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风险《读书》摘录

葛兆光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谜底揭开了。近些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混沌或是迷茫，时而涉及经济史领域，时而又切入时尚的信息经济学境区，弄得人们对于此奖的评定是不是与经济学研究的真实发展有确切的联系大大产生怀疑。一九九七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发明“期权定值公式”的美国经济学家，表彰他们的公式具有对股票期权估值和其它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重大作用。与平常年份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后的情况相仿，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带着盛赞之词加以报道，但不同的是，经济学界里的反应好像远不如以前那么热烈。事实上，许多人又一次地茫然了：经济学何以等于技术学或是算学，一项具有一般性质的公式又何以摘得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
    据新闻媒体报道，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连同一九九五年去世的费希尔·布莱克教授，仅仅是出于兴趣开始研究期权和期权交易的，只是“觉得好玩儿”，而没有想到研究的结果会大量运用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实际操作之中，更没有想到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得知获奖时，默顿教授说，“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对获得这项奖赏感到非常吃惊”。如果如此的报道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是否说明某种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中的不合理的一面：研究者完全不知道，至少不完全知道自己研究的是经济学的重大而且极富意义的主题。那么，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的人，授予他们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又凭什么来判断如此的“期权公式”对于经济学的重大意义，从而“赐予”目前经济学里的最高奖赏呢？换言之，获奖者的“意料之外”与授奖者的决定之间强烈的反差，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极不协调之处呢？
    自然，上面的疑问是完全可以被人们驳倒的。因为获奖者对于研究成果社会效益的“无知”，并不能够否认其成果的真实存在与作用，也不能够否认包括诺奖授予者在内的他人对其价值的认识与判断。授奖者对于他人成果价值与效益的肯定是有天然合理性的，这就如同一位不很杰出的画家能够杰出地评价他人的画一样。但是，如果不仅仅是诺奖得主“意料之外”，在理性地分析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后，我们仍然深感茫然，那么，诺奖得主对于自己研究成果价值的“无知”，便会真实地印证此次诺奖颁发对于经济学研究成果认定方面的某种偏颇。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所作出的“期权定值公式”，究竟于经济学学说的发展与进步意义何在？对于社会经济现实的重要作用又何在？
    从能够收集到的信息(从出版物和英特网)看，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股票期权交易的定价数学模型，在股票价格等相关因素与股票期权的价格之间建立起了确定的函数关系，使股票期权的交易建立在相对明确的价值分析与价格竞争战略之上，大大促进了股票期权交易的发展。对于单个“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者而言，如此的定价模型，是分析投资风险与收益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有助于投资者相对清楚地计算投资的成本与预计投资的收益，具有单个投资者风险管理的作用。因此，就近二十年来期权交易的发展，和一些活跃于期权交易市场上的“淘金者”不俗的表现而言，“期权定价模型”是极具意义的。由此而论，不论以何种奖项或是方式来表达“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里发出的肯定之声，都不为过，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已。但是，在经济学的深层意义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方面，如此的数学模型似乎并没有值得特别重大的表彰之处。
    首先，“期权定值公式”并不代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革命与创新。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是重于哲学式的思辨与内在矛盾关系揭示的。数学方法的引进，当然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革命，但如此的革命在一百多年之前的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开始，到本世纪则发展到了相当高水平的程度，以至于在一些西方国家，经济学的著作与论文，无数学方法与模型者不被认可其为经济学之作；同时，作为根据经验数据统计和分析建立的经济数学模型，也不再是新鲜创造。投入产出模型，经济控制理论模型等，都远于“期权定值”而深入人心。从基本面上看“期权定值公式”，它是一般性的数学科学在具体的经济问题上的运用，具有经济问题数学化解释与计算，并产生预测含义的作用；由于其公式的成分里，含有股票价格、期限等真实市场数据基础，它又是经验数据拟合而成数学模型的一种方式。尽管这样两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反传统性格，但是，这已经是前人已经完成了的“完成时”事业，并无方法论上之创新，何以巨奖为褒？
    其次，“期权定值公式”所涉及的“经济”领域，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中强烈不确定性的领域，福祸未卜运作之中的一种计算工具，历史的使命可能不仅是短期的，还可能是负面意义的。“期权定值”所涉及的，是完全人造的“虚拟产品”市场中的问题，将其冠以“经济”内容，必须加注引号，因为那里并不存在社会真实财富的投入、产出、成本节省、效益等范畴。尽管人们对于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有着大量肯定的声音，认为它们有着“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等作用。但现实生活里所表现的，是巨大得无可比拟的、全局性的风险，既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运作，已经上演过了无数幕惊天动地的金融灾难悲剧，从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到日本大和银行的巨额亏损，再到目前还没有平静下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无一不与“金融衍生产品”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说“金融衍生产品”等“虚拟产品”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益还是无益，时下难于定论，但从它们已经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巨大波动看，至少可以肯定它们所奏响的并非都是“福音”。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着财富的表现物，或是记录物，或是符号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再由人“造化”成产品，再进入市场，只要有伴随价格一类的市场要求，也就会产生对于如此价格研究的需要。然而，灾难性市场存在的前景，显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期权定值公式”在这里所服务的对象的性质，决定了它历史地位的不确定性，加上现实已经表现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巨大的风险，“期权定值公式”作为支持市场交易发展的工具，很难判断它真正的对于人类经济进步的意义是正向的，还是相反。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世界级的经济学最大奖项，它自然要冒某种颁发的风险，它所褒奖的经济学成果总是具有或这或那的不确定性，但对于“金融衍生产品”如此强烈的不确定性领域的研究予以明确的彰扬，这大抵只能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面临巨大的风险了。
    再次，“期权定值公式”是属于经济学的还是属于非经济学的，尚存疑问。“期权定值公式”里面并没有经济学说的概念与内容，只有几个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概念，如股票、股票的期限等，有的只是复杂的数学分析与推导。从最为基本的方面看，它是非常典型的非经济学的一种计算方法，或者说，它是期权技术学或是算学内容的，不应当是经济学的内容。的确，它很复杂，也很费研究精力，它被期权等“衍生产品”领域重视并获得某种反响，但却真算不得经济学的成功，作为数学在期权领域里的一次实例性运用，即使成功也应当记录于数学的份上。由此，令人不由得想到某种调侃类的说法，言在诺贝尔奖中，诺贝尔没有设立数学奖，如果数学家想得到诺贝尔奖，最好的办法是改做经济学家。数学家改做经济学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数学或是算学的成果，那就必然成问题了。
    应当肯定，单就“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而言，一九九七年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所作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一九九五年去世的布莱克教授，在研究这一问题方面，也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或许，如此的公式对于其它方面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自然界的、人类自身变化的等，都有某种启发或是直接运用的可能作用。但是，研究者辛勤的劳动也好，如此公式的潜在作用也好，并不能够说明它对于经济学发展的特别贡献；而在对于经济运行的支持力方面，它更多地是一种数学工具的支持，而不是经济学说的支持。何况，这项具体到期权方面的定值公式，所涉及的是一个当代社会尚存巨大疑虑的领域，强烈的不确定性也实在没有力量托起充分的肯定。或许，此诺贝尔奖真应当是奖励给数学家的数学成果，而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成果。
    经济学是关于社会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的科学，是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从大量个人的经济行为，从大量的经济运行过程，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相对确定的数量关系，也能够运用相当多的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许多的经济现象等。但是，经济学毕竟不能够等同于自然科学。按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科学学说分类法，所有学说的一端是科学(指自然科学)，另一端是神学，而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是哲学等社会科学。科学是精确的、可试验的、可观察的、能够经验地证明的，而神学是完全模糊的、虚幻的、不可观察的，同时又是不能够经验证明的，包括哲学、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可能精确，不可能试验，但可以观察和可以经验地说明。在这里，罗素清楚地给予了经济学类的社会科学的定位——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精确地数学化的学说，它永远也只能在如此的经验观察与研究之中。如果我们对于不能够精确的科学，非要精确地去处理，我们只能得到关于这种学说的两种极端性结论：第一，它是一门更接近于科学的学说，但不是经济学，“期权定值公式”大体属于此类之中；第二，它是一门更接近于神学类的学说，也不是经济学，因为它根本不可能经验地加以证明或是说明，精确到过度的地位，也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与头脑之中，极度的精确也就是现实的不真实，也就是现实的模糊，甚至于可以说极度的精确就是模糊。我们许多“乌托邦”类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某种非现实生活中的“象牙塔”中制造的，它们过于精确或是精细的分析与结论，生动无比地活跃于部分人的主观想象里，却没有任何真实之处，何以属于以经济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范围的经济学？如果坚持如此表达，那最多是一种“经济神学”。“期权定值公式”由于它基于真实的经验要素而生成，它不是神学性的，但精确的过度，也产生了某种玄学的意味。
    最近读到一本讲述经济学家们经济理论与政策建议主宰或是改变了经济生活的“偏史”书《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讲述了凯恩斯、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理论对于经济实践的或正确或错误的作用。史书的作用更多的应是记录，而不是评论，但该书的作者对于当代经济学名家们的理论与政策建议，加以大量的评论与判断性表述，让人产生某种“纯属个人观点”类的想法。但不论如何说，应当完全生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学说的基本定位，即是它无可试验性、不可精确性，经验可观察与可说明或历史证明性，决定了它任何理论都只有历史的确定性与历史的价值，决定了它任何政策性演论，都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风险。在这本仅涉及到一些主要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建议的“偏史”书里，作者所深刻体会并明白表达了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的风险。其实，正是这样的风险，经济学的存在才有它实在的魅力。关注或是熟悉经济学的人们都非常清楚，对于同一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经济学家，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会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当然，也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操作结果。使用了这种政策建议，而没有使用那种政策建议，事后人们会有多种评论，但是，经济生活永远不能够有实验室里进行的规定，不可能重新上演另一种经济政策建议被采用的历史。这就让经济学的辉煌与经济学家的辉煌，总是带着某种历史缺欠。显然，这不过是风险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有意思的是，如此的历史缺欠，也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缺欠的解释与说明，常常对立得不可调和，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不可调和中，吸引着无数的迷者不知返途。看来，我们又不得不套用经济学里的话来表达这一现象：风险与魅力并存。
    有风险又有魅力的经济学，当然会传导给像诺贝尔经济学奖类的经济学成果评价活动。在《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一书中，我们不时读到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理论的尴尬，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则必然地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类评价活动的难堪。有则小篇的书评称，经济学家们虽然大多表现事后诸葛亮者，但“事后诸葛亮也是诸葛亮”，言语中不无嘲侃，令人苦笑却能深领作者的良苦用心。事实上，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规定性，决定了它向实践演示政策时具有风险的永恒性，进而决定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类评价风险存在的永恒性。因此，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由于经济学理论历史局限而出现的某种历史的尴尬，应生宽待之意，不可偏激。不过，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们更多地去追求所谓的科学精确，试图或是一定要奖励到永恒正确的“经济科学理论”，从而一味地向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靠近，那与其说是减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风险，进而试图减少经济学理论的风险，不如说是在一种本意善良意识驱动下的愚蠢行为，它会引使经济学理论走入一种虚无境地，最后将经济学的风险，转化为经济学的灾难。届时，诺贝尔经济学奖便会自然而然地越过经济学学科的边界，进入到它种学科领域，真正的经济学“入土为安”了。
    因此，我们在这里评论的不是评论它必然存在着的产生于经济学理论历史局限的风险，而是评论它过于数学化而脱离经济学理论本体的迷误。历史的风险是可以认可其历史价值的，而脱离经济学本体的任何作为，那必定是在追求一种“永恒”性中严重地损害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至少，它的作用不是正向的、积极的。葛兆光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谜底揭开了。近些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混沌或是迷茫，时而涉及经济史领域，时而又切入时尚的信息经济学境区，弄得人们对于此奖的评定是不是与经济学研究的真实发展有确切的联系大大产生怀疑。一九九七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发明“期权定值公式”的美国经济学家，表彰他们的公式具有对股票期权估值和其它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重大作用。与平常年份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后的情况相仿，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带着盛赞之词加以报道，但不同的是，经济学界里的反应好像远不如以前那么热烈。事实上，许多人又一次地茫然了：经济学何以等于技术学或是算学，一项具有一般性质的公式又何以摘得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
    据新闻媒体报道，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连同一九九五年去世的费希尔·布莱克教授，仅仅是出于兴趣开始研究期权和期权交易的，只是“觉得好玩儿”，而没有想到研究的结果会大量运用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实际操作之中，更没有想到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得知获奖时，默顿教授说，“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对获得这项奖赏感到非常吃惊”。如果如此的报道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是否说明某种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中的不合理的一面：研究者完全不知道，至少不完全知道自己研究的是经济学的重大而且极富意义的主题。那么，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的人，授予他们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又凭什么来判断如此的“期权公式”对于经济学的重大意义，从而“赐予”目前经济学里的最高奖赏呢？换言之，获奖者的“意料之外”与授奖者的决定之间强烈的反差，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极不协调之处呢？
    自然，上面的疑问是完全可以被人们驳倒的。因为获奖者对于研究成果社会效益的“无知”，并不能够否认其成果的真实存在与作用，也不能够否认包括诺奖授予者在内的他人对其价值的认识与判断。授奖者对于他人成果价值与效益的肯定是有天然合理性的，这就如同一位不很杰出的画家能够杰出地评价他人的画一样。但是，如果不仅仅是诺奖得主“意料之外”，在理性地分析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后，我们仍然深感茫然，那么，诺奖得主对于自己研究成果价值的“无知”，便会真实地印证此次诺奖颁发对于经济学研究成果认定方面的某种偏颇。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所作出的“期权定值公式”，究竟于经济学学说的发展与进步意义何在？对于社会经济现实的重要作用又何在？
    从能够收集到的信息(从出版物和英特网)看，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股票期权交易的定价数学模型，在股票价格等相关因素与股票期权的价格之间建立起了确定的函数关系，使股票期权的交易建立在相对明确的价值分析与价格竞争战略之上，大大促进了股票期权交易的发展。对于单个“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者而言，如此的定价模型，是分析投资风险与收益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有助于投资者相对清楚地计算投资的成本与预计投资的收益，具有单个投资者风险管理的作用。因此，就近二十年来期权交易的发展，和一些活跃于期权交易市场上的“淘金者”不俗的表现而言，“期权定价模型”是极具意义的。由此而论，不论以何种奖项或是方式来表达“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里发出的肯定之声，都不为过，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已。但是，在经济学的深层意义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方面，如此的数学模型似乎并没有值得特别重大的表彰之处。
    首先，“期权定值公式”并不代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革命与创新。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是重于哲学式的思辨与内在矛盾关系揭示的。数学方法的引进，当然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革命，但如此的革命在一百多年之前的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开始，到本世纪则发展到了相当高水平的程度，以至于在一些西方国家，经济学的著作与论文，无数学方法与模型者不被认可其为经济学之作；同时，作为根据经验数据统计和分析建立的经济数学模型，也不再是新鲜创造。投入产出模型，经济控制理论模型等，都远于“期权定值”而深入人心。从基本面上看“期权定值公式”，它是一般性的数学科学在具体的经济问题上的运用，具有经济问题数学化解释与计算，并产生预测含义的作用；由于其公式的成分里，含有股票价格、期限等真实市场数据基础，它又是经验数据拟合而成数学模型的一种方式。尽管这样两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反传统性格，但是，这已经是前人已经完成了的“完成时”事业，并无方法论上之创新，何以巨奖为褒？
    其次，“期权定值公式”所涉及的“经济”领域，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中强烈不确定性的领域，福祸未卜运作之中的一种计算工具，历史的使命可能不仅是短期的，还可能是负面意义的。“期权定值”所涉及的，是完全人造的“虚拟产品”市场中的问题，将其冠以“经济”内容，必须加注引号，因为那里并不存在社会真实财富的投入、产出、成本节省、效益等范畴。尽管人们对于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有着大量肯定的声音，认为它们有着“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等作用。但现实生活里所表现的，是巨大得无可比拟的、全局性的风险，既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运作，已经上演过了无数幕惊天动地的金融灾难悲剧，从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到日本大和银行的巨额亏损，再到目前还没有平静下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无一不与“金融衍生产品”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说“金融衍生产品”等“虚拟产品”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益还是无益，时下难于定论，但从它们已经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巨大波动看，至少可以肯定它们所奏响的并非都是“福音”。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着财富的表现物，或是记录物，或是符号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再由人“造化”成产品，再进入市场，只要有伴随价格一类的市场要求，也就会产生对于如此价格研究的需要。然而，灾难性市场存在的前景，显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期权定值公式”在这里所服务的对象的性质，决定了它历史地位的不确定性，加上现实已经表现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巨大的风险，“期权定值公式”作为支持市场交易发展的工具，很难判断它真正的对于人类经济进步的意义是正向的，还是相反。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世界级的经济学最大奖项，它自然要冒某种颁发的风险，它所褒奖的经济学成果总是具有或这或那的不确定性，但对于“金融衍生产品”如此强烈的不确定性领域的研究予以明确的彰扬，这大抵只能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面临巨大的风险了。
    再次，“期权定值公式”是属于经济学的还是属于非经济学的，尚存疑问。“期权定值公式”里面并没有经济学说的概念与内容，只有几个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概念，如股票、股票的期限等，有的只是复杂的数学分析与推导。从最为基本的方面看，它是非常典型的非经济学的一种计算方法，或者说，它是期权技术学或是算学内容的，不应当是经济学的内容。的确，它很复杂，也很费研究精力，它被期权等“衍生产品”领域重视并获得某种反响，但却真算不得经济学的成功，作为数学在期权领域里的一次实例性运用，即使成功也应当记录于数学的份上。由此，令人不由得想到某种调侃类的说法，言在诺贝尔奖中，诺贝尔没有设立数学奖，如果数学家想得到诺贝尔奖，最好的办法是改做经济学家。数学家改做经济学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数学或是算学的成果，那就必然成问题了。
    应当肯定，单就“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而言，一九九七年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所作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一九九五年去世的布莱克教授，在研究这一问题方面，也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或许，如此的公式对于其它方面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自然界的、人类自身变化的等，都有某种启发或是直接运用的可能作用。但是，研究者辛勤的劳动也好，如此公式的潜在作用也好，并不能够说明它对于经济学发展的特别贡献；而在对于经济运行的支持力方面，它更多地是一种数学工具的支持，而不是经济学说的支持。何况，这项具体到期权方面的定值公式，所涉及的是一个当代社会尚存巨大疑虑的领域，强烈的不确定性也实在没有力量托起充分的肯定。或许，此诺贝尔奖真应当是奖励给数学家的数学成果，而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成果。
    经济学是关于社会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的科学，是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从大量个人的经济行为，从大量的经济运行过程，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相对确定的数量关系，也能够运用相当多的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许多的经济现象等。但是，经济学毕竟不能够等同于自然科学。按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科学学说分类法，所有学说的一端是科学(指自然科学)，另一端是神学，而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是哲学等社会科学。科学是精确的、可试验的、可观察的、能够经验地证明的，而神学是完全模糊的、虚幻的、不可观察的，同时又是不能够经验证明的，包括哲学、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可能精确，不可能试验，但可以观察和可以经验地说明。在这里，罗素清楚地给予了经济学类的社会科学的定位——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精确地数学化的学说，它永远也只能在如此的经验观察与研究之中。如果我们对于不能够精确的科学，非要精确地去处理，我们只能得到关于这种学说的两种极端性结论：第一，它是一门更接近于科学的学说，但不是经济学，“期权定值公式”大体属于此类之中；第二，它是一门更接近于神学类的学说，也不是经济学，因为它根本不可能经验地加以证明或是说明，精确到过度的地位，也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与头脑之中，极度的精确也就是现实的不真实，也就是现实的模糊，甚至于可以说极度的精确就是模糊。我们许多“乌托邦”类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某种非现实生活中的“象牙塔”中制造的，它们过于精确或是精细的分析与结论，生动无比地活跃于部分人的主观想象里，却没有任何真实之处，何以属于以经济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范围的经济学？如果坚持如此表达，那最多是一种“经济神学”。“期权定值公式”由于它基于真实的经验要素而生成，它不是神学性的，但精确的过度，也产生了某种玄学的意味。
    最近读到一本讲述经济学家们经济理论与政策建议主宰或是改变了经济生活的“偏史”书《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讲述了凯恩斯、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理论对于经济实践的或正确或错误的作用。史书的作用更多的应是记录，而不是评论，但该书的作者对于当代经济学名家们的理论与政策建议，加以大量的评论与判断性表述，让人产生某种“纯属个人观点”类的想法。但不论如何说，应当完全生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学说的基本定位，即是它无可试验性、不可精确性，经验可观察与可说明或历史证明性，决定了它任何理论都只有历史的确定性与历史的价值，决定了它任何政策性演论，都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风险。在这本仅涉及到一些主要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建议的“偏史”书里，作者所深刻体会并明白表达了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的风险。其实，正是这样的风险，经济学的存在才有它实在的魅力。关注或是熟悉经济学的人们都非常清楚，对于同一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经济学家，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会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当然，也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操作结果。使用了这种政策建议，而没有使用那种政策建议，事后人们会有多种评论，但是，经济生活永远不能够有实验室里进行的规定，不可能重新上演另一种经济政策建议被采用的历史。这就让经济学的辉煌与经济学家的辉煌，总是带着某种历史缺欠。显然，这不过是风险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有意思的是，如此的历史缺欠，也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缺欠的解释与说明，常常对立得不可调和，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不可调和中，吸引着无数的迷者不知返途。看来，我们又不得不套用经济学里的话来表达这一现象：风险与魅力并存。
    有风险又有魅力的经济学，当然会传导给像诺贝尔经济学奖类的经济学成果评价活动。在《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一书中，我们不时读到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理论的尴尬，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则必然地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类评价活动的难堪。有则小篇的书评称，经济学家们虽然大多表现事后诸葛亮者，但“事后诸葛亮也是诸葛亮”，言语中不无嘲侃，令人苦笑却能深领作者的良苦用心。事实上，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规定性，决定了它向实践演示政策时具有风险的永恒性，进而决定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类评价风险存在的永恒性。因此，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由于经济学理论历史局限而出现的某种历史的尴尬，应生宽待之意，不可偏激。不过，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们更多地去追求所谓的科学精确，试图或是一定要奖励到永恒正确的“经济科学理论”，从而一味地向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靠近，那与其说是减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风险，进而试图减少经济学理论的风险，不如说是在一种本意善良意识驱动下的愚蠢行为，它会引使经济学理论走入一种虚无境地，最后将经济学的风险，转化为经济学的灾难。届时，诺贝尔经济学奖便会自然而然地越过经济学学科的边界，进入到它种学科领域，真正的经济学“入土为安”了。
    因此，我们在这里评论的不是评论它必然存在着的产生于经济学理论历史局限的风险，而是评论它过于数学化而脱离经济学理论本体的迷误。历史的风险是可以认可其历史价值的，而脱离经济学本体的任何作为，那必定是在追求一种“永恒”性中严重地损害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至少，它的作用不是正向的、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