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博士：西藏主权问题，没什么含糊的！！！

我从藏区走来——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士格勒的自述   

    编者按：2005年最后一天的上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博士、五洲出版社徐醒生博士，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处王丕君博士以及《对外大传播》之邀，相聚在位于国务院新闻办附近的“国新书吧”里，就西藏话题进行着热烈的交谈。小小的书吧周围摆满了书，随手拈来《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西藏的故事》、《西藏教育今昔》、《西藏妇女》、《西藏旅游手册》……一横格书架上有不少是徐醒生组织编辑的有关藏学的书籍。   

对谈开始的时候，窗外飘起了雪花，主持人王丕君高兴地说：“瑞雪兆丰年，这预示着2006年西藏外宣工作又将是一个丰收的年景。”   

    的确如此，《对外大传播》“西藏之窗”栏目，自开办以来，读者的关注度一直在走高——《针对“西藏问题”上的偏见中国可以坚决地说‘不’》、《百名中外摄影家看西藏：镜头中的西藏更精彩》、《真实一定能胜于谎言——专家学者谈真实性在对外宣传西藏中的作用》等文章，读者反馈热烈，尤其是《真实一定胜于谎言》，几乎在每份“读者调查函”中都名列三甲。大家都说这么明确的观点，这么雄辩的事实使文章读起来格外感到厚重。   

    本次座谈的主角，一个是藏族同胞来到内地成为走向世界的格勒博士，一个是内地走向高原、走向世界的徐醒生博士，他们从两个方向走来，好像是溪水奔向海洋，海洋回归陆地。于是，我们把原本一场多人座谈，分立为两篇文章，以使读者更为明晰地了解西藏外宣的脉络。   

    格勒，1950年5月出生，是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走出来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国际知名藏学家。同时还是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客座博士生导师。他除大量学术专著外，还出版了学术随笔《月亮西沉的地方——对西藏阿里人类学田野考察侧记》等散文类作品。在格勒小时候的记忆中，童年的无房可住，阿爸阿妈是个终日不敢抬头的农奴。针对本刊记者“你作为学者，经常出国做学术交流，你遇到对西藏最大的误会是什么”，“作为第一位藏族博士，你在读博之后，对西藏的情感有何变化”，“你最想念家乡的什么”等提问，他说——   

    我和达赖哥哥的“碰撞”   

    我是一名学者，出生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解放前家里没地没房子，民主改革前，妈妈希望我当喇嘛，因为当喇嘛才能有出息。民主改革后，妈妈希望我当教师，把我送到政府办的小学，一路中学，大学，硕士，读到博士，读了半辈子的书。   

    现在，不少国家邀请我做学术交流，对我而言，讲课就是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机会。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我对美国人讲中国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我讲什么是马克思的民族理论，什么是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什么是民族团结……台下有六十多个学生。通过这样一种非官方的、民间的文化交流的形式，让听众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现实，其中包括西藏的现实。   

    我作为中国学者，改革开放后先后应邀去美、日、英、法、澳等十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也曾作为中国NGO代表参加过国际上的首脑会议，人权会议，也曾和流亡在外的达赖的哥哥以及相关的人士面对面交流过。1988年，西藏发生骚乱，当时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当地的一家美国人请我到家里做客，没想到达赖的哥哥也去了，电视里CNN正在播放西藏骚乱的电视短片，他就开始发难，我则予以反击。最后家庭聚会变成了争论的场所。这个人是达赖的大哥，达赖叛逃离开西藏前后他负责美国的联络工作，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应印第安纳大学的邀请做副教授。本来我觉得大家都是客人，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场合和他展开辩论，可是他最后说话开始不讲道理，说“汉藏如井水与河水是不能相融的”，我就反驳他，“你是个教授，应该懂得，好人、坏人不是按民族分的。”他说，“我们不讨论这个，你坐在北京，吃北京的饭，满脑子都是中国的思想。”我回击，“这样说来，你在美国，吃美国饭，那是不是满脑子都是美国的思想啊？你在美国如何关心国内几百万藏族同胞的生活问题？”当时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如果知道，可能我的语气会缓和很多，当时他就出汗了，出去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后来，他的三个儿子请我吃饭，我想了想，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十八岁独立，他的儿子是独立的，不能把他的儿子和他混为一谈。这个人是藏族的大贵族，罗布林卡里壁画上有旧西藏群官图，中心是达赖的照片，他当时就站在达赖的旁边，他的地位在没有解放的西藏是很高的。   

    我之所以敢于与这样有名的人物辩论，因为我有强大的后台，这就是十三亿中国人。解放前我是农奴家庭的孩子，如果不是解放，我是怎么可能和达赖的哥哥平起平坐呢。如今，他是受印第安纳大学的邀请，我是受美国科学院的邀请，他是副教授，我也是副教授，我们俩是平等的。我对很多国外和国内学者讲，了解西藏，首先应该知道传统西藏是分阶级的，少数人是贵族，这部分人多数逃离西藏了。其中西藏95％的人是农奴，没有地，没有房子，解放西藏解放的就是这样一批人，让他们翻身做主人，这有什么不对？现在国际上有不少人自称是为西藏人说话，问题是你为谁说话，是为95％，还是为5％，现在藏族人口有六百多万人，据说国外有十三万人，当然这个数据不是绝对准确。大多数藏民聚居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份的藏区。了解西藏，就要了解西藏大多数人的意愿是什么，而不是靠想象，我们这些学者的话之所以有人听，就是因为我们的演讲或著作，是挨家挨户调查的成果，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藏人的意愿。  

喇嘛是不是能在天空中飞？  

西藏到底是“香格里拉”，还是农奴社会？这曾经是我在美国第一次演讲的题目，记得当时我第一句话是，“我的英语不是你们希望的那么好”，然后就有美国的学者站起来说，“您的英语很好，我们听得懂，但是我们希望您能站起来说。”在国内，我们坐主席台说话习惯了，站起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很快调整了状态，回答了十个问题。有的问题很可笑，有一个学生说，喇嘛是不是能在天空中飞。我很惊讶，我回答，“西藏现在有了飞机，喇嘛坐着飞机在天空中飞是有的。敦煌的壁画上有一种神，叫飞天，我也看到他们在天上飞的壁画。但是你说喇嘛在天空中飞，我没有看见过。”后来，我追问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误导，他说自己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在那些书中看到这样的描述，他对此很感兴趣，决定了研究西藏。这些人对描写西藏的小说入神了，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事看了。   

    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碰到了一个来自家乡的国外藏胞，他听到我说家乡话，很高兴，拉着我见他的朋友，说，“你们听听，这就是我家乡的话。”他离开家乡的时间太久了，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有机会回我们的家乡。他很激动，从成都开始，坐的全是车，两天就到了，他自己都说，“原来骑马走路，可能两周都未必能到家。”回到我们的村子里，家乡人唱歌跳舞欢迎他，他非常感动。   

    我在昌都地区做入户调查，选择了20户牧民，20户农民，20户城镇居民做问卷调查，同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子女长大后当什么”，列出二十个选择，只用画勾。有喇嘛、医生、干部、老师等等，调查表没有回收以前，我猜想列第一位的选择可能是喇嘛，包括国外学者与我讨论中，都说肯定是喇嘛。但是没想到60％的选择是做干部，第二位是医生，尤其是在农村牧区里，选择医生的比例很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分析认为，从解放到当时的四十多年里，解放前，家里有事情去找头人或活佛，解放后找干部，干部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什么都管解决，接触的都是这样的干部，所以藏胞希望自己家里能出干部，不仅很荣耀，也有稳定的收入。至于当医生，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地位高，解放前，以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要请医生，都是牵最好的牛马去请；甚至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时期，认为那时候高级知识分子和医生随处可见。当然这和牧区的医疗设施比较落后有关，牧区农民的想法是很朴素的。最后调查结果只有3％的人希望子女做喇嘛，我妈妈也经历了想让我做喇嘛，教师，最后到做干部的过程。这个调查能代表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想法，很真实。   

    国外长大的藏胞，大多不会吃地道的藏餐了，也不会骑马了，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洗脑。所以经常口头离不开“民主”二字，我在想，让我的妈妈和姐姐举个牌子**，她们肯定会觉得疯了，因为她们没有这种想法。所以你说让牧民**示威，这合乎传统吗？我看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了。其实牧民的希望很简单，就是怎样才能多有几头牲畜，多分点草场。这是生存的条件。剩下的，他们最关心，能不能信教，病了是否念经，打卦等。我认为宗教信仰自由主要看六百多万的藏人有没有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目前是西藏最好的时期，你可以去朝圣，念经，干什么都行，随时都可以拔脚走。   

    了解西藏或西藏人，首先要把他们当人类看待，藏族是正常的人类，不是什么“怪物”，西藏也不是什么非正常人类居住的“神秘之地”，藏族人民不是天上的神，也不是地下的鬼，他们是人，有与普通人类一样的共同的追求，兜里有钱了，没有手表的买了手表，想坐飞机的就坐了，觉得用电话很方便的就用了。接受很多东西是自愿的，我们到藏族同胞家里去看，有了收音机，电视机，电话，摩托车。我受世界银行的委托，作为咨询专家去做调研工作，有些牧民家里有摩托车，因为牧区都是一马平川的草场，骑摩托车很方便，所以他们就买了。你不能要求他们倒退回去，你要去西藏看看，就明白他们要什么。我们曾在昌都镇调查了20户跑到城里修房子的牧民家庭。为什么牧民愿意到城里去盖房子，弄清楚这个很重要。这20户人家是牧民中较早富裕起来的人家，为了小孩读书才把家搬到城里，城里的教学质量肯定比乡下要好，而且昌都的人很有经商头脑，靠做点小买卖就能养活一家人。如果说要保护游牧民族的原始状态，让他们再回到牧区，这不太可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有些人经商遇到困难，觉得还是回去做单纯的牧民比较好，他们又回去了。这是他们的自然选择。我去这20户人家中最富的那家做客，这家人现在还实行一妻多夫的传统生活方式。看到这家的男主人拿起电话，就拨通成都的长途，问那边虫草的价格多少钱。这种生活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广大藏族农牧民拥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宗旨很明确，她为人民服务，西藏历史上曾经被满族统治过，被蒙古族统治过，被英国入侵过，但是没有哪个民族哪个统治者可以做得到像共产党这样好。甚至达赖的哥哥访问北京时说过，和西藏过去相比，现在的西藏让他感触很深，变化很大。当时西藏的财政可能连5公里的公路都修不起。这是真话。解放前的西藏政府的最高利益就是宗教——藏传佛教。70％以上的收入归宗教，连支像样的军队都建立不了，更不用说改善人民生活了。达赖喇嘛的第一辆轿车不是开进西藏的，而是把车的零件拆开，抬进去的。看看现在西藏，坐汽车的农民、牧民比比皆是，没什么稀奇的了。   

    我在西藏牧区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问你最满意的政策是什么？回答排第一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排第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这说明当代藏族农牧民对这两项政策的贯彻情况是满意的。   

    现在有人说西藏全民信教，这种说法不实事求是，我也是藏族，但是我不信教，西藏的国家干部60％－70％都不信教，尤其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干部中也有很多是不信教的。藏族信教分两种，一种是有学位，有经典的喇嘛，而大多数信徒没有组织，没经典，藏族农牧民多是这一类，他们信来世，不分教派，见了喇嘛就磕头。他们对班禅、达赖喇嘛都一样信。   

    西藏主权问题，没什么含糊的   

    西藏主权问题，没什么含糊的，历史上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没什么不清楚的。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承认西藏是独立的，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2005年5月，我带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去加拿大，不是通过官方，而是作为民间交流，一天去一所大学。有一次座谈会上来了8个藏胞，其中有两个藏胞也算当地的明星人物，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发表一篇一篇的文章。他们过去也参加过****。但我们去时没有**，还请我们吃了饭，我们进行了交流。这些国外藏胞大多数很早离开西藏，对很多国内的东西已经不知道了。他们谈话时习惯用英语说西藏是占领区。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进行纠正，“现在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不是达赖最近也承认吗？” 既然如此，就不存在入侵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说过，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都可以谈。这就是说，中国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没有什么可谈的。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国家统一是最大的事，也是最高的原则，没有什么含糊的。因此，闹西藏独立没有什么前途，我曾在瑞士见到一个国外藏胞留了很长的胡子，问他为什么，他说等到西藏独立后才剃掉胡子，我笑着告诉他：“如果20年后我们能再见面，你拿的肯定是印度护照，我拿的依然是中国护照。”  

    妈妈让我成为藏族第一个博士，我还有8个侄儿，他们都成家了。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读书是从三年级开始读的。因为我的藏文很好，所以一、二年级没有读，直接跳过去。当时教我们读书的是一个喇嘛，他不会中文，到四年级，我被送到县城读书，才接触中文，课本是中文的，我学中文比较晚，到五年级才学汉语。   

    我主持学术课题，在藏区做调查，问农牧区的藏民“你愿意孩子学什么语言？”我们发现，学习什么语言，他们是看什么语言对就业好，就学习什么语言。第一个因素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因为城市发展、市场需要，大家有学习汉语的需要。拿离拉萨最近的堆龙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映，这个县的不少农民原来不愿让孩子去读书，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家庭劳动主要是体力活，所以牧民家里的男孩子越多，就越容易富裕。现在不一样了。   

    我去了一家，男主人包了一辆面包车，跑德龙到拉萨，因为不会汉语，只能坐在那里。后来，他又买了一辆货车，但是运的货物是各个单位的，别人需要你打张条子，你不识字就很困难，所以他现在自己掏钱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他说，我已经吃亏了，不能让孩子再吃亏了。   

    妈妈的心愿和我的希望   

    我13岁出来，16岁回去当知青，1977年考上本科，第一学期下来，学校劝我直接读硕士，因为我已经自学完大学本科的课程了。1978年，我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妈妈在世的时候，我每年都回去，记得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采访，当时我在人大民委工作，后来记者告诉我说，你和妈妈的感情很深，因为你讲得最生动的是妈妈。   

    家乡的老百姓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每次回家，翻过二郎山，我就很激动。看到熟悉的家乡，熟悉的人民，甘孜寺、大金寺的活佛和我都是好朋友，现在他们经常来北京，很多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还有一个概念问题，我们说的西藏自治区，其实不单纯只有藏族，但是在国外华人区，你说藏族，别人不一定知道，你一说西藏，他们都听过。其实没有差别，只是地区不同，方言不同，我说康区方言，西藏讲的是拉萨方言。   

    我小时侯，什么都不知道，我读书只是想找个工作，拿点钱，把母亲安顿好。在我放牧的时候，我看见有山洞，就想起妈妈说山洞里有鬼，如果他们饿了，会出来抓我，要我把汤倒在洞口，我也相信。晚上出门，如果妈妈给我带上护身符，我才敢安心出门。现在走到外面的世界很久，知道了世界，知道了国家，知道了价值，知道了目标，走得越来越远，苦恼也越来越多。除了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多读一点书，多演讲。前段时间，单位开会交流，我们书记让我讲讲自己的经历，我说，我小学到中学，是国家包我读书的，我家很穷，如果让我自己掏钱读书，我是读不起的。中学读一、二年级的时候赶上灾害时期，很困难，很多同学都走了，我也不想读了，中学考试也没有参加，在寝室里睡觉，我妈妈走了33公里山路到学校里，拧我的耳朵，把我拉到校长室说，这个孩子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息，您让他读书吧。他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如果他不听话，您该打就打。再困难，我每天给他送饭也让他读下去。所以，没有母亲，没有政府，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读中学时，有一年，我被评了乙等奖学金，乙等奖学金是要交三块钱伙食费的。我交不起。校长说干脆评甲等吧，一分钱没要我的。后来我一路甲等奖学金读下来。我妈妈不认识字，可是奖状上的印章她还是认识的，她把奖状贴满了整个屋子。那所房子是一个民主改革前领主刚刚修好的新房子，他逃了，我们搬了进去。妈妈一心就希望我读书，我后来也一直在读书，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改革，我不可能成为藏族第一个博士，我愿意凭借自己学习的东西，能自觉地为西藏，为国家民族团结做点事情，这不是宣传，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采写： 雪石 周瑾/本文刊于《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一期）我从藏区走来——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士格勒的自述   

    编者按：2005年最后一天的上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博士、五洲出版社徐醒生博士，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处王丕君博士以及《对外大传播》之邀，相聚在位于国务院新闻办附近的“国新书吧”里，就西藏话题进行着热烈的交谈。小小的书吧周围摆满了书，随手拈来《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西藏的故事》、《西藏教育今昔》、《西藏妇女》、《西藏旅游手册》……一横格书架上有不少是徐醒生组织编辑的有关藏学的书籍。   

对谈开始的时候，窗外飘起了雪花，主持人王丕君高兴地说：“瑞雪兆丰年，这预示着2006年西藏外宣工作又将是一个丰收的年景。”   

    的确如此，《对外大传播》“西藏之窗”栏目，自开办以来，读者的关注度一直在走高——《针对“西藏问题”上的偏见中国可以坚决地说‘不’》、《百名中外摄影家看西藏：镜头中的西藏更精彩》、《真实一定能胜于谎言——专家学者谈真实性在对外宣传西藏中的作用》等文章，读者反馈热烈，尤其是《真实一定胜于谎言》，几乎在每份“读者调查函”中都名列三甲。大家都说这么明确的观点，这么雄辩的事实使文章读起来格外感到厚重。   

    本次座谈的主角，一个是藏族同胞来到内地成为走向世界的格勒博士，一个是内地走向高原、走向世界的徐醒生博士，他们从两个方向走来，好像是溪水奔向海洋，海洋回归陆地。于是，我们把原本一场多人座谈，分立为两篇文章，以使读者更为明晰地了解西藏外宣的脉络。   

    格勒，1950年5月出生，是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走出来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国际知名藏学家。同时还是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客座博士生导师。他除大量学术专著外，还出版了学术随笔《月亮西沉的地方——对西藏阿里人类学田野考察侧记》等散文类作品。在格勒小时候的记忆中，童年的无房可住，阿爸阿妈是个终日不敢抬头的农奴。针对本刊记者“你作为学者，经常出国做学术交流，你遇到对西藏最大的误会是什么”，“作为第一位藏族博士，你在读博之后，对西藏的情感有何变化”，“你最想念家乡的什么”等提问，他说——   

    我和达赖哥哥的“碰撞”   

    我是一名学者，出生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解放前家里没地没房子，民主改革前，妈妈希望我当喇嘛，因为当喇嘛才能有出息。民主改革后，妈妈希望我当教师，把我送到政府办的小学，一路中学，大学，硕士，读到博士，读了半辈子的书。   

    现在，不少国家邀请我做学术交流，对我而言，讲课就是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机会。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我对美国人讲中国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我讲什么是马克思的民族理论，什么是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什么是民族团结……台下有六十多个学生。通过这样一种非官方的、民间的文化交流的形式，让听众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现实，其中包括西藏的现实。   

    我作为中国学者，改革开放后先后应邀去美、日、英、法、澳等十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也曾作为中国NGO代表参加过国际上的首脑会议，人权会议，也曾和流亡在外的达赖的哥哥以及相关的人士面对面交流过。1988年，西藏发生骚乱，当时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当地的一家美国人请我到家里做客，没想到达赖的哥哥也去了，电视里CNN正在播放西藏骚乱的电视短片，他就开始发难，我则予以反击。最后家庭聚会变成了争论的场所。这个人是达赖的大哥，达赖叛逃离开西藏前后他负责美国的联络工作，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应印第安纳大学的邀请做副教授。本来我觉得大家都是客人，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场合和他展开辩论，可是他最后说话开始不讲道理，说“汉藏如井水与河水是不能相融的”，我就反驳他，“你是个教授，应该懂得，好人、坏人不是按民族分的。”他说，“我们不讨论这个，你坐在北京，吃北京的饭，满脑子都是中国的思想。”我回击，“这样说来，你在美国，吃美国饭，那是不是满脑子都是美国的思想啊？你在美国如何关心国内几百万藏族同胞的生活问题？”当时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如果知道，可能我的语气会缓和很多，当时他就出汗了，出去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后来，他的三个儿子请我吃饭，我想了想，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十八岁独立，他的儿子是独立的，不能把他的儿子和他混为一谈。这个人是藏族的大贵族，罗布林卡里壁画上有旧西藏群官图，中心是达赖的照片，他当时就站在达赖的旁边，他的地位在没有解放的西藏是很高的。   

    我之所以敢于与这样有名的人物辩论，因为我有强大的后台，这就是十三亿中国人。解放前我是农奴家庭的孩子，如果不是解放，我是怎么可能和达赖的哥哥平起平坐呢。如今，他是受印第安纳大学的邀请，我是受美国科学院的邀请，他是副教授，我也是副教授，我们俩是平等的。我对很多国外和国内学者讲，了解西藏，首先应该知道传统西藏是分阶级的，少数人是贵族，这部分人多数逃离西藏了。其中西藏95％的人是农奴，没有地，没有房子，解放西藏解放的就是这样一批人，让他们翻身做主人，这有什么不对？现在国际上有不少人自称是为西藏人说话，问题是你为谁说话，是为95％，还是为5％，现在藏族人口有六百多万人，据说国外有十三万人，当然这个数据不是绝对准确。大多数藏民聚居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份的藏区。了解西藏，就要了解西藏大多数人的意愿是什么，而不是靠想象，我们这些学者的话之所以有人听，就是因为我们的演讲或著作，是挨家挨户调查的成果，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藏人的意愿。  

喇嘛是不是能在天空中飞？  

西藏到底是“香格里拉”，还是农奴社会？这曾经是我在美国第一次演讲的题目，记得当时我第一句话是，“我的英语不是你们希望的那么好”，然后就有美国的学者站起来说，“您的英语很好，我们听得懂，但是我们希望您能站起来说。”在国内，我们坐主席台说话习惯了，站起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很快调整了状态，回答了十个问题。有的问题很可笑，有一个学生说，喇嘛是不是能在天空中飞。我很惊讶，我回答，“西藏现在有了飞机，喇嘛坐着飞机在天空中飞是有的。敦煌的壁画上有一种神，叫飞天，我也看到他们在天上飞的壁画。但是你说喇嘛在天空中飞，我没有看见过。”后来，我追问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误导，他说自己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在那些书中看到这样的描述，他对此很感兴趣，决定了研究西藏。这些人对描写西藏的小说入神了，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事看了。   

    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碰到了一个来自家乡的国外藏胞，他听到我说家乡话，很高兴，拉着我见他的朋友，说，“你们听听，这就是我家乡的话。”他离开家乡的时间太久了，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有机会回我们的家乡。他很激动，从成都开始，坐的全是车，两天就到了，他自己都说，“原来骑马走路，可能两周都未必能到家。”回到我们的村子里，家乡人唱歌跳舞欢迎他，他非常感动。   

    我在昌都地区做入户调查，选择了20户牧民，20户农民，20户城镇居民做问卷调查，同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子女长大后当什么”，列出二十个选择，只用画勾。有喇嘛、医生、干部、老师等等，调查表没有回收以前，我猜想列第一位的选择可能是喇嘛，包括国外学者与我讨论中，都说肯定是喇嘛。但是没想到60％的选择是做干部，第二位是医生，尤其是在农村牧区里，选择医生的比例很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分析认为，从解放到当时的四十多年里，解放前，家里有事情去找头人或活佛，解放后找干部，干部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什么都管解决，接触的都是这样的干部，所以藏胞希望自己家里能出干部，不仅很荣耀，也有稳定的收入。至于当医生，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地位高，解放前，以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要请医生，都是牵最好的牛马去请；甚至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时期，认为那时候高级知识分子和医生随处可见。当然这和牧区的医疗设施比较落后有关，牧区农民的想法是很朴素的。最后调查结果只有3％的人希望子女做喇嘛，我妈妈也经历了想让我做喇嘛，教师，最后到做干部的过程。这个调查能代表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想法，很真实。   

    国外长大的藏胞，大多不会吃地道的藏餐了，也不会骑马了，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洗脑。所以经常口头离不开“民主”二字，我在想，让我的妈妈和姐姐举个牌子**，她们肯定会觉得疯了，因为她们没有这种想法。所以你说让牧民**示威，这合乎传统吗？我看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了。其实牧民的希望很简单，就是怎样才能多有几头牲畜，多分点草场。这是生存的条件。剩下的，他们最关心，能不能信教，病了是否念经，打卦等。我认为宗教信仰自由主要看六百多万的藏人有没有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目前是西藏最好的时期，你可以去朝圣，念经，干什么都行，随时都可以拔脚走。   

    了解西藏或西藏人，首先要把他们当人类看待，藏族是正常的人类，不是什么“怪物”，西藏也不是什么非正常人类居住的“神秘之地”，藏族人民不是天上的神，也不是地下的鬼，他们是人，有与普通人类一样的共同的追求，兜里有钱了，没有手表的买了手表，想坐飞机的就坐了，觉得用电话很方便的就用了。接受很多东西是自愿的，我们到藏族同胞家里去看，有了收音机，电视机，电话，摩托车。我受世界银行的委托，作为咨询专家去做调研工作，有些牧民家里有摩托车，因为牧区都是一马平川的草场，骑摩托车很方便，所以他们就买了。你不能要求他们倒退回去，你要去西藏看看，就明白他们要什么。我们曾在昌都镇调查了20户跑到城里修房子的牧民家庭。为什么牧民愿意到城里去盖房子，弄清楚这个很重要。这20户人家是牧民中较早富裕起来的人家，为了小孩读书才把家搬到城里，城里的教学质量肯定比乡下要好，而且昌都的人很有经商头脑，靠做点小买卖就能养活一家人。如果说要保护游牧民族的原始状态，让他们再回到牧区，这不太可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有些人经商遇到困难，觉得还是回去做单纯的牧民比较好，他们又回去了。这是他们的自然选择。我去这20户人家中最富的那家做客，这家人现在还实行一妻多夫的传统生活方式。看到这家的男主人拿起电话，就拨通成都的长途，问那边虫草的价格多少钱。这种生活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广大藏族农牧民拥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宗旨很明确，她为人民服务，西藏历史上曾经被满族统治过，被蒙古族统治过，被英国入侵过，但是没有哪个民族哪个统治者可以做得到像共产党这样好。甚至达赖的哥哥访问北京时说过，和西藏过去相比，现在的西藏让他感触很深，变化很大。当时西藏的财政可能连5公里的公路都修不起。这是真话。解放前的西藏政府的最高利益就是宗教——藏传佛教。70％以上的收入归宗教，连支像样的军队都建立不了，更不用说改善人民生活了。达赖喇嘛的第一辆轿车不是开进西藏的，而是把车的零件拆开，抬进去的。看看现在西藏，坐汽车的农民、牧民比比皆是，没什么稀奇的了。   

    我在西藏牧区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问你最满意的政策是什么？回答排第一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排第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这说明当代藏族农牧民对这两项政策的贯彻情况是满意的。   

    现在有人说西藏全民信教，这种说法不实事求是，我也是藏族，但是我不信教，西藏的国家干部60％－70％都不信教，尤其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干部中也有很多是不信教的。藏族信教分两种，一种是有学位，有经典的喇嘛，而大多数信徒没有组织，没经典，藏族农牧民多是这一类，他们信来世，不分教派，见了喇嘛就磕头。他们对班禅、达赖喇嘛都一样信。   

    西藏主权问题，没什么含糊的   

    西藏主权问题，没什么含糊的，历史上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没什么不清楚的。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承认西藏是独立的，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2005年5月，我带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去加拿大，不是通过官方，而是作为民间交流，一天去一所大学。有一次座谈会上来了8个藏胞，其中有两个藏胞也算当地的明星人物，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发表一篇一篇的文章。他们过去也参加过****。但我们去时没有**，还请我们吃了饭，我们进行了交流。这些国外藏胞大多数很早离开西藏，对很多国内的东西已经不知道了。他们谈话时习惯用英语说西藏是占领区。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进行纠正，“现在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不是达赖最近也承认吗？” 既然如此，就不存在入侵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说过，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都可以谈。这就是说，中国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没有什么可谈的。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国家统一是最大的事，也是最高的原则，没有什么含糊的。因此，闹西藏独立没有什么前途，我曾在瑞士见到一个国外藏胞留了很长的胡子，问他为什么，他说等到西藏独立后才剃掉胡子，我笑着告诉他：“如果20年后我们能再见面，你拿的肯定是印度护照，我拿的依然是中国护照。”  

    妈妈让我成为藏族第一个博士，我还有8个侄儿，他们都成家了。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读书是从三年级开始读的。因为我的藏文很好，所以一、二年级没有读，直接跳过去。当时教我们读书的是一个喇嘛，他不会中文，到四年级，我被送到县城读书，才接触中文，课本是中文的，我学中文比较晚，到五年级才学汉语。   

    我主持学术课题，在藏区做调查，问农牧区的藏民“你愿意孩子学什么语言？”我们发现，学习什么语言，他们是看什么语言对就业好，就学习什么语言。第一个因素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因为城市发展、市场需要，大家有学习汉语的需要。拿离拉萨最近的堆龙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映，这个县的不少农民原来不愿让孩子去读书，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家庭劳动主要是体力活，所以牧民家里的男孩子越多，就越容易富裕。现在不一样了。   

    我去了一家，男主人包了一辆面包车，跑德龙到拉萨，因为不会汉语，只能坐在那里。后来，他又买了一辆货车，但是运的货物是各个单位的，别人需要你打张条子，你不识字就很困难，所以他现在自己掏钱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他说，我已经吃亏了，不能让孩子再吃亏了。   

    妈妈的心愿和我的希望   

    我13岁出来，16岁回去当知青，1977年考上本科，第一学期下来，学校劝我直接读硕士，因为我已经自学完大学本科的课程了。1978年，我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妈妈在世的时候，我每年都回去，记得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采访，当时我在人大民委工作，后来记者告诉我说，你和妈妈的感情很深，因为你讲得最生动的是妈妈。   

    家乡的老百姓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每次回家，翻过二郎山，我就很激动。看到熟悉的家乡，熟悉的人民，甘孜寺、大金寺的活佛和我都是好朋友，现在他们经常来北京，很多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还有一个概念问题，我们说的西藏自治区，其实不单纯只有藏族，但是在国外华人区，你说藏族，别人不一定知道，你一说西藏，他们都听过。其实没有差别，只是地区不同，方言不同，我说康区方言，西藏讲的是拉萨方言。   

    我小时侯，什么都不知道，我读书只是想找个工作，拿点钱，把母亲安顿好。在我放牧的时候，我看见有山洞，就想起妈妈说山洞里有鬼，如果他们饿了，会出来抓我，要我把汤倒在洞口，我也相信。晚上出门，如果妈妈给我带上护身符，我才敢安心出门。现在走到外面的世界很久，知道了世界，知道了国家，知道了价值，知道了目标，走得越来越远，苦恼也越来越多。除了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多读一点书，多演讲。前段时间，单位开会交流，我们书记让我讲讲自己的经历，我说，我小学到中学，是国家包我读书的，我家很穷，如果让我自己掏钱读书，我是读不起的。中学读一、二年级的时候赶上灾害时期，很困难，很多同学都走了，我也不想读了，中学考试也没有参加，在寝室里睡觉，我妈妈走了33公里山路到学校里，拧我的耳朵，把我拉到校长室说，这个孩子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息，您让他读书吧。他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如果他不听话，您该打就打。再困难，我每天给他送饭也让他读下去。所以，没有母亲，没有政府，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读中学时，有一年，我被评了乙等奖学金，乙等奖学金是要交三块钱伙食费的。我交不起。校长说干脆评甲等吧，一分钱没要我的。后来我一路甲等奖学金读下来。我妈妈不认识字，可是奖状上的印章她还是认识的，她把奖状贴满了整个屋子。那所房子是一个民主改革前领主刚刚修好的新房子，他逃了，我们搬了进去。妈妈一心就希望我读书，我后来也一直在读书，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改革，我不可能成为藏族第一个博士，我愿意凭借自己学习的东西，能自觉地为西藏，为国家民族团结做点事情，这不是宣传，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采写： 雪石 周瑾/本文刊于《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