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你应该了解的历史：日本历史 （井上靖 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2:06:29
一 原始社会的日本
-人类的共同性和日本的特殊性
作为人类史一部分的日本史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现在的日本的日本列岛这个地方生活了？这大概可能和亚洲人类的历史一样，是从古老的时代就开始的。
目前已证实为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是1959年在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人头骨，学名为南方古猿（Zinianthro-pus boiseii亦称东非人），他们生活的年代，据推测可能是在一百七五万年前。迄今为止，在亚洲发现最早的人类遗骨，是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的中国猿人（Sinanthropuspekinensis 通称北京人）和在爪哇东部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又称直立猿人），他们都生活在地质学上洪积世[洪积世：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即从新生代的后半期直到现在，也就是从四十万、五十万年前直到现在）分为洪积世和冲积世两个时期。洪积世也叫大冰河期，指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为冰河所覆没的寒冷时期，人类发生后，有过四次。最后一次以后，进入冲积世。]初期，距今四十万到五十万年前。
现在，我们日本的国土，是在亚洲大陆东岸的海里，从东北至西南，由细长的连接为弓形群岛所组成。这个国土在洪积世，一部分和大陆连接，现在的日本海恰如内海一样。已经证实。中国猿人和爪哇猿人这些人类所生活的地区上的动物，在现在的日本列岛上也是存在的。由此可见，中国猿人或爪哇猿人的同伴也许不能举出确实的证据。后来经过二十多万年乃至十五万年前这样长的地质学上第三冰河[第三冰河期：从有人类以来，共发生过四次冰河期，距今约二十四万年乃至十五万年中间发生的冰河期称为第三冰河期，处于地质学上第四纪的前半时期，已有猿人。]的地层里，在日本列岛上也发现了石器。能够制照和使用这些石器，这说明这里确有人类生活过。
南方古猿不用说，就连中国猿人和在它之后发现的早期的人类，在骨骼上都和现在的人类有显著的不同。现在人类的直接祖先——真人（Homo sapiens）的出现，开始生活于地球的各地，是在洪积世的末期、距今三万年到五万年前的事。在日本列岛上，从洪积世末期的地层里，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各地，都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旧石器）。当时北海道和本州已经由现在的津轻海峡所割开，但本州和四国，本州和九州，仍是互相连接的陆地，而且估计它又和现在的朝鲜海峡，或中国南海的什么地方，通过路桥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这些地方从大陆来到现在的日本的。
在日本能够证实有过旧石器时代，这是1949年在群马县岩宿地方发现打制石器以后的事。这种文化和欧洲，亚洲大陆各地同样地质年代的文化极为相似。这足以说明人类文化原本是一体的。这种原始人类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乃是由人类从一般动物的自然状态仅仅向前迈出了半步或一步，也就是由生产力还完全未发达的状态所决定的。这种状态经过多少万年以后，到现在，人类已能够征服宇宙空间，并以这种异常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方面使整个地球的每个民族都发展了高度的民族文化，同时，已经具备了对这种 文化加以综合，作为统一的人类文化的前景。我们日本的历史不过也是这种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已。
旧石器时代居住在日本的人们，还没有进入定居生活，他们辗转各地，寻求食物。我们还未发现当时已有弓箭的证据。当时人们还完全不知使用瓷器。
当地球的历史从洪积世进入冲积世[冲积世：从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后半时期开始直到现在，称为冲积世。气候、水陆的分布以及动植物的情况，大体上已和现在相同。]的时候，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地球的大部分土地上，旧石器时代结束，出现了表面磨擦制石器这样更前进的工具——新石器的文化，同时开始制造陶器。不用说，陶器是烘烧粘土制成的。人们到这时已开始能自然物发生化学变化，制出自然界完全不存在的物品。这是人们改变自然的力量的一大进步。人们能够用陶器存放水和食物，也可用它烧水煮东西，或者使它成为祭器和美丽的艺术品。由于这一发明，原始人的生活比以前就更丰富得多了。
日本列岛的形成与绳纹文化
日本列岛上，也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在冲世初期已开始制造，使用新石器和陶器了。与此同时，在新石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日本式的特点。当时日本这地方已经和大陆割离开来，而成为四面环海的列岛。渡过大海与大陆往来，这对当时的日本列岛和它周围的社会生产力来说，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就是这样经过一万多年年，几乎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而不得不走独自的道路。在距今约八千年前，四国和九州成了离开本州的海岛。后来，日本面向太平洋方面的海岸线向海移动，从五千到六千年前开始，日本列岛的地形，气候，动植物的状态就基本上和现在相同了。
现已发现的日本列岛社会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是：由于陶器上具有绳纹或者类似绳纹的花纹，而称之为绳纹试陶器的文化，本书简称为绳纹文化。这一时代称为绳纹时代。绳纹文化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其遗迹遗物及日本各地（从北海道直到冲绳岛）。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人们虽然未能发明金属器具，但在这期间，由于人们不懈地社会劳动，生产力和文化也逐步地提高了。
根据陶器的形状和文化的变化以及出土情况来看，绳纹时代大体可分为早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等五个时期。
早期，人们已有了弓箭，可以看出已经进行了比旧石器时代更为发达的狩猎。前期的末期，已能够乘独木船出海捕鱼。他们住居在竖穴是从地面向下挖掘六至七平方米的方形或者圆形、中间立柱、四面和房顶用草木围茸的。早期的居住集团规模小，在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短。但进入前期，居住的竖穴就大量地排列在近海的高地，成为小部落。由于发现了长期使用过的火炉的遗迹等等，可以看出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变得长久了。
在中期，部落也发展到距离海岸相当远的腹地。例如在长野县八岳山麓也发现了很多中期的居住的遗址。当时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区进行物资交换。有名的例证是石镞（以长野县和田附近出产的黑曜石为原料制成的）的分布。这种石镞，不仅在关东[关东：日本古代指缝坂关（滋贺县大津市南方）以东之地。后指箱根关（神奈川县足柄下郡）以东之地，包括今东京都以及神奈川、琦玉、群马、枥木、茨城、千叶等六县。]和信越[信越：信指信浓，今长野县；越为越前、越中、越后的总称，今福井、富山、新Ж等县。]等地，而且东至福岛县，西至爱知县和福井县，甚至越过大海而分布到佐渡岛。一 原始社会的日本
-人类的共同性和日本的特殊性
作为人类史一部分的日本史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现在的日本的日本列岛这个地方生活了？这大概可能和亚洲人类的历史一样，是从古老的时代就开始的。
目前已证实为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是1959年在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人头骨，学名为南方古猿（Zinianthro-pus boiseii亦称东非人），他们生活的年代，据推测可能是在一百七五万年前。迄今为止，在亚洲发现最早的人类遗骨，是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的中国猿人（Sinanthropuspekinensis 通称北京人）和在爪哇东部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又称直立猿人），他们都生活在地质学上洪积世[洪积世：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即从新生代的后半期直到现在，也就是从四十万、五十万年前直到现在）分为洪积世和冲积世两个时期。洪积世也叫大冰河期，指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为冰河所覆没的寒冷时期，人类发生后，有过四次。最后一次以后，进入冲积世。]初期，距今四十万到五十万年前。
现在，我们日本的国土，是在亚洲大陆东岸的海里，从东北至西南，由细长的连接为弓形群岛所组成。这个国土在洪积世，一部分和大陆连接，现在的日本海恰如内海一样。已经证实。中国猿人和爪哇猿人这些人类所生活的地区上的动物，在现在的日本列岛上也是存在的。由此可见，中国猿人或爪哇猿人的同伴也许不能举出确实的证据。后来经过二十多万年乃至十五万年前这样长的地质学上第三冰河[第三冰河期：从有人类以来，共发生过四次冰河期，距今约二十四万年乃至十五万年中间发生的冰河期称为第三冰河期，处于地质学上第四纪的前半时期，已有猿人。]的地层里，在日本列岛上也发现了石器。能够制照和使用这些石器，这说明这里确有人类生活过。
南方古猿不用说，就连中国猿人和在它之后发现的早期的人类，在骨骼上都和现在的人类有显著的不同。现在人类的直接祖先——真人（Homo sapiens）的出现，开始生活于地球的各地，是在洪积世的末期、距今三万年到五万年前的事。在日本列岛上，从洪积世末期的地层里，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各地，都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旧石器）。当时北海道和本州已经由现在的津轻海峡所割开，但本州和四国，本州和九州，仍是互相连接的陆地，而且估计它又和现在的朝鲜海峡，或中国南海的什么地方，通过路桥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这些地方从大陆来到现在的日本的。
在日本能够证实有过旧石器时代，这是1949年在群马县岩宿地方发现打制石器以后的事。这种文化和欧洲，亚洲大陆各地同样地质年代的文化极为相似。这足以说明人类文化原本是一体的。这种原始人类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乃是由人类从一般动物的自然状态仅仅向前迈出了半步或一步，也就是由生产力还完全未发达的状态所决定的。这种状态经过多少万年以后，到现在，人类已能够征服宇宙空间，并以这种异常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方面使整个地球的每个民族都发展了高度的民族文化，同时，已经具备了对这种 文化加以综合，作为统一的人类文化的前景。我们日本的历史不过也是这种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已。
旧石器时代居住在日本的人们，还没有进入定居生活，他们辗转各地，寻求食物。我们还未发现当时已有弓箭的证据。当时人们还完全不知使用瓷器。
当地球的历史从洪积世进入冲积世[冲积世：从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后半时期开始直到现在，称为冲积世。气候、水陆的分布以及动植物的情况，大体上已和现在相同。]的时候，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地球的大部分土地上，旧石器时代结束，出现了表面磨擦制石器这样更前进的工具——新石器的文化，同时开始制造陶器。不用说，陶器是烘烧粘土制成的。人们到这时已开始能自然物发生化学变化，制出自然界完全不存在的物品。这是人们改变自然的力量的一大进步。人们能够用陶器存放水和食物，也可用它烧水煮东西，或者使它成为祭器和美丽的艺术品。由于这一发明，原始人的生活比以前就更丰富得多了。
日本列岛的形成与绳纹文化
日本列岛上，也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在冲世初期已开始制造，使用新石器和陶器了。与此同时，在新石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日本式的特点。当时日本这地方已经和大陆割离开来，而成为四面环海的列岛。渡过大海与大陆往来，这对当时的日本列岛和它周围的社会生产力来说，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就是这样经过一万多年年，几乎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而不得不走独自的道路。在距今约八千年前，四国和九州成了离开本州的海岛。后来，日本面向太平洋方面的海岸线向海移动，从五千到六千年前开始，日本列岛的地形，气候，动植物的状态就基本上和现在相同了。
现已发现的日本列岛社会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是：由于陶器上具有绳纹或者类似绳纹的花纹，而称之为绳纹试陶器的文化，本书简称为绳纹文化。这一时代称为绳纹时代。绳纹文化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其遗迹遗物及日本各地（从北海道直到冲绳岛）。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人们虽然未能发明金属器具，但在这期间，由于人们不懈地社会劳动，生产力和文化也逐步地提高了。
根据陶器的形状和文化的变化以及出土情况来看，绳纹时代大体可分为早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等五个时期。
早期，人们已有了弓箭，可以看出已经进行了比旧石器时代更为发达的狩猎。前期的末期，已能够乘独木船出海捕鱼。他们住居在竖穴是从地面向下挖掘六至七平方米的方形或者圆形、中间立柱、四面和房顶用草木围茸的。早期的居住集团规模小，在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短。但进入前期，居住的竖穴就大量地排列在近海的高地，成为小部落。由于发现了长期使用过的火炉的遗迹等等，可以看出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变得长久了。
在中期，部落也发展到距离海岸相当远的腹地。例如在长野县八岳山麓也发现了很多中期的居住的遗址。当时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区进行物资交换。有名的例证是石镞（以长野县和田附近出产的黑曜石为原料制成的）的分布。这种石镞，不仅在关东[关东：日本古代指缝坂关（滋贺县大津市南方）以东之地。后指箱根关（神奈川县足柄下郡）以东之地，包括今东京都以及神奈川、琦玉、群马、枥木、茨城、千叶等六县。]和信越[信越：信指信浓，今长野县；越为越前、越中、越后的总称，今福井、富山、新Ж等县。]等地，而且东至福岛县，西至爱知县和福井县，甚至越过大海而分布到佐渡岛。
-人类的共同性和日本的特殊性
作为人类史一部分的日本史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现在的日本的日本列岛这个地方生活了？这大概可能和亚洲人类的历史一样，是从古老的时代就开始的。
目前已证实为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是1959年在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人头骨，学名为南方古猿（Zinianthro-pus boiseii亦称东非人），他们生活的年代，据推测可能是在一百七五万年前。迄今为止，在亚洲发现最早的人类遗骨，是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的中国猿人（Sinanthropuspekinensis 通称北京人）和在爪哇东部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又称直立猿人），他们都生活在地质学上洪积世[洪积世：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即从新生代的后半期直到现在，也就是从四十万、五十万年前直到现在）分为洪积世和冲积世两个时期。洪积世也叫大冰河期，指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为冰河所覆没的寒冷时期，人类发生后，有过四次。最后一次以后，进入冲积世。]初期，距今四十万到五十万年前。
现在，我们日本的国土，是在亚洲大陆东岸的海里，从东北至西南，由细长的连接为弓形群岛所组成。这个国土在洪积世，一部分和大陆连接，现在的日本海恰如内海一样。已经证实。中国猿人和爪哇猿人这些人类所生活的地区上的动物，在现在的日本列岛上也是存在的。由此可见，中国猿人或爪哇猿人的同伴也许不能举出确实的证据。后来经过二十多万年乃至十五万年前这样长的地质学上第三冰河[第三冰河期：从有人类以来，共发生过四次冰河期，距今约二十四万年乃至十五万年中间发生的冰河期称为第三冰河期，处于地质学上第四纪的前半时期，已有猿人。]的地层里，在日本列岛上也发现了石器。能够制照和使用这些石器，这说明这里确有人类生活过。
南方古猿不用说，就连中国猿人和在它之后发现的早期的人类，在骨骼上都和现在的人类有显著的不同。现在人类的直接祖先——真人（Homo sapiens）的出现，开始生活于地球的各地，是在洪积世的末期、距今三万年到五万年前的事。在日本列岛上，从洪积世末期的地层里，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各地，都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旧石器）。当时北海道和本州已经由现在的津轻海峡所割开，但本州和四国，本州和九州，仍是互相连接的陆地，而且估计它又和现在的朝鲜海峡，或中国南海的什么地方，通过路桥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这些地方从大陆来到现在的日本的。
在日本能够证实有过旧石器时代，这是1949年在群马县岩宿地方发现打制石器以后的事。这种文化和欧洲，亚洲大陆各地同样地质年代的文化极为相似。这足以说明人类文化原本是一体的。这种原始人类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乃是由人类从一般动物的自然状态仅仅向前迈出了半步或一步，也就是由生产力还完全未发达的状态所决定的。这种状态经过多少万年以后，到现在，人类已能够征服宇宙空间，并以这种异常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方面使整个地球的每个民族都发展了高度的民族文化，同时，已经具备了对这种 文化加以综合，作为统一的人类文化的前景。我们日本的历史不过也是这种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已。
旧石器时代居住在日本的人们，还没有进入定居生活，他们辗转各地，寻求食物。我们还未发现当时已有弓箭的证据。当时人们还完全不知使用瓷器。
当地球的历史从洪积世进入冲积世[冲积世：从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后半时期开始直到现在，称为冲积世。气候、水陆的分布以及动植物的情况，大体上已和现在相同。]的时候，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地球的大部分土地上，旧石器时代结束，出现了表面磨擦制石器这样更前进的工具——新石器的文化，同时开始制造陶器。不用说，陶器是烘烧粘土制成的。人们到这时已开始能自然物发生化学变化，制出自然界完全不存在的物品。这是人们改变自然的力量的一大进步。人们能够用陶器存放水和食物，也可用它烧水煮东西，或者使它成为祭器和美丽的艺术品。由于这一发明，原始人的生活比以前就更丰富得多了。
日本列岛的形成与绳纹文化
日本列岛上，也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在冲世初期已开始制造，使用新石器和陶器了。与此同时，在新石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日本式的特点。当时日本这地方已经和大陆割离开来，而成为四面环海的列岛。渡过大海与大陆往来，这对当时的日本列岛和它周围的社会生产力来说，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就是这样经过一万多年年，几乎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而不得不走独自的道路。在距今约八千年前，四国和九州成了离开本州的海岛。后来，日本面向太平洋方面的海岸线向海移动，从五千到六千年前开始，日本列岛的地形，气候，动植物的状态就基本上和现在相同了。
现已发现的日本列岛社会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是：由于陶器上具有绳纹或者类似绳纹的花纹，而称之为绳纹试陶器的文化，本书简称为绳纹文化。这一时代称为绳纹时代。绳纹文化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其遗迹遗物及日本各地（从北海道直到冲绳岛）。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人们虽然未能发明金属器具，但在这期间，由于人们不懈地社会劳动，生产力和文化也逐步地提高了。
根据陶器的形状和文化的变化以及出土情况来看，绳纹时代大体可分为早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等五个时期。
早期，人们已有了弓箭，可以看出已经进行了比旧石器时代更为发达的狩猎。前期的末期，已能够乘独木船出海捕鱼。他们住居在竖穴是从地面向下挖掘六至七平方米的方形或者圆形、中间立柱、四面和房顶用草木围茸的。早期的居住集团规模小，在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短。但进入前期，居住的竖穴就大量地排列在近海的高地，成为小部落。由于发现了长期使用过的火炉的遗迹等等，可以看出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变得长久了。
在中期，部落也发展到距离海岸相当远的腹地。例如在长野县八岳山麓也发现了很多中期的居住的遗址。当时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区进行物资交换。有名的例证是石镞（以长野县和田附近出产的黑曜石为原料制成的）的分布。这种石镞，不仅在关东[关东：日本古代指缝坂关（滋贺县大津市南方）以东之地。后指箱根关（神奈川县足柄下郡）以东之地，包括今东京都以及神奈川、琦玉、群马、枥木、茨城、千叶等六县。]和信越[信越：信指信浓，今长野县；越为越前、越中、越后的总称，今福井、富山、新Ж等县。]等地，而且东至福岛县，西至爱知县和福井县，甚至越过大海而分布到佐渡岛。一 原始社会的日本
-人类的共同性和日本的特殊性
作为人类史一部分的日本史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现在的日本的日本列岛这个地方生活了？这大概可能和亚洲人类的历史一样，是从古老的时代就开始的。
目前已证实为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是1959年在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人头骨，学名为南方古猿（Zinianthro-pus boiseii亦称东非人），他们生活的年代，据推测可能是在一百七五万年前。迄今为止，在亚洲发现最早的人类遗骨，是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的中国猿人（Sinanthropuspekinensis 通称北京人）和在爪哇东部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又称直立猿人），他们都生活在地质学上洪积世[洪积世：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即从新生代的后半期直到现在，也就是从四十万、五十万年前直到现在）分为洪积世和冲积世两个时期。洪积世也叫大冰河期，指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为冰河所覆没的寒冷时期，人类发生后，有过四次。最后一次以后，进入冲积世。]初期，距今四十万到五十万年前。
现在，我们日本的国土，是在亚洲大陆东岸的海里，从东北至西南，由细长的连接为弓形群岛所组成。这个国土在洪积世，一部分和大陆连接，现在的日本海恰如内海一样。已经证实。中国猿人和爪哇猿人这些人类所生活的地区上的动物，在现在的日本列岛上也是存在的。由此可见，中国猿人或爪哇猿人的同伴也许不能举出确实的证据。后来经过二十多万年乃至十五万年前这样长的地质学上第三冰河[第三冰河期：从有人类以来，共发生过四次冰河期，距今约二十四万年乃至十五万年中间发生的冰河期称为第三冰河期，处于地质学上第四纪的前半时期，已有猿人。]的地层里，在日本列岛上也发现了石器。能够制照和使用这些石器，这说明这里确有人类生活过。
南方古猿不用说，就连中国猿人和在它之后发现的早期的人类，在骨骼上都和现在的人类有显著的不同。现在人类的直接祖先——真人（Homo sapiens）的出现，开始生活于地球的各地，是在洪积世的末期、距今三万年到五万年前的事。在日本列岛上，从洪积世末期的地层里，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各地，都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旧石器）。当时北海道和本州已经由现在的津轻海峡所割开，但本州和四国，本州和九州，仍是互相连接的陆地，而且估计它又和现在的朝鲜海峡，或中国南海的什么地方，通过路桥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而和大陆连成一片。真人恐怕就是通过这些地方从大陆来到现在的日本的。
在日本能够证实有过旧石器时代，这是1949年在群马县岩宿地方发现打制石器以后的事。这种文化和欧洲，亚洲大陆各地同样地质年代的文化极为相似。这足以说明人类文化原本是一体的。这种原始人类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乃是由人类从一般动物的自然状态仅仅向前迈出了半步或一步，也就是由生产力还完全未发达的状态所决定的。这种状态经过多少万年以后，到现在，人类已能够征服宇宙空间，并以这种异常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方面使整个地球的每个民族都发展了高度的民族文化，同时，已经具备了对这种 文化加以综合，作为统一的人类文化的前景。我们日本的历史不过也是这种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已。
旧石器时代居住在日本的人们，还没有进入定居生活，他们辗转各地，寻求食物。我们还未发现当时已有弓箭的证据。当时人们还完全不知使用瓷器。
当地球的历史从洪积世进入冲积世[冲积世：从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后半时期开始直到现在，称为冲积世。气候、水陆的分布以及动植物的情况，大体上已和现在相同。]的时候，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地球的大部分土地上，旧石器时代结束，出现了表面磨擦制石器这样更前进的工具——新石器的文化，同时开始制造陶器。不用说，陶器是烘烧粘土制成的。人们到这时已开始能自然物发生化学变化，制出自然界完全不存在的物品。这是人们改变自然的力量的一大进步。人们能够用陶器存放水和食物，也可用它烧水煮东西，或者使它成为祭器和美丽的艺术品。由于这一发明，原始人的生活比以前就更丰富得多了。
日本列岛的形成与绳纹文化
日本列岛上，也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在冲世初期已开始制造，使用新石器和陶器了。与此同时，在新石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日本式的特点。当时日本这地方已经和大陆割离开来，而成为四面环海的列岛。渡过大海与大陆往来，这对当时的日本列岛和它周围的社会生产力来说，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就是这样经过一万多年年，几乎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而不得不走独自的道路。在距今约八千年前，四国和九州成了离开本州的海岛。后来，日本面向太平洋方面的海岸线向海移动，从五千到六千年前开始，日本列岛的地形，气候，动植物的状态就基本上和现在相同了。
现已发现的日本列岛社会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是：由于陶器上具有绳纹或者类似绳纹的花纹，而称之为绳纹试陶器的文化，本书简称为绳纹文化。这一时代称为绳纹时代。绳纹文化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其遗迹遗物及日本各地（从北海道直到冲绳岛）。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人们虽然未能发明金属器具，但在这期间，由于人们不懈地社会劳动，生产力和文化也逐步地提高了。
根据陶器的形状和文化的变化以及出土情况来看，绳纹时代大体可分为早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等五个时期。
早期，人们已有了弓箭，可以看出已经进行了比旧石器时代更为发达的狩猎。前期的末期，已能够乘独木船出海捕鱼。他们住居在竖穴是从地面向下挖掘六至七平方米的方形或者圆形、中间立柱、四面和房顶用草木围茸的。早期的居住集团规模小，在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短。但进入前期，居住的竖穴就大量地排列在近海的高地，成为小部落。由于发现了长期使用过的火炉的遗迹等等，可以看出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变得长久了。
在中期，部落也发展到距离海岸相当远的腹地。例如在长野县八岳山麓也发现了很多中期的居住的遗址。当时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区进行物资交换。有名的例证是石镞（以长野县和田附近出产的黑曜石为原料制成的）的分布。这种石镞，不仅在关东[关东：日本古代指缝坂关（滋贺县大津市南方）以东之地。后指箱根关（神奈川县足柄下郡）以东之地，包括今东京都以及神奈川、琦玉、群马、枥木、茨城、千叶等六县。]和信越[信越：信指信浓，今长野县；越为越前、越中、越后的总称，今福井、富山、新Ж等县。]等地，而且东至福岛县，西至爱知县和福井县，甚至越过大海而分布到佐渡岛。
从后期到晚期，人们从高地进入平原地带，部落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居住遗址和贝冢出土的陶器、石器和骨角器等劳动工具来看，品种繁多，数量也增多了。这表示劳动生产的发达和多种多样了。同时，东日本与西日本，在文化的形态上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
绳纹文化在陶器的形状和花纹等方面，东日本和西日本原来就有差异，尽管如此，直到后期仍无本质上的不同，各方面都是向同一方面前进的。但到晚期，东日本仍按过去的方向继续前进发展，钓具之类的骨角器极为精巧，陶器的花纹，以青森县龟冈出土的龟冈式陶器为典型，发展得极为复杂。与此相反。西日本方面从绳纹文化遗迹出土的文物却极少变化，陶器甚至比以前更为简素；但另一方面，却发现了好象用以掘土的大型打制石斧等具有新性质的强力的劳动工具。从这些石器看来，在西日本，人们似乎已在探索新的生产方法，即走向农业的道路了。
原始公社和母系氏族制
绳纹文化虽然发展到这种程度，但终于未能实现农耕和畜牧。绳纹时代人们饲养的唯一的家畜是狗。狗这种动物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人类最早的伙伴和助手。在绳纹文化中期以后的遗迹中，发现了可以磨碎谷物的石臼和上述大型的打制石斧等物，有人据此推断，当时已开始了种植稗子或者芋头之类的原始农业，但这个问题还不能确定。当时即使有了这样的农业，也不是主要的，人们的生活主要仍然是依靠渔猎和采集。
在这种生产力的阶段，能够劳动的人们全都参加劳动，才能够勉强地维持着社会生活。所以在这里，不存在生产自己不劳动而剥削别人劳动的富者和被剥削的贫者的差别的条件。看一下绳纹时代各个时期的居住遗址，它们都是同样的简陋，没有什么大小优劣的区别。人们死了，都葬在共同墓地。没有一个人的坟墓会比别人的更美观。也没有同其他死者不同的特殊随葬品。这就表明，在这个社会里没有贵贱贫富的分别。在这种社会里，由个人单独进行，是搞不了的，大概都要依靠社会全体成员进行集体劳动。因此弓箭、船只、鱼网等主要劳动工具一定是整个社会所共有。这是因为如果这些工具属于个人私有，那就会产生占有劳动工具的富者和不占有工具只靠劳动的贫者的差别，但是现在还没有表示这种贫富差别的任何证据。
生产劳动是集体进行，生产工具是共同所有，换句话说，原始公社制这种集体，大概是由母系血缘联系的母系制氏族公社。这一点虽然还没有可资直接证明的遗物，但从当时的生产力和原始群居的规模以及后来母系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可以这样断定的。而且在中期和后期绳纹陶器中，用以表现人类的陶土人形——陶俑，塑造的多半是女性形象。陶俑大概是和相信万物有灵魂（这种灵魂可以左右人类命运）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相联系的。塑造女性的形象，是因为认为女性生男育女，是生命的本源，所以感觉她有神妙的力量，或者可能表示对母祖的崇拜。
日本人种原型于日语原型的形成
由于下述两点，可以说绳纹时代是日本历史的开端。第一，我认为日本人种的原型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继绳纹文化之后，从朝鲜方面输入了崭新的高度文化，即后文叙述的弥生式陶器的文化。这种文化立即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虽然渡来了若干新的人种，但这种人并不是消灭日本绳纹时代的人，也未因混血而消灭绳纹时代人种的特点，相反地，而是外来的人种被绳纹时代的人所同化，这是人类学家的共同说法。如果是这样，就应该说绳纹时代的人就成为直到现在的日本人中的原型了。
那么，绳纹时代人和旧石器时代人在人种上是否是一脉相传的？或者，旧石器时代人由于什么缘故而消灭，以后，具有绳纹文化的人种近来，而成为日本列岛的主人了呢？或者，是否是旧石器时代人和外来的人共存、混血，而成为新的人种了呢？对此，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尚未作出任何结论。（但是，使我们可以推断旧新两种石器文化存在着连续性的这种考古资料，现在发现得逐渐多起来了。）文化的连续性虽然不能说就是人种的连续性，但是如果对这两种文化的连续性，但是如果对这两种文化的连续性的文化的人种也是同一的。
不管旧石器时代人和绳纹时代人同一人种，还是各不相同的人种，但由于绳纹时代人自从日本列岛和大陆分离以后的几千年中几乎不得不进行孤立的生活，所以他们在这中间适应了日本列岛的各种自然条件，因而产生了人种上的和文化上具有独特的特征。因此，尽管我们很难断定他们的祖先究竟是住在大陆方面，还是东南亚方面，但可以认为，由于绳纹时代的人在几千年直到一万年期间都在同大陆或东南亚迥然不同的自然的和文化的条件下进行生活，在这中间，就形成了与其祖先不同的人种，而成为现代日本人的原型。
第二，我认为日语的核心，形成于绳纹时代。根据语言年代学估计，现在日本本州等地的语言和冲绳的语言出于共同的祖语，到公元前后分离开来，分别有了独自的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具有两种语言共同的核心部分的日本祖语，必须说已存在于绳纹时代。至于这种日本祖语属于哪种语言系统，则有种种的假设，还不能得出定论。在日本周围的各民族语言中，能够找出可能和日语有亲族关系的，只有朝鲜语言。因此，假定日、朝两种语言从其共通的祖语分离开来的时期，从现在起至少是三千五百年乃至五千年以前，即绳纹时代中期以前。
在绳纹时代，日本列岛，就是这样形成了现在日本人固有的生活地区，并在这里成长了不同于周围各种族的独自的人种和语言，即日本人和日本语的原型，这种人通过野蛮阶段，开辟了走向文明阶段的道路。日本人的历史正是从此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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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马台国和日本国家形成的特征
随着族长对氏人的权力、权威的增长和各氏族、各部落集团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发展及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加深和扩大了统治者、剥削者的少数人和被统治者、被剥削者的多数人之间的阶级分化与对立。而且开始把族长们用以统治氏族成员和被征服集团的权力机构组成国家。北九州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已如前述《汉书》所记载的倭奴百余国那样形成了许多的部落国家。其中强大的“倭奴”的“国王”已经具有向遥远的后汉王朝首都洛阳派出使臣的力量，接受了后汉皇帝交给的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这金印于江户时代，在想在的福冈县志贺岛发现）。这时国王的希望大概是想借助于臣属强大的中国皇帝，取得对自己权力的保障，而使自己的权力更加强大吧。这些“国王”们出于扩张自己统治地盘的强烈要求，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在公元二世纪，发展到如中国史书所述“倭国大乱”那样的地步。经过这次战乱，到三世纪的前半叶，演变为中国史书《魏志》中记载的有名的邪马台国。
据《魏志倭人传》所记，邪马台国是统治二十八个倭国的大国，起先由男王统治，经过几年战乱之后，统治者协商，推举名叫卑弥呼的妇女为王。女王系独身，不抛头露面，常用“鬼道”来收拢人心。政务由其弟管理。女王死后，又要拥立男王，国内又陷于大乱。统治者们于是又进行商议，立卑弥呼的继承人，十三岁的姑娘壳与为王，内乱才平息下来。可见邪马台国是由各部族长组成的联合政权，还没有确立男子世袭王权的制度，王位经常是由各部族长协商决定的。在部族长们进行激烈争斗的时候，象卑弥呼以宗教的权威成为国家统一者，这比起政治的军事的实力就更为有效。卑弥呼和壳与恐怕是出于组成这个国家各部族中的、担任司祭者的直系氏族本族的。女王可能既有司祭者的权威，同时还有母系氏族制时代母祖的权威。
但是，象母系氏族制社会那样，仅仅依靠母祖、司祭者的权威，已经不能稳定这个社会。因为这种社会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民主平等的社会，而是由叫作王和“大人”（贵族）的人们对“下户”（平民）和奴隶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阶级社会了。为了进行剥削和统治，就必须建立和使用维护王权的军队和惩办反抗者的机构，就必须建立为维持这些非生产机构而设立的征税机关和市场的监督官等国家权力机构。因此，女王卑弥呼就必须任用其弟掌握权力机关，充当摄政。
公元239年，女王卑弥呼 也向当时占有朝鲜的中国王朝——魏国的首都洛阳派遣使臣，并向魏国皇帝贡献奴隶和斑布（带有斑纹的麻布）。皇帝赐给了“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以及各种丝绸、黄金、大刀、铜镜等物。而当邪马台国与狗奴国（在今何处不明）交战时，邪马台国得到了魏国的政治援助。利用中国大帝国的势力保证自己的王权，以加强其对周围各族长的权势，这种思想在以后的倭王的统治中也有反映。这是日本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特点之一。
邪马台国究竟在日本什么地方？是北九州，还是近畿的大和？自古以来，就不断地有争论。我认为大和说最能合理地说明一世纪到四世纪日本列袄社会的国家形成的历史。即使认为邪马台国曾在北九州，但到三世纪中叶，大和地方已经成立了邪马台国那样的部落联合国家，这是无可置疑的。这一政权，从三世纪后半叶起，到四世纪的前半期，不仅统治了北九州，而且其势力已达到关东地方。在八世纪初的文献《古事记》[《古事记》：三卷稗田阿礼奉天武天皇皇命口述，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皇诏编写，成于公元712年（和铜五年）。本书目的在于阐明天皇世系，也包括大量神话故事，是日本最早的历史书，也是最早的文学书。]和《日本书纪》[《日本书纪》：原称《日本纪》，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当时执笔者多半留学长安、洛阳，并在唐朝太学留学多年。全书是用汉文写的，逼供内采用了唐以前中国正史的《本纪》、《表》等体例。]里面，记有倭 健命（日本武尊）西征北九州的熊袭、东讨关东的虾夷的说法，这恐怕是用个人的英雄行为来说明大和政权发展过程的。到三世纪末叶，大和及其附近已经有了宏大的古坟，这说明当地的王——族长们的权威和权力是强大的。
大和政权征服各地氏族、部落时，曾把这些氏族、部族部分成员当做奴隶而带回大和。但一般是不破坏被征服的集团，使旧有的氏族组织原封不动，形成一个由该族长和征服者用血缘关系结成的一种制度，以统治他们，从他们身上征收贡物，并令其成员参加必要的劳役，或充当士兵。
随着族长对氏人的权力、权威的增长和各氏族、各部落集团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发展及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加深和扩大了统治者、剥削者的少数人和被统治者、被剥削者的多数人之间的阶级分化与对立。而且开始把族长们用以统治氏族成员和被征服集团的权力机构组成国家。北九州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已如前述《汉书》所记载的倭奴百余国那样形成了许多的部落国家。其中强大的“倭奴”的“国王”已经具有向遥远的后汉王朝首都洛阳派出使臣的力量，接受了后汉皇帝交给的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这金印于江户时代，在想在的福冈县志贺岛发现）。这时国王的希望大概是想借助于臣属强大的中国皇帝，取得对自己权力的保障，而使自己的权力更加强大吧。这些“国王”们出于扩张自己统治地盘的强烈要求，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在公元二世纪，发展到如中国史书所述“倭国大乱”那样的地步。经过这次战乱，到三世纪的前半叶，演变为中国史书《魏志》中记载的有名的邪马台国。
据《魏志倭人传》所记，邪马台国是统治二十八个倭国的大国，起先由男王统治，经过几年战乱之后，统治者协商，推举名叫卑弥呼的妇女为王。女王系独身，不抛头露面，常用“鬼道”来收拢人心。政务由其弟管理。女王死后，又要拥立男王，国内又陷于大乱。统治者们于是又进行商议，立卑弥呼的继承人，十三岁的姑娘壳与为王，内乱才平息下来。可见邪马台国是由各部族长组成的联合政权，还没有确立男子世袭王权的制度，王位经常是由各部族长协商决定的。在部族长们进行激烈争斗的时候，象卑弥呼以宗教的权威成为国家统一者，这比起政治的军事的实力就更为有效。卑弥呼和壳与恐怕是出于组成这个国家各部族中的、担任司祭者的直系氏族本族的。女王可能既有司祭者的权威，同时还有母系氏族制时代母祖的权威。
但是，象母系氏族制社会那样，仅仅依靠母祖、司祭者的权威，已经不能稳定这个社会。因为这种社会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民主平等的社会，而是由叫作王和“大人”（贵族）的人们对“下户”（平民）和奴隶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阶级社会了。为了进行剥削和统治，就必须建立和使用维护王权的军队和惩办反抗者的机构，就必须建立为维持这些非生产机构而设立的征税机关和市场的监督官等国家权力机构。因此，女王卑弥呼就必须任用其弟掌握权力机关，充当摄政。
公元239年，女王卑弥呼 也向当时占有朝鲜的中国王朝——魏国的首都洛阳派遣使臣，并向魏国皇帝贡献奴隶和斑布（带有斑纹的麻布）。皇帝赐给了“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以及各种丝绸、黄金、大刀、铜镜等物。而当邪马台国与狗奴国（在今何处不明）交战时，邪马台国得到了魏国的政治援助。利用中国大帝国的势力保证自己的王权，以加强其对周围各族长的权势，这种思想在以后的倭王的统治中也有反映。这是日本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特点之一。
邪马台国究竟在日本什么地方？是北九州，还是近畿的大和？自古以来，就不断地有争论。我认为大和说最能合理地说明一世纪到四世纪日本列袄社会的国家形成的历史。即使认为邪马台国曾在北九州，但到三世纪中叶，大和地方已经成立了邪马台国那样的部落联合国家，这是无可置疑的。这一政权，从三世纪后半叶起，到四世纪的前半期，不仅统治了北九州，而且其势力已达到关东地方。在八世纪初的文献《古事记》[《古事记》：三卷稗田阿礼奉天武天皇皇命口述，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皇诏编写，成于公元712年（和铜五年）。本书目的在于阐明天皇世系，也包括大量神话故事，是日本最早的历史书，也是最早的文学书。]和《日本书纪》[《日本书纪》：原称《日本纪》，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当时执笔者多半留学长安、洛阳，并在唐朝太学留学多年。全书是用汉文写的，逼供内采用了唐以前中国正史的《本纪》、《表》等体例。]里面，记有倭 健命（日本武尊）西征北九州的熊袭、东讨关东的虾夷的说法，这恐怕是用个人的英雄行为来说明大和政权发展过程的。到三世纪末叶，大和及其附近已经有了宏大的古坟，这说明当地的王——族长们的权威和权力是强大的。
大和政权征服各地氏族、部落时，曾把这些氏族、部族部分成员当做奴隶而带回大和。但一般是不破坏被征服的集团，使旧有的氏族组织原封不动，形成一个由该族长和征服者用血缘关系结成的一种制度，以统治他们，从他们身上征收贡物，并令其成员参加必要的劳役，或充当士兵。
倭国的五王和大王国家
公元四世纪中叶，大和政权势力伸张到南朝鲜，使任那[任那：今朝鲜南部。]地方成为殖民地。大和政权以此为根据地，与朝鲜西南部新兴的百济国结成同盟，以对抗统治东侧的新罗国和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国。当时中国汉族因受北方匈奴族的压迫，整个国土陷于混乱，所以他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也丧失了。大和政权的军队到达现在的平壤附近，但为高句丽所击败。
在此以后，大和政权在朝鲜的势力虽有时前进，有时衰退，但历代的日本国王，仍按照公元一世纪中叶奴国为难感历来的传统，都和中国皇帝建立君臣关系，企图取得中国皇帝的保证，许其作为南朝鲜国王，行使统治权。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421年，倭王“赞”遣使赴中国南朝的宋国[南北朝时刘裕在今南京所建的朝代，公元420—479年。]，接受皇帝给予某种称号（具体称号不明）。继之于430年，倭王“珍”自己用“使持节[使持节：六朝宋国守边军政官名。阵雨长的称号，意思是倭王乃是作为宋国的使持节，掌有倭及其他五国军事权，负有稳定宋国东部任务的大将军。] 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秦韩：朝鲜东南部部族国家的总称。]、慕韩[慕韩：即马韩，古代朝鲜三韩之一，又是种族名。今京畿道南部到忠清南北道和全罗南北道大片土地。]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名字，请宋帝承认这个称号。但宋帝只许“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不许可具有对百济等六国军事都督的称号，也不承认“大将军”这一称呼。下一代的王“济”和再下一代的王“兴”也希望得到和王“珍”同样的称号（都督的国名略有变动），也未能如愿。到再下一代的王“武”才由宋帝许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今朝鲜庆尚道南部洛东江口一带。]、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的称号。宋国因和新罗对立，逐承认他把新罗国包括在倭王所辖之内，但对五代倭王，都未允许他们将实际已完全被倭王视为属国的百济包括进去。
五代倭王，据估计相当于《日本书纪》的任德（或应神）、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代天皇。从公元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五王的时代是大和政权势力在朝鲜半岛达到全盛的时期。在此期间曾把大批的技术者和劳动者作为奴隶从朝鲜带回日本，并对南朝鲜的铁矿也进行了大规模地开采。因此，日本的冶铁、铁器、丝绸以及采矿、工业、养蚕、饲养家畜、农耕的技术与工具。都有了飞跃的进步。当然，与这些技术关系密切的算术知识也传到日本，而在倭王宫廷也一定有人（大概是渡来人）专为倭王草拟致中国皇帝的表文的。
公元五世纪中叶，在大和以外的族长阶层中也开始使用文字。例如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上，有造于瑞齿别大王（反正天皇、倭王珍）时代的铭文。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可能是倭王赞）时，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曾向来自日本的百济学者王仁学习过《论语》。这一记载是否确实，姑且不论，总之公元五世纪前半期日贵族已经接受了百济出身的学者的汉字和儒家启蒙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
到公元五世纪，处在中国文化圈东端的日本社会，的确已经进到文明的阶段。而在这一地区形成的国家，统治了日本列岛的主要部分，甚至发展到在国外具有殖民地的程度。而这种国王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达到上的铭文所示，已被地方的王尊称为“大王”——诸王中最大的王。如把这样发展的国家仍称为大和政权是不合适的，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国家有所区别，我们把倭国的五王以后的国家称为大王国家。这个国家象公元三世纪中叶邪马台国那样，是大和各部族长的联合政权通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内外战争而发展起来的，这时候的王位确立了男子世系制度。大王已经不只是卑弥呼那样的宗教权威，而是掌握一切政治、军事、司祭的最高权力者。
大王及其身边的诸王——大族长们的权势之盛。可以从五世纪最为盛行的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前面是矩形，后面是圆形的古坟）清楚地看出。在此以前的古坟，是把棺材埋葬在自然的丘陵的顶上的；这时则在平野，用人工积土造成小山，作为王者的坟墓。在现在界市附近的一座据说是应任或任德天皇的古坟，长四百七十五米，高二十七米，前方宽达三百米，围有三道壕沟，从遥远的海上可以望见。前方后圆坟不仅在近畿地方，还分布在九州到奥羽地方[奥羽地方：即东北地区，包括出羽和陆奥二地，今青森、岩手、山形、宫城、福岛、秋田等县。]的南部各地，排列在古坟周围的埴轮（排成环状的陶器），有的是仿照武士和农民各种姿势的男女、动物、房屋、船舶、各种生活用具的形状所制的朴素的艺术品。而在各粉的随葬品中，除大量的铁制农业、手工业用具外，还有青铜镜、硬玉的勾玉、铁剑，即后世用作天皇皇位的标志的所谓“三种神器”之类的东西。这些是来自中国的；为了答谢进口而向中国出口了“生口”，即作为奴隶的人民。三种神器也就是把日本人民作为奴隶卖给外国皇帝的代价。其中铜镜。有的可能是由大王分给地方的王——豪族，用以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标志。
大王政权的结构和氏族制度
大王（后来的天皇）完全是世袭的专制君主。他的地位和权力并不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俩量压倒大和的其他族长，使之臣服而取得的，他们和上述邪马台国一样，因为是属于特定的血统的人（形成大和国家的各族长的本支人并为各部族的司祭者），而当上了大王。大王的世袭，是固定不变的，其他任何有力的族长，都不能取而代之。大王世袭这种制度对于沿用氏族和部落扩大联合来实现国家的形成和扩大的社会来说，大概是必然要采取的。但是，族长们对于在大王一家的同族中，立谁为大王，却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都希望拥立对自家有利的大王。因此，在《日本书纪》里充满了为了继承皇位而进行激烈斗争的事件。其中最为残酷的一例是公元五世纪中叶允恭天皇（倭王济）死后的皇位争夺。
大王的政府——朝廷，最初是由势力比得上天皇的葛城、平群、三轮等有势力的氏族族长、天皇亲信的最高执政者组成的，在他们的下面，由有势力的族长率领他们的氏人和属民（奴隶和后文的部民）分担政务，他们在朝廷的地位和职务是世袭的。大伴氏和物部氏分担军事，中臣氏和忌部氏分担祭祀，苏我氏分担财政。他们的职务都成为世袭的。这些职务，由于国事日趋复杂繁多，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结果是：到公元五世纪中叶，世袭地分担军事 、祭祀、财政等的各氏，就比没有这样特定世袭职务的葛城氏等呢眼旧有的大豪族更为有势力了。势力较小的族长也率领他们的氏人和属民分担朝廷必需的各种物资的生产、管理以及其他业务，也成为世袭的职务。
这样，组成大王国家的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族长们，就由大王授予荣誉称号——臣、连、公、别、首、直等姓[姓：也写作尸、骨等字。臣、连、宿弥、造等姓表示中央贵族；直、君、首等姓表示地方豪族；使主、忌寸、吉寸等姓表示渡来人的贵族。]，分封他们为臣属大王的贵族。到公元五世纪后半期，在这些姓的上面又出现了大臣、大连等姓。而在地方族长中，有的人也表示他是该地区统治者之意的国造、县主、稻置[国造、县主、稻置：都是日本古代地方官职名称。国造和县主是一郡或一国的统治者，国造的地位高于县主。稻置所辖的地区更小，地位也低于前二者。]等称号，他们编入大王国家统治之下，同时，这些称号也具有类似上述姓氏职权的性质。这些中央和地方的贵族们，除姓以外，还有“氏”名，所以本书中称他们为氏姓贵族，称他们所率领的具有氏族制形态的集团为氏姓集团。
公元四世纪中叶，大和政权势力伸张到南朝鲜，使任那[任那：今朝鲜南部。]地方成为殖民地。大和政权以此为根据地，与朝鲜西南部新兴的百济国结成同盟，以对抗统治东侧的新罗国和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国。当时中国汉族因受北方匈奴族的压迫，整个国土陷于混乱，所以他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也丧失了。大和政权的军队到达现在的平壤附近，但为高句丽所击败。
在此以后，大和政权在朝鲜的势力虽有时前进，有时衰退，但历代的日本国王，仍按照公元一世纪中叶奴国为难感历来的传统，都和中国皇帝建立君臣关系，企图取得中国皇帝的保证，许其作为南朝鲜国王，行使统治权。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421年，倭王“赞”遣使赴中国南朝的宋国[南北朝时刘裕在今南京所建的朝代，公元420—479年。]，接受皇帝给予某种称号（具体称号不明）。继之于430年，倭王“珍”自己用“使持节[使持节：六朝宋国守边军政官名。阵雨长的称号，意思是倭王乃是作为宋国的使持节，掌有倭及其他五国军事权，负有稳定宋国东部任务的大将军。] 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秦韩：朝鲜东南部部族国家的总称。]、慕韩[慕韩：即马韩，古代朝鲜三韩之一，又是种族名。今京畿道南部到忠清南北道和全罗南北道大片土地。]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名字，请宋帝承认这个称号。但宋帝只许“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不许可具有对百济等六国军事都督的称号，也不承认“大将军”这一称呼。下一代的王“济”和再下一代的王“兴”也希望得到和王“珍”同样的称号（都督的国名略有变动），也未能如愿。到再下一代的王“武”才由宋帝许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今朝鲜庆尚道南部洛东江口一带。]、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的称号。宋国因和新罗对立，逐承认他把新罗国包括在倭王所辖之内，但对五代倭王，都未允许他们将实际已完全被倭王视为属国的百济包括进去。
五代倭王，据估计相当于《日本书纪》的任德（或应神）、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代天皇。从公元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五王的时代是大和政权势力在朝鲜半岛达到全盛的时期。在此期间曾把大批的技术者和劳动者作为奴隶从朝鲜带回日本，并对南朝鲜的铁矿也进行了大规模地开采。因此，日本的冶铁、铁器、丝绸以及采矿、工业、养蚕、饲养家畜、农耕的技术与工具。都有了飞跃的进步。当然，与这些技术关系密切的算术知识也传到日本，而在倭王宫廷也一定有人（大概是渡来人）专为倭王草拟致中国皇帝的表文的。
公元五世纪中叶，在大和以外的族长阶层中也开始使用文字。例如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上，有造于瑞齿别大王（反正天皇、倭王珍）时代的铭文。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可能是倭王赞）时，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曾向来自日本的百济学者王仁学习过《论语》。这一记载是否确实，姑且不论，总之公元五世纪前半期日贵族已经接受了百济出身的学者的汉字和儒家启蒙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
到公元五世纪，处在中国文化圈东端的日本社会，的确已经进到文明的阶段。而在这一地区形成的国家，统治了日本列岛的主要部分，甚至发展到在国外具有殖民地的程度。而这种国王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达到上的铭文所示，已被地方的王尊称为“大王”——诸王中最大的王。如把这样发展的国家仍称为大和政权是不合适的，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国家有所区别，我们把倭国的五王以后的国家称为大王国家。这个国家象公元三世纪中叶邪马台国那样，是大和各部族长的联合政权通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内外战争而发展起来的，这时候的王位确立了男子世系制度。大王已经不只是卑弥呼那样的宗教权威，而是掌握一切政治、军事、司祭的最高权力者。
大王及其身边的诸王——大族长们的权势之盛。可以从五世纪最为盛行的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前面是矩形，后面是圆形的古坟）清楚地看出。在此以前的古坟，是把棺材埋葬在自然的丘陵的顶上的；这时则在平野，用人工积土造成小山，作为王者的坟墓。在现在界市附近的一座据说是应任或任德天皇的古坟，长四百七十五米，高二十七米，前方宽达三百米，围有三道壕沟，从遥远的海上可以望见。前方后圆坟不仅在近畿地方，还分布在九州到奥羽地方[奥羽地方：即东北地区，包括出羽和陆奥二地，今青森、岩手、山形、宫城、福岛、秋田等县。]的南部各地，排列在古坟周围的埴轮（排成环状的陶器），有的是仿照武士和农民各种姿势的男女、动物、房屋、船舶、各种生活用具的形状所制的朴素的艺术品。而在各粉的随葬品中，除大量的铁制农业、手工业用具外，还有青铜镜、硬玉的勾玉、铁剑，即后世用作天皇皇位的标志的所谓“三种神器”之类的东西。这些是来自中国的；为了答谢进口而向中国出口了“生口”，即作为奴隶的人民。三种神器也就是把日本人民作为奴隶卖给外国皇帝的代价。其中铜镜。有的可能是由大王分给地方的王——豪族，用以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标志。
大王政权的结构和氏族制度
大王（后来的天皇）完全是世袭的专制君主。他的地位和权力并不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俩量压倒大和的其他族长，使之臣服而取得的，他们和上述邪马台国一样，因为是属于特定的血统的人（形成大和国家的各族长的本支人并为各部族的司祭者），而当上了大王。大王的世袭，是固定不变的，其他任何有力的族长，都不能取而代之。大王世袭这种制度对于沿用氏族和部落扩大联合来实现国家的形成和扩大的社会来说，大概是必然要采取的。但是，族长们对于在大王一家的同族中，立谁为大王，却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都希望拥立对自家有利的大王。因此，在《日本书纪》里充满了为了继承皇位而进行激烈斗争的事件。其中最为残酷的一例是公元五世纪中叶允恭天皇（倭王济）死后的皇位争夺。
大王的政府——朝廷，最初是由势力比得上天皇的葛城、平群、三轮等有势力的氏族族长、天皇亲信的最高执政者组成的，在他们的下面，由有势力的族长率领他们的氏人和属民（奴隶和后文的部民）分担政务，他们在朝廷的地位和职务是世袭的。大伴氏和物部氏分担军事，中臣氏和忌部氏分担祭祀，苏我氏分担财政。他们的职务都成为世袭的。这些职务，由于国事日趋复杂繁多，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结果是：到公元五世纪中叶，世袭地分担军事 、祭祀、财政等的各氏，就比没有这样特定世袭职务的葛城氏等呢眼旧有的大豪族更为有势力了。势力较小的族长也率领他们的氏人和属民分担朝廷必需的各种物资的生产、管理以及其他业务，也成为世袭的职务。
这样，组成大王国家的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族长们，就由大王授予荣誉称号——臣、连、公、别、首、直等姓[姓：也写作尸、骨等字。臣、连、宿弥、造等姓表示中央贵族；直、君、首等姓表示地方豪族；使主、忌寸、吉寸等姓表示渡来人的贵族。]，分封他们为臣属大王的贵族。到公元五世纪后半期，在这些姓的上面又出现了大臣、大连等姓。而在地方族长中，有的人也表示他是该地区统治者之意的国造、县主、稻置[国造、县主、稻置：都是日本古代地方官职名称。国造和县主是一郡或一国的统治者，国造的地位高于县主。稻置所辖的地区更小，地位也低于前二者。]等称号，他们编入大王国家统治之下，同时，这些称号也具有类似上述姓氏职权的性质。这些中央和地方的贵族们，除姓以外，还有“氏”名，所以本书中称他们为氏姓贵族，称他们所率领的具有氏族制形态的集团为氏姓集团。
屯田、田庄和部民制
大王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大王的直辖领地（屯田和屯仓）和部民制。
从朝鲜带回大批的技术人员，这就迅速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平地突起的、壮观的前方后圆坟，显示了当时土木技术已空前提高。从四世纪末到五世纪，朝廷驱使这些技术人员和氏人在摄津[摄津：今大阪府和兵库县的一部分。]、河内[河内：今大阪府的一部分。]与和泉[和泉：今大阪府南部的一部分。]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垦，这就出现了屯田和屯仓。屯田和屯仓并不是大王个人或者王室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大王这一政权的土地。用现代的概念说，这些财产不是皇室所有，而是接近国家所有。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国家及其首脑——大王，是相互割离的（是混为一体的），我们只能认为国家是同王权一起而存在。这是当时国家的一个特点。
屯田，一般是把当地居民——氏族集团编成田部，由朝廷发放农具和种子口粮等，使之耕种。有时也从远地移来人民，组成田部，有时也征集姓氏集团的氏人——平民，用自己的农具耕种屯田。
不仅在 耕种屯田，而且在朝廷和氏姓贵族必需的手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也都建立了“部”的制度。这种“部”也就是朝廷把渡来人或者普通的日本技术人员编为专业的集团，给予土地，使之定居；他们一方面粮食自给，一方面世袭地从事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一切产品都归朝廷征用。这种集团都按照他们的专业给予名称，如制陶器的叫土师部，制铁器的叫锻冶部，作弓的叫弓削部，织锦的叫锦织部。这种部民之中，有的象土师部那样由于原料产地的缘故，而分散在各地。此外，凡属朝廷必需的各种生产业务，都编成部民制。如厨师的膳部，看守山林的山部，养猪的豚养部等等。
冠有这些业务名称的部，它的统率者名曰“伴造”。在渡来人的部民里，多半让其集团的长辈充任伴造，其他部民的伴造则由下级的氏姓贵族来充任，其职位也规定为世袭的。伴造和部民之间，同一部的部民相互之间，即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同样把他们看作是出自同一祖先的血缘集团，把伴造当做氏上，把部民做为氏人。
氏姓贵族们也保有叫做“田庄”的领地，把这种从事耕种的人们作为部民而隶属于贵族。这些部民，如大伴氏的部民和苏我氏的部民都冠以主家的氏名，而称为大伴部和苏我部。而大王及其一族把地方（特别是东国）[东国：指从京都以东的镰仓、江户等地方而言。]的氏族集团作为自家的部民，冠以自家的名字，特地称之为名代和子代。名代是把大王及其一族的名字传之后世，子代是继承没有后嗣的大王的名字，以设立这些名义为借口，实际是大王及王族在屯田和屯仓之外，还建立了自家的私有土地和部民。
部民制的阶级性质
部民制的阶级性质虽然是复杂的，但我恩为本质是一种奴隶制度。
第一， 在田部之中，也有脱离原住地氏族集团，住进屯田的茅屋，由官家供给粮食和农具进行劳动的，这显然是奴隶。
第二，冠有专门业务名称的部民，用朝廷占有的原料和工具进行生产 ，产品一律归于朝廷，部民的劳动力和人身都为他们的主人——朝廷所占有，从这点来看，也和奴隶相同。只是他们由朝廷分给土地，进行耕种，以维持家族生活这点和典型的奴隶制有所不同。但分给他们的土地恰如分给牛马的饲料一样，目的 不过是让他们粮食自给，让他们直到子孙后代一直把手工业生产延续下去而已。他们的手工业劳动并不是对于分给土地的补偿——劳动地租。因此，这类部民在本质上也是奴隶。
第三种部民，也象子代和名代那样，氏族集团在其原来居住的地方，整个集团变成部民，进行劳动。全部剩余劳动都被剥夺（这种人占部民人口的大多数，屯田的田部大部分也是这种部民），他们 还在自己旧有的耕地上用自己的农具进行生产，维持家族生活。如果分析他们每个人和他们的主人——朝廷大王以及氏姓贵族的关系，是和农奴与主人一模一样的。不过他们由于下列两点而迥然不同于农奴：第一，他们并不是完全脱离氏族集团而独立生存，他们的整个生存仍受集团的约束；与此相反，农奴却分别成为独立的家族。第二，这种氏族集团作为整体而为主人所占有。他们这个集团并不是作为由主人分给土地以地租形式剥削其剩余劳动，而是他们的人为主人所有，他们不过是单纯的占用者和耕种者而已。因此，这也是集体地被奴隶化了的。
如上所述，我认为从部民的任何情况看，也不能把他们看做是农奴，所以部民制是一种奴隶制度。到五至六世纪，估计这样的部民已占生产人口的30%左右；主要作为家庭奴隶而被役使的奴（男奴隶）和婢（女奴隶）占生产人口的10%左右。其余60%，既不是部民，也不是奴婢，是氏姓集团和氏姓集团的氏人。许多书中都称这种人为“自由民”；但无论从那方面来看，也不是自由民。他们受着叫做“氏上”的氏姓贵族的统治、和剥削，或者通过国造等人而受朝廷的统治和剥削。他们完全没有政治权利，而且受国造等人统治的集团可由朝廷任意驱使为子代、名代或者屯田的田部等等所以他们具有部民后备军或者部民的潜在力量的性质。
加之，在部民制度下，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只是由朝廷把各种生产，分配给所属的各各部民集团来进行，他们的剩余产品完全归朝廷所有，阻绕了生产群众之间自由的社会分工和产品的自由交换。因此，不仅部民集团，就连非部民的氏族集团也不能割断同朝廷的隶属，而其集团的成员完全分化为一个个的家族，也受到严重的阻碍。
这样，既非部民也非奴婢的人口虽然占有生产群众的60%，但是决定（包括他们在内的）整个社会面貌的乃是集团 奴隶化了的部民和身为奴隶的奴婢。因此，这种社会制度是模拟氏族集团的奴隶制，以此为经济基础的大王国家在其本质上应该说是一种奴隶主的国家。最低限度，它不是农奴制的国家。在生产力处于连奴隶制都不能充分发展的阶段，是不可能从原始公社飞跃到比奴隶制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农奴制的。
大王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大王的直辖领地（屯田和屯仓）和部民制。
从朝鲜带回大批的技术人员，这就迅速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平地突起的、壮观的前方后圆坟，显示了当时土木技术已空前提高。从四世纪末到五世纪，朝廷驱使这些技术人员和氏人在摄津[摄津：今大阪府和兵库县的一部分。]、河内[河内：今大阪府的一部分。]与和泉[和泉：今大阪府南部的一部分。]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垦，这就出现了屯田和屯仓。屯田和屯仓并不是大王个人或者王室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大王这一政权的土地。用现代的概念说，这些财产不是皇室所有，而是接近国家所有。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国家及其首脑——大王，是相互割离的（是混为一体的），我们只能认为国家是同王权一起而存在。这是当时国家的一个特点。
屯田，一般是把当地居民——氏族集团编成田部，由朝廷发放农具和种子口粮等，使之耕种。有时也从远地移来人民，组成田部，有时也征集姓氏集团的氏人——平民，用自己的农具耕种屯田。
不仅在 耕种屯田，而且在朝廷和氏姓贵族必需的手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也都建立了“部”的制度。这种“部”也就是朝廷把渡来人或者普通的日本技术人员编为专业的集团，给予土地，使之定居；他们一方面粮食自给，一方面世袭地从事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一切产品都归朝廷征用。这种集团都按照他们的专业给予名称，如制陶器的叫土师部，制铁器的叫锻冶部，作弓的叫弓削部，织锦的叫锦织部。这种部民之中，有的象土师部那样由于原料产地的缘故，而分散在各地。此外，凡属朝廷必需的各种生产业务，都编成部民制。如厨师的膳部，看守山林的山部，养猪的豚养部等等。
冠有这些业务名称的部，它的统率者名曰“伴造”。在渡来人的部民里，多半让其集团的长辈充任伴造，其他部民的伴造则由下级的氏姓贵族来充任，其职位也规定为世袭的。伴造和部民之间，同一部的部民相互之间，即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同样把他们看作是出自同一祖先的血缘集团，把伴造当做氏上，把部民做为氏人。
氏姓贵族们也保有叫做“田庄”的领地，把这种从事耕种的人们作为部民而隶属于贵族。这些部民，如大伴氏的部民和苏我氏的部民都冠以主家的氏名，而称为大伴部和苏我部。而大王及其一族把地方（特别是东国）[东国：指从京都以东的镰仓、江户等地方而言。]的氏族集团作为自家的部民，冠以自家的名字，特地称之为名代和子代。名代是把大王及其一族的名字传之后世，子代是继承没有后嗣的大王的名字，以设立这些名义为借口，实际是大王及王族在屯田和屯仓之外，还建立了自家的私有土地和部民。
部民制的阶级性质
部民制的阶级性质虽然是复杂的，但我恩为本质是一种奴隶制度。
第一， 在田部之中，也有脱离原住地氏族集团，住进屯田的茅屋，由官家供给粮食和农具进行劳动的，这显然是奴隶。
第二，冠有专门业务名称的部民，用朝廷占有的原料和工具进行生产 ，产品一律归于朝廷，部民的劳动力和人身都为他们的主人——朝廷所占有，从这点来看，也和奴隶相同。只是他们由朝廷分给土地，进行耕种，以维持家族生活这点和典型的奴隶制有所不同。但分给他们的土地恰如分给牛马的饲料一样，目的 不过是让他们粮食自给，让他们直到子孙后代一直把手工业生产延续下去而已。他们的手工业劳动并不是对于分给土地的补偿——劳动地租。因此，这类部民在本质上也是奴隶。
第三种部民，也象子代和名代那样，氏族集团在其原来居住的地方，整个集团变成部民，进行劳动。全部剩余劳动都被剥夺（这种人占部民人口的大多数，屯田的田部大部分也是这种部民），他们 还在自己旧有的耕地上用自己的农具进行生产，维持家族生活。如果分析他们每个人和他们的主人——朝廷大王以及氏姓贵族的关系，是和农奴与主人一模一样的。不过他们由于下列两点而迥然不同于农奴：第一，他们并不是完全脱离氏族集团而独立生存，他们的整个生存仍受集团的约束；与此相反，农奴却分别成为独立的家族。第二，这种氏族集团作为整体而为主人所占有。他们这个集团并不是作为由主人分给土地以地租形式剥削其剩余劳动，而是他们的人为主人所有，他们不过是单纯的占用者和耕种者而已。因此，这也是集体地被奴隶化了的。
如上所述，我认为从部民的任何情况看，也不能把他们看做是农奴，所以部民制是一种奴隶制度。到五至六世纪，估计这样的部民已占生产人口的30%左右；主要作为家庭奴隶而被役使的奴（男奴隶）和婢（女奴隶）占生产人口的10%左右。其余60%，既不是部民，也不是奴婢，是氏姓集团和氏姓集团的氏人。许多书中都称这种人为“自由民”；但无论从那方面来看，也不是自由民。他们受着叫做“氏上”的氏姓贵族的统治、和剥削，或者通过国造等人而受朝廷的统治和剥削。他们完全没有政治权利，而且受国造等人统治的集团可由朝廷任意驱使为子代、名代或者屯田的田部等等所以他们具有部民后备军或者部民的潜在力量的性质。
加之，在部民制度下，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只是由朝廷把各种生产，分配给所属的各各部民集团来进行，他们的剩余产品完全归朝廷所有，阻绕了生产群众之间自由的社会分工和产品的自由交换。因此，不仅部民集团，就连非部民的氏族集团也不能割断同朝廷的隶属，而其集团的成员完全分化为一个个的家族，也受到严重的阻碍。
这样，既非部民也非奴婢的人口虽然占有生产群众的60%，但是决定（包括他们在内的）整个社会面貌的乃是集团 奴隶化了的部民和身为奴隶的奴婢。因此，这种社会制度是模拟氏族集团的奴隶制，以此为经济基础的大王国家在其本质上应该说是一种奴隶主的国家。最低限度，它不是农奴制的国家。在生产力处于连奴隶制都不能充分发展的阶段，是不可能从原始公社飞跃到比奴隶制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农奴制的。
大化革新——由模拟的氏族制到“法制完备的国家”
远征朝鲜的失败和磐井之乱
死后还用壮观的前方后圆的坟墓威吓人民的大王国家，在公元五世纪后半期已经确立，同时也开始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局面。第一是在朝鲜的势力的衰退，第二是与此相关，国内各阶级和各种势力的矛盾加深了。
公元476年，高句丽占领了百济的首都，而把百济作为属国的大王政府不能挽救百济的危急。新罗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倭国不难对付，乃侵入倭国的根据地任那。任那的一些豪族也起来反抗倭国。百济也有百济的想法，企图用任那补偿它在北方高句丽侵入而丢失的领土，向倭国（大王朝廷）提出割让任那的要求。大王朝廷最后不得不把四个县割让给百济（公元512年）。在六世纪，大王朝廷为了挽回势力，曾几次远征朝鲜，但均未成功。到公元562年，设在任那的日本府终于垮台。
从超乡的撤退，对大王国家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在物资方面，大王以及中央贵族势力一贯是把从朝鲜获得先进的技术人员和劳动者（奴隶）作为有力的支柱，现在变得困难了。在政治方面，朝廷威望一落千丈。由于运过时衰，朝廷了对于朝鲜的对策也出现了积极派和消极派的对立。割让任那的四县给百济是大伴[大伴：日本古代中央豪族之一，也拥有“大连”的称号。]大连金村的政策，物部大连粗鹿火反对此事，把金村赶下台了，到公元527年，派出六万大军征伐新罗。
这种侵略战争有利于大王以及中央贵族，民众和地方豪族则只是苦于拉夫和负担军粮以及其他军需。他们对此不能长期忍受下去。《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死时（公元479年），恰好有一队远征新罗的军队路经吉备（冈山县西部），其中有五百名虾夷人[虾夷人：一说是挨奴人种，一说是日本人种，住于东国边境，由于社会情况比较落后，才被大和人看做是异族人。后一种说法有力，我也同意这后一种说法。]士兵听到天皇死去，认为中央权力动摇，机不可失，乃进行叛乱。他们一面和镇压的军队作战，一面向东逃到丹波国浦挂港（今京都府与谢郡之地？）。遭到覆灭。他们虽然覆灭了，但由于他们受到仇恨远征的民众以及地方族长的支持，才能这样地顽强战斗吧。
在士兵叛乱事件发生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如前所述，曾经策谋进行过527年的大远征，但对中央抱有不满的筑紫[筑紫：日本上古指九州全境，后指北九州一带。]的国造磐井，取得北九州各豪族和民众的支持而发动了叛乱，阻挡了远征军。他们的势力很大，物部粗鹿火不得不亲自出马讨伐。磐井等对抗了一年三个月之久，终于失败。
苏我氏的上台和统治人民方式的变化
朝廷平定磐井之乱，加强了对地方豪族的统治。后来在九州、山阳、近畿、东海[东海：即东海道，日本沿太平洋的中部地方和关东地方的总称。]等地建立了大量的屯田。在此影响下，以王族为首的中央大贵族在设立田庄和部民方面进行了更加剧烈的竞争。随着朝廷直辖领地的扩大，掌握财政机构的苏我氏势力有所增长。苏我氏在渡来人出身的行政事务官员和生产技术人员中，颇为得势；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他就打算废除模拟的氏族制度，而转向采取新的官僚制作为统治人民的方式，这就引起了和保守派大伴氏以及物部氏的磨擦。
从五世纪末叶开始，近畿地方的先进地区，氏族公社中的家庭公社，即家庭公社脱离氏族公社的趋势逐渐显著了。因此，对于朝廷以及贵族来说，继续沿用模拟氏族的办法来统治人民的陈旧体制，就有困难了，于是必须过渡到一种能够把每个大家庭直接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的新的统治方式了。
由于刚刚脱离氏族公社的人民的反抗与斗争，这种过渡就更加成为必要了，例如公元555年，虽然在吉备的白猪（现在何处不详）设置了屯仓，但因许多人不负担田部的课役，所以朝廷于569年指派一个名叫胆津的渡来人调查田部，建立人口户籍，并派胆津充当“田令”（农场长）。所谓不负担田部课役的人多了起来，就是指他们的独立性加强了，再不能用模拟氏族的办法来统治他们了。为了对付这种人民的新动向，就出现了不再把人民作为集团、通过伴造来统治，而要采取把人民作为单独的个人进行直接掌管的方式，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统治方式的萌芽。这不仅是改变金管屯仓的方式，如果发展下去，还将对于模拟氏族关系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即旧有的整个体系有所影响。苏我氏积极地主张这一方向。与此相反，到物部氏代表了保守派。
两派对立的爆发是在六世纪中叶——当时就朝廷是否承认和信仰佛教问题，开始了稻目和物部尾舆两派的对立。接受佛教就是接受一种神，这种神是超越氏姓制度的原有的各种神的。虽然说接受这种神并非立即否定固有的神，但物部尾舆等人只把旧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奉为最高存在，猛烈地反对接受佛教。他们举出当时严重流行的疫病、饥谨等社会不安，认为这就是由于礼拜蛮神（外国的神）才发生的灾祸。苏我氏则认为：如果拜信新的神，可以借助这种神的威力消除社会的不安。总之，就是以宗教问题为导火线，引起了对人民统治的新旧方式之间的对立。
苏我氏成为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公元585年，稻目的外孙继承皇位（用明天皇），谋求佛教的兴盛。用明天皇死后，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围绕着皇位问题发生了对立，终于发展为战争。苏我马子同用明之子厩户皇子（后来的圣德太子）一道消灭了守屋及其一族，并拥立自己的外甥作了天皇（崇竣天皇）。
到这时，在宫廷里，已无人敢反对马子。崇峻天皇憎恨马子的跋扈，马子一怒，竟让渡来人的官员杀死天皇，然后立本族的皇女为天皇（推古天皇），让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充任摄政（公元593年）。此后马子和圣德太子施行了独裁政治。
远征朝鲜的失败和磐井之乱
死后还用壮观的前方后圆的坟墓威吓人民的大王国家，在公元五世纪后半期已经确立，同时也开始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局面。第一是在朝鲜的势力的衰退，第二是与此相关，国内各阶级和各种势力的矛盾加深了。
公元476年，高句丽占领了百济的首都，而把百济作为属国的大王政府不能挽救百济的危急。新罗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倭国不难对付，乃侵入倭国的根据地任那。任那的一些豪族也起来反抗倭国。百济也有百济的想法，企图用任那补偿它在北方高句丽侵入而丢失的领土，向倭国（大王朝廷）提出割让任那的要求。大王朝廷最后不得不把四个县割让给百济（公元512年）。在六世纪，大王朝廷为了挽回势力，曾几次远征朝鲜，但均未成功。到公元562年，设在任那的日本府终于垮台。
从超乡的撤退，对大王国家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在物资方面，大王以及中央贵族势力一贯是把从朝鲜获得先进的技术人员和劳动者（奴隶）作为有力的支柱，现在变得困难了。在政治方面，朝廷威望一落千丈。由于运过时衰，朝廷了对于朝鲜的对策也出现了积极派和消极派的对立。割让任那的四县给百济是大伴[大伴：日本古代中央豪族之一，也拥有“大连”的称号。]大连金村的政策，物部大连粗鹿火反对此事，把金村赶下台了，到公元527年，派出六万大军征伐新罗。
这种侵略战争有利于大王以及中央贵族，民众和地方豪族则只是苦于拉夫和负担军粮以及其他军需。他们对此不能长期忍受下去。《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死时（公元479年），恰好有一队远征新罗的军队路经吉备（冈山县西部），其中有五百名虾夷人[虾夷人：一说是挨奴人种，一说是日本人种，住于东国边境，由于社会情况比较落后，才被大和人看做是异族人。后一种说法有力，我也同意这后一种说法。]士兵听到天皇死去，认为中央权力动摇，机不可失，乃进行叛乱。他们一面和镇压的军队作战，一面向东逃到丹波国浦挂港（今京都府与谢郡之地？）。遭到覆灭。他们虽然覆灭了，但由于他们受到仇恨远征的民众以及地方族长的支持，才能这样地顽强战斗吧。
在士兵叛乱事件发生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如前所述，曾经策谋进行过527年的大远征，但对中央抱有不满的筑紫[筑紫：日本上古指九州全境，后指北九州一带。]的国造磐井，取得北九州各豪族和民众的支持而发动了叛乱，阻挡了远征军。他们的势力很大，物部粗鹿火不得不亲自出马讨伐。磐井等对抗了一年三个月之久，终于失败。
苏我氏的上台和统治人民方式的变化
朝廷平定磐井之乱，加强了对地方豪族的统治。后来在九州、山阳、近畿、东海[东海：即东海道，日本沿太平洋的中部地方和关东地方的总称。]等地建立了大量的屯田。在此影响下，以王族为首的中央大贵族在设立田庄和部民方面进行了更加剧烈的竞争。随着朝廷直辖领地的扩大，掌握财政机构的苏我氏势力有所增长。苏我氏在渡来人出身的行政事务官员和生产技术人员中，颇为得势；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他就打算废除模拟的氏族制度，而转向采取新的官僚制作为统治人民的方式，这就引起了和保守派大伴氏以及物部氏的磨擦。
从五世纪末叶开始，近畿地方的先进地区，氏族公社中的家庭公社，即家庭公社脱离氏族公社的趋势逐渐显著了。因此，对于朝廷以及贵族来说，继续沿用模拟氏族的办法来统治人民的陈旧体制，就有困难了，于是必须过渡到一种能够把每个大家庭直接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的新的统治方式了。
由于刚刚脱离氏族公社的人民的反抗与斗争，这种过渡就更加成为必要了，例如公元555年，虽然在吉备的白猪（现在何处不详）设置了屯仓，但因许多人不负担田部的课役，所以朝廷于569年指派一个名叫胆津的渡来人调查田部，建立人口户籍，并派胆津充当“田令”（农场长）。所谓不负担田部课役的人多了起来，就是指他们的独立性加强了，再不能用模拟氏族的办法来统治他们了。为了对付这种人民的新动向，就出现了不再把人民作为集团、通过伴造来统治，而要采取把人民作为单独的个人进行直接掌管的方式，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统治方式的萌芽。这不仅是改变金管屯仓的方式，如果发展下去，还将对于模拟氏族关系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即旧有的整个体系有所影响。苏我氏积极地主张这一方向。与此相反，到物部氏代表了保守派。
两派对立的爆发是在六世纪中叶——当时就朝廷是否承认和信仰佛教问题，开始了稻目和物部尾舆两派的对立。接受佛教就是接受一种神，这种神是超越氏姓制度的原有的各种神的。虽然说接受这种神并非立即否定固有的神，但物部尾舆等人只把旧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奉为最高存在，猛烈地反对接受佛教。他们举出当时严重流行的疫病、饥谨等社会不安，认为这就是由于礼拜蛮神（外国的神）才发生的灾祸。苏我氏则认为：如果拜信新的神，可以借助这种神的威力消除社会的不安。总之，就是以宗教问题为导火线，引起了对人民统治的新旧方式之间的对立。
苏我氏成为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公元585年，稻目的外孙继承皇位（用明天皇），谋求佛教的兴盛。用明天皇死后，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围绕着皇位问题发生了对立，终于发展为战争。苏我马子同用明之子厩户皇子（后来的圣德太子）一道消灭了守屋及其一族，并拥立自己的外甥作了天皇（崇竣天皇）。
到这时，在宫廷里，已无人敢反对马子。崇峻天皇憎恨马子的跋扈，马子一怒，竟让渡来人的官员杀死天皇，然后立本族的皇女为天皇（推古天皇），让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充任摄政（公元593年）。此后马子和圣德太子施行了独裁政治。
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执政
苏我马子和圣德太子执政达三十年。在这期间，他们进一步扩大了朝廷在东国等地的屯田，而他们也不忘记扩充他们自己的田庄。在经营方面，把上述白猪屯田那种方式更加发展了。同时，近畿的国造等人也开始带有地方行政官员的性质。在朝廷的组织里也出现了把以财政机构为中心的、旧的伴造部民制改组为官衙的长官和在那里从事劳动的群众这种形式的趋势。
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就是这样地改组和加强了权力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官僚制的机构。他们提倡佛教，制订官位十二品，颁发宪法十七条和编纂《天皇记》[这时候开始称大王为“天皇“，将在下文加以叙述。]及《国记》等历史书，就是在着手创立以天皇为至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
提倡佛教的政治意义是：一方面为了用这种超越‘氏’的新信仰来统一贵族的思想，一方面使中央和地方的氏姓贵族和群众对朝廷的威力产生强烈的印象。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朝廷，耗用大量的国家经费，建筑了远较当时日本建筑文化水平为高的四天王寺、法兴寺、法隆寺等结构复杂、极为壮丽宏大的大型寺院，从朝鲜招用了大批僧侣、佛画、佛像以及建筑寺院的专家。由于这些人的指导，也出现了出身于渡来人的日本佛教美术家。先藏于法隆寺的释迦三尊的铜像，它的作者，名叫鞍作鸟，就是中国渡来人的子孙。这样，日本才创造出了高度的造型艺术，并产生了象样子的学术。圣德太子还亲自向高丽僧侣学习佛经，后来他甚至能向天皇进行讲解。
尽管提倡佛教，但并不是否定做为天皇以及氏姓贵族祖先的各种神的信仰，朝廷对于这种信仰也曾加以强调。而且这种佛教并不干涉群众的信仰，朝廷所建的寺院——官寺，只有天皇和朝廷的贵族去参拜，群众是不允许到寺院听经拜佛的。由于仍处在连皇宫都是用木板房顶或茅草房顶这种粗陋的房屋、群众都是蹲踞在连地板都没有的土穴的时代，所以群众单单眺望以下出乎自己想象之外的大建筑，或者参加这种建筑劳动，便会对于建造这些建筑物的统治者的权势和祭祀在这里的新的“神灵“感到诚惶诚恐了。
官制品位也不同于过去的姓和氏的结合，而是授予个人。看来，这是为了建立不带有血缘模拟的官僚性质的贵族秩序所做的努力。但这还不是代替“姓“，而是与姓并存的。有名的十七条宪法，第一条说：“和为贵”，是告戒王族以及各氏姓贵族不要争权夺势，实际上不过是使之承认现在的执政者——圣德太和苏我氏等人的地位而已。第三条的“承诏必谨”和第十二条的“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等条所指的就更明显了。
此外，《天皇记》和《国记》对于“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以及公民的本纪”等历史的编纂，恐怕是记载天皇家世、各氏姓贵族的谱系以及简单的年代。六世纪，天皇以及各实行贵族的谱系，以天皇家的祖神——天照大神为中心、在天皇下面做官的各氏姓贵族的祖神进行活动的传说故事，也似乎开始出现，所以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曾企图把这些编为对于各氏姓贵族、特别是对苏我氏有利的传说，以借此从历史上和宗教上来神化当时的天皇和各氏姓贵族的统治势力。
到了这个时代，开始努力同中国王朝建立对等的国交。公元600年，朝廷为了恢复在（朝鲜）任那的势力，派出征伐新罗的大军。这种征伐好象一时可以取得成功，但终于失败了。他们为了弥补这种军事力量的不足，便谋求和中国的王朝开展平等的国交，从而使新罗尊敬日本。于是在公元607年派小野妹子前往中国隋朝。据中国的《隋书》说，小野妹子在携带的国书中记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第二年，隋朝向日本派出答礼使节，小野妹子伴同他们一起回国。该使节回国之际，小野妹子又一次伴随他们前往中国。这次国书开头使用了“东天皇[天皇：在中国道教是指“统治上天的皇帝”的意思。圣德太子大概为了要和中国的“皇帝”对等，而对日本的大王使用了这一称呼。但日语读为sumeramikoto(意为天皇)。]敬白西天皇”的文句。在文献上称大王为天皇，似乎以此为最早。随着这两次遣隋使，有大批的僧侣和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有的象高向汉人玄理和南渊汉人请安那样在后来的大化革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和隋朝的使节往来，并不象日本想象的那样，是实现平等国交，隋朝送给日本的国书仍把日本看做朝贡的属国。因此，日本虽未能实现用这种国交来提高自己对新罗威望的目的，但和倭国五王曾以同样企图接近南朝宋国相比，这种国交却表现了日本朝廷独立自主的思想。
苏我马子和圣德太子执政达三十年。在这期间，他们进一步扩大了朝廷在东国等地的屯田，而他们也不忘记扩充他们自己的田庄。在经营方面，把上述白猪屯田那种方式更加发展了。同时，近畿的国造等人也开始带有地方行政官员的性质。在朝廷的组织里也出现了把以财政机构为中心的、旧的伴造部民制改组为官衙的长官和在那里从事劳动的群众这种形式的趋势。
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就是这样地改组和加强了权力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官僚制的机构。他们提倡佛教，制订官位十二品，颁发宪法十七条和编纂《天皇记》[这时候开始称大王为“天皇“，将在下文加以叙述。]及《国记》等历史书，就是在着手创立以天皇为至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
提倡佛教的政治意义是：一方面为了用这种超越‘氏’的新信仰来统一贵族的思想，一方面使中央和地方的氏姓贵族和群众对朝廷的威力产生强烈的印象。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朝廷，耗用大量的国家经费，建筑了远较当时日本建筑文化水平为高的四天王寺、法兴寺、法隆寺等结构复杂、极为壮丽宏大的大型寺院，从朝鲜招用了大批僧侣、佛画、佛像以及建筑寺院的专家。由于这些人的指导，也出现了出身于渡来人的日本佛教美术家。先藏于法隆寺的释迦三尊的铜像，它的作者，名叫鞍作鸟，就是中国渡来人的子孙。这样，日本才创造出了高度的造型艺术，并产生了象样子的学术。圣德太子还亲自向高丽僧侣学习佛经，后来他甚至能向天皇进行讲解。
尽管提倡佛教，但并不是否定做为天皇以及氏姓贵族祖先的各种神的信仰，朝廷对于这种信仰也曾加以强调。而且这种佛教并不干涉群众的信仰，朝廷所建的寺院——官寺，只有天皇和朝廷的贵族去参拜，群众是不允许到寺院听经拜佛的。由于仍处在连皇宫都是用木板房顶或茅草房顶这种粗陋的房屋、群众都是蹲踞在连地板都没有的土穴的时代，所以群众单单眺望以下出乎自己想象之外的大建筑，或者参加这种建筑劳动，便会对于建造这些建筑物的统治者的权势和祭祀在这里的新的“神灵“感到诚惶诚恐了。
官制品位也不同于过去的姓和氏的结合，而是授予个人。看来，这是为了建立不带有血缘模拟的官僚性质的贵族秩序所做的努力。但这还不是代替“姓“，而是与姓并存的。有名的十七条宪法，第一条说：“和为贵”，是告戒王族以及各氏姓贵族不要争权夺势，实际上不过是使之承认现在的执政者——圣德太和苏我氏等人的地位而已。第三条的“承诏必谨”和第十二条的“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等条所指的就更明显了。
此外，《天皇记》和《国记》对于“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以及公民的本纪”等历史的编纂，恐怕是记载天皇家世、各氏姓贵族的谱系以及简单的年代。六世纪，天皇以及各实行贵族的谱系，以天皇家的祖神——天照大神为中心、在天皇下面做官的各氏姓贵族的祖神进行活动的传说故事，也似乎开始出现，所以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曾企图把这些编为对于各氏姓贵族、特别是对苏我氏有利的传说，以借此从历史上和宗教上来神化当时的天皇和各氏姓贵族的统治势力。
到了这个时代，开始努力同中国王朝建立对等的国交。公元600年，朝廷为了恢复在（朝鲜）任那的势力，派出征伐新罗的大军。这种征伐好象一时可以取得成功，但终于失败了。他们为了弥补这种军事力量的不足，便谋求和中国的王朝开展平等的国交，从而使新罗尊敬日本。于是在公元607年派小野妹子前往中国隋朝。据中国的《隋书》说，小野妹子在携带的国书中记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第二年，隋朝向日本派出答礼使节，小野妹子伴同他们一起回国。该使节回国之际，小野妹子又一次伴随他们前往中国。这次国书开头使用了“东天皇[天皇：在中国道教是指“统治上天的皇帝”的意思。圣德太子大概为了要和中国的“皇帝”对等，而对日本的大王使用了这一称呼。但日语读为sumeramikoto(意为天皇)。]敬白西天皇”的文句。在文献上称大王为天皇，似乎以此为最早。随着这两次遣隋使，有大批的僧侣和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有的象高向汉人玄理和南渊汉人请安那样在后来的大化革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和隋朝的使节往来，并不象日本想象的那样，是实现平等国交，隋朝送给日本的国书仍把日本看做朝贡的属国。因此，日本虽未能实现用这种国交来提高自己对新罗威望的目的，但和倭国五王曾以同样企图接近南朝宋国相比，这种国交却表现了日本朝廷独立自主的思想。
社会不稳的加剧和大化的政变
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政治，虽然存在着新国家形态的因素，但他们驱使人民从事营造大的寺院和无益的战争，却倾尽了国力。所以在六世纪末以崇佛和排佛为背景，进行了政争，因而社会不安，生产荒废，人民贫困，反抗就愈益激烈起来了。圣德太子本人虽也见到路边饿死的人，但他只是以佛教的心情感到悲哀而已。圣德太子在晚年对政治失掉兴趣，更加沉迷于佛教。他曾对妃子表示：“人世（现实社会）是虚无的。只有佛陀才是真实的。”她死于公元622年。四年之后苏我马子也死去了。
苏我马子死去的公元626年，从春到秋，阴雨连绵，发生了大灾荒、大饥谨，老年人口衔草根倒于路旁，婴儿含着母亲的奶头一同死去，强盗偷窃，到处发生。社会几乎已经丧失恢复生产的力量。公元644年，出现了蛊惑民心的人散布说：到东国富士河畔礼拜名叫“万世虫”的虫子就可获得财富和长寿。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抢先敬奉财物，祭祀该神虫，酗酒歌舞，引起大混乱。社会矛盾加深，人民生活无着落，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部民利用逃亡等形式进行反抗也频繁起来了。
这种生产荒废和社会不安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五世纪以来天皇和贵族利用屯仓、田庄、部民制等统治人民的体制本身。天皇、皇族和贵族在这种体制吸收不仅互相争着扩大和增加他们的领地和部民，而且他们把掠夺来的财富又用于征伐外国和营造寺院；不顾生产，只求加强掠夺，这就难免出现这种局面。社会的不安和人民的怨声载道，必然促使统治势力内部的对立更加尖锐。而且继承苏我马子的苏我虾夷以及其子入鹿更加图谋扩张领地，甚至冒充天皇，征用天皇以及贵族的部民。而反对苏我氏的各种势力则集中到中大兄皇子（公元614—671年）和中臣镰子（后来的藤原镰足，公元614—669年）的周围，策划推翻苏我氏。
这种对立，不能用过去那样宫廷势力之争（宫廷政变）予以结束，这是因为它的根源具有整个社会体制危机的缘故。在推翻苏我氏的时候，如果不废除旧有的天皇、皇族和贵族们占有部民的制度，那就不容易掌握民心，而且占有部民的人们如果争夺不止，整个统治阶级就要同归于尽。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建立什么样的体制呢？高向玄理和南渊请安等人在这方面的构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中国亲自看到唐朝灭了隋朝，指定律令，用法令和官僚制度统治大帝国，也看到了新罗仿效唐朝而统一了朝鲜，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把“法制完备的大唐国”做为新国家的模范；而且官僚制度也罢，或把人民编为户籍，进行地区性统治也罢，这种新体制的萌芽在日本也已部分地出现了。
公元645年6月发生政变。中大兄皇子等人在大极殿（朝廷的议事厅）杀死苏我入鹿。苏我虾夷烧了自己的官邸，同时焚烧了《天皇记》和《国记》等书，本人也焚身自尽。中大兄等立即迫使苏我氏所拥立的皇极天皇退位（天皇退位的开端），拥立了孝德天皇，中大兄成了皇太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子当上了新设的同左大臣、右大臣相等的内臣，两个人掌握了全权。后来又仿效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开始指定年号称为大化元年。年号一词正式称为元号，规定年号称为建元。“元”字是元始的元，意思是“开始”。在新的君主治世的开始，同时建立其治世的名号，按理显示君主的权威。人们使用元号就是表示服从指定这一元号的君主。日本之所以在这时才正式规定年号，是表示建元者的天皇是整个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意思。
大化革新与壬申之乱
此后大化革新就逐步顺利进行。最根本的革新就是：第一，废除皇族以及中央、地方的贵族豪族等人的一切领地与部民，把全部国土和全体人民都做为天皇的公地和公民（不撤消朝廷的手工业部民）；第二，为了统治这些土地和人民而成立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并将全国国土划为首都及其周围的地区以及过、郡、里等行政区域；第三，规定全国统一的税制，即征收定额的租、庸、调、杂徭等；为了驱使人民具有能够负担这些税赋的能力，而规定了《班田授受法》；为了实行这项法令而建立户籍和计帐[计帐：登记每户劳动力和每年负担赋役数目的册子。]。以上可以说是革新的山大纲领（其内容加工内在下文说明）。
大化革新并不是废除作为一个阶级一贯占有领地和部民的皇族以及氏姓贵族等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而是进行改组和调整；但对他们个人来说，以前“伴造”和“氏上”的稳定地位崩溃了，可以自己地无限制地加以驱使的奴隶被征调走了，因此在他们之中出现了反对革新的一派；也有的原则上赞成革新，但对进行的方式持有不同见解。这是必然的。于是革新的工作就出现时近时退的现象。
公元649年发生了苏我仓山田石川磨因叛变嫌疑饿被灭族的事件。苏我仓山田石川磨曾是革新政变的有力战士，并任新政权的首任右大臣。在社会和政治上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在变革初期立过功劳的人物中，几年之后有的成为反动派，这在古今内外都有过类似的情况（明治维新时，建立天皇政权的第一功臣西乡隆盛，十年时候，却成为对新国家的最大的叛乱者）。
在国内发生这样动荡的同时，唐朝和新罗联合，在朝鲜国内，加强了对日本的同盟者——百济的攻击；日本的势力连续后退。这有损于天皇制对于国内反对革新派的威信。于是天皇朝廷决定派出大军到朝鲜，以求一举解决国内外的捆那，确立天皇的威信。但于公元663年在白村江的海战中，草到致命的失败。百济也因此而灭亡，朝廷在朝鲜的势力终于垮台。
这件事也影响到内政，产生了革新政治局部的倒退以及向旧势力的妥协。此后，天皇政府改变了侵略朝鲜的思想，而致力于巩固国内的统治体制。但是，由于粉饰新政的土木工程以及对外征战的负担，增加了群众对于朝廷的不满，而保守贵族利用这种不满反对新政，同时和皇室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纠集一起，更加深了政局的不稳。
公元671年底，天智天皇（原先的中大兄皇子）死去，大友皇子继承皇位（弘文天皇）。天智之弟大海人皇子对此不满，六个月后举行叛乱，成为波及大和、伊贺[伊贺：今三重县西北部，也称伊州、贺州。]、伊势、美浓[美浓：今歧阜县南部，也称浓州。]、尾张[尾张：今爱知县西北部，也称尾州。]、近江[近江：今滋贺县，也称江州。]等国的大内乱。弘文天皇战败，自缢身死。因这次战乱发生在壬申年，遂命名为壬申之乱。获得胜利的大海人皇子继承为天武天皇。
用自己的实力掌握了政权的天武天皇，在位十四年间未曾用过一个大臣，万事独裁，确立了天皇的权力和权威，使得大化革新的各项措施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位时发布了名叫《飞鸟净御原朝廷律令》的成文法，这些条文未能传于后世。但以此为基础，在天武天皇、持统天皇之后的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制订了所谓《大宝律令》，并付诸实施。所谓律，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刑法；所谓令，相当于国家组织和行政各法以及现在的民法和诉讼法等法律和其他规定。后来（公元718年即养老二年），对《大宝律令》进行了部分修改，成为《养老律令》。但它在主要方面并无变动，所以这一律令的制订和实施，名副其实地完成了要以大唐国为蓝本来建立“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这种大化革新的理想。
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政治，虽然存在着新国家形态的因素，但他们驱使人民从事营造大的寺院和无益的战争，却倾尽了国力。所以在六世纪末以崇佛和排佛为背景，进行了政争，因而社会不安，生产荒废，人民贫困，反抗就愈益激烈起来了。圣德太子本人虽也见到路边饿死的人，但他只是以佛教的心情感到悲哀而已。圣德太子在晚年对政治失掉兴趣，更加沉迷于佛教。他曾对妃子表示：“人世（现实社会）是虚无的。只有佛陀才是真实的。”她死于公元622年。四年之后苏我马子也死去了。
苏我马子死去的公元626年，从春到秋，阴雨连绵，发生了大灾荒、大饥谨，老年人口衔草根倒于路旁，婴儿含着母亲的奶头一同死去，强盗偷窃，到处发生。社会几乎已经丧失恢复生产的力量。公元644年，出现了蛊惑民心的人散布说：到东国富士河畔礼拜名叫“万世虫”的虫子就可获得财富和长寿。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抢先敬奉财物，祭祀该神虫，酗酒歌舞，引起大混乱。社会矛盾加深，人民生活无着落，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部民利用逃亡等形式进行反抗也频繁起来了。
这种生产荒废和社会不安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五世纪以来天皇和贵族利用屯仓、田庄、部民制等统治人民的体制本身。天皇、皇族和贵族在这种体制吸收不仅互相争着扩大和增加他们的领地和部民，而且他们把掠夺来的财富又用于征伐外国和营造寺院；不顾生产，只求加强掠夺，这就难免出现这种局面。社会的不安和人民的怨声载道，必然促使统治势力内部的对立更加尖锐。而且继承苏我马子的苏我虾夷以及其子入鹿更加图谋扩张领地，甚至冒充天皇，征用天皇以及贵族的部民。而反对苏我氏的各种势力则集中到中大兄皇子（公元614—671年）和中臣镰子（后来的藤原镰足，公元614—669年）的周围，策划推翻苏我氏。
这种对立，不能用过去那样宫廷势力之争（宫廷政变）予以结束，这是因为它的根源具有整个社会体制危机的缘故。在推翻苏我氏的时候，如果不废除旧有的天皇、皇族和贵族们占有部民的制度，那就不容易掌握民心，而且占有部民的人们如果争夺不止，整个统治阶级就要同归于尽。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建立什么样的体制呢？高向玄理和南渊请安等人在这方面的构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中国亲自看到唐朝灭了隋朝，指定律令，用法令和官僚制度统治大帝国，也看到了新罗仿效唐朝而统一了朝鲜，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把“法制完备的大唐国”做为新国家的模范；而且官僚制度也罢，或把人民编为户籍，进行地区性统治也罢，这种新体制的萌芽在日本也已部分地出现了。
公元645年6月发生政变。中大兄皇子等人在大极殿（朝廷的议事厅）杀死苏我入鹿。苏我虾夷烧了自己的官邸，同时焚烧了《天皇记》和《国记》等书，本人也焚身自尽。中大兄等立即迫使苏我氏所拥立的皇极天皇退位（天皇退位的开端），拥立了孝德天皇，中大兄成了皇太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子当上了新设的同左大臣、右大臣相等的内臣，两个人掌握了全权。后来又仿效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开始指定年号称为大化元年。年号一词正式称为元号，规定年号称为建元。“元”字是元始的元，意思是“开始”。在新的君主治世的开始，同时建立其治世的名号，按理显示君主的权威。人们使用元号就是表示服从指定这一元号的君主。日本之所以在这时才正式规定年号，是表示建元者的天皇是整个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意思。
大化革新与壬申之乱
此后大化革新就逐步顺利进行。最根本的革新就是：第一，废除皇族以及中央、地方的贵族豪族等人的一切领地与部民，把全部国土和全体人民都做为天皇的公地和公民（不撤消朝廷的手工业部民）；第二，为了统治这些土地和人民而成立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并将全国国土划为首都及其周围的地区以及过、郡、里等行政区域；第三，规定全国统一的税制，即征收定额的租、庸、调、杂徭等；为了驱使人民具有能够负担这些税赋的能力，而规定了《班田授受法》；为了实行这项法令而建立户籍和计帐[计帐：登记每户劳动力和每年负担赋役数目的册子。]。以上可以说是革新的山大纲领（其内容加工内在下文说明）。
大化革新并不是废除作为一个阶级一贯占有领地和部民的皇族以及氏姓贵族等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而是进行改组和调整；但对他们个人来说，以前“伴造”和“氏上”的稳定地位崩溃了，可以自己地无限制地加以驱使的奴隶被征调走了，因此在他们之中出现了反对革新的一派；也有的原则上赞成革新，但对进行的方式持有不同见解。这是必然的。于是革新的工作就出现时近时退的现象。
公元649年发生了苏我仓山田石川磨因叛变嫌疑饿被灭族的事件。苏我仓山田石川磨曾是革新政变的有力战士，并任新政权的首任右大臣。在社会和政治上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在变革初期立过功劳的人物中，几年之后有的成为反动派，这在古今内外都有过类似的情况（明治维新时，建立天皇政权的第一功臣西乡隆盛，十年时候，却成为对新国家的最大的叛乱者）。
在国内发生这样动荡的同时，唐朝和新罗联合，在朝鲜国内，加强了对日本的同盟者——百济的攻击；日本的势力连续后退。这有损于天皇制对于国内反对革新派的威信。于是天皇朝廷决定派出大军到朝鲜，以求一举解决国内外的捆那，确立天皇的威信。但于公元663年在白村江的海战中，草到致命的失败。百济也因此而灭亡，朝廷在朝鲜的势力终于垮台。
这件事也影响到内政，产生了革新政治局部的倒退以及向旧势力的妥协。此后，天皇政府改变了侵略朝鲜的思想，而致力于巩固国内的统治体制。但是，由于粉饰新政的土木工程以及对外征战的负担，增加了群众对于朝廷的不满，而保守贵族利用这种不满反对新政，同时和皇室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纠集一起，更加深了政局的不稳。
公元671年底，天智天皇（原先的中大兄皇子）死去，大友皇子继承皇位（弘文天皇）。天智之弟大海人皇子对此不满，六个月后举行叛乱，成为波及大和、伊贺[伊贺：今三重县西北部，也称伊州、贺州。]、伊势、美浓[美浓：今歧阜县南部，也称浓州。]、尾张[尾张：今爱知县西北部，也称尾州。]、近江[近江：今滋贺县，也称江州。]等国的大内乱。弘文天皇战败，自缢身死。因这次战乱发生在壬申年，遂命名为壬申之乱。获得胜利的大海人皇子继承为天武天皇。
用自己的实力掌握了政权的天武天皇，在位十四年间未曾用过一个大臣，万事独裁，确立了天皇的权力和权威，使得大化革新的各项措施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位时发布了名叫《飞鸟净御原朝廷律令》的成文法，这些条文未能传于后世。但以此为基础，在天武天皇、持统天皇之后的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制订了所谓《大宝律令》，并付诸实施。所谓律，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刑法；所谓令，相当于国家组织和行政各法以及现在的民法和诉讼法等法律和其他规定。后来（公元718年即养老二年），对《大宝律令》进行了部分修改，成为《养老律令》。但它在主要方面并无变动，所以这一律令的制订和实施，名副其实地完成了要以大唐国为蓝本来建立“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这种大化革新的理想。
四 古代天皇制——模仿唐朝和“现人神”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
由于大化革新和后来法制的完备，日本社会也就不是模拟氏族的统治，而建立了在行政上把全部居民按照地区加以组织和统治的完整的国家形态。在这个国家，天皇是创造国土的神的子孙，叫做akitumikami（明御神、现人神），意思是“以凡人身份降世之神”的神的权威；同时天皇又成为整个国土和人民的所有者和最高的专制权力者。对于天皇的权限，在《律令》的条文中虽然没有任何规定，但天皇是超越法令而存在的。写作“国家”，读作 mikado（日文“天皇”的读音）。即认为天皇就是国家的化身。
而实际统治人民，是由天皇任命官僚通过法令和机构来实现的。从这一点来看，《律令》国家是取消了前任氏姓贵族分别统治所属氏人和部民的办法，而以天皇为中心，实现统一、结成一体来统治全体人民的权力机构。
中央政府分为神祗官（祭祀天皇祖神和其他各种神以及管理神社）和长官一般政务的太政官两个机构。太政官设有太政大臣（必要时临时设置）、左大臣和右大臣，统辖政务，下设八省办理行政。另外还有监察官吏的弹正台等机构。
行政区域除首都（京城）外，全国分为六十多个“国”，国由中央派任任期四年的守（长官）以下四级的国司（地方官），掌握管辖区内的行政、审判、军事、警察的全权。各国中，在首都周围的五个国，作为“畿内”，给予特殊待遇。
国又分为郡，其首长以及官员（郡司）从以前“国造”级豪族中加以任命。郡内的居民没五十户编为里（后称乡），以其中有势力的户主为里长。里既不是自然村落。也不是以前模拟的氏族集团，而是作为行政上最低单位而设立的，里长是国家权力最基层的爪牙，担任政税、警察和编造户籍等工作。
作为国家权力核心的军事机构，有中央的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和设在每个国的军团以及设在筑前[筑前：今福冈县大部分地区。]的大宰府的防人。二十一岁至六十岁的男公民（正丁）负有兵役的义务，各国的正丁没三分之一（后四分之一）轮流服兵役，充当军团的士兵或者充首都的卫士，特地从东国的士兵中编成大宰府的防人。兵卫只征用郡司的子弟，兵卫府和卫士府（从公民出身的士兵中征调）互保均衡。中央的五个卫府归政府直辖，地方的军团由国司指挥，军团首脑以下的士官，由和郡司等同级的人员中选任。
这些军事力量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对天皇制的反抗者。本来是为对付防卫而设立的大宰府的防人，由于该府不仅是对外交涉的首要的机关，而且是天皇政府的九州总督府，为适应政治情况，实际上作为镇压九州地方的武力作用要比对外防御为大。防人，不由九州和中国地方[中国地方：日本行政区划之一，指冈山、广岛、山口、鸟根、鸟取五县。]的士兵充任，而特意从距离九州最远的东国士兵中选调，这大概是由于其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所以不得不选用不通地方人的方言，又为皇室一向信赖的东国士兵了。
大化革新前的中央贵族，由于他们分有作为神的权威和绝对权力的天皇的权威和权力，于是就独占了统治人民的太政大臣等中央官员和国司的官位，而郡司官位也同样由前代的地方豪族所独占。他们按官职接受位阶，按官位、功劳获得田地、封户[封户：官吏按位阶功劳等领取一定户数应交纳政府的租税的半额和调、庸的金额以及丁口，这叫做食封。交付食封的人家是封户。]和禄品（丝绸布匹、铁制农具等）。因为官位由于荫袭制及其他原因，实际上可以成为世袭的组织，所以按官位授给的田地和封户实际上也是世袭的。这样，对于中央贵族和地方贵族的个人来说，即使也有荣枯盛衰，但从整个阶级来看，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仍旧继续保持了做为统治阶级身份的地位和财产。
律令制虽全面模仿唐朝的体制，但完全没有采用象唐朝制度那种依靠考试从全国国民中铨选官员的办法，而允许由上一代的统治阶级和贵族身份者垄断官员的位置，这一点和唐朝的制度有重大的分歧。这是因为大化革新并不象唐朝那样用实力打倒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而是只由旧国家的君主和统治阶级本身改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形态所引起的必然结果。
帝都、日本的领域和国号
在官僚机构完备的同时，就出现了必需建立政治中心地的首都的问题。在这以前，凡有天皇宫殿之处就是京城（叫作宫所）。这种京城随天皇的变换而变迁。但如果没有永久的中心地点，中央集权官僚制就难以统治全国。因此，从大化革新以后不久，就有仿效唐朝的首都长安建立首都的计划，到公元694年，在飞鸟[飞鸟：今奈良县僵原市和高市郡一带。]建立了模仿长安的藤原宫。但是，不知为什么，仅仅经过十四年，天皇对于这一京城感到不惬意，又用大量的物资和人民的劳力，在奈良地方建造了平城京，公元710年（和铜三年），元明天皇率百官贵族迁到这里。伺候直到桓武天皇初年，工七十四年间，平城京就成为七代天皇的首都（其间虽多次迁都他处，但都又迁回此地）。
平城京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町：日本长度单位，约合109.0公尺。]，南北三十六町。在这个矩形的城内，不论东西南北，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的棋盘街，城北边的正中，有向南占地八町正方的大内里（平城宫）。平城宫既是天皇的寝宫，也是议政厅。四周有绿丘围绕的京城，并列着红柱、白墙、瓦屋顶的唐式官衙和贵族的邸第，飞鸟地方的大寺院也纷纷迁到这个新都。
在这里建立的古代天皇制所统治的领域，在大化革新时期，西南达九州南部和壹歧、对马；东北方面，东达现在的福岛县中部，西达新与县中部一带，后来又征服了东北的“虾夷”[虾夷：今北海道一带。]。到平城京建成时，东到仙台附近，西到秋田一带都归属在天皇统治之下。接着不断地向东北发展。到八世纪初叶，西南地区九州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等岛屿也列入天皇的版图。再往南面的冲绳群岛，虽然住有日本人种的一个分支，但和天皇国家尚无往来。
发展到把国号写作“日本”这样的天皇国家，是在制定《律令》的时候。这一国号最早见于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的历史书《日本书纪》这一文献里。我国的国号本来是用最早的大王国家根据地Yamato（日文“大和”之读音）这一地名 普及全国的，通常写成“倭”、“大倭”和“大和”等汉字。大倭能够变成天皇，天皇国家已经不再是大和政权，而成了Yamato全境的唯一的国家，这一国号就有必要明确地区别于大和地方的地名。另一方面，在对外方面，曾对中国朝贡的倭王现在要成为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天皇，那么，国号如再使用中国人归日本用的“倭”字就不妥当了。因此，在推古天皇致隋朝的果树中，认为Yamato在中国的东方，是日出之处，于是称为“东天皇”或“日出处天子”。大概从“日出处”这一联想，就用“日本”这两个汉字来代替国号Yamato，而和大和地方的“大和”加以区别了。而一旦使用“日本”这两个汉字后，不久就把这两个汉字读为Nippon和Nihon，后来，Nippon和Nihon就成为通用的国号了。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
由于大化革新和后来法制的完备，日本社会也就不是模拟氏族的统治，而建立了在行政上把全部居民按照地区加以组织和统治的完整的国家形态。在这个国家，天皇是创造国土的神的子孙，叫做akitumikami（明御神、现人神），意思是“以凡人身份降世之神”的神的权威；同时天皇又成为整个国土和人民的所有者和最高的专制权力者。对于天皇的权限，在《律令》的条文中虽然没有任何规定，但天皇是超越法令而存在的。写作“国家”，读作 mikado（日文“天皇”的读音）。即认为天皇就是国家的化身。
而实际统治人民，是由天皇任命官僚通过法令和机构来实现的。从这一点来看，《律令》国家是取消了前任氏姓贵族分别统治所属氏人和部民的办法，而以天皇为中心，实现统一、结成一体来统治全体人民的权力机构。
中央政府分为神祗官（祭祀天皇祖神和其他各种神以及管理神社）和长官一般政务的太政官两个机构。太政官设有太政大臣（必要时临时设置）、左大臣和右大臣，统辖政务，下设八省办理行政。另外还有监察官吏的弹正台等机构。
行政区域除首都（京城）外，全国分为六十多个“国”，国由中央派任任期四年的守（长官）以下四级的国司（地方官），掌握管辖区内的行政、审判、军事、警察的全权。各国中，在首都周围的五个国，作为“畿内”，给予特殊待遇。
国又分为郡，其首长以及官员（郡司）从以前“国造”级豪族中加以任命。郡内的居民没五十户编为里（后称乡），以其中有势力的户主为里长。里既不是自然村落。也不是以前模拟的氏族集团，而是作为行政上最低单位而设立的，里长是国家权力最基层的爪牙，担任政税、警察和编造户籍等工作。
作为国家权力核心的军事机构，有中央的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和设在每个国的军团以及设在筑前[筑前：今福冈县大部分地区。]的大宰府的防人。二十一岁至六十岁的男公民（正丁）负有兵役的义务，各国的正丁没三分之一（后四分之一）轮流服兵役，充当军团的士兵或者充首都的卫士，特地从东国的士兵中编成大宰府的防人。兵卫只征用郡司的子弟，兵卫府和卫士府（从公民出身的士兵中征调）互保均衡。中央的五个卫府归政府直辖，地方的军团由国司指挥，军团首脑以下的士官，由和郡司等同级的人员中选任。
这些军事力量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对天皇制的反抗者。本来是为对付防卫而设立的大宰府的防人，由于该府不仅是对外交涉的首要的机关，而且是天皇政府的九州总督府，为适应政治情况，实际上作为镇压九州地方的武力作用要比对外防御为大。防人，不由九州和中国地方[中国地方：日本行政区划之一，指冈山、广岛、山口、鸟根、鸟取五县。]的士兵充任，而特意从距离九州最远的东国士兵中选调，这大概是由于其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所以不得不选用不通地方人的方言，又为皇室一向信赖的东国士兵了。
大化革新前的中央贵族，由于他们分有作为神的权威和绝对权力的天皇的权威和权力，于是就独占了统治人民的太政大臣等中央官员和国司的官位，而郡司官位也同样由前代的地方豪族所独占。他们按官职接受位阶，按官位、功劳获得田地、封户[封户：官吏按位阶功劳等领取一定户数应交纳政府的租税的半额和调、庸的金额以及丁口，这叫做食封。交付食封的人家是封户。]和禄品（丝绸布匹、铁制农具等）。因为官位由于荫袭制及其他原因，实际上可以成为世袭的组织，所以按官位授给的田地和封户实际上也是世袭的。这样，对于中央贵族和地方贵族的个人来说，即使也有荣枯盛衰，但从整个阶级来看，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仍旧继续保持了做为统治阶级身份的地位和财产。
律令制虽全面模仿唐朝的体制，但完全没有采用象唐朝制度那种依靠考试从全国国民中铨选官员的办法，而允许由上一代的统治阶级和贵族身份者垄断官员的位置，这一点和唐朝的制度有重大的分歧。这是因为大化革新并不象唐朝那样用实力打倒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而是只由旧国家的君主和统治阶级本身改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形态所引起的必然结果。
帝都、日本的领域和国号
在官僚机构完备的同时，就出现了必需建立政治中心地的首都的问题。在这以前，凡有天皇宫殿之处就是京城（叫作宫所）。这种京城随天皇的变换而变迁。但如果没有永久的中心地点，中央集权官僚制就难以统治全国。因此，从大化革新以后不久，就有仿效唐朝的首都长安建立首都的计划，到公元694年，在飞鸟[飞鸟：今奈良县僵原市和高市郡一带。]建立了模仿长安的藤原宫。但是，不知为什么，仅仅经过十四年，天皇对于这一京城感到不惬意，又用大量的物资和人民的劳力，在奈良地方建造了平城京，公元710年（和铜三年），元明天皇率百官贵族迁到这里。伺候直到桓武天皇初年，工七十四年间，平城京就成为七代天皇的首都（其间虽多次迁都他处，但都又迁回此地）。
平城京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町：日本长度单位，约合109.0公尺。]，南北三十六町。在这个矩形的城内，不论东西南北，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的棋盘街，城北边的正中，有向南占地八町正方的大内里（平城宫）。平城宫既是天皇的寝宫，也是议政厅。四周有绿丘围绕的京城，并列着红柱、白墙、瓦屋顶的唐式官衙和贵族的邸第，飞鸟地方的大寺院也纷纷迁到这个新都。
在这里建立的古代天皇制所统治的领域，在大化革新时期，西南达九州南部和壹歧、对马；东北方面，东达现在的福岛县中部，西达新与县中部一带，后来又征服了东北的“虾夷”[虾夷：今北海道一带。]。到平城京建成时，东到仙台附近，西到秋田一带都归属在天皇统治之下。接着不断地向东北发展。到八世纪初叶，西南地区九州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等岛屿也列入天皇的版图。再往南面的冲绳群岛，虽然住有日本人种的一个分支，但和天皇国家尚无往来。
发展到把国号写作“日本”这样的天皇国家，是在制定《律令》的时候。这一国号最早见于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的历史书《日本书纪》这一文献里。我国的国号本来是用最早的大王国家根据地Yamato（日文“大和”之读音）这一地名 普及全国的，通常写成“倭”、“大倭”和“大和”等汉字。大倭能够变成天皇，天皇国家已经不再是大和政权，而成了Yamato全境的唯一的国家，这一国号就有必要明确地区别于大和地方的地名。另一方面，在对外方面，曾对中国朝贡的倭王现在要成为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天皇，那么，国号如再使用中国人归日本用的“倭”字就不妥当了。因此，在推古天皇致隋朝的果树中，认为Yamato在中国的东方，是日出之处，于是称为“东天皇”或“日出处天子”。大概从“日出处”这一联想，就用“日本”这两个汉字来代替国号Yamato，而和大和地方的“大和”加以区别了。而一旦使用“日本”这两个汉字后，不久就把这两个汉字读为Nippon和Nihon，后来，Nippon和Nihon就成为通用的国号了。
没有市民的城市
律令已完备，帝都亦建成，版图扩至南北，对繁荣起来的天皇制，有个官员感而歌曰：“欣逢天下昌荣，众民安生！”那么，民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平城京可以说是万事到仿效长安，是长安的翻版。但只有一项和长安大不相同，就是平城京没有长安那样的城墙。后来的平安京也没有城墙。中世和近世的各城市也没有。但中世城市中，只有市民自治最为发达的界市虽无城墙，却有类似城墙效能的水渠围于四周，这是唯一的例外。城墙是一个城市的防敌设施，同时也使城市和周围的农村明显区别，即具有确立市民生活地区的功效，中国的城市和西洋古代中世的城市都有城墙。然而平城京以至一般的日本城市都没有城墙，这是为什么呢？
其理由要从不同时代的城市分别加以分析，就平城京来说，第一，当时没有必要建筑城墙以防外敌。因为日本并不存在外族入侵之忧，而且个豪族都已划入天皇制机构之内，即使发生叛乱，也是内部的人，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入侵，因此城墙对此并无意义。第二，平城京或后来的平安京都是贵族和官员居住的政治城市，是没有市民社会的城市，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建筑城墙，用以和周围的农村区别开来。不仅如此，甚至为了供应贵族和官员的粮食，城市还不能不笼络农村和农民。
据推测，平城京在全盛时期约有人口二十万。住户都是皇族、贵族、官员、僧侣之辈和供他们驱使的大批奴婢、手工业者、农民、从地方征用来的壮丁（后文叙述）、卫士以及服徭役的人们。而没有一个是自由的市民。在平城京市内，有东、西两个集市，集市上不仅出卖各种农料、铁制等农具、陶器、纸、墨笔以至扫帚、鞋履等当时的一般物资，甚至还可买卖奴婢；集市是官办，所卖的物资并不是独立的商人从手工业者和农民手里自由收买来的，而是国家作为赋税从人民手里征收的，还有朝廷和寺院从其隶属的手工业者所取得的产品进行消费以后的剩余产品。购买这些物资的也是贵族、官员和僧侣们。
各地的特产，大致都作为“调”饿被征收，就连农具也不例外。金、银、铜等矿产，从七世纪中叶已开始在各地进行开采，这也一律被官方征用。因此，对于生产这些手工业品和从事矿业的人民来说，就没有自己的产品交换其他必需品的可能，因此，使社会分工日趋发达、根据分工而进行各地物资的自由交换和商业的发展，都是十分困难的。政府照例仿效中国铸造了“和铜开珍”[和铜开珍：公元708年因武藏地区献天然铜，改元和铜。]等铜币和银币，以求流通，但在人民手里没有可供自由交换 的物资的社会里，货币当然不会流通。
身份、家族和班田制
首都的繁荣即意味着地方人民的衰败。在人民之中，形成了“良”和“贱”两级的身份。大化革新时，法律上首次规定了良贱之别，在《律令》中也规定了这种差别。朝廷和私人的奴婢，私人的“家人”以及陪书于朝廷各官衙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杂户”等，被定为贱民或者相当于贱民的身份。奴婢是明显的奴隶，家人也使奴隶性质的家内奴隶，但与奴婢不同，可以过着自己的家族生活。杂户是原来朝廷的手工业部民。这些奴隶人口据推测占奈良时代全国人口约五百万至六百万人中的十分之一左右。
以前的普通氏人以及属于朝廷、皇族和贵族的部民被国家指定为“公民”的叫做良民。在《律令》制中，完全不承认具有从前氏族公社外形的集团，而把组成这种集团的每个家族公社做为：户“。直接置于国家权力统治之下。户有户主，统治全部家族成员，对于国家来说，他代表整个家族。户是由户主及其妻子等直系血统家族集团和户主的兄弟姐妹、伯叔父母等旁系血统及其妻子娘家等家族集团所组成的联合组织，历史学上称这种整体为”乡户“，乡户内各家族集团称为房户。有势力的乡户拥有奴婢和家人等奴隶。
政府每六年编造一次全体人民的户籍册，凡六岁以上的男子按二反［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９.９１８公亩，即９９１.８平方米。］（现在的二反四亩），女子每人按男子的三分之一折算，按“口分田“分给个乡户使之耕种（班田制）。奴婢和家人也分给公民的三分之一的土地，这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拥有奴婢，作为奴婢最低生活费用的来源，而交给户主的，并不是由奴婢领取。领到土地的人死亡时，口分田由国家收回，但宅地和其周围的田地，许可由户主永远占有。口分田既不许拒绝，也严禁放弃耕种、弃村逃亡。因此，耕种口分田与其说是公民的权利，不如说是公民的义务。公民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束缚在耕地上，又受着以租、庸、调已经各种徭役劳动形式的剥削。所有口分田都要收税，没反为稻谷二束二把［束、把：日本古代计算粮食的单位，一束十把，一把是用手抓满三次的稻谷。］（以后减为一束五把，一束约为现在的稻米二升）。当时田地收获量估计平均每反约为八斗，所以租税率占收获量的３％左右。庸，原来是规定每年到京城为朝廷服劳役十天的一种徭役，但京城以外各地人民须交纳一定数量的布匹代替徭役。调，是交纳丝绸等地方特产手工业品。庸和调都是加于男子的人口税，按照高正丁（二十一岁至六十岁）、次丁（六十一岁至六十五岁）和中男（十七岁至二十岁）等年龄区分，规定每人若干。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民是等外户
把庸、调折合成米，再加上租米，三种租税合计起来，估计平均为每户口分田总收获量的２０％左右，这种比率和德川时代农民年贡率达到收获量的４０％到６０％相比，看起来是不重的，但是，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由于口分田的收获只能维持一家的口粮，所以这种租税虽然只占２０％，也是相当重的。加以公民还要负担极为繁重的徭役劳动。
徭役，首先是兵役。在长达四十年的期间每个公民每三年或四年被征发一次，须自带武器和粮食，充当军团的士兵六十天（在这一年，其他徭役一律免除）；或者充当防人（守卫边境的士兵），派往九州三年；或者充当卫士，在京城服役一年。被征当兵是群众最痛苦的事，他们甚至都说：“一人当兵，全家灭亡。”
徭役，其次是杂徭。国司和郡司每年可以使役正丁六十日，次丁三十日，中男十五日。而且任何地方对于这种日数的限定，都不能保证。
此外，还须按每十五户的碧绿出二名“仕丁”（民工）到京城服三年的朝廷劳役。而且作为租赋交纳的稻谷要送交到郡的仓库，京城和近国［近国：京都附近的十七国。今中国和关东一带。］须将不风稻谷碾制成米和调、庸来的物品全部运往京城。为了运送这些物品，在来往途中用的粮食和运载这种货物的牛马用费都须由公民自身负担。这是一种极为繁重的徭役，担当运送的人去路总算完成了任务，但在归途上，或因粮食断绝，或因过度劳累以及患病而出现倒毙的情景。
还有一种名叫雇役。驱使人民从事京城的营造以及耕种官田等，虽然不是无偿劳役，但只发给少量粮食和工资。这也是强制劳动，人民是不得抗拒的。
把租、庸、调和各种强制劳役加起来，人民的负担繁重到什么地步时刻仪想象的。把人民的生活程度分为上上户到下下户和等外户十级。据公元７３０年越前［越前：今福井县一带。］的记录，９０％以上为等外户；据７５０年安房［安房：今千叶县一带。］的记录，８０％左右是等外户，下下户占１５％以上。所谓等外户是立即需要救济的。所以有名的山上忆良（公元６６０？——７３３年？）在《贫穷问答歌》里反映的情景，不能说成是由诗人的心弦受到一时的冲动而偶发出来的。
这样的贫穷，致使人民在春季经常是连稻种都吃得精光。于是，政府把稻谷贷给人民，在秋天收后加上利息偿还。这叫做“公出举”（官方出借）。利率高达５０％。民间的“私出举”（私人出借），实际收利１００％。公出举好象为了维持公民的生活和维持再生产而采取的办法，但实际是国家作为一个大高利贷者来榨取人民的，也是国司（地方长官）填满腰包的手段，不久，这种公出举就成为对于不愿借贷者也强行借给、取得利息，成为朝廷财源的一种税制了。
律令已完备，帝都亦建成，版图扩至南北，对繁荣起来的天皇制，有个官员感而歌曰：“欣逢天下昌荣，众民安生！”那么，民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平城京可以说是万事到仿效长安，是长安的翻版。但只有一项和长安大不相同，就是平城京没有长安那样的城墙。后来的平安京也没有城墙。中世和近世的各城市也没有。但中世城市中，只有市民自治最为发达的界市虽无城墙，却有类似城墙效能的水渠围于四周，这是唯一的例外。城墙是一个城市的防敌设施，同时也使城市和周围的农村明显区别，即具有确立市民生活地区的功效，中国的城市和西洋古代中世的城市都有城墙。然而平城京以至一般的日本城市都没有城墙，这是为什么呢？
其理由要从不同时代的城市分别加以分析，就平城京来说，第一，当时没有必要建筑城墙以防外敌。因为日本并不存在外族入侵之忧，而且个豪族都已划入天皇制机构之内，即使发生叛乱，也是内部的人，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入侵，因此城墙对此并无意义。第二，平城京或后来的平安京都是贵族和官员居住的政治城市，是没有市民社会的城市，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建筑城墙，用以和周围的农村区别开来。不仅如此，甚至为了供应贵族和官员的粮食，城市还不能不笼络农村和农民。
据推测，平城京在全盛时期约有人口二十万。住户都是皇族、贵族、官员、僧侣之辈和供他们驱使的大批奴婢、手工业者、农民、从地方征用来的壮丁（后文叙述）、卫士以及服徭役的人们。而没有一个是自由的市民。在平城京市内，有东、西两个集市，集市上不仅出卖各种农料、铁制等农具、陶器、纸、墨笔以至扫帚、鞋履等当时的一般物资，甚至还可买卖奴婢；集市是官办，所卖的物资并不是独立的商人从手工业者和农民手里自由收买来的，而是国家作为赋税从人民手里征收的，还有朝廷和寺院从其隶属的手工业者所取得的产品进行消费以后的剩余产品。购买这些物资的也是贵族、官员和僧侣们。
各地的特产，大致都作为“调”饿被征收，就连农具也不例外。金、银、铜等矿产，从七世纪中叶已开始在各地进行开采，这也一律被官方征用。因此，对于生产这些手工业品和从事矿业的人民来说，就没有自己的产品交换其他必需品的可能，因此，使社会分工日趋发达、根据分工而进行各地物资的自由交换和商业的发展，都是十分困难的。政府照例仿效中国铸造了“和铜开珍”[和铜开珍：公元708年因武藏地区献天然铜，改元和铜。]等铜币和银币，以求流通，但在人民手里没有可供自由交换 的物资的社会里，货币当然不会流通。
身份、家族和班田制
首都的繁荣即意味着地方人民的衰败。在人民之中，形成了“良”和“贱”两级的身份。大化革新时，法律上首次规定了良贱之别，在《律令》中也规定了这种差别。朝廷和私人的奴婢，私人的“家人”以及陪书于朝廷各官衙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杂户”等，被定为贱民或者相当于贱民的身份。奴婢是明显的奴隶，家人也使奴隶性质的家内奴隶，但与奴婢不同，可以过着自己的家族生活。杂户是原来朝廷的手工业部民。这些奴隶人口据推测占奈良时代全国人口约五百万至六百万人中的十分之一左右。
以前的普通氏人以及属于朝廷、皇族和贵族的部民被国家指定为“公民”的叫做良民。在《律令》制中，完全不承认具有从前氏族公社外形的集团，而把组成这种集团的每个家族公社做为：户“。直接置于国家权力统治之下。户有户主，统治全部家族成员，对于国家来说，他代表整个家族。户是由户主及其妻子等直系血统家族集团和户主的兄弟姐妹、伯叔父母等旁系血统及其妻子娘家等家族集团所组成的联合组织，历史学上称这种整体为”乡户“，乡户内各家族集团称为房户。有势力的乡户拥有奴婢和家人等奴隶。
政府每六年编造一次全体人民的户籍册，凡六岁以上的男子按二反［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９.９１８公亩，即９９１.８平方米。］（现在的二反四亩），女子每人按男子的三分之一折算，按“口分田“分给个乡户使之耕种（班田制）。奴婢和家人也分给公民的三分之一的土地，这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拥有奴婢，作为奴婢最低生活费用的来源，而交给户主的，并不是由奴婢领取。领到土地的人死亡时，口分田由国家收回，但宅地和其周围的田地，许可由户主永远占有。口分田既不许拒绝，也严禁放弃耕种、弃村逃亡。因此，耕种口分田与其说是公民的权利，不如说是公民的义务。公民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束缚在耕地上，又受着以租、庸、调已经各种徭役劳动形式的剥削。所有口分田都要收税，没反为稻谷二束二把［束、把：日本古代计算粮食的单位，一束十把，一把是用手抓满三次的稻谷。］（以后减为一束五把，一束约为现在的稻米二升）。当时田地收获量估计平均每反约为八斗，所以租税率占收获量的３％左右。庸，原来是规定每年到京城为朝廷服劳役十天的一种徭役，但京城以外各地人民须交纳一定数量的布匹代替徭役。调，是交纳丝绸等地方特产手工业品。庸和调都是加于男子的人口税，按照高正丁（二十一岁至六十岁）、次丁（六十一岁至六十五岁）和中男（十七岁至二十岁）等年龄区分，规定每人若干。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民是等外户
把庸、调折合成米，再加上租米，三种租税合计起来，估计平均为每户口分田总收获量的２０％左右，这种比率和德川时代农民年贡率达到收获量的４０％到６０％相比，看起来是不重的，但是，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由于口分田的收获只能维持一家的口粮，所以这种租税虽然只占２０％，也是相当重的。加以公民还要负担极为繁重的徭役劳动。
徭役，首先是兵役。在长达四十年的期间每个公民每三年或四年被征发一次，须自带武器和粮食，充当军团的士兵六十天（在这一年，其他徭役一律免除）；或者充当防人（守卫边境的士兵），派往九州三年；或者充当卫士，在京城服役一年。被征当兵是群众最痛苦的事，他们甚至都说：“一人当兵，全家灭亡。”
徭役，其次是杂徭。国司和郡司每年可以使役正丁六十日，次丁三十日，中男十五日。而且任何地方对于这种日数的限定，都不能保证。
此外，还须按每十五户的碧绿出二名“仕丁”（民工）到京城服三年的朝廷劳役。而且作为租赋交纳的稻谷要送交到郡的仓库，京城和近国［近国：京都附近的十七国。今中国和关东一带。］须将不风稻谷碾制成米和调、庸来的物品全部运往京城。为了运送这些物品，在来往途中用的粮食和运载这种货物的牛马用费都须由公民自身负担。这是一种极为繁重的徭役，担当运送的人去路总算完成了任务，但在归途上，或因粮食断绝，或因过度劳累以及患病而出现倒毙的情景。
还有一种名叫雇役。驱使人民从事京城的营造以及耕种官田等，虽然不是无偿劳役，但只发给少量粮食和工资。这也是强制劳动，人民是不得抗拒的。
把租、庸、调和各种强制劳役加起来，人民的负担繁重到什么地步时刻仪想象的。把人民的生活程度分为上上户到下下户和等外户十级。据公元７３０年越前［越前：今福井县一带。］的记录，９０％以上为等外户；据７５０年安房［安房：今千叶县一带。］的记录，８０％左右是等外户，下下户占１５％以上。所谓等外户是立即需要救济的。所以有名的山上忆良（公元６６０？——７３３年？）在《贫穷问答歌》里反映的情景，不能说成是由诗人的心弦受到一时的冲动而偶发出来的。
这样的贫穷，致使人民在春季经常是连稻种都吃得精光。于是，政府把稻谷贷给人民，在秋天收后加上利息偿还。这叫做“公出举”（官方出借）。利率高达５０％。民间的“私出举”（私人出借），实际收利１００％。公出举好象为了维持公民的生活和维持再生产而采取的办法，但实际是国家作为一个大高利贷者来榨取人民的，也是国司（地方长官）填满腰包的手段，不久，这种公出举就成为对于不愿借贷者也强行借给、取得利息，成为朝廷财源的一种税制了。
公民的阶级性质和《律令》制的历史意义
公民由于被口分田所束缚，遭到国家残酷剥削，所以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也不是自由民，这是很明显的。在学术上有的说他们是国家的农奴，有的人把他们看作国家的奴隶。我象多数人所说那样，认为公民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奴隶，因此《律令》制的社会是一种奴隶制社会。
公民的主要负担是各种徭役，即国家征用体力劳动的徭役，这种徭役，不管每户口分田的多少，凡属户内达到一定年龄的男子一概不免。公民不详农奴那样领有和耕种领主（国家）的土地，因而服劳役和交纳实物年贡作为地租。他们并不以土地为媒介，而是直接隶属于国家。这种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大化革新前的部民在其部民集团内部，啊象是农奴，但他们是作为集团而被奴隶化的，而在《律令》制下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不过是仍把以前的部民集团及其所有人的关系按照国家的编制重新加以编组和调整而已。如后文所述，明显的奴隶制是从公元八世纪末开始，发生在代替地公民制而成长起来的私人土地所有、即庄园的经营方面。如果把公地公民制说成是国家的农奴制，那么，在公地公民制瓦解之后，反而出现了从农奴制倒退到奴隶制这种历史阶段；但是，这种倒退在当时日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大化革新和《律令》制，与以前相比，对社会是不是没有起到什么巨大的进步作用呢？决不是的。
第一，破坏了利用模拟血缘关系进行统治的社会组织（氏族社会制度遭到了破坏）。乡户脱离模拟氏族集团（家庭公社）而自立，这在大化革新虽然就已开始，但大化革新和《律令》制对此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人民实际上成为国家的奴隶，使他们开始受国家权力直接的压制和掠夺——而从前公社对人民的束缚，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一种保护，现在人民却失去了这种保护。尽管如此，但由于半原始性质的模拟血缘关系的框框被打破，因而便产生了人民可以作为阶级而结合恰里的历史性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根据恩格斯就古典的古代奴隶制成立的论述，可以说没有《律令》制就没有近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了。
第二， 上述问题如果从经济方面来说，它是打破了土地的公社占有，从而出现了私人占有。口分田由领受田地的人终身占有，他们对宅地和旱田的永远占有、即实际上的所有权被承认了。关于山林原野则保证了人民的自由使用权。这种私人占有，存在着生产实际上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因素。而且法定了人民负担的限度，即使这种限度不断遭受统治者的忽视，但与毫无任何法定限度的部民制相比，乃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由于规定了负担额，就使得富裕的或者条件好的公民既可提高生产力，同时也可把交纳国家赋税之后的剩余部分积蓄起来，然后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办法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富，扩大私有土地（占有地）。其结果便创造了这样经济上的前提条件：即促进公民的阶级分化；摧毁公地公民制即国家的奴隶制，使之发展为私人大土地所有者的奴隶制经营；产生了农奴制的萌芽。
第三， 大化革新和《律令》制，一方面虽顽固地保留了氏姓制的残余，电脑同时却形成了进步的国家形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这就为促使日本古代文化的灿烂发展，创造了条件。
古代文化的灿烂发展
《律令》体制的成立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灿烂发展的集中表现。因为这意味着中央贵族从中国学到了在原则上不同与旧有模拟血缘关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体制的思想和实际运用这思想的能力；同时也标志着在地方的上层阶级中已经相当普及了能够为编造户籍和“计帐”、进行班田制和征税而使用的文字或计算等知识。
古代贵族对日本文化重大贡献之一，是从五世纪开始运用汉字的音和义，发展了书写日语的方法。使用这种书写法，写成了《万叶集》。因此称之为“万叶假名”。这是后来纯粹的日语标音文字——假名产生的母胎。
《万叶集》是以八世纪前后的诗歌为中心，包括 大化以前的作品，集中日古代诗歌约四千五百首的一部大诗集。它的编者和写作年代虽然还不明确，但大伴家持（公元718——785年）确实是编辑此书的最大功劳者之一。诗集的作者大部分是天皇、皇族、贵族和官员，但也有农民、兵士和娼妇等各个阶层的男女。他们的出身地点也不限于京城和畿内，而是遍及全国。诗歌的题材多半是恋爱和自然风物，但也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徭役以及农耕劳动，也有以人生观和社会观为主题的。农民以及士兵的诗歌并非他们的原作，似乎由采录者和编辑者进行了加工。柿本人磨（？——709年）、山部赤人和额田女王等人作为《万叶》的代表诗人，受到后世歌者的尊重。
象《万叶集》这样，把国民中的一切阶层生活地抒发他们的情感、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诗歌集中起来，这件事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时尽管统治者和人民的隔离和对立已日益加深、扩大，但这却只有在历史上首次把整个国民统一在同一的法制和机构之内的古代统一国家确立时期，才能实现。
八世纪的前期，天皇政府才编写成自己国家的历史。答话革新后，天武朝筹划编修历史，这一事业由历代朝廷继续下去。
公民由于被口分田所束缚，遭到国家残酷剥削，所以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也不是自由民，这是很明显的。在学术上有的说他们是国家的农奴，有的人把他们看作国家的奴隶。我象多数人所说那样，认为公民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奴隶，因此《律令》制的社会是一种奴隶制社会。
公民的主要负担是各种徭役，即国家征用体力劳动的徭役，这种徭役，不管每户口分田的多少，凡属户内达到一定年龄的男子一概不免。公民不详农奴那样领有和耕种领主（国家）的土地，因而服劳役和交纳实物年贡作为地租。他们并不以土地为媒介，而是直接隶属于国家。这种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大化革新前的部民在其部民集团内部，啊象是农奴，但他们是作为集团而被奴隶化的，而在《律令》制下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不过是仍把以前的部民集团及其所有人的关系按照国家的编制重新加以编组和调整而已。如后文所述，明显的奴隶制是从公元八世纪末开始，发生在代替地公民制而成长起来的私人土地所有、即庄园的经营方面。如果把公地公民制说成是国家的农奴制，那么，在公地公民制瓦解之后，反而出现了从农奴制倒退到奴隶制这种历史阶段；但是，这种倒退在当时日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大化革新和《律令》制，与以前相比，对社会是不是没有起到什么巨大的进步作用呢？决不是的。
第一，破坏了利用模拟血缘关系进行统治的社会组织（氏族社会制度遭到了破坏）。乡户脱离模拟氏族集团（家庭公社）而自立，这在大化革新虽然就已开始，但大化革新和《律令》制对此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人民实际上成为国家的奴隶，使他们开始受国家权力直接的压制和掠夺——而从前公社对人民的束缚，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一种保护，现在人民却失去了这种保护。尽管如此，但由于半原始性质的模拟血缘关系的框框被打破，因而便产生了人民可以作为阶级而结合恰里的历史性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根据恩格斯就古典的古代奴隶制成立的论述，可以说没有《律令》制就没有近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了。
第二， 上述问题如果从经济方面来说，它是打破了土地的公社占有，从而出现了私人占有。口分田由领受田地的人终身占有，他们对宅地和旱田的永远占有、即实际上的所有权被承认了。关于山林原野则保证了人民的自由使用权。这种私人占有，存在着生产实际上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因素。而且法定了人民负担的限度，即使这种限度不断遭受统治者的忽视，但与毫无任何法定限度的部民制相比，乃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由于规定了负担额，就使得富裕的或者条件好的公民既可提高生产力，同时也可把交纳国家赋税之后的剩余部分积蓄起来，然后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办法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富，扩大私有土地（占有地）。其结果便创造了这样经济上的前提条件：即促进公民的阶级分化；摧毁公地公民制即国家的奴隶制，使之发展为私人大土地所有者的奴隶制经营；产生了农奴制的萌芽。
第三， 大化革新和《律令》制，一方面虽顽固地保留了氏姓制的残余，电脑同时却形成了进步的国家形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这就为促使日本古代文化的灿烂发展，创造了条件。
古代文化的灿烂发展
《律令》体制的成立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灿烂发展的集中表现。因为这意味着中央贵族从中国学到了在原则上不同与旧有模拟血缘关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体制的思想和实际运用这思想的能力；同时也标志着在地方的上层阶级中已经相当普及了能够为编造户籍和“计帐”、进行班田制和征税而使用的文字或计算等知识。
古代贵族对日本文化重大贡献之一，是从五世纪开始运用汉字的音和义，发展了书写日语的方法。使用这种书写法，写成了《万叶集》。因此称之为“万叶假名”。这是后来纯粹的日语标音文字——假名产生的母胎。
《万叶集》是以八世纪前后的诗歌为中心，包括 大化以前的作品，集中日古代诗歌约四千五百首的一部大诗集。它的编者和写作年代虽然还不明确，但大伴家持（公元718——785年）确实是编辑此书的最大功劳者之一。诗集的作者大部分是天皇、皇族、贵族和官员，但也有农民、兵士和娼妇等各个阶层的男女。他们的出身地点也不限于京城和畿内，而是遍及全国。诗歌的题材多半是恋爱和自然风物，但也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徭役以及农耕劳动，也有以人生观和社会观为主题的。农民以及士兵的诗歌并非他们的原作，似乎由采录者和编辑者进行了加工。柿本人磨（？——709年）、山部赤人和额田女王等人作为《万叶》的代表诗人，受到后世歌者的尊重。
象《万叶集》这样，把国民中的一切阶层生活地抒发他们的情感、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诗歌集中起来，这件事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时尽管统治者和人民的隔离和对立已日益加深、扩大，但这却只有在历史上首次把整个国民统一在同一的法制和机构之内的古代统一国家确立时期，才能实现。
八世纪的前期，天皇政府才编写成自己国家的历史。答话革新后，天武朝筹划编修历史，这一事业由历代朝廷继续下去。
五、庄园与农民——《律令》体制的瓦解和武士阶级的成立
五、庄园与农民——《律令》体制的瓦解和武士阶级的成立
群众的斗争和公地公民制与征失制的瓦解
迫使90%以上的人民处于立即需要救济的生活生活状态的社会体制，即使其上层的贵族们如何歌颂繁荣，也是不久就要崩溃的。忍耐不了班田制掠夺的公民和奴婢不断放弃口分田而流亡。被征为京城仁丁或卫士后从京城逃走的也陆续出现。逃走之后如何生活呢？只有到其他国，也就是到外乡的豪族和富农那里去劳动。
充任郡司和里（乡）长的，身分虽然是公民，但多为血缘家族，并拥有奴婢和家人等家庭奴隶，因而分得的口分田也多。而且他们具有旧的族长的权威，是当地实行班田制的掌权人，所以依靠把衣田旭为私有和开垦荒地等办法来啬土地和财富。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能够收用逃亡者。《大宝和律令》刚发表八年之后的公元709年（和铜二年）政府就禁止畿内以及近江国①的“”百姓（豪族和富农）违背法律，隐藏和任意使用流浪和逃亡的仕丁。由此可见，当时逃亡成风，还可看出逃亡者和豪族以及富农的关系。
当然，这种禁令无人遵守。规定国司可以到处追查逃亡者，并带回原处，但当逃亡成风时，就不能一一追查带回。政府乃于公元715年改为：从京城逃亡外地者令其加入寄居地方的户籍，课以调、庸和徭役。收用逃亡者的人家当然要尽可能加以隐藏。逃亡者实际上就成了收用者的奴隶。尚未逃亡的贫农也向附近有势力的人家借贷高利的稻谷，作为债务奴隶而属于他们。
贵族、高官和大的寺社也抢占林野进行开垦。镐、镰等铁制农具一律为政府和贵族、大的寺社以及地方豪族所占有，这就成为他们能够利用原有的确良 奴婢和逃亡农民或者当地贫农的劳动力来扩大垦地的重要条件之一。
法律本来规定垦田归公，但没有人把自费用垦的土地完全交给国家。国家如果如果要严格执行收归公有的规定，已经开垦的土地就要荒废。政府无计可施，于公元723年承认根据垦地的条件许可开垦者一代或者三联单代占为私有（《三世一分法》），公元743年（天平十五年）终天承认按照品级许可永远私有一定限度的垦田（《永世私财法》）。号称《律令》国家全盛的这一时期，《律令》规定的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这个大的原则被打破了。贵族、寺社、地方豪族和富农们的开垦热情更加高涨，有权势的人们圈占了广阔的原始林野，而使一般农民难于利用。这种贵族们的大规模私有地叫庄园。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随着这种剧烈的阶级分化，从八世纪后半叶开始，乡户逐渐分化为小家族的“房户”。有势力的家族分化为小家族的“房户”。有势力的家族（房户）经过种种过程使没落的家族成员奴隶般地从属于自己，这么一来，他们就更有势力了。
贫穷的人民增加了，社会就要更加不稳。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僧侣冒犯禁令到群众中宣讲佛教从而取得了困苦群众的信赖的现象，在各地出现了。其中出自和泉国的行基（公元668—749年），不仅宣讲佛教的因果报应，还和追随他的群众一道修整道、沟渠、架桥、治病，大家象救世主那样信爷他。公元717年，政府以“小僧行基乱说祸福，迷惑百姓”为名，迫害行基。但他得到群众的保护继续传教。公元730年（天平二年）秋，出现了在平城京若草山每天有几千人到上万人的群众以信奉行基所宣讲的佛教为中心举行集会的情况。第二年（732年），政府可能是为了笼络人心而正式许可行基传教。此后行驶基逐渐被政府所拉拢，但群众的困苦和社会不安并未获得解决。
同年，政府停止在各国征如防人。公元739年（天平十一年），还停止了征如除奥羽、九州和长门国①以外其他各国的士兵。几年之后，又要恢复征兵，但天皇制权力的军事机构的基础由于遭受包括士兵和民众的逃亡在内的抵抗而开始动摇了。通过公元774年开始进行的征讨虾夷的事便例明显看出不断窥伺逃亡机会、出身贫民的士兵是靠不住的。公元780年士失改由“精于弓马者”选充，实际上废止了义务兵役制。到公元793年，除陆奥、出羽①佐渡和九州外,其他各国的军团不再存在;826年,大宰府管内的军团也搞撤消了.从郡司\有官级的和富农的子北中成立叫做“健儿”或其他名称的军队,用以代替公民的征调。这样，《律令》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不得不从征调公民改变为依靠席子豪族和富农了。
奈良政府的动荡和迁都平安
不论是破坏公地制而庄园制得到期发展，还是士兵军团制的崩溃，都说明《律令》体制在制定《律令》成为文法后还不到半个世纪，它的性质就开始改变了。这些改变成为不可避免的原因，是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和群众的动摇晃与反抗；而这些情况又成了朝廷权势力之间不断进行暗斗、策划阴谋和公然叛乱的条件。而后世称赞为天下太平、灿烂的古代文化黄金时代的天平时期（公元723—749年），就是从藤原氏用阴谋消灭了左大臣长屋王这一事件开始的。
大化革断的功臣臣镰足接受藤原姓，这是藤原氏的始祖。镰足之子不比等是草拟《大宝律令》的负责人，官至右大臣，成为《律令》制贵族势力的代表。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公元701—760年），曾是圣琥天皇的夫人①。不比等列后，其子武智磨等人策谋光明子登皇事位。对于此事，长屋王认为，皇室自古以来不选皇族以外的妇女充任皇后的不成文法仍须遵守，于是武磨等人策谋光明子登皇后位。位于此事，长屋王认为，皇室自古以来不选皇族以外的妇女充任皇后的不成文法仍须遵守，于是武智磨诬陷长屋王策谋叛乱而加以消灭，此后光明子立即成为皇后。
十二年后的740年（天平十十年），大宰府的高官藤原广嗣举行叛乱。当时橘诸兄掌握政权，藤原广嗣把天灾地变、人民受苦指为橘诸兄等人的责任，以清除这些人为口实而举行叛变。朝迁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镇压下去。但此后政局却更加不稳，京城迁来迁去。朝迁为了用佛陀的威力平靖这种社会的不安和政局的动荡而建造大佛，但无效果。
公元气756，女帝孝谦天皇宠信的藤原促磨搞垮橘诸兄，第二年又改立居于王爵的本族为人皇太子。橘诸兄的儿子奈良磨以人民苦于建造大佛的不满造成社会不安为可乘良机，笄了大规模的判乱，企图搞垮促磨一派，并撤换天皇，但事未果即遭逮捕，被处死刑。朝廷深感此际有争取胜民心的必要，乃召集畿内务国的郡司和里长，揭发奈良磨的阴谋，取得他们的忠诚，朝廷集郡司和里长，这是一向没有过的。而且把杂徭减半为三十天以内，免除当年的调、庸，完全免除旧有的公私出举（出举是贷粮-----译者）的利息。这就是说，人民的反抗，乘有权势者争夺战权夺势的机会，赢得了负担的大幅度减轻。
不久，女帝的宠爱由促磨转移到连出身也不明的河内国僧人道镜。遭遇冷落的促磨于公元764年举行叛乱，但立即被镇压。在这以前根据促磨的希望、受孝谦天皇禅让的淳仁天皇（促磨的亲戚）也被废黜，流放到淡路岛，孝谦再次登上皇位（称德天皇）。在他的下面，道镜当上了太政大臣，当上了“法王”，而且还处称受到宇佐神宫的神谕，策划从女帝手中夺取皇位。把皇位转让给不是皇族的人，就是动摇以天皇为轴心而形成的贵族秩序的基础。贵族们当然一致反对，乃派和气清磨为正式使者前往宇佐，制造神谕说，皇位不能让与皇族以外的人，而使道镜下台（公元770）。
不久称德天皇死去，藤原百川取得政权，拥立了有利于自己一派的天皇（光仁天皇），并把道镜流放到下野园。道镜专权时期遭到禁止的开垦，又可自由进行，以满足贵族以及地方豪族的要求，并停止上文所述的公民工征兵制，改为募兵制。此后，贵族的争权夺势和与此关联的皇族之间围绕皇位的互相撕杀的争斗不断发生，在这中间，藤原氏的势力占有绝对优
藤原氏为了削北自古以来的名门贵族大伴氏等人和寺院的势力，于公元784年（桓武天皇延历三年）从奈良迁都到山城国的长冈（今京都市西郊），接着在现在职京都筹建一个形式和平城京相同、而规模却大于平城京的新京城，名叫平安京。在尚未竣工的公元794年（延历十三年）就迁都一落千丈此。从此约四百年间，平安京贵族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叫这一时期为平安时代。虽然京城有了变迁，但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制并无变化。从所谓奈良时代即八世纪后期，到所谓平安时代前期即十世纪中叶为上的一百八十年间，是一个《律令》的公地公民制瓦解、政治结构改变面貌的过渡时期。
五、庄园与农民——《律令》体制的瓦解和武士阶级的成立
群众的斗争和公地公民制与征失制的瓦解
迫使90%以上的人民处于立即需要救济的生活生活状态的社会体制，即使其上层的贵族们如何歌颂繁荣，也是不久就要崩溃的。忍耐不了班田制掠夺的公民和奴婢不断放弃口分田而流亡。被征为京城仁丁或卫士后从京城逃走的也陆续出现。逃走之后如何生活呢？只有到其他国，也就是到外乡的豪族和富农那里去劳动。
充任郡司和里（乡）长的，身分虽然是公民，但多为血缘家族，并拥有奴婢和家人等家庭奴隶，因而分得的口分田也多。而且他们具有旧的族长的权威，是当地实行班田制的掌权人，所以依靠把衣田旭为私有和开垦荒地等办法来啬土地和财富。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能够收用逃亡者。《大宝和律令》刚发表八年之后的公元709年（和铜二年）政府就禁止畿内以及近江国①的“”百姓（豪族和富农）违背法律，隐藏和任意使用流浪和逃亡的仕丁。由此可见，当时逃亡成风，还可看出逃亡者和豪族以及富农的关系。
当然，这种禁令无人遵守。规定国司可以到处追查逃亡者，并带回原处，但当逃亡成风时，就不能一一追查带回。政府乃于公元715年改为：从京城逃亡外地者令其加入寄居地方的户籍，课以调、庸和徭役。收用逃亡者的人家当然要尽可能加以隐藏。逃亡者实际上就成了收用者的奴隶。尚未逃亡的贫农也向附近有势力的人家借贷高利的稻谷，作为债务奴隶而属于他们。
贵族、高官和大的寺社也抢占林野进行开垦。镐、镰等铁制农具一律为政府和贵族、大的寺社以及地方豪族所占有，这就成为他们能够利用原有的确良 奴婢和逃亡农民或者当地贫农的劳动力来扩大垦地的重要条件之一。
法律本来规定垦田归公，但没有人把自费用垦的土地完全交给国家。国家如果如果要严格执行收归公有的规定，已经开垦的土地就要荒废。政府无计可施，于公元723年承认根据垦地的条件许可开垦者一代或者三联单代占为私有（《三世一分法》），公元743年（天平十五年）终天承认按照品级许可永远私有一定限度的垦田（《永世私财法》）。号称《律令》国家全盛的这一时期，《律令》规定的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这个大的原则被打破了。贵族、寺社、地方豪族和富农们的开垦热情更加高涨，有权势的人们圈占了广阔的原始林野，而使一般农民难于利用。这种贵族们的大规模私有地叫庄园。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随着这种剧烈的阶级分化，从八世纪后半叶开始，乡户逐渐分化为小家族的“房户”。有势力的家族分化为小家族的“房户”。有势力的家族（房户）经过种种过程使没落的家族成员奴隶般地从属于自己，这么一来，他们就更有势力了。
贫穷的人民增加了，社会就要更加不稳。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僧侣冒犯禁令到群众中宣讲佛教从而取得了困苦群众的信赖的现象，在各地出现了。其中出自和泉国的行基（公元668—749年），不仅宣讲佛教的因果报应，还和追随他的群众一道修整道、沟渠、架桥、治病，大家象救世主那样信爷他。公元717年，政府以“小僧行基乱说祸福，迷惑百姓”为名，迫害行基。但他得到群众的保护继续传教。公元730年（天平二年）秋，出现了在平城京若草山每天有几千人到上万人的群众以信奉行基所宣讲的佛教为中心举行集会的情况。第二年（732年），政府可能是为了笼络人心而正式许可行基传教。此后行驶基逐渐被政府所拉拢，但群众的困苦和社会不安并未获得解决。
同年，政府停止在各国征如防人。公元739年（天平十一年），还停止了征如除奥羽、九州和长门国①以外其他各国的士兵。几年之后，又要恢复征兵，但天皇制权力的军事机构的基础由于遭受包括士兵和民众的逃亡在内的抵抗而开始动摇了。通过公元774年开始进行的征讨虾夷的事便例明显看出不断窥伺逃亡机会、出身贫民的士兵是靠不住的。公元780年士失改由“精于弓马者”选充，实际上废止了义务兵役制。到公元793年，除陆奥、出羽①佐渡和九州外,其他各国的军团不再存在;826年,大宰府管内的军团也搞撤消了.从郡司\有官级的和富农的子北中成立叫做“健儿”或其他名称的军队,用以代替公民的征调。这样，《律令》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不得不从征调公民改变为依靠席子豪族和富农了。
奈良政府的动荡和迁都平安
不论是破坏公地制而庄园制得到期发展，还是士兵军团制的崩溃，都说明《律令》体制在制定《律令》成为文法后还不到半个世纪，它的性质就开始改变了。这些改变成为不可避免的原因，是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和群众的动摇晃与反抗；而这些情况又成了朝廷权势力之间不断进行暗斗、策划阴谋和公然叛乱的条件。而后世称赞为天下太平、灿烂的古代文化黄金时代的天平时期（公元723—749年），就是从藤原氏用阴谋消灭了左大臣长屋王这一事件开始的。
大化革断的功臣臣镰足接受藤原姓，这是藤原氏的始祖。镰足之子不比等是草拟《大宝律令》的负责人，官至右大臣，成为《律令》制贵族势力的代表。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公元701—760年），曾是圣琥天皇的夫人①。不比等列后，其子武智磨等人策谋光明子登皇事位。对于此事，长屋王认为，皇室自古以来不选皇族以外的妇女充任皇后的不成文法仍须遵守，于是武磨等人策谋光明子登皇后位。位于此事，长屋王认为，皇室自古以来不选皇族以外的妇女充任皇后的不成文法仍须遵守，于是武智磨诬陷长屋王策谋叛乱而加以消灭，此后光明子立即成为皇后。
十二年后的740年（天平十十年），大宰府的高官藤原广嗣举行叛乱。当时橘诸兄掌握政权，藤原广嗣把天灾地变、人民受苦指为橘诸兄等人的责任，以清除这些人为口实而举行叛变。朝迁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镇压下去。但此后政局却更加不稳，京城迁来迁去。朝迁为了用佛陀的威力平靖这种社会的不安和政局的动荡而建造大佛，但无效果。
公元气756，女帝孝谦天皇宠信的藤原促磨搞垮橘诸兄，第二年又改立居于王爵的本族为人皇太子。橘诸兄的儿子奈良磨以人民苦于建造大佛的不满造成社会不安为可乘良机，笄了大规模的判乱，企图搞垮促磨一派，并撤换天皇，但事未果即遭逮捕，被处死刑。朝廷深感此际有争取胜民心的必要，乃召集畿内务国的郡司和里长，揭发奈良磨的阴谋，取得他们的忠诚，朝廷集郡司和里长，这是一向没有过的。而且把杂徭减半为三十天以内，免除当年的调、庸，完全免除旧有的公私出举（出举是贷粮-----译者）的利息。这就是说，人民的反抗，乘有权势者争夺战权夺势的机会，赢得了负担的大幅度减轻。
不久，女帝的宠爱由促磨转移到连出身也不明的河内国僧人道镜。遭遇冷落的促磨于公元764年举行叛乱，但立即被镇压。在这以前根据促磨的希望、受孝谦天皇禅让的淳仁天皇（促磨的亲戚）也被废黜，流放到淡路岛，孝谦再次登上皇位（称德天皇）。在他的下面，道镜当上了太政大臣，当上了“法王”，而且还处称受到宇佐神宫的神谕，策划从女帝手中夺取皇位。把皇位转让给不是皇族的人，就是动摇以天皇为轴心而形成的贵族秩序的基础。贵族们当然一致反对，乃派和气清磨为正式使者前往宇佐，制造神谕说，皇位不能让与皇族以外的人，而使道镜下台（公元770）。
不久称德天皇死去，藤原百川取得政权，拥立了有利于自己一派的天皇（光仁天皇），并把道镜流放到下野园。道镜专权时期遭到禁止的开垦，又可自由进行，以满足贵族以及地方豪族的要求，并停止上文所述的公民工征兵制，改为募兵制。此后，贵族的争权夺势和与此关联的皇族之间围绕皇位的互相撕杀的争斗不断发生，在这中间，藤原氏的势力占有绝对优
藤原氏为了削北自古以来的名门贵族大伴氏等人和寺院的势力，于公元784年（桓武天皇延历三年）从奈良迁都到山城国的长冈（今京都市西郊），接着在现在职京都筹建一个形式和平城京相同、而规模却大于平城京的新京城，名叫平安京。在尚未竣工的公元794年（延历十三年）就迁都一落千丈此。从此约四百年间，平安京贵族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叫这一时期为平安时代。虽然京城有了变迁，但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制并无变化。从所谓奈良时代即八世纪后期，到所谓平安时代前期即十世纪中叶为上的一百八十年间，是一个《律令》的公地公民制瓦解、政治结构改变面貌的过渡时期。
班田制的崩溃和庄园制的发展
中央贵族和寺院的庄园以及地方豪族和有力的人物的私有土地，在九世纪以后更为剧增。这类土地不仅是开垦田，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周围公民的口分田也收归私有。天皇从他所处的地位来说，固然没有独自的私有土———这是因为天皇被认为是整个国土和全部人民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因为他是一切私有阶级的综合的象征，是国家的“整体”，所以不能成为“部分”的所有者———但不仅皇后和皇族拥有领地，而且当天皇退位成为上皇（日本称太上天皇）时，有了自己的领地。
这种皇室领地，由天皇的命令而设立的称为“敕旨田”。从九世纪初开始设立了大量敕旨田，利用公民的舶役劳动过行耕种，作为不向政府交纳田地租税的无税地。后来到九世纪末叶，贵族和寺院的庄轩领主民效仿敕旨田，取得了不交租税的特权。由于政府是由贵族所组成的，所以其中有势力的人当然可以随意让自己的庄园成为不交租税的土地。
早期，开垦与经营庄园需要有当地郡司以及豪族的协助。庄园的劳动办只靠领主由中央带来的奴婢是不够的，所以要借郡司和豪族的势力动员附近的农民或得收用逃亡的农民。这些郡避和豪族往往成为庄园的“庄长”，负责经营。寄居在庄园的逃亡农民之所以能够免除政府的课役，是由于是权追捕逃亡者的郡司们当了庄长的缘故。
庄园的一部分，由领主直接管理耕种的土地，叫做“佃”，让一向归领主所有的奴婢和寄居者（这也被奴隶化了）进行耕种。其余部分交由附近的农民租种。
公地公民制的原则不复存在，出现了私有庄园，那么，高官的位田、职田和功田就等于是他们的私有地，封户主成为他们的私民了。他们有时把良田作为位田、职田和功田，有时却称良田为荒地，而使之成为敕旨田。因此，作为口分田分给公民的就多半是贫瘠的土地。公民不是怠工就是放弃。因而口分田的荒废成为普遍现象。而公民不缴庸、调，或者只缴粗劣的物品。郡司等人对于公民这样的反抗不一定进行取缔，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驱使公民为他们开垦私有土地的缘故。
这么一来，实行班田制的土地就是不足了，而片课庸、调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政府于是从九世纪中叶开始，把一部分仿效庄园的“佃”的直营田地一类的土地，强制征用公民进行耕种，给予食粮和少量的工资，免除庸、调（公民仍须耕种自己的口分田，并须交纳税赋）。并于公元864年将全国的杂役减为第年二十天，但提高了田地租税的比率。这些情况表明，政府把掠夺公民的重点从庸、调劳役转向租税，从和土地占有多少无关的掠夺人身劳动力的方式开始转向以耕种土地为媒介剥削方式。
这样，班田制就逐渐难于实行。到九世纪，班田就已经很少实行，十世纪初叶902年（延喜二年），政府尽其全力策划全国实行班田制，但未成功，班田制到此最后绝迹。
公领、庄园和名主
国家不再象以前那样编制公民的户籍，按人掠夺，而是编造土地册，登记土地课役负担人的名字，向这些人征收租税和其他们物品税以及徭役。从公民方面来说，这是加强了他们对于用其名字登记的土地占有权。这种权力叫作“名”，拥有这种名的是“名主”，这种土地是“名田”。当然，这不是根据法律一下子办理的，而是按照国，按照地区，既有时间不同，也有方式的不同，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逐渐向这个方向转变的，把名田作为课税的依据一事，开始见于下世纪中叶以后的史料。
公家领地的名主在和国家的关系上，已经不象公地公民制度下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他们已经不是国家的奴隶，而近似封建领主和农奴性质的农民。但是，在名主中有各种不同的阶层：有的是兼并垦田以及没落公民的土地，因而拥有面积几町步或者十几町步以上的耕地，使用称作“下人”的家庭奴隶进行经营的奴隶主；也有的几乎仅仅依靠夫妻子女少数的家族成员耕种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也有处于中间的人们；这样，不能一概称他们为领主（即国家）的农奴。
到班田制消灭的时候，庄园的结构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领主的奴隶制直接管理耕种的土地（佃），在其初期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二成，十世纪以后，急剧减少，几乎全部都成为出租的土地。这种租种者叫tato（写作田堵和田刀等字），tato的耕作权限很大，在这里也出现了“名”，“名主”和“名田”。不能适应这种新生产方式的旧有的庄园衰落了。典型的例子是东大寺（在奈良市———译者）的庄园。东大寺于九世纪初在全国各地拥有三千四六十町步的庄园，到十世纪只剩有三百一十二进制町步的庄园，到十世纪只剩有二百十二町步。庄园的名主既有和公家领地的名主要产拥有广大名田和下人（奴隶）的大名主，也有不满一町步耕地的小自耕名主。
名主阶层通过公家领地和庄园而广泛成立，这是和十至十一世纪生产力的飞跃的发展互为因果的。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如在播种之前，先浸泡种子，从插秧、摘稻穗发展到刈割根茎、制作稻架、把收割的稻子挂在架上晒干等，改进了种稻过程各个阶段的技术；铁搞、畜力耙、镛刀、犁等铁制农具到十一世纪已普及到一般农民（大、小名主阶层）；用牛马耕田也普及了；增加了作物的种类，茄子和瓜类的园艺作物也多起来了；插秧时的“结”（日语读作yui）以及其他劳动组织也发展起来了。为鼓舞插秧劳动，合拍的音乐《田乐》也好象是在这时期出现的。
农奴制的萌芽
采用了进步的生产技术，农民对生产就须更加注重，更加热心，特别是象插秧那样的劳动，就湎格外精心对待。这在用征役劳动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的。耕种者的独立自主性多了，他们才采取铁制农具和改良技术，以提高生产力，而这种精细的劳动反过来又加强了土地和耕种者的不可分割的结合。奴婢也和土地不可分离，因而从主人那里获得了一些独立性，而开始过着家族的生活。在这里就存在着从奴隶制转向农奴制的萌芽。
中央大贵族的庄园取得了不纳税赋的特权，开始出现了名主。与此同时，从九世纪未开始，地方豪族们不断把自己的领地形式上进献为中央贵族的庄园（属于进献土地区性系统的庄园），以取得不纳租税的权力，而自己却当上当地的管理人（叫做下司、公文、地头等名称的庄官）。这种接受进献的人称为“领家”。地方豪族为了免交租税仅仅依靠领家还不能保证明时，就进一步做为更高一级的有势力的人领地，称这种有势力斩人为“本所”。本所和领家向国司征收年贡米和庄民的徭役劳动，作为保护庄园的当地领主的代价。于是在同一土地上，就出现了名主、庄官、领家和本所等许多等级的权利者。名主方面，如前所述，既有自耕小农，也有拥有下人，经营大片土地的奴隶主，还有将其土地的一部分交给其他自耕小农的名主进行租种的。
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具有这种发展趋势的庄园经济该叫做什么呢？本所、领家、庄官（在地方的领主）和名主的关系看来象是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但有势力的名主却如前所述乃是奴隶主，而且他们多关充当庄官，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从事生产的下人和他的直接剥削者名主的关系，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了。但是，名主既有自耕的，也有佃种者，在身分上不是下人，这样，奴隶制的因素和农奴制的因素就在各种程度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起来，混合起来，因而造成庄园之间几乎各不相同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农奴制稳步地长成起来了。
中央贵族和寺院的庄园以及地方豪族和有力的人物的私有土地，在九世纪以后更为剧增。这类土地不仅是开垦田，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周围公民的口分田也收归私有。天皇从他所处的地位来说，固然没有独自的私有土———这是因为天皇被认为是整个国土和全部人民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因为他是一切私有阶级的综合的象征，是国家的“整体”，所以不能成为“部分”的所有者———但不仅皇后和皇族拥有领地，而且当天皇退位成为上皇（日本称太上天皇）时，有了自己的领地。
这种皇室领地，由天皇的命令而设立的称为“敕旨田”。从九世纪初开始设立了大量敕旨田，利用公民的舶役劳动过行耕种，作为不向政府交纳田地租税的无税地。后来到九世纪末叶，贵族和寺院的庄轩领主民效仿敕旨田，取得了不交租税的特权。由于政府是由贵族所组成的，所以其中有势力的人当然可以随意让自己的庄园成为不交租税的土地。
早期，开垦与经营庄园需要有当地郡司以及豪族的协助。庄园的劳动办只靠领主由中央带来的奴婢是不够的，所以要借郡司和豪族的势力动员附近的农民或得收用逃亡的农民。这些郡避和豪族往往成为庄园的“庄长”，负责经营。寄居在庄园的逃亡农民之所以能够免除政府的课役，是由于是权追捕逃亡者的郡司们当了庄长的缘故。
庄园的一部分，由领主直接管理耕种的土地，叫做“佃”，让一向归领主所有的奴婢和寄居者（这也被奴隶化了）进行耕种。其余部分交由附近的农民租种。
公地公民制的原则不复存在，出现了私有庄园，那么，高官的位田、职田和功田就等于是他们的私有地，封户主成为他们的私民了。他们有时把良田作为位田、职田和功田，有时却称良田为荒地，而使之成为敕旨田。因此，作为口分田分给公民的就多半是贫瘠的土地。公民不是怠工就是放弃。因而口分田的荒废成为普遍现象。而公民不缴庸、调，或者只缴粗劣的物品。郡司等人对于公民这样的反抗不一定进行取缔，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驱使公民为他们开垦私有土地的缘故。
这么一来，实行班田制的土地就是不足了，而片课庸、调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政府于是从九世纪中叶开始，把一部分仿效庄园的“佃”的直营田地一类的土地，强制征用公民进行耕种，给予食粮和少量的工资，免除庸、调（公民仍须耕种自己的口分田，并须交纳税赋）。并于公元864年将全国的杂役减为第年二十天，但提高了田地租税的比率。这些情况表明，政府把掠夺公民的重点从庸、调劳役转向租税，从和土地占有多少无关的掠夺人身劳动力的方式开始转向以耕种土地为媒介剥削方式。
这样，班田制就逐渐难于实行。到九世纪，班田就已经很少实行，十世纪初叶902年（延喜二年），政府尽其全力策划全国实行班田制，但未成功，班田制到此最后绝迹。
公领、庄园和名主
国家不再象以前那样编制公民的户籍，按人掠夺，而是编造土地册，登记土地课役负担人的名字，向这些人征收租税和其他们物品税以及徭役。从公民方面来说，这是加强了他们对于用其名字登记的土地占有权。这种权力叫作“名”，拥有这种名的是“名主”，这种土地是“名田”。当然，这不是根据法律一下子办理的，而是按照国，按照地区，既有时间不同，也有方式的不同，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逐渐向这个方向转变的，把名田作为课税的依据一事，开始见于下世纪中叶以后的史料。
公家领地的名主在和国家的关系上，已经不象公地公民制度下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他们已经不是国家的奴隶，而近似封建领主和农奴性质的农民。但是，在名主中有各种不同的阶层：有的是兼并垦田以及没落公民的土地，因而拥有面积几町步或者十几町步以上的耕地，使用称作“下人”的家庭奴隶进行经营的奴隶主；也有的几乎仅仅依靠夫妻子女少数的家族成员耕种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也有处于中间的人们；这样，不能一概称他们为领主（即国家）的农奴。
到班田制消灭的时候，庄园的结构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领主的奴隶制直接管理耕种的土地（佃），在其初期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二成，十世纪以后，急剧减少，几乎全部都成为出租的土地。这种租种者叫tato（写作田堵和田刀等字），tato的耕作权限很大，在这里也出现了“名”，“名主”和“名田”。不能适应这种新生产方式的旧有的庄园衰落了。典型的例子是东大寺（在奈良市———译者）的庄园。东大寺于九世纪初在全国各地拥有三千四六十町步的庄园，到十世纪只剩有三百一十二进制町步的庄园，到十世纪只剩有二百十二町步。庄园的名主既有和公家领地的名主要产拥有广大名田和下人（奴隶）的大名主，也有不满一町步耕地的小自耕名主。
名主阶层通过公家领地和庄园而广泛成立，这是和十至十一世纪生产力的飞跃的发展互为因果的。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如在播种之前，先浸泡种子，从插秧、摘稻穗发展到刈割根茎、制作稻架、把收割的稻子挂在架上晒干等，改进了种稻过程各个阶段的技术；铁搞、畜力耙、镛刀、犁等铁制农具到十一世纪已普及到一般农民（大、小名主阶层）；用牛马耕田也普及了；增加了作物的种类，茄子和瓜类的园艺作物也多起来了；插秧时的“结”（日语读作yui）以及其他劳动组织也发展起来了。为鼓舞插秧劳动，合拍的音乐《田乐》也好象是在这时期出现的。
农奴制的萌芽
采用了进步的生产技术，农民对生产就须更加注重，更加热心，特别是象插秧那样的劳动，就湎格外精心对待。这在用征役劳动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的。耕种者的独立自主性多了，他们才采取铁制农具和改良技术，以提高生产力，而这种精细的劳动反过来又加强了土地和耕种者的不可分割的结合。奴婢也和土地不可分离，因而从主人那里获得了一些独立性，而开始过着家族的生活。在这里就存在着从奴隶制转向农奴制的萌芽。
中央大贵族的庄园取得了不纳税赋的特权，开始出现了名主。与此同时，从九世纪未开始，地方豪族们不断把自己的领地形式上进献为中央贵族的庄园（属于进献土地区性系统的庄园），以取得不纳租税的权力，而自己却当上当地的管理人（叫做下司、公文、地头等名称的庄官）。这种接受进献的人称为“领家”。地方豪族为了免交租税仅仅依靠领家还不能保证明时，就进一步做为更高一级的有势力的人领地，称这种有势力斩人为“本所”。本所和领家向国司征收年贡米和庄民的徭役劳动，作为保护庄园的当地领主的代价。于是在同一土地上，就出现了名主、庄官、领家和本所等许多等级的权利者。名主方面，如前所述，既有自耕小农，也有拥有下人，经营大片土地的奴隶主，还有将其土地的一部分交给其他自耕小农的名主进行租种的。
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具有这种发展趋势的庄园经济该叫做什么呢？本所、领家、庄官（在地方的领主）和名主的关系看来象是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但有势力的名主却如前所述乃是奴隶主，而且他们多关充当庄官，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从事生产的下人和他的直接剥削者名主的关系，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了。但是，名主既有自耕的，也有佃种者，在身分上不是下人，这样，奴隶制的因素和农奴制的因素就在各种程度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起来，混合起来，因而造成庄园之间几乎各不相同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农奴制稳步地长成起来了。
武士阶级的成立
庄园虽有不缴租税的特权，但其庄民在身分上仍旧是受朝廷统治的，所以在法律上不能逃避国司的徭役。另一方面，庄园领主则用种种形式蚕食公家领地。于是国司便不仅调查庄园的土地和庄园的土地和庄民，收回原属公家领地的土地，而且还以各种理由把庄园土地划分为公家领土，并向庄民片课劳役。身为庄官的当地领主和庄民对此进行反抗。两方面的对立，从十世纪中叶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当时郡司（地方领主阶层的代表）指挥“百姓”（名主），率领他们袭击国司的衙署和馆邸的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反抗中最为有名的是，从公元987年开始，经过三年，尾张的郡司和百姓列举国守藤原元命的压迫与剥削的罪状，向朝廷控诉，最后最得了胜利的事件。
通过国司和当地领主、名主的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当地领主依靠具有任免国司权力的中央领家或者本所，而获得了国司权力不得进入庄园、即国司不向庄民课役的所谓“不入”的特权。这么一来，这种庄园也变成在政治上也脱离中央政府统治的关独立的形式。但这种分化独立，却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大员的保障，这是一种矛盾。而这矛盾只有在庄园的实际生产组织和管理者、农民的实际统治———庄官和名主阶层的独立性有所发展，贵族阶级衰落下去的时候，才能获得解决。
强大的庄官和名主为了反抗国衙（国司的官衙）或为了互相争夺权势和领地，都把自己武装为武士，加强一族的联合，并让其统治下的农民为武士，加强一族的联合，并联让其统治下的农民（自耕名主和下人等）武装起来，组成叫做“郎党”（也写作郎等）的部下。他们开始成为一个地区，不久就成为一个地方的领主。
武士不仅在庄园出现，而且在公家领地（国衙领地）也出现了。民间的庄园，成为对国司不纳税、不准权力进入的土地，脱离政府统治而独立；同时，剩下的公家领地也变成了把中央政府作为本所，把国衙作为当地的征税机构，而进行剥夺领内名主的一种庄园。国司已经不是整个该国的行政官，而实际是称为国衙领地的庄园的当地庄官。而国守等大员则叫做“遥任”，他们不到期当地，身在京城，成为掠夺他他所属国收入的人。国衙的实际业务是由当地豪族出身的官员，以及虽然京城的贵族，但因门第低下而失掉发展的希望，所以当上了中、下级的国司而留在任地的官员所担任。他们在经济上、社会上的作用，在本质上变得和民间的庄官一样，他们也走向了庄官领主化和武士化同样的道路。而且他们的领地比利时民间庄官领主为大，并拥有国司的权威。所以在武士团中最为有势力的人物就是在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平氏和源氏都是这种人物。
平氏是从桓武天皇的后裔高望王，于公元889年接受平姓（桓武平氏），充任上总介（介是国司的二等官）开始留在任地之后，他的子孙一族才在关东地方作为武士而得势，源这个姓，虽然授给过几个天皇的后代。但从清和天皇的后裔源满促于十世纪后期弃任摄津守以后，他的子孙一族在近畿作为武士团才有了势力。到十一世纪的前期，源氏势力达到关东，连平氏都受他们的统辖；但在当时，以伊势为据点的平氏（伊势平氏）却在近畿及其以西地方成为有力的一族（后文叙述）
庄园虽有不缴租税的特权，但其庄民在身分上仍旧是受朝廷统治的，所以在法律上不能逃避国司的徭役。另一方面，庄园领主则用种种形式蚕食公家领地。于是国司便不仅调查庄园的土地和庄园的土地和庄民，收回原属公家领地的土地，而且还以各种理由把庄园土地划分为公家领土，并向庄民片课劳役。身为庄官的当地领主和庄民对此进行反抗。两方面的对立，从十世纪中叶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当时郡司（地方领主阶层的代表）指挥“百姓”（名主），率领他们袭击国司的衙署和馆邸的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反抗中最为有名的是，从公元987年开始，经过三年，尾张的郡司和百姓列举国守藤原元命的压迫与剥削的罪状，向朝廷控诉，最后最得了胜利的事件。
通过国司和当地领主、名主的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当地领主依靠具有任免国司权力的中央领家或者本所，而获得了国司权力不得进入庄园、即国司不向庄民课役的所谓“不入”的特权。这么一来，这种庄园也变成在政治上也脱离中央政府统治的关独立的形式。但这种分化独立，却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大员的保障，这是一种矛盾。而这矛盾只有在庄园的实际生产组织和管理者、农民的实际统治———庄官和名主阶层的独立性有所发展，贵族阶级衰落下去的时候，才能获得解决。
强大的庄官和名主为了反抗国衙（国司的官衙）或为了互相争夺权势和领地，都把自己武装为武士，加强一族的联合，并让其统治下的农民为武士，加强一族的联合，并联让其统治下的农民（自耕名主和下人等）武装起来，组成叫做“郎党”（也写作郎等）的部下。他们开始成为一个地区，不久就成为一个地方的领主。
武士不仅在庄园出现，而且在公家领地（国衙领地）也出现了。民间的庄园，成为对国司不纳税、不准权力进入的土地，脱离政府统治而独立；同时，剩下的公家领地也变成了把中央政府作为本所，把国衙作为当地的征税机构，而进行剥夺领内名主的一种庄园。国司已经不是整个该国的行政官，而实际是称为国衙领地的庄园的当地庄官。而国守等大员则叫做“遥任”，他们不到期当地，身在京城，成为掠夺他他所属国收入的人。国衙的实际业务是由当地豪族出身的官员，以及虽然京城的贵族，但因门第低下而失掉发展的希望，所以当上了中、下级的国司而留在任地的官员所担任。他们在经济上、社会上的作用，在本质上变得和民间的庄官一样，他们也走向了庄官领主化和武士化同样的道路。而且他们的领地比利时民间庄官领主为大，并拥有国司的权威。所以在武士团中最为有势力的人物就是在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平氏和源氏都是这种人物。
平氏是从桓武天皇的后裔高望王，于公元889年接受平姓（桓武平氏），充任上总介（介是国司的二等官）开始留在任地之后，他的子孙一族才在关东地方作为武士而得势，源这个姓，虽然授给过几个天皇的后代。但从清和天皇的后裔源满促于十世纪后期弃任摄津守以后，他的子孙一族在近畿作为武士团才有了势力。到十一世纪的前期，源氏势力达到关东，连平氏都受他们的统辖；但在当时，以伊势为据点的平氏（伊势平氏）却在近畿及其以西地方成为有力的一族（后文叙述）
六、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从国家主义到贵族主义
将门和纯友之乱
随着公地公民制瓦解、庄园制发展，古代天皇制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迁都平安时，朝廷的军事力量已开始下降，到九世纪中叶，朝廷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地方豪族的力量，地方群盗窃横行，到十世纪中叶，西海发生了藤原纯友之乱，东国发生了平将门之乱。
藤原纯友是伊预国的椽（三等官），居住在地方，成了当地土豪的首领。公元936年（承平六年）以船只千余艘举行叛乱；袭击国衙，夺取公物和私财，甚至一度闯入大宰府。公元941年（天庆四年）被朝廷的追捕使所捕杀。
平将门属于桓武平氏一族 ，由于领地和其他问题长期和同族以及其他豪族发生武装争斗，因为中央政府介入争斗，所以于公元939年（天庆二年）11月公然举行叛乱，一时曾占领了常陆的中心城市面上，在下总建立了根据地，自称新皇，在邻近地区颇为得势，但三个月后，为宿敌平贞盛和藤原秀乡等人的军队所灭。
藤原纯友和平将门都是以后进地区、落后社会为基础的，并不是新兴的名主阶层的势力，所以有他们的弱点，但因东西两方同时发生大规模叛乱，使得中央政府不易平安。尤其是将门之乱，并不是依靠朝廷的力量，而是由同将门一样的地方豪族的武力来镇压的，这就充分表示了古代天皇制的衰退。
藤原氏的专制和丧失政权
在这时候，京城贵族之间也不断发生权势之争，他们不象奈良朝贵族那样自己拥有策谋叛乱的武力莴地方豪族的联合，而是专门在宫延内部反复笄阴谋。在这一过程中，藤原良房在公元公元858年（天安二年）因他的外孙清和天皇九岁登基而由他摄政。不是皇族而摄政，这是史无前例的。此后，藤原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充任阳成天皇的摄政，等到皇年长成人，便新设实际上具有摄政一样权力的称为“关白”的官位，并由基经自己充任。
但是，藤愿氏北实的专制政权并不是稳定的。藤原基经死后，宇多天皇不再设置关白，后果用菅原道真（公元845—903年）以抵制藤原氏。下代的醍醐天皇也不设置关白。力求恢复和依靠《律令》政治。而此后的朱雀和村上两代天皇也继续努力恢复《律令》制。因此，宫廷御用的历史家采取醍醐天皇时期的年号“延喜”（分元901—956年），称颂这一时期的政治为“延喜天历之治”，然而纯友和将门之乱恰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最好地说明了古代天皇制是不能恢复的了。公元894年（宽平六年），根据菅原道真的意见，以航海牺牲过多和唐朝动乱为理由，永外停止了过去往来不绝的遗唐使。这表示不论藤原氏和反藤原氏—凡是贵族，都已失掉了象他们祖先在八世纪那样惊人的冒险和摄报海外文化的魄力。
藤原氏北家虽说一时未就任摄政、关白的职务，但依然占据着朝延最高的官位。醍醐天皇的左在臣藤原时平实现了把政敌一一搞垮。公元969年（安和二年），冷泉天皇的摄政藤原实赖使左大臣源高明失势，从此，藤原氏北家的专制已非常急固。后来大约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藤原氏一族的族长，大半都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天皇的后妃，天皇年幼时，自己充任摄政，天皇长大就改任关白，掌握国政的实权—藤原氏管理家政的办公厅，成了国家的实际的政府，朝廷成为礼仪的场所。这样，摄政、关白家把持了朝廷的最高，官位，同时也就有了莫大的收入，加以接受全国地方领主损献的广大庄园，因而得到了极高的荣华。十一世纪藤原道长（966—1027年）及其子藤原赖通（公元992—1074年）时代，是藤氏的全盛时期。
但是，这种摄政、关白“政治”，不过是照例举办宫廷的阴谋以及暗斗之类的事情。他们权势之争主要是为了更我接受庄园的捐献、更多分得公家领地的收入，以满足自己更多的宝贵荣华而已。至于国家大事乃至公共事业，天皇、摄政和关白，以及其他贵族，都是完全不关心的。例如藤原道长时代，1019年（宽仁三年），在西伯利亚滨海州地方的女真族的一个支派刀伊人来袭北必州时，是由该地武士们击退的，而藤愿道长等人却没有关心此事，也未感到有什么责任。
和中央政府完全丧失政权一亲，地方也不存在贵族的政权。国司的“遥任”已如前所述。到摄政关白政权时代出现了叫作“知行国”的制度，即皇族和高级贵族按一定年限由特定国限得收入。取得知行国的贵族都派自己的心腹部下充任该国的国司，以剥削该国管内的人民。有时甚至有委任伪造的什么“和歌浦波”，什么“敷岛大和”之类愚弄人们的虚构人物为国司的例子。就是这样，国司已经不是称呼表示本来任务的官职名称，而是单纯称呼“受领”，即领取该国收入者的名称了。
以摄政关白家为首的贵族们成为地道的社会寄生虫，用其吮吸的财富营建豪华的宅和兼作别墅的壮丽的寺院，朝夕迷恋于游宴和行乐。他们并不亲自推动新的生产关系，也不建立新的统治机构和武力，所以他们的荣华工基础是不稳定的。而领主和名主阶级虽然在各地方建立了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实际上直接统治着群众，但他们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广泛地坚强地结合起来，而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域、孤立分散地存在着的情况正是，维持着天皇和贵族们的财富和权势。
将门和纯友之乱
随着公地公民制瓦解、庄园制发展，古代天皇制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迁都平安时，朝廷的军事力量已开始下降，到九世纪中叶，朝廷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地方豪族的力量，地方群盗窃横行，到十世纪中叶，西海发生了藤原纯友之乱，东国发生了平将门之乱。
藤原纯友是伊预国的椽（三等官），居住在地方，成了当地土豪的首领。公元936年（承平六年）以船只千余艘举行叛乱；袭击国衙，夺取公物和私财，甚至一度闯入大宰府。公元941年（天庆四年）被朝廷的追捕使所捕杀。
平将门属于桓武平氏一族 ，由于领地和其他问题长期和同族以及其他豪族发生武装争斗，因为中央政府介入争斗，所以于公元939年（天庆二年）11月公然举行叛乱，一时曾占领了常陆的中心城市面上，在下总建立了根据地，自称新皇，在邻近地区颇为得势，但三个月后，为宿敌平贞盛和藤原秀乡等人的军队所灭。
藤原纯友和平将门都是以后进地区、落后社会为基础的，并不是新兴的名主阶层的势力，所以有他们的弱点，但因东西两方同时发生大规模叛乱，使得中央政府不易平安。尤其是将门之乱，并不是依靠朝廷的力量，而是由同将门一样的地方豪族的武力来镇压的，这就充分表示了古代天皇制的衰退。
藤原氏的专制和丧失政权
在这时候，京城贵族之间也不断发生权势之争，他们不象奈良朝贵族那样自己拥有策谋叛乱的武力莴地方豪族的联合，而是专门在宫延内部反复笄阴谋。在这一过程中，藤原良房在公元公元858年（天安二年）因他的外孙清和天皇九岁登基而由他摄政。不是皇族而摄政，这是史无前例的。此后，藤原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充任阳成天皇的摄政，等到皇年长成人，便新设实际上具有摄政一样权力的称为“关白”的官位，并由基经自己充任。
但是，藤愿氏北实的专制政权并不是稳定的。藤原基经死后，宇多天皇不再设置关白，后果用菅原道真（公元845—903年）以抵制藤原氏。下代的醍醐天皇也不设置关白。力求恢复和依靠《律令》政治。而此后的朱雀和村上两代天皇也继续努力恢复《律令》制。因此，宫廷御用的历史家采取醍醐天皇时期的年号“延喜”（分元901—956年），称颂这一时期的政治为“延喜天历之治”，然而纯友和将门之乱恰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最好地说明了古代天皇制是不能恢复的了。公元894年（宽平六年），根据菅原道真的意见，以航海牺牲过多和唐朝动乱为理由，永外停止了过去往来不绝的遗唐使。这表示不论藤原氏和反藤原氏—凡是贵族，都已失掉了象他们祖先在八世纪那样惊人的冒险和摄报海外文化的魄力。
藤原氏北家虽说一时未就任摄政、关白的职务，但依然占据着朝延最高的官位。醍醐天皇的左在臣藤原时平实现了把政敌一一搞垮。公元969年（安和二年），冷泉天皇的摄政藤原实赖使左大臣源高明失势，从此，藤原氏北家的专制已非常急固。后来大约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藤原氏一族的族长，大半都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天皇的后妃，天皇年幼时，自己充任摄政，天皇长大就改任关白，掌握国政的实权—藤原氏管理家政的办公厅，成了国家的实际的政府，朝廷成为礼仪的场所。这样，摄政、关白家把持了朝廷的最高，官位，同时也就有了莫大的收入，加以接受全国地方领主损献的广大庄园，因而得到了极高的荣华。十一世纪藤原道长（966—1027年）及其子藤原赖通（公元992—1074年）时代，是藤氏的全盛时期。
但是，这种摄政、关白“政治”，不过是照例举办宫廷的阴谋以及暗斗之类的事情。他们权势之争主要是为了更我接受庄园的捐献、更多分得公家领地的收入，以满足自己更多的宝贵荣华而已。至于国家大事乃至公共事业，天皇、摄政和关白，以及其他贵族，都是完全不关心的。例如藤原道长时代，1019年（宽仁三年），在西伯利亚滨海州地方的女真族的一个支派刀伊人来袭北必州时，是由该地武士们击退的，而藤愿道长等人却没有关心此事，也未感到有什么责任。
和中央政府完全丧失政权一亲，地方也不存在贵族的政权。国司的“遥任”已如前所述。到摄政关白政权时代出现了叫作“知行国”的制度，即皇族和高级贵族按一定年限由特定国限得收入。取得知行国的贵族都派自己的心腹部下充任该国的国司，以剥削该国管内的人民。有时甚至有委任伪造的什么“和歌浦波”，什么“敷岛大和”之类愚弄人们的虚构人物为国司的例子。就是这样，国司已经不是称呼表示本来任务的官职名称，而是单纯称呼“受领”，即领取该国收入者的名称了。
以摄政关白家为首的贵族们成为地道的社会寄生虫，用其吮吸的财富营建豪华的宅和兼作别墅的壮丽的寺院，朝夕迷恋于游宴和行乐。他们并不亲自推动新的生产关系，也不建立新的统治机构和武力，所以他们的荣华工基础是不稳定的。而领主和名主阶级虽然在各地方建立了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实际上直接统治着群众，但他们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广泛地坚强地结合起来，而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域、孤立分散地存在着的情况正是，维持着天皇和贵族们的财富和权势。
源氏和平氏的登台与僧兵
但历史是前进不已的。在藤源氏金盛的十一世纪前半期，尾张、近江、丹波①、但马①、河内等地的“百姓”（即名主）们并不象以前那样受都司的统率，而是领先本身的力量团结超来和国司进行斗争，向中央政府“强诉”①、反抗庄园领主增收年贡。这样的事有许多被流传下来。这意味着他们已开始认识到本身具有的力量。这样，源我工和平氏这样的首领们就把这些百姓组织成武士团，用以伸张其势力，他们本人就成为“武家的台柱”。
平将门之乱以后，平氏在东国的势力削弱了，源氏得到了扩展。尤其是从公款1051年到1062年，源赖义镇压了奥羽豪族安倍氏的叛乱（前九年这役），继于10893年到1087年，源赖义之子义家（八幡太郎）又灭了奥羽的清原氏（后三年之役）。他们的兵力是由所辖领的、地以及依赖他们的名主出身的武士组成的。在这两次战役之后，源氏在东国的权威提高，各国的名主和领主将土地献给源义家受其保护的多起来了。另一方面，以伊贺和伊的势地方为据点的平氏一派也逐步把近畿直到西国②的武士纳入其势力范围。
各阶级和个人的实力开始发挥作用。由于社会最下层依靠武力的倾向，逐渐波及到上层，以奈良（南都）的兴福寺和俯瞰京都的比睿山（北岭）延历寺为首，这些同都北岭的大寺院，为了压制它的庄园的百姓们的反抗，或者为了对搞国衙，从十世纪的事半叶起也开始成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僧兵”。京都的贵族们也不能仅人仅依靠门阀或官职的权限威而高枕无忧了。因为他们派去接受领地而遭到地方领主和名主阶级反抗的受领（即国司的别名—译者）阶层，对坐享庄园的本所的利益而游手好闲却又勒索他们的那些专心追求荣华的聂政关白，变得不驯顺了。
院政和保元、平治之乱对摄政关白家不幸的，是和持地把本家的女儿送当后妃，但却连续不生男孩。于是公元1068年，和藤原 氏全无外戚关系的皇子却继承了皇位（后三条天皇）。乘此机会，以接受领地的国司阶层为核心的反对摄关家的势力就集结到天皇身边，策谋整顿摄关家的经济基础——庄园。但处于天皇的地位，办事必须经过关白以及大臣（即摄关家）的讨论，所以不能随心所欲。于是下一代白河天皇（公元1053—1129年）在位十三年多，让位而成为皇（让位后的天皇—译者）后，就在其宫殿（院）设立“院厅”（院的办公机构），派心腹贵族（主要是来自接受领地的贵族阶层）充任官员，开始了所谓院政。这种院政达四十四年之久。
白河院政虽然压制了摄关家，但其“政治”的实际情况却和摄关“政治”毫无差别。他们以整顿文卷不齐的庄园为借口，夺取了自己一派以外的庄园；滥设智能行国，由白河院及近臣占有这项收入；劳建豪华的离宫，一味骄奢淫逸。尤其是白河院迷茫恋于佛教迷信，陆续营建壮丽的寺院，塑造大佛，多次参拜纪州的高野山（金刚峰寺）和熊野神宫，而且还禁止然伤一切生物，犯者无赦，判处死刑。渔夫和猎户因此被剥夺了生活之路，人们吃不到鱼，国内怨声载道。
白河院之后，在鸟羽、崇德、后白河三代上皇时期，院政已成惯例。其间皇室、摄关家、贵族以及南都北岭大寺院之间复杂的势力之争愈益严重。摄关家从其全盛时期开始，就把源氏的武士团作为“侍”（意为身边用人）而加以利用。而白河院政把平氏的武士轩放在该院的御所（宫殿—译者）朝北的地方，将其作为自己的武力（称为北面的武士）。大寺社的僧兵到院政时期也更为强大了，他们为断向白河院强诉，要求国司不要侵占自己的庄园。源氏和平氏的武士团起初甘心受摄关家和白河院的利用，但等到武力有了相当发展时，他们就谋求适合自己实力的地位了。
公元老派1156年（保元一年），鸟羽上皇及其次男后白河天皇一派和崇德上皇（鸟羽的长男）的对立，这同关白藤原忠通及其弟左大臣藤原赖长的对立相互纠缠在一起，经鸟羽上皇之死为机会，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一派用源为义、源为期朝父子及平忠正等人的失力袭击了天皇和关白。天皇动员了源义朝（源为义之子）和平清盛（平忠正之甥：公元1118—1181年）的兵力。战斗仅仅经过一天，天皇取得了胜利，利，崇德上皇被流放于替岐，藤原赖长战死，源为义和平忠正都被他们的儿子与外甥所杀死（保元之乱）。
在皇室、摄关家和武将父子弟史互相杀害的权势之争中，天皇方面虽然获胜，但与其说是天皇和关白的胜利，不如说是武士阶级对于皇族贵族阶级胜利的第一步。此后，闰清盛受后白河院重用，急剧扩大了势力。源义朝对此屡表不满，公元1159年（平治一年），乘平清盛朝拜熊野神宫的机会而举兵，囚禁了二条天皇和后白河院。政变眼看就要成功时，平清闻讯回京，立即扭转了局势，源义朝方面彻底崩溃（平治之乱）。义朝本人逃往东国，中途在尾张国被谋杀，其子源赖朝（十三岁）也同时险遭杀害，由于平清盛继母的说情才救了他一命，被流放到伊豆。而源赖朝的异母弟牛若（后来的源义经）也在京城和母亲常盘一起被捕，由于是末满周岁的乳婴，遭处死，而被安置在鞍马寺。
源金工的势力这时遭到了很朋挫折，出现了平氏的全盛时期。在平治之乱后仅仅经过八年，即从公元11678年起，平清盛当上了太政大臣，他们一族都作了高官，平氏取代藤原氏而掌握了京都朝廷的大权。古代天皇制的没落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但历史是前进不已的。在藤源氏金盛的十一世纪前半期，尾张、近江、丹波①、但马①、河内等地的“百姓”（即名主）们并不象以前那样受都司的统率，而是领先本身的力量团结超来和国司进行斗争，向中央政府“强诉”①、反抗庄园领主增收年贡。这样的事有许多被流传下来。这意味着他们已开始认识到本身具有的力量。这样，源我工和平氏这样的首领们就把这些百姓组织成武士团，用以伸张其势力，他们本人就成为“武家的台柱”。
平将门之乱以后，平氏在东国的势力削弱了，源氏得到了扩展。尤其是从公款1051年到1062年，源赖义镇压了奥羽豪族安倍氏的叛乱（前九年这役），继于10893年到1087年，源赖义之子义家（八幡太郎）又灭了奥羽的清原氏（后三年之役）。他们的兵力是由所辖领的、地以及依赖他们的名主出身的武士组成的。在这两次战役之后，源氏在东国的权威提高，各国的名主和领主将土地献给源义家受其保护的多起来了。另一方面，以伊贺和伊的势地方为据点的平氏一派也逐步把近畿直到西国②的武士纳入其势力范围。
各阶级和个人的实力开始发挥作用。由于社会最下层依靠武力的倾向，逐渐波及到上层，以奈良（南都）的兴福寺和俯瞰京都的比睿山（北岭）延历寺为首，这些同都北岭的大寺院，为了压制它的庄园的百姓们的反抗，或者为了对搞国衙，从十世纪的事半叶起也开始成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僧兵”。京都的贵族们也不能仅人仅依靠门阀或官职的权限威而高枕无忧了。因为他们派去接受领地而遭到地方领主和名主阶级反抗的受领（即国司的别名—译者）阶层，对坐享庄园的本所的利益而游手好闲却又勒索他们的那些专心追求荣华的聂政关白，变得不驯顺了。
院政和保元、平治之乱对摄政关白家不幸的，是和持地把本家的女儿送当后妃，但却连续不生男孩。于是公元1068年，和藤原 氏全无外戚关系的皇子却继承了皇位（后三条天皇）。乘此机会，以接受领地的国司阶层为核心的反对摄关家的势力就集结到天皇身边，策谋整顿摄关家的经济基础——庄园。但处于天皇的地位，办事必须经过关白以及大臣（即摄关家）的讨论，所以不能随心所欲。于是下一代白河天皇（公元1053—1129年）在位十三年多，让位而成为皇（让位后的天皇—译者）后，就在其宫殿（院）设立“院厅”（院的办公机构），派心腹贵族（主要是来自接受领地的贵族阶层）充任官员，开始了所谓院政。这种院政达四十四年之久。
白河院政虽然压制了摄关家，但其“政治”的实际情况却和摄关“政治”毫无差别。他们以整顿文卷不齐的庄园为借口，夺取了自己一派以外的庄园；滥设智能行国，由白河院及近臣占有这项收入；劳建豪华的离宫，一味骄奢淫逸。尤其是白河院迷茫恋于佛教迷信，陆续营建壮丽的寺院，塑造大佛，多次参拜纪州的高野山（金刚峰寺）和熊野神宫，而且还禁止然伤一切生物，犯者无赦，判处死刑。渔夫和猎户因此被剥夺了生活之路，人们吃不到鱼，国内怨声载道。
白河院之后，在鸟羽、崇德、后白河三代上皇时期，院政已成惯例。其间皇室、摄关家、贵族以及南都北岭大寺院之间复杂的势力之争愈益严重。摄关家从其全盛时期开始，就把源氏的武士团作为“侍”（意为身边用人）而加以利用。而白河院政把平氏的武士轩放在该院的御所（宫殿—译者）朝北的地方，将其作为自己的武力（称为北面的武士）。大寺社的僧兵到院政时期也更为强大了，他们为断向白河院强诉，要求国司不要侵占自己的庄园。源氏和平氏的武士团起初甘心受摄关家和白河院的利用，但等到武力有了相当发展时，他们就谋求适合自己实力的地位了。
公元老派1156年（保元一年），鸟羽上皇及其次男后白河天皇一派和崇德上皇（鸟羽的长男）的对立，这同关白藤原忠通及其弟左大臣藤原赖长的对立相互纠缠在一起，经鸟羽上皇之死为机会，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一派用源为义、源为期朝父子及平忠正等人的失力袭击了天皇和关白。天皇动员了源义朝（源为义之子）和平清盛（平忠正之甥：公元1118—1181年）的兵力。战斗仅仅经过一天，天皇取得了胜利，利，崇德上皇被流放于替岐，藤原赖长战死，源为义和平忠正都被他们的儿子与外甥所杀死（保元之乱）。
在皇室、摄关家和武将父子弟史互相杀害的权势之争中，天皇方面虽然获胜，但与其说是天皇和关白的胜利，不如说是武士阶级对于皇族贵族阶级胜利的第一步。此后，闰清盛受后白河院重用，急剧扩大了势力。源义朝对此屡表不满，公元1159年（平治一年），乘平清盛朝拜熊野神宫的机会而举兵，囚禁了二条天皇和后白河院。政变眼看就要成功时，平清闻讯回京，立即扭转了局势，源义朝方面彻底崩溃（平治之乱）。义朝本人逃往东国，中途在尾张国被谋杀，其子源赖朝（十三岁）也同时险遭杀害，由于平清盛继母的说情才救了他一命，被流放到伊豆。而源赖朝的异母弟牛若（后来的源义经）也在京城和母亲常盘一起被捕，由于是末满周岁的乳婴，遭处死，而被安置在鞍马寺。
源金工的势力这时遭到了很朋挫折，出现了平氏的全盛时期。在平治之乱后仅仅经过八年，即从公元11678年起，平清盛当上了太政大臣，他们一族都作了高官，平氏取代藤原氏而掌握了京都朝廷的大权。古代天皇制的没落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平安文化的特征（一）
—从国家主义走向贵族主义
古代天皇制衰败、中国文化不再传入，在地方上的武士和地主阶级发展起来的四个世纪期间，文化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第一个特征可以说是从天皇主义乃至国家主义向贵族主义的变化。第二是从唐式舶来的文化向所谓“国风”文化的演变。第三是地方武士和地主文化的萌芽。
最能说明从天皇主义向贵族主义这一变化的是佛教。佛教从平安朝初期即九世纪初，由到唐朝留学的最澄（传教大师，公元767—822年）和空海（弘法大师，公元774—822、年），开创了解天台宗和真言宗两个宗派。他们都受朝廷多方保护，最大的确良使命是镇卫国家。这与奈良的佛教相同，但却不象标良佛教那样直接和政治有关，标良朝以前的寺院都是建筑在宫廷或各地方首府附近，而以最澄建立的高野山金刚峰寺为首的两派的大寺院，大部分都是建立在远离乡闾的深山，这也表示了他们和政治不是直接有关的。
真方宗从一开始就是以厅异的咒术和祷告为特点的“密教”，天台宗起初是信仰《法华经》的宗派，不久也有了密都的性质。它的咒术和祷告虽然也为了镇卫国家，但不如说多半是为了贵族个人治病和免灾而受到贵族的信仰。这里可以看出从以前的国家佛教向贵族佛教的转变。而且这两个宗派开始成立了作为教团的小宗派，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所属的寺院。也就是佛教文化向地方的普及。
由《律令》规定的公地分民制瓦解了，地方的豪族和群众开始公然反抗国司的十世纪中叶，发生了劝人厌弃污浊的现世（厌离秽士）一心念佛、求得阿弥如来的保佑、死后登极乐净士（欣求净士）的净士仰。这是由称为沙弥①以及对人②等与国家无关的民间传教者所进行的，所以他们的活动所以他们的活动随着国家对佛教统制和管理的削弱而大为兴盛。空也（公元903—972年）在京都的街宣讲他们的信仰，吸引了大批的人们。延历寺惠心（公元985年），系统地叙述了这种教义，于是在日本社会，开始产生了宣讲超越阶级和身分、并和国家毫无关系的依靠个人信仰而得到保佑的佛教。
厌离秽士、欣求净士的思想，受到逐步没落的中、下级贵族的欢迎。从摄关政治到院政时代，这种信仰虽然也流行在最上层的贵族之中，但他们却把这种为手段：既能安于现世，又能享受极乐净士的好处。如同藤原道长的法成寺以及藤原赖通的平等院（凤凰堂）那样，他们建立华丽的阿弥陀堂，并用不着以为别墅，在堂内安置立华华丽的阿弥陀堂，并用以为别墅，在堂内安置金铫闪闪的阿弥陀如来佛象，在周围的墙壁和门户上描绘极乐世界的风光，在这里燃起香火，坐着美貌柔音的僧人，在钟磬和木鱼的伴奏下，象唱歌一样地合念经文。这与其说是信仰的法会，不如说是盛大的快活的演出。但是，在这种盛大场面的背后，不分上层与下层，整个贵族阶级没落的命运地悄悄地来临了。在意识到没落命运的贵族之间传播了这种的末世思想：佛陀死后，经过一定年代就是“末法”之世（末世），世道混乱，人心险恶，世界的末日将要来临。
—从国家主义走向贵族主义
古代天皇制衰败、中国文化不再传入，在地方上的武士和地主阶级发展起来的四个世纪期间，文化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第一个特征可以说是从天皇主义乃至国家主义向贵族主义的变化。第二是从唐式舶来的文化向所谓“国风”文化的演变。第三是地方武士和地主文化的萌芽。
最能说明从天皇主义向贵族主义这一变化的是佛教。佛教从平安朝初期即九世纪初，由到唐朝留学的最澄（传教大师，公元767—822年）和空海（弘法大师，公元774—822、年），开创了解天台宗和真言宗两个宗派。他们都受朝廷多方保护，最大的确良使命是镇卫国家。这与奈良的佛教相同，但却不象标良佛教那样直接和政治有关，标良朝以前的寺院都是建筑在宫廷或各地方首府附近，而以最澄建立的高野山金刚峰寺为首的两派的大寺院，大部分都是建立在远离乡闾的深山，这也表示了他们和政治不是直接有关的。
真方宗从一开始就是以厅异的咒术和祷告为特点的“密教”，天台宗起初是信仰《法华经》的宗派，不久也有了密都的性质。它的咒术和祷告虽然也为了镇卫国家，但不如说多半是为了贵族个人治病和免灾而受到贵族的信仰。这里可以看出从以前的国家佛教向贵族佛教的转变。而且这两个宗派开始成立了作为教团的小宗派，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所属的寺院。也就是佛教文化向地方的普及。
由《律令》规定的公地分民制瓦解了，地方的豪族和群众开始公然反抗国司的十世纪中叶，发生了劝人厌弃污浊的现世（厌离秽士）一心念佛、求得阿弥如来的保佑、死后登极乐净士（欣求净士）的净士仰。这是由称为沙弥①以及对人②等与国家无关的民间传教者所进行的，所以他们的活动所以他们的活动随着国家对佛教统制和管理的削弱而大为兴盛。空也（公元903—972年）在京都的街宣讲他们的信仰，吸引了大批的人们。延历寺惠心（公元985年），系统地叙述了这种教义，于是在日本社会，开始产生了宣讲超越阶级和身分、并和国家毫无关系的依靠个人信仰而得到保佑的佛教。
厌离秽士、欣求净士的思想，受到逐步没落的中、下级贵族的欢迎。从摄关政治到院政时代，这种信仰虽然也流行在最上层的贵族之中，但他们却把这种为手段：既能安于现世，又能享受极乐净士的好处。如同藤原道长的法成寺以及藤原赖通的平等院（凤凰堂）那样，他们建立华丽的阿弥陀堂，并用不着以为别墅，在堂内安置立华华丽的阿弥陀堂，并用以为别墅，在堂内安置金铫闪闪的阿弥陀如来佛象，在周围的墙壁和门户上描绘极乐世界的风光，在这里燃起香火，坐着美貌柔音的僧人，在钟磬和木鱼的伴奏下，象唱歌一样地合念经文。这与其说是信仰的法会，不如说是盛大的快活的演出。但是，在这种盛大场面的背后，不分上层与下层，整个贵族阶级没落的命运地悄悄地来临了。在意识到没落命运的贵族之间传播了这种的末世思想：佛陀死后，经过一定年代就是“末法”之世（末世），世道混乱，人心险恶，世界的末日将要来临。
平安文化的特征（二）
—由唐式转向国风
净士信仰并不是来自中国的佛教，而是产生于日本社会的，所以这是表示了从了从唐式舶来文化向国风文化的演变。这种演变也见于本地垂迹说（神佛融合）。日本的神，据说是称作万物的根本（绝对者、本质）的费身，临凡日本（临时现形）的现象。标良时代就有这种思想和信仰，认为神是接受佛的功德而获得威力的。这备战思想和信仰文不对题平安初期，演变为这样的说法，即补依靠佛法而开悟，而成为菩萨（成佛以前的阶段）；也发生了把八幡神称为八幡大菩萨等等情况。到平安中期则认为神佛的化身，神佛原本一体去去，在这方面。外来的佛教把日本固有的神的信仰包括进去。一方面降低佛教本身，一方面日本化了。
从唐式文化向国风文化的演变，在文学方面表现得也最为明显。在九世纪中叶以前，汉诗和汉继前代之后大量问世。在此以后，贵族社会把汉文学知识的丰富程度作为测量他们教养的尺度。但是，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就整个日本历史来说，平安贵族社会（也包括僧侣）完成的最大的贡献是让万叶假名更加飞跃地发展，创造了简化汉字草体的“平假名”和采取揩书汉字笔划的“片假名”。到九世纪中叶，片假名已经完成，这是明显的。当时平假名大概也已完成，但因原来依据的汉字不同，而出现几种不同的字体。
在向日本传布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当过老师的朝鲜人，十五世纪创造了该民族的标音文字“谚文”。满洲契丹族和古代日本一样，受到唐帝国的巨大影响，后来乘唐代衰败而成立了强大的辽王朝，他们创造文字是在十世纪的前期。日本假名文字的创造，比他们都早。在中国周围各民族中，西北方的维吾尔族虽然很早就有了民族文字（最迟也在八世纪），但其文化不属于古代中国文化范围。所以在古代中国文化范围中，可以说日本是首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由于由本社会在是道德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由于日本社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未被他民族侵略的地理条件，因而有可能连续继阴和积累文化。
假名文字在平安朝并未成公文中，就是私人日记也是用汉文或者以汉文文体为基础，只用汉字来写作。但对日本个来说，最为宝贵的是能够把日本语原原本本地用文字写出，这是非常明显的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写日本诗歌，供人阅读，就没有胜过去时假名的了。而且当时贵族的恋爱，少不发诗歌的应酬，这样，假名文字就逐渐盛行，和歌推广了，日本文化发达了。从九世纪后半期到十世纪，和歌博得了贵族的爱好，这种爱好胜过了汉诗和汉文。结果是，公元905年纪贯之（公元？—946年）奉醍醐天皇之命选辑了《古今和歌集》。
在散文方面，日本文体也这时开始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以在原业平（公元825—880年）的诗歌为核心，把在这些诗歌中所描写的事件以及情节的故事加以系统化的《伊势物语》①和以民间故事为基础的传奇文学《竹取物语》，都是在《古今集》出版前后由无名作家写现来的。这是叫作“物语”的一种文学体裁的开始。身为国守的纪贯之在从任所士佐国②回京城时,以女作者的名义,用假名文字和日本文体写作了《土佐日记》（公元935年）。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日本文体的优美和丰富的表达能力。
标志贵族文学发展到全盛时期，是以十一世纪中叶藤原道长和藤原赖通时代紫式部（公元978—1016年？）所写的《源氏物语》为高峰的女性文学膛们的作品。在《源氏物语》峰文学偿们的作品。在《源氏物语》五十四贴（卷——译者）的长施篇著作中，用富有余情的独擅的优美文章，描绘了以贵族各阶层男女恋爱为中心的各种生活和心里状态，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对于人类的敏锐的观察。与紫式部同时代的清少纳言（生卒年月不详）的随笔《枕草子》就其文学和思想的高度来说，比不上《源氏物语》，但却简洁地表现了对于有关宫廷内外生活和自然的富有才华的观察，所以是日本文学上随笔裁的开端。
和歌方面，在《古今集》问世以后，速成继续选辑了敕选歌集。在《古今年集》中已经明确表现这平一种倾向，即这些诗歌追求理智的技巧以及留意词藻的越来越多，而缺乏诗的感兴。其中，大体上和紫式部、清少纳言同时期的女官和泉式部充满奔放情欲的自白的歌集和日记，大放异彩。
在紫式部的日记中，有些地方鲜明地描绘了宫廷女的个性。蕨原兼家之妻的《晴蛉日记》（公元974年前后成）描述了夫多妻贵族社会妇女的痛苦。在这时期开始发对于个性和个人的内心进行文学的探索。
“国风”文化和“国民文化”
全盛期的贵族文学，不论其地点或人物，都是描绘京城及其周围的贵族。在《源氏物语》中，虽然有主人公幽居在须磨的场面，但也浊具体描述该地自然之美，至于对当地的群众，连仅仅作为配角的描述都没有。他们的文学不论在地域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封闭的狭隘的世界里面，这使得《源氏物语》五十四贴的长篇菱也著作也很少变化，也相当无味。《古今集》以下的诗歌作家只是局限于皇族和贵族，诗歌不过是按照一定框框而加以分类。而且在这些文学里，天皇已不再现人神，也不再是非曲直绝对的的权力者，而只是贵族中的一个魁首。这是在前述文学用品反映了按《律令》规定的神权的天皇制已经变为摄关政治，而这种“政治”也如前所述。实际上意味着完全丧失了政治作用。而贵族在京城最为关心的是享乐，这是他们唯一的生活。
这种文学的项峰之所以是由妇女所创造的，乃是由于在上述的贵族社会里，完全接受优美生活在教育的妇女，比起男性更具有很好反映时代文学要求的条件而已。紫氏部等人赋有丰富的才能，但由于身的妇女，既无社会地位，又无荣升的条件，而且出身于中级和下级的门第，也根本不可能当上后妃。她们是一夫多妻制的牺牲者 ，是非贵族社会矛盾的集中点。旧是他们在对社会和人类的观察中开展了眼界，而把才能和热情集中到文学方面。当时，一般认为男子不应该使用人收名文字，而妇女们却没有必要拘泥于这种故弄玄虚，所以能够用假名文字自由自地写出所思所感，这也是女女能够达到贵族文学顶峰的重要条件。
随着神权的天皇制向摄关政治和院政的演变，在《日本书记》以后，朝廷对所谓正史的编纂，于十世纪初叶，以《三代实录》为最后一部书而停止下来，历史著作就成了个人关心的工作。而到摄关家全盛期即将结束的十一世纪中叶，据推测身为女官的著者，初次写了假名文字日本文体的历史《荣华物语》。她用编年体书写了《三代实录》所载以后的、从宇多天皇开始到堀川在皇共十五代约二进制百年的历史，主要部分是用歌颂藤原道长和藤原赖通的荣华。此后，在职院政时期出现了《大镜》。它企图叙述藤原道长的一代， 从藤原氏开始繁盛的文德天皇时工写起，止于藤原道长的全盛时期。它创造了用四个人的对话来进行叙述的独特的优美的形式，从各种角度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全面的探索。不仅对藤原道长有赞颂，而且多少也有批判，所以做为历史著作或文学著作，都比《荣华物语》更为优秀。不过这部书对于症安宫廷及工春贵族以外的社会也全未涉及。对地方的骚乱和勃兴起来的武士阶级只字未提。平安贵族的文化不是来自外国的，从这一点来说，它的确是“国风”的文化；但这种国风，除了使用的文字以外，却是完全脱离国民大众的贵族社会的文化，并不是国民文化。
—由唐式转向国风
净士信仰并不是来自中国的佛教，而是产生于日本社会的，所以这是表示了从了从唐式舶来文化向国风文化的演变。这种演变也见于本地垂迹说（神佛融合）。日本的神，据说是称作万物的根本（绝对者、本质）的费身，临凡日本（临时现形）的现象。标良时代就有这种思想和信仰，认为神是接受佛的功德而获得威力的。这备战思想和信仰文不对题平安初期，演变为这样的说法，即补依靠佛法而开悟，而成为菩萨（成佛以前的阶段）；也发生了把八幡神称为八幡大菩萨等等情况。到平安中期则认为神佛的化身，神佛原本一体去去，在这方面。外来的佛教把日本固有的神的信仰包括进去。一方面降低佛教本身，一方面日本化了。
从唐式文化向国风文化的演变，在文学方面表现得也最为明显。在九世纪中叶以前，汉诗和汉继前代之后大量问世。在此以后，贵族社会把汉文学知识的丰富程度作为测量他们教养的尺度。但是，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就整个日本历史来说，平安贵族社会（也包括僧侣）完成的最大的贡献是让万叶假名更加飞跃地发展，创造了简化汉字草体的“平假名”和采取揩书汉字笔划的“片假名”。到九世纪中叶，片假名已经完成，这是明显的。当时平假名大概也已完成，但因原来依据的汉字不同，而出现几种不同的字体。
在向日本传布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当过老师的朝鲜人，十五世纪创造了该民族的标音文字“谚文”。满洲契丹族和古代日本一样，受到唐帝国的巨大影响，后来乘唐代衰败而成立了强大的辽王朝，他们创造文字是在十世纪的前期。日本假名文字的创造，比他们都早。在中国周围各民族中，西北方的维吾尔族虽然很早就有了民族文字（最迟也在八世纪），但其文化不属于古代中国文化范围。所以在古代中国文化范围中，可以说日本是首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由于由本社会在是道德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由于日本社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未被他民族侵略的地理条件，因而有可能连续继阴和积累文化。
假名文字在平安朝并未成公文中，就是私人日记也是用汉文或者以汉文文体为基础，只用汉字来写作。但对日本个来说，最为宝贵的是能够把日本语原原本本地用文字写出，这是非常明显的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写日本诗歌，供人阅读，就没有胜过去时假名的了。而且当时贵族的恋爱，少不发诗歌的应酬，这样，假名文字就逐渐盛行，和歌推广了，日本文化发达了。从九世纪后半期到十世纪，和歌博得了贵族的爱好，这种爱好胜过了汉诗和汉文。结果是，公元905年纪贯之（公元？—946年）奉醍醐天皇之命选辑了《古今和歌集》。
在散文方面，日本文体也这时开始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以在原业平（公元825—880年）的诗歌为核心，把在这些诗歌中所描写的事件以及情节的故事加以系统化的《伊势物语》①和以民间故事为基础的传奇文学《竹取物语》，都是在《古今集》出版前后由无名作家写现来的。这是叫作“物语”的一种文学体裁的开始。身为国守的纪贯之在从任所士佐国②回京城时,以女作者的名义,用假名文字和日本文体写作了《土佐日记》（公元935年）。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日本文体的优美和丰富的表达能力。
标志贵族文学发展到全盛时期，是以十一世纪中叶藤原道长和藤原赖通时代紫式部（公元978—1016年？）所写的《源氏物语》为高峰的女性文学膛们的作品。在《源氏物语》峰文学偿们的作品。在《源氏物语》五十四贴（卷——译者）的长施篇著作中，用富有余情的独擅的优美文章，描绘了以贵族各阶层男女恋爱为中心的各种生活和心里状态，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对于人类的敏锐的观察。与紫式部同时代的清少纳言（生卒年月不详）的随笔《枕草子》就其文学和思想的高度来说，比不上《源氏物语》，但却简洁地表现了对于有关宫廷内外生活和自然的富有才华的观察，所以是日本文学上随笔裁的开端。
和歌方面，在《古今集》问世以后，速成继续选辑了敕选歌集。在《古今年集》中已经明确表现这平一种倾向，即这些诗歌追求理智的技巧以及留意词藻的越来越多，而缺乏诗的感兴。其中，大体上和紫式部、清少纳言同时期的女官和泉式部充满奔放情欲的自白的歌集和日记，大放异彩。
在紫式部的日记中，有些地方鲜明地描绘了宫廷女的个性。蕨原兼家之妻的《晴蛉日记》（公元974年前后成）描述了夫多妻贵族社会妇女的痛苦。在这时期开始发对于个性和个人的内心进行文学的探索。
“国风”文化和“国民文化”
全盛期的贵族文学，不论其地点或人物，都是描绘京城及其周围的贵族。在《源氏物语》中，虽然有主人公幽居在须磨的场面，但也浊具体描述该地自然之美，至于对当地的群众，连仅仅作为配角的描述都没有。他们的文学不论在地域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封闭的狭隘的世界里面，这使得《源氏物语》五十四贴的长篇菱也著作也很少变化，也相当无味。《古今集》以下的诗歌作家只是局限于皇族和贵族，诗歌不过是按照一定框框而加以分类。而且在这些文学里，天皇已不再现人神，也不再是非曲直绝对的的权力者，而只是贵族中的一个魁首。这是在前述文学用品反映了按《律令》规定的神权的天皇制已经变为摄关政治，而这种“政治”也如前所述。实际上意味着完全丧失了政治作用。而贵族在京城最为关心的是享乐，这是他们唯一的生活。
这种文学的项峰之所以是由妇女所创造的，乃是由于在上述的贵族社会里，完全接受优美生活在教育的妇女，比起男性更具有很好反映时代文学要求的条件而已。紫氏部等人赋有丰富的才能，但由于身的妇女，既无社会地位，又无荣升的条件，而且出身于中级和下级的门第，也根本不可能当上后妃。她们是一夫多妻制的牺牲者 ，是非贵族社会矛盾的集中点。旧是他们在对社会和人类的观察中开展了眼界，而把才能和热情集中到文学方面。当时，一般认为男子不应该使用人收名文字，而妇女们却没有必要拘泥于这种故弄玄虚，所以能够用假名文字自由自地写出所思所感，这也是女女能够达到贵族文学顶峰的重要条件。
随着神权的天皇制向摄关政治和院政的演变，在《日本书记》以后，朝廷对所谓正史的编纂，于十世纪初叶，以《三代实录》为最后一部书而停止下来，历史著作就成了个人关心的工作。而到摄关家全盛期即将结束的十一世纪中叶，据推测身为女官的著者，初次写了假名文字日本文体的历史《荣华物语》。她用编年体书写了《三代实录》所载以后的、从宇多天皇开始到堀川在皇共十五代约二进制百年的历史，主要部分是用歌颂藤原道长和藤原赖通的荣华。此后，在职院政时期出现了《大镜》。它企图叙述藤原道长的一代， 从藤原氏开始繁盛的文德天皇时工写起，止于藤原道长的全盛时期。它创造了用四个人的对话来进行叙述的独特的优美的形式，从各种角度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全面的探索。不仅对藤原道长有赞颂，而且多少也有批判，所以做为历史著作或文学著作，都比《荣华物语》更为优秀。不过这部书对于症安宫廷及工春贵族以外的社会也全未涉及。对地方的骚乱和勃兴起来的武士阶级只字未提。平安贵族的文化不是来自外国的，从这一点来说，它的确是“国风”的文化；但这种国风，除了使用的文字以外，却是完全脱离国民大众的贵族社会的文化，并不是国民文化。
平安文化的特征（三）
地方的领主以及名主和武士阶级，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这种生活也反映到贵族文化作品中。在十世纪中叶将门之乱刚刚发生之后，用日本风格的汉文写出了叙述其原委《将门记》。著者可能是东国的无名僧人。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前九年之役”，似由一个京城的受领阶层的官员仿效《将门记》的体裁，根据来自国衙的报告以及“众人的传说”，写了《陆奥话记》。，较此稍稍晚一些，在院政初期写成的《今昔物语集》里，搜集了大批同末世思想完全相反的生动地描绘地方领主、自耕农民以及下人的男女充满朝气的生活的传说故事。由于已经是摄关家和院政都必须依敕武士阶级实力的时代，所以在京城的贵族不管愿意与否，都对这样的传说故事寄予了关心。
美术也同佛教和文学一样，表现了这一时代的文化的三大特征。平安初期的美术，继承前代，专门是佛教美术，反映佛教的日本风格化，在密教的不动明王像及其它绘画和雕刻中，表现了不同于模仿唐式的独创的确良要素。平安中期以后，根据贵族的净土信仰，大量摹画极乐队世界的绘画和塑造了阿弥陀像。安置摹画了极乐世界的寺院都采取贵族邸宅的样式，与其说是追求庄严与威武，不如说是追求温柔美 观。塑造平等院阿陀弥像的定朝（公元？-1057年），是当时在这方面具有代一有性的雕刻家。
从十世纪后半叶开始，贵族的邸宅都用长廊把主屋的寝殿（正殿———译者）和东西的对屋（厢房——译者）、钓殿（水阁———译者）连接起来，在这些房屋的院中建造水池。这种完全脱离唐式的“寝殿造”（寝殿式建筑————译者）也发达了。这种建筑物的内部没有间壁，如有需要，用不着纸糊的拉门（障子）或屏风（几帐）作为间壁。冬天大概是很冷的。根据美化这种拉门或屏风的需要，出现了贵族把常见的景物作为画材的、用朴素的笔法描绘得色彩鲜艳的装饰画。与中国式的画题和笔法的“唐画”相区别，称这种画法将一场一场故事情节画在职手纸上的绘画称为“绘卷物”（犹中国的画册———译者）。
现存绘卷画的最高杰作有《信贵山缘起绘卷》（十二世纪中叶的作品？）。故事情节讲的是：信浓国出身的贫苦高僧名叫命连，他用巨大的佛法力量惩治了贪婪的“长者”（大名主，又治好了帝王的疾病，帝王要给他的尼姑姐姐一道，仍旧以连更换衣服都没有贫苦高僧身分的继续修行。这个《绘卷》生动地表现了大名主、普通百姓、贵族及其他社会阶层的人物和生活、生产的场面。这种洋溢着人民大众气息的主题（motif）和力量的画法，反映了从贵族时代开始向新兴地主阶级时代过渡的社会。
这种过渡，在音乐和表演艺术方面，表现得更为清楚。平安贵族的音乐主要是把中国传来的乐器和乐曲的管弦乐，按照他们的爱好加以修改而成的（现在宫廷的《雅乐》）。到十一世纪，为《今样》的、自由拍子（妓女）等在客席中歌唱的歌曲；而农村的〈田乐〉在京都大为流行，最上层的贵族甚至也有头戴〈田乐〉用的竹笠、行走在市街之中的。
这种现象与自由商业（虽说是局部的）的开始出其不意现有关联的。由于公地公民制租、庸、调的制度瓦解，地方群众的手工业产品，不是大部分归于朝廷征用（当然一部分要被国衙或者庄园的本所和领家所征用），这就产生了促进自己的社会分工的一个条件，于是十一到十二世纪，在富裕的名主阶层里面，农业和手工业剩余产品的商品化部分就逐年多起来。以这种买卖为专业的行商把京城和地方联系起来。于是产生不同于京城的统治者和地方被统治者关系的新性质的城市和农村的来往。这又成为双方交流文化的途径。不过在十二世纪，这种交流还几乎是处于萌芽状态。
此外，天台和真言两宗的下院，本来是为中央收取地方的物质财富的，但也有助于文化的普及。和这些相比，信仰净土的沙弥以及圣人对于地主文化的贡献更为巨大。到十二世纪，在地方也建造了华丽壮大的寺院，象陆奥的藤原氏所建造的中尊寺，是不亚于京城的寺院的。
地方的领主以及名主和武士阶级，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这种生活也反映到贵族文化作品中。在十世纪中叶将门之乱刚刚发生之后，用日本风格的汉文写出了叙述其原委《将门记》。著者可能是东国的无名僧人。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前九年之役”，似由一个京城的受领阶层的官员仿效《将门记》的体裁，根据来自国衙的报告以及“众人的传说”，写了《陆奥话记》。，较此稍稍晚一些，在院政初期写成的《今昔物语集》里，搜集了大批同末世思想完全相反的生动地描绘地方领主、自耕农民以及下人的男女充满朝气的生活的传说故事。由于已经是摄关家和院政都必须依敕武士阶级实力的时代，所以在京城的贵族不管愿意与否，都对这样的传说故事寄予了关心。
美术也同佛教和文学一样，表现了这一时代的文化的三大特征。平安初期的美术，继承前代，专门是佛教美术，反映佛教的日本风格化，在密教的不动明王像及其它绘画和雕刻中，表现了不同于模仿唐式的独创的确良要素。平安中期以后，根据贵族的净土信仰，大量摹画极乐队世界的绘画和塑造了阿弥陀像。安置摹画了极乐世界的寺院都采取贵族邸宅的样式，与其说是追求庄严与威武，不如说是追求温柔美 观。塑造平等院阿陀弥像的定朝（公元？-1057年），是当时在这方面具有代一有性的雕刻家。
从十世纪后半叶开始，贵族的邸宅都用长廊把主屋的寝殿（正殿———译者）和东西的对屋（厢房——译者）、钓殿（水阁———译者）连接起来，在这些房屋的院中建造水池。这种完全脱离唐式的“寝殿造”（寝殿式建筑————译者）也发达了。这种建筑物的内部没有间壁，如有需要，用不着纸糊的拉门（障子）或屏风（几帐）作为间壁。冬天大概是很冷的。根据美化这种拉门或屏风的需要，出现了贵族把常见的景物作为画材的、用朴素的笔法描绘得色彩鲜艳的装饰画。与中国式的画题和笔法的“唐画”相区别，称这种画法将一场一场故事情节画在职手纸上的绘画称为“绘卷物”（犹中国的画册———译者）。
现存绘卷画的最高杰作有《信贵山缘起绘卷》（十二世纪中叶的作品？）。故事情节讲的是：信浓国出身的贫苦高僧名叫命连，他用巨大的佛法力量惩治了贪婪的“长者”（大名主，又治好了帝王的疾病，帝王要给他的尼姑姐姐一道，仍旧以连更换衣服都没有贫苦高僧身分的继续修行。这个《绘卷》生动地表现了大名主、普通百姓、贵族及其他社会阶层的人物和生活、生产的场面。这种洋溢着人民大众气息的主题（motif）和力量的画法，反映了从贵族时代开始向新兴地主阶级时代过渡的社会。
这种过渡，在音乐和表演艺术方面，表现得更为清楚。平安贵族的音乐主要是把中国传来的乐器和乐曲的管弦乐，按照他们的爱好加以修改而成的（现在宫廷的《雅乐》）。到十一世纪，为《今样》的、自由拍子（妓女）等在客席中歌唱的歌曲；而农村的〈田乐〉在京都大为流行，最上层的贵族甚至也有头戴〈田乐〉用的竹笠、行走在市街之中的。
这种现象与自由商业（虽说是局部的）的开始出其不意现有关联的。由于公地公民制租、庸、调的制度瓦解，地方群众的手工业产品，不是大部分归于朝廷征用（当然一部分要被国衙或者庄园的本所和领家所征用），这就产生了促进自己的社会分工的一个条件，于是十一到十二世纪，在富裕的名主阶层里面，农业和手工业剩余产品的商品化部分就逐年多起来。以这种买卖为专业的行商把京城和地方联系起来。于是产生不同于京城的统治者和地方被统治者关系的新性质的城市和农村的来往。这又成为双方交流文化的途径。不过在十二世纪，这种交流还几乎是处于萌芽状态。
此外，天台和真言两宗的下院，本来是为中央收取地方的物质财富的，但也有助于文化的普及。和这些相比，信仰净土的沙弥以及圣人对于地主文化的贡献更为巨大。到十二世纪，在地方也建造了华丽壮大的寺院，象陆奥的藤原氏所建造的中尊寺，是不亚于京城的寺院的。
七、武家的“草创天下”——六波罗政权和镰仓幕府贵族主义
平氏政权的今昔
平清盛当上太政大臣取得政权，三个月后，拥立其号召妹和后白河院所生的儿子为天皇（高仓天皇），然后又让自己的儿子做了中宫。平清盛也象摄关家一样，目的要当天皇的外祖父。平清盛的经济基础，主要也是在近畿、西国的确良五百多个庄园和由于他作了朝廷高官而取是的三十多个知行国的收入。平清盛的官邸在京都的六波罗，所以称他的政权为六波罗政权。这个政权不论从政治的形式，或者从经济的基础来看都和摄关家以及院政的政权并无根本不同。
武士的首领，在半个世纪以前，还被贵族们看作是卑贱的乡下人，而不被当人看待，但是，现是已经凌驾于朝廷之上。这一事实本身表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平氏政权是从古代天皇制国家到中世封建国（幕府制）过渡时期的政权。而平清盛的统治方法则是：任命当地豪族义任知行国的国司；或对一部分贵族的庄园也任命顺从平氏的武士担任“地头”，让其管理。这种以武士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方向，已经有了萌芽；尤其是，平氏原来在九州地方和中国宋朝进行过贸易，而平清盛则更加积极地进行这种贸易。为了这一目的，他策划开辟音户的濑户（现在吴市和对岸音户町之间的海峡），修建摄津福原轮田泊（现在神户港附近），想把宋朝的船只引到该处。这和朝夕从事宫廷阴谋的王朝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
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和积极的限度，不过如此而已。平氏一门吹嘘：“凡不属平氏一门的人，则非人”，他同在全盛期摄关家一样，沉迷于骄著淫逸。由于平清盛已经掌握了座腐败了，已经不能组成新的国家机构，所以他的没落和他的兴起一样的迅速。以被平氏取了权势的后白河院为首的皇族、贵族和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都加深了对平氏的反感。公元1177年，院政的近臣藤原成亲等人，因在京都郊外谷（现在市中）僧俊宽的山庄密谋推翻平氏而被捕，1179年后白河院因反抗平清盛而被幽禁。平清盛派三百少年为密探分布于京都市内，令他们搜捕对平氏怀有不满的人。这样反而使对平氏的各种势力联合起来。
源平的战乱
公元1180年（治承四年）4月，源赖政立后白河院的皇子以仁王，让以仁王下令各国源氏讨低平氏，源赖政并亲自联合南都北岭的寺院共同举兵，他被平清盛轻而易举地平定了。但平清盛感到地位不稳，乃于6月携年仅三岁的外孙安德天皇迁都福原。因平治之乱被流放到伊豆的源氏嫡系首脑源赖朝（公元1147——1199年）看到这种情况，了以得其妻政子之父北条时政的支援，8月在伊豆为打倒平氏而举兵。
源赖朝虽一度在相模的古桥山败于平氏的大庭景亲的军队，但不久关东地方的大小武焉团都纷纷投靠源赖朝，到10月富士川之战，却打败了平维的大军。这时候，源赖朝已经被称“镰仓殿”在镰仓成立政厅（办公处———译者），形成以关东一带大小领主和武士做为“御家人”（家臣———译者）的地方政权，11月，为了统辖御家人而成立了“ 待所“。
所谓御家人是指和源赖朝（以及后来的镰仓幕府）结有主从关系的武士，他们本身又拥有一族以及称为“家之子“、 “郎党”、“所从”等所属武士。其中最有势力的，是很早就支持源赖朝的、下总的千叶氏和相模的三浦氏那样旧日的土豪出身、拥有广大领地和大批部下的豪族，小的有几町步的名主，他们成为御家人，待奉镰仓殿，负有从军的义务。因此作为恩赏由镰仓殿保证他们领地的领有权，也有的根据功臣绩给予领地或者充任庄官而给予收入权。
听到在富士川战败的平清盛，为了挽回局势，乃回京都，首先焚毁兴福寺和东大寺，以示武威。当时在信浓的源赖朝的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已经打出北陆道，尾张的伯父源行家也举兵指向京都。各地与源氏无关的武士也经分纷起来，战乱波及全国。这不能只说是源氏和平氏权力之争。各国的武士乘机侵夺公领和庄园。这里带有新兴武士领主们对抗由平氏政权所代表的古代政治的即革命战争的因素。第二年，即1181年2月，平清盛病死，平氏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1183年（寿永二年），木曾义仲首先进入京都，平氏带领安德天皇逃避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出现了东西两上天皇。进入京都的木曾义仲由于从朝廷那里未能获得预想中的恩赏而不满。加以战乱和灾荒，京都食粮也不充足，所以木曾义仲的军队任意奸淫抢劫，遭到贵族和群众的憎恨，后白河院策谋木曾义仲和源赖朝互相争斗以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催促源赖朝西征。源赖朝用其弟源赖和源义经为将领兵西上，本人却在镰仓致力于政权的巩固。公元1184年，设立了管理有关领地和年贡以及其他文件、掌管财政和庶务等等的公文所（后来的政所）和审判有关御家人领地诉讼的问注所。
另一方面，源义经等人的军队于1184年正月在近江的粟津击灭木曾义仲，源义经立即让后白河院下达追赶讨平氏的院令（院政的命令），经过摄津一谷和赞岐屋岛的会战，于1185年（文治元年）。3月在长门的坛浦（下关海峡）的海战中，全歼了平氏的军队。虚岁八岁的安德天皇也携带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之中的玉器和标记皇位的宝剑（仿造“神器”的宝剑）而投海自杀。
平氏政权的今昔
平清盛当上太政大臣取得政权，三个月后，拥立其号召妹和后白河院所生的儿子为天皇（高仓天皇），然后又让自己的儿子做了中宫。平清盛也象摄关家一样，目的要当天皇的外祖父。平清盛的经济基础，主要也是在近畿、西国的确良五百多个庄园和由于他作了朝廷高官而取是的三十多个知行国的收入。平清盛的官邸在京都的六波罗，所以称他的政权为六波罗政权。这个政权不论从政治的形式，或者从经济的基础来看都和摄关家以及院政的政权并无根本不同。
武士的首领，在半个世纪以前，还被贵族们看作是卑贱的乡下人，而不被当人看待，但是，现是已经凌驾于朝廷之上。这一事实本身表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平氏政权是从古代天皇制国家到中世封建国（幕府制）过渡时期的政权。而平清盛的统治方法则是：任命当地豪族义任知行国的国司；或对一部分贵族的庄园也任命顺从平氏的武士担任“地头”，让其管理。这种以武士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方向，已经有了萌芽；尤其是，平氏原来在九州地方和中国宋朝进行过贸易，而平清盛则更加积极地进行这种贸易。为了这一目的，他策划开辟音户的濑户（现在吴市和对岸音户町之间的海峡），修建摄津福原轮田泊（现在神户港附近），想把宋朝的船只引到该处。这和朝夕从事宫廷阴谋的王朝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
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和积极的限度，不过如此而已。平氏一门吹嘘：“凡不属平氏一门的人，则非人”，他同在全盛期摄关家一样，沉迷于骄著淫逸。由于平清盛已经掌握了座腐败了，已经不能组成新的国家机构，所以他的没落和他的兴起一样的迅速。以被平氏取了权势的后白河院为首的皇族、贵族和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都加深了对平氏的反感。公元1177年，院政的近臣藤原成亲等人，因在京都郊外谷（现在市中）僧俊宽的山庄密谋推翻平氏而被捕，1179年后白河院因反抗平清盛而被幽禁。平清盛派三百少年为密探分布于京都市内，令他们搜捕对平氏怀有不满的人。这样反而使对平氏的各种势力联合起来。
源平的战乱
公元1180年（治承四年）4月，源赖政立后白河院的皇子以仁王，让以仁王下令各国源氏讨低平氏，源赖政并亲自联合南都北岭的寺院共同举兵，他被平清盛轻而易举地平定了。但平清盛感到地位不稳，乃于6月携年仅三岁的外孙安德天皇迁都福原。因平治之乱被流放到伊豆的源氏嫡系首脑源赖朝（公元1147——1199年）看到这种情况，了以得其妻政子之父北条时政的支援，8月在伊豆为打倒平氏而举兵。
源赖朝虽一度在相模的古桥山败于平氏的大庭景亲的军队，但不久关东地方的大小武焉团都纷纷投靠源赖朝，到10月富士川之战，却打败了平维的大军。这时候，源赖朝已经被称“镰仓殿”在镰仓成立政厅（办公处———译者），形成以关东一带大小领主和武士做为“御家人”（家臣———译者）的地方政权，11月，为了统辖御家人而成立了“ 待所“。
所谓御家人是指和源赖朝（以及后来的镰仓幕府）结有主从关系的武士，他们本身又拥有一族以及称为“家之子“、 “郎党”、“所从”等所属武士。其中最有势力的，是很早就支持源赖朝的、下总的千叶氏和相模的三浦氏那样旧日的土豪出身、拥有广大领地和大批部下的豪族，小的有几町步的名主，他们成为御家人，待奉镰仓殿，负有从军的义务。因此作为恩赏由镰仓殿保证他们领地的领有权，也有的根据功臣绩给予领地或者充任庄官而给予收入权。
听到在富士川战败的平清盛，为了挽回局势，乃回京都，首先焚毁兴福寺和东大寺，以示武威。当时在信浓的源赖朝的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已经打出北陆道，尾张的伯父源行家也举兵指向京都。各地与源氏无关的武士也经分纷起来，战乱波及全国。这不能只说是源氏和平氏权力之争。各国的武士乘机侵夺公领和庄园。这里带有新兴武士领主们对抗由平氏政权所代表的古代政治的即革命战争的因素。第二年，即1181年2月，平清盛病死，平氏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1183年（寿永二年），木曾义仲首先进入京都，平氏带领安德天皇逃避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出现了东西两上天皇。进入京都的木曾义仲由于从朝廷那里未能获得预想中的恩赏而不满。加以战乱和灾荒，京都食粮也不充足，所以木曾义仲的军队任意奸淫抢劫，遭到贵族和群众的憎恨，后白河院策谋木曾义仲和源赖朝互相争斗以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催促源赖朝西征。源赖朝用其弟源赖和源义经为将领兵西上，本人却在镰仓致力于政权的巩固。公元1184年，设立了管理有关领地和年贡以及其他文件、掌管财政和庶务等等的公文所（后来的政所）和审判有关御家人领地诉讼的问注所。
另一方面，源义经等人的军队于1184年正月在近江的粟津击灭木曾义仲，源义经立即让后白河院下达追赶讨平氏的院令（院政的命令），经过摄津一谷和赞岐屋岛的会战，于1185年（文治元年）。3月在长门的坛浦（下关海峡）的海战中，全歼了平氏的军队。虚岁八岁的安德天皇也携带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之中的玉器和标记皇位的宝剑（仿造“神器”的宝剑）而投海自杀。
源赖朝创立幕府和与朝廷的关系
木曾义仲和平氏刚刚灭亡，后白河院就想嗾使源义经和源赖朝进行争斗。本来因源义经独自接受朝廷官位而同源赖朝发生不和，后白河院就积极地利用了这点。这平家灭亡六个月后，发下院令让源义经讨伐源赖朝。后白河院是一个正象后来源赖朝评论的，是“日本最大的大天狗”那样权术家。但这一院讼使后白河院本身遭到严重失败。源义经没有支持自己的武士，他不得不立即带着武藏坊弁庆等少数追随者潜逃到奥州的大豪族藤原氏的门下，源赖朝立即派北条时政前往京都，指责后白河院，并让他发下院令追捕源义经。不仅如此，当时源赖朝还以捕捉源义经等叛逆者为借口，迫使后白河院承认源赖朝在各国有设置总追捕使（后来的守护）和地头的权限。后白河院利用有势力的武家之间进行斗争、从中维持自己势力，这种谋略反而促使源赖朝的权势飞跃发展，招到致了公家（和武家的称号相对的，天皇和贵族等人的总称）势力大大削弱。
每个国都都设守护，担任镇压反叛和杀人凶手，守护负有指挥御家人警备京都、守卫京城的义务。由源赖朝信任的武将担任职。地头本来是庄官的一种，但这时期的地头是设置在每个国家里，他有权向公家领地和庄园一和律征集每反稻谷五升做为粮秣。在战乱已平、洋再征调粮秣之后，地头在管内仍有警察权、征税权和土地管理权，并领受相当的土地做为俸禄。
设置守护和地头，虽然在法制上并不排国司和平共处庄园的本所、领家的权利，但镰仓殿任命的御家人却掌握了军事、警察、征税和土地管理等最重要的权力，这实际上是镰仓统治了全国。
继此之后，源赖朝推举亲镰仓派的公卿（三品以上的大臣等高官贵族的通称）九条兼实为摄政来改革朝廷。当时他向九兼实说：“这次乃是草创天下。”正是这里创立了武士阶级的国家。但它的基础仍相当不稳定。原在各国设置的地头，到第二年就职已经不得不减少到只能设置在从平家没收来的领土和出现阶段反叛的庄园里，旧有的天皇制国家仍有相当势力。权力虽由公（皇族、贵族、寺院等—译者）武（武家———译者）两者所分占，但却草创刊了武家独自的政权，这和平清盛只是遵循旧有的天皇制要机构，有着明显的要一质上的不同，这个政权就蝇镰仓幕府。
幕府逐步统治了全国。在打倒平氏那年的年底，源赖朝以搜捕其余党为借口，设置了九州诸国总追捕使（后来镇西奉行），到公元1189年，令奥羽的藤原泰衡杀掉他窝藏的源义经，然后又消灭了藤原泰衡本人。经过十年的战乱到此结束。公元1192年，后白河院死去，源赖朝当上了渴望已久的征夷大将军。
但是，镰仓幕府的基础仍然是薄弱的。幕府的经济基础只是：没收平家的庄园，“关乐御领地”和源赖朝已经取得叫做“关乐御分国”的知行国，还有称为“关乐御口入地”的幕府可以任命地头的庄园，这一点，源赖朝的幕府也和平氏政权限及其以前贵族政权并无本质的不同。而源赖朝本人也由于他的祖先是出自天皇的源氏嫡系“贵种”。才当上了武家的首领，所以他本身并不是领地的经营者，这一点也和平清盛没有不同之处。
由于这种弱点，连骂后白河上皇为天狗的源赖朝也不敢忽视天的天皇（上皇）的地位和权威。他在讨伐木曾义仲、平氏和源氏经时，也都曾请求下达院令，连设置守护和地头，也是请示朝廷取得允许的，他就是这样，利用天皇制的权威使得自己的行动有了权威并合法化。由于源赖朝处于这种情况，所以他就不能彻底推翻皇室、贵族和大社寺的统治，因则这些人的政权的物质基础就残存下来了。
木曾义仲和平氏刚刚灭亡，后白河院就想嗾使源义经和源赖朝进行争斗。本来因源义经独自接受朝廷官位而同源赖朝发生不和，后白河院就积极地利用了这点。这平家灭亡六个月后，发下院令让源义经讨伐源赖朝。后白河院是一个正象后来源赖朝评论的，是“日本最大的大天狗”那样权术家。但这一院讼使后白河院本身遭到严重失败。源义经没有支持自己的武士，他不得不立即带着武藏坊弁庆等少数追随者潜逃到奥州的大豪族藤原氏的门下，源赖朝立即派北条时政前往京都，指责后白河院，并让他发下院令追捕源义经。不仅如此，当时源赖朝还以捕捉源义经等叛逆者为借口，迫使后白河院承认源赖朝在各国有设置总追捕使（后来的守护）和地头的权限。后白河院利用有势力的武家之间进行斗争、从中维持自己势力，这种谋略反而促使源赖朝的权势飞跃发展，招到致了公家（和武家的称号相对的，天皇和贵族等人的总称）势力大大削弱。
每个国都都设守护，担任镇压反叛和杀人凶手，守护负有指挥御家人警备京都、守卫京城的义务。由源赖朝信任的武将担任职。地头本来是庄官的一种，但这时期的地头是设置在每个国家里，他有权向公家领地和庄园一和律征集每反稻谷五升做为粮秣。在战乱已平、洋再征调粮秣之后，地头在管内仍有警察权、征税权和土地管理权，并领受相当的土地做为俸禄。
设置守护和地头，虽然在法制上并不排国司和平共处庄园的本所、领家的权利，但镰仓殿任命的御家人却掌握了军事、警察、征税和土地管理等最重要的权力，这实际上是镰仓统治了全国。
继此之后，源赖朝推举亲镰仓派的公卿（三品以上的大臣等高官贵族的通称）九条兼实为摄政来改革朝廷。当时他向九兼实说：“这次乃是草创天下。”正是这里创立了武士阶级的国家。但它的基础仍相当不稳定。原在各国设置的地头，到第二年就职已经不得不减少到只能设置在从平家没收来的领土和出现阶段反叛的庄园里，旧有的天皇制国家仍有相当势力。权力虽由公（皇族、贵族、寺院等—译者）武（武家———译者）两者所分占，但却草创刊了武家独自的政权，这和平清盛只是遵循旧有的天皇制要机构，有着明显的要一质上的不同，这个政权就蝇镰仓幕府。
幕府逐步统治了全国。在打倒平氏那年的年底，源赖朝以搜捕其余党为借口，设置了九州诸国总追捕使（后来镇西奉行），到公元1189年，令奥羽的藤原泰衡杀掉他窝藏的源义经，然后又消灭了藤原泰衡本人。经过十年的战乱到此结束。公元1192年，后白河院死去，源赖朝当上了渴望已久的征夷大将军。
但是，镰仓幕府的基础仍然是薄弱的。幕府的经济基础只是：没收平家的庄园，“关乐御领地”和源赖朝已经取得叫做“关乐御分国”的知行国，还有称为“关乐御口入地”的幕府可以任命地头的庄园，这一点，源赖朝的幕府也和平氏政权限及其以前贵族政权并无本质的不同。而源赖朝本人也由于他的祖先是出自天皇的源氏嫡系“贵种”。才当上了武家的首领，所以他本身并不是领地的经营者，这一点也和平清盛没有不同之处。
由于这种弱点，连骂后白河上皇为天狗的源赖朝也不敢忽视天的天皇（上皇）的地位和权威。他在讨伐木曾义仲、平氏和源氏经时，也都曾请求下达院令，连设置守护和地头，也是请示朝廷取得允许的，他就是这样，利用天皇制的权威使得自己的行动有了权威并合法化。由于源赖朝处于这种情况，所以他就不能彻底推翻皇室、贵族和大社寺的统治，因则这些人的政权的物质基础就残存下来了。
北条氏取代源氏
源赖朝政权不同于平氏等政权，它的长处在于把实际组织生产、统治人民、拥有军事力量的领主和名主阶级组成为御家人。这个组织又在源赖朝以非凡的统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的统治下，在长达十年征战中，得到了锻炼。源赖朝对讨代和平氏立有大功的同胞兄弟（都是异母兄弟）源义经和源东赖，制造口实，一一加以消灭，这一方面，是企图以此表示即使是立有大功的骨肉。若不顺从源赖朝也是不可饶怒的，从而确立御家人在道义无反顾上对于镰仓殿的忠诚。
御家人服从了源赖朝的统制。但他一死（公元1199年）各豪族就自夸工国劳而互争权势和领地。而北条时政及其子义时等人却以第二代将军源赖家之母北条政子（源赖朝之妻，北条时政之女）为靠山来压制源赖家。决定经过北条时政等十三人的共同商议来裁新局面御家人的诉讼。源赖家对此进行了反击，策谋消减各豪族的领地，将其分配给近臣。
从此之后，不断发生将军家族内部之争以及北条氏和其他武将的流血冲突。在这些争斗中，源赖朝兴兵以来的功臣、名将和各豪族原景时，比企能员、富山重忠、和田义盛等族陆续被消灭，将军源赖家的长子一幡和源赖家本人都被杀害，公元1203年源赖家之弟源实朝当上了第三代将军，他为了压制北条氏而接近京都朝廷，并憧憬公家文化，这件事引起了树木立他的北条政子等人的不满。北条义时灭了和田氏，兼任政所别当（后来的执权）和待所别当，掌握了幕府的全权之后，又唆使源赖家的遗子源公晓为报父仇而将源实朝杀死于鹤冈作幡宫，然后北条义时又是以杀害将军的罪名而奖源公虹杀死（公元1219年），源赖朝的子孙互此完本灭亡，被敬畏为尼将军的北条政子及其生家北条式夺取了幕府。
源赖朝政权不同于平氏等政权，它的长处在于把实际组织生产、统治人民、拥有军事力量的领主和名主阶级组成为御家人。这个组织又在源赖朝以非凡的统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的统治下，在长达十年征战中，得到了锻炼。源赖朝对讨代和平氏立有大功的同胞兄弟（都是异母兄弟）源义经和源东赖，制造口实，一一加以消灭，这一方面，是企图以此表示即使是立有大功的骨肉。若不顺从源赖朝也是不可饶怒的，从而确立御家人在道义无反顾上对于镰仓殿的忠诚。
御家人服从了源赖朝的统制。但他一死（公元1199年）各豪族就自夸工国劳而互争权势和领地。而北条时政及其子义时等人却以第二代将军源赖家之母北条政子（源赖朝之妻，北条时政之女）为靠山来压制源赖家。决定经过北条时政等十三人的共同商议来裁新局面御家人的诉讼。源赖家对此进行了反击，策谋消减各豪族的领地，将其分配给近臣。
从此之后，不断发生将军家族内部之争以及北条氏和其他武将的流血冲突。在这些争斗中，源赖朝兴兵以来的功臣、名将和各豪族原景时，比企能员、富山重忠、和田义盛等族陆续被消灭，将军源赖家的长子一幡和源赖家本人都被杀害，公元1203年源赖家之弟源实朝当上了第三代将军，他为了压制北条氏而接近京都朝廷，并憧憬公家文化，这件事引起了树木立他的北条政子等人的不满。北条义时灭了和田氏，兼任政所别当（后来的执权）和待所别当，掌握了幕府的全权之后，又唆使源赖家的遗子源公晓为报父仇而将源实朝杀死于鹤冈作幡宫，然后北条义时又是以杀害将军的罪名而奖源公虹杀死（公元1219年），源赖朝的子孙互此完本灭亡，被敬畏为尼将军的北条政子及其生家北条式夺取了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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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封建社会初期的特征——农奴制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村庄的情景和各阶级
在镰仓幕府的政治统治下，群众作为武家和工价的庄园或者实际上庄园化的工价领地的属民，受到压在头上的本所、领家、地头、庄官和二重、三重领主的掠夺。庄园地区的形式也不一致。有的领主庄园是一个村或者由更多的村集中在一个地区的；也有的沿着同一河流的邻近村庄分别属于不同的庄园的；有的甚至是一个村庄分为几个人领有的。因领主不同就容易引起村民利害关系不一致或者对立。
尽管有这种情况，但是自然村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些人们居住的场所，而是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的“村”。这和《律令》规定乡里制以前就已形成的自然村庄的共同体传统也是有联系的。随着水田农业的发达，为了水利灌溉，一个村或者几个村的合作就愈益重要，而且农忙季节的“结”和其他互助劳动也成为不可少的，由于人们这种生产和生活的必要，就要求同一地区的人们互助合作。到镰仓时代，群众的结婚不是新娘到新郎家，而是夫妇结婚后暂时（大概是到丈夫成长为家长时止）别居，婚后丈夫到妻子家里相见——仍然存在着这种原始母系社会制度的残余。由于这种残余的存在，而通婚范围就必须限于男方前往女家比较邻近的地方。村庄的人们就是这样通过结婚来扩大血缘关系。这也是村民和邻近村庄之间结合的重大因素。
村庄里除土地外，还有很多未经开垦的山林原野，不在沿河的村庄也有用水的池沼。人们从林野采伐薪柴和盖房木料，还可采集栗、柯等干果，采集蘑菇、薯蓣和可食野菜。这些地方又是领主的狩猎场所。
在可以望见全村的高岗地区或者中心地区，建有幕府的御家人——地头或者其代官以及公文（文书）、下司的庄官宅院。地头和庄官多半是当地原来的领主（根本领主），他们多数兼任了幕府的地头的领家的庄官。但也有东国的御家人当上了西国地头的例子。典型的是地头、御家人和庄官三位一体的根本领主。他们拥有面积多达一町步至数町步的广阔的宅院，院中有木顶的本人住房和下人的配房、牛马房、农具棚以及库房，还有织布、打铁和其他手工业的作坊，甚至院里还有水旱田。宅院的周围围着坚固的土墙、篱笆或壕沟。有些地名称做“土居”、“垣内”、“崛内”等等，原来就是出自这种当地领主的宅院的。耕种院内田地的是下人。领主除此之外还有耕地，一部分作为直营地由下人耕种，大部分交给在他统治下的村民租种。不是“根本领主”的地头以及庄官等，仅仅占有一些作为他们的职务俸禄的田地。
村扎一般是几十户。村民的最高身份是拥有一至二町步或数町步田地和少量下人的名主，即百姓名主。其次有“间人”和“胁在家”等贫农，他们只有在领主的直营地劳动，或租种地头以及大的百姓名主的田地，或耕种自己开垦的少量的土地。他们是独立的下人、没落的百姓名主和从其他地方逃亡来的寄居者等等。村庄最底层的阶级——下人，有的是住在主家茅棚的典型奴隶，有的是住在主家附近自己的茅棚里，过着家族生活的准努力。他们象牛马一样由主家驱使而从事一切劳动，也可由主家买卖。
农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生产力的提高
百姓名主占有村中的大部分耕地，把持着村里祭神、管理和使用水利以及参与其他村中公共事业的权力。从这一阶层中选出该村的长老（族长——译者）。百姓名主是在家长统帅下，由家长的直系血族以及旁系家族联合恰里的类似《律令》制规定的 乡户的大家族。但旁系家族的独立性却较乡户中的“房户”大得多。在有势力的百姓名主中，有的同族联合恰里成立了小武士团，而在百姓名主中，也有兼营工商业的。百姓的住房都是草葺的，其中分有两三间铺有木板、苇席的房间。大的房屋也有三十坪。“间人”和“胁在家”等没有村民权，在四到五坪的小棚里的地脉内上铺着稻草过生活。
村庄有镇守该地的神社，也有小佛寺。这些地方既有村民的集会场所，也是演出的舞台。神主和僧侣既有相当于地头和庄官的地位。而在祭神拜佛时，有手弹琵琶讲述征战和哀恋故事的盲人琵琶师、操弄木偶戏的傀儡师等流浪艺人来到这里，行商和到处奔波的工匠也赶到这里来。
在这些村庄的成员中，地头和庄官当然是当地的领主，代表统治和剥削阶级，百姓名主一下是被统治和被剥削的阶级。大名主里面，有的也是几乎和地头、庄官不相上下的剥削者，但一般的百姓名主，即使拥有二、三名下人，其生产和生活也是以他们本人和家族的劳动为基础，下人不过是起辅助作用，所以百姓名主是属于被领主剥削的农民，即农奴阶级。在和武士阶级对称，当时把百姓名主成称为“凡下”等等，在刑罚方面，对凡下也比武士为重，凡下受着残酷的刑罚。
农民被迫耕种领主的直营地，田地收量的30%左右的稻米被征为“所当”和“年贡”，他们还要负担称为“万杂公事”的、名副其实的种类繁多的农业、手工业的产品税和徭役劳动。此外，农民还要被当地的地头和庄官征调去，从事他们必要的农耕劳动，运送年贡、修建灌溉水利工程等各种各样的徭役劳动。地头所征收的实物年贡不多。佃农的地租为实物，多达收获量的50—60%。而且还必须从事地主（名主和地头）所要求的劳役。
尽管如此了，但是随着农奴化的发展，生产力却相当地提高了。名主大部分都有牛马，用牛马耕地发展了。与此同时，可能也使用了圈肥。这样一反（三百六十步）田地的米产量到十至十三世纪，在近畿的上等田地已经是一石二斗至一石三斗左右。这和八至九世纪比较，增产了三成到六成。又因为灌溉排水的技术进步了，在近畿和濑户内海沿岸先进地区，已经有了把收割后的水田的水排出而成为旱地。第二茬再种大麦的。
园艺作物的品种也增多了。从前栽种的主要蔬菜是瓜类、茄子、青芋、萝卜、葱、姜等等，到镰仓时代又大量栽种了胡萝卜、牛蒡、莴苣等蔬菜。漆、桑这样的经济作物也发展了，各地都开始了养蚕。据说茶树是九世纪初，最早由僧人最澄从唐朝带回来的，但当时并未普遍栽种。到十二世纪后期，僧人荣西（公元1141——1215年）从宋朝带回的茶种却得到推广，山城、大和和其他各地都开始栽培。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名田所课年贡和劳役的数量也增加了。十一世纪前后，每反的年贡，近畿地方的上等水田一般是三斗左右，到十三世纪，变为五斗到六斗。地头庄官等当地领主不仅经常冒领送给本所和领家的年贡和和劳役，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和制造各种借口来直接剥削农民。掠夺农民的牛马，征收不当的课役，是常有的事。农民即使向本所和领家控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虽说是“爱哭的孩子和地头都是难于对付的”，但实在忍耐不下去，也就只有“逃散”（即逃亡）。这样，地头就捣毁他们的住房，扣留他们的妻子，奴隶般地酷使他们。《贞永式目》称此为“逃毁”，并严加禁止；换句话说，由于这种农民的逃散和地头的逃毁的频繁出现，使这个仅有五十一条的法令也不得不规定一条来加以禁止了。
整个村庄的百姓经过商议即集体逃散的情况也不断发生。公元1275逆水内，高野山[高野山：指高野山的金刚峰寺，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寺社之一。]领地的纪州[日本古代纪伊国的简称，今和歌山县的大部分和三重县的一部分。]有田郡阿弓河庄的农民在集体逃散时，地头把落后在后面的人抓了回来，便强迫他们在逃散的原来地方种植大麦，并恫吓说：“如果种不好大麦，就要责及妻子，割耳挖鼻，削发为尼，捆以绳索，严加惩处！”百姓们把此事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好呈状，控诉于高野山。地头，这些当地的领主阶级就是这样把提高生产力的成果攫为私有，来养活同伙，培植势力。
村庄的情景和各阶级
在镰仓幕府的政治统治下，群众作为武家和工价的庄园或者实际上庄园化的工价领地的属民，受到压在头上的本所、领家、地头、庄官和二重、三重领主的掠夺。庄园地区的形式也不一致。有的领主庄园是一个村或者由更多的村集中在一个地区的；也有的沿着同一河流的邻近村庄分别属于不同的庄园的；有的甚至是一个村庄分为几个人领有的。因领主不同就容易引起村民利害关系不一致或者对立。
尽管有这种情况，但是自然村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些人们居住的场所，而是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的“村”。这和《律令》规定乡里制以前就已形成的自然村庄的共同体传统也是有联系的。随着水田农业的发达，为了水利灌溉，一个村或者几个村的合作就愈益重要，而且农忙季节的“结”和其他互助劳动也成为不可少的，由于人们这种生产和生活的必要，就要求同一地区的人们互助合作。到镰仓时代，群众的结婚不是新娘到新郎家，而是夫妇结婚后暂时（大概是到丈夫成长为家长时止）别居，婚后丈夫到妻子家里相见——仍然存在着这种原始母系社会制度的残余。由于这种残余的存在，而通婚范围就必须限于男方前往女家比较邻近的地方。村庄的人们就是这样通过结婚来扩大血缘关系。这也是村民和邻近村庄之间结合的重大因素。
村庄里除土地外，还有很多未经开垦的山林原野，不在沿河的村庄也有用水的池沼。人们从林野采伐薪柴和盖房木料，还可采集栗、柯等干果，采集蘑菇、薯蓣和可食野菜。这些地方又是领主的狩猎场所。
在可以望见全村的高岗地区或者中心地区，建有幕府的御家人——地头或者其代官以及公文（文书）、下司的庄官宅院。地头和庄官多半是当地原来的领主（根本领主），他们多数兼任了幕府的地头的领家的庄官。但也有东国的御家人当上了西国地头的例子。典型的是地头、御家人和庄官三位一体的根本领主。他们拥有面积多达一町步至数町步的广阔的宅院，院中有木顶的本人住房和下人的配房、牛马房、农具棚以及库房，还有织布、打铁和其他手工业的作坊，甚至院里还有水旱田。宅院的周围围着坚固的土墙、篱笆或壕沟。有些地名称做“土居”、“垣内”、“崛内”等等，原来就是出自这种当地领主的宅院的。耕种院内田地的是下人。领主除此之外还有耕地，一部分作为直营地由下人耕种，大部分交给在他统治下的村民租种。不是“根本领主”的地头以及庄官等，仅仅占有一些作为他们的职务俸禄的田地。
村扎一般是几十户。村民的最高身份是拥有一至二町步或数町步田地和少量下人的名主，即百姓名主。其次有“间人”和“胁在家”等贫农，他们只有在领主的直营地劳动，或租种地头以及大的百姓名主的田地，或耕种自己开垦的少量的土地。他们是独立的下人、没落的百姓名主和从其他地方逃亡来的寄居者等等。村庄最底层的阶级——下人，有的是住在主家茅棚的典型奴隶，有的是住在主家附近自己的茅棚里，过着家族生活的准努力。他们象牛马一样由主家驱使而从事一切劳动，也可由主家买卖。
农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生产力的提高
百姓名主占有村中的大部分耕地，把持着村里祭神、管理和使用水利以及参与其他村中公共事业的权力。从这一阶层中选出该村的长老（族长——译者）。百姓名主是在家长统帅下，由家长的直系血族以及旁系家族联合恰里的类似《律令》制规定的 乡户的大家族。但旁系家族的独立性却较乡户中的“房户”大得多。在有势力的百姓名主中，有的同族联合恰里成立了小武士团，而在百姓名主中，也有兼营工商业的。百姓的住房都是草葺的，其中分有两三间铺有木板、苇席的房间。大的房屋也有三十坪。“间人”和“胁在家”等没有村民权，在四到五坪的小棚里的地脉内上铺着稻草过生活。
村庄有镇守该地的神社，也有小佛寺。这些地方既有村民的集会场所，也是演出的舞台。神主和僧侣既有相当于地头和庄官的地位。而在祭神拜佛时，有手弹琵琶讲述征战和哀恋故事的盲人琵琶师、操弄木偶戏的傀儡师等流浪艺人来到这里，行商和到处奔波的工匠也赶到这里来。
在这些村庄的成员中，地头和庄官当然是当地的领主，代表统治和剥削阶级，百姓名主一下是被统治和被剥削的阶级。大名主里面，有的也是几乎和地头、庄官不相上下的剥削者，但一般的百姓名主，即使拥有二、三名下人，其生产和生活也是以他们本人和家族的劳动为基础，下人不过是起辅助作用，所以百姓名主是属于被领主剥削的农民，即农奴阶级。在和武士阶级对称，当时把百姓名主成称为“凡下”等等，在刑罚方面，对凡下也比武士为重，凡下受着残酷的刑罚。
农民被迫耕种领主的直营地，田地收量的30%左右的稻米被征为“所当”和“年贡”，他们还要负担称为“万杂公事”的、名副其实的种类繁多的农业、手工业的产品税和徭役劳动。此外，农民还要被当地的地头和庄官征调去，从事他们必要的农耕劳动，运送年贡、修建灌溉水利工程等各种各样的徭役劳动。地头所征收的实物年贡不多。佃农的地租为实物，多达收获量的50—60%。而且还必须从事地主（名主和地头）所要求的劳役。
尽管如此了，但是随着农奴化的发展，生产力却相当地提高了。名主大部分都有牛马，用牛马耕地发展了。与此同时，可能也使用了圈肥。这样一反（三百六十步）田地的米产量到十至十三世纪，在近畿的上等田地已经是一石二斗至一石三斗左右。这和八至九世纪比较，增产了三成到六成。又因为灌溉排水的技术进步了，在近畿和濑户内海沿岸先进地区，已经有了把收割后的水田的水排出而成为旱地。第二茬再种大麦的。
园艺作物的品种也增多了。从前栽种的主要蔬菜是瓜类、茄子、青芋、萝卜、葱、姜等等，到镰仓时代又大量栽种了胡萝卜、牛蒡、莴苣等蔬菜。漆、桑这样的经济作物也发展了，各地都开始了养蚕。据说茶树是九世纪初，最早由僧人最澄从唐朝带回来的，但当时并未普遍栽种。到十二世纪后期，僧人荣西（公元1141——1215年）从宋朝带回的茶种却得到推广，山城、大和和其他各地都开始栽培。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名田所课年贡和劳役的数量也增加了。十一世纪前后，每反的年贡，近畿地方的上等水田一般是三斗左右，到十三世纪，变为五斗到六斗。地头庄官等当地领主不仅经常冒领送给本所和领家的年贡和和劳役，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和制造各种借口来直接剥削农民。掠夺农民的牛马，征收不当的课役，是常有的事。农民即使向本所和领家控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虽说是“爱哭的孩子和地头都是难于对付的”，但实在忍耐不下去，也就只有“逃散”（即逃亡）。这样，地头就捣毁他们的住房，扣留他们的妻子，奴隶般地酷使他们。《贞永式目》称此为“逃毁”，并严加禁止；换句话说，由于这种农民的逃散和地头的逃毁的频繁出现，使这个仅有五十一条的法令也不得不规定一条来加以禁止了。
整个村庄的百姓经过商议即集体逃散的情况也不断发生。公元1275逆水内，高野山[高野山：指高野山的金刚峰寺，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寺社之一。]领地的纪州[日本古代纪伊国的简称，今和歌山县的大部分和三重县的一部分。]有田郡阿弓河庄的农民在集体逃散时，地头把落后在后面的人抓了回来，便强迫他们在逃散的原来地方种植大麦，并恫吓说：“如果种不好大麦，就要责及妻子，割耳挖鼻，削发为尼，捆以绳索，严加惩处！”百姓们把此事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好呈状，控诉于高野山。地头，这些当地的领主阶级就是这样把提高生产力的成果攫为私有，来养活同伙，培植势力。
市、町、座
有的地头把从农民那里勒索来的物资作为商品出售，有财势的名主百姓也积存财富而经商。除米、盐、酒、丝织品、丝锦、灯油、农具、手工业生产用具、铁制品、纸张、家具、水产等之外，各地还买卖各式各样的土产品。因此。在寺社的门前和交通要道出现了市场。这种市场不久就从临时的集市发展为每年三次左右的定期集市。这种集市的卖主和买主是领主和百姓名主，但专业的商人也逐渐出现。有时地头和庄官在集市出售征自农民的实物年贡，而把得来的货币送交本所和领家。随着，一手经办保管、出售、运输年贡物资的饿“问丸”[问丸：日本中世纪居住在港湾和重要城市从事物资管理和中间介绍买卖的业者。]，开始出现在交通的要地。当时日本不铸造货币，所以从中国传入的铜钱便大量流通了。
各国庄园的本所和领家（即贵族）及其仆从所住的京都，已经不是古代那样的政治城市了。在京都集聚了庄园的年贡物资，以进行买卖，并出现了专业的商人；也出现了商业街——“町”；手工业的专业者——职工也多恰里了。在幕府的所在地镰仓也集聚了商人和手工业者。到十三世纪中叶，镰仓市内有七个町指定为商业地区。到该世纪的末期，据说镰仓人口约为三万户，也说有二十万人，但不准确。京都的人口据说也和镰仓大致相同。大寺院最多的奈良。也开始变为商业的町。大津和坂本等琵琶湖岸，鸟取、山崎、木津、界、尼崎、西宫、兵库等由京都连接到西国的河川沿岸或港口及街道，由北陆连接到京都的小滨、敦贺、纪州的纪伊凑和新宫等港以及濑户内海航线的要地，也大量出现集市和问丸。
随着商业的发达，叫做“借上”和“土仓”的高利贷商人也开始活动。
在畿内城市首先出现的专业商人和手工业者，如果追溯其身家，多少都是和古代的朝廷、大寺社以及贵族所隶属的奴隶性质的贱民身份分有联系的。在地方的港口和交通要地，办理物资的运送、参加工商业的，也都是隶属于庄园领主的贱民身份，他们聚居的场所是“散所”。寺社门前之所以成为工商业的市镇，不仅因为那里朝拜集中、年贡物资集中和寺社的需求量大，也因为那里存在着寺社的隶属民，他们是不受农耕束缚的贱民，所以能够很快转为商人。因此，他们即使变为富有者，也仍被贵族和武士视为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卑下的。他们成立叫做“座”的同业行会，把他们所隶属的寺社和贵族作为本所，向他们缴纳一定的贡物，或者从事劳役，以取得本所活动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免税通过当时领主在各地所设的关卡的权利，并保证在一定的地区内有收购原料和贩卖商品的垄断权。以兴福寺、东大寺、石清水八幡宫和诋园社为本所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饿“座”，业务种类繁多，活动范围也扩大了。
有的地头把从农民那里勒索来的物资作为商品出售，有财势的名主百姓也积存财富而经商。除米、盐、酒、丝织品、丝锦、灯油、农具、手工业生产用具、铁制品、纸张、家具、水产等之外，各地还买卖各式各样的土产品。因此。在寺社的门前和交通要道出现了市场。这种市场不久就从临时的集市发展为每年三次左右的定期集市。这种集市的卖主和买主是领主和百姓名主，但专业的商人也逐渐出现。有时地头和庄官在集市出售征自农民的实物年贡，而把得来的货币送交本所和领家。随着，一手经办保管、出售、运输年贡物资的饿“问丸”[问丸：日本中世纪居住在港湾和重要城市从事物资管理和中间介绍买卖的业者。]，开始出现在交通的要地。当时日本不铸造货币，所以从中国传入的铜钱便大量流通了。
各国庄园的本所和领家（即贵族）及其仆从所住的京都，已经不是古代那样的政治城市了。在京都集聚了庄园的年贡物资，以进行买卖，并出现了专业的商人；也出现了商业街——“町”；手工业的专业者——职工也多恰里了。在幕府的所在地镰仓也集聚了商人和手工业者。到十三世纪中叶，镰仓市内有七个町指定为商业地区。到该世纪的末期，据说镰仓人口约为三万户，也说有二十万人，但不准确。京都的人口据说也和镰仓大致相同。大寺院最多的奈良。也开始变为商业的町。大津和坂本等琵琶湖岸，鸟取、山崎、木津、界、尼崎、西宫、兵库等由京都连接到西国的河川沿岸或港口及街道，由北陆连接到京都的小滨、敦贺、纪州的纪伊凑和新宫等港以及濑户内海航线的要地，也大量出现集市和问丸。
随着商业的发达，叫做“借上”和“土仓”的高利贷商人也开始活动。
在畿内城市首先出现的专业商人和手工业者，如果追溯其身家，多少都是和古代的朝廷、大寺社以及贵族所隶属的奴隶性质的贱民身份分有联系的。在地方的港口和交通要地，办理物资的运送、参加工商业的，也都是隶属于庄园领主的贱民身份，他们聚居的场所是“散所”。寺社门前之所以成为工商业的市镇，不仅因为那里朝拜集中、年贡物资集中和寺社的需求量大，也因为那里存在着寺社的隶属民，他们是不受农耕束缚的贱民，所以能够很快转为商人。因此，他们即使变为富有者，也仍被贵族和武士视为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卑下的。他们成立叫做“座”的同业行会，把他们所隶属的寺社和贵族作为本所，向他们缴纳一定的贡物，或者从事劳役，以取得本所活动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免税通过当时领主在各地所设的关卡的权利，并保证在一定的地区内有收购原料和贩卖商品的垄断权。以兴福寺、东大寺、石清水八幡宫和诋园社为本所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饿“座”，业务种类繁多，活动范围也扩大了。
日宋贸易和倭寇
不仅日本各地的商业发展了，和中国（当时是宋朝）的民间贸易也更加发达了。十三世纪，每年有四十到五十只日本船只开往中国中部的浙江方面。输出的商品是黄金、砂金、硫磺、珍珠、桧木等木材、刀剑、莳绘[莳绘：用金、银、锡粉和色粉在漆器上描画花卉等，中国叫做泥金画，在日本有很长的历史。]、扇子等，进口除锦、绫、丝绸、茶碗、香料、草药外，还有大量的铜钱。和宋朝的交通来往中，如前所述，还进口茶树和陶器技术等，这样又成为在日本开始出现新产业的开端。陶瓷器，传说是由尾张的加藤藤四郎（公元1168？—1249年）随僧人道元（公元1200年—1253年）到宋朝求学，回国后开始在濑户烧制的。而加藤藤四郎的子孙也名匠辈出。因在濑户出产，后世逐把陶瓷器称为“濑户物”。
和中国的往来，不只是进行和平贸易。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入侵的日本人），大为恐怖。倭寇和北欧古代的海盗船，以及和英国中世纪的海盗兼贸易船是一样的，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说，倭寇的出现乃是从束缚过多而活动范围狭隘的封建日的矛盾中，日本人对生活要求的一种表现。
衰败的公家和繁荣的武家文化的对照
在战乱相继和各阶段、个人的盛衰兴亡激剧变化之中，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不论城市的人或农村的人，不论是物资交流还是交通往来，都是呈现有朝气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文化也发展恰里了。贵族、武士和以农民为主的群众都从各自的阶级生活中产生了各自的文化。特别是衰败下去的公家阶级和兴盛起来的武家阶级，在思想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成为鲜明的对照。
例如，九条兼实之弟，天台座主（天台宗的总管长）的慈圆（慈镇，公元1155—1225年），写了《愚管抄》，注视了支配历史的“道理”——这种道理一方面洞察了公家阶级没落的趋势，但不懂得对付的办法，而是用末世思想对此加以说明，所以他的“道理”不外是宿命论。与此相反，同一时代武家的代表源赖朝，却具有了“草创天下”即由自己创造历史的觉悟。京都鸭神社神官之子、在后鸟羽院当国歌人的鸭长明（公元1153—1216年）的随笔《方丈记》（公元1212年），从人生如漂浮于流水沙锅内的水泡的这种无常观来凝视世道的演变。鸭长明本人隐遁山中。同时代的执政者北条泰时说，作为《永贞式目》基础的“道理”，乃是“武家习惯”的理性化，是要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和活动的伦理，并认为神佛都是依靠人对它的信仰而增加其威信的，因而充满了对于人生的自信。镰仓幕府自我表白的书《吾妻镜》五十二卷，其前半部写于十三世纪中叶，它把依靠武家的“道理”、草创天下的历史，作为他们子孙的镜鉴。而推断为十三世纪前期出于公家之手的史书《水镜》，用模仿前带《大镜》的格式叙述今昔——多半都是无聊之事，这种向后看的悲剧的书和上述的《吾妻镜》是成为对照的。
在和歌方面，后鸟羽院、藤原俊成（公元1114—1204年）及其子藤原定家（公元1162—1241年）所选的《新古今集》（公元1205年初稿写成），好象是志在复兴和歌史上《古今集》的时代，但全部都是纤弱的伤感。与此相比，源实朝尽管憧憬公家文化，并颇受其影响，但在其《金槐和歌集》中，却可以看到反映雄伟的或者凛然可畏的东国武士充满力量的作品。
公家阶级的怀古的情绪，产生了卜部兼方的《日本书纪》的注解书《释日本纪》（写于十三世纪后期？）、僧仙觉（公元1203—？年）的《万叶集注释》（公元1269年）及其他古典的注解书。这些书籍在后世学术研究上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在思想方面却无创造性。武家虽然本身并未产生什么学术的著作，但北条泰时的下一代执劝北条时赖，却打算从中国的政治书籍中吸取独自的政治方法，执权北条义时之孙北条实时（公元1224—1276年）却在武藏金泽[武藏，包括现在的东京都的大部分和崎玉县、神奈川县的一部分；金泽，今横滨市金泽区金泽町。]的称名寺建立了金泽文库，收藏了和汉（日本和中国—译者）书籍。
在古代末期的文化中开始出现的群众，在十二到十三世纪以后的文化中不仅更多登场，而且在文化的创造上起到了直接积极的作用。
例如描写从平氏全盛时代到其没落的全国性战乱历史的《战记》文学最高峰的《平家物语》，旧有贵族、武士、群众等一切阶级登场，据说这部书的蓝本是贵族出身的信浓前司行长（十三世纪初？）所写、让生于东国名叫生佛的盲人琵琶法师所讲的。但现在存留下来的《平家物语》，是原来的故事由武士和群众（主要是名主阶级）在弹琵琶讲说的过程里，经过种种修改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江，可以说群众对于《平家物语》的产生，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这部书并非个人的读物，而是给集聚在一个地方的学多人说唱的故事，因而它就具有从未有过的参杂着许多出自汉籍和佛典的汉语；强而有力、格调优美的日语和日文的形式。形成故事基调的思想，是称作“盛者必衰的道理”的、佛教的和贵族的无常观；尽管如此，它却正确地描绘了革命战乱中的各阶级和个人，因此，不止是单纯的末世思想的悲伤。这是因为它是在充满生气的群众社会当中被创作、被讲述、被接受的缘故吧。
不仅日本各地的商业发展了，和中国（当时是宋朝）的民间贸易也更加发达了。十三世纪，每年有四十到五十只日本船只开往中国中部的浙江方面。输出的商品是黄金、砂金、硫磺、珍珠、桧木等木材、刀剑、莳绘[莳绘：用金、银、锡粉和色粉在漆器上描画花卉等，中国叫做泥金画，在日本有很长的历史。]、扇子等，进口除锦、绫、丝绸、茶碗、香料、草药外，还有大量的铜钱。和宋朝的交通来往中，如前所述，还进口茶树和陶器技术等，这样又成为在日本开始出现新产业的开端。陶瓷器，传说是由尾张的加藤藤四郎（公元1168？—1249年）随僧人道元（公元1200年—1253年）到宋朝求学，回国后开始在濑户烧制的。而加藤藤四郎的子孙也名匠辈出。因在濑户出产，后世逐把陶瓷器称为“濑户物”。
和中国的往来，不只是进行和平贸易。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入侵的日本人），大为恐怖。倭寇和北欧古代的海盗船，以及和英国中世纪的海盗兼贸易船是一样的，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说，倭寇的出现乃是从束缚过多而活动范围狭隘的封建日的矛盾中，日本人对生活要求的一种表现。
衰败的公家和繁荣的武家文化的对照
在战乱相继和各阶段、个人的盛衰兴亡激剧变化之中，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不论城市的人或农村的人，不论是物资交流还是交通往来，都是呈现有朝气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文化也发展恰里了。贵族、武士和以农民为主的群众都从各自的阶级生活中产生了各自的文化。特别是衰败下去的公家阶级和兴盛起来的武家阶级，在思想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成为鲜明的对照。
例如，九条兼实之弟，天台座主（天台宗的总管长）的慈圆（慈镇，公元1155—1225年），写了《愚管抄》，注视了支配历史的“道理”——这种道理一方面洞察了公家阶级没落的趋势，但不懂得对付的办法，而是用末世思想对此加以说明，所以他的“道理”不外是宿命论。与此相反，同一时代武家的代表源赖朝，却具有了“草创天下”即由自己创造历史的觉悟。京都鸭神社神官之子、在后鸟羽院当国歌人的鸭长明（公元1153—1216年）的随笔《方丈记》（公元1212年），从人生如漂浮于流水沙锅内的水泡的这种无常观来凝视世道的演变。鸭长明本人隐遁山中。同时代的执政者北条泰时说，作为《永贞式目》基础的“道理”，乃是“武家习惯”的理性化，是要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和活动的伦理，并认为神佛都是依靠人对它的信仰而增加其威信的，因而充满了对于人生的自信。镰仓幕府自我表白的书《吾妻镜》五十二卷，其前半部写于十三世纪中叶，它把依靠武家的“道理”、草创天下的历史，作为他们子孙的镜鉴。而推断为十三世纪前期出于公家之手的史书《水镜》，用模仿前带《大镜》的格式叙述今昔——多半都是无聊之事，这种向后看的悲剧的书和上述的《吾妻镜》是成为对照的。
在和歌方面，后鸟羽院、藤原俊成（公元1114—1204年）及其子藤原定家（公元1162—1241年）所选的《新古今集》（公元1205年初稿写成），好象是志在复兴和歌史上《古今集》的时代，但全部都是纤弱的伤感。与此相比，源实朝尽管憧憬公家文化，并颇受其影响，但在其《金槐和歌集》中，却可以看到反映雄伟的或者凛然可畏的东国武士充满力量的作品。
公家阶级的怀古的情绪，产生了卜部兼方的《日本书纪》的注解书《释日本纪》（写于十三世纪后期？）、僧仙觉（公元1203—？年）的《万叶集注释》（公元1269年）及其他古典的注解书。这些书籍在后世学术研究上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在思想方面却无创造性。武家虽然本身并未产生什么学术的著作，但北条泰时的下一代执劝北条时赖，却打算从中国的政治书籍中吸取独自的政治方法，执权北条义时之孙北条实时（公元1224—1276年）却在武藏金泽[武藏，包括现在的东京都的大部分和崎玉县、神奈川县的一部分；金泽，今横滨市金泽区金泽町。]的称名寺建立了金泽文库，收藏了和汉（日本和中国—译者）书籍。
在古代末期的文化中开始出现的群众，在十二到十三世纪以后的文化中不仅更多登场，而且在文化的创造上起到了直接积极的作用。
例如描写从平氏全盛时代到其没落的全国性战乱历史的《战记》文学最高峰的《平家物语》，旧有贵族、武士、群众等一切阶级登场，据说这部书的蓝本是贵族出身的信浓前司行长（十三世纪初？）所写、让生于东国名叫生佛的盲人琵琶法师所讲的。但现在存留下来的《平家物语》，是原来的故事由武士和群众（主要是名主阶级）在弹琵琶讲说的过程里，经过种种修改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江，可以说群众对于《平家物语》的产生，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这部书并非个人的读物，而是给集聚在一个地方的学多人说唱的故事，因而它就具有从未有过的参杂着许多出自汉籍和佛典的汉语；强而有力、格调优美的日语和日文的形式。形成故事基调的思想，是称作“盛者必衰的道理”的、佛教的和贵族的无常观；尽管如此，它却正确地描绘了革命战乱中的各阶级和个人，因此，不止是单纯的末世思想的悲伤。这是因为它是在充满生气的群众社会当中被创作、被讲述、被接受的缘故吧。
民族的新佛教和神社信仰
在宗教方面，贵族的佛教衰落下去，而发生了以武士和群众为基础的新的佛教和神道。平安贵族的净土信仰，虽然其初期是要在现世追求极乐气氛的，但十二至十三世纪以后的贵族就已经不再希望这些了。于是，如上所述，只有净土信仰一个侧面的末世思想转为严重。与此相反，出身于美作[美作：今冈山县东北部。]土豪之家的法然（公元1133—1212年），起初在延历寺修行，但是由于戒律和教义过于烦琐，没有力量解决民众对于现实的痛苦而感到失望。后来法然倡导只要念佛、即使不作其他修行也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专修念佛”的教义，而开辟了净土宗。其弟子亲鸾（出身不名，公元1173—1262年），更使之发展和加深。他们的教义，在不断的战乱之中被不得不对生死问题加以深思的武士和苦恼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众所信仰，在宫廷也不断出现了信仰讲说女人成佛的这种宗教的女官。但法然和亲鸾受到宫廷和旧佛教的迫害，公元1207年法然被流放于赞歧[赞歧：“今香川县，也称赞州。]，亲鸾被流放于越后[越后：今新泻县（佐渡岛除外）。]。好赖，安放染获得准许回到京都，亲鸾到达常陆，在东国的农村生活了二十八年之九。在东国期间，亲鸾亲眼看到了由于群众陷于贫困和无知的深渊、为了活命不得不从事狩猎和捕鱼等在佛教中认为是最为严重罪恶的杀生职业。作为佛教徒面对这种现实时，亲鸾成就了不依靠自己的修行和知识，而是只有绝对依靠佛陀的力量（他力），人才能够得救的绝对他力的教义，而开创了净土真宗。在这种信仰中，所谓僧侣不肉食、不结婚的戒律，就成为无意义的了。他就亲自娶妻纳妾。他的弟子记录他的讲话的《叹异抄》有句明艳是：“与其让善人往生，不如让恶人（往生—译者）。”这里说的“恶人”，可以作各种解释，有的是不得不杀生的贱民身份者或是反抗贵族和统治者，因而被他们看作是恶人的群众，这种现实成为亲鸾抱有这种思想的主要原因。
在净土信仰的一派里，有由和亲鸾同时期的一遍（公元1239—1282年）所开创的“时宗”。他历游各国，在街头宣讲念佛的教义，在农民中进行传教。
此外，自称“安房国旃驼罗（贱民）之子”的日莲（公元1222—1282年，实际是安房土豪之子），由天台宗转而热情倡导：只有信仰《法华经》才是唯一正确的，除了日念法华的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以外，是没有得救帜到的，并向其他所有宗派进行猛烈的攻击。日莲不仅对于来世得救，饿日对于现世得救抱有强烈的热情，因此，认为必须按照他所宣讲的《法华经》的教义（正法）来施政，而严厉攻击不按照正法的幕府。由于这种缘故，他曾被流放到伊豆和佐渡，但毫不屈服。日莲宗（法华宗）在工商业者中间取得矿反的信仰，在关东地方的地头之间也拥有信徒。
在这一时代，由留学宋朝的僧人荣西创立了临济宗，由道元创立了曹洞宗。这两个宗派都是禅宗，认为不用佛经的字句（不立文字），依靠自己内心的锻炼，可以得到精神的解放（得悟）。荣西接近幕府，受其保护；临济宗普及在武士中间。道元不接近权势，对天皇和幕府等尘世的权威一概加以否定，闭居在越前的永平寺，深思苦索，培养弟子。他所著《正法眼藏》，被认为是开展了独创的深奥的哲学的思索，在日本哲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曹洞宗不久吸收了密教和民间传统信仰的要求（这相对地原离了宗祖的意旨），而普及到民间中去。
新佛教各派积极的活动，虽使得东大寺的高 （明惠，公元1173—1232年）和兴福寺的贞庆（解脱，公元1155—1213年）得便感原来是旧佛教界的优秀僧人也有了改革教坛的热情，但旧教坛的势力并未动摇。
武士和农民信仰佛教，同时对神社也深为崇拜。他们最重视一个宗族的团结，把一个宗族的祖神或者守护该村的神作为团结的精神支柱。《永贞式目》，如前所述，从一开头就强调崇敬神社。当武士出征和凯旋或遇到其他大事，或在他们的生日、加冠之际，都向神社祈祷，在重大的誓愿中都把崇敬的神作为履行誓约的保证。在农民中间，神社也是村民互相协作的精神支柱。为了举行神社仪式，只由名主百姓中的有力人物作为成员，结成称为“宫座”的组织（后来，宫座向整个村民开放）。
这种神社信仰，并无多少教义，它和村民自古以来的生活紧密结合着。到镰仓时代，根据本地临凡（垂迹）的说法，兴起了和天台宗结合的山王神道；和真言宗结合的两部神道；另外，伊势外宫的神宫外了抵制内宫、伸张势力而成立了伊势神道。伊势神道说，神为本地，佛为临凡。三种神道都是在古来的神社信仰上结合了密教的咒术。
在宗教方面，贵族的佛教衰落下去，而发生了以武士和群众为基础的新的佛教和神道。平安贵族的净土信仰，虽然其初期是要在现世追求极乐气氛的，但十二至十三世纪以后的贵族就已经不再希望这些了。于是，如上所述，只有净土信仰一个侧面的末世思想转为严重。与此相反，出身于美作[美作：今冈山县东北部。]土豪之家的法然（公元1133—1212年），起初在延历寺修行，但是由于戒律和教义过于烦琐，没有力量解决民众对于现实的痛苦而感到失望。后来法然倡导只要念佛、即使不作其他修行也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专修念佛”的教义，而开辟了净土宗。其弟子亲鸾（出身不名，公元1173—1262年），更使之发展和加深。他们的教义，在不断的战乱之中被不得不对生死问题加以深思的武士和苦恼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众所信仰，在宫廷也不断出现了信仰讲说女人成佛的这种宗教的女官。但法然和亲鸾受到宫廷和旧佛教的迫害，公元1207年法然被流放于赞歧[赞歧：“今香川县，也称赞州。]，亲鸾被流放于越后[越后：今新泻县（佐渡岛除外）。]。好赖，安放染获得准许回到京都，亲鸾到达常陆，在东国的农村生活了二十八年之九。在东国期间，亲鸾亲眼看到了由于群众陷于贫困和无知的深渊、为了活命不得不从事狩猎和捕鱼等在佛教中认为是最为严重罪恶的杀生职业。作为佛教徒面对这种现实时，亲鸾成就了不依靠自己的修行和知识，而是只有绝对依靠佛陀的力量（他力），人才能够得救的绝对他力的教义，而开创了净土真宗。在这种信仰中，所谓僧侣不肉食、不结婚的戒律，就成为无意义的了。他就亲自娶妻纳妾。他的弟子记录他的讲话的《叹异抄》有句明艳是：“与其让善人往生，不如让恶人（往生—译者）。”这里说的“恶人”，可以作各种解释，有的是不得不杀生的贱民身份者或是反抗贵族和统治者，因而被他们看作是恶人的群众，这种现实成为亲鸾抱有这种思想的主要原因。
在净土信仰的一派里，有由和亲鸾同时期的一遍（公元1239—1282年）所开创的“时宗”。他历游各国，在街头宣讲念佛的教义，在农民中进行传教。
此外，自称“安房国旃驼罗（贱民）之子”的日莲（公元1222—1282年，实际是安房土豪之子），由天台宗转而热情倡导：只有信仰《法华经》才是唯一正确的，除了日念法华的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以外，是没有得救帜到的，并向其他所有宗派进行猛烈的攻击。日莲不仅对于来世得救，饿日对于现世得救抱有强烈的热情，因此，认为必须按照他所宣讲的《法华经》的教义（正法）来施政，而严厉攻击不按照正法的幕府。由于这种缘故，他曾被流放到伊豆和佐渡，但毫不屈服。日莲宗（法华宗）在工商业者中间取得矿反的信仰，在关东地方的地头之间也拥有信徒。
在这一时代，由留学宋朝的僧人荣西创立了临济宗，由道元创立了曹洞宗。这两个宗派都是禅宗，认为不用佛经的字句（不立文字），依靠自己内心的锻炼，可以得到精神的解放（得悟）。荣西接近幕府，受其保护；临济宗普及在武士中间。道元不接近权势，对天皇和幕府等尘世的权威一概加以否定，闭居在越前的永平寺，深思苦索，培养弟子。他所著《正法眼藏》，被认为是开展了独创的深奥的哲学的思索，在日本哲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曹洞宗不久吸收了密教和民间传统信仰的要求（这相对地原离了宗祖的意旨），而普及到民间中去。
新佛教各派积极的活动，虽使得东大寺的高 （明惠，公元1173—1232年）和兴福寺的贞庆（解脱，公元1155—1213年）得便感原来是旧佛教界的优秀僧人也有了改革教坛的热情，但旧教坛的势力并未动摇。
武士和农民信仰佛教，同时对神社也深为崇拜。他们最重视一个宗族的团结，把一个宗族的祖神或者守护该村的神作为团结的精神支柱。《永贞式目》，如前所述，从一开头就强调崇敬神社。当武士出征和凯旋或遇到其他大事，或在他们的生日、加冠之际，都向神社祈祷，在重大的誓愿中都把崇敬的神作为履行誓约的保证。在农民中间，神社也是村民互相协作的精神支柱。为了举行神社仪式，只由名主百姓中的有力人物作为成员，结成称为“宫座”的组织（后来，宫座向整个村民开放）。
这种神社信仰，并无多少教义，它和村民自古以来的生活紧密结合着。到镰仓时代，根据本地临凡（垂迹）的说法，兴起了和天台宗结合的山王神道；和真言宗结合的两部神道；另外，伊势外宫的神宫外了抵制内宫、伸张势力而成立了伊势神道。伊势神道说，神为本地，佛为临凡。三种神道都是在古来的神社信仰上结合了密教的咒术。
[一]“下克上”和战国的战乱
应仁、文明之乱和下克上 井上清著《日本历史》 楠飞鸟录入
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动荡，加速了社会最上层的守护大名 (成了领主的大名)以及足利氏一族内部旧有的分化和冲突。公元1416年，将军足利义持之弟足利义嗣，联合关东管领足利持氏的部下上杉氏宪举行叛变，关东的大名和有势力的武士都参加进去，发展成为关东一带的大乱。幕府好容易把它平定之后，足利持氏又企图谋取将军的地位。公元1423年，足利义持号令关东大名讨伐足利持氏，双方虽暂时取得妥协，但足利义持两代以后的将军足利义教，终于在1439年 (永享十一年)消灭了足利持氏 (永享之乱)。
足利义教从此之后不重视幕府的职权，策谋加强自己的独裁权力。这是因为在反幕府派利用各地发生的土一揆的情况下，幕府必然要设法集中权力。但这又推动了有势力的守护对幕府的背叛。所以足利氏的关东管领一灭亡，关东守护大名们的势力就强大起来了。在西国，九州的大友、菊池、少贰等反幕府派守护大名举行了叛乱。他们也被怀疑为：“在暗地里和土一揆互相串通”。幕府指令大内氏加以平定，于是大内氏的势力就强大到幕府无法控制的地步。本来独立性很强的南九州大守护岛津氏，也愈益不受幕府的调遣。甚至连将军足利义教于1441年 (嘉吉元年)打算撒销播磨守护赤松满佑的领国时，反而遭受赤松满佑的出其不意的反击 (嘉吉之乱)。赤松满佑后被继足利义教之后的将军足利义政 (公元1436一1490年)所派遣的所司山名持丰等人的军队所灭。
当时以近江马惜的暴动为开端的京都附近一带的士一揆，乘幕府动荡之机，在各村组织队伍，占据有名的大寺社，作为驻屯的据点。他们严禁放火和掠夺，秩序井然，并要求 “新将军登台之始，以施行德政为先例”，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群众在政治上已经成长到懂得利用幕府危机的地步。从此开始，土一揆再次在各地蔓延。近畿地方的每个村庄，守护和领主的威信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公元1454年和1457年，山城土一揆打败了从事镇压的幕府军和土仓的雇佣兵。甚至在镇压军的兵士中，有的也参加了一揆。
而且在占据幕府机构中枢的三管四职家的领国里，家臣身分的武士也不断利用土一揆的力量举行叛乱，以介入主家继承家督的争执，使这种各夺更为激烈。因此，在三管领之中，斯波和畠山两氏由于家族之争，几乎同归于尽，只有细川氏独自转为强大。当时在四职家中，山名氏强大了，以致和细川氏发生争夺。他们在斯波氏与畠山氏的内讧中，有的同斯波氏勾结，有的同畠山氏勾结，并和将军足利义政之弟义视及其子义尚的互争将军职位纠缠在一起。细川胜元拥立足利义视，山名持丰 (公元1404一U73年)拥立足利义尚，到公元1467年(应仁元年)，爆发了不仅是幕府重臣的各家，就连以大内氏为首的各国有势力守护大名也都卷入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战乱----应仁、文明之乱。
战争主要在京都进行。双方都雇佣了弃村逃亡的百姓，把城市的下层人民组成武装队伍，编为足轻，让他们任意放火，抢夺居民财物作为兵饷，致使大半个京都变为废墟。市民悲叹：“在你所熟悉的京都，看见黄昏的荒野飞起云雀，也会引人落泪……。”战争延续了十一年之久，双方首领真心作战只是最初的二、三年，此后则是欲罢不能地对峙着，武士和足轻们与其说是在互相争战，不如说是热衷于抢夺市内的财物。后来，引人注目的值得抢夺的财物已经没有了，武士们便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感觉厌烦，都纷纷返回了家乡。其中也有联合士一揆举行叛乱的。这样，在京都己没有战斗的武士，公元1477年 (文明九年)，战争就结束了。
应仁、文明大乱，搞得将军家和幕府重臣各家四分五裂，几乎陷于同归于尽的地步。在战乱结束的四年前，将军足利义政让位于足利义尚，在战乱后，他建筑别墅 (银阁)于东山，朝廷和幕府都沉迷于夜以继日的酒宴，为了这种游乐而将明日上朝的服装也典当给酒家了。将军的权威扫地，细川和山名等三管四职家也无法挽回昔日的权势了。
大名和武士们争夺领地的战乱从此波及到全国，名副其实的战国乱世延续了一百多年。家臣背叛主子，巧妙地攻占了主家，却又立即被他的部下所攻占的事例，也不稀奇。大名不把将军放在眼里，天皇的印象也淡薄了。当时的统治者称这种旧有秩序和权威阶层的基础的变动为 “下克上”(下层克服上层)。这一名词已经见于镰仓时代，即十三世纪中叶，在应仁、文明乱后这种情况己经泛滥到整个社会。
应仁、文明之乱和下克上 井上清著《日本历史》 楠飞鸟录入
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动荡，加速了社会最上层的守护大名 (成了领主的大名)以及足利氏一族内部旧有的分化和冲突。公元1416年，将军足利义持之弟足利义嗣，联合关东管领足利持氏的部下上杉氏宪举行叛变，关东的大名和有势力的武士都参加进去，发展成为关东一带的大乱。幕府好容易把它平定之后，足利持氏又企图谋取将军的地位。公元1423年，足利义持号令关东大名讨伐足利持氏，双方虽暂时取得妥协，但足利义持两代以后的将军足利义教，终于在1439年 (永享十一年)消灭了足利持氏 (永享之乱)。
足利义教从此之后不重视幕府的职权，策谋加强自己的独裁权力。这是因为在反幕府派利用各地发生的土一揆的情况下，幕府必然要设法集中权力。但这又推动了有势力的守护对幕府的背叛。所以足利氏的关东管领一灭亡，关东守护大名们的势力就强大起来了。在西国，九州的大友、菊池、少贰等反幕府派守护大名举行了叛乱。他们也被怀疑为：“在暗地里和土一揆互相串通”。幕府指令大内氏加以平定，于是大内氏的势力就强大到幕府无法控制的地步。本来独立性很强的南九州大守护岛津氏，也愈益不受幕府的调遣。甚至连将军足利义教于1441年 (嘉吉元年)打算撒销播磨守护赤松满佑的领国时，反而遭受赤松满佑的出其不意的反击 (嘉吉之乱)。赤松满佑后被继足利义教之后的将军足利义政 (公元1436一1490年)所派遣的所司山名持丰等人的军队所灭。
当时以近江马惜的暴动为开端的京都附近一带的士一揆，乘幕府动荡之机，在各村组织队伍，占据有名的大寺社，作为驻屯的据点。他们严禁放火和掠夺，秩序井然，并要求 “新将军登台之始，以施行德政为先例”，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群众在政治上已经成长到懂得利用幕府危机的地步。从此开始，土一揆再次在各地蔓延。近畿地方的每个村庄，守护和领主的威信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公元1454年和1457年，山城土一揆打败了从事镇压的幕府军和土仓的雇佣兵。甚至在镇压军的兵士中，有的也参加了一揆。
而且在占据幕府机构中枢的三管四职家的领国里，家臣身分的武士也不断利用土一揆的力量举行叛乱，以介入主家继承家督的争执，使这种各夺更为激烈。因此，在三管领之中，斯波和畠山两氏由于家族之争，几乎同归于尽，只有细川氏独自转为强大。当时在四职家中，山名氏强大了，以致和细川氏发生争夺。他们在斯波氏与畠山氏的内讧中，有的同斯波氏勾结，有的同畠山氏勾结，并和将军足利义政之弟义视及其子义尚的互争将军职位纠缠在一起。细川胜元拥立足利义视，山名持丰 (公元1404一U73年)拥立足利义尚，到公元1467年(应仁元年)，爆发了不仅是幕府重臣的各家，就连以大内氏为首的各国有势力守护大名也都卷入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战乱----应仁、文明之乱。
战争主要在京都进行。双方都雇佣了弃村逃亡的百姓，把城市的下层人民组成武装队伍，编为足轻，让他们任意放火，抢夺居民财物作为兵饷，致使大半个京都变为废墟。市民悲叹：“在你所熟悉的京都，看见黄昏的荒野飞起云雀，也会引人落泪……。”战争延续了十一年之久，双方首领真心作战只是最初的二、三年，此后则是欲罢不能地对峙着，武士和足轻们与其说是在互相争战，不如说是热衷于抢夺市内的财物。后来，引人注目的值得抢夺的财物已经没有了，武士们便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感觉厌烦，都纷纷返回了家乡。其中也有联合士一揆举行叛乱的。这样，在京都己没有战斗的武士，公元1477年 (文明九年)，战争就结束了。
应仁、文明大乱，搞得将军家和幕府重臣各家四分五裂，几乎陷于同归于尽的地步。在战乱结束的四年前，将军足利义政让位于足利义尚，在战乱后，他建筑别墅 (银阁)于东山，朝廷和幕府都沉迷于夜以继日的酒宴，为了这种游乐而将明日上朝的服装也典当给酒家了。将军的权威扫地，细川和山名等三管四职家也无法挽回昔日的权势了。
大名和武士们争夺领地的战乱从此波及到全国，名副其实的战国乱世延续了一百多年。家臣背叛主子，巧妙地攻占了主家，却又立即被他的部下所攻占的事例，也不稀奇。大名不把将军放在眼里，天皇的印象也淡薄了。当时的统治者称这种旧有秩序和权威阶层的基础的变动为 “下克上”(下层克服上层)。这一名词已经见于镰仓时代，即十三世纪中叶，在应仁、文明乱后这种情况己经泛滥到整个社会。
辛苦兄弟了，孙子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多了解了解小日的历史，对我们来是也是有必要的！
日本人发现的那些所谓的“旧石器时代遗留物”不是已经被证实是被人为事先埋下去的了吗？
日本的历史根本不能上溯到石器时代。是他们为了脱离与亚洲大陆种族的关系而瞎编的。
日本的历史根本不能上溯到石器时代。是他们为了脱离与亚洲大陆种族的关系而瞎编的。
还没有完的呀，后面的呢？？？
那天把神武天皇探究个结果出来就可以了。
不错，相关不错，顶，顶你，支持，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