说服人们来我们这里开户。我们规定只要有1000卢比（相当于人均月收入1/5），也就是22美元就可以开一个户。我们向用户提供多项银行服务，也可以在自动提款机上提款。”花旗银行认为，发展中的金融市场比已经成熟的市场发展速度至少快一倍，这些市场拥有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把宝押在了这些市场上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花旗银行在印度已经开始赢利，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更令人惊讶的是卢比贷款年利率定价13-14%，存款91-180天利率3.50%；366-729天利率为4.00%。贷款和存款利差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中国。心中不免慨叹，资本的嘴脸暴露无遗，吸血的外资银行！但是，当询问印度朋友才感到并非如此。朋友告知：“要不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竞争的加剧，印度银行的利率更高！”
。
对印度金融以及银行体系有着深入研究的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文富德教授告诉记者，印度银行坏账少不能不看其历史原因。他介绍说，印度储备银行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对银行实行相当严格的控制。首先是规定各家银行的50%的存款要购买政府债券，由政府发放到指定的领域，比如特定行业以及农业部门等；其次是，长期以来印度银行的准备金率在15%左右；最后，银行所能支配的只剩35%左右的贷款余地，其中的40%还规定了优先发放的领域，比如出口等，规定优惠利率在7%左右。文富德教授说：“它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好处是减少了金融风险；坏处是商业银行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发放贷款，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致使经济增长缓慢。”
印度银行坏账少与其长期高利率是相关的。文富德教授说：“在印度农村，本土银行或者高利贷的利率要达到30-40%之间”。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许成钢教授认为：“印度银行坏账少的原因是没有人敢贷款，这可能是印度工业化落后的一个原因。所以对印度银行坏账率低和中国的坏账率高的情况不能简单的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银行具有动员资金储蓄、分配资金使用和分散降低金融风险的三大作用，前两者是促进增长和推动发展的关键，是银行的主导性作用。当然，面对信息不对称以及防范风险必须要加强监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找到促进增长、推动发展与降低风险的平衡。他说：“中国在动员资金促进增长与发展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降低风险方面显然是不成功的；印度虽然在降低风险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促进增长和发展方面却远不如中国。
因此，从总体上讲中国要比印度成功，但是金融风险也比印度大得多。在基于市场的有效率的配置资金和减少、分散、降低金融风险成为当务之急。中印两国各有各的优势和长处与短处，所以在改革方向和解决的内容是不相同的。”
让印度精英刻骨铭记的三项中国政策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利的原因是什么？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在印度，一座桥要修三年，一条路也要修上好几年。究其原因，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千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二，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收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印度超越中国？ 三件事让印度知识精英铭心
21世纪经济报道
印度所有地方的马路上跑的一种小三轮车叫“斯古特”，就是中国的“嘣嘣车”，2000年印度政府决心淘汰这种污染严重的车型。但是，淘汰令颁布三天之后，印度政府在散步和罢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决定。四年过去之后，我们依然看到“斯古特”跑在大街小巷。这让记者想起前不久武汉作了同样禁止三轮车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内三轮车从城区完全消失。印度同行者睁大了眼睛说：“在印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张文木博士总结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19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一位驻华的印度大使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三年后回国，发现地里三年前就动工的一座立交桥还没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之内修了很多立交桥。他感叹中国人的只争朝夕，中国人会挑灯夜战。
印度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因为印度宗教和民主很多，建一条高速公路要经过无数次辩论才能做出决策，任何一个决议都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达成民主决策非常不易。第二，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百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三，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人说，印度要超过中国有几个“Big If”(重大假设)，其中一个“If”是进行土改。王绍光说：“二战后有一个规律，凡是经过土改的地方，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如韩国、日本、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等，没有经过土改的，到现在都是大问题，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王绍光认为，印度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进行土改的可能性比较小。
印度经济学家也不明白为何当今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推崇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一言以蔽之：印度民主制度具有双面性，其中包含个性自由的发展，代价是什么都干不了。
拉迪普是一名IT行业的老板，他抱怨说：“这个国家有着太多的承诺，但是，50年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还是那么贫穷，还在受苦。印度会向何处去呢？我感到丢脸，我真不知这怪谁，政治家、经济学家、工业界人士还是普通人？我禁不住怀疑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真的是民主吗？所谓的‘印度了不起’只是一句瞎话，是让我们忘记每天的现实。看看周围吧，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希望能尽早采取政治改革。”
一位叫伽兹博的印度人说：“印度每个人都要发言，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但却阻碍了印度的进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在评论印度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取得共识的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像印度这样一个多人口、多语言、多宗教冲突、贫穷而庞大的国家，结局只能更糟，正是民主制度使印度幸存、发展，并改正自己政策的失误。
“大口袋”与“逮总统”
斋普尔城，为拉贾斯坦邦的首府，建于172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根据记载，古代爱好艺术的国王杰耶.辛哈为使城市更加美丽，下令将全城房屋建筑涂成浅红色，“玫瑰城”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4月30日，我们到达斋普尔的第二天，赶上下大雨。雨停之后，往上看，公路两旁重楼叠阁，庙宇林立，四周环以高大的城墙，窥见其雄伟气势。但是往脚下一看，整个城市街道上积水半尺深，骆驼、牛、马、羊的粪便漂浮在雨水上面，真是惨不忍睹。所有的行人、汽车、摩托、牛都在半尺深的脏水中行走。尽管印度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也要在这种环境中走路、买东西、生活。据说其中有一些人搬到开发区居住，那里的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在斋普尔开发区所看到的是，那里私人投资建设了大楼，里面非常现代化，只要一出门，情况依然如此。
在印度负责接待我们的扎胡说：“1727年城市设计就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
记者：“独立之后，政府为什么没有提供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
扎胡：“虽然政府收了很多的税，但是政府并没有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任何事情。”
记者：“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政绩吗？”
扎胡：“原因很简单，比如修建一条公路立项100元钱，经过层层贪污腐败，最后只剩下5元钱，修不成了就不修了。正如你看到的选举，竞选者会讲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旦执政之后，前两年在干些事情，之后就开始忙着为自己挣钱，因为政府官员们都有很大的‘Big Pocket’(大口袋)。在印度50年以来，很少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虽然总理也可以到法院听证，看起来非常的民主。但事实是，小偷偷了1000美元会被马上处置，但是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拿了100万是不能够受到处置的，因为印度的司法系统也是非常腐败的。所以出现像斋普尔城这样的旅游城市基础设想相当的不足。”
记者：“天呀！中国的修路官员们首先还是要用95元来修路的，他们贪污的是那5元。”
与我同行的一位来自美国的男士插话说：“这可真是让小巫见了大巫。”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正在治理中。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日前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中国有关部门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把行贿犯罪单位或个人列入“黑名单”的做法。声明说，“在招标和项目管理过程中，中国在引进国际反腐败先进经验方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声明还援引透明国际公共采购项目主任欧莱雅的话说：“中国政府禁止腐败的建筑业者承揽工程是一个积极的步骤，表明了政府打击和制约腐败的决心。此举为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也应该采取更加有效、透明的‘黑名单’制度。”
依我理解，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如此失效？为什么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系统腐败？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当我们听完另一个印度司法腐败的“故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印度，商人们为了相互报复，经常贿赂法官或律师，扰乱司法程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记者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的“金钱贿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开出了四张逮捕令，捉拿包括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过，由于逮捕令是通过“设局”签发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终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这一“金钱换逮捕令”的案件可谓印度独立以来司法界的一大丑闻，使司法界颜面尽失。克雷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司法界高层会议上愤怒地指责说：“连法院的受贿现象都这么严重，其他部门的腐败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一些司法人员为什么执法犯法？一位通讯业内人士说：“被人买通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制度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在印度有钱是可以办成任何事情的。虽然这是一条潜规则，但是在印度表现得如此直白、如此淋漓尽致，还是难以令人置信。
在斋普尔机场，同行者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印度女孩喜爱无比。扎胡告诉记者说：“只要有钱，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甚至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生的，这就是印度”；在新德里的自由市场中，当问到卖水果的小商贩是否交税时，回答：“当然交税，但不是交给税务部门，而是交给警察”；“在印度没有驾驶执照也可开车，当警察盘问时，100卢比就可以“OK”。一位叫大雷(Da lee)的印度朋友介绍他的经验。
优势的民主体制、悠久的法律传统，健全的法律体系，他们在哪里？王绍光认为，讨论印度能否追上中国，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给一点激励，这样说也不是坏事。但要说印度因为民主、法制这些原因能够赶上中国，我觉得没有说服力。我不知道说印度法制优势的人到底想要说什么，印度有法制，但它的法院和警察其实非常Corrupt(腐败)。菲律宾也有民主、法制，也说英文，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当时所有人都看好它的“软件”----美式民主制度。然而它在过去50年的表现如何？现在有谁会说菲律宾是下一个中国？
21世纪经济报道
印度所有地方的马路上跑的一种小三轮车叫“斯古特”，就是中国的“嘣嘣车”，2000年印度政府决心淘汰这种污染严重的车型。但是，淘汰令颁布三天之后，印度政府在散步和罢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决定。四年过去之后，我们依然看到“斯古特”跑在大街小巷。这让记者想起前不久武汉作了同样禁止三轮车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内三轮车从城区完全消失。印度同行者睁大了眼睛说：“在印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张文木博士总结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19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一位驻华的印度大使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三年后回国，发现地里三年前就动工的一座立交桥还没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之内修了很多立交桥。他感叹中国人的只争朝夕，中国人会挑灯夜战。
印度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因为印度宗教和民主很多，建一条高速公路要经过无数次辩论才能做出决策，任何一个决议都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达成民主决策非常不易。第二，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百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三，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人说，印度要超过中国有几个“Big If”(重大假设)，其中一个“If”是进行土改。王绍光说：“二战后有一个规律，凡是经过土改的地方，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如韩国、日本、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等，没有经过土改的，到现在都是大问题，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王绍光认为，印度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进行土改的可能性比较小。
印度经济学家也不明白为何当今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推崇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一言以蔽之：印度民主制度具有双面性，其中包含个性自由的发展，代价是什么都干不了。
拉迪普是一名IT行业的老板，他抱怨说：“这个国家有着太多的承诺，但是，50年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还是那么贫穷，还在受苦。印度会向何处去呢？我感到丢脸，我真不知这怪谁，政治家、经济学家、工业界人士还是普通人？我禁不住怀疑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真的是民主吗？所谓的‘印度了不起’只是一句瞎话，是让我们忘记每天的现实。看看周围吧，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希望能尽早采取政治改革。”
一位叫伽兹博的印度人说：“印度每个人都要发言，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但却阻碍了印度的进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在评论印度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取得共识的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像印度这样一个多人口、多语言、多宗教冲突、贫穷而庞大的国家，结局只能更糟，正是民主制度使印度幸存、发展，并改正自己政策的失误。
“大口袋”与“逮总统”
斋普尔城，为拉贾斯坦邦的首府，建于172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根据记载，古代爱好艺术的国王杰耶.辛哈为使城市更加美丽，下令将全城房屋建筑涂成浅红色，“玫瑰城”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4月30日，我们到达斋普尔的第二天，赶上下大雨。雨停之后，往上看，公路两旁重楼叠阁，庙宇林立，四周环以高大的城墙，窥见其雄伟气势。但是往脚下一看，整个城市街道上积水半尺深，骆驼、牛、马、羊的粪便漂浮在雨水上面，真是惨不忍睹。所有的行人、汽车、摩托、牛都在半尺深的脏水中行走。尽管印度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也要在这种环境中走路、买东西、生活。据说其中有一些人搬到开发区居住，那里的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在斋普尔开发区所看到的是，那里私人投资建设了大楼，里面非常现代化，只要一出门，情况依然如此。
在印度负责接待我们的扎胡说：“1727年城市设计就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
记者：“独立之后，政府为什么没有提供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
扎胡：“虽然政府收了很多的税，但是政府并没有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任何事情。”
记者：“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政绩吗？”
扎胡：“原因很简单，比如修建一条公路立项100元钱，经过层层贪污腐败，最后只剩下5元钱，修不成了就不修了。正如你看到的选举，竞选者会讲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旦执政之后，前两年在干些事情，之后就开始忙着为自己挣钱，因为政府官员们都有很大的‘Big Pocket’(大口袋)。在印度50年以来，很少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虽然总理也可以到法院听证，看起来非常的民主。但事实是，小偷偷了1000美元会被马上处置，但是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拿了100万是不能够受到处置的，因为印度的司法系统也是非常腐败的。所以出现像斋普尔城这样的旅游城市基础设想相当的不足。”
记者：“天呀！中国的修路官员们首先还是要用95元来修路的，他们贪污的是那5元。”
与我同行的一位来自美国的男士插话说：“这可真是让小巫见了大巫。”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正在治理中。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日前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中国有关部门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把行贿犯罪单位或个人列入“黑名单”的做法。声明说，“在招标和项目管理过程中，中国在引进国际反腐败先进经验方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声明还援引透明国际公共采购项目主任欧莱雅的话说：“中国政府禁止腐败的建筑业者承揽工程是一个积极的步骤，表明了政府打击和制约腐败的决心。此举为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也应该采取更加有效、透明的‘黑名单’制度。”
依我理解，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如此失效？为什么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系统腐败？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当我们听完另一个印度司法腐败的“故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印度，商人们为了相互报复，经常贿赂法官或律师，扰乱司法程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记者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的“金钱贿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开出了四张逮捕令，捉拿包括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过，由于逮捕令是通过“设局”签发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终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这一“金钱换逮捕令”的案件可谓印度独立以来司法界的一大丑闻，使司法界颜面尽失。克雷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司法界高层会议上愤怒地指责说：“连法院的受贿现象都这么严重，其他部门的腐败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一些司法人员为什么执法犯法？一位通讯业内人士说：“被人买通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制度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在印度有钱是可以办成任何事情的。虽然这是一条潜规则，但是在印度表现得如此直白、如此淋漓尽致，还是难以令人置信。
在斋普尔机场，同行者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印度女孩喜爱无比。扎胡告诉记者说：“只要有钱，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甚至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生的，这就是印度”；在新德里的自由市场中，当问到卖水果的小商贩是否交税时，回答：“当然交税，但不是交给税务部门，而是交给警察”；“在印度没有驾驶执照也可开车，当警察盘问时，100卢比就可以“OK”。一位叫大雷(Da lee)的印度朋友介绍他的经验。
优势的民主体制、悠久的法律传统，健全的法律体系，他们在哪里？王绍光认为，讨论印度能否追上中国，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给一点激励，这样说也不是坏事。但要说印度因为民主、法制这些原因能够赶上中国，我觉得没有说服力。我不知道说印度法制优势的人到底想要说什么，印度有法制，但它的法院和警察其实非常Corrupt(腐败)。菲律宾也有民主、法制，也说英文，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当时所有人都看好它的“软件”----美式民主制度。然而它在过去50年的表现如何？现在有谁会说菲律宾是下一个中国？
最真实的印度 一个中国记者的见闻
印度--陌生而又熟悉的国度
4月下旬，应印度共和国外交部的邀请，记者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印度。
我们乘搭印度航空公司班机从香港向西飞行，5个半小时后便抵印度首都新德里。记得很久以前曾读过马克·吐温的一段话：“印度，你只要见她一眼就永远也忘不了，这里同世界其它地方都不一样……”访印半月，所见所闻，果真如此。
这是一片陌生的风水宝地：印度半岛三面临海，一面靠山。北部是与我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高山地区，冬季白雪皑皑，夏天避暑胜地；中部是由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积而成的肥沃大平原，成为印度人赖以生存的天然粮仓；南有浩瀚的印度洋，无边无际；西濒阿拉伯海，与中东相望；东临孟加拉湾，相接东南亚各国。印度海岸线长达5560公里，国土面积297万平方公里，约为中国的1／3，但可种植面积却比中国多1／3，居亚洲之首。
这是一片似曾相识的神奇土地：辉煌灿烂的文明让人如醉如痴。那宏伟庄严的城堡宫殿，鬼斧神工的庙宇石窟，令人惊叹同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其文化交往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甚深。一部《西游记》，把唐僧赴西天取经的故事描写得神乎其神，更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印度取经，为佛法东传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真实史话。然而，当今印度已不再是佛国，佛教只是印度这个宗教王国的七大宗教中的一个教派，其中，最大的印度教教徒占总人口的83％，穆斯林占12％。在伽耶城附近的佛主释迦牟尼悟道圣地，最为神圣的菩提伽耶大觉寺也远算不上
壮观，与印度教神庙、伊斯兰教清真寺或锡克教金庙都实在无法比拟。佛教在印度的确衰落了，联想到布达拉宫的雄壮、乐山大佛的巍峨、雍和宫的肃穆，深感佛教在中国才真正得到发扬光大。但印度毕竟是佛教的发源地，单凭这点就使人平添一份文化认同的亲切感。
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就如同中国人都知道印度的软件业很强一样，我们接触到的印度朋友几乎都知道中国在过去20年里经济发展很快。他们特别喜欢将印度与中国相比。与近邻中国一样，印度历史上也多次遭受过列强入侵、掳掠和蹂躏。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时，连铅笔都要依靠外国进口，这是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推行废除工业化的恶果。更大的难题，还在于印度社会、宗教、民族、文化的复杂性，赶走英国统治者以后，印度半岛上竟还有534个小王国尚未下决心是否加入这个国家。于是，印度选择了政治上实行平等与融合的政策，各宗教、各民族、各种姓都享有同等的自由，以求得国家统一。
半个世纪过去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状况几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中印两国，如今差距拉大了。以2000年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为10000亿美元，印度则为480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为860美元，印度则为430美元；进出口总额中国为4700亿美元，印度则为380亿美元；人口总量中国为13亿，印度则为10亿。
遍访印度半岛，我们发现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只相当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印度至今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没有地铁，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工厂、酒店、民居停电是家常便饭。我们访问《印度斯坦时报》时，刚刚走近正在高速印报的印刷机，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原来是停电了，我们很是吃惊，主人却道经常如是。整个印度的电话装机容量大约只相当于广州市的电话装机容量，上网速度很慢。
印度无疑是保留民族传统最好的国度。无论在大都市新德里、孟买，还是在农村僻壤，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一位穿西服的妇女，而映入眼帘的无一不是色彩艳丽的纱丽，还有便是以黑布裹身的穆斯林。而在南方各地，更多的男士则以一袭花布围裹代替裤子，谓之“沙龙”。
安得拉邦是印度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邦首席长官川德拉·巴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久前我访问了中国，到了北京、上海和广东，我为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而震惊。你们的城市交通、道路、供电供水、机场建设都很了不起，起码比我们领先20年。中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这番话无疑是真实而中肯的。
靠软件征服全世界
漫步印度街头，很难想象至今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地铁、家庭电脑拥有量也微乎其微的印度，却靠软件畅通无阻地驰骋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征服了全世界。
然而，这却是真实的。我们访问了位于班加罗尔的Infosys公司，这是印度最大的IT公司，全球雇员达1万多人，其中班加罗尔总部有5000多人。该公司是由7名印度软件工程师于1981年合伙建立的，主要为通讯、银行、保险、零售业提供软件和咨询顾问服务，85％的软件在印度国内开发，美国客户占公司业务总量的73％，欧洲客户占18％，其他是亚太地区的客户，而印度本国的客户只占1％。为了适应美国市场，该公司的软件开发和咨询服务都根据时差分为两班，以便在美国公司上班时第一时间提供服务。1999年，Infosys公司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市的印度公司，上市价每股为17美元，最高时达300美元，现在也保持在200美元左右。参观该公司智能化的总部大楼，犹如置身于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硅谷地区。
采访中，印度工商联合会主管IT产业事务的安杰先生告诉我们，印度现在已经占据了全球软件开发市场16．7％的份额，有28个国家完全依靠印度的软件支撑着他们的信息系统，而在信息业最发达的美国，软件销售市场的60％以上属于印度人。去年，印度软件出口为62亿美元，今年预计达90亿美元，年增长速度达50％。照此速度，10年之后，印度将成为世界软件头号超级大国。
那么，印度何以产生这一奇迹呢？
原来，发展软件业，不需要资金，也不需要什么基础设施，只需要动脑筋。而印度人恰恰数学好，爱动脑筋，加之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留下了一项最有用的遗产———英语，这就使印度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可以很便利地融入国际市场，掌握大量信息，尤其是美国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开发什么，而不像同样具有数学天赋的中国人那样相对脱离国际市场、热衷于自己摸索。于是，10年前，随着美国信息产业的兴起，印度的软件产业开始与美国市场接轨。说白了，实际上是美国公司利用印度的廉价劳动力来编程，印度人却以很务实的态度，穷有穷的办
法，紧紧依靠着为美国市场服务，奇迹般地发展了自己的软件产业。目前，尽管软件业年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我们参观过的印度最大的冰箱厂、日用化工厂、制锁厂等传统产业，工艺都显落后，只有七八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软件业的发展对其带动作用基本未得到体现，但印度政府已明确把发展软件业作为带动印度经济的龙头。
当我们问及印度政府为推动软件产业做了什么时，安杰先生说：“政府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抓好教育。”这的确是印度软件业崛起的深层次原因。印度独立半个世纪以来，甘地关于立国之本的教育思想终于结出了果实。
在印度，知识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学历越高，工资也会越高，上过大学的人不仅在职业上要优胜于未上过大学的人，在收入上也高得多。博士高于硕士，硕士高于学士。“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印度体现十足。如Infosys等著名IT公司，是许多印度大学生向往的公司，招聘员工十分严格，既重视优良的学业成绩，更注重求职者对新观念、新环境的接受和适应能力，招工时还由公司的教授专家对应聘者进行逻辑、数学、智能的严格测试。一旦被录用，年薪即达20万卢比（5万元人民币），并可随年资往上调。此外，收入还包括奖金、股权（干满5年可把股权出售）、低息贷款用于购房、继续教育和培训学习等。比起占全国人口53％的印度人每天生活费用低于世界银行标定的极度贫困线，他们可谓一步登上了天堂。
印度目前有综合大学200多所，高等院校6000多所，研究所2000多所，其中最热门的是印度理工学院所属的6所院校，分布在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地。这6所学院每年有一万多名学生毕业，但IT专业毕业生只有2000多名，而每年报考这一专业的考生超过20万人，毕业生几乎全部被美国硅谷各大公司一抢而光。我们采访了这6所顶级学院中的班加罗尔分院，发现美国IBM、甲骨文、微软、思科、惠普等公司都在该学院设有办事处，无偿提供各自的最新技术，说是交流培训，实际上随时都在物色人才。
印度理工学院班加罗尔分院院长沙达龙先生，20年前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这些年来他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几乎都出国了。当我们问及如何看待人才外流问题时，他侃侃而谈：印度人口太多了，这不叫外流，而叫输送。我的学生们都在美国最好的公司工作，对美国信息产业能深入了解，并建立很广泛的关系，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升到了很高的技术和管理位置，掌握了大量最新信息。5年前，回国的人很少，因为国内连电话也打不通。3年前回国可以买轿车了，但道路太差无法开。中国政府在各大城市建了设施很好的科技园，真令人羡慕，可惜印度政府还做不到。但是，现在回来创业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学生们到美国时20岁出头，工作了十多年，有了基础，手中握有国际市场的订单，回到印度办公司，成本大大下降，很有竞争力。现在美国硅谷有700多家印度人主持的软件公司，这只是印度软件产业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在国内，由出国归来的印度人自己创立的公司也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发展越来越好了。这两部分源自同一个根，就是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教育。
据介绍，印度目前共拥有科技人员350万人，是世界上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个科技人才大国。这支人数众多、素质较高的科技大军，恰恰正是印度发展经济，摆脱困境，从古老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希望所在。
人口爆炸--印度沉重的话题
甫抵印度，感觉人真多，多得让人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首先是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等大城市里的交通堵塞，在上下班高峰时，只见大卡车、小汽车、公共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牛车、三轮车、手推车和行人挤在一起，互不相让，争路而行。公共汽车上满满的全是人，有人扒着车门、有人抓着车窗，汽车到站也不停车，只是减慢车速，乘客在滑行中跳上跳下，熟练无比。而在中小城市所见的印度人，平衡功夫似乎特别好，两轮摩托上挤四五个人，三轮摩托上挤七八个人，小手扶拖拉机就能叠罗汉似地挤上二三十人，连行驶的火车顶上也能坐人，这真是印度一大奇观。
恒河洗浴则是另一奇观。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恒河被喻为印度“母亲河”，印度教徒认为恒河之水可以涤罪、避祸。于是，不管春夏秋冬，不论在上游、中游还是下游，一天到晚总有无数印度教徒在河中洗浴。恒河沿岸最大的圣城是瓦腊纳昔，每天晨光熹微，成群成群的男女老少已在大街小巷涌动，在河水之中搓洗，人流如潮，排山倒海。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纱丽的妇女们洗浴完毕，竟然可以在人潮之中换上干衣，而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暴露丝毫……
就人口而言，印度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目前印度人口已超过10亿，并且以每年2000万的速度继续增长。据联合国推算，到2018年或202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印度人口突飞猛增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印度人传统上有多子多福的思想，让其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似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占印度人口83％以上的印度教徒认为，一个没有儿子的父亲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人死后必须由儿子举火焚尸，腰驼背的老人，更多的是七八岁的儿童。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怀中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婴儿在讨乞，更是让人不忍。你乘坐的汽车遇到红灯或塞车暂停时，车窗两侧马上会出现不知从何处涌来的乞丐，不断敲打着玻璃行乞，其状可怜至极。在孟买，一天饭后，我们在下榻酒店前的海堤上散步，几个小乞丐紧紧地跟上来了，口中念念有词，不断用脏秽的小手拍拍我们的手臂。为免纠缠不休，一位同行顺手给了小乞丐一张10卢比钱币（约为2元人民币）。霎时之间，几十个乞丐蜂拥而至，把我们几个团团围住，欲给不能，脱身更难，幸亏酒店的保安远远看见了，飞跑过来才给我们解了围。
印度究竟有多少穷人？多少富人？当我们在采访中提出这个问题时，印度外交部的官员说，全国大概有6至7亿是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每天卡路里的摄入量未达到联合国颁布的极度贫困标准；中产阶级约有2至3亿人，而富人约有500万，最有钱的则要数印度维普罗尔软件公司的老板，去年个人财富居世界第三位。
印度人的居住状况可以说是贫富反差的集中体现。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富人区一幢幢风格独特的私人别墅点缀在树荫之中，绿草茵茵，繁花盛放，松鼠闲跳，决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的住宅区。当然，富人也是分为三六九等的。新华社驻新德里首席记者熊昌义先生告诉我们，他现在的房东就是一般称得上富裕的，房东本人给日本电器公司做代理，妻子给法国时装在印度的分公司做检验，大儿子在美国上大学，小女儿在印度上中学，家里有一幢四层小洋房，三辆小汽车，雇了5个佣人，包括司机和厨师。他出租一层房子约200多平方米给老熊，每月租金收入200美元。据老熊介绍，他驻新德里两年多，拜访过印度真正有钱人的家，往往都拥有偌大的花园、树林和湖泊，就像一座私家大公园，还有成群的仆人。
而占人口一大半的穷人，住的条件相当恶劣。新德里、孟买等大都市都有好几处面积颇大的贫民窟，挤满了一排排低矮的用泥坯、破布、烂席搭起的破房，就像几年前广州城乡结合部出现的捡垃圾的外来人违章搭建的破房一样，可是印度穷人的房子却是永久的，里面大都空荡荡，一张席子，一幅神像，除此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而沿街各处见缝插针建起的破房，举目可见。
印度的贫富悬殊到了极至，竟会表现为井水河水、截然分明。步出新德里或孟买的机场，机场设施不见得好，但人的气质却很特别。亲友相见的，拥抱接吻，一派英国绅士风度；举牌候客的，彬彬有礼，绝无喧哗失态之举；专事收集乘客用完的行李手推车的侍应，殷勤而又卑恭，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又及时消失。因为，乘搭飞机的都不会是穷人，穷人绝不会出现在机场。
在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印度外交部安排我们下榻的是超豪华的五星级连锁酒店奥布罗依酒店，设施考究，富丽堂皇，绝不亚于发达国家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印度侍应的专业服务水准之高，令人无可挑剔。置身其中，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你不会碰到一个印度普通老百姓，更别说是穷人了。但一出大门，成群的乞丐便会紧紧围着你，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会越雷池半步。印度乞丐很多，却极少抢劫。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大门口，不论是什么样的名牌鞋，放在那里绝不会丢失。印度的穷人越穷越认命，越虔诚地拜祭神灵，他们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有非分之举。
印度媒体经常自豪地称印度有两亿多中产阶级，人数之多居世界之首。什么人才算中产阶级呢？接受我们采访的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这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标准，举个例子吧：大街上开轻型摩托车的大都属于中产阶级，拥有私人汽车的算是富人，走路的则是穷人。细察街头，这几种人等倒也分明。
尽管印度早已加入WTO，但仍采取相当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小汽车、摩托车绝大部分是国产或合资生产，进口小汽车征税去年为300％，今年降至220％。因此，街上跑的大量是低档的国产“总理”牌小汽车，售价每辆为20万卢比（约为4万元人民币），一般的摩托车售价是2万多卢比（约为4000多元人民币），大马力的摩托车售价则要4万多卢比（约为8000多元人民币）。私人汽车和私人住房是印度人富裕的标志，中产阶级大多数不享有这两者，年轻人普遍靠租房。但一旦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汽车，他们的下一代就会轻松得多，可从容地图更大发展。因此，印度人的家庭财富往往是几代人的积累。
印度资助穷人的政策，也同其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样，着眼于长远目标。即普及教育，提高识字率。此外，各级政府也实行对穷人优惠贷款等措施，鼓励他们购买化肥、运输工具，开展家庭手工业，在特别贫困地区还提供粮食、饮用水等福利。但是，要缩小贫富差距，无疑又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电影业--印度又一项世界之最
电影，无疑是至今仍风靡印度半岛的最流行、最普及、最廉价的娱乐消遣方式。在绝大多数印度人看来，辛苦劳作了一天，晚上看场电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在孟买、德里等大都市，每张电影票价为60卢比至80卢比（约为12元至16元人民币），在广大农村地区，电影票价则为15卢比（3元人民币）。于是，每天约有2000万至2500万忠实的印度观众在电影院里喜怒哀乐、如醉如痴，形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电影市场。
访印期间，我们应邀参观了印度两座最大的电影城———孟买电影城和海得拉巴电影城。两座电影城各占地数百公顷，拥有几座山头。孟买电影城是由邦政府（相当于省政府）建立的。每年生产900多部电影，用20多种语言来制作，数量超过了美国的好莱坞。由于四五月正值盛夏，气温高达40℃以上，故现在每天只有15部影片在拍摄，而每年11月以后的拍摄高峰期，这里每天同时开拍45～50部电影，分三班24小时轮流抢拍，可谓争分夺秒。不过，环顾整座孟买电影城，除了一座座大货仓式的摄影棚，目之所及，尽是荒凉的山丘，与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内声光化电、几可乱真的布景相比，差距之大难以形容。主人指着一片荒丘告诉我们：“这里通常用于拍摄追捕和击毙恶棍的镜头，而主要的故事情节则在摄影棚里拍摄。”走进一个个摄影棚，只见足有3层楼高，面积通常有二三百平方米，上端布满钢架，用于固定布景和悬挂各类射灯，地面仅铺着细沙，随时可根据剧情需要变换各种布景，在这里拍摄电影，成本无疑是很低的。
海得拉巴电影城则是近年来由私人投资的后起之秀。已经开发了近67公顷场地，分布着30多个美轮美奂、风格各异的花园和喷水池，特别适合用于拍摄充斥在印度电影中的各种歌舞场面。我们在暴烈的阳光下参观影城，大汗淋漓，衣服湿透，却见披红挂绿的演员们在各种射灯和反光板的聚焦下，载歌载舞，越拍越起劲。海得拉巴电影城也向游人开放，每张门票200卢比（40元人民币），仍吸引了不少观众到此来观光，求证某部影片的布景，特别是希望能有好运气，一睹明星的风采。
据介绍，印度电影年产量目前居世界首位。全印度拥有近100家电影制片厂，1．3万家电影院，500多种电影杂志，电影从业人员30多万人，年耗资约30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从数量上看，印度的确不愧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电影王国”和“东方好莱坞”。
说起印度电影，至今仍为中国观众所津津乐道的《流浪者》，是其杰出的代表作。影片表达了进步的社会思想，艺术风格上也有创新，主题歌《我是一个流浪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广为传唱。可是，印度大部分的影片，更多的是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而拍摄，题材大多平庸无奇，表现手法较公式化，几近雷同。最典型的印度电影中，总有一个男主人公，一个女主人公和一个恶棍，配角是一位母亲，一名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丑角式的人物，一个可以吸引青年观众的孩子或十几岁的少年。几乎每部影片都至少有6支插曲和舞蹈，富有娱乐性，结尾
通常以男主人公用拳打脚踢或手枪击败恶棍，将故事推向高潮。每部影片不会少于3小时，歌舞贯穿始终。印度电影的这些特点，导致其虽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在世界影坛中名声平平，只能立足本国市场取悦印度观众，难以真正问鼎世界市场。
然而，印度国内电影市场之大，足以令人羡慕不已。它既满足了10亿印度人文化娱乐、调剂生活乃至逃避现实、打发时间的需要，又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创造了高额的利润和税收，电影业已经成为印度重要的支柱产业。因此，印度政府对电影业如同对其它传统产业一样，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限制外国电影进口。凡进口外国电影都要经专门部门的审批，严禁那些宣传暴力、色情和恐怖行为的影片进入印度。这些措施使外国电影的进口减少至最低限度，有效地保护着本国的电影业市场。当然，对一些优秀的影片，印度还是及时引进的。但只有在大城市才能看到一些进口的美国大片，其它小城市和农村因为语言的原因，人们不喜欢看。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接受我们采访时，谈到印度现在正放映反映中国的影片《卧虎藏龙》，十分优美动人，他很喜欢。而孟买电影城的总经理则表示，近两年来他已接待了几批中国客人，如果印度能和最大的邻国中国联手拓展电影市场，特别是能有中国的电影公司到孟买拍摄影片，那就再好不过了。
采访之中，许多印度电影界的有识之士告诉我们，印度电影经历了80多年的漫长发展过程，如今已开始进入萧条期。究其原因，首先是电影质量下降。电影制片全都是私人企业，厂商过分追求利润，大量吹捧和聘用明星。印度街头的户外广告牌，有相当部分是电影广告，靠明星招徕票房价值，这使明星制度越来越盛行。我们参观孟买电影城时，摄影棚里正在拍摄电影。连日来全程陪同我们访问的印度外交部新闻官迪里先生突然一反稳重的常态，焦急地问我有没有明信片或纪念册。我怔住了，他竟急得自己伸手从我的采访簿上撕下一页，随即冲到两
位分别扮演皇帝和妃子的演员跟前，请他们亲笔签字，然后兴奋莫名地自顾欣赏起来。明星在印度观众中的影响可见一斑。而许多明星为了发财同电影厂商频繁合作，相互利用。明星往往同时签约几部电影，仓促上阵，忙于应付，拍成的影片质量自然难以保证。此外，由于电影业有利可图，一些投机商人用金钱贿购影片摄制许可证，使从事摄制的人员素质下降，拍出的影片情节简单、淡而无味，以歌舞拉长放映时间，似乎成了一部分印度影片的通病。
印度电视业的发展，开始对电影业构成冲击。虽然印度的电视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一些大城市中少数富裕家庭拥有电视机，如今，中产阶级家庭已经普及电视机。在德里、孟买等大城市，电视频道多达二三十个，节目内容也很丰富，自然吸引了一批电影观众，直接冲击了电影市场。
录像带的盛行也带动了电影业的滑坡。印度大多数上层家庭都拥有录像机，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不同的是，印度几乎没有盗版市场，每每谈及这一点，我们的陪同电影迷迪里先生总是说：“如果出现盗版，会有多少电影厂倒闭，多少人失业，那还得了呀！”印度的国产录像带价格便宜，进口录像带每盘约70卢比，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4天的工资。但印度全国各地有大大小小的录像放映厅数万家，已经成为电影院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驱车驶离孟买电影城，映入眼帘的又是一幢幢高楼大厦和与之伴生的一片片贫民窟。呵，印度的电影业也和印度的经济社会一样，独特而又神奇。 ...........
印度--陌生而又熟悉的国度
4月下旬，应印度共和国外交部的邀请，记者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印度。
我们乘搭印度航空公司班机从香港向西飞行，5个半小时后便抵印度首都新德里。记得很久以前曾读过马克·吐温的一段话：“印度，你只要见她一眼就永远也忘不了，这里同世界其它地方都不一样……”访印半月，所见所闻，果真如此。
这是一片陌生的风水宝地：印度半岛三面临海，一面靠山。北部是与我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高山地区，冬季白雪皑皑，夏天避暑胜地；中部是由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积而成的肥沃大平原，成为印度人赖以生存的天然粮仓；南有浩瀚的印度洋，无边无际；西濒阿拉伯海，与中东相望；东临孟加拉湾，相接东南亚各国。印度海岸线长达5560公里，国土面积297万平方公里，约为中国的1／3，但可种植面积却比中国多1／3，居亚洲之首。
这是一片似曾相识的神奇土地：辉煌灿烂的文明让人如醉如痴。那宏伟庄严的城堡宫殿，鬼斧神工的庙宇石窟，令人惊叹同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其文化交往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甚深。一部《西游记》，把唐僧赴西天取经的故事描写得神乎其神，更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印度取经，为佛法东传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真实史话。然而，当今印度已不再是佛国，佛教只是印度这个宗教王国的七大宗教中的一个教派，其中，最大的印度教教徒占总人口的83％，穆斯林占12％。在伽耶城附近的佛主释迦牟尼悟道圣地，最为神圣的菩提伽耶大觉寺也远算不上
壮观，与印度教神庙、伊斯兰教清真寺或锡克教金庙都实在无法比拟。佛教在印度的确衰落了，联想到布达拉宫的雄壮、乐山大佛的巍峨、雍和宫的肃穆，深感佛教在中国才真正得到发扬光大。但印度毕竟是佛教的发源地，单凭这点就使人平添一份文化认同的亲切感。
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就如同中国人都知道印度的软件业很强一样，我们接触到的印度朋友几乎都知道中国在过去20年里经济发展很快。他们特别喜欢将印度与中国相比。与近邻中国一样，印度历史上也多次遭受过列强入侵、掳掠和蹂躏。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时，连铅笔都要依靠外国进口，这是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推行废除工业化的恶果。更大的难题，还在于印度社会、宗教、民族、文化的复杂性，赶走英国统治者以后，印度半岛上竟还有534个小王国尚未下决心是否加入这个国家。于是，印度选择了政治上实行平等与融合的政策，各宗教、各民族、各种姓都享有同等的自由，以求得国家统一。
半个世纪过去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状况几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中印两国，如今差距拉大了。以2000年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为10000亿美元，印度则为480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为860美元，印度则为430美元；进出口总额中国为4700亿美元，印度则为380亿美元；人口总量中国为13亿，印度则为10亿。
遍访印度半岛，我们发现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只相当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印度至今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没有地铁，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工厂、酒店、民居停电是家常便饭。我们访问《印度斯坦时报》时，刚刚走近正在高速印报的印刷机，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原来是停电了，我们很是吃惊，主人却道经常如是。整个印度的电话装机容量大约只相当于广州市的电话装机容量，上网速度很慢。
印度无疑是保留民族传统最好的国度。无论在大都市新德里、孟买，还是在农村僻壤，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一位穿西服的妇女，而映入眼帘的无一不是色彩艳丽的纱丽，还有便是以黑布裹身的穆斯林。而在南方各地，更多的男士则以一袭花布围裹代替裤子，谓之“沙龙”。
安得拉邦是印度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邦首席长官川德拉·巴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久前我访问了中国，到了北京、上海和广东，我为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而震惊。你们的城市交通、道路、供电供水、机场建设都很了不起，起码比我们领先20年。中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这番话无疑是真实而中肯的。
靠软件征服全世界
漫步印度街头，很难想象至今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地铁、家庭电脑拥有量也微乎其微的印度，却靠软件畅通无阻地驰骋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征服了全世界。
然而，这却是真实的。我们访问了位于班加罗尔的Infosys公司，这是印度最大的IT公司，全球雇员达1万多人，其中班加罗尔总部有5000多人。该公司是由7名印度软件工程师于1981年合伙建立的，主要为通讯、银行、保险、零售业提供软件和咨询顾问服务，85％的软件在印度国内开发，美国客户占公司业务总量的73％，欧洲客户占18％，其他是亚太地区的客户，而印度本国的客户只占1％。为了适应美国市场，该公司的软件开发和咨询服务都根据时差分为两班，以便在美国公司上班时第一时间提供服务。1999年，Infosys公司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市的印度公司，上市价每股为17美元，最高时达300美元，现在也保持在200美元左右。参观该公司智能化的总部大楼，犹如置身于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硅谷地区。
采访中，印度工商联合会主管IT产业事务的安杰先生告诉我们，印度现在已经占据了全球软件开发市场16．7％的份额，有28个国家完全依靠印度的软件支撑着他们的信息系统，而在信息业最发达的美国，软件销售市场的60％以上属于印度人。去年，印度软件出口为62亿美元，今年预计达90亿美元，年增长速度达50％。照此速度，10年之后，印度将成为世界软件头号超级大国。
那么，印度何以产生这一奇迹呢？
原来，发展软件业，不需要资金，也不需要什么基础设施，只需要动脑筋。而印度人恰恰数学好，爱动脑筋，加之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留下了一项最有用的遗产———英语，这就使印度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可以很便利地融入国际市场，掌握大量信息，尤其是美国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开发什么，而不像同样具有数学天赋的中国人那样相对脱离国际市场、热衷于自己摸索。于是，10年前，随着美国信息产业的兴起，印度的软件产业开始与美国市场接轨。说白了，实际上是美国公司利用印度的廉价劳动力来编程，印度人却以很务实的态度，穷有穷的办
法，紧紧依靠着为美国市场服务，奇迹般地发展了自己的软件产业。目前，尽管软件业年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我们参观过的印度最大的冰箱厂、日用化工厂、制锁厂等传统产业，工艺都显落后，只有七八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软件业的发展对其带动作用基本未得到体现，但印度政府已明确把发展软件业作为带动印度经济的龙头。
当我们问及印度政府为推动软件产业做了什么时，安杰先生说：“政府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抓好教育。”这的确是印度软件业崛起的深层次原因。印度独立半个世纪以来，甘地关于立国之本的教育思想终于结出了果实。
在印度，知识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学历越高，工资也会越高，上过大学的人不仅在职业上要优胜于未上过大学的人，在收入上也高得多。博士高于硕士，硕士高于学士。“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印度体现十足。如Infosys等著名IT公司，是许多印度大学生向往的公司，招聘员工十分严格，既重视优良的学业成绩，更注重求职者对新观念、新环境的接受和适应能力，招工时还由公司的教授专家对应聘者进行逻辑、数学、智能的严格测试。一旦被录用，年薪即达20万卢比（5万元人民币），并可随年资往上调。此外，收入还包括奖金、股权（干满5年可把股权出售）、低息贷款用于购房、继续教育和培训学习等。比起占全国人口53％的印度人每天生活费用低于世界银行标定的极度贫困线，他们可谓一步登上了天堂。
印度目前有综合大学200多所，高等院校6000多所，研究所2000多所，其中最热门的是印度理工学院所属的6所院校，分布在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地。这6所学院每年有一万多名学生毕业，但IT专业毕业生只有2000多名，而每年报考这一专业的考生超过20万人，毕业生几乎全部被美国硅谷各大公司一抢而光。我们采访了这6所顶级学院中的班加罗尔分院，发现美国IBM、甲骨文、微软、思科、惠普等公司都在该学院设有办事处，无偿提供各自的最新技术，说是交流培训，实际上随时都在物色人才。
印度理工学院班加罗尔分院院长沙达龙先生，20年前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这些年来他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几乎都出国了。当我们问及如何看待人才外流问题时，他侃侃而谈：印度人口太多了，这不叫外流，而叫输送。我的学生们都在美国最好的公司工作，对美国信息产业能深入了解，并建立很广泛的关系，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升到了很高的技术和管理位置，掌握了大量最新信息。5年前，回国的人很少，因为国内连电话也打不通。3年前回国可以买轿车了，但道路太差无法开。中国政府在各大城市建了设施很好的科技园，真令人羡慕，可惜印度政府还做不到。但是，现在回来创业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学生们到美国时20岁出头，工作了十多年，有了基础，手中握有国际市场的订单，回到印度办公司，成本大大下降，很有竞争力。现在美国硅谷有700多家印度人主持的软件公司，这只是印度软件产业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在国内，由出国归来的印度人自己创立的公司也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发展越来越好了。这两部分源自同一个根，就是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教育。
据介绍，印度目前共拥有科技人员350万人，是世界上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个科技人才大国。这支人数众多、素质较高的科技大军，恰恰正是印度发展经济，摆脱困境，从古老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希望所在。
人口爆炸--印度沉重的话题
甫抵印度，感觉人真多，多得让人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首先是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等大城市里的交通堵塞，在上下班高峰时，只见大卡车、小汽车、公共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牛车、三轮车、手推车和行人挤在一起，互不相让，争路而行。公共汽车上满满的全是人，有人扒着车门、有人抓着车窗，汽车到站也不停车，只是减慢车速，乘客在滑行中跳上跳下，熟练无比。而在中小城市所见的印度人，平衡功夫似乎特别好，两轮摩托上挤四五个人，三轮摩托上挤七八个人，小手扶拖拉机就能叠罗汉似地挤上二三十人，连行驶的火车顶上也能坐人，这真是印度一大奇观。
恒河洗浴则是另一奇观。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恒河被喻为印度“母亲河”，印度教徒认为恒河之水可以涤罪、避祸。于是，不管春夏秋冬，不论在上游、中游还是下游，一天到晚总有无数印度教徒在河中洗浴。恒河沿岸最大的圣城是瓦腊纳昔，每天晨光熹微，成群成群的男女老少已在大街小巷涌动，在河水之中搓洗，人流如潮，排山倒海。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纱丽的妇女们洗浴完毕，竟然可以在人潮之中换上干衣，而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暴露丝毫……
就人口而言，印度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目前印度人口已超过10亿，并且以每年2000万的速度继续增长。据联合国推算，到2018年或202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印度人口突飞猛增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印度人传统上有多子多福的思想，让其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似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占印度人口83％以上的印度教徒认为，一个没有儿子的父亲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人死后必须由儿子举火焚尸，腰驼背的老人，更多的是七八岁的儿童。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怀中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婴儿在讨乞，更是让人不忍。你乘坐的汽车遇到红灯或塞车暂停时，车窗两侧马上会出现不知从何处涌来的乞丐，不断敲打着玻璃行乞，其状可怜至极。在孟买，一天饭后，我们在下榻酒店前的海堤上散步，几个小乞丐紧紧地跟上来了，口中念念有词，不断用脏秽的小手拍拍我们的手臂。为免纠缠不休，一位同行顺手给了小乞丐一张10卢比钱币（约为2元人民币）。霎时之间，几十个乞丐蜂拥而至，把我们几个团团围住，欲给不能，脱身更难，幸亏酒店的保安远远看见了，飞跑过来才给我们解了围。
印度究竟有多少穷人？多少富人？当我们在采访中提出这个问题时，印度外交部的官员说，全国大概有6至7亿是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每天卡路里的摄入量未达到联合国颁布的极度贫困标准；中产阶级约有2至3亿人，而富人约有500万，最有钱的则要数印度维普罗尔软件公司的老板，去年个人财富居世界第三位。
印度人的居住状况可以说是贫富反差的集中体现。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富人区一幢幢风格独特的私人别墅点缀在树荫之中，绿草茵茵，繁花盛放，松鼠闲跳，决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的住宅区。当然，富人也是分为三六九等的。新华社驻新德里首席记者熊昌义先生告诉我们，他现在的房东就是一般称得上富裕的，房东本人给日本电器公司做代理，妻子给法国时装在印度的分公司做检验，大儿子在美国上大学，小女儿在印度上中学，家里有一幢四层小洋房，三辆小汽车，雇了5个佣人，包括司机和厨师。他出租一层房子约200多平方米给老熊，每月租金收入200美元。据老熊介绍，他驻新德里两年多，拜访过印度真正有钱人的家，往往都拥有偌大的花园、树林和湖泊，就像一座私家大公园，还有成群的仆人。
而占人口一大半的穷人，住的条件相当恶劣。新德里、孟买等大都市都有好几处面积颇大的贫民窟，挤满了一排排低矮的用泥坯、破布、烂席搭起的破房，就像几年前广州城乡结合部出现的捡垃圾的外来人违章搭建的破房一样，可是印度穷人的房子却是永久的，里面大都空荡荡，一张席子，一幅神像，除此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而沿街各处见缝插针建起的破房，举目可见。
印度的贫富悬殊到了极至，竟会表现为井水河水、截然分明。步出新德里或孟买的机场，机场设施不见得好，但人的气质却很特别。亲友相见的，拥抱接吻，一派英国绅士风度；举牌候客的，彬彬有礼，绝无喧哗失态之举；专事收集乘客用完的行李手推车的侍应，殷勤而又卑恭，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又及时消失。因为，乘搭飞机的都不会是穷人，穷人绝不会出现在机场。
在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印度外交部安排我们下榻的是超豪华的五星级连锁酒店奥布罗依酒店，设施考究，富丽堂皇，绝不亚于发达国家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印度侍应的专业服务水准之高，令人无可挑剔。置身其中，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你不会碰到一个印度普通老百姓，更别说是穷人了。但一出大门，成群的乞丐便会紧紧围着你，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会越雷池半步。印度乞丐很多，却极少抢劫。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大门口，不论是什么样的名牌鞋，放在那里绝不会丢失。印度的穷人越穷越认命，越虔诚地拜祭神灵，他们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有非分之举。
印度媒体经常自豪地称印度有两亿多中产阶级，人数之多居世界之首。什么人才算中产阶级呢？接受我们采访的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这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标准，举个例子吧：大街上开轻型摩托车的大都属于中产阶级，拥有私人汽车的算是富人，走路的则是穷人。细察街头，这几种人等倒也分明。
尽管印度早已加入WTO，但仍采取相当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小汽车、摩托车绝大部分是国产或合资生产，进口小汽车征税去年为300％，今年降至220％。因此，街上跑的大量是低档的国产“总理”牌小汽车，售价每辆为20万卢比（约为4万元人民币），一般的摩托车售价是2万多卢比（约为4000多元人民币），大马力的摩托车售价则要4万多卢比（约为8000多元人民币）。私人汽车和私人住房是印度人富裕的标志，中产阶级大多数不享有这两者，年轻人普遍靠租房。但一旦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汽车，他们的下一代就会轻松得多，可从容地图更大发展。因此，印度人的家庭财富往往是几代人的积累。
印度资助穷人的政策，也同其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样，着眼于长远目标。即普及教育，提高识字率。此外，各级政府也实行对穷人优惠贷款等措施，鼓励他们购买化肥、运输工具，开展家庭手工业，在特别贫困地区还提供粮食、饮用水等福利。但是，要缩小贫富差距，无疑又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电影业--印度又一项世界之最
电影，无疑是至今仍风靡印度半岛的最流行、最普及、最廉价的娱乐消遣方式。在绝大多数印度人看来，辛苦劳作了一天，晚上看场电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在孟买、德里等大都市，每张电影票价为60卢比至80卢比（约为12元至16元人民币），在广大农村地区，电影票价则为15卢比（3元人民币）。于是，每天约有2000万至2500万忠实的印度观众在电影院里喜怒哀乐、如醉如痴，形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电影市场。
访印期间，我们应邀参观了印度两座最大的电影城———孟买电影城和海得拉巴电影城。两座电影城各占地数百公顷，拥有几座山头。孟买电影城是由邦政府（相当于省政府）建立的。每年生产900多部电影，用20多种语言来制作，数量超过了美国的好莱坞。由于四五月正值盛夏，气温高达40℃以上，故现在每天只有15部影片在拍摄，而每年11月以后的拍摄高峰期，这里每天同时开拍45～50部电影，分三班24小时轮流抢拍，可谓争分夺秒。不过，环顾整座孟买电影城，除了一座座大货仓式的摄影棚，目之所及，尽是荒凉的山丘，与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内声光化电、几可乱真的布景相比，差距之大难以形容。主人指着一片荒丘告诉我们：“这里通常用于拍摄追捕和击毙恶棍的镜头，而主要的故事情节则在摄影棚里拍摄。”走进一个个摄影棚，只见足有3层楼高，面积通常有二三百平方米，上端布满钢架，用于固定布景和悬挂各类射灯，地面仅铺着细沙，随时可根据剧情需要变换各种布景，在这里拍摄电影，成本无疑是很低的。
海得拉巴电影城则是近年来由私人投资的后起之秀。已经开发了近67公顷场地，分布着30多个美轮美奂、风格各异的花园和喷水池，特别适合用于拍摄充斥在印度电影中的各种歌舞场面。我们在暴烈的阳光下参观影城，大汗淋漓，衣服湿透，却见披红挂绿的演员们在各种射灯和反光板的聚焦下，载歌载舞，越拍越起劲。海得拉巴电影城也向游人开放，每张门票200卢比（40元人民币），仍吸引了不少观众到此来观光，求证某部影片的布景，特别是希望能有好运气，一睹明星的风采。
据介绍，印度电影年产量目前居世界首位。全印度拥有近100家电影制片厂，1．3万家电影院，500多种电影杂志，电影从业人员30多万人，年耗资约30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从数量上看，印度的确不愧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电影王国”和“东方好莱坞”。
说起印度电影，至今仍为中国观众所津津乐道的《流浪者》，是其杰出的代表作。影片表达了进步的社会思想，艺术风格上也有创新，主题歌《我是一个流浪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广为传唱。可是，印度大部分的影片，更多的是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而拍摄，题材大多平庸无奇，表现手法较公式化，几近雷同。最典型的印度电影中，总有一个男主人公，一个女主人公和一个恶棍，配角是一位母亲，一名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丑角式的人物，一个可以吸引青年观众的孩子或十几岁的少年。几乎每部影片都至少有6支插曲和舞蹈，富有娱乐性，结尾
通常以男主人公用拳打脚踢或手枪击败恶棍，将故事推向高潮。每部影片不会少于3小时，歌舞贯穿始终。印度电影的这些特点，导致其虽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在世界影坛中名声平平，只能立足本国市场取悦印度观众，难以真正问鼎世界市场。
然而，印度国内电影市场之大，足以令人羡慕不已。它既满足了10亿印度人文化娱乐、调剂生活乃至逃避现实、打发时间的需要，又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创造了高额的利润和税收，电影业已经成为印度重要的支柱产业。因此，印度政府对电影业如同对其它传统产业一样，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限制外国电影进口。凡进口外国电影都要经专门部门的审批，严禁那些宣传暴力、色情和恐怖行为的影片进入印度。这些措施使外国电影的进口减少至最低限度，有效地保护着本国的电影业市场。当然，对一些优秀的影片，印度还是及时引进的。但只有在大城市才能看到一些进口的美国大片，其它小城市和农村因为语言的原因，人们不喜欢看。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接受我们采访时，谈到印度现在正放映反映中国的影片《卧虎藏龙》，十分优美动人，他很喜欢。而孟买电影城的总经理则表示，近两年来他已接待了几批中国客人，如果印度能和最大的邻国中国联手拓展电影市场，特别是能有中国的电影公司到孟买拍摄影片，那就再好不过了。
采访之中，许多印度电影界的有识之士告诉我们，印度电影经历了80多年的漫长发展过程，如今已开始进入萧条期。究其原因，首先是电影质量下降。电影制片全都是私人企业，厂商过分追求利润，大量吹捧和聘用明星。印度街头的户外广告牌，有相当部分是电影广告，靠明星招徕票房价值，这使明星制度越来越盛行。我们参观孟买电影城时，摄影棚里正在拍摄电影。连日来全程陪同我们访问的印度外交部新闻官迪里先生突然一反稳重的常态，焦急地问我有没有明信片或纪念册。我怔住了，他竟急得自己伸手从我的采访簿上撕下一页，随即冲到两
位分别扮演皇帝和妃子的演员跟前，请他们亲笔签字，然后兴奋莫名地自顾欣赏起来。明星在印度观众中的影响可见一斑。而许多明星为了发财同电影厂商频繁合作，相互利用。明星往往同时签约几部电影，仓促上阵，忙于应付，拍成的影片质量自然难以保证。此外，由于电影业有利可图，一些投机商人用金钱贿购影片摄制许可证，使从事摄制的人员素质下降，拍出的影片情节简单、淡而无味，以歌舞拉长放映时间，似乎成了一部分印度影片的通病。
印度电视业的发展，开始对电影业构成冲击。虽然印度的电视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一些大城市中少数富裕家庭拥有电视机，如今，中产阶级家庭已经普及电视机。在德里、孟买等大城市，电视频道多达二三十个，节目内容也很丰富，自然吸引了一批电影观众，直接冲击了电影市场。
录像带的盛行也带动了电影业的滑坡。印度大多数上层家庭都拥有录像机，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不同的是，印度几乎没有盗版市场，每每谈及这一点，我们的陪同电影迷迪里先生总是说：“如果出现盗版，会有多少电影厂倒闭，多少人失业，那还得了呀！”印度的国产录像带价格便宜，进口录像带每盘约70卢比，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4天的工资。但印度全国各地有大大小小的录像放映厅数万家，已经成为电影院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驱车驶离孟买电影城，映入眼帘的又是一幢幢高楼大厦和与之伴生的一片片贫民窟。呵，印度的电影业也和印度的经济社会一样，独特而又神奇。 ...........
资料实在太多
还有个人的游记见闻录等等等等
我用心研究了一个月，
对印度就总结出3个字－－－不足虑
民主的印度因为制度上的缺陷（只争取选票）导致印度无法解决几大问题：
１.种姓问题，因为有选举意识的都是中高种姓，贱民赤贫一个还没文化知识，对选举根本理解不了。关键是没有像毛泽东一样的革命者去觉醒最贫苦人民的意识，
２.人口问题 印度候选人谁敢提人口问题？谁敢叫人民计划生育？还想不想要选票了还想不想上台了？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干不好这种事的。我自己还坚决拥护计划生育，但我还是想要两三个小孩，但哪个候选人让我计划生育我就坚决不投票给他。
3.政府的长期规划 一届政府上台就许诺一遍大捞特捞一遍，一个法治意识与监督制度不健全的国家玩民主只会学到民主的全部缺陷而不会得到民主的好处。
还有个人的游记见闻录等等等等
我用心研究了一个月，
对印度就总结出3个字－－－不足虑
民主的印度因为制度上的缺陷（只争取选票）导致印度无法解决几大问题：
１.种姓问题，因为有选举意识的都是中高种姓，贱民赤贫一个还没文化知识，对选举根本理解不了。关键是没有像毛泽东一样的革命者去觉醒最贫苦人民的意识，
２.人口问题 印度候选人谁敢提人口问题？谁敢叫人民计划生育？还想不想要选票了还想不想上台了？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干不好这种事的。我自己还坚决拥护计划生育，但我还是想要两三个小孩，但哪个候选人让我计划生育我就坚决不投票给他。
3.政府的长期规划 一届政府上台就许诺一遍大捞特捞一遍，一个法治意识与监督制度不健全的国家玩民主只会学到民主的全部缺陷而不会得到民主的好处。
印度随想(一)
姚洋
来自：南方周末
■编者按：受到一个美国的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全世界兴奋。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大学校长、著名的民主党人罗伯特•克里筹集到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在学校里成立了印度－中国研究所。克里做过州长，也做过联邦参议员，他看到美国弥漫的对中、印崛起的不屑和抵触会伤及美国本身的利益，认为只有了解、研究、交流和对话才是有效应对中、印崛起的态度。
研究所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办印中学者项目——选择中、印、美各五名学者组成十五人的团队，开展为期两年的共同研究和对话。我有幸作为中方的五人之一参加了第一届的项目。2006年11－12月，我们在印度访问了两周。访问中，我们不仅和印度学者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有机会深入印度基层社会，近距离观察。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众多的民族、语言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多次让她濒于动乱和分裂的边缘，但民主制度终究没有让印度社会出轨。然而，印度民主制度的另一面却是低效和不负责任，集中表现就是政府的“公地化”——政府被一小撮政客所蚕食，普通百姓的福利却被遗忘。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市民社会的发达，其程度远在中国之上。这不能不感谢印度的民主制度，她的宽容给了市民社会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底层社会里，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习惯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是，相比印度，中国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虽然有小的扰动，但方向是确定的。印度则不同，一个人说“好”的东西，肯定有另外十个人说出“不好”的意见。正如缪尔达尔所言，在印度，对、错是没有界线的。
自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2006年更是达到了9％。这个势头看来不会停下来。正如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已是离弦之箭，不可逆转。这多少得益于印度对中国增长的觉醒。1990年代以前，没有多少印度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而且，那些自认为是贵族的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蔑视的(这正是尼赫鲁当年在中印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然而，当中国的崛起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之后，印度人醒悟过来，就连那些抱残守缺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印度均衡论”，转而支持经济改革。
但是，即便如此，印度社会超复杂性的特点注定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增长一帆风顺，争论、彷徨乃至倒退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以之反观中国，印度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胜利之城
我们于2006年11月24日凌晨三点多抵达新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尼泊尔人阿舒克等人已经在候机厅里等候。戴着主人送上的花环，我们向第一个目的地阿格拉驶去，鲜花在黑夜里格外清香。
阿格拉曾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最著名的景点当然是泰姬陵。但是，我们首先去看的是胜利之城法塔堡，它是印度历史上和阿育王齐名的国王阿克巴于十六世纪中后期为纪念圣人舍克•萨利姆建造的，这位圣人曾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作为牺牲献给了神灵，以祈祷国王生子。
带领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小伙子。他对印度历史非常了解，故事一个接一个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豪。
他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克巴对宗教的宽容。阿克巴的祖先是西征的蒙古人，在征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却被同化了，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阿克巴的宽容表现在不歧视和禁止任何一种宗教。他娶了三个王后，一个信印度教，一个信伊斯兰教，一个信基督教，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宗教都占齐了。他对三位王后一视同仁，还经常邀请不同宗教的名人到皇宫里辩论，以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
如果把法塔堡和北京的紫禁城相比，最大的差别，除了建筑材质而外——法塔堡用的是红色的砂岩，紫禁城用的是砖和木材——就在于建筑的布局了。按照我的美国导师的说法，当他从午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那些雄伟的建筑让他有一种自觉渺小到要下跪的感觉。法塔堡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尽管从建筑的形式上判断，当时阿克巴的生活一定是极尽奢华，但当你走在大小宫殿之间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不是庄严，而是平易近人。紫禁城之所以威严，是它极具对称性的建筑布局使然；而法塔堡的布局看来似乎是毫无规划的，各个宫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选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紫禁城与法塔堡之间的差别，也许正反映了中印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别：紫禁城表现的是统一和秩序，而法塔堡表现的是多样性和流动的节奏。
对于印度来说，莫卧儿王朝算是外敌入侵了。但是，如今莫卧儿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北印度多数的文化古迹，都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印度人对它们珍爱有加，这一点由他们对泰姬陵的称谓上可见一斑。他们不把泰姬陵称为Taj Mahal，而是亲切地叫它“our Taj”。中国人为逝去的先人建造雄伟的宫殿，欧洲人把逝者的仙骨藏于教堂的地下室，只有印度人为死者建造了泰姬陵这样冰清玉洁的寝宫。泰姬陵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它是萨迦汉国王对妻子矢志不渝的爱。光脚走在泰姬陵宽大的基座上，在晨曦中眺望陵下缓缓流过的亚穆纳河，每个人都会试图想象历史如何造就了印度以及印度文化。
多数印度学者都对印度文化里的多样性赞赏有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是其中之一。自1993－1994孟买穆斯林－印度教大骚乱之后，印度政坛和社会充满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迷雾，以印度教为强大背景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森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在家乡加尔各答目睹的宗教冲突和歧视对穆斯林造成的迫害。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许多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并充分挖掘了印度文化中的宽容成分。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叫《爱争论的印度人》。
印度历史上允许争论，甚至女性也可以参加。争论意味着宽容，这是森讨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意旨。在与我们的印度同行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了印度人爱争论的一面。每次开会，与会的印度学者都踊跃发言；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多数只听不说。中国人务实，自然让中国获益不浅，但缺少形而上的争论，是否也会让我们失去方向？
2006年北京论坛召开期间，森作为特邀嘉宾做主题发言。在事前的一次宴会上，我对他说，他的演讲题目“Our Global Civilizations”很好。他纠正说：“不是复数(Civilizations)，是单数(Civilization)。”第二天，他的演讲气势磅礴，以精练而不失翔实的史实向与会者阐明，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大，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我们的全球文明”。
和他同时发言的是北大一位泰斗级的学者，他的演讲核心是开放是中华文明兴盛的条件。这个立意很好，老教授也引证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临近结束时，他话锋一转，认为物质的全球化是好的，而文化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单就逻辑而言，它明显和教授前面的立意矛盾：既然中国只有开放的时候才昌盛，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开放了呢？教授不也指出，唐代的伟大得益于少数民族和他国文化的传入吗？更让我沮丧的是，会后一位北大学者对森的演讲大加赞赏，但不是因为他的全球文明，而是因为他说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让韩国人听听吧！他们总是说印刷术是他们韩国人发明的。”呜呼！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印度随想(二)
姚洋
■编者按：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
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关于中印对比，国际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环境终究会让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后劲。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印度就像一条坑坑洼洼的普通公路，但方向是明确的，因此车走得虽然慢些，但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
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印度最大的疑问恐怕也是她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形成并运转的。此次访印，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印度民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可以归结到两点。其一，民主是将复杂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选择；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来衡量印度民主的优劣。
从1948年印度独立时的情形来看，我能理解第一点。自独立以来，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大的骚乱，但民主制度毕竟让印度这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维持了统一的局面。这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宽容。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我的意愿，如结社、演讲、示威等等。尽管这些表达未必能够得到意想的结果，但表达本身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潜在的巨大冲突。
然而，印度民主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导致政府始终处于无为的状态，说得严重一点儿，就是发生了政府的“公地化”倾向，即一种无人负责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始终不能被印度学者的第二点理由所说服。尽管我不认为民主制度一定要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相信民主制度至少应该造就一个向民众负责任的政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民主的表现令人失望。
从独立之初到1979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印度政治是国大党控制下的寡头民主制。尼赫鲁以其在独立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得以像君主一样统治印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印度“最后一位英国绅士”。在这位“英国绅士”的统治下，印度经历了相对平静的十几年。
参与我们项目的一位印度学者多次向我们回忆起“庞贝”在1950年代的辉煌。“庞贝”(Bombay)是孟买在殖民时代的旧称，而“孟买”(Mumbai)是当地马哈拉什塔语对这座城市的称谓。为了清除殖民时代的印迹，马哈拉什塔邦在1980年代初将“庞贝”改成“孟买”。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上流社会而言，孟买永远是“庞贝”。这不仅是对一座城市过去的怀念，而且也是对印度社会过去的秩序的怀念。
尽管贱民在形式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其标志是贱民出身的安倍卡博士获得了起草印度宪法的机会)，但国大党以及尼赫鲁本人并没有触动种姓制度的意愿。可以说，甘地夫人遇刺之前的印度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但是，19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而且，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活跃，并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礼之势。因此，确切地说，印度的民主始于1979年，而不是1948年。
关于印度与中国体制的对比，我感触最深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的泛滥。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可能的确是既妨碍经济增长、又搅乱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较低时，民众的预算约束很紧，政客因此可以通过小恩小惠赢得选票。在印度，政客拉票的一个手段是为贫民窟里的居民提供一些小实惠，比如通电、通水、修厕所之类。这并不是说民众的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太穷，一丁点儿的小恩惠就可以给他们解决很现实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政客只会在选举的时候露一次面，其他时候就把他们忘了。
民粹主义在印度虽然没有像在拉美那样演变成灾难，但其负面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主要的表现是，政客们利用民众的利益诉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甚至也不顾他们的政党主张。
人民党在上次大选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2003年经济增长超过7％，形势大好，执政的人民党决定在2004年提前进行大选，希望打国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实和人民党开了一个玩笑，选举结果是国大党获胜，原因在于农村选民对人民党的政策不满，认为经济增长没有惠及他们。国大党组阁之后，为了报答农村选民，很快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诺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这样一个法律，显而易见是无法实施的；它仅仅是迎合选民的一种姿态而已。
民粹主义不仅成了政客拉票的手段，而且也遮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孟买纺织厂区改造就是其中一例。
孟买的纺织工业曾经很发达，但自1980年代之后便走向衰落了。孟买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用地非常紧张，纺织厂集中的地区恰恰在半岛中部的黄金地带，仅从用地角度来看，迁走这些工厂也是合算的。孟买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搬迁这些工厂，但围绕着搬迁之后工人的安置和土地的使用，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当地方议会终于在1990年通过法案的时候，工人的安置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关于工厂土地的使用，则采用了一个看似非常公平的办法：每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三分之一用来建平民住宅，三分之一为公共用地。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低，且代价过于昂贵，因此，1990年代没有几家工厂得到改造。到了2000年，孟买市政府悄悄重新阐释了1990年的立法，将原先所说的“工厂土地”定义为“没有建筑物的空地”。这样，只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用于公共用途。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引起工人和社会活动家的极大不满，近年来抗议不断。
我们和孟买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事进行了较深入的交流。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根据她的说法，多数纺织厂主是在殖民时代获得他们的土地的，所付的价格是象征性的，比如一卢比一英亩之类；因此，这些土地都是公共的。再者，纺织厂停产之后，工人的生计没有着落，而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再就业计划。根据她的说法，多数工厂实际上还是可以盈利的，之所以要关闭这些工厂，完全是因为工厂主追逐土地升值的结果。最后，她还认为，改造计划破坏了这里的工厂生态和社会生活，而它们是值得保护的。
当天晚上，我们又和一对在美国读过书、回来以后继承了父亲产业的兄弟交流。座谈是在他们正在改造的一个工厂里进行的，他们给出的说法和女教授的说法的差异很大。首先，他们告诉我们，60％的纺织厂主是从他人而不是政府那里购买土地，所付的价格也是市场价。比如，他们正在改造的工厂的土地，是1960年代购得的。其次，多数工厂即使能挣钱，也不如把土地一次性地卖掉划算。孟买的房子非常贵，某些海边的公寓价格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平方米，兄弟俩开发的楼盘每平方米也达到8000元人民币。最后，如果继续执行1990年的法案，工厂改造将遥遥无期，而根据法律，只要工厂不倒闭，哪怕不开工，工厂主也必须付给工人工资。多数工厂债务因此滚雪球似的增长，兄弟俩就给他们改造的工厂的工人付了巨额的拖欠工资。
这个故事让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可以想见，比1990年法案更好的办法似对整个纺织厂区进行重新规划：“三分之一”规则可以继续遵守，但不是针对每一个工厂的土地，而是针对整个工厂区。比较好的地段的工厂可以全部规划为商业用地，较僻静地段的工厂全部划为平民住宅区，其他地段的工厂划为公共用地。实施这个方案需要各方的协调和妥协，政府的工作量很大；而1990年法案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由于泛政治化，市场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印度民主的一大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所接触的印度学者——至少那些非经济学者——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当我把上述我认为更好的方案说给女教授听时，她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理由让工人们住到僻静的地段去，因为那样会剥夺他们的生计。的确，如果政府不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工人们的生计要受到影响。但是，政府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在重新规划之后，政府完全可以划出一部分商业用地，用于低层次的商业活动，保障工人的就业，同时保留大部分用于高层次的商业开发。
姚洋
来自：南方周末
■编者按：受到一个美国的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全世界兴奋。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大学校长、著名的民主党人罗伯特•克里筹集到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在学校里成立了印度－中国研究所。克里做过州长，也做过联邦参议员，他看到美国弥漫的对中、印崛起的不屑和抵触会伤及美国本身的利益，认为只有了解、研究、交流和对话才是有效应对中、印崛起的态度。
研究所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办印中学者项目——选择中、印、美各五名学者组成十五人的团队，开展为期两年的共同研究和对话。我有幸作为中方的五人之一参加了第一届的项目。2006年11－12月，我们在印度访问了两周。访问中，我们不仅和印度学者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有机会深入印度基层社会，近距离观察。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众多的民族、语言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多次让她濒于动乱和分裂的边缘，但民主制度终究没有让印度社会出轨。然而，印度民主制度的另一面却是低效和不负责任，集中表现就是政府的“公地化”——政府被一小撮政客所蚕食，普通百姓的福利却被遗忘。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市民社会的发达，其程度远在中国之上。这不能不感谢印度的民主制度，她的宽容给了市民社会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底层社会里，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习惯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是，相比印度，中国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虽然有小的扰动，但方向是确定的。印度则不同，一个人说“好”的东西，肯定有另外十个人说出“不好”的意见。正如缪尔达尔所言，在印度，对、错是没有界线的。
自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2006年更是达到了9％。这个势头看来不会停下来。正如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已是离弦之箭，不可逆转。这多少得益于印度对中国增长的觉醒。1990年代以前，没有多少印度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而且，那些自认为是贵族的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蔑视的(这正是尼赫鲁当年在中印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然而，当中国的崛起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之后，印度人醒悟过来，就连那些抱残守缺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印度均衡论”，转而支持经济改革。
但是，即便如此，印度社会超复杂性的特点注定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增长一帆风顺，争论、彷徨乃至倒退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以之反观中国，印度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胜利之城
我们于2006年11月24日凌晨三点多抵达新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尼泊尔人阿舒克等人已经在候机厅里等候。戴着主人送上的花环，我们向第一个目的地阿格拉驶去，鲜花在黑夜里格外清香。
阿格拉曾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最著名的景点当然是泰姬陵。但是，我们首先去看的是胜利之城法塔堡，它是印度历史上和阿育王齐名的国王阿克巴于十六世纪中后期为纪念圣人舍克•萨利姆建造的，这位圣人曾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作为牺牲献给了神灵，以祈祷国王生子。
带领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小伙子。他对印度历史非常了解，故事一个接一个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豪。
他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克巴对宗教的宽容。阿克巴的祖先是西征的蒙古人，在征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却被同化了，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阿克巴的宽容表现在不歧视和禁止任何一种宗教。他娶了三个王后，一个信印度教，一个信伊斯兰教，一个信基督教，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宗教都占齐了。他对三位王后一视同仁，还经常邀请不同宗教的名人到皇宫里辩论，以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
如果把法塔堡和北京的紫禁城相比，最大的差别，除了建筑材质而外——法塔堡用的是红色的砂岩，紫禁城用的是砖和木材——就在于建筑的布局了。按照我的美国导师的说法，当他从午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那些雄伟的建筑让他有一种自觉渺小到要下跪的感觉。法塔堡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尽管从建筑的形式上判断，当时阿克巴的生活一定是极尽奢华，但当你走在大小宫殿之间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不是庄严，而是平易近人。紫禁城之所以威严，是它极具对称性的建筑布局使然；而法塔堡的布局看来似乎是毫无规划的，各个宫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选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紫禁城与法塔堡之间的差别，也许正反映了中印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别：紫禁城表现的是统一和秩序，而法塔堡表现的是多样性和流动的节奏。
对于印度来说，莫卧儿王朝算是外敌入侵了。但是，如今莫卧儿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北印度多数的文化古迹，都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印度人对它们珍爱有加，这一点由他们对泰姬陵的称谓上可见一斑。他们不把泰姬陵称为Taj Mahal，而是亲切地叫它“our Taj”。中国人为逝去的先人建造雄伟的宫殿，欧洲人把逝者的仙骨藏于教堂的地下室，只有印度人为死者建造了泰姬陵这样冰清玉洁的寝宫。泰姬陵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它是萨迦汉国王对妻子矢志不渝的爱。光脚走在泰姬陵宽大的基座上，在晨曦中眺望陵下缓缓流过的亚穆纳河，每个人都会试图想象历史如何造就了印度以及印度文化。
多数印度学者都对印度文化里的多样性赞赏有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是其中之一。自1993－1994孟买穆斯林－印度教大骚乱之后，印度政坛和社会充满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迷雾，以印度教为强大背景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森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在家乡加尔各答目睹的宗教冲突和歧视对穆斯林造成的迫害。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许多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并充分挖掘了印度文化中的宽容成分。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叫《爱争论的印度人》。
印度历史上允许争论，甚至女性也可以参加。争论意味着宽容，这是森讨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意旨。在与我们的印度同行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了印度人爱争论的一面。每次开会，与会的印度学者都踊跃发言；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多数只听不说。中国人务实，自然让中国获益不浅，但缺少形而上的争论，是否也会让我们失去方向？
2006年北京论坛召开期间，森作为特邀嘉宾做主题发言。在事前的一次宴会上，我对他说，他的演讲题目“Our Global Civilizations”很好。他纠正说：“不是复数(Civilizations)，是单数(Civilization)。”第二天，他的演讲气势磅礴，以精练而不失翔实的史实向与会者阐明，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大，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我们的全球文明”。
和他同时发言的是北大一位泰斗级的学者，他的演讲核心是开放是中华文明兴盛的条件。这个立意很好，老教授也引证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临近结束时，他话锋一转，认为物质的全球化是好的，而文化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单就逻辑而言，它明显和教授前面的立意矛盾：既然中国只有开放的时候才昌盛，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开放了呢？教授不也指出，唐代的伟大得益于少数民族和他国文化的传入吗？更让我沮丧的是，会后一位北大学者对森的演讲大加赞赏，但不是因为他的全球文明，而是因为他说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让韩国人听听吧！他们总是说印刷术是他们韩国人发明的。”呜呼！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印度随想(二)
姚洋
■编者按：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
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关于中印对比，国际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环境终究会让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后劲。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印度就像一条坑坑洼洼的普通公路，但方向是明确的，因此车走得虽然慢些，但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
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印度最大的疑问恐怕也是她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形成并运转的。此次访印，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印度民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可以归结到两点。其一，民主是将复杂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选择；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来衡量印度民主的优劣。
从1948年印度独立时的情形来看，我能理解第一点。自独立以来，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大的骚乱，但民主制度毕竟让印度这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维持了统一的局面。这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宽容。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我的意愿，如结社、演讲、示威等等。尽管这些表达未必能够得到意想的结果，但表达本身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潜在的巨大冲突。
然而，印度民主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导致政府始终处于无为的状态，说得严重一点儿，就是发生了政府的“公地化”倾向，即一种无人负责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始终不能被印度学者的第二点理由所说服。尽管我不认为民主制度一定要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相信民主制度至少应该造就一个向民众负责任的政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民主的表现令人失望。
从独立之初到1979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印度政治是国大党控制下的寡头民主制。尼赫鲁以其在独立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得以像君主一样统治印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印度“最后一位英国绅士”。在这位“英国绅士”的统治下，印度经历了相对平静的十几年。
参与我们项目的一位印度学者多次向我们回忆起“庞贝”在1950年代的辉煌。“庞贝”(Bombay)是孟买在殖民时代的旧称，而“孟买”(Mumbai)是当地马哈拉什塔语对这座城市的称谓。为了清除殖民时代的印迹，马哈拉什塔邦在1980年代初将“庞贝”改成“孟买”。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上流社会而言，孟买永远是“庞贝”。这不仅是对一座城市过去的怀念，而且也是对印度社会过去的秩序的怀念。
尽管贱民在形式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其标志是贱民出身的安倍卡博士获得了起草印度宪法的机会)，但国大党以及尼赫鲁本人并没有触动种姓制度的意愿。可以说，甘地夫人遇刺之前的印度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但是，19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而且，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活跃，并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礼之势。因此，确切地说，印度的民主始于1979年，而不是1948年。
关于印度与中国体制的对比，我感触最深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的泛滥。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可能的确是既妨碍经济增长、又搅乱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较低时，民众的预算约束很紧，政客因此可以通过小恩小惠赢得选票。在印度，政客拉票的一个手段是为贫民窟里的居民提供一些小实惠，比如通电、通水、修厕所之类。这并不是说民众的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太穷，一丁点儿的小恩惠就可以给他们解决很现实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政客只会在选举的时候露一次面，其他时候就把他们忘了。
民粹主义在印度虽然没有像在拉美那样演变成灾难，但其负面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主要的表现是，政客们利用民众的利益诉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甚至也不顾他们的政党主张。
人民党在上次大选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2003年经济增长超过7％，形势大好，执政的人民党决定在2004年提前进行大选，希望打国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实和人民党开了一个玩笑，选举结果是国大党获胜，原因在于农村选民对人民党的政策不满，认为经济增长没有惠及他们。国大党组阁之后，为了报答农村选民，很快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诺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这样一个法律，显而易见是无法实施的；它仅仅是迎合选民的一种姿态而已。
民粹主义不仅成了政客拉票的手段，而且也遮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孟买纺织厂区改造就是其中一例。
孟买的纺织工业曾经很发达，但自1980年代之后便走向衰落了。孟买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用地非常紧张，纺织厂集中的地区恰恰在半岛中部的黄金地带，仅从用地角度来看，迁走这些工厂也是合算的。孟买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搬迁这些工厂，但围绕着搬迁之后工人的安置和土地的使用，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当地方议会终于在1990年通过法案的时候，工人的安置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关于工厂土地的使用，则采用了一个看似非常公平的办法：每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三分之一用来建平民住宅，三分之一为公共用地。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低，且代价过于昂贵，因此，1990年代没有几家工厂得到改造。到了2000年，孟买市政府悄悄重新阐释了1990年的立法，将原先所说的“工厂土地”定义为“没有建筑物的空地”。这样，只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用于公共用途。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引起工人和社会活动家的极大不满，近年来抗议不断。
我们和孟买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事进行了较深入的交流。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根据她的说法，多数纺织厂主是在殖民时代获得他们的土地的，所付的价格是象征性的，比如一卢比一英亩之类；因此，这些土地都是公共的。再者，纺织厂停产之后，工人的生计没有着落，而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再就业计划。根据她的说法，多数工厂实际上还是可以盈利的，之所以要关闭这些工厂，完全是因为工厂主追逐土地升值的结果。最后，她还认为，改造计划破坏了这里的工厂生态和社会生活，而它们是值得保护的。
当天晚上，我们又和一对在美国读过书、回来以后继承了父亲产业的兄弟交流。座谈是在他们正在改造的一个工厂里进行的，他们给出的说法和女教授的说法的差异很大。首先，他们告诉我们，60％的纺织厂主是从他人而不是政府那里购买土地，所付的价格也是市场价。比如，他们正在改造的工厂的土地，是1960年代购得的。其次，多数工厂即使能挣钱，也不如把土地一次性地卖掉划算。孟买的房子非常贵，某些海边的公寓价格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平方米，兄弟俩开发的楼盘每平方米也达到8000元人民币。最后，如果继续执行1990年的法案，工厂改造将遥遥无期，而根据法律，只要工厂不倒闭，哪怕不开工，工厂主也必须付给工人工资。多数工厂债务因此滚雪球似的增长，兄弟俩就给他们改造的工厂的工人付了巨额的拖欠工资。
这个故事让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可以想见，比1990年法案更好的办法似对整个纺织厂区进行重新规划：“三分之一”规则可以继续遵守，但不是针对每一个工厂的土地，而是针对整个工厂区。比较好的地段的工厂可以全部规划为商业用地，较僻静地段的工厂全部划为平民住宅区，其他地段的工厂划为公共用地。实施这个方案需要各方的协调和妥协，政府的工作量很大；而1990年法案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由于泛政治化，市场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印度民主的一大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所接触的印度学者——至少那些非经济学者——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当我把上述我认为更好的方案说给女教授听时，她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理由让工人们住到僻静的地段去，因为那样会剥夺他们的生计。的确，如果政府不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工人们的生计要受到影响。但是，政府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在重新规划之后，政府完全可以划出一部分商业用地，用于低层次的商业活动，保障工人的就业，同时保留大部分用于高层次的商业开发。
印度随想(三)
姚洋
■编者按：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外界对印度的赞赏之一——同时也是对中国的贬低——是印度的法治比中国健全。从政府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来看，中国政府的活动空间显然远远大于印度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法治的确好于中国。但是，法治不是一架自动机器，而是要人来执行的。在印度，恰恰是没有执行法治的人和动力机制。印度法院系统严重缺人，全国悬而未决的案件超过150万，有些案件拖上几十年也等不到判决。在平衡和妥协的过程中，政府也失去了执法的动机。因此，就法治的实质性而言，印度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在我访印期间，刚好赶上对一位现任部长锡布•索伦(Shibu•Soren)的审判。索伦曾经是低种姓的英雄，但1994年因涉嫌杀害他的秘书而被起诉。当时他帮助国大党非法筹备竞选资金，由他的秘书经手操办，预先说好报酬是20万卢比。但是，事成之后，他的秘书嫌报酬太低，并扬言索伦不多给他钱，就要把事情捅出去。索伦因此和他人一起把秘书杀掉了。但是，索伦被起诉之后很快就取保候审，国大党执政之后还当上了劳工部长。时隔十二年之后，索伦终于被定罪，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的部长虽然不能当了，可是议员资格仍然保留，因此，理论上会出现他被狱警从监狱里押到议会参加讨论和投票的滑稽场面。
印度警察队伍的纪律也是堪忧的。印裔美籍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Mehta)出于对家乡孟买(他仍称“庞贝”)的思念，回到那里居住了两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但他找到的是混乱、仇恨、堕落，是一座失去的城市。之后他出版了《极限城市》一书，详细描述了他所了解的孟买，尤其是它的地下世界。
现今孟买的地下世界是1993－1994年种族大骚乱之后形成的。为了清除地下世界，孟买警察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收效不大，原因之一是法院不能给嫌犯定罪，致使他们逃脱法律的惩罚。更有甚者，一些法官被黑社会买通，某些政治势力也经营黑社会，导致黑白两道的联姻，使司法更加困难。如1990年代末活跃在孟买的极端印度教组织锡那(Sena)，在政治上是印度人民党在马哈拉什塔邦的盟友，同时也经营规模庞大的地下世界，不仅控制底层社会，而且也渗透到上层社会，如印度电影界的重镇宝来坞。在1993－1994年骚乱中因私藏枪支涉嫌参与骚乱而被起诉的著名电影演员桑杰•达特被保释之后便直奔锡那首领巴尔•萨克雷的家，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后者通过黑白两道为达特的保释活动过。
既然司法对地下世界无能为力，警察就对背有命案的黑帮分子进行自行解决。他们抓到这样一个黑帮分子之后，就把他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乱抢打死，然后往他手里塞上一把枪，伪造一起遭遇战的情景。黑帮分子最怕的就是“被遭遇了”，因为那是没有死刑命令的死刑。警察队伍本身也不纯洁，哪怕是最好的警察(如梅塔的朋友阿杰•劳尔)，也对嫌犯任意用刑，手段极为残忍和下流。梅塔采访的一个黑帮分子讲过一个故事。他和旁遮普邦的一个警察是朋友。有一次他到那个警察家做客，酒足饭饱之后，警察骑上摩托车，带上他和另外两个警察直奔乡下一户人家，在枪口下把那家的女主人轮奸了。
尽管印度在独立时就在宪法中声明消除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印度同事中有两位出身低种姓，其中一位说了一个他叔叔小时候的故事。在农村地区，低种姓见了高种姓不能抬头看，更不能碰摸高种姓人的身体，而高种姓一旦被低种姓碰摸到了，就必须沐浴净身。我们同事的叔叔有意和村里的高种姓搞恶作剧，等他一出来，就跑去摸他一把。这当然要招致一顿恶揍，但高种姓也不得不回去洗澡。如此反复几次，同事的叔叔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得到了心理的满足。
世界银行的一位学者卡拉•霍夫两年前到印度农村做了一个实验。她从六个村子随机挑选了一批十二三岁的孩子，然后每个村抽一名孩子，组成许多六人的小组，让他们按组参加一个数学小测验。她把这些小组分成两类，一类要求孩子当着他人的面说出自己的种姓，另一类则不要求。测试结果是惊人的：第一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印度政府规定的低种姓)出身的孩子比第二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出身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18％；也就是说，仅仅是说出自己的低种姓身份就足以打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高、低种姓的冲突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2006年10月发生在马哈拉什塔邦的一次事件甚至引起了整个马邦的贱民骚乱。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村子要修一条路，需要一户贱民家庭搬家，但这户人家就是不搬。村里的高种姓就策划了一场阴谋，指使流氓强奸了这户人家的所有女性成员，并把全家烧死在家里。事发之后，马邦政府反应迟钝，致使种姓矛盾激化。11月28日，孟买发生贱民领袖安倍卡塑像的头被砍下的事件，终于导致11月底爆发波及马邦大部分地区的贱民骚乱。此时我们正在马邦首府孟买访问。当地学者告诉我们，此次贱民骚乱不同寻常，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比如，孟买郊外一列火车被烧毁，但旅客被事先赶下了火车；整个骚乱过程没有人员伤亡。一切迹象表明，贱民们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将在马邦展开。
自1979年之后，尽管印度政治日益平民化和地方化，但有组织的贱民政治参与仍然有限。当年安倍卡博士对印度教深感失望，带领一批贱民皈依了佛教，希望在佛教中找到平等待遇。半个世纪以来，许多贱民脱离印度教，或改信佛教，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显著好转。印度的独立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而且在独立过程中担当重任的也是高种姓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因此被跳过。
印度民主继承了所有的旧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一些学者天真地认为，自由民主可以消弭种姓制度；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更严肃的印度学者具有更清醒的头脑。他们认识到，印度民主不可能自动消解种姓制度。印度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民主又把这样的革命排除在社会选择之外。全球化和城市化虽然可以消解种姓制度，但是，印度庞大的农村人口将使种姓制度长期存在下去，并可能迟滞印度的经济发展。贱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彻底打破种姓制度的重要一步。
印度民主是一种移植制度。1979年之前它实际上是一种寡头制度，1979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向普通民众开放。这样，印度民主必须要经历一场“乱”的过程，今天它仍然是在“乱”的过程中。按照印度著名汉学家莫汉帝教授的说法，印度民主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既然是革命，“乱”就是有道理的，但危险是社会永远处在“乱”之中，无法达到“治”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是有信心的。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乱”的好处是民众从开始就享受形式自由，坏处是民众可能失去实质自由；“制”的好处是在转型期间维持了秩序，坏处是民众要忍耐某些自由的缺乏。哪种路径更好？中、印的对比可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历史决定了中、印不可能采用对方的路径。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印之间就不能相互借鉴。当前的问题是，中、印两国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民主是民主的常态。对于印度人来说，既然是常态，也就没有必要向中国借鉴什么了；对中国人来说，既然常态的民主会像印度民主表现得那样“糟”，中国也就无需向印度借鉴什么了。但是，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印度随想(四)
姚洋
■编者按：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文为系列文章的最后一期。3月22日本报15版刊发郭宇宽教授《“我们住在贫民窟，但我们是业主”》一文，与本文互为轩轾，建议读者对照阅读，或不无助益
印度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
人民运动
通常认为，民主能让政府更加对老百姓负责。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不是没有条件的。此次印度之行让我深信，民主制度下民众监督政府的条件之一是社会平等。就总体而言，印度民主能够反映民众的愿望。比如，英迪拉•甘地擅自实行紧急状态法，希望以此建立她个人的权威，但事与愿违，在大选中输掉了选举，并让国大党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最近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失利也说明民主反映民众的意愿。
但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上的人群，民主并没有兑现其诺言。这些人群就是为数众多的低种姓(印度仅贱民就有二亿多)和居住在各个城市贫民窟里的人们。此次印度之行，我们参观了老德里的旧街道、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以及孟买市区内的贫民窟，对这些地方的生活状态有了感同身受的认识。
印度主要城市都有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最多，全市1200万人口中，60％居住在贫民窟里。位于市区中部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均面积只有1.8平方米，这其中不仅包括房屋面积，而且还包括道路和其他公共用地的面积，拥挤程度难以置信。我们去参观时，先是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在一小片空地上居然发现了一座烧制陶罐的土窑！土窑周围是密密匝匝的茅棚，一旦失火，损失难以想象。两个妇女和一个男人在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陶坯，就仿佛现代技术从未降临印度一样。其中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们，她就出生在土窑边上的一间茅棚里。看来，达拉维存在已经有好些年头了。达拉维的地理位置很好，不远处就是孟买机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达拉维是这两处地方进城的障碍。因此，孟买市政府早就通过立法，要对这个贫民窟进行改造，办法是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家提供一间20平方米大的房子。我们去参观了一处这样的房子。这座房子还不是政府出资的，政府只给了土地，建筑费用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捐款。这是一座楼房，内部结构类似中国的筒子楼，只是每间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每间面积约20平方米，说是住一家人，但往往要挤上两到三家人，也就是说，每间要供8到12口人居住。为什么会挤入这么多人呢？原因之一是物业费太高，一家人负担不起。
印度人家的一个好习惯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哪怕是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家也是如此。但是，屋子之外就是另一个天地了。多数街道没有铺水泥，即使铺了，也是坑洼不平的。主要街道上正开膛破肚修下水道，看样子已经开工许多日子了，但完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污水肆意地冒出来，形成断断续续的一条臭水沟。我们访问的时候是旱季，苍蝇、蚊子还在肆虐；难以想象，当雨季来临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敢肯定，任何到过达拉维的人，都会惊讶人的忍耐力；这里不应该是人居住的地方，它连牲畜聚集地都不如！在中国中西部农村，我也看到过环境卫生极差的村子。但是，农村的好处是可以利用自然的净化能力消化掉大多数生物污染，而达拉维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自然早已不复存在了。
贫民窟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前，我以为贫民窟居住的都是不名分文的穷人，他们是因为没有钱才住进贫民窟的。这次印度之行让我了解到，贫民窟里住的不都是赤贫人口。比如，孟买贫民窟的人口中只有4％属于印度的法定贫困人口，而住在达拉维的一些人实际上在半岛南部的写字楼里上班。
孟买贫民窟的人口近几年增长迅速，和孟买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关。实际上，贫民窟人口增长快的城市，都是经济增长快的地方，班加罗尔也一样。住在贫民窟里虽然不舒服，但留在农村生活更无着落。移民们到了城市，找到一份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却没有住的地方，就只好流落到贫民窟里。印度学者在正式场合把贫民窟叫做“非正式聚集地”，这是比较贴切的叫法。
贫民窟形成之初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显然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印度的建筑商不给工人提供住房，工人又往往拖家带口，只能在工地附近搭上临时窝棚度日，时间一长，就形成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分布很广，最差的是那些“人行道贫民窟”，它们就着围墙搭建在人行道上，没水、没电、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实际上，28％的贫民窟居民，即约240万人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排泄只能在露天解决。
既然是非法占用公共或私人土地，为什么政府不强行把贫民窟里的人赶走呢？政府的确这么做过，现在也在做，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黑社会的存在。黑帮分子有意在公共土地上修建临时窝棚，出租给外来移民住，收取他们的房租。有些时候，房租可以免掉，只要他们占住土地就行了，因为占有时间长了，到政府下决心改造时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这些钱本应给居住在那里的移民，但自然是归了黑帮分子的腰包。政府来摧毁一次，他们马上又来建新的，一二百卢比就够了。但是，黑帮还不是贫民窟无法铲除的根本原因，像达拉维这样大面积的几乎永久性的贫民窟，其形成和政府糟糕的法律以及政客们的野心分不开。
在印度宪法里，保障人的迁徙权和居住权具有比保障公、私财产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自英迪拉•甘地在1970年代末修改宪法之后，“保障私有财产”这一项就已经被从宪法中删掉了。中、印的对比，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无数人的呼吁，中国宪法里终于有了保护私人财产这一条（尽管还留了一条私人财产必须“合法”的小尾巴），而印度却走了相反的道路，把这一条从宪法中删除了。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印度则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当我和印度朋友谈到贫民窟改造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如出一辙，认为保护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权优先于保障公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他们都对政府的强行拆迁表示极大的义愤。的确，政府在拆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的确让人气愤。在中国，钉子户对付拆迁的最有效办法是赖在房子里不走；在印度却常有拆迁过程中把留在房子里的人铲死的新闻见诸报端。更为重要的是，拆迁之后，贫民窟里的许多居民就会失去生计。贫民窟里的环境虽然极差，但离开了贫民窟，许多人就无法生存。
印度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规就业支撑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要建成世界的办公室。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自我粉饰。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发达第三产业的阶段。印度的软肋恰恰是制造业不甚发达，大量劳动力因此不得不集中在低端服务业里，不仅收入低，而且受地域影响大。就业安置是妨碍贫民窟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孟买，政府的房租控制法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孟买涌入了大量移民。英殖民政府为保障这些人有房子住，通过了房租控制法，把房租压在较低的价位上。当时的设想是，这个法案是临时性的，几年之后应该废止。但是，那些在这个法案里受益的人不会甘心法案被废止，他们的强大游说活动让这个法案保持至今。不仅如此，法案的条款还得到加强，其中一条近乎荒唐的是，一旦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则他就有优先权购买这处住房；即使不购买，他只要交房租，就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这条法案导致的一个滑稽后果是，每年十月孟买都会出现一支支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原因是，房主为了避免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宁肯在别的地方建临时房子，把房客搬过去住两个月。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私人出租房屋的积极性没有了，更不愿意新建出租房屋。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更为可悲的是，当700多万人挤在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有40万套住房是空置的！以每套住房居住五口人计算，则这些空置住房就可以解决200多万人的居住问题。孟买政府的雄心是为贫民窟的每户人家提供20平方米的住房，但现在的建设速度尚赶不上贫民窟人口的增长速度。
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都要把印度建成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的第三种社会主义。这个梦想如今不怎么提倡了，但政府对经济的肆意干预仍然十分常见，房租控制法就是一例。以印度反观中国，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市场化的程度有多深。中国残存的政府干预是出于政府之手，体现的是官员们的意志。在印度，政府干预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的自为之举。中国的长官意志要不得，但印度的民主意志也不总导致合意的结果。民主政治的一个潜在危险是政府的公地化，即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自我耕耘的场所，而社会的整体利益被抛在了脑后。
政府的公地化给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机，让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挟民众之意，获一己之利。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孟买的中产阶级早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许多人选择远离政治，不参加投票，因此，政客们把目光集中在贫民身上。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供水、供电、学校、厕所、下水道，等等，都等待政府来解决，政客们许诺的少许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票。印度的水、电供应非常分散，是按户来进行的。这种分散的供应方式，非常有利于政客们拉票，也有利于他们对选民进行各个击破。贫民窟的选票来得容易，还因为黑帮的流行。印度多数政党、特别是地方性政党都是黑白两道通吃。在贫民窟，黑道控制着日常生活，因此，只要控制黑帮，选票就有着落了。
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我们在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地区访问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管中窥豹，对印度市民社会的深度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这个非政府组织叫“人民运动”。印度有许多叫人民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我们访问的是其中一个较小的。我们中、印一行学者共十几个人，先是坐地铁，然后坐摩的，又花了很长时间在人、车、牛混杂的街道寻找，傍晚时分才找到它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分成里外两间，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样整洁。我们和人民运动的四五名积极分子座谈。他们都说不好英语，我们必须借助印度学者的翻译和他们交流。
人民运动的创办者阿文德•柯内瓦尔(Arvind Kejriwal)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干年轻人，其他到会的人更年轻，其中一位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
人民运动创办的起因是这一地区的许多穷人买不到政府的低价粮食。为了解决极端贫困者的食物供应问题，印度政府每年补贴十几亿美元，给他们发放食物券，凭食物券提供低价粮食。低价粮不是政府直接发给贫困者的，而是先发给社区的商店，贫困者拿着食物券到商店购买。这就给了商店老板们可乘之机。当穷人来购买低价粮的时候，他们要么说穷人没有在政府资助的名单上，要么说政府没有下拨低价粮。多数穷人听店老板这么一说，都自认倒霉，只好付市场价格买回粮食，店老板因此挣得可观的赢余。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换了在中国，至少一部分人会闹到政府去找个说法的。印度学者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穷人来说，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
人民运动的几位积极分子决心为穷人讨回公道。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过的信息法。这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权查阅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记录。利用这个法，他们到区政府查到社区里所有注册领取食物补贴者的名单，然后拿着名单到商店去对质。这让商店对他们恨之入骨，店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有一次，他们抓住了阿文德，把他痛打一顿。他夺路逃进警察局，店主还在门外大喊，要警察把他交出来烧死。那位小姑娘也曾经被人从后面勒过脖子，差点儿丧命。最后，是媒体帮助人民运动取得了胜利。通过报纸和电视的宣传，德里地区的民众给了人民运动极大的支持，店主们终于答应他们的要求，开始卖给穷人足额的低价粮食。
人民运动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像这样的组织，印度非常多，它们发挥着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印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我们曾经有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业公会。计划经济时代把这些中间组织剪除了，把全社会直接纳入到国家的管辖之下，社会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开始休养生息，一些自发的民间组织开始重建或新生。但是，相比于印度，我们的民间社会仍然不够深厚。印度深厚的市民社会得益于民主所给予的宽松环境。既然我们和印度一样，也在经历一场民主化的革命，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始市民社会的建设。(完)
姚洋
■编者按：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外界对印度的赞赏之一——同时也是对中国的贬低——是印度的法治比中国健全。从政府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来看，中国政府的活动空间显然远远大于印度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法治的确好于中国。但是，法治不是一架自动机器，而是要人来执行的。在印度，恰恰是没有执行法治的人和动力机制。印度法院系统严重缺人，全国悬而未决的案件超过150万，有些案件拖上几十年也等不到判决。在平衡和妥协的过程中，政府也失去了执法的动机。因此，就法治的实质性而言，印度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在我访印期间，刚好赶上对一位现任部长锡布•索伦(Shibu•Soren)的审判。索伦曾经是低种姓的英雄，但1994年因涉嫌杀害他的秘书而被起诉。当时他帮助国大党非法筹备竞选资金，由他的秘书经手操办，预先说好报酬是20万卢比。但是，事成之后，他的秘书嫌报酬太低，并扬言索伦不多给他钱，就要把事情捅出去。索伦因此和他人一起把秘书杀掉了。但是，索伦被起诉之后很快就取保候审，国大党执政之后还当上了劳工部长。时隔十二年之后，索伦终于被定罪，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的部长虽然不能当了，可是议员资格仍然保留，因此，理论上会出现他被狱警从监狱里押到议会参加讨论和投票的滑稽场面。
印度警察队伍的纪律也是堪忧的。印裔美籍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Mehta)出于对家乡孟买(他仍称“庞贝”)的思念，回到那里居住了两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但他找到的是混乱、仇恨、堕落，是一座失去的城市。之后他出版了《极限城市》一书，详细描述了他所了解的孟买，尤其是它的地下世界。
现今孟买的地下世界是1993－1994年种族大骚乱之后形成的。为了清除地下世界，孟买警察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收效不大，原因之一是法院不能给嫌犯定罪，致使他们逃脱法律的惩罚。更有甚者，一些法官被黑社会买通，某些政治势力也经营黑社会，导致黑白两道的联姻，使司法更加困难。如1990年代末活跃在孟买的极端印度教组织锡那(Sena)，在政治上是印度人民党在马哈拉什塔邦的盟友，同时也经营规模庞大的地下世界，不仅控制底层社会，而且也渗透到上层社会，如印度电影界的重镇宝来坞。在1993－1994年骚乱中因私藏枪支涉嫌参与骚乱而被起诉的著名电影演员桑杰•达特被保释之后便直奔锡那首领巴尔•萨克雷的家，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后者通过黑白两道为达特的保释活动过。
既然司法对地下世界无能为力，警察就对背有命案的黑帮分子进行自行解决。他们抓到这样一个黑帮分子之后，就把他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乱抢打死，然后往他手里塞上一把枪，伪造一起遭遇战的情景。黑帮分子最怕的就是“被遭遇了”，因为那是没有死刑命令的死刑。警察队伍本身也不纯洁，哪怕是最好的警察(如梅塔的朋友阿杰•劳尔)，也对嫌犯任意用刑，手段极为残忍和下流。梅塔采访的一个黑帮分子讲过一个故事。他和旁遮普邦的一个警察是朋友。有一次他到那个警察家做客，酒足饭饱之后，警察骑上摩托车，带上他和另外两个警察直奔乡下一户人家，在枪口下把那家的女主人轮奸了。
尽管印度在独立时就在宪法中声明消除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印度同事中有两位出身低种姓，其中一位说了一个他叔叔小时候的故事。在农村地区，低种姓见了高种姓不能抬头看，更不能碰摸高种姓人的身体，而高种姓一旦被低种姓碰摸到了，就必须沐浴净身。我们同事的叔叔有意和村里的高种姓搞恶作剧，等他一出来，就跑去摸他一把。这当然要招致一顿恶揍，但高种姓也不得不回去洗澡。如此反复几次，同事的叔叔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得到了心理的满足。
世界银行的一位学者卡拉•霍夫两年前到印度农村做了一个实验。她从六个村子随机挑选了一批十二三岁的孩子，然后每个村抽一名孩子，组成许多六人的小组，让他们按组参加一个数学小测验。她把这些小组分成两类，一类要求孩子当着他人的面说出自己的种姓，另一类则不要求。测试结果是惊人的：第一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印度政府规定的低种姓)出身的孩子比第二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出身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18％；也就是说，仅仅是说出自己的低种姓身份就足以打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高、低种姓的冲突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2006年10月发生在马哈拉什塔邦的一次事件甚至引起了整个马邦的贱民骚乱。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村子要修一条路，需要一户贱民家庭搬家，但这户人家就是不搬。村里的高种姓就策划了一场阴谋，指使流氓强奸了这户人家的所有女性成员，并把全家烧死在家里。事发之后，马邦政府反应迟钝，致使种姓矛盾激化。11月28日，孟买发生贱民领袖安倍卡塑像的头被砍下的事件，终于导致11月底爆发波及马邦大部分地区的贱民骚乱。此时我们正在马邦首府孟买访问。当地学者告诉我们，此次贱民骚乱不同寻常，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比如，孟买郊外一列火车被烧毁，但旅客被事先赶下了火车；整个骚乱过程没有人员伤亡。一切迹象表明，贱民们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将在马邦展开。
自1979年之后，尽管印度政治日益平民化和地方化，但有组织的贱民政治参与仍然有限。当年安倍卡博士对印度教深感失望，带领一批贱民皈依了佛教，希望在佛教中找到平等待遇。半个世纪以来，许多贱民脱离印度教，或改信佛教，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显著好转。印度的独立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而且在独立过程中担当重任的也是高种姓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因此被跳过。
印度民主继承了所有的旧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一些学者天真地认为，自由民主可以消弭种姓制度；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更严肃的印度学者具有更清醒的头脑。他们认识到，印度民主不可能自动消解种姓制度。印度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民主又把这样的革命排除在社会选择之外。全球化和城市化虽然可以消解种姓制度，但是，印度庞大的农村人口将使种姓制度长期存在下去，并可能迟滞印度的经济发展。贱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彻底打破种姓制度的重要一步。
印度民主是一种移植制度。1979年之前它实际上是一种寡头制度，1979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向普通民众开放。这样，印度民主必须要经历一场“乱”的过程，今天它仍然是在“乱”的过程中。按照印度著名汉学家莫汉帝教授的说法，印度民主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既然是革命，“乱”就是有道理的，但危险是社会永远处在“乱”之中，无法达到“治”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是有信心的。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乱”的好处是民众从开始就享受形式自由，坏处是民众可能失去实质自由；“制”的好处是在转型期间维持了秩序，坏处是民众要忍耐某些自由的缺乏。哪种路径更好？中、印的对比可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历史决定了中、印不可能采用对方的路径。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印之间就不能相互借鉴。当前的问题是，中、印两国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民主是民主的常态。对于印度人来说，既然是常态，也就没有必要向中国借鉴什么了；对中国人来说，既然常态的民主会像印度民主表现得那样“糟”，中国也就无需向印度借鉴什么了。但是，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印度随想(四)
姚洋
■编者按：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文为系列文章的最后一期。3月22日本报15版刊发郭宇宽教授《“我们住在贫民窟，但我们是业主”》一文，与本文互为轩轾，建议读者对照阅读，或不无助益
印度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
人民运动
通常认为，民主能让政府更加对老百姓负责。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不是没有条件的。此次印度之行让我深信，民主制度下民众监督政府的条件之一是社会平等。就总体而言，印度民主能够反映民众的愿望。比如，英迪拉•甘地擅自实行紧急状态法，希望以此建立她个人的权威，但事与愿违，在大选中输掉了选举，并让国大党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最近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失利也说明民主反映民众的意愿。
但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上的人群，民主并没有兑现其诺言。这些人群就是为数众多的低种姓(印度仅贱民就有二亿多)和居住在各个城市贫民窟里的人们。此次印度之行，我们参观了老德里的旧街道、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以及孟买市区内的贫民窟，对这些地方的生活状态有了感同身受的认识。
印度主要城市都有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最多，全市1200万人口中，60％居住在贫民窟里。位于市区中部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均面积只有1.8平方米，这其中不仅包括房屋面积，而且还包括道路和其他公共用地的面积，拥挤程度难以置信。我们去参观时，先是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在一小片空地上居然发现了一座烧制陶罐的土窑！土窑周围是密密匝匝的茅棚，一旦失火，损失难以想象。两个妇女和一个男人在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陶坯，就仿佛现代技术从未降临印度一样。其中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们，她就出生在土窑边上的一间茅棚里。看来，达拉维存在已经有好些年头了。达拉维的地理位置很好，不远处就是孟买机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达拉维是这两处地方进城的障碍。因此，孟买市政府早就通过立法，要对这个贫民窟进行改造，办法是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家提供一间20平方米大的房子。我们去参观了一处这样的房子。这座房子还不是政府出资的，政府只给了土地，建筑费用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捐款。这是一座楼房，内部结构类似中国的筒子楼，只是每间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每间面积约20平方米，说是住一家人，但往往要挤上两到三家人，也就是说，每间要供8到12口人居住。为什么会挤入这么多人呢？原因之一是物业费太高，一家人负担不起。
印度人家的一个好习惯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哪怕是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家也是如此。但是，屋子之外就是另一个天地了。多数街道没有铺水泥，即使铺了，也是坑洼不平的。主要街道上正开膛破肚修下水道，看样子已经开工许多日子了，但完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污水肆意地冒出来，形成断断续续的一条臭水沟。我们访问的时候是旱季，苍蝇、蚊子还在肆虐；难以想象，当雨季来临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敢肯定，任何到过达拉维的人，都会惊讶人的忍耐力；这里不应该是人居住的地方，它连牲畜聚集地都不如！在中国中西部农村，我也看到过环境卫生极差的村子。但是，农村的好处是可以利用自然的净化能力消化掉大多数生物污染，而达拉维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自然早已不复存在了。
贫民窟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前，我以为贫民窟居住的都是不名分文的穷人，他们是因为没有钱才住进贫民窟的。这次印度之行让我了解到，贫民窟里住的不都是赤贫人口。比如，孟买贫民窟的人口中只有4％属于印度的法定贫困人口，而住在达拉维的一些人实际上在半岛南部的写字楼里上班。
孟买贫民窟的人口近几年增长迅速，和孟买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关。实际上，贫民窟人口增长快的城市，都是经济增长快的地方，班加罗尔也一样。住在贫民窟里虽然不舒服，但留在农村生活更无着落。移民们到了城市，找到一份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却没有住的地方，就只好流落到贫民窟里。印度学者在正式场合把贫民窟叫做“非正式聚集地”，这是比较贴切的叫法。
贫民窟形成之初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显然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印度的建筑商不给工人提供住房，工人又往往拖家带口，只能在工地附近搭上临时窝棚度日，时间一长，就形成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分布很广，最差的是那些“人行道贫民窟”，它们就着围墙搭建在人行道上，没水、没电、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实际上，28％的贫民窟居民，即约240万人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排泄只能在露天解决。
既然是非法占用公共或私人土地，为什么政府不强行把贫民窟里的人赶走呢？政府的确这么做过，现在也在做，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黑社会的存在。黑帮分子有意在公共土地上修建临时窝棚，出租给外来移民住，收取他们的房租。有些时候，房租可以免掉，只要他们占住土地就行了，因为占有时间长了，到政府下决心改造时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这些钱本应给居住在那里的移民，但自然是归了黑帮分子的腰包。政府来摧毁一次，他们马上又来建新的，一二百卢比就够了。但是，黑帮还不是贫民窟无法铲除的根本原因，像达拉维这样大面积的几乎永久性的贫民窟，其形成和政府糟糕的法律以及政客们的野心分不开。
在印度宪法里，保障人的迁徙权和居住权具有比保障公、私财产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自英迪拉•甘地在1970年代末修改宪法之后，“保障私有财产”这一项就已经被从宪法中删掉了。中、印的对比，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无数人的呼吁，中国宪法里终于有了保护私人财产这一条（尽管还留了一条私人财产必须“合法”的小尾巴），而印度却走了相反的道路，把这一条从宪法中删除了。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印度则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当我和印度朋友谈到贫民窟改造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如出一辙，认为保护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权优先于保障公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他们都对政府的强行拆迁表示极大的义愤。的确，政府在拆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的确让人气愤。在中国，钉子户对付拆迁的最有效办法是赖在房子里不走；在印度却常有拆迁过程中把留在房子里的人铲死的新闻见诸报端。更为重要的是，拆迁之后，贫民窟里的许多居民就会失去生计。贫民窟里的环境虽然极差，但离开了贫民窟，许多人就无法生存。
印度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规就业支撑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要建成世界的办公室。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自我粉饰。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发达第三产业的阶段。印度的软肋恰恰是制造业不甚发达，大量劳动力因此不得不集中在低端服务业里，不仅收入低，而且受地域影响大。就业安置是妨碍贫民窟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孟买，政府的房租控制法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孟买涌入了大量移民。英殖民政府为保障这些人有房子住，通过了房租控制法，把房租压在较低的价位上。当时的设想是，这个法案是临时性的，几年之后应该废止。但是，那些在这个法案里受益的人不会甘心法案被废止，他们的强大游说活动让这个法案保持至今。不仅如此，法案的条款还得到加强，其中一条近乎荒唐的是，一旦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则他就有优先权购买这处住房；即使不购买，他只要交房租，就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这条法案导致的一个滑稽后果是，每年十月孟买都会出现一支支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原因是，房主为了避免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宁肯在别的地方建临时房子，把房客搬过去住两个月。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私人出租房屋的积极性没有了，更不愿意新建出租房屋。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更为可悲的是，当700多万人挤在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有40万套住房是空置的！以每套住房居住五口人计算，则这些空置住房就可以解决200多万人的居住问题。孟买政府的雄心是为贫民窟的每户人家提供20平方米的住房，但现在的建设速度尚赶不上贫民窟人口的增长速度。
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都要把印度建成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的第三种社会主义。这个梦想如今不怎么提倡了，但政府对经济的肆意干预仍然十分常见，房租控制法就是一例。以印度反观中国，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市场化的程度有多深。中国残存的政府干预是出于政府之手，体现的是官员们的意志。在印度，政府干预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的自为之举。中国的长官意志要不得，但印度的民主意志也不总导致合意的结果。民主政治的一个潜在危险是政府的公地化，即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自我耕耘的场所，而社会的整体利益被抛在了脑后。
政府的公地化给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机，让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挟民众之意，获一己之利。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孟买的中产阶级早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许多人选择远离政治，不参加投票，因此，政客们把目光集中在贫民身上。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供水、供电、学校、厕所、下水道，等等，都等待政府来解决，政客们许诺的少许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票。印度的水、电供应非常分散，是按户来进行的。这种分散的供应方式，非常有利于政客们拉票，也有利于他们对选民进行各个击破。贫民窟的选票来得容易，还因为黑帮的流行。印度多数政党、特别是地方性政党都是黑白两道通吃。在贫民窟，黑道控制着日常生活，因此，只要控制黑帮，选票就有着落了。
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我们在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地区访问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管中窥豹，对印度市民社会的深度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这个非政府组织叫“人民运动”。印度有许多叫人民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我们访问的是其中一个较小的。我们中、印一行学者共十几个人，先是坐地铁，然后坐摩的，又花了很长时间在人、车、牛混杂的街道寻找，傍晚时分才找到它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分成里外两间，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样整洁。我们和人民运动的四五名积极分子座谈。他们都说不好英语，我们必须借助印度学者的翻译和他们交流。
人民运动的创办者阿文德•柯内瓦尔(Arvind Kejriwal)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干年轻人，其他到会的人更年轻，其中一位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
人民运动创办的起因是这一地区的许多穷人买不到政府的低价粮食。为了解决极端贫困者的食物供应问题，印度政府每年补贴十几亿美元，给他们发放食物券，凭食物券提供低价粮食。低价粮不是政府直接发给贫困者的，而是先发给社区的商店，贫困者拿着食物券到商店购买。这就给了商店老板们可乘之机。当穷人来购买低价粮的时候，他们要么说穷人没有在政府资助的名单上，要么说政府没有下拨低价粮。多数穷人听店老板这么一说，都自认倒霉，只好付市场价格买回粮食，店老板因此挣得可观的赢余。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换了在中国，至少一部分人会闹到政府去找个说法的。印度学者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穷人来说，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
人民运动的几位积极分子决心为穷人讨回公道。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过的信息法。这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权查阅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记录。利用这个法，他们到区政府查到社区里所有注册领取食物补贴者的名单，然后拿着名单到商店去对质。这让商店对他们恨之入骨，店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有一次，他们抓住了阿文德，把他痛打一顿。他夺路逃进警察局，店主还在门外大喊，要警察把他交出来烧死。那位小姑娘也曾经被人从后面勒过脖子，差点儿丧命。最后，是媒体帮助人民运动取得了胜利。通过报纸和电视的宣传，德里地区的民众给了人民运动极大的支持，店主们终于答应他们的要求，开始卖给穷人足额的低价粮食。
人民运动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像这样的组织，印度非常多，它们发挥着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印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我们曾经有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业公会。计划经济时代把这些中间组织剪除了，把全社会直接纳入到国家的管辖之下，社会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开始休养生息，一些自发的民间组织开始重建或新生。但是，相比于印度，我们的民间社会仍然不够深厚。印度深厚的市民社会得益于民主所给予的宽松环境。既然我们和印度一样，也在经历一场民主化的革命，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始市民社会的建设。(完)
中国有三件事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msn社区 作者：佚名
内容要点：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
●可以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可是上海比这个还漂亮。看到这些，你不会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
正文：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
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利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
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
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
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
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 lPlan’（真实的计划）。
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在印度，一座桥要修三年，一条路也要修上好几年。究其原因，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千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
第二，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
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收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90年代初，英国人西格尔最早提出印度将超越中国，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制基本是一种宗教式信仰，凡是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在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谈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对中国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已经具备的有利环境，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他们推断的结论是---印度必将会超过中国。
但是十几年之后，印度《商业周刊》记者曼吉特在中国上海呆了两天，这是她的第一次的上海之行。
她是这样描写中国上海的：“上海横跨了黄浦江，宛如鸟的翅膀上的闪亮的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丽的街道前面，国际会议中心屹立着，还有原来的殖民者的建筑，亮闪闪的玻璃，还有花岗岩的塔立在远处。
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上海比这个还漂亮。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个国家正在腾飞。你不看到这些，你不会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
曼吉特就在孟买生活工作，她说：“孟买是破旧、肮脏的”。她希望孟买可以变成上海的模样。
印度国民的感受。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尔说：“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我们没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们总是在扯淡，我们生活在绝望中”。
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博士说。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更加直白：“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在中印两国的比较中，我们已经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正优势”还是“负优势”？
msn社区 作者：佚名
内容要点：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
●可以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可是上海比这个还漂亮。看到这些，你不会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
正文：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
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利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
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
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
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
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 lPlan’（真实的计划）。
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在印度，一座桥要修三年，一条路也要修上好几年。究其原因，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千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
第二，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
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收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90年代初，英国人西格尔最早提出印度将超越中国，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制基本是一种宗教式信仰，凡是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在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谈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对中国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已经具备的有利环境，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他们推断的结论是---印度必将会超过中国。
但是十几年之后，印度《商业周刊》记者曼吉特在中国上海呆了两天，这是她的第一次的上海之行。
她是这样描写中国上海的：“上海横跨了黄浦江，宛如鸟的翅膀上的闪亮的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丽的街道前面，国际会议中心屹立着，还有原来的殖民者的建筑，亮闪闪的玻璃，还有花岗岩的塔立在远处。
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上海比这个还漂亮。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个国家正在腾飞。你不看到这些，你不会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
曼吉特就在孟买生活工作，她说：“孟买是破旧、肮脏的”。她希望孟买可以变成上海的模样。
印度国民的感受。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尔说：“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我们没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们总是在扯淡，我们生活在绝望中”。
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博士说。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更加直白：“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在中印两国的比较中，我们已经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正优势”还是“负优势”？
天涯国际观察－－印度这个国家实在太神奇了!
因公出差，同我服务的外国公司的同事和中方合资伙伴的拍档一起去了印度5天，对印度留下了极深极深的印象。用公平的、不伤害第三世界兄弟感情的话说：我不习惯印度。用不经大脑、脱口而出的话说：印度太XXX了。本来怕伤了阶级兄弟的感情，不想写出来让亲者痛，仇者快。后来朋友们都想听，说几遍后实在觉得太费事，干脆费一下事写出来省得以后说了。
为公正起见，保证所述绝不加任何文学修饰，见过什么说什么，以免被人责备不公，但因为视角有限造成的以偏概全就难免了。顺便加句题外话，只说我所了解的东西，是我给自己定的做人的目标之一。因为爱胡吹大气、乱作结论、背后说人长短是我的短处，我想克服这个毛病。
星期天:
安排去印度的旅行就不顺。不知是不是因为同他们打过仗的关系，中国没有一班到印
度的直飞班机，只有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转。去一趟要花12小时以上。
在吉隆坡机场就开始有不少印度人，满身酸臭(本来以为是汗味，后来才知道另有原因，后面再讲)。换票时完全没有排队这个概念，我站在一米线后，每来个印度人来都直接站在我前面，或者直接站在正办票的人身边。不过这不稀奇，我的同胞不具备这种素质的目前还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咱都习惯了。
半夜3点，下了飞机，来到大厅，几百人排成了两条队出关，大概因为时间太晚，只有两个柜台有工作人员，不过本来也只有三个柜台。长队曲曲弯弯，酸臭气扑鼻。蝙蝠在头顶上飞翔，人人困得不行。同行的老外凑近我悄悄说：“我已经开始想念中国了。”
出门前到过印度的外国同事告诉我要做好思想准备，马特拉斯的机场将不同于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个机场，飞机差不多直接落到马路上，然后外面就是一千多张黑脸晃来晃去。我看倒没那么可怕，至少咱不能拿黑脸当个负面因素，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概念，咱们大家都是兄弟嘛。
去酒店路上往窗外看，看不到什么，后来几天事实证明即使是白天也看不到什么，因为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路上不少牛在睡觉，我想大家都知道牛在印度是神，是不能杀的。还有不少野狗，眼睛红红的，象是疯的，挺吓人。
我去的Chennai，中文要按音译不太好听。原来叫Madras-马特拉斯，印度第四大城市，离海不远。我们住了那城市里最贵的两家酒店之一，100美元一夜，另加40几美元什么什么税。后几天的经历证明外国人在这里是全面被宰的。印度人看见外国人，宰起来是全无心理负担的，谁让你们比我们富呢。比如说这一百四十几美元一夜，在中国订房时说的是“什么钱全算上，100美元”，到了这里酒店说“什么全算”意思也不是算上税，税是国家收的。很狡猾是吧。
酒店房间里倒很有印度古色古香味道，用了很多大理石和厚厚的地毯。但银亮亮的水龙头拧开，自来水是淡黄的，带点沙子。第二天下午下雨，晚上的水就是深黄。床头有瓶装水可以用。听同事的劝，我刷牙也是用的瓶装水。基本原则是不让任何自来水进口，因为印度，或者至少是这个城市，没有上、下水系统。
星期一:
早起出门坐车，开一小时到公司的工厂去，5点下班后酒店，以后几天行程基本如此。一出大堂，酒店院子里全是破车，英国30年代式样的圆头圆脑的轿车，由印度最大的汽车公司造的(当然喽，公司是国营的)。我的英国同事看见这些车很高兴地说让他想起了童年。
车走在街上，看见的街景可以说惨不忍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象道路、上下水、垃圾排放等等全象是英国人留的底子，似乎自从英国人走了以后他们自己就什么也没干过。市中心很小，几条街，同中国一个小县城规模差不多，平房多楼房少，楼房没有超过5层的。平房什么顶都有，草顶也不在少数。楼房是水泥块块堆的。路只有不多的几条是水泥或柏油的，离开主路就全是土路了。
墙全只有肩高，上面画满了竞选的标语和竞选者头像。满地污水垃圾，路上全是人。在车站，百十号人能一直站到马路中间。基本上是民族服装。三分之一人不穿鞋，剩下三分之二的人有百分之九十穿的是夹大脚趾的拖鞋。
路边有树，天还算蓝，比中国的大城市污染小。但路上的尾气味道重得要命，他们的车全是质量极差的。基本没进口车，他们的国产车嘛，夏利同它们比都是高档车了。车不算多，但所有的车都完全不讲交通秩序，所有的车都散开在路上任意地开，不分线，不分左右，有空当有钻进去。会车时一般是两车对开，直到最后一秒才各自转向让开。
出了城区情况就更差了。连绵不断的平房，近一半是草顶。路边每隔5米左右便是一堆垃圾，车开一小时，一直两边是垃圾。人就在垃圾上走，男人撒尿就转转身，背朝公路原地解决，女人撒尿也转转身，脸朝公路，蹲下解决，有的稍稍走两步，到墙边再蹲。
可能是没普及教育的关系，看上去印度人好象完全没有卫生观念。举例说，路上有一滩雨水，一般人们是会绕一下的，这里的人就直接踩过去了，不管是光脚还是穿拖鞋的。
路上不时的有牛，还有羊，还有狗。车要绕着走。刚才已经说了，车全是对开，就看谁胆大撑得住，谁就能占住车道。还经常有人横过马路，摩托带着人横过马路，牲口横过马路，没有斑马线，得哪过哪。郊外路上，大货车多了，这些车全装的是芯片控制的带音调的喇叭，还特响。想想看吧，耳边是不停的各种“5353531”、612316、612316”的高音，随着的是一辆辆货车飞驶而过，一把轮拐在你前面，将你别的刹车不止。然后在你前面不远处忽然一把轮斜飞到左面，亮出正前方一辆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耶稣的十字架呀！”，同车老外惨叫着。在最后一秒钟，我们车的司机也是一把轮，把大卡车让给了后边的车了。紧张，冷汗不止。
得提提我们这位司机。老哥早上接我们，我们一看，穿衬衫、打领带、大裤衩、光脚板。见我们都盯着他，有点不好意思，钻回车套上了双夹脚趾拖鞋。不知道开车时他穿不穿鞋，他坐前边我们看不见。
到了我们的按公司标准建造，全球一致化的工厂，同外面对比起来象是到了天堂一样。进去赶紧喝水，我们工厂自己有纯水站制纯净水。
但在这全球标准的厂里，印度人仍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民族习惯。比如说，衣着。办公室里的女士依旧穿着民族服装纱丽，裹得象个枕头样地坐在电脑前，我看见就忍不住想笑，真的感觉好古董。
除了车间必须按安全标准着装外，厂区里的卫生、食堂等处员工全是民族服装。男人们裹着脏兮兮的床单一样的破布，蹲在地上除草；女人们穿着纱丽坐在地上洗菜。
很快吃饭时间到了，下面讲讲印度的饭。
一进食堂，扑面一股酸臭气。我来印度前听说他们只吃蔬菜，基本不吃肉，还以为是谣言，谁知真是不吃肉。午餐有两个咖哩蔬菜、两个汤、一大堆米饭、两张抛饼，以及酸乳酪和咸菜。闻着酸臭气，打来了饭菜，满腹狐疑地一一尝尝。两个咖哩蔬菜里咖哩浓得象粥，菜全被煮碎了，吃起来酸臭酸臭的；两个汤稀稀的，尝起来象海水一样，臭咸臭咸的；酸乳酪还行，但必须放很多糖，否则太酸；抛饼不错，象咸饼干。事实上老外们根本不吃这些饭，只吃两片饼充饥而已。我心里想着大家都是第三世界兄弟，又是作客，再者为了锻炼自己的适应能力，壮着胆子开始吃起来。
没吃两口，见印度人都用右手把菜和汤捞到饭上，用手拌好捏起来吃。觉得挺恶心的。我知道我这想法不对，可我生理上确实觉得挺恶心的。
同行的中方同事，骂骂咧咧、对对付付地吃。
又过了两天才知道，原来印度人身上那种酸臭味，就是吃这些咖哩菜吃出来的。我吃了三天后，在印度闷热的天气里，出的汗也变成了酸臭味。用我同事的话讲，他回美国两星期后，洗澡时还能闻见自己身上的印度味道。
菜没敢怎么吃，吃了一堆干饭，下午3点就饿了。怨不得印度兄弟人人都吃那么一大堆饭呢，没肉不顶时候呀。
下班回酒店，又经历了一番公路惊魂。到酒店晚上吃西餐还行。吃完了想出去遛遛，走到酒店门口没敢出去。我不是那种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出去旅游、到国外出差，到哪里都是到处乱钻，但在这个城市我切实地感觉晚上出去对我会有危险，而外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冒险出去。回来的路上我仔细地找了，没有英文的书店，没酒
吧和其它娱乐，没有特色的市场，只有满足人基本生存需要的一些小铺子。街上没什么可逛的，满街又都是开法那么可怕的车子，算了吧。
回到酒店打开电视，40个台里有二十七、八个是那种一男一女载歌载舞的东西，听起来调全一样，长得甚至都差不多，男的卷毛留小胡子，女的巨大的眼睛胖极了的腰，打情骂俏，恩恩爱爱。无聊至及，只好睡觉。
星期二：
早上上班，又重看了一遍街景，还是没找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没肯德基、麦当劳或任何其它洋快餐。问同事老外，他们说在印度他们只有在酒店吃西餐，尝过印度人做的自称是汉堡包的一种东西，没法吃，即使他们有心想尝尝印度风味菜，也没有胆量在街上的饭馆里吃用印度的水烹调出来的东西，不管饭馆有多高档。
除了找饭馆，还特别找了一下与有计算机有关的店铺或是广告，因为媒体上总是吹印度软件业如何牛，软件工程师如何多。结果是，没有在街上看到过任何与计算计有关的东西，东西指店铺、广告、标识等等，什么也没有。我不相信在这种没有计算机基础的地方能出多少计算机专家。我想会不会是因为印度被英国殖民很久，所以西方文化里对它较多认同，计算机方面同它交往较多的缘故。
举个例子，我服务的公司是个美国公司，对中国国情还不了解，一次它要在中国做市场调查，因为不相信中国有合格的市场调查公司，就请了合作较多的一家欧洲调查公司。欧洲的公司当然没能力在中国做调查，一听是中国心想，中国，那是亚洲嘛。亚洲，那是印度的地方啊。就把活儿转包给一家印度公司。印度公司一想，中国，那是香港啊。就把活儿转包给一家香港公司。香港人是知道中国的，又把活儿转包给大陆一个很有名的市场调查公司。所以在我去旁听的时候，见到了杂七杂八的一堆人。钱是大家赚，活儿是中国人干。最后的报告是欧洲人交的，内容是中国人做的。
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我才不相信印度那种没普及教育、国力低下、计算机基础薄弱的地方能出多少计算机人才。他们只是因为被殖民久了，西方都知道他们，以及他们都能讲英语才给世界留下这么个印象：印度计算机工业发达，计算机人才多。他们只是会show而已。同时，不会show，这一点是中国的致命缺点。象上面的例子讲的，香港人也是因为被殖民时间长，西方较了解他们，加以他们英文普及，较会show，所以好同西方打交道。
回到看街景这个题目上来，没有快餐，没有与计算机有关的，没有百货商场或超市，没有酒吧、舞厅、游乐园等娱乐场所，看来晚上只好呆酒店里了。路上倒是有不少庙，印度教的，不大，挺破，神像是陶瓷的，好象全是个长大象鼻子的，不象我想的是摆满了四只胳膊的湿婆神以及其他N只胳膊的什么神。庙不能进，不许照相。
今天已是第三次由穿衬衫打领带穿短裤打赤脚的老哥带我们上路了，仍然害怕得不行。在印度厂工作的英国同事告诉我们，去年公司送一批印度经理级的工程师到英国培训顺便拿国际驾照，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行车道这个概念，在路上随便晃。也难怪，他们没受过这种教育。考试结果一半人的评语是“此人不适合驾车上路”，可这批人在印度都是天天开车的！
中午吃饭时间又到了，一进食堂，闻到那比人身上味道加倍浓烈的酸臭气，中方员工不由一阵国骂出口。今天他们决定不吃菜了，吃自己带的咸菜。我硬着头皮又来了一整份，锻炼适应能力嘛。
听印度人自己讲，之所以只吃素菜是因为教派太多，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印度教本身就有几十个派别，每个派别禁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工厂里要做人人都能吃的东西就只有蔬菜了。但西方的同事讲，他们在家里也是很少吃肉的。了解不多，不敢做结论。
晚上去家韩国馆子。印度有现代汽车的一个厂，韩国人自己开了个饭馆，好吃，味道正。从酒店要车去韩国馆子时又发现了点有意思的事，印度人是点头不算摇头算的。我说：“我晚上要租车。”印度人摇着头在本上记。我以为他没听懂，说：“是今天晚上租车出去。”他还摇头。我说：“6点钟。”仍旧可恶地摇头。我就问：“你听得懂吗？”他摇着头说：“当然。”这我才觉出来他们的习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吃完饭给中国打电话，因为电信局的人罢工打不通。这里打到中国每分钟7美元，还时通时不通。洗澡水因为下雨变成了深黄色，没敢洗，难受。只能睡觉。
星期三：
今天一切照旧。咬牙忍着，等着回中国。同行的中方的老同志，当过兵打过仗，在穷山沟里的工厂干过，也摇着头说：“我呀算是忍耐能力挺强的了，可这鬼地方真他妈适应不了。以后我手下谁敢不听话就叫他上印度开办事处来。”
也确实是，这地方脏，没关系，又不是没在脏地方呆过；人不文明，有怪味，没关系，非洲不也是这样吗；穷，没的玩，那就忍着，反正几天就过去了；但没有电话(罢工)，没有互联网，感觉人象被埋起来了。而且这地方没水喝，没水用，没东西吃，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当天晚上吃的一吨饭更使我对这个地方倍加厌恶。
是这样的，中方同事发现酒店里有个中餐厅，而且居然还是个四川馆子，兴高采烈地请我们去吃。6点去，发现中餐厅7点半才开(印度餐厅很多是这样，不知是不是同宗教有关)。好容易等到7点半，走进去，却闻到一股咖哩味，马上告诉侍者：“把餐具全洗干净，做的东西不许放咖哩，绝对不许放。”侍者摇着头表示同意(看人摇头称是总是感到很别扭)。
然后问侍者：“厨子是中国来的吗？”答曰：“是马来西亚人。”再问：“会汉语吗？”答曰：“只会英语。”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菜谱拿来，全是英文，上写：中国炒肉、四川炒鸡、四川鱼、中国蔬菜等等，不由得对同桌说：“估计这回这中餐gan了。(gan读四声，北京话，意为完蛋了)只得点了四盘菜。
等菜时让侍者拿来几种啤酒尝尝，全是印度国产的，没有国际知名品牌。打开一喝，没有一种能入口。想想也是，自来水那样酒能好到那里去。
菜来了一看，果然完蛋了。中国肉是煮熟后下锅过油，加酱油再勾芡，别的什么配料全没有；四川鸡是煮熟后下锅过油，加酱油再勾芡，别的什么配料全没有；四川鱼是咸鱼，煮熟后下锅过油，加酱油再勾芡，别的什么配料全没有；最可恨的是中国蔬菜，是洋葱煮熟后下锅过油，加酱油再勾芡，别的什么配料全没有。什么时候洋葱成
中国蔬菜了。所有菜全煮得稀烂，为了用手拌饭方便。“就他妈差加咖哩了。”我心里骂着，对对付付吃。
吃了两口心里郁闷，让侍者上米饭，赶紧吃完了事。见侍者一人面前放了个大盘子，拿一盆饭开始往盘子里盛-又要吃拌饭！我大喊一声住手，同他说，请给每人拿一个碗。“屋俺-碗，圆的，小的那种。你别管我们干什么用。把这大盘子拿回去。”最后侍者虽然不懂为什么吃饭不用盘子要用碗，但还是给我们拿了。中方的同事们长出了一口气：“小同啊，可谢谢你了，要不还得拿盘子吃饭。”
都吃完了也没吃饱，于是我把侍者叫来，告诉他，他可以把这些菜称作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叫它们中国菜。“这些全是垃圾。”我同他说：“现在请你们那个马来中国厨子给我们炒个鸡蛋吃。只要用油炒，不要西式的做法，什么单面煎、双面煎、蛋饼，全不要，只要用油炒就好。”
“那好，”他彬彬有礼地摇着头说：“您要单面煎还是双面煎？”
星期四：
最后一天，同英国同事聊了聊，知道了一点印度的风俗人情。
直到今天，印度还保留着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吠舍，吠舍即untouchable,即贱民。贱民是没有姓的，他们的名字是一串长得可怕的字母，前面还加上他们父亲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借以表出他的家族。有些贱民信了天主教后起了Martin,Jeffrey之类的教名作为名字，原来的名字就作为姓了。所以从名字上就可以
看出印度人的出身。
目前印度还有90%以上的父母包办婚姻，而且90%以上的人觉得这样很好。他们一般是男孩家长给自己儿子登广告，介绍情况。女方家长就看报纸找女婿，觉得合适就把女儿的情况写信寄过去。男孩家长从来信中挑三个给儿子看，儿子可以挑其中一个，也可以全挑来进行相亲。经过拜见女方亲属，同女孩谈话，合适后一般一次就可定下亲事。和中国不一样的是，印度由女方准备彩礼。有时女方先嫁过去，因为家境变化付不出彩礼了，男方有时就会杀妻。我的同事在印度两年，从报上读到6次这样的杀妻案件。杀妻虽然是犯罪，但一般都策划很好，由男方亲戚什么的动手，加上社会舆论并不谴责，所以一般惩罚都不是很重。
同印度员工聊天，他们对中国知道得和我们对印度知道得一样少，但他们很爱看中国功夫片，喜爱成龙。他们告诉我，不仅女人在额头点痣，信印度教的人不分男女全要点，从点的不同图案就可看出他/她的派别。我曾见过有的人额上的图案看上去相当野蛮。
还没有谈印度的女人，人们都有个印象以为印度女人很漂亮，去年世界小姐不是印度的嘛。但至少我不这样以为，我是个走路很爱东张西望的人，在那里几天，从没见到什么吸引人的美女。可能是因为穷的关系，宗教的关系，限制了人们打扮吧，我不太肯定。印度裔世界小姐，那是包装出来的，多么虚伪做作！老外看不出名堂来，咱们
还能不懂？
我的采购部同事同印度采购部同事出去参观工厂，路上印度同事找了饭馆请他吃饭。想想印度的水，他只好称胃病犯了，躲过这一劫。
晚上终于要走了，上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见到华族空姐白白的皮肤，甜甜的笑，还有她们不太熟练但发音纯正的中国话，再从她们手中接过一杯可口可乐，感觉完全就象上了天堂一样。
听说人家印度人考托福都是几千人象牲口一样被赶到一个晒谷子的大院子里，大家都坐在地上，然后象村广播站一样用大喇叭放录音，后面来的人没地方做，就骑在墙头上，蹲在书树叉上，大声问地上的人前面的录音里都说啥了。
就这样人家还都能考到670，底于660的都属聋子，瞎子一类的残疾。
因公出差，同我服务的外国公司的同事和中方合资伙伴的拍档一起去了印度5天，对印度留下了极深极深的印象。用公平的、不伤害第三世界兄弟感情的话说：我不习惯印度。用不经大脑、脱口而出的话说：印度太XXX了。本来怕伤了阶级兄弟的感情，不想写出来让亲者痛，仇者快。后来朋友们都想听，说几遍后实在觉得太费事，干脆费一下事写出来省得以后说了。
为公正起见，保证所述绝不加任何文学修饰，见过什么说什么，以免被人责备不公，但因为视角有限造成的以偏概全就难免了。顺便加句题外话，只说我所了解的东西，是我给自己定的做人的目标之一。因为爱胡吹大气、乱作结论、背后说人长短是我的短处，我想克服这个毛病。
星期天:
安排去印度的旅行就不顺。不知是不是因为同他们打过仗的关系，中国没有一班到印
度的直飞班机，只有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转。去一趟要花12小时以上。
在吉隆坡机场就开始有不少印度人，满身酸臭(本来以为是汗味，后来才知道另有原因，后面再讲)。换票时完全没有排队这个概念，我站在一米线后，每来个印度人来都直接站在我前面，或者直接站在正办票的人身边。不过这不稀奇，我的同胞不具备这种素质的目前还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咱都习惯了。
半夜3点，下了飞机，来到大厅，几百人排成了两条队出关，大概因为时间太晚，只有两个柜台有工作人员，不过本来也只有三个柜台。长队曲曲弯弯，酸臭气扑鼻。蝙蝠在头顶上飞翔，人人困得不行。同行的老外凑近我悄悄说：“我已经开始想念中国了。”
出门前到过印度的外国同事告诉我要做好思想准备，马特拉斯的机场将不同于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个机场，飞机差不多直接落到马路上，然后外面就是一千多张黑脸晃来晃去。我看倒没那么可怕，至少咱不能拿黑脸当个负面因素，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概念，咱们大家都是兄弟嘛。
去酒店路上往窗外看，看不到什么，后来几天事实证明即使是白天也看不到什么，因为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路上不少牛在睡觉，我想大家都知道牛在印度是神，是不能杀的。还有不少野狗，眼睛红红的，象是疯的，挺吓人。
我去的Chennai，中文要按音译不太好听。原来叫Madras-马特拉斯，印度第四大城市，离海不远。我们住了那城市里最贵的两家酒店之一，100美元一夜，另加40几美元什么什么税。后几天的经历证明外国人在这里是全面被宰的。印度人看见外国人，宰起来是全无心理负担的，谁让你们比我们富呢。比如说这一百四十几美元一夜，在中国订房时说的是“什么钱全算上，100美元”，到了这里酒店说“什么全算”意思也不是算上税，税是国家收的。很狡猾是吧。
酒店房间里倒很有印度古色古香味道，用了很多大理石和厚厚的地毯。但银亮亮的水龙头拧开，自来水是淡黄的，带点沙子。第二天下午下雨，晚上的水就是深黄。床头有瓶装水可以用。听同事的劝，我刷牙也是用的瓶装水。基本原则是不让任何自来水进口，因为印度，或者至少是这个城市，没有上、下水系统。
星期一:
早起出门坐车，开一小时到公司的工厂去，5点下班后酒店，以后几天行程基本如此。一出大堂，酒店院子里全是破车，英国30年代式样的圆头圆脑的轿车，由印度最大的汽车公司造的(当然喽，公司是国营的)。我的英国同事看见这些车很高兴地说让他想起了童年。
车走在街上，看见的街景可以说惨不忍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象道路、上下水、垃圾排放等等全象是英国人留的底子，似乎自从英国人走了以后他们自己就什么也没干过。市中心很小，几条街，同中国一个小县城规模差不多，平房多楼房少，楼房没有超过5层的。平房什么顶都有，草顶也不在少数。楼房是水泥块块堆的。路只有不多的几条是水泥或柏油的，离开主路就全是土路了。
墙全只有肩高，上面画满了竞选的标语和竞选者头像。满地污水垃圾，路上全是人。在车站，百十号人能一直站到马路中间。基本上是民族服装。三分之一人不穿鞋，剩下三分之二的人有百分之九十穿的是夹大脚趾的拖鞋。
路边有树，天还算蓝，比中国的大城市污染小。但路上的尾气味道重得要命，他们的车全是质量极差的。基本没进口车，他们的国产车嘛，夏利同它们比都是高档车了。车不算多，但所有的车都完全不讲交通秩序，所有的车都散开在路上任意地开，不分线，不分左右，有空当有钻进去。会车时一般是两车对开，直到最后一秒才各自转向让开。
出了城区情况就更差了。连绵不断的平房，近一半是草顶。路边每隔5米左右便是一堆垃圾，车开一小时，一直两边是垃圾。人就在垃圾上走，男人撒尿就转转身，背朝公路原地解决，女人撒尿也转转身，脸朝公路，蹲下解决，有的稍稍走两步，到墙边再蹲。
可能是没普及教育的关系，看上去印度人好象完全没有卫生观念。举例说，路上有一滩雨水，一般人们是会绕一下的，这里的人就直接踩过去了，不管是光脚还是穿拖鞋的。
路上不时的有牛，还有羊，还有狗。车要绕着走。刚才已经说了，车全是对开，就看谁胆大撑得住，谁就能占住车道。还经常有人横过马路，摩托带着人横过马路，牲口横过马路，没有斑马线，得哪过哪。郊外路上，大货车多了，这些车全装的是芯片控制的带音调的喇叭，还特响。想想看吧，耳边是不停的各种“5353531”、612316、612316”的高音，随着的是一辆辆货车飞驶而过，一把轮拐在你前面，将你别的刹车不止。然后在你前面不远处忽然一把轮斜飞到左面，亮出正前方一辆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耶稣的十字架呀！”，同车老外惨叫着。在最后一秒钟，我们车的司机也是一把轮，把大卡车让给了后边的车了。紧张，冷汗不止。
得提提我们这位司机。老哥早上接我们，我们一看，穿衬衫、打领带、大裤衩、光脚板。见我们都盯着他，有点不好意思，钻回车套上了双夹脚趾拖鞋。不知道开车时他穿不穿鞋，他坐前边我们看不见。
到了我们的按公司标准建造，全球一致化的工厂，同外面对比起来象是到了天堂一样。进去赶紧喝水，我们工厂自己有纯水站制纯净水。
但在这全球标准的厂里，印度人仍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民族习惯。比如说，衣着。办公室里的女士依旧穿着民族服装纱丽，裹得象个枕头样地坐在电脑前，我看见就忍不住想笑，真的感觉好古董。
除了车间必须按安全标准着装外，厂区里的卫生、食堂等处员工全是民族服装。男人们裹着脏兮兮的床单一样的破布，蹲在地上除草；女人们穿着纱丽坐在地上洗菜。
很快吃饭时间到了，下面讲讲印度的饭。
一进食堂，扑面一股酸臭气。我来印度前听说他们只吃蔬菜，基本不吃肉，还以为是谣言，谁知真是不吃肉。午餐有两个咖哩蔬菜、两个汤、一大堆米饭、两张抛饼，以及酸乳酪和咸菜。闻着酸臭气，打来了饭菜，满腹狐疑地一一尝尝。两个咖哩蔬菜里咖哩浓得象粥，菜全被煮碎了，吃起来酸臭酸臭的；两个汤稀稀的，尝起来象海水一样，臭咸臭咸的；酸乳酪还行，但必须放很多糖，否则太酸；抛饼不错，象咸饼干。事实上老外们根本不吃这些饭，只吃两片饼充饥而已。我心里想着大家都是第三世界兄弟，又是作客，再者为了锻炼自己的适应能力，壮着胆子开始吃起来。
没吃两口，见印度人都用右手把菜和汤捞到饭上，用手拌好捏起来吃。觉得挺恶心的。我知道我这想法不对，可我生理上确实觉得挺恶心的。
同行的中方同事，骂骂咧咧、对对付付地吃。
又过了两天才知道，原来印度人身上那种酸臭味，就是吃这些咖哩菜吃出来的。我吃了三天后，在印度闷热的天气里，出的汗也变成了酸臭味。用我同事的话讲，他回美国两星期后，洗澡时还能闻见自己身上的印度味道。
菜没敢怎么吃，吃了一堆干饭，下午3点就饿了。怨不得印度兄弟人人都吃那么一大堆饭呢，没肉不顶时候呀。
下班回酒店，又经历了一番公路惊魂。到酒店晚上吃西餐还行。吃完了想出去遛遛，走到酒店门口没敢出去。我不是那种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出去旅游、到国外出差，到哪里都是到处乱钻，但在这个城市我切实地感觉晚上出去对我会有危险，而外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冒险出去。回来的路上我仔细地找了，没有英文的书店，没酒
吧和其它娱乐，没有特色的市场，只有满足人基本生存需要的一些小铺子。街上没什么可逛的，满街又都是开法那么可怕的车子，算了吧。
回到酒店打开电视，40个台里有二十七、八个是那种一男一女载歌载舞的东西，听起来调全一样，长得甚至都差不多，男的卷毛留小胡子，女的巨大的眼睛胖极了的腰，打情骂俏，恩恩爱爱。无聊至及，只好睡觉。
星期二：
早上上班，又重看了一遍街景，还是没找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没肯德基、麦当劳或任何其它洋快餐。问同事老外，他们说在印度他们只有在酒店吃西餐，尝过印度人做的自称是汉堡包的一种东西，没法吃，即使他们有心想尝尝印度风味菜，也没有胆量在街上的饭馆里吃用印度的水烹调出来的东西，不管饭馆有多高档。
除了找饭馆，还特别找了一下与有计算机有关的店铺或是广告，因为媒体上总是吹印度软件业如何牛，软件工程师如何多。结果是，没有在街上看到过任何与计算计有关的东西，东西指店铺、广告、标识等等，什么也没有。我不相信在这种没有计算机基础的地方能出多少计算机专家。我想会不会是因为印度被英国殖民很久，所以西方文化里对它较多认同，计算机方面同它交往较多的缘故。
举个例子，我服务的公司是个美国公司，对中国国情还不了解，一次它要在中国做市场调查，因为不相信中国有合格的市场调查公司，就请了合作较多的一家欧洲调查公司。欧洲的公司当然没能力在中国做调查，一听是中国心想，中国，那是亚洲嘛。亚洲，那是印度的地方啊。就把活儿转包给一家印度公司。印度公司一想，中国，那是香港啊。就把活儿转包给一家香港公司。香港人是知道中国的，又把活儿转包给大陆一个很有名的市场调查公司。所以在我去旁听的时候，见到了杂七杂八的一堆人。钱是大家赚，活儿是中国人干。最后的报告是欧洲人交的，内容是中国人做的。
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我才不相信印度那种没普及教育、国力低下、计算机基础薄弱的地方能出多少计算机人才。他们只是因为被殖民久了，西方都知道他们，以及他们都能讲英语才给世界留下这么个印象：印度计算机工业发达，计算机人才多。他们只是会show而已。同时，不会show，这一点是中国的致命缺点。象上面的例子讲的，香港人也是因为被殖民时间长，西方较了解他们，加以他们英文普及，较会show，所以好同西方打交道。
回到看街景这个题目上来，没有快餐，没有与计算机有关的，没有百货商场或超市，没有酒吧、舞厅、游乐园等娱乐场所，看来晚上只好呆酒店里了。路上倒是有不少庙，印度教的，不大，挺破，神像是陶瓷的，好象全是个长大象鼻子的，不象我想的是摆满了四只胳膊的湿婆神以及其他N只胳膊的什么神。庙不能进，不许照相。
今天已是第三次由穿衬衫打领带穿短裤打赤脚的老哥带我们上路了，仍然害怕得不行。在印度厂工作的英国同事告诉我们，去年公司送一批印度经理级的工程师到英国培训顺便拿国际驾照，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行车道这个概念，在路上随便晃。也难怪，他们没受过这种教育。考试结果一半人的评语是“此人不适合驾车上路”，可这批人在印度都是天天开车的！
中午吃饭时间又到了，一进食堂，闻到那比人身上味道加倍浓烈的酸臭气，中方员工不由一阵国骂出口。今天他们决定不吃菜了，吃自己带的咸菜。我硬着头皮又来了一整份，锻炼适应能力嘛。
听印度人自己讲，之所以只吃素菜是因为教派太多，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印度教本身就有几十个派别，每个派别禁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工厂里要做人人都能吃的东西就只有蔬菜了。但西方的同事讲，他们在家里也是很少吃肉的。了解不多，不敢做结论。
晚上去家韩国馆子。印度有现代汽车的一个厂，韩国人自己开了个饭馆，好吃，味道正。从酒店要车去韩国馆子时又发现了点有意思的事，印度人是点头不算摇头算的。我说：“我晚上要租车。”印度人摇着头在本上记。我以为他没听懂，说：“是今天晚上租车出去。”他还摇头。我说：“6点钟。”仍旧可恶地摇头。我就问：“你听得懂吗？”他摇着头说：“当然。”这我才觉出来他们的习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吃完饭给中国打电话，因为电信局的人罢工打不通。这里打到中国每分钟7美元，还时通时不通。洗澡水因为下雨变成了深黄色，没敢洗，难受。只能睡觉。
星期三：
今天一切照旧。咬牙忍着，等着回中国。同行的中方的老同志，当过兵打过仗，在穷山沟里的工厂干过，也摇着头说：“我呀算是忍耐能力挺强的了，可这鬼地方真他妈适应不了。以后我手下谁敢不听话就叫他上印度开办事处来。”
也确实是，这地方脏，没关系，又不是没在脏地方呆过；人不文明，有怪味，没关系，非洲不也是这样吗；穷，没的玩，那就忍着，反正几天就过去了；但没有电话(罢工)，没有互联网，感觉人象被埋起来了。而且这地方没水喝，没水用，没东西吃，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当天晚上吃的一吨饭更使我对这个地方倍加厌恶。
是这样的，中方同事发现酒店里有个中餐厅，而且居然还是个四川馆子，兴高采烈地请我们去吃。6点去，发现中餐厅7点半才开(印度餐厅很多是这样，不知是不是同宗教有关)。好容易等到7点半，走进去，却闻到一股咖哩味，马上告诉侍者：“把餐具全洗干净，做的东西不许放咖哩，绝对不许放。”侍者摇着头表示同意(看人摇头称是总是感到很别扭)。
然后问侍者：“厨子是中国来的吗？”答曰：“是马来西亚人。”再问：“会汉语吗？”答曰：“只会英语。”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菜谱拿来，全是英文，上写：中国炒肉、四川炒鸡、四川鱼、中国蔬菜等等，不由得对同桌说：“估计这回这中餐gan了。(gan读四声，北京话，意为完蛋了)只得点了四盘菜。
等菜时让侍者拿来几种啤酒尝尝，全是印度国产的，没有国际知名品牌。打开一喝，没有一种能入口。想想也是，自来水那样酒能好到那里去。
菜来了一看，果然完蛋了。中国肉是煮熟后下锅过油，加酱油再勾芡，别的什么配料全没有；四川鸡是煮熟后下锅过油，加酱油再勾芡，别的什么配料全没有；四川鱼是咸鱼，煮熟后下锅过油，加酱油再勾芡，别的什么配料全没有；最可恨的是中国蔬菜，是洋葱煮熟后下锅过油，加酱油再勾芡，别的什么配料全没有。什么时候洋葱成
中国蔬菜了。所有菜全煮得稀烂，为了用手拌饭方便。“就他妈差加咖哩了。”我心里骂着，对对付付吃。
吃了两口心里郁闷，让侍者上米饭，赶紧吃完了事。见侍者一人面前放了个大盘子，拿一盆饭开始往盘子里盛-又要吃拌饭！我大喊一声住手，同他说，请给每人拿一个碗。“屋俺-碗，圆的，小的那种。你别管我们干什么用。把这大盘子拿回去。”最后侍者虽然不懂为什么吃饭不用盘子要用碗，但还是给我们拿了。中方的同事们长出了一口气：“小同啊，可谢谢你了，要不还得拿盘子吃饭。”
都吃完了也没吃饱，于是我把侍者叫来，告诉他，他可以把这些菜称作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叫它们中国菜。“这些全是垃圾。”我同他说：“现在请你们那个马来中国厨子给我们炒个鸡蛋吃。只要用油炒，不要西式的做法，什么单面煎、双面煎、蛋饼，全不要，只要用油炒就好。”
“那好，”他彬彬有礼地摇着头说：“您要单面煎还是双面煎？”
星期四：
最后一天，同英国同事聊了聊，知道了一点印度的风俗人情。
直到今天，印度还保留着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吠舍，吠舍即untouchable,即贱民。贱民是没有姓的，他们的名字是一串长得可怕的字母，前面还加上他们父亲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借以表出他的家族。有些贱民信了天主教后起了Martin,Jeffrey之类的教名作为名字，原来的名字就作为姓了。所以从名字上就可以
看出印度人的出身。
目前印度还有90%以上的父母包办婚姻，而且90%以上的人觉得这样很好。他们一般是男孩家长给自己儿子登广告，介绍情况。女方家长就看报纸找女婿，觉得合适就把女儿的情况写信寄过去。男孩家长从来信中挑三个给儿子看，儿子可以挑其中一个，也可以全挑来进行相亲。经过拜见女方亲属，同女孩谈话，合适后一般一次就可定下亲事。和中国不一样的是，印度由女方准备彩礼。有时女方先嫁过去，因为家境变化付不出彩礼了，男方有时就会杀妻。我的同事在印度两年，从报上读到6次这样的杀妻案件。杀妻虽然是犯罪，但一般都策划很好，由男方亲戚什么的动手，加上社会舆论并不谴责，所以一般惩罚都不是很重。
同印度员工聊天，他们对中国知道得和我们对印度知道得一样少，但他们很爱看中国功夫片，喜爱成龙。他们告诉我，不仅女人在额头点痣，信印度教的人不分男女全要点，从点的不同图案就可看出他/她的派别。我曾见过有的人额上的图案看上去相当野蛮。
还没有谈印度的女人，人们都有个印象以为印度女人很漂亮，去年世界小姐不是印度的嘛。但至少我不这样以为，我是个走路很爱东张西望的人，在那里几天，从没见到什么吸引人的美女。可能是因为穷的关系，宗教的关系，限制了人们打扮吧，我不太肯定。印度裔世界小姐，那是包装出来的，多么虚伪做作！老外看不出名堂来，咱们
还能不懂？
我的采购部同事同印度采购部同事出去参观工厂，路上印度同事找了饭馆请他吃饭。想想印度的水，他只好称胃病犯了，躲过这一劫。
晚上终于要走了，上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见到华族空姐白白的皮肤，甜甜的笑，还有她们不太熟练但发音纯正的中国话，再从她们手中接过一杯可口可乐，感觉完全就象上了天堂一样。
听说人家印度人考托福都是几千人象牲口一样被赶到一个晒谷子的大院子里，大家都坐在地上，然后象村广播站一样用大喇叭放录音，后面来的人没地方做，就骑在墙头上，蹲在书树叉上，大声问地上的人前面的录音里都说啥了。
就这样人家还都能考到670，底于660的都属聋子，瞎子一类的残疾。
印度人嘲笑：印度文化世界第一 中国人吃的饭很脏！
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曾这样评论自己的国家："开放的社会，封闭的心灵"。《环球时报》记者在常驻印度的数年间，时常会感受到印度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一些欧美留学归来的高级白领，依旧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同种姓中寻求伴侣；在印度的互联网上，在线祈祷和网络占卜十分盛行。
对于传统文化，印度人是十分骄傲的，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3％的印度人自认印度文化世界第一。而对于外来事物的冲击，印度人则表现出恐惧和不安：92％的印度人认为需要对其生活方式加以保护。印度媒体感叹，这种心灵的封闭，束缚了现代印度发展的脚步。
对世界了解不够
上周，《印度教徒报》引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全世界47个国家所做的调查，得出结论："世界上，印度人最自恋。"调查显示，93％的印度人认为本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另有63％的印度人认为印度在任何方面都比别的国家好。文章说，"想看看我们民族的虚荣心有多出格，就来比较一下相邻的‘文明古国'"：只有18％的日本人和20％的中国人认为本国文化优于他国，就连"因为文化帝国主义而广受谴责的美国，同我们一比，也显得极度自卑"，因为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文化最好。调查同时显示，这个"对本国文化自视甚高的民族，却极度缺乏安全感"，有高达92％的印度人认为需要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免受到外国影响。而持同样观点的日本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到30％。文章作者最后感叹说，"印度人的自大和对外界的恐惧心态，通过这次调查充分暴露了出来"。
在印度生活期间，《环球时报》记者发现，印度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确实算不上充分。有一次，记者在从新德里到上海的飞机上与邻座的印度人攀谈，他是一个中等城市中实力不小的商人，这次是他第一次到上海谈生意。聊天中，他羞涩地承认不知道中国的首都在哪里。这样的人在印度精英阶层中并不少见，许多印度中产阶级曾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这也是印度人认为比中国强的一个方面，亲身接触和体验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方式。印度的媒体比较发达，每份英文报纸都厚达几十页，但关心的大多是社会新闻等发生在身边的事，对国际新闻却往往吝啬到只有半个版面，刊登的也主要是南亚新闻，譬如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政局动荡，以及与印度有重要关系的美国新闻等，像中东风云一类的国际大事，几乎是不可能登上印度报刊的。印度的报刊、杂志虽然多如牛毛，却没有一份专门报道国际时政的刊物。同样，印度各大媒体直接派往国外的常驻记者大约只有中国常驻海外记者人数的1/20。
对外资强烈排斥
几年前，记者刚到新德里工作时，曾四处打听哪里能吃到肯德基，结果发现，美国的肯德基打遍天下无敌手，却在印度碰到了劲敌。原来，代表西方饮食文化的肯德基刚进印度时，遭到了当地激进组织的强烈抗议，甚至还发生过对肯德基店打砸抢的恶性事件，肯德基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印度。直到今天，新德里依然没有肯德基，整个印度也只有三五家。
记者发现，在印度，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讨论向来存在强烈争议。一直想撬开印度大门的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遭遇也是一个例子。今年年初，沃尔玛终于成功说服印度政府开放对外资的限制，与当地一家大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时，却遭到了印度民众前所未有的抵抗。印度人愤怒地挥舞着拳头，在中央政府办公大楼前抗议示威，高呼："沃尔玛滚出去！"记者还听说，在世界社会论坛上，一个印度的农民组织散发的是一杯甘蔗汁---"这是印度最美好的滋味"，和一本小册子：我们和可口可乐斗争的故事。
近一两年来，印度政府虽然公布了一系列开放外资的政策，但在印度安全、情报部门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下，对于外资的审查并没有真正放松。在印度兴建的经济特区里，针对外国投资办厂和征地的抗议散步也是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流血冲突，结果不少外资只好毁约撤资。此外，外资在印度买房置地都受到很多限制，虽然允许外资进入股市，但也不时传出要求设限的声音。
用极端捍卫传统
对于外国的文化项目，印度人的提防心也很重。中国的孔子学院在美国开了几十家，在俄罗斯、日本、韩国都很顺利。但在印度却进展缓慢。
常年生活在印度的移民，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缺乏归属感，很难融入印度社会，无论他在印度生活了多少年，做出了多少贡献，印度人始终将他视作"异乡人"。印度人在对待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上，是比较抵触的。比如，在食素和敬牛为神的印度人看来，华人华侨吃猪肉和牛肉，是脏的表现；由于等级观念根深蒂固，长期从事皮革制造业的当地华人也被印度人看得很低贱。即使是政治人物，想得到印度人的认同也不容易。2004年在大选中胜出受命组阁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甘愿将总理职位拱手让给曼莫汉?辛格，也是因为自己的意大利血统让印度人产生了严重的戒心。
印度在体育领域有个奇特的现象：这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在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中却总是默默无闻。雅典奥运会上，印度代表团仅获得一枚飞碟射击银牌，这还是印度在奥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次突破。在世界杯历史上，印度足球队是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但是印度人似乎不以为然，因为封闭而自信的印度人只玩板球，对其他运动一律不感兴趣。板球可以说是印度第一大体育运动，与外国球队的比赛简直就是国格和民族尊严的比赛。于是，当国家板球队决定聘请一名外国教练执教时，甚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至于其他体育项目，记者就从没听说过要聘请外国教练的事。
近年来，外来文化的涌入打乱了印度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少数具有变革意识的印度人思考如何兼容并蓄，一些人则听之任之，但更多包括不少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则因为担忧引以自豪的文明毁于一旦，而开始一方面刻意突出传统文化，一方面对外来文化采取消极抵制甚至反对的态度。比如，一到情人节，就有人在印度大中城市打出"情人节是西方没落文化的象征"的口号，封商店、砸玻璃、烧贺卡，有些城市还因此引发了暴力事件。这其实就是"捍卫传统文化"的心态发展到极端的一种表现。一些印度教激进组织还打出了"复兴印度教文化"的口号，号召全民抵制外来文化。他们甚至对本国的穆斯林宣称，如果愿意居住在印度，就必须像印度教徒一样生活。
反思经济“闭关锁国”
在印度人种种封闭的表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心理在起作用？从历史上看，印度数千年来曾多次遭外族入侵，而近代长达2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更是其心中永远的痛。饱受奴役和压迫的印度人，从心底深处对外部世界有种天然的戒心和抵触。从地理上讲，印度东、南、西三面临海，北面是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这一天然地理屏障使印度文化在封闭的自然环境里独立地发展。印度独立后成为南亚次大陆的老大，与周围不是贫穷就是动乱的小国相比，印度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渐渐地，印度人养成了一种优越感。从宗教和文化上看，印度教是印度的国教，80％以上的印度人信奉印度教，而印度教又是以自我为本、以内心宁静为体的宗教，讲求个人内在精神追求而非外在的物质追求。这种对本国文化与宗教的优越感也使得印度人对外来物质文化有种不屑和轻视。
此外，印度独立后，在政治上吸收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在经济上实行的却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还导致了一种经济领域的闭关锁国状态。冷战期间，印度几乎不与西方打交道做生意，而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又把外国资金和商品挡在国门之外。即便在加入WTO后，印度依然以保护脆弱的民族工业为借口，竖立高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产品和资金采取抵制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印度虽然搞了几十年经济特区，数量有几百个，却没有几个有像样规模的。有媒体曾说，印度不是没有能力把经济特区建大，而是不想把它们建大，因为印度政府在骨子里是限制外资的。美国驻印度大使也在一次经济研讨会上很不客气地说，印度经济是世界上最封闭的经济。印度这些年吸引的外资不到中国外资的1/10，在市场吸引力的世界排名中，印度更是远远落后于中俄等许多国家。
对于这种严重的封闭心态，印度也在进行反思。近几年来，印度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方面，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软件业和外包业的迅速发展就是开放的结果。印度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向中国学习"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不久前，印度总理辛格还曾公开表示，希望举国上下捧读学习中国总理温家宝关于"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的讲话。然而，印度社会在民族文化特性方面所表现的浓重的封闭心态，是根深蒂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要真正走向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曾这样评论自己的国家："开放的社会，封闭的心灵"。《环球时报》记者在常驻印度的数年间，时常会感受到印度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一些欧美留学归来的高级白领，依旧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同种姓中寻求伴侣；在印度的互联网上，在线祈祷和网络占卜十分盛行。
对于传统文化，印度人是十分骄傲的，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3％的印度人自认印度文化世界第一。而对于外来事物的冲击，印度人则表现出恐惧和不安：92％的印度人认为需要对其生活方式加以保护。印度媒体感叹，这种心灵的封闭，束缚了现代印度发展的脚步。
对世界了解不够
上周，《印度教徒报》引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全世界47个国家所做的调查，得出结论："世界上，印度人最自恋。"调查显示，93％的印度人认为本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另有63％的印度人认为印度在任何方面都比别的国家好。文章说，"想看看我们民族的虚荣心有多出格，就来比较一下相邻的‘文明古国'"：只有18％的日本人和20％的中国人认为本国文化优于他国，就连"因为文化帝国主义而广受谴责的美国，同我们一比，也显得极度自卑"，因为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文化最好。调查同时显示，这个"对本国文化自视甚高的民族，却极度缺乏安全感"，有高达92％的印度人认为需要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免受到外国影响。而持同样观点的日本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到30％。文章作者最后感叹说，"印度人的自大和对外界的恐惧心态，通过这次调查充分暴露了出来"。
在印度生活期间，《环球时报》记者发现，印度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确实算不上充分。有一次，记者在从新德里到上海的飞机上与邻座的印度人攀谈，他是一个中等城市中实力不小的商人，这次是他第一次到上海谈生意。聊天中，他羞涩地承认不知道中国的首都在哪里。这样的人在印度精英阶层中并不少见，许多印度中产阶级曾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这也是印度人认为比中国强的一个方面，亲身接触和体验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方式。印度的媒体比较发达，每份英文报纸都厚达几十页，但关心的大多是社会新闻等发生在身边的事，对国际新闻却往往吝啬到只有半个版面，刊登的也主要是南亚新闻，譬如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政局动荡，以及与印度有重要关系的美国新闻等，像中东风云一类的国际大事，几乎是不可能登上印度报刊的。印度的报刊、杂志虽然多如牛毛，却没有一份专门报道国际时政的刊物。同样，印度各大媒体直接派往国外的常驻记者大约只有中国常驻海外记者人数的1/20。
对外资强烈排斥
几年前，记者刚到新德里工作时，曾四处打听哪里能吃到肯德基，结果发现，美国的肯德基打遍天下无敌手，却在印度碰到了劲敌。原来，代表西方饮食文化的肯德基刚进印度时，遭到了当地激进组织的强烈抗议，甚至还发生过对肯德基店打砸抢的恶性事件，肯德基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印度。直到今天，新德里依然没有肯德基，整个印度也只有三五家。
记者发现，在印度，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讨论向来存在强烈争议。一直想撬开印度大门的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遭遇也是一个例子。今年年初，沃尔玛终于成功说服印度政府开放对外资的限制，与当地一家大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时，却遭到了印度民众前所未有的抵抗。印度人愤怒地挥舞着拳头，在中央政府办公大楼前抗议示威，高呼："沃尔玛滚出去！"记者还听说，在世界社会论坛上，一个印度的农民组织散发的是一杯甘蔗汁---"这是印度最美好的滋味"，和一本小册子：我们和可口可乐斗争的故事。
近一两年来，印度政府虽然公布了一系列开放外资的政策，但在印度安全、情报部门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下，对于外资的审查并没有真正放松。在印度兴建的经济特区里，针对外国投资办厂和征地的抗议散步也是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流血冲突，结果不少外资只好毁约撤资。此外，外资在印度买房置地都受到很多限制，虽然允许外资进入股市，但也不时传出要求设限的声音。
用极端捍卫传统
对于外国的文化项目，印度人的提防心也很重。中国的孔子学院在美国开了几十家，在俄罗斯、日本、韩国都很顺利。但在印度却进展缓慢。
常年生活在印度的移民，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缺乏归属感，很难融入印度社会，无论他在印度生活了多少年，做出了多少贡献，印度人始终将他视作"异乡人"。印度人在对待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上，是比较抵触的。比如，在食素和敬牛为神的印度人看来，华人华侨吃猪肉和牛肉，是脏的表现；由于等级观念根深蒂固，长期从事皮革制造业的当地华人也被印度人看得很低贱。即使是政治人物，想得到印度人的认同也不容易。2004年在大选中胜出受命组阁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甘愿将总理职位拱手让给曼莫汉?辛格，也是因为自己的意大利血统让印度人产生了严重的戒心。
印度在体育领域有个奇特的现象：这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在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中却总是默默无闻。雅典奥运会上，印度代表团仅获得一枚飞碟射击银牌，这还是印度在奥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次突破。在世界杯历史上，印度足球队是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但是印度人似乎不以为然，因为封闭而自信的印度人只玩板球，对其他运动一律不感兴趣。板球可以说是印度第一大体育运动，与外国球队的比赛简直就是国格和民族尊严的比赛。于是，当国家板球队决定聘请一名外国教练执教时，甚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至于其他体育项目，记者就从没听说过要聘请外国教练的事。
近年来，外来文化的涌入打乱了印度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少数具有变革意识的印度人思考如何兼容并蓄，一些人则听之任之，但更多包括不少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则因为担忧引以自豪的文明毁于一旦，而开始一方面刻意突出传统文化，一方面对外来文化采取消极抵制甚至反对的态度。比如，一到情人节，就有人在印度大中城市打出"情人节是西方没落文化的象征"的口号，封商店、砸玻璃、烧贺卡，有些城市还因此引发了暴力事件。这其实就是"捍卫传统文化"的心态发展到极端的一种表现。一些印度教激进组织还打出了"复兴印度教文化"的口号，号召全民抵制外来文化。他们甚至对本国的穆斯林宣称，如果愿意居住在印度，就必须像印度教徒一样生活。
反思经济“闭关锁国”
在印度人种种封闭的表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心理在起作用？从历史上看，印度数千年来曾多次遭外族入侵，而近代长达2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更是其心中永远的痛。饱受奴役和压迫的印度人，从心底深处对外部世界有种天然的戒心和抵触。从地理上讲，印度东、南、西三面临海，北面是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这一天然地理屏障使印度文化在封闭的自然环境里独立地发展。印度独立后成为南亚次大陆的老大，与周围不是贫穷就是动乱的小国相比，印度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渐渐地，印度人养成了一种优越感。从宗教和文化上看，印度教是印度的国教，80％以上的印度人信奉印度教，而印度教又是以自我为本、以内心宁静为体的宗教，讲求个人内在精神追求而非外在的物质追求。这种对本国文化与宗教的优越感也使得印度人对外来物质文化有种不屑和轻视。
此外，印度独立后，在政治上吸收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在经济上实行的却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还导致了一种经济领域的闭关锁国状态。冷战期间，印度几乎不与西方打交道做生意，而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又把外国资金和商品挡在国门之外。即便在加入WTO后，印度依然以保护脆弱的民族工业为借口，竖立高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产品和资金采取抵制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印度虽然搞了几十年经济特区，数量有几百个，却没有几个有像样规模的。有媒体曾说，印度不是没有能力把经济特区建大，而是不想把它们建大，因为印度政府在骨子里是限制外资的。美国驻印度大使也在一次经济研讨会上很不客气地说，印度经济是世界上最封闭的经济。印度这些年吸引的外资不到中国外资的1/10，在市场吸引力的世界排名中，印度更是远远落后于中俄等许多国家。
对于这种严重的封闭心态，印度也在进行反思。近几年来，印度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方面，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软件业和外包业的迅速发展就是开放的结果。印度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向中国学习"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不久前，印度总理辛格还曾公开表示，希望举国上下捧读学习中国总理温家宝关于"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的讲话。然而，印度社会在民族文化特性方面所表现的浓重的封闭心态，是根深蒂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要真正走向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观察』 [发展模式]印度经济发展中的弱点远大于中国(转载)
作者：于龙飞天 提交日期：2006-5-16 07:37:00
现在，许多西方媒体，总是在拿印度与中国进行比较。有不少西方人认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模式，将超过中国，并真正成为世界上的超级经济体。发表这样言论的人，大部分不是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更多的是一些政客、记者和非经济类的所谓“政治学者”。那么究竟印度是不是真就比中国强，或者说比中国更有后劲，更有前途？可以肯定的说：决非如此。
第一，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从来没有超过中国。按照西方自己讲的，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9%以上，这个速度超过战后六、七十年代日本连续十年保持的8.4%记录。超过了亚洲四小的持续发展水平。而印度不论是在其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经济发展速度从来也没有超过中国。2005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9.4%，而作为印度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年份，仍只有不到8%。而且据西方一些权威经济学家预测，中国这种发展速度至少还将持续20年左右。如果印度不能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中国，那就谈不上超越中国。
第二、印度的经济模式并不具有创造性。目前印度采用的是混合所有制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上世纪初英国的发展模式。即强调以服务业为主，拉动其它产业发展。这种模式虽然有经济效益水平较好的优点，但在解决基本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建立国家工业体系上，并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解决就业和为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能发挥根本性的作用。这也是印度虽然有效益比较好的公司、产业，但去不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作用的主要原因。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所提供的只是少数人就业的先进产业，而大多数人并不能够进入国家的基本发展领域，那对整个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此外，印度的中小民营企业也不强大，没有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发展势头。大部分企业技术落后，规模偏小，不能参预国际竞争。
第三、印度的投资体制不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印度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银行自主投资方面，也就是说，大部分投资来源于金融资本而非产业资本。这种投资体制确实比较先进，属于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特征。说白了，就是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投资体制。而中国目前的投资是以产业资本为主，即以相关产业的资本及产业链扩张为主的投资体制。这种体制的弱点是盲目性强、风险性大，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小于金融资本。但产业资本投资的最大优点是：资本与产业的结合非常紧密，资本运行的规模大、速度快，投资积极性高，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直接拉动作用非常明显，而且极易形成规模性产业基础/。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印度的投资可能更理性，效益更高，但却显得过于理性了。如果一个资本的运行过于谨慎，按照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资本运行基本规律来看，风险很小的资本，它的收益率就不可能是最高的。尤其对那些需要以规模投资取得效益的资本来说，这种体制不具有吸引力。这也是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始终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之一。如果印度每年吸引的资本始终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那印度就不可能超越中国。
第四、印度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而其投资体制又影响大规模资本的进入。据西方估计，印度要使其基础设施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大概需要8千到1万亿美元的投资。而目前印度每年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全部资本，不过百亿美元。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印度的基础设施只能是越来越破旧不堪，根本不能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可能。印度不仅在航空、水运和陆路运输的规模、水平上远远落后于中国，就是被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网络的铁路看，其运输量和效率也根本不能和中国相比。印度的铁路死亡率也是世界最高的。
第五，印度的经济发展没有使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得到好处。由于印度经济的所谓“贵族化”特点，虽然促进了印度的白领阶级的扩大和提高，但由于印度经济对就业和农村人口的转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并没有享受到这种经济发展的好处。由于印度人的观念问题，在世界几次经济转型期，都没有主动吸引到以劳动密集型转移为主的资本，印度经济发展没有大规模的促进人口就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印度经济对人口就业的规模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因此印度在解决人口大面积贫困化的问题上也没有多少进展。从国际经验来看，要解决人口贫困的最主要做法，不是什么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而是就业。只能大规模的促进就业，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面。而印度经济发展恰恰是在这方面没有明显作用。
第六、印度的经济相对封闭性，也不可能促进印度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据一些理性的西方经济学家分析，印度经济的封闭性远大于中国，就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其封闭性也是比较高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印度的政治体制。虽然印度是所谓的民主体制，但由于当选的政治领导人，要顾虑到自己选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选择保护印度落后的产业，以免造成民族产业的大面积破产和政治动荡。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看，封闭就意味着落后，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不进入国际竞争体制，不能积极的解决好保护与推动竞争的关系，那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这种封闭性，也极大的限制了资本的进入，特别是劳动形态转移资本进入印度。
第七、印度的受教育率大大低于中国，这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与印度的国民文盲率分别为5-10%、40-50%，这种差异反映了整个国民毒素的基本情况。从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看，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30%以上。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这种制约作用会越来越大。印度虽然在高等教育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但基础教育的严重落后，必将严重制约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验是，在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不断扩大国民基本教育覆盖规模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教育发展道路，是符合国际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仅从数字统计上看，中国不仅在国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水平上大大高于印度，就是在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整体进步上，也要高于印度。同时，从国家对国民教育的重视程度上看，中国的投入也远高于印度，并且这种投入的水平还在不断的提高。如果印度不能改变大部分国民是文盲的状况，不改变每年以近20%的财政收入，用于到处引进和购买各种互不兼容的武器系统，即使印度的高等教育再精、再尖，也谈不上与中国进行竞争。
第八、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将为印度经济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目前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十到十五，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三到千分之四。中国将在2050年左右，进入人口平衡期，到那时，中国的人口规模大约在16亿左右。而印度目前的人口为11亿，据西方估计，大概在202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如果印度不实行计划生育，那么印度何时进能进入人口零增长，将不得而知。印度的国土面积大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二，虽然印度的耕地面积比中国约多百分之十，但印度的农业仍以小农生产为主，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度的基本粮食安全需要，仍需进口粮食。按照国际通用的经验，一个国家正在进入工业发展时代时，人均GDP每提高100美元，粮食需求率就增长千分之二。如果印度不能控制住人口的增长，那印度不仅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提高不了，就是农业、交通业等基础服务业，也将不堪重负。当然，如果印度仍处在目前这种基本的困状态，对这些需要的压力可能会感到不大，可随着印度经济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就会越来越感受到这种人口压力的特别沉重性。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决大面积的贫困状态，那就谈不上超越。从西方发展的道路看，如果人口不进入零增长，那就意味经济增长对资源与环境仍具有破坏性和增长的不稳定性，仍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
第九，印度的经济发展环境也不能和中国相比。中国所在的东亚，经济发展水平成阶梯状阵形，但整体起点较高，已基本形成促进良性增长的循环体系。在东亚，中国可以直接面对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美国、日本，又可以依托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同时，又能和马来西亚、泰国等中等发达国家形成互补、转移、投资、市场、协作、服务等多种经济联系和贸易合作。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健康性和促进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拉动作用还会越来越大。而印度经济从根本上说，还没有融入亚洲，印度对亚太经济的依赖度远低于中国，而它周围的国家又一个比一个穷，经济发展水平一个比一个低。这反而让印度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虽然印度想融入东亚，但已经落后中国很多了，不论是从地缘优势，还是从宗教、文化与民族融合性来讲，印度也无法与中国竞争。
第十、印度人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与世界，也不可能打开自己的视野。印度人在面对世界其它发展时，总是采取一种非常可笑的心态。比如，在对待西方先进技术与发展水平的时候，印度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殖民地心态。即一切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为好。在面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时，印度人总认为自己的发展水平、模式和速度好于中国。印度人最经常的就是拿他们优势，来与其它国家进行比较。比如印度人最常拿的就是他们的软件产业水平来与中国进行比较，而对中国在基本信息产业规模、移动通信保有量、个人计算机保有量和网络人口上的巨大优势却视而不见，听而不信。绝大部分印度人并没有来过中国，而印度人却十分听信媒体对其孟买、班加罗尔好于中国的上海、深圳的说法。一些来过中国的印度人，出于一种妒忌和传统封闭的心理，也不能正确的报道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这反映了印度人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和自己。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的认识这一点，那他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科学的发展观念和清醒的选择，也不会形成发展的紧迫性和持续动力。
最后，印度人并没有形成民族发展的基本共识和正确道路。由于印度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每一个上台的政党都要代表不同的利益。这就使不同阶层、地域、民族，对不同政党的发展观和执政理念，产生不同的信任度。如果印度不能在发展道路选择、发展速度紧迫等方面形成民族共识，那就不能凝聚全民族的思想，不能发挥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面发展经济的合力，所制订的政策就不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和针对性。如果印度是一个发达国家，这种政治体制也许比较合适。可偏偏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说印度的政治体制如何先进，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只能是看其对国家、人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有没有作用。而恰恰在这方面，印度的政治体制非常缺乏说服力。一个充满着赤贫的国家和人民，民主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讽刺，因为你的制度并没有帮助你改善生活，那你拿什么来说服人家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印度的制度不民主，只是说民主应该是促进人权与经济发展的武器，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那民主就是一种鸦片，它只能让人们心安理得的享受落后！
作者：于龙飞天 提交日期：2006-5-16 07:37:00
现在，许多西方媒体，总是在拿印度与中国进行比较。有不少西方人认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模式，将超过中国，并真正成为世界上的超级经济体。发表这样言论的人，大部分不是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更多的是一些政客、记者和非经济类的所谓“政治学者”。那么究竟印度是不是真就比中国强，或者说比中国更有后劲，更有前途？可以肯定的说：决非如此。
第一，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从来没有超过中国。按照西方自己讲的，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9%以上，这个速度超过战后六、七十年代日本连续十年保持的8.4%记录。超过了亚洲四小的持续发展水平。而印度不论是在其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经济发展速度从来也没有超过中国。2005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9.4%，而作为印度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年份，仍只有不到8%。而且据西方一些权威经济学家预测，中国这种发展速度至少还将持续20年左右。如果印度不能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中国，那就谈不上超越中国。
第二、印度的经济模式并不具有创造性。目前印度采用的是混合所有制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上世纪初英国的发展模式。即强调以服务业为主，拉动其它产业发展。这种模式虽然有经济效益水平较好的优点，但在解决基本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建立国家工业体系上，并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解决就业和为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能发挥根本性的作用。这也是印度虽然有效益比较好的公司、产业，但去不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作用的主要原因。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所提供的只是少数人就业的先进产业，而大多数人并不能够进入国家的基本发展领域，那对整个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此外，印度的中小民营企业也不强大，没有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发展势头。大部分企业技术落后，规模偏小，不能参预国际竞争。
第三、印度的投资体制不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印度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银行自主投资方面，也就是说，大部分投资来源于金融资本而非产业资本。这种投资体制确实比较先进，属于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特征。说白了，就是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投资体制。而中国目前的投资是以产业资本为主，即以相关产业的资本及产业链扩张为主的投资体制。这种体制的弱点是盲目性强、风险性大，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小于金融资本。但产业资本投资的最大优点是：资本与产业的结合非常紧密，资本运行的规模大、速度快，投资积极性高，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直接拉动作用非常明显，而且极易形成规模性产业基础/。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印度的投资可能更理性，效益更高，但却显得过于理性了。如果一个资本的运行过于谨慎，按照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资本运行基本规律来看，风险很小的资本，它的收益率就不可能是最高的。尤其对那些需要以规模投资取得效益的资本来说，这种体制不具有吸引力。这也是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始终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之一。如果印度每年吸引的资本始终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那印度就不可能超越中国。
第四、印度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而其投资体制又影响大规模资本的进入。据西方估计，印度要使其基础设施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大概需要8千到1万亿美元的投资。而目前印度每年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全部资本，不过百亿美元。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印度的基础设施只能是越来越破旧不堪，根本不能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可能。印度不仅在航空、水运和陆路运输的规模、水平上远远落后于中国，就是被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网络的铁路看，其运输量和效率也根本不能和中国相比。印度的铁路死亡率也是世界最高的。
第五，印度的经济发展没有使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得到好处。由于印度经济的所谓“贵族化”特点，虽然促进了印度的白领阶级的扩大和提高，但由于印度经济对就业和农村人口的转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并没有享受到这种经济发展的好处。由于印度人的观念问题，在世界几次经济转型期，都没有主动吸引到以劳动密集型转移为主的资本，印度经济发展没有大规模的促进人口就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印度经济对人口就业的规模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因此印度在解决人口大面积贫困化的问题上也没有多少进展。从国际经验来看，要解决人口贫困的最主要做法，不是什么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而是就业。只能大规模的促进就业，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面。而印度经济发展恰恰是在这方面没有明显作用。
第六、印度的经济相对封闭性，也不可能促进印度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据一些理性的西方经济学家分析，印度经济的封闭性远大于中国，就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其封闭性也是比较高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印度的政治体制。虽然印度是所谓的民主体制，但由于当选的政治领导人，要顾虑到自己选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选择保护印度落后的产业，以免造成民族产业的大面积破产和政治动荡。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看，封闭就意味着落后，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不进入国际竞争体制，不能积极的解决好保护与推动竞争的关系，那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这种封闭性，也极大的限制了资本的进入，特别是劳动形态转移资本进入印度。
第七、印度的受教育率大大低于中国，这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与印度的国民文盲率分别为5-10%、40-50%，这种差异反映了整个国民毒素的基本情况。从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看，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30%以上。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这种制约作用会越来越大。印度虽然在高等教育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但基础教育的严重落后，必将严重制约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验是，在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不断扩大国民基本教育覆盖规模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教育发展道路，是符合国际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仅从数字统计上看，中国不仅在国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水平上大大高于印度，就是在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整体进步上，也要高于印度。同时，从国家对国民教育的重视程度上看，中国的投入也远高于印度，并且这种投入的水平还在不断的提高。如果印度不能改变大部分国民是文盲的状况，不改变每年以近20%的财政收入，用于到处引进和购买各种互不兼容的武器系统，即使印度的高等教育再精、再尖，也谈不上与中国进行竞争。
第八、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将为印度经济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目前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十到十五，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三到千分之四。中国将在2050年左右，进入人口平衡期，到那时，中国的人口规模大约在16亿左右。而印度目前的人口为11亿，据西方估计，大概在202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如果印度不实行计划生育，那么印度何时进能进入人口零增长，将不得而知。印度的国土面积大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二，虽然印度的耕地面积比中国约多百分之十，但印度的农业仍以小农生产为主，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度的基本粮食安全需要，仍需进口粮食。按照国际通用的经验，一个国家正在进入工业发展时代时，人均GDP每提高100美元，粮食需求率就增长千分之二。如果印度不能控制住人口的增长，那印度不仅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提高不了，就是农业、交通业等基础服务业，也将不堪重负。当然，如果印度仍处在目前这种基本的困状态，对这些需要的压力可能会感到不大，可随着印度经济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就会越来越感受到这种人口压力的特别沉重性。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决大面积的贫困状态，那就谈不上超越。从西方发展的道路看，如果人口不进入零增长，那就意味经济增长对资源与环境仍具有破坏性和增长的不稳定性，仍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
第九，印度的经济发展环境也不能和中国相比。中国所在的东亚，经济发展水平成阶梯状阵形，但整体起点较高，已基本形成促进良性增长的循环体系。在东亚，中国可以直接面对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美国、日本，又可以依托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同时，又能和马来西亚、泰国等中等发达国家形成互补、转移、投资、市场、协作、服务等多种经济联系和贸易合作。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健康性和促进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拉动作用还会越来越大。而印度经济从根本上说，还没有融入亚洲，印度对亚太经济的依赖度远低于中国，而它周围的国家又一个比一个穷，经济发展水平一个比一个低。这反而让印度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虽然印度想融入东亚，但已经落后中国很多了，不论是从地缘优势，还是从宗教、文化与民族融合性来讲，印度也无法与中国竞争。
第十、印度人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与世界，也不可能打开自己的视野。印度人在面对世界其它发展时，总是采取一种非常可笑的心态。比如，在对待西方先进技术与发展水平的时候，印度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殖民地心态。即一切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为好。在面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时，印度人总认为自己的发展水平、模式和速度好于中国。印度人最经常的就是拿他们优势，来与其它国家进行比较。比如印度人最常拿的就是他们的软件产业水平来与中国进行比较，而对中国在基本信息产业规模、移动通信保有量、个人计算机保有量和网络人口上的巨大优势却视而不见，听而不信。绝大部分印度人并没有来过中国，而印度人却十分听信媒体对其孟买、班加罗尔好于中国的上海、深圳的说法。一些来过中国的印度人，出于一种妒忌和传统封闭的心理，也不能正确的报道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这反映了印度人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和自己。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的认识这一点，那他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科学的发展观念和清醒的选择，也不会形成发展的紧迫性和持续动力。
最后，印度人并没有形成民族发展的基本共识和正确道路。由于印度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每一个上台的政党都要代表不同的利益。这就使不同阶层、地域、民族，对不同政党的发展观和执政理念，产生不同的信任度。如果印度不能在发展道路选择、发展速度紧迫等方面形成民族共识，那就不能凝聚全民族的思想，不能发挥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面发展经济的合力，所制订的政策就不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和针对性。如果印度是一个发达国家，这种政治体制也许比较合适。可偏偏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说印度的政治体制如何先进，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只能是看其对国家、人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有没有作用。而恰恰在这方面，印度的政治体制非常缺乏说服力。一个充满着赤贫的国家和人民，民主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讽刺，因为你的制度并没有帮助你改善生活，那你拿什么来说服人家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印度的制度不民主，只是说民主应该是促进人权与经济发展的武器，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那民主就是一种鸦片，它只能让人们心安理得的享受落后！
军事方面也太多
转两篇专业点，和帖子主题近点的
专业人士关于印度LCA试飞的思考
我本人是从事军工工作的，对国产的战机研制历程也算有些了解。前几天偶然看到了关于印度的LCA的新闻，感觉比较有趣，就仔细的研究了一番。
LCA的研制历程是1983年由印度政府提出的，1988年完成任务规划，90年代初完成初始设计。2001年1月首飞，到今年12月才造出第五架样机，据称将很快正式投产。
应该说它的进度并不算慢。要知道，中国的第一种自行研制并且大规模装备的喷气式战机——歼轰七“飞豹”，1978年项目起动，1988年首飞，2000年才定型，而新歼则经历了18年的研制过程，“18岁了，终于参军了。”应该说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技术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第一代”肯定是比较难产的。一般来讲技术储备决定研制周期，技术跨度决定试飞周期。尤其是在试飞过程中，很容易暴露出重大的设计缺陷和技术障碍，导致设计修改甚至推倒重来。这一点在飞豹项目当中曾经多次上演。而对于LCA来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光凭道听途说很难一窥全豹。它在试飞中究竟试飞了什么项目，达到了什么性能指标，遇到了什么障碍更是无从得知。但是我从这个项目简单的报道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首先就是这个新闻过于低调。
尽管我能够看到的报道都是转载的，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它的报道过于语焉不详，只说了它的操纵性能非常好，又说道它是“良好的飞行平台”。至于如何良好，不得而知，就算涉及机密，也可以搞几个特技动作来表现一下它良好的飞行性能吧。我觉得对于LCA这样一个对于印度来说具有时代开拓意义的项目，也是一个经历坎坷备受争议的项目，一旦获得重大突破断然没有不做大肆宣传的道理。
其次，它还有一道高坎要过。
搞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研制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不是发动机或雷达，也不是材料和加工工艺，更不是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力学，而是系统工程能力。简单的说就是如何把一大堆或先进或实用，或国产或引进的设备和技术捏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能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LAC正在向“良好的武器平台”转变，而且“在随后的18个月内，将进行各种武器和传感器的集成和测试。”也就是说，现在的LAC，武器和火控系统还没有整合进去，“传感器”指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可能是指和武器搭配的指示，制导和控制设备，也可能是说一部分飞机状态监控系统也不太完善。我们很容易推断，现在的LCA的技术状态最多处于“枭龙”03号的状态，而不是04号的状态∩龙从03号到04号经过了两年。而03号本身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良好的飞行平台”，如果不是巴方的要求较高的话，它作为武器平台也是合格的了。至于04号，它的航电和武器系统实际上都是成熟产品，这两年成飞干的工作其实也就是系统整合。那么LCA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肯定将面对重大考验，搞不好还要再度回炉，对于第一次研制先进飞机的印度来说，18个月的周期无疑是很紧张的。这样的过程甚至可能要延续到LCA服役之后：在某些系统不到位的时候用替代品先服役，日后再进行升级。
第三，我们看不到LAC项目对印度整个航空工业的技术辐射作用。
我由于工作原因，长期和歼七，轰六这样的老机型打交道，但是我注意到，随着飞豹和新歼项目的进展，整个中国航空工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正是在那些老旧机型身上，我们可以不断的看到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武器的运用。相阵控雷达，电子化座舱，复合材料，数字化加工工艺，巡航导弹，精确制导武器，综合航电，飞火交联，救生，通信，导航，指挥，等等技术的运用，使得歼七和轰六这些经历了50年的机种焕发了新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批次的歼七和轰六都有所进步，同时部队装备的飞机也在不停的进行改装。以至于现在出厂的最新飞机与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同一型号都有巨大的飞跃。我们完全可以从歼七的改进看到歼十的进展。
那么，我们知道，印度为了维持它的庞大机群，几十年来一直在不停的生产米格21。那么他们生产的飞机水平如何呢？印度不是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也不是没有获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以中国的眼光来看，实在是非常有限的。20年来LAC所取得的进展为什么没有表现在印度生产的其他飞机上呢？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有3个，第一，印度自身的技术进展有限。第二，印度对引进的技术无法真正掌握。第三，印度对米格21本身吃的不透。印度90年代中期对米格21提出了改进的要求，参与竞争的有以色列和俄罗斯两种方案。而有意思的是，曾经有人把米格21的两个改进方案和中国同一时期生产的歼七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结果是中国版本无条件胜出。印度当然不愿意买比中国落后的飞机了，但是俄罗斯敢拿着比中国歼七落后得多的方案跑到印度去招摇撞骗，可见当时印度的航空工业水平如何了。而可悲的是：直到现在，不争气的印度人自己制造的米格21仍然属于无名之辈的行列。
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不同寻常之处：一个进行了二十年的先进项目，涉及整个航空工业的方方面面，怎么就会连一点像样的成就都没有呢？我猜想，这可能和过多的技术引进有关。当然，引进技术不是坏事，拿来主义嘛。但是拿来之后你得学啊，得研究啊，得吃透，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啊！印度人怎么就什么都没有学到呢？难不成他们就是站在旁边看热闹？
从这一点看来，印度的LCA即使获得成功，对印度航空工业的提升也十分有限。
第四，印度对LCA的期望值与它实际的航空工业水平之间有极大的落差。
印度的航空工业水平如何，我没见过实物，也没有参观过它的工厂。不过看印度制造的米格21和美洲豹就能看到一点端倪。我前面已经说过，在印度能够制造高档产品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理由造不出性能良好的低档产品的。LCA是什么档次？按照印度人的说法，属于第四代，还是西方标准的第四代，还要2020年都不会落后。从第二代到第四代，其中的技术跨度有多大？两道技术鸿沟！我们的飞豹是二代半，枭龙是准三代，歼十是正三代，中国用了将近30年才越过了第一道鸿沟。其中的辛酸苦辣实在不足以向外人道。我们知道LCA的大部分子系统都使用了外国技术，外国设备甚至外国设计，但是最后的系统集成和整合肯定是印度人自己做，否则干脆给LCA安一个美国番号拉倒了。尽管如此，我对印度人跨越障碍的能力仍然深表怀疑，有些东西没有做过就永远不知道，我们开始搞飞豹和歼十之前也曾经对可能面对的难题做过这样那样的猜测。结果搞起来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很多大麻烦都是从小毛病引起的。LCA迄今为止已经经过570次试飞，说实话这样的试飞强度并不大，很多有关可靠性的问题都不一定能够暴露出来。而中国队新型飞机的测试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的风洞，高空试车台，地面微波实验室，仿真测试系统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就试飞而言，不仅有原型机试飞，还有小批量领先使用试飞，还有用歼八2和教八改装的技术验证机试飞——用成熟飞机改装技术验证机，可以进行比还不成熟的原型机复杂的多的试飞。可以说，中国航空工业对新型战机的测试的强度，难度，力度和广泛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最后，中国近几年研制的飞机都存在很大的技术交叉，很多歼十上的设备和技术，飞豹和歼七都能帮它试飞，甚至整个子系统的集成都可以在其他机种身上完成。而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它只有一个LCA项目在进行，它的米格21和美洲豹不争气，也没看到它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我只能看到一个选择，那就是让美国人帮它做。众所周知，1998年后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一度中断，但是其后很快又再度热络起来，鉴于LCA广泛使用了美国技术，帮助印度进行全面的系统测试还是很可能的。但是要想达到“第四代”标准，美国人愿意提供的东西非常有限。
在LCA的整个项目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从美国，英国，以色列引进的成熟技术，按理说，LCA不应受分项目进度所累，印度方面的主要工作应该就在于机体设计和系统集成。但是从它的研制进程来说，印度在材料制造，加工工艺，空气动力学，以及系统集成能力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从LCA 2001年第一次试飞，时隔1年多之后才第二次试飞来看，它有可能在复合材料结构方面碰到了麻烦。LCA使用了过多的复合材料，是的，过多了。制造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其实不难，但是复合材料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可靠性问题。从制造角度来说，基本上很难保证能够生产出质量完全一致的产品，以至于对复合材料件的性能一般都不以强度、硬度、公差来表示。而是采用一种概率性的表示方法，比如说“有90%的置信度可以达到某一强度标准”，或者“有99%的置信度可以达到某一强度标准”。于是，在复合材料设计时，经常要放大其安全裕度，也就是增加厚度，从而减少了复合材料对于金属材料的比强度优势。我们可以看到使用了大量复合材料的LCA减重效果并不明显。更要命的是，复合材料极易受损，而且难以检测——金属材料的损伤往往是裂纹，腐蚀等，大部分损伤可以目视检查，难以达到的地方可以用窥镜。但是复合材料如果发生分层，气泡等问题，在表面上是绝对看不出来的。如果仅仅是使用在飞机的表面，用一台手提式超声波验伤机就可以检查，但是如果使用在内部结构上的话，检查起来就会极其麻烦。这也是美国等材料技术先进国家在复合材料的使用上保持谨慎的根本原因。我猜测LCA的第一次试飞之后一放就是一年半的原因可能就是复合材料出现了重大损伤，从而不得不对机体结构设计推倒重来。至于现在LCA的复合材料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就570次试飞而言，尚不足以验证其可靠性。
好了，说到这里了。我对歼十的了解有限，对LCA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面，所以我并不打算对它们的性能作盲人摸象式的所谓分析。
有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转两篇专业点，和帖子主题近点的
专业人士关于印度LCA试飞的思考
我本人是从事军工工作的，对国产的战机研制历程也算有些了解。前几天偶然看到了关于印度的LCA的新闻，感觉比较有趣，就仔细的研究了一番。
LCA的研制历程是1983年由印度政府提出的，1988年完成任务规划，90年代初完成初始设计。2001年1月首飞，到今年12月才造出第五架样机，据称将很快正式投产。
应该说它的进度并不算慢。要知道，中国的第一种自行研制并且大规模装备的喷气式战机——歼轰七“飞豹”，1978年项目起动，1988年首飞，2000年才定型，而新歼则经历了18年的研制过程，“18岁了，终于参军了。”应该说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技术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第一代”肯定是比较难产的。一般来讲技术储备决定研制周期，技术跨度决定试飞周期。尤其是在试飞过程中，很容易暴露出重大的设计缺陷和技术障碍，导致设计修改甚至推倒重来。这一点在飞豹项目当中曾经多次上演。而对于LCA来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光凭道听途说很难一窥全豹。它在试飞中究竟试飞了什么项目，达到了什么性能指标，遇到了什么障碍更是无从得知。但是我从这个项目简单的报道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首先就是这个新闻过于低调。
尽管我能够看到的报道都是转载的，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它的报道过于语焉不详，只说了它的操纵性能非常好，又说道它是“良好的飞行平台”。至于如何良好，不得而知，就算涉及机密，也可以搞几个特技动作来表现一下它良好的飞行性能吧。我觉得对于LCA这样一个对于印度来说具有时代开拓意义的项目，也是一个经历坎坷备受争议的项目，一旦获得重大突破断然没有不做大肆宣传的道理。
其次，它还有一道高坎要过。
搞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研制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不是发动机或雷达，也不是材料和加工工艺，更不是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力学，而是系统工程能力。简单的说就是如何把一大堆或先进或实用，或国产或引进的设备和技术捏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能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LAC正在向“良好的武器平台”转变，而且“在随后的18个月内，将进行各种武器和传感器的集成和测试。”也就是说，现在的LAC，武器和火控系统还没有整合进去，“传感器”指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可能是指和武器搭配的指示，制导和控制设备，也可能是说一部分飞机状态监控系统也不太完善。我们很容易推断，现在的LCA的技术状态最多处于“枭龙”03号的状态，而不是04号的状态∩龙从03号到04号经过了两年。而03号本身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良好的飞行平台”，如果不是巴方的要求较高的话，它作为武器平台也是合格的了。至于04号，它的航电和武器系统实际上都是成熟产品，这两年成飞干的工作其实也就是系统整合。那么LCA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肯定将面对重大考验，搞不好还要再度回炉，对于第一次研制先进飞机的印度来说，18个月的周期无疑是很紧张的。这样的过程甚至可能要延续到LCA服役之后：在某些系统不到位的时候用替代品先服役，日后再进行升级。
第三，我们看不到LAC项目对印度整个航空工业的技术辐射作用。
我由于工作原因，长期和歼七，轰六这样的老机型打交道，但是我注意到，随着飞豹和新歼项目的进展，整个中国航空工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正是在那些老旧机型身上，我们可以不断的看到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武器的运用。相阵控雷达，电子化座舱，复合材料，数字化加工工艺，巡航导弹，精确制导武器，综合航电，飞火交联，救生，通信，导航，指挥，等等技术的运用，使得歼七和轰六这些经历了50年的机种焕发了新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批次的歼七和轰六都有所进步，同时部队装备的飞机也在不停的进行改装。以至于现在出厂的最新飞机与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同一型号都有巨大的飞跃。我们完全可以从歼七的改进看到歼十的进展。
那么，我们知道，印度为了维持它的庞大机群，几十年来一直在不停的生产米格21。那么他们生产的飞机水平如何呢？印度不是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也不是没有获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以中国的眼光来看，实在是非常有限的。20年来LAC所取得的进展为什么没有表现在印度生产的其他飞机上呢？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有3个，第一，印度自身的技术进展有限。第二，印度对引进的技术无法真正掌握。第三，印度对米格21本身吃的不透。印度90年代中期对米格21提出了改进的要求，参与竞争的有以色列和俄罗斯两种方案。而有意思的是，曾经有人把米格21的两个改进方案和中国同一时期生产的歼七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结果是中国版本无条件胜出。印度当然不愿意买比中国落后的飞机了，但是俄罗斯敢拿着比中国歼七落后得多的方案跑到印度去招摇撞骗，可见当时印度的航空工业水平如何了。而可悲的是：直到现在，不争气的印度人自己制造的米格21仍然属于无名之辈的行列。
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不同寻常之处：一个进行了二十年的先进项目，涉及整个航空工业的方方面面，怎么就会连一点像样的成就都没有呢？我猜想，这可能和过多的技术引进有关。当然，引进技术不是坏事，拿来主义嘛。但是拿来之后你得学啊，得研究啊，得吃透，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啊！印度人怎么就什么都没有学到呢？难不成他们就是站在旁边看热闹？
从这一点看来，印度的LCA即使获得成功，对印度航空工业的提升也十分有限。
第四，印度对LCA的期望值与它实际的航空工业水平之间有极大的落差。
印度的航空工业水平如何，我没见过实物，也没有参观过它的工厂。不过看印度制造的米格21和美洲豹就能看到一点端倪。我前面已经说过，在印度能够制造高档产品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理由造不出性能良好的低档产品的。LCA是什么档次？按照印度人的说法，属于第四代，还是西方标准的第四代，还要2020年都不会落后。从第二代到第四代，其中的技术跨度有多大？两道技术鸿沟！我们的飞豹是二代半，枭龙是准三代，歼十是正三代，中国用了将近30年才越过了第一道鸿沟。其中的辛酸苦辣实在不足以向外人道。我们知道LCA的大部分子系统都使用了外国技术，外国设备甚至外国设计，但是最后的系统集成和整合肯定是印度人自己做，否则干脆给LCA安一个美国番号拉倒了。尽管如此，我对印度人跨越障碍的能力仍然深表怀疑，有些东西没有做过就永远不知道，我们开始搞飞豹和歼十之前也曾经对可能面对的难题做过这样那样的猜测。结果搞起来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很多大麻烦都是从小毛病引起的。LCA迄今为止已经经过570次试飞，说实话这样的试飞强度并不大，很多有关可靠性的问题都不一定能够暴露出来。而中国队新型飞机的测试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的风洞，高空试车台，地面微波实验室，仿真测试系统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就试飞而言，不仅有原型机试飞，还有小批量领先使用试飞，还有用歼八2和教八改装的技术验证机试飞——用成熟飞机改装技术验证机，可以进行比还不成熟的原型机复杂的多的试飞。可以说，中国航空工业对新型战机的测试的强度，难度，力度和广泛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最后，中国近几年研制的飞机都存在很大的技术交叉，很多歼十上的设备和技术，飞豹和歼七都能帮它试飞，甚至整个子系统的集成都可以在其他机种身上完成。而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它只有一个LCA项目在进行，它的米格21和美洲豹不争气，也没看到它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我只能看到一个选择，那就是让美国人帮它做。众所周知，1998年后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一度中断，但是其后很快又再度热络起来，鉴于LCA广泛使用了美国技术，帮助印度进行全面的系统测试还是很可能的。但是要想达到“第四代”标准，美国人愿意提供的东西非常有限。
在LCA的整个项目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从美国，英国，以色列引进的成熟技术，按理说，LCA不应受分项目进度所累，印度方面的主要工作应该就在于机体设计和系统集成。但是从它的研制进程来说，印度在材料制造，加工工艺，空气动力学，以及系统集成能力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从LCA 2001年第一次试飞，时隔1年多之后才第二次试飞来看，它有可能在复合材料结构方面碰到了麻烦。LCA使用了过多的复合材料，是的，过多了。制造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其实不难，但是复合材料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可靠性问题。从制造角度来说，基本上很难保证能够生产出质量完全一致的产品，以至于对复合材料件的性能一般都不以强度、硬度、公差来表示。而是采用一种概率性的表示方法，比如说“有90%的置信度可以达到某一强度标准”，或者“有99%的置信度可以达到某一强度标准”。于是，在复合材料设计时，经常要放大其安全裕度，也就是增加厚度，从而减少了复合材料对于金属材料的比强度优势。我们可以看到使用了大量复合材料的LCA减重效果并不明显。更要命的是，复合材料极易受损，而且难以检测——金属材料的损伤往往是裂纹，腐蚀等，大部分损伤可以目视检查，难以达到的地方可以用窥镜。但是复合材料如果发生分层，气泡等问题，在表面上是绝对看不出来的。如果仅仅是使用在飞机的表面，用一台手提式超声波验伤机就可以检查，但是如果使用在内部结构上的话，检查起来就会极其麻烦。这也是美国等材料技术先进国家在复合材料的使用上保持谨慎的根本原因。我猜测LCA的第一次试飞之后一放就是一年半的原因可能就是复合材料出现了重大损伤，从而不得不对机体结构设计推倒重来。至于现在LCA的复合材料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就570次试飞而言，尚不足以验证其可靠性。
好了，说到这里了。我对歼十的了解有限，对LCA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面，所以我并不打算对它们的性能作盲人摸象式的所谓分析。
有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台湾网友对印度自研LCA战机的评价
这是台湾《尖端科技》杂志社论坛上的一次讨论，帖子的原名叫《是印度阿三还是南亚之虎???? 新世纪印度空军 》，我这里有节选的粘贴过来。希望大家看看台湾朋友是如何看待印度的LCA战机的，希望大家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发言的有几个是在台湾军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相信有些朋友看见ID也认识，我就不多说了。
众所周知LCA是一种轻型飞机，最大起飞重量仅9吨，本身就决定了是一种与F5是同等级别的前线战斗机，航程短载弹少，印度计划中的LCA许多'先进'的技术如四余度电传等事实上并不先进，从气动上看印度由于没有技术上足够的储备搞鸭式布局是不现实的困难太多，气动上搞不清楚电传操纵系统的控制律根本别想，软体根本没法写，就好像让小学生当教授一样。LCA试飞了，印度人一阵欢呼似乎已经胜利大功告成。现在就让我们从几个主要方面看看LCA的真实面目巴：
1)结构上最低要求，首先飞机的主要承力结构是高性能的合金钢，其屈服强度比铝合金高3-6倍，高强度耐腐蚀耐疲劳，制造工艺非常复杂，装配要求很高，而且几乎100%的锻压成形(要求超大吨位的压力设备)，冶金工业水平要求非常高并且有大规模生产能力以保证质量。第二，飞机大量采用铝合金几乎都是高性能的，其强度比汽车工业用的钢材都要高。以上工业要求印度根本没有能力达到。第三现代飞机都要采用钛合金，如F14/15/16/18、F22/35上大量采用的Ti-6AL-4V，高性能，但非常复杂成本比合金钢高很多，因为钛的冶炼工艺十分复杂，从原钛(海绵钛)冶炼成工业成品钛要消耗大量能源，技术要求之复杂全世界仅美俄欧洲及老共才有，更何况钛合金其他成分含量变化十分敏感，加工过程稍有变化性能便有较大误差。钛合金成形困难，需要数十万吨级的压力成形设备，这些对印度无疑是天方夜谭，癞蛤蚂想吃天鹅肉。第四，复合材料是与传统ISOTROPIC金属材料完全不同的，需要特殊生产及检测设备很小的缺陷对复合材料产品都是致命的，用复合材料则必然采用钛合金否则回产生电位腐蚀。
2)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几乎涉及到电子电气电脑资讯产业的个个方面，许多网友都是次方面的高层人才，本人一点你们既通。印度在硬体方面完全是空白，软体方面只是给美欧打工的水准，在此项目上完全依靠进口，老共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刚刚入门，不客气的讲印度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火控设备电传操纵系统。
3)飞机的设计实验阶段是最漫长最艰难的，首先要决定气动外形必须要有深厚的空气动力学基础，几十年风洞实验积累的实验数据经验(包括教训)，你才有可能知道往那个方向可能是正确的，比如机翼的几何形状，位置，翼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根本没有捷径。一些所谓专家及岛内的三流学者及印度的权威们声称用电脑可模拟解决，纯属胡说八道，计算空气动力学到目前根本无法替代实验，空气是可压缩的有粘性高速下计算条件几乎必然是非线性的，非线性的计算方法本身就是一道全世界都没解决好的难题，(在许多行业人们搞的所谓非线性的计算在航空界的专家眼里都是垃圾，这是题外话)，更别提需要超级电脑。结构上为了减轻重量并满足要求，结构力学计算不但要相当高的水平，载荷条件或载荷谱只有美俄欧及老共经过多年研究及积累数据才有，举例大家都知道第一架原型机要作静力破坏实验，计算误差3%就算失败。。。科学是无法作假的，违反自然规律受惩罚的是自己。
4)分系统，飞机是一个复杂的工业产品，要各个专业合作，那一个分系统都不能出错，如弹射座椅等。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本人不客气的对LCA原型机作如下结论(并非武断)，请网友明晰：
1)飞机没有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及钛合金机构更别提Honeycomb之类的，全机为铝合金结构，重量较大远远超过设计要求。
2)机上仍然采用传统的机械操纵设备，没有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由于气动上LCA几乎肯定是非稳定型的(气动中心在重心前)，因此飞机是不可控制的，为了保证可以上天飞行以显示其成功，因此必须在飞行员前的设备舱加配重，这样飞机可以操纵但原设计的飞行性能全面降低一个等级(原设计就不怎么样)。由于加配重，原设计的雷达电子火控设备无法正常安装，因此LCA仅安装了简单的飞行仪表或模拟座舱。更主要的是全机内部设备系统布置全面被迫打乱。本身就少的可怜的机内载油进一步减少，由于外挂问题在气动等一系列问题没解决因此无法加挂副油箱，航程不可能超过1200公里。
3)由于武器系统及电子设备没有确定因此LCA目前没有加挂武器的能力，即使有机炮及飞弹由于对于发射时的气动，结构振动，发动机喘振等问题没解决，因此没有作战能力。
4)飞行员弹射座椅没有来源，全世界仅美俄及老共有能力研究制造弹射座椅(欧洲均采用LOCKHEED MARTIN或者MD/BOEING的产品)，美俄的弹射座椅较为复杂重量大，因美俄都已停产15吨级以下的战斗机，老共又不会提供，因此LCA上没有安装弹射座椅(弹射座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老共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彻底解J7问题)，为保证飞行员安全，试飞较为保守，不敢做大的机动动作，无法超音速，无法达到升限。这些都已从新闻中得到证实。
转载一篇印度人写的文章：
我曾作为我们公司代表在ada(航空开发署)最敏感级别实验室工作过几个月，我将避免提及具体地点和负责人姓名。实际上我写的都是媒体报道过的公开秘密。ada为drdo下属的高级国防研究机构，它以开发国产lca战斗机引以为豪，同时也参与开发其他航空相关领域项目，但lca是其最得意的项目。lca意为轻型战斗机，它一旦成军，将成为印度历史上从图纸设计到正式投产完全自主的最先进的战斗机。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这个梦会实现吗？这项计划预计将于15-20年后完成，前提是政府不放弃它。迄今为止这项计划已经吞噬了数以亿万计的投资。您知道它始于15-20年前，最近（我想是去年）完成了首飞并被认为具有是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功。每家通讯社和报纸都不惜版面报道，许多高官，包括总统和总理以及abdul kalam都高度赞扬参与该计划的科学家的努力工作并认为这是印度航空史的巨大飞跃。但是严酷的现实却和一般外行所瞭解的表面现象相去甚远。这次试飞的实际上是一架不携带任何武器的飞机，其目的仅是测试基本的起飞和降落性能，其测试状况简化到不能再简化。根本没考虑武器的系统整合，甚至雷达也没有安装，采用的是最原始的ins(惯性导航系统)。即使这样的一次试飞也拖了20年之久。但是它在媒体报章中却成了明星，甚至出现在star news的报道中，更有军事分析家预测它将在5年内成军并具有当今世界先进战斗机的水准。这真是新千年最大的笑话。实际上，ada内部对此非常不满，由于巨大的投入和延期（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少高层研究人员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更严重的是，由于发现使用的技术已完全过时，不得不重新修改，甚至可能把从图纸推翻重来，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变得毫无意义，经过多年努力又回到了起点。以上还只是第一阶段，其目标仅为建造一架可以飞的飞机。（我说的飞并不意味著通常在电视中看到的复杂机动，仅仅是基本的起飞，滞空一段时间，降落，仅此而已。）下一阶段将是整合武器系统，将在5-10年完成，但按照这里的进度，也许要加上另外10-15年，那是地球恐怕都毁灭了。当然世界航电领域都有一个很长的产品研发周期，但是诸如跟踪目前科技水平，紧跟研究计划等做法在这里完全缺乏，甚至是一团混乱。首席试飞员为rakesh sharma,但执行本次试飞任务的是wing cmdr kothiyal，他经常出现在我工作的实验室，亲眼目睹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不明白他居然还敢飞这样的玩具飞机。内部官僚主义：这些混乱的背后原因是规划水平低下，不同政府部门间缺乏协作。虽然ada是主要研发部门，但gtre, bhel, ade以及其他数不清的部门也参与其中，这些部门分布于印度各地，每个部门以自己习惯的节奏工作，不同部门间的自我中心，官僚主义传统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整个计划由于美国的禁运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大多数线控飞行，雷达研究在美国开展，最有可能是lockheed martin，但他们也不再合作，俄国也有不少问题，关键的kavery发动机就在那里测试。资源管理：在资金方面，这里就像在花自己的钱，多数高级研究人员过著帝王般的生活，对项目贡献却寥寥无几。param超级计算机被丢在走廊里吃灰尘，没有人愿意碰她，我在那里时，每个高级研究人员必须每年更新他们的实验室设施，因此，你经常发现市场上可以看到的最新款silicon graphic工作站，却根本没人动它们。如果是像我这样的短期工作，你就有机会和各种各样的高级玩艺打交道。所有最新版本复杂软件包像rational rose这里都有，但政府配额指派的研究人员却没人对它们感兴趣。这里的资金和项目管理水平令人瞠目结舌。顶级国防实验室被武装到了牙齿，从来不缺钱花，但却没人认真利用。他们还在规划下一个15-20年的预算。我认为分配给lca项目的资金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他们应该重新考虑整个计划，从而使整个过程进行得更有效。（他们应该从isro（估计可能是涉及阿穷的研发单位，译者）学到些东西。但也有一些勤勉的研究人员在该项目的初始阶段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是这个项目的支柱，但因为内部问题（提升，偏见等）以及最近软件工业的发展，他们中的精华已跳槽到提供他们更有挑战性工作的公司如honeywell, boeing, hughes, ba，（并不是因为更好的待遇，而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的工作的不到认可。）国防实验室剩下的，至少在ada不过是一群效率低下的人。最后还是希望我国的lca梦想不要只存在于图纸上。
这是台湾《尖端科技》杂志社论坛上的一次讨论，帖子的原名叫《是印度阿三还是南亚之虎???? 新世纪印度空军 》，我这里有节选的粘贴过来。希望大家看看台湾朋友是如何看待印度的LCA战机的，希望大家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发言的有几个是在台湾军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相信有些朋友看见ID也认识，我就不多说了。
众所周知LCA是一种轻型飞机，最大起飞重量仅9吨，本身就决定了是一种与F5是同等级别的前线战斗机，航程短载弹少，印度计划中的LCA许多'先进'的技术如四余度电传等事实上并不先进，从气动上看印度由于没有技术上足够的储备搞鸭式布局是不现实的困难太多，气动上搞不清楚电传操纵系统的控制律根本别想，软体根本没法写，就好像让小学生当教授一样。LCA试飞了，印度人一阵欢呼似乎已经胜利大功告成。现在就让我们从几个主要方面看看LCA的真实面目巴：
1)结构上最低要求，首先飞机的主要承力结构是高性能的合金钢，其屈服强度比铝合金高3-6倍，高强度耐腐蚀耐疲劳，制造工艺非常复杂，装配要求很高，而且几乎100%的锻压成形(要求超大吨位的压力设备)，冶金工业水平要求非常高并且有大规模生产能力以保证质量。第二，飞机大量采用铝合金几乎都是高性能的，其强度比汽车工业用的钢材都要高。以上工业要求印度根本没有能力达到。第三现代飞机都要采用钛合金，如F14/15/16/18、F22/35上大量采用的Ti-6AL-4V，高性能，但非常复杂成本比合金钢高很多，因为钛的冶炼工艺十分复杂，从原钛(海绵钛)冶炼成工业成品钛要消耗大量能源，技术要求之复杂全世界仅美俄欧洲及老共才有，更何况钛合金其他成分含量变化十分敏感，加工过程稍有变化性能便有较大误差。钛合金成形困难，需要数十万吨级的压力成形设备，这些对印度无疑是天方夜谭，癞蛤蚂想吃天鹅肉。第四，复合材料是与传统ISOTROPIC金属材料完全不同的，需要特殊生产及检测设备很小的缺陷对复合材料产品都是致命的，用复合材料则必然采用钛合金否则回产生电位腐蚀。
2)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几乎涉及到电子电气电脑资讯产业的个个方面，许多网友都是次方面的高层人才，本人一点你们既通。印度在硬体方面完全是空白，软体方面只是给美欧打工的水准，在此项目上完全依靠进口，老共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刚刚入门，不客气的讲印度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火控设备电传操纵系统。
3)飞机的设计实验阶段是最漫长最艰难的，首先要决定气动外形必须要有深厚的空气动力学基础，几十年风洞实验积累的实验数据经验(包括教训)，你才有可能知道往那个方向可能是正确的，比如机翼的几何形状，位置，翼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根本没有捷径。一些所谓专家及岛内的三流学者及印度的权威们声称用电脑可模拟解决，纯属胡说八道，计算空气动力学到目前根本无法替代实验，空气是可压缩的有粘性高速下计算条件几乎必然是非线性的，非线性的计算方法本身就是一道全世界都没解决好的难题，(在许多行业人们搞的所谓非线性的计算在航空界的专家眼里都是垃圾，这是题外话)，更别提需要超级电脑。结构上为了减轻重量并满足要求，结构力学计算不但要相当高的水平，载荷条件或载荷谱只有美俄欧及老共经过多年研究及积累数据才有，举例大家都知道第一架原型机要作静力破坏实验，计算误差3%就算失败。。。科学是无法作假的，违反自然规律受惩罚的是自己。
4)分系统，飞机是一个复杂的工业产品，要各个专业合作，那一个分系统都不能出错，如弹射座椅等。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本人不客气的对LCA原型机作如下结论(并非武断)，请网友明晰：
1)飞机没有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及钛合金机构更别提Honeycomb之类的，全机为铝合金结构，重量较大远远超过设计要求。
2)机上仍然采用传统的机械操纵设备，没有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由于气动上LCA几乎肯定是非稳定型的(气动中心在重心前)，因此飞机是不可控制的，为了保证可以上天飞行以显示其成功，因此必须在飞行员前的设备舱加配重，这样飞机可以操纵但原设计的飞行性能全面降低一个等级(原设计就不怎么样)。由于加配重，原设计的雷达电子火控设备无法正常安装，因此LCA仅安装了简单的飞行仪表或模拟座舱。更主要的是全机内部设备系统布置全面被迫打乱。本身就少的可怜的机内载油进一步减少，由于外挂问题在气动等一系列问题没解决因此无法加挂副油箱，航程不可能超过1200公里。
3)由于武器系统及电子设备没有确定因此LCA目前没有加挂武器的能力，即使有机炮及飞弹由于对于发射时的气动，结构振动，发动机喘振等问题没解决，因此没有作战能力。
4)飞行员弹射座椅没有来源，全世界仅美俄及老共有能力研究制造弹射座椅(欧洲均采用LOCKHEED MARTIN或者MD/BOEING的产品)，美俄的弹射座椅较为复杂重量大，因美俄都已停产15吨级以下的战斗机，老共又不会提供，因此LCA上没有安装弹射座椅(弹射座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老共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彻底解J7问题)，为保证飞行员安全，试飞较为保守，不敢做大的机动动作，无法超音速，无法达到升限。这些都已从新闻中得到证实。
转载一篇印度人写的文章：
我曾作为我们公司代表在ada(航空开发署)最敏感级别实验室工作过几个月，我将避免提及具体地点和负责人姓名。实际上我写的都是媒体报道过的公开秘密。ada为drdo下属的高级国防研究机构，它以开发国产lca战斗机引以为豪，同时也参与开发其他航空相关领域项目，但lca是其最得意的项目。lca意为轻型战斗机，它一旦成军，将成为印度历史上从图纸设计到正式投产完全自主的最先进的战斗机。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这个梦会实现吗？这项计划预计将于15-20年后完成，前提是政府不放弃它。迄今为止这项计划已经吞噬了数以亿万计的投资。您知道它始于15-20年前，最近（我想是去年）完成了首飞并被认为具有是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功。每家通讯社和报纸都不惜版面报道，许多高官，包括总统和总理以及abdul kalam都高度赞扬参与该计划的科学家的努力工作并认为这是印度航空史的巨大飞跃。但是严酷的现实却和一般外行所瞭解的表面现象相去甚远。这次试飞的实际上是一架不携带任何武器的飞机，其目的仅是测试基本的起飞和降落性能，其测试状况简化到不能再简化。根本没考虑武器的系统整合，甚至雷达也没有安装，采用的是最原始的ins(惯性导航系统)。即使这样的一次试飞也拖了20年之久。但是它在媒体报章中却成了明星，甚至出现在star news的报道中，更有军事分析家预测它将在5年内成军并具有当今世界先进战斗机的水准。这真是新千年最大的笑话。实际上，ada内部对此非常不满，由于巨大的投入和延期（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少高层研究人员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更严重的是，由于发现使用的技术已完全过时，不得不重新修改，甚至可能把从图纸推翻重来，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变得毫无意义，经过多年努力又回到了起点。以上还只是第一阶段，其目标仅为建造一架可以飞的飞机。（我说的飞并不意味著通常在电视中看到的复杂机动，仅仅是基本的起飞，滞空一段时间，降落，仅此而已。）下一阶段将是整合武器系统，将在5-10年完成，但按照这里的进度，也许要加上另外10-15年，那是地球恐怕都毁灭了。当然世界航电领域都有一个很长的产品研发周期，但是诸如跟踪目前科技水平，紧跟研究计划等做法在这里完全缺乏，甚至是一团混乱。首席试飞员为rakesh sharma,但执行本次试飞任务的是wing cmdr kothiyal，他经常出现在我工作的实验室，亲眼目睹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不明白他居然还敢飞这样的玩具飞机。内部官僚主义：这些混乱的背后原因是规划水平低下，不同政府部门间缺乏协作。虽然ada是主要研发部门，但gtre, bhel, ade以及其他数不清的部门也参与其中，这些部门分布于印度各地，每个部门以自己习惯的节奏工作，不同部门间的自我中心，官僚主义传统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整个计划由于美国的禁运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大多数线控飞行，雷达研究在美国开展，最有可能是lockheed martin，但他们也不再合作，俄国也有不少问题，关键的kavery发动机就在那里测试。资源管理：在资金方面，这里就像在花自己的钱，多数高级研究人员过著帝王般的生活，对项目贡献却寥寥无几。param超级计算机被丢在走廊里吃灰尘，没有人愿意碰她，我在那里时，每个高级研究人员必须每年更新他们的实验室设施，因此，你经常发现市场上可以看到的最新款silicon graphic工作站，却根本没人动它们。如果是像我这样的短期工作，你就有机会和各种各样的高级玩艺打交道。所有最新版本复杂软件包像rational rose这里都有，但政府配额指派的研究人员却没人对它们感兴趣。这里的资金和项目管理水平令人瞠目结舌。顶级国防实验室被武装到了牙齿，从来不缺钱花，但却没人认真利用。他们还在规划下一个15-20年的预算。我认为分配给lca项目的资金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他们应该重新考虑整个计划，从而使整个过程进行得更有效。（他们应该从isro（估计可能是涉及阿穷的研发单位，译者）学到些东西。但也有一些勤勉的研究人员在该项目的初始阶段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是这个项目的支柱，但因为内部问题（提升，偏见等）以及最近软件工业的发展，他们中的精华已跳槽到提供他们更有挑战性工作的公司如honeywell, boeing, hughes, ba，（并不是因为更好的待遇，而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的工作的不到认可。）国防实验室剩下的，至少在ada不过是一群效率低下的人。最后还是希望我国的lca梦想不要只存在于图纸上。
『国际观察』听一印度人谈印度——“吃进口粮食的国家”
作者：敢笑忠祥不下流 提交日期：2006-4-2 14:55:00
和一印度人闲谈，以证实印度全民免费医疗的说法。对方答曰，免费医疗是事实，药品价格也比较低廉，大多数西方认可的专利药品在印度都有生产，价格却是进口药品的三分之一。
印度人的英语为什么比中国人好？
因为印度人一生下来，就包围在英语的环境中，除在家庭内或者族人之间交谈使用土印度语之外，和外邦的人交谈一概使用英语，因为印度的20多个邦之间，使用的语言南辕北辙，根本无法互相理解，其难理解程度不亚于中国的广东话和上海话之间的互译。
印度的报纸一般使用英文，电视上除播出“普通印度语”——类似中国普通话之外，绝大部分都是英语，转播英语国家的新闻也无需翻译，原味播出。
印度的基础教育是免费的，穷人可以在公立学校免费上到中学毕业，当然，只有课本需要花钱买，富人可以选择私立学校。学校的教育，一概使用英文，课本也是英文教材。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印度人除了口音之外，英语流利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说英语的西方人。
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英语环境，还是高等教育，都跟全英语化差十万八千里，所以中国人说不好英语，非常正常。
印度务农人口已经跌落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因为务农根本不赚钱，大多数人涌入城市，粮食都是进口的，价廉物美，没有必要自己种，土地是私有的，政府的农业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从大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再分给需要土地的赤贫人口——但是，即便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务农，因为印度人懒，却希望不费力气发大财，所以宁可去捣腾牲口。
印度的软件业异常发达，但是硬件业还不及中国，从家用电器到电脑硬件——一色中国制造，进口电脑配件，海关抽高额的税，所以买一台PC的价格，比中国要高出2到3倍，——不是平常百姓家可以承受的价格，家用电脑不太普及，只有中产阶级才买电脑，用以教育后代。
印度的城市没有明显的“城区”和郊区之分，即便在城里，豪宅的旁边就是低矮的草房或者贫民窟，只要有钱买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盖想要的房子，没有美国城市那种富人区和贫民区明显的分界，大家安于现状，互不侵犯。
钱——只要有钱，在印度就是上帝，政府鼓励一切投资行为并大开绿灯，只要你能交税，你就是老大，环境污染严重，其脏无比。
在印度开车，可以随便靠左或者靠右，路上没有行车线，没有交通灯，可能有路口会有警察，但是大家都非常快乐地随便开，进口的豪华本田奔驰，和国产的老笨车，交相辉映。
作者：敢笑忠祥不下流 提交日期：2006-4-2 14:55:00
和一印度人闲谈，以证实印度全民免费医疗的说法。对方答曰，免费医疗是事实，药品价格也比较低廉，大多数西方认可的专利药品在印度都有生产，价格却是进口药品的三分之一。
印度人的英语为什么比中国人好？
因为印度人一生下来，就包围在英语的环境中，除在家庭内或者族人之间交谈使用土印度语之外，和外邦的人交谈一概使用英语，因为印度的20多个邦之间，使用的语言南辕北辙，根本无法互相理解，其难理解程度不亚于中国的广东话和上海话之间的互译。
印度的报纸一般使用英文，电视上除播出“普通印度语”——类似中国普通话之外，绝大部分都是英语，转播英语国家的新闻也无需翻译，原味播出。
印度的基础教育是免费的，穷人可以在公立学校免费上到中学毕业，当然，只有课本需要花钱买，富人可以选择私立学校。学校的教育，一概使用英文，课本也是英文教材。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印度人除了口音之外，英语流利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说英语的西方人。
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英语环境，还是高等教育，都跟全英语化差十万八千里，所以中国人说不好英语，非常正常。
印度务农人口已经跌落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因为务农根本不赚钱，大多数人涌入城市，粮食都是进口的，价廉物美，没有必要自己种，土地是私有的，政府的农业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从大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再分给需要土地的赤贫人口——但是，即便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务农，因为印度人懒，却希望不费力气发大财，所以宁可去捣腾牲口。
印度的软件业异常发达，但是硬件业还不及中国，从家用电器到电脑硬件——一色中国制造，进口电脑配件，海关抽高额的税，所以买一台PC的价格，比中国要高出2到3倍，——不是平常百姓家可以承受的价格，家用电脑不太普及，只有中产阶级才买电脑，用以教育后代。
印度的城市没有明显的“城区”和郊区之分，即便在城里，豪宅的旁边就是低矮的草房或者贫民窟，只要有钱买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盖想要的房子，没有美国城市那种富人区和贫民区明显的分界，大家安于现状，互不侵犯。
钱——只要有钱，在印度就是上帝，政府鼓励一切投资行为并大开绿灯，只要你能交税，你就是老大，环境污染严重，其脏无比。
在印度开车，可以随便靠左或者靠右，路上没有行车线，没有交通灯，可能有路口会有警察，但是大家都非常快乐地随便开，进口的豪华本田奔驰，和国产的老笨车，交相辉映。
让我再往深点说说印度吧
[红旗近卫军] 于 2004-11-25 14:20:34上贴
这几天翻看报纸，见到了不少评说印度以及把中印作对比的文章，感觉其中一些观点很有见地，自己也颇受了些启发。想到先前写的有关印度的帖子，似乎偏于简单化了，所以，今天不妨整理下思路，重新归纳些心得体会出来，与诸位网友分享。
印度经常宣传自己的优势（相对于中国）是“拥有完善的公务员制度、健全的法律和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拥有更多的训练有素的程序设计师、工程师和经理；英语国家；民主的政治制度；人口结构比中国相对年轻，服务业发达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印度的“架子”好。
那么，印度人撒谎了吗？就部分情况而言，没有。但是，他们所讲的这些“优势”，我们只要略加分析，恐怕就要得出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了。
我们党一直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任务相当艰巨。那么印度呢？它也同样不轻松啊。印度头顶着“亚洲民主橱窗”的帽子，然而却名不副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印度在继承传统文化精粹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历史渣滓沉淀到了现代社会中，最明显的就是“种姓制度”。尽管印度中央政府已明令废除这项荒唐至极的陈规陋俗，但是，中国记者在当地看到的，却是势力强大的“贵贱意识”仍然无处不在。与之类似的，还有很多城市里满大街的“圣牛”，这些老牛可以随地大小便污染环境，也可以“悠然自得”的驻足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头，堂而皇之的阻塞交通，影响市容。外来人要是不识抬举的轰赶这些“圣牛”，那你这个异教徒可就该倒大霉了。
在印度，某些地区的宗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比如南方的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北部的印控克什米尔。出于靖安地方的考虑，印度中央政府在上述地区都部署有大量军警，单一个印控克什米尔就驻扎了70余万人马，每年光军饷就得支付70多亿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
印度自独立以来，已有包括圣雄甘地在内的3位领袖级人物死于民族或宗教仇杀——甘地的死因自不必说。另两位分别是曾先后担任印度总理一职的英.甘地夫人与其子拉.甘地。前者因为曾下令军队冲击锡克教圣地“金庙”，最终被身边的锡克族侍卫暗杀；后者遇刺的直接导火索，则是由于在总理任上出兵斯里兰卡北部地区，打击当地分离主义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所致。
很多去过印度的中国人，都对于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武装人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下了飞机，机场进出口、周边都是军警密布，候机大厅外居然还有沙袋堆成的机枪掩体！不过航空港算机枢重地，防守严密些也就罢了，可是到了闹市区，你会发现执勤巡逻的依然是如临大敌的武装警卫，街头时不时驶过载着满持枪士兵的军车，怎么也不会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社会和谐”的“民主国家”。正所谓“军警越多，却教人越发的感到这个国家缺乏安全感”（这里我们大家可以做个简单对比，你什么时候看见中国城市里，整天满大街溜跶的都是武装军警呢？），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前一阵，印度官方不是很得意的宣告“将一名无恶不作的悍匪头目击毙了”吗？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这家伙已经被追捕了好几十年啦。
大家说，印度的这般“民主自由”，究竟有啥好炫耀的呢？
至于说印度的公务员队伍么，外国人一致的看法就是“官僚作风严重，行政效率低下”——新华社驻新德里的记者就曾描绘过，在印度，“政府部门每天下午3点半就下班；要想办妥全部投资手续，至少得等半年；一条十来公里长的公路，正常情况下修上一年多也无法交工；注册一家公司需要10年时间！”。印度的政府官员，从上到下一个个“官本位”思想是严重的很呐。芝麻粒大的一个小职员，只要你办事时不看他眼色，不尊重他，不给足他面子＋红包，那就准保让你“小阴沟里翻船”，而据中国记者说这早已是普遍现象啦！呵呵，我建议有兴趣有条件的朋友不妨亲身去体验一下。
什么是官僚作风？总归离不开“狭隘的宗派主义与脱离民众”这两条，可以说就是民主的大敌。这印度居然还好意思说自己公务员制度完善！
讲到印度人最最引以为荣的软件业，我承认这是该国经济发展中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亮点之一。但这里面也要做下具体分析——印度软件业究竟在为谁服务？据我看，反正主要不是给本国带来了好处。何出此言呢？因为印度的软件绝大多数都属于外包性质的，即由外商下订单，印度人出产品。在整条IT产业链中，印度是地道的末端啊。资本是西方的，客户也是发达国家的，印度的程序员、工程师还有经理，都不过是被西方资本玩弄于股掌间的、稍微高级一点的打工仔罢了，没有洋东家给饭吃，他们就什么都不是——这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呢？
而且，在印度这样一个拥有10亿以上庞大人口的国家，仅有不到2000万网民和750万台电脑，再考虑到占其总人口25％的贫困人群，我实在是看不出“发达的软件业”究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印度大量的失业人口（2002年失业率8.8％），难道能靠软件业这块并非人人都能吃上的小奶酪来解决吗？
谈到就业，就让我想起了印度所谓发达的“服务业”，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保安算服务业对吧？根据《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的见闻，外人到的当地，通常都得入乡随俗“雇佣保安”，而且左邻右舍也会跑来好心的劝说你，至于理由嘛，无非就是“这些年轻人出身农民，他们在乡下找不到工作，所以就进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只好当保安。再说了，不给他们工作，流散到社会上也是治安隐患云云”，直搞的咱们那位记者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跑到印度来扶贫了，来帮人家稳定社会治安了”——这并非奇谈怪论，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呀。至于要说这些保安工作态度与成果如何嘛，我们的记者是一个劲的摇头叹息，他说，“人家保安晚上来白天走。而且晚上值夜时也照样睡觉，根本防不了贼。有一次我看到保安趴在灯下睡着了，印度天热飞虫多，那保安身上的汗味吸引来大批飞虫，居然将他连脖子头整个背部完全覆盖住了。我走到他近前，故意大声咳嗽了几下，保安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依旧在呼呼大睡！”
我们国家在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多管齐下的办法，走的是将就业与工农业及第三产业发展统筹考虑的路子，成效显著，成就巨大。一方面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一方面带动了农村经济，壮大了乡镇经济，还促进了工业建设，第三产业也随之勃兴。具体来讲，中国依靠的是发展制造业来促进经济增长。毕竟，只有制造业才能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必要就业机会，而且制造业还是一个具有很大经济扩大效果的部门。
可是，印度却偏偏瞄着软件业不放，以为是强国富民的不二法门，岂不是笑话？在这里，我倒想问问大家，印度发达的软件业，究竟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有人可能会说，当然是他们的大批熟练程序员与工程师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强大的IT硬件产业支持，印度人难道能“空手套白狼”吗？东莞的IT工业区如果停几个小时电，全世界的电脑配件就会断货，请问，印度人单凭软件掀的起这种风波吗？再说了，我们的本土软件业这几年不也在飞速发展吗？国家重视，民间支持，配合上发达的硬件制造业，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定能够成为“软硬功夫”兼备的高科技新秀。
而印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个需要恶补前工业化课的落后生，一个蹒跚前行的泥足巨人。我说印度是泥足巨人，当然是有理由的。前些时，印度海军号称最精锐的“德里”级驱逐舰不是造访中国上海了吗？从拍摄到的照片来看，即使是我们这些外行，都能看出印度舰船制造工业水平是相当的低。而后来曾经参观过此舰的中国海军军官也撰文证实了这一点。再比如，大家相当熟悉的印度“阿琼”坦克，为什么发展了几十年却依然技术不过关？道理很简单，还是由于印度低下的工业水平在拉后腿呀。我仍记得，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们不少国内媒体都报道说“印军的高级将领们依然乘坐着式样老旧、性能拙劣的国产轿车，省下宝贵的资金壮大海军”。说实话，印度人勒紧裤腰带发展海军的精神我还是挺佩服的，但是，这里面似乎有点什么不对劲——为啥印度的汽车工业只能“几十年如一日”的生产出那么一款既笨又慢还耗油的老爷车呢？
至于印度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发达的软件业”么，我相信大家只要运用经济发展的“木桶理论”，就可以发现印度的软件兴国战略将会是多么的无奈——象这样一个存在有大量文盲，因特网覆盖率、电脑拥有量都极低的国家，只是一厢情愿的玩所谓“高科技”，有啥意思呢？更别说印度人给予厚望的软件业，每年只能给他们提供不到20万的就业机会了……
印度就业困难，除了工作机会缺乏，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人口基数的庞大——根据联合国报告显示，印度现有人口11亿，到2050年将会超过中国而达到空前的15.31亿。
以前我提到印度的庞大人口时，总是单纯就数论数，未免有些简单化了。既然印度把“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也当作自己的优势，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奥妙吧——为啥印度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呢？我想原因有二：第一，印度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过高，为每年1.5％（中国是0.7％），如此以来自然会导致新生儿多喽；第二，印度人的平均寿命比中国少7年，说白了就是命短啊。如此一说，大家心里有数了吧。
印度为什么人口增长率那么高呢？众所周知的原因除了“传统”在作祟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作为一个民族众多的“民主国家”，印度的政治资源一向是按照各民族的人口多少来分配的，通常大民族在议会中占有较多的席位。于是乎，这问题就大发啦，所有的少数民族在对待本民族人口繁衍问题上除了“生”就还是“生”，生育在这里完全演变成了复杂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还抵制中央政府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这是在歧视他们。得，这下子印度可叫自己的“民主”给拴了个结实——你中央政府要是继续硬性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少数民族非骂你搞“种族灭绝”不可，闹不好打起内战来可就麻烦啦。
而这第二条原因，则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普通印度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水平、医疗条件、家居环境等诸多方面均不及中国民众。这又让我想起一张由外国新闻记者摄自印度人常吹嘘的“超过中国上海的国际大都会”——孟买的照片来。照片上表现的一幕景象令我瞠目结舌——在一大片杂乱污秽不堪的贫民窟中间，穿行而过一条粗大的输水管道，当地居民的道路被这条“怪蟒”拦挡，不得不日复一日的翻上翻下。照片附带的文字介绍告诉我，在孟买，寄居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的几十万穷人，只能饮用肮脏的河水什么的。而从他们破烂草棚中间强行穿过的这条输水管道，却源源不断的将干净卫生的饮用水输送到富人生活区！
当时看了这幅照片，我无语，又联想起这么多年来，拥有10亿子民的印度居然从未在奥运会上拿到过金牌……
一个刚刚走上独立道路的国家，自己尚未完全摆脱殖民色彩，便开始伸出触角，迫不及待的开始谋求地区霸主的大位——这正是印度几十年来的真实写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人拎出来使了使，见不称心一甩手便抛到了九霄云外。看着老殖民者留下的权力真空，印度早已安捺不住心中的狂野——与中国交恶，并吞锡金不丹，裹挟尼泊尔，跟巴基斯坦鏖战经年并最终肢解出一个孟加拉国，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还美其名曰“维和”！天哪，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高喊着“做一个有声有色大国”的狂妄口号，穷兵黩武的印度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南亚的火药桶，变成了一个危险的核大国！而今，印度已不满足于做印度洋的霸主了，它的阴影又投向了中国南海……
此时，当我们再度谈起印度的所谓“民主与崛起”时，突然感到，这个把当年侵略者强加的语言奉为“母语”并引以为荣的国家，是多么的可怜、可笑、可悲而又可憎！
[红旗近卫军] 于 2004-11-25 14:20:34上贴
这几天翻看报纸，见到了不少评说印度以及把中印作对比的文章，感觉其中一些观点很有见地，自己也颇受了些启发。想到先前写的有关印度的帖子，似乎偏于简单化了，所以，今天不妨整理下思路，重新归纳些心得体会出来，与诸位网友分享。
印度经常宣传自己的优势（相对于中国）是“拥有完善的公务员制度、健全的法律和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拥有更多的训练有素的程序设计师、工程师和经理；英语国家；民主的政治制度；人口结构比中国相对年轻，服务业发达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印度的“架子”好。
那么，印度人撒谎了吗？就部分情况而言，没有。但是，他们所讲的这些“优势”，我们只要略加分析，恐怕就要得出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了。
我们党一直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任务相当艰巨。那么印度呢？它也同样不轻松啊。印度头顶着“亚洲民主橱窗”的帽子，然而却名不副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印度在继承传统文化精粹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历史渣滓沉淀到了现代社会中，最明显的就是“种姓制度”。尽管印度中央政府已明令废除这项荒唐至极的陈规陋俗，但是，中国记者在当地看到的，却是势力强大的“贵贱意识”仍然无处不在。与之类似的，还有很多城市里满大街的“圣牛”，这些老牛可以随地大小便污染环境，也可以“悠然自得”的驻足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头，堂而皇之的阻塞交通，影响市容。外来人要是不识抬举的轰赶这些“圣牛”，那你这个异教徒可就该倒大霉了。
在印度，某些地区的宗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比如南方的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北部的印控克什米尔。出于靖安地方的考虑，印度中央政府在上述地区都部署有大量军警，单一个印控克什米尔就驻扎了70余万人马，每年光军饷就得支付70多亿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
印度自独立以来，已有包括圣雄甘地在内的3位领袖级人物死于民族或宗教仇杀——甘地的死因自不必说。另两位分别是曾先后担任印度总理一职的英.甘地夫人与其子拉.甘地。前者因为曾下令军队冲击锡克教圣地“金庙”，最终被身边的锡克族侍卫暗杀；后者遇刺的直接导火索，则是由于在总理任上出兵斯里兰卡北部地区，打击当地分离主义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所致。
很多去过印度的中国人，都对于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武装人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下了飞机，机场进出口、周边都是军警密布，候机大厅外居然还有沙袋堆成的机枪掩体！不过航空港算机枢重地，防守严密些也就罢了，可是到了闹市区，你会发现执勤巡逻的依然是如临大敌的武装警卫，街头时不时驶过载着满持枪士兵的军车，怎么也不会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社会和谐”的“民主国家”。正所谓“军警越多，却教人越发的感到这个国家缺乏安全感”（这里我们大家可以做个简单对比，你什么时候看见中国城市里，整天满大街溜跶的都是武装军警呢？），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前一阵，印度官方不是很得意的宣告“将一名无恶不作的悍匪头目击毙了”吗？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这家伙已经被追捕了好几十年啦。
大家说，印度的这般“民主自由”，究竟有啥好炫耀的呢？
至于说印度的公务员队伍么，外国人一致的看法就是“官僚作风严重，行政效率低下”——新华社驻新德里的记者就曾描绘过，在印度，“政府部门每天下午3点半就下班；要想办妥全部投资手续，至少得等半年；一条十来公里长的公路，正常情况下修上一年多也无法交工；注册一家公司需要10年时间！”。印度的政府官员，从上到下一个个“官本位”思想是严重的很呐。芝麻粒大的一个小职员，只要你办事时不看他眼色，不尊重他，不给足他面子＋红包，那就准保让你“小阴沟里翻船”，而据中国记者说这早已是普遍现象啦！呵呵，我建议有兴趣有条件的朋友不妨亲身去体验一下。
什么是官僚作风？总归离不开“狭隘的宗派主义与脱离民众”这两条，可以说就是民主的大敌。这印度居然还好意思说自己公务员制度完善！
讲到印度人最最引以为荣的软件业，我承认这是该国经济发展中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亮点之一。但这里面也要做下具体分析——印度软件业究竟在为谁服务？据我看，反正主要不是给本国带来了好处。何出此言呢？因为印度的软件绝大多数都属于外包性质的，即由外商下订单，印度人出产品。在整条IT产业链中，印度是地道的末端啊。资本是西方的，客户也是发达国家的，印度的程序员、工程师还有经理，都不过是被西方资本玩弄于股掌间的、稍微高级一点的打工仔罢了，没有洋东家给饭吃，他们就什么都不是——这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呢？
而且，在印度这样一个拥有10亿以上庞大人口的国家，仅有不到2000万网民和750万台电脑，再考虑到占其总人口25％的贫困人群，我实在是看不出“发达的软件业”究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印度大量的失业人口（2002年失业率8.8％），难道能靠软件业这块并非人人都能吃上的小奶酪来解决吗？
谈到就业，就让我想起了印度所谓发达的“服务业”，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保安算服务业对吧？根据《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的见闻，外人到的当地，通常都得入乡随俗“雇佣保安”，而且左邻右舍也会跑来好心的劝说你，至于理由嘛，无非就是“这些年轻人出身农民，他们在乡下找不到工作，所以就进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只好当保安。再说了，不给他们工作，流散到社会上也是治安隐患云云”，直搞的咱们那位记者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跑到印度来扶贫了，来帮人家稳定社会治安了”——这并非奇谈怪论，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呀。至于要说这些保安工作态度与成果如何嘛，我们的记者是一个劲的摇头叹息，他说，“人家保安晚上来白天走。而且晚上值夜时也照样睡觉，根本防不了贼。有一次我看到保安趴在灯下睡着了，印度天热飞虫多，那保安身上的汗味吸引来大批飞虫，居然将他连脖子头整个背部完全覆盖住了。我走到他近前，故意大声咳嗽了几下，保安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依旧在呼呼大睡！”
我们国家在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多管齐下的办法，走的是将就业与工农业及第三产业发展统筹考虑的路子，成效显著，成就巨大。一方面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一方面带动了农村经济，壮大了乡镇经济，还促进了工业建设，第三产业也随之勃兴。具体来讲，中国依靠的是发展制造业来促进经济增长。毕竟，只有制造业才能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必要就业机会，而且制造业还是一个具有很大经济扩大效果的部门。
可是，印度却偏偏瞄着软件业不放，以为是强国富民的不二法门，岂不是笑话？在这里，我倒想问问大家，印度发达的软件业，究竟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有人可能会说，当然是他们的大批熟练程序员与工程师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强大的IT硬件产业支持，印度人难道能“空手套白狼”吗？东莞的IT工业区如果停几个小时电，全世界的电脑配件就会断货，请问，印度人单凭软件掀的起这种风波吗？再说了，我们的本土软件业这几年不也在飞速发展吗？国家重视，民间支持，配合上发达的硬件制造业，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定能够成为“软硬功夫”兼备的高科技新秀。
而印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个需要恶补前工业化课的落后生，一个蹒跚前行的泥足巨人。我说印度是泥足巨人，当然是有理由的。前些时，印度海军号称最精锐的“德里”级驱逐舰不是造访中国上海了吗？从拍摄到的照片来看，即使是我们这些外行，都能看出印度舰船制造工业水平是相当的低。而后来曾经参观过此舰的中国海军军官也撰文证实了这一点。再比如，大家相当熟悉的印度“阿琼”坦克，为什么发展了几十年却依然技术不过关？道理很简单，还是由于印度低下的工业水平在拉后腿呀。我仍记得，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们不少国内媒体都报道说“印军的高级将领们依然乘坐着式样老旧、性能拙劣的国产轿车，省下宝贵的资金壮大海军”。说实话，印度人勒紧裤腰带发展海军的精神我还是挺佩服的，但是，这里面似乎有点什么不对劲——为啥印度的汽车工业只能“几十年如一日”的生产出那么一款既笨又慢还耗油的老爷车呢？
至于印度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发达的软件业”么，我相信大家只要运用经济发展的“木桶理论”，就可以发现印度的软件兴国战略将会是多么的无奈——象这样一个存在有大量文盲，因特网覆盖率、电脑拥有量都极低的国家，只是一厢情愿的玩所谓“高科技”，有啥意思呢？更别说印度人给予厚望的软件业，每年只能给他们提供不到20万的就业机会了……
印度就业困难，除了工作机会缺乏，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人口基数的庞大——根据联合国报告显示，印度现有人口11亿，到2050年将会超过中国而达到空前的15.31亿。
以前我提到印度的庞大人口时，总是单纯就数论数，未免有些简单化了。既然印度把“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也当作自己的优势，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奥妙吧——为啥印度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呢？我想原因有二：第一，印度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过高，为每年1.5％（中国是0.7％），如此以来自然会导致新生儿多喽；第二，印度人的平均寿命比中国少7年，说白了就是命短啊。如此一说，大家心里有数了吧。
印度为什么人口增长率那么高呢？众所周知的原因除了“传统”在作祟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作为一个民族众多的“民主国家”，印度的政治资源一向是按照各民族的人口多少来分配的，通常大民族在议会中占有较多的席位。于是乎，这问题就大发啦，所有的少数民族在对待本民族人口繁衍问题上除了“生”就还是“生”，生育在这里完全演变成了复杂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还抵制中央政府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这是在歧视他们。得，这下子印度可叫自己的“民主”给拴了个结实——你中央政府要是继续硬性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少数民族非骂你搞“种族灭绝”不可，闹不好打起内战来可就麻烦啦。
而这第二条原因，则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普通印度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水平、医疗条件、家居环境等诸多方面均不及中国民众。这又让我想起一张由外国新闻记者摄自印度人常吹嘘的“超过中国上海的国际大都会”——孟买的照片来。照片上表现的一幕景象令我瞠目结舌——在一大片杂乱污秽不堪的贫民窟中间，穿行而过一条粗大的输水管道，当地居民的道路被这条“怪蟒”拦挡，不得不日复一日的翻上翻下。照片附带的文字介绍告诉我，在孟买，寄居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的几十万穷人，只能饮用肮脏的河水什么的。而从他们破烂草棚中间强行穿过的这条输水管道，却源源不断的将干净卫生的饮用水输送到富人生活区！
当时看了这幅照片，我无语，又联想起这么多年来，拥有10亿子民的印度居然从未在奥运会上拿到过金牌……
一个刚刚走上独立道路的国家，自己尚未完全摆脱殖民色彩，便开始伸出触角，迫不及待的开始谋求地区霸主的大位——这正是印度几十年来的真实写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人拎出来使了使，见不称心一甩手便抛到了九霄云外。看着老殖民者留下的权力真空，印度早已安捺不住心中的狂野——与中国交恶，并吞锡金不丹，裹挟尼泊尔，跟巴基斯坦鏖战经年并最终肢解出一个孟加拉国，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还美其名曰“维和”！天哪，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高喊着“做一个有声有色大国”的狂妄口号，穷兵黩武的印度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南亚的火药桶，变成了一个危险的核大国！而今，印度已不满足于做印度洋的霸主了，它的阴影又投向了中国南海……
此时，当我们再度谈起印度的所谓“民主与崛起”时，突然感到，这个把当年侵略者强加的语言奉为“母语”并引以为荣的国家，是多么的可怜、可笑、可悲而又可憎！
等楼主继续
印度以前有总理叫高达？有没有叫扎古的？:D
;funk 好多啊，看了两个小时还看不完，我的眼睛都快花了:L
全看完了。。
原帖由 截击机 于 2008-3-26 04:13 发表
转载一篇印度人写的文章：
我曾作为我们公司代表在ada(航空开发署)最敏感级别实验室工作过几个月，我将避免提及具体地点和负责人姓名。实际上我写的都是媒体报道过的公开秘密。ada为drdo下属的高级国防研究机构，它以开发国产lca战斗机引以为豪，同时也参与开发其他航空相关领域项目，但lca是其最得意的项目。lca意为轻型战斗机，它一旦成军，将成为印度历史上从图纸设计到正式投产完全自主的最先进的战斗机。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这个梦会实现吗？这项计划预计将于15-20年后完成，前提是政府不放弃它。迄今为止这项计划已经吞噬了数以亿万计的投资。您知道它始于15-20年前，最近（我想是去年）完成了首飞并被认为具有是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功。每家通讯社和报纸都不惜版面报道，许多高官，包括总统和总理以及abdul kalam都高度赞扬参与该计划的科学家的努力工作并认为这是印度航空史的巨大飞跃。但是严酷的现实却和一般外行所瞭解的表面现象相去甚远。这次试飞的实际上是一架不携带任何武器的飞机，其目的仅是测试基本的起飞和降落性能，其测试状况简化到不能再简化。根本没考虑武器的系统整合，甚至雷达也没有安装，采用的是最原始的ins(惯性导航系统)。即使这样的一次试飞也拖了20年之久。但是它在媒体报章中却成了明星，甚至出现在star news的报道中，更有军事分析家预测它将在5年内成军并具有当今世界先进战斗机的水准。这真是新千年最大的笑话。实际上，ada内部对此非常不满，由于巨大的投入和延期（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少高层研究人员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更严重的是，由于发现使用的技术已完全过时，不得不重新修改，甚至可能把从图纸推翻重来，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变得毫无意义，经过多年努力又回到了起点。以上还只是第一阶段，其目标仅为建造一架可以飞的飞机。（我说的飞并不意味著通常在电视中看到的复杂机动，仅仅是基本的起飞，滞空一段时间，降落，仅此而已。）下一阶段将是整合武器系统，将在5-10年完成，但按照这里的进度，也许要加上另外10-15年，那是地球恐怕都毁灭了。当然世界航电领域都有一个很长的产品研发周期，但是诸如跟踪目前科技水平，紧跟研究计划等做法在这里完全缺乏，甚至是一团混乱。首席试飞员为rakesh sharma,但执行本次试飞任务的是wing cmdr kothiyal，他经常出现在我工作的实验室，亲眼目睹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不明白他居然还敢飞这样的玩具飞机。内部官僚主义：这些混乱的背后原因是规划水平低下，不同政府部门间缺乏协作。虽然ada是主要研发部门，但gtre, bhel, ade以及其他数不清的部门也参与其中，这些部门分布于印度各地，每个部门以自己习惯的节奏工作，不同部门间的自我中心，官僚主义传统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整个计划由于美国的禁运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大多数线控飞行，雷达研究在美国开展，最有可能是lockheed martin，但他们也不再合作，俄国也有不少问题，关键的kavery发动机就在那里测试。资源管理：在资金方面，这里就像在花自己的钱，多数高级研究人员过著帝王般的生活，对项目贡献却寥寥无几。param超级计算机被丢在走廊里吃灰尘，没有人愿意碰她，我在那里时，每个高级研究人员必须每年更新他们的实验室设施，因此，你经常发现市场上可以看到的最新款silicon graphic工作站，却根本没人动它们。如果是像我这样的短期工作，你就有机会和各种各样的高级玩艺打交道。所有最新版本复杂软件包像rational rose这里都有，但政府配额指派的研究人员却没人对它们感兴趣。这里的资金和项目管理水平令人瞠目结舌。顶级国防实验室被武装到了牙齿，从来不缺钱花，但却没人认真利用。他们还在规划下一个15-20年的预算。我认为分配给lca项目的资金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他们应该重新考虑整个计划，从而使整个过程进行得更有效。（他们应该从isro（估计可能是涉及阿穷的研发单位，译者）学到些东西。但也有一些勤勉的研究人员在该项目的初始阶段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是这个项目的支柱，但因为内部问题（提升，偏见等）以及最近软件工业的发展，他们中的精华已跳槽到提供他们更有挑战性工作的公司如honeywell, boeing, hughes, ba，（并不是因为更好的待遇，而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的工作的不到认可。）国防实验室剩下的，至少在ada不过是一群效率低下的人。最后还是希望我国的lca梦想不要只存在于图纸上。
＝＝＝＝＝＝＝＝＝＝＝＝＝＝＝＝＝＝＝＝＝＝＝＝＝＝＝＝＝＝＝＝＝＝＝＝＝＝＝＝＝＝＝＝＝＝＝＝＝＝＝＝＝＝＝
看来印度也有BKC，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像俺们这一样多。
原帖由 su24 于 2008-3-26 08:39 发表
等楼主继续
目前就收集那么多.......了
在印度，商人们为了相互报复，经常贿赂法官或律师，扰乱司法程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记者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的“金钱贿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开出了四张逮捕令，捉拿包括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过，由于逮捕令是通过“设局”签发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终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这一“金钱换逮捕令”的案件可谓印度独立以来司法界的一大丑闻，使司法界颜面尽失。克雷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司法界高层会议上愤怒地指责说：“连法院的受贿现象都这么严重，其他部门的腐败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米国当年也有这样的事情。
米国当年也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有两个地方不同：1、历史底蕴不同，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印度最早的文化在中国一个和尚的日记里；2、中国人永远不服输，没有任何国家真正占领过中国，而印度心甘情愿被英国统治了200年。
JY告诉我们，有了民主自由，穷死也是幸福滴！JY的民主满赛，JYn的自由满赛！
都把我眼睛看花了[:a3:] [:a3:]
阿三真是夜郎自大．
只要有钱，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
[:a2:] [:a6:] :victory: :D 偶爱阿三。。。
[:a2:] [:a6:] :victory: :D 偶爱阿三。。。
原帖由 高朋满座 于 2008-9-14 12:23 发表
JY告诉我们，有了民主自由，穷死也是幸福滴！JY的民主满赛，JYn的自由满赛！
想起了当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不过JY们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P
忒常乐吧，我还是去打酱油吧。。。。
印度mm不错啊
印度mm不错啊
读完了 发现了问题 楼主引用了西方人、中国人、中国精英（南方周末姚洋）还有印度人自己的观点，我发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四种人引的事实差不多，但是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印度人自己的最客观！
西方人和中国精英都不例外强调了民主制度是对的，最希奇的是精英们认为印度失败在“民主过度”，真TMD的吊！
西方人和中国精英都不例外强调了民主制度是对的，最希奇的是精英们认为印度失败在“民主过度”，真TMD的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