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历史中国众生相 1966─1976》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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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系列肖像名单:
（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巴金、包泡、卞仲耘、王晶尧(夫妇)、 柴梅尘、周西蒙(母子)、陈寅恪、陈永贵、陈耀文、董浩、顾准、郭世英、冯友兰、胡风、华国锋、黄帅、浩然、翦伯赞、江青、金桂荣、金桂霞(姐妹)、金训华、康生、老舍、李劫夫、李振盛、梁漱溟、梁思成、林彪、林风眠、刘长瑜、刘敦、刘亮(父子)、刘少奇、刘啸清、吕立新、骆明、毛泽东、蒙飞、聂元梓、彭德怀、上官云珠、沈莉莉、水天光、田家英、涂集中、王凤仪、王洪文、王进喜、王凯、乔晓红(夫妇)、王仁义、翁德国、吴晗、姚文元、杨丽坤、于向珍、遇罗克、张春桥、张圭显、张天琚、张志新、周恩来。
《历史中国众生相》作品人物部分简介（摘自《今日艺术网》）
巴金（1904—2005）
文学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7年，先后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参加进步刊物《半月》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宣传，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创作《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
1936年，与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激流三部曲”之《春》和《秋》。
1940年至1945年写作“抗战三部曲”之《火》。抗战后期创作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
1958年，巴金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1966 年“文革”爆发后，巴金受到 “造反派”批判，关“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1967年 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
1972年，萧珊病故。同年，巴金获准返回上海，重新开始翻译工作。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共5本，记录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反思，被视作“中国的良心”。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
1986 年，在《随想录》中提议建造“文革博物馆”，“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985年，在巴金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
巴金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包泡
雕塑家、艺术批评家、建筑批评家。
1940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文革”爆发时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组织。1966年10月，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曾因“炮打张春桥”等事件被审查。
196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
1979年创作一批石雕作品，其中作品“夜”被看作是国内最早受西方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布朗库西等的影响创作出来的作品。
1980年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星星美展”。 第一届“星星美展”于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外举办，这一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与同时期的一些非官方文化艺术活动共同标志着新时期文化艺术的觉醒。
1985年，在河南创办曲阳环境艺术学校。
1996年组织成立北京怀柔“山林雕塑公园”，多次在园内艺术家村组织有关当代艺术、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建筑等的行为艺术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01年参加在成都举办的“城市公共艺术环境论坛”，批评国内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之滞后。
2003年开始为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呼吁创造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化、建筑文化。
2007年3月参加在北京酒厂艺术区TRA画廊举办的“重影----当代雕塑三人展”。
卞仲耘（1916-1966）
卞仲耘，女，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
1938年春天，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1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丈夫王晶尧一起奔赴共产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从 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卞仲耘接受战友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先后教过语文、政治，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到1966年“文革”前夕，卞仲耘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是4个孩子的母亲。
1966 年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革命”迅速展开。一些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一张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饱受精神和肉体凌辱。批判会后，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发起“大批判会”。卞仲耘等5位校负责人被剪掉头发泼上墨水，揪到大操场上，头戴高帽，脖子被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一字排开跪下接受批判。此后又被押着“游街”，一边走一边敲打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被赶到小操场之后，红卫兵又强迫他们挑沙子。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此后又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一路上乱棍如雨，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往她身上倒脏物，用脚猛踢，大声喊：“装死！”
批斗会进入尾声。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电话请示北京市委后，由校工将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的卞仲耘推到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用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到医院已是晚上7时左右，卞仲耘已死亡多时，成为 “文革”中北京第一个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第二天，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意在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柴梅尘 (1917-1993)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之妻。周明镇曾获号称古生物研究的诺贝尔奖的罗美尔.辛普森奖。
柴梅尘年青时深受巴金作品影响，夫妇俩与巴金夫妇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联系。1951年，已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周明镇从美国归国，“哪怕是上岸就杀头也要回来”。柴梅尘带两幼子（周西蒙，周西芹）从台湾归国。
“文革”期间，柴梅尘与家人饱受批斗之苦。周明镇曾自杀数次，均被及时发现并抢救。据其学生回忆，某次周明镇自杀抢救苏醒后，马上被押回单位继续批斗，渴得连痰盂里的水都喝了。
1968年，长子周西蒙卧轨自杀。在长子去世后，柴梅尘自责了二十年，“为什么会带孩子回来送死？” 1990年，柴梅尘患上忧郁症，1993年2月26日，在家中自缢。去世前两天，在睡梦中突然大喊“西蒙，西蒙，妈妈来啦！”
周西蒙(1940-1968)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的长子。1940年出生于重庆沙坪坝，六岁随父母到台湾，十岁随母亲柴梅尘回到大陆。
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分配到北京市地质局101地质勘探队工作，常年驻守京郊密云线前栗园村。
1968年，因一句“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是参加的集体婚礼”，周西蒙被划为“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1968年12月28日晨，周西蒙在京承铁路线密云前栗园村段卧轨自杀，时年28岁，留下妻子和刚满半岁的女儿。死后被葬在靠近密云铁路附近的一个无名山坡。一只被火车钢轮碾压变形的手表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遗物，如今，表内依然是斑斑血迹。
周西蒙的妻子龙玉英，1938出生于新加坡，50年代受政治宣传影响，十六岁时私自出逃，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周西蒙相识于中国地质大学，后同在密云地质勘探队工作，1966年与周西蒙结婚，1967年生下女儿周理音。1972年，龙玉英带五岁的女儿经香港回新加坡，但新加坡拒绝接受从共产国家返回的公民，滞留香港，带着女儿在人家帮佣。1975年在美国使馆签证时，签证官在听了她的经历后，也哭了，当时发予难民签证。龙玉英一直未再婚，开车上高速公路是她永远克服不了的障碍，因为她怕那种急速驶过的感觉。
陈耀文
1960年3月14日，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唐格木劳改农场。三岁时被送回祖籍河南武陟县大封乡赵庄，随爷爷奶奶生活。
1966年冬天，重回父母亲身边。
1967年春天，随父母弟妹搬迁到青海省会西宁，就读于西宁南山路小学。
“文革”期间，曾是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员，副班长，班长，团支部书记，基干民兵排排长，西宁十一中学团委委员，目睹过武斗的场面，抚摸过保皇派的“阴阳头”，旁观过浩大的群众游行，参加过居委会的批斗会。
1976年12月28日，在父亲的多方努力之下，陈耀文顺利穿上军装，成为青海省军区解放军第四医院的一名新兵。从军前几年曾是放映员，洗衣班班长，卫生员。
1979年夏，参加了地方高考和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军校考试获得青海省军区第一名，但因视力不合格未能被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录取。
1980年，考入兰州军区军医学校检验班。
198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毕业，被提拔为军官，行政23级，正排职，并分配回原医院检验科任检验技师。期间在文学领域刻苦耕耘。
1985年8月16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组诗《战士万岁》。几个月后，作为宣传干事成为中越战争老山前线将士的一员，担任前线部队战报《猛击报》编辑，并组织成立“老山魂战士诗社”，出任社长，发表众多诗歌散文。
1987年5月，随部队撤回陕西驻地。
1990年底，开始涉足部队电视工作。1991年，所负责的47集团军电视报道工作荣获解放军全军第一名， 1992年8月，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来自地下600米的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获得当年全军新闻一等奖，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陈耀文荣立二等军功。
1994年1月10日，进入央视《东方时空》，任“焦点时刻”记者。
1997年8月，以副团职中校的军阶正式转业离开军队。
1994 年4月1日，《焦点访谈》栏目在央视一套开播，首期节目里，陈耀文兼任摄像和编辑。随后几年，参与中国新闻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秦兵马俑二号坑开展，驻港部队亮相，香港回归，三峡工程大江截流，1998全国大抗洪，建国50周年庆典，澳门回归，千禧年，新世纪，申奥成功，国足冲进世界杯、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落、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俘，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巴勒斯坦大选，抗战胜利60周年……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曾任《东方时空?直通现场》、《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和《国际观察》主编，《世界》总编导，《感动中国》、《3.15红黑榜》和《温暖在身边》等央视节目策划者之一。
1994年12月，采访新疆克拉玛依“12.8”重大火灾事故，所制作的纪录片因故未能播出。2006年底，在火灾12周年之时，以《迟来的报道——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揭秘》为题，在个人博客里连续发出四篇详细的图文报道。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
百科全书式学者。
义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主张变法维新。父亲陈三立，为晚清著名诗人。
少时在家塾就读，广涉经、史典籍。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行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及美国哈佛大学等。留学期间，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
1925年回国。1926年6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历史、中文两系教授，并在北大授课。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1938年秋，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其为汉学教授，成为该校聘用的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他离昆明到香港，因“二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随即出走香港，先后在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曾作赋讽刺桂林某些文人向蒋介石献九鼎之举。期间，出版《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 1945，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获授英国皇家科学院外国籍院士。眼疾治疗无果，双目失明。遂辞去聘约，于194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1948年，到广州，拒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岭南大学，于1950出版《元白诗笺证稿》。1952年移教于中山大学。1955年后并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晚年，在助手帮助下，编《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著洋洋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
“文革”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世。
陈寅恪一生提倡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53 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绘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终未就任。
他拒绝做全国人大代表，虽同意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而并未到任，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却从未出席会议。他曾“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
1958年，陈作为“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遭到批判，被迫停止授课。他给校长一信，信中说：“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次年，他还对劝他重新开课、带研究生的人说，“只要（有？）毛主席或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1967 年，面对“文革”的批判和迫害，陈写了书面声明；“一，我平生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老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的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陈永贵（1914-1986）
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担任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进行农田改造，建设稳产高产梯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将陈永贵树为典型，在全省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1963年夏，大寨遭遇特大洪水，陈永贵提出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党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党员向陈永贵学习。于是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出现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1964 年3月，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情况，听取了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汇报，要求周恩来留意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周恩来指示陶鲁笳亲自到大寨蹲点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也率队到大寨考察，写出调查报告，对大寨经验和陈永贵事迹予以肯定。
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大寨经验。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应毛泽东之邀参加12月26号日毛泽东的生日午宴。
1964年底，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5 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村掀起 “学大寨”的高潮。十几年中，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710万人次到大寨参观学习，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大寨。周恩来曾三上大寨虎头山，郭沫若更是将虎头山作为自己的人生的归宿。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寨几乎成为农业的“麦加”。
1967年1月，陈永贵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经毛泽东提名，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并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农业工作。此后，走遍全国大多数省份，用“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后人称其为“扎白毛巾的副总理”、“布衣宰相”、“文盲宰相”。
1976年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2年，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系列肖像名单:
（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巴金、包泡、卞仲耘、王晶尧(夫妇)、 柴梅尘、周西蒙(母子)、陈寅恪、陈永贵、陈耀文、董浩、顾准、郭世英、冯友兰、胡风、华国锋、黄帅、浩然、翦伯赞、江青、金桂荣、金桂霞(姐妹)、金训华、康生、老舍、李劫夫、李振盛、梁漱溟、梁思成、林彪、林风眠、刘长瑜、刘敦、刘亮(父子)、刘少奇、刘啸清、吕立新、骆明、毛泽东、蒙飞、聂元梓、彭德怀、上官云珠、沈莉莉、水天光、田家英、涂集中、王凤仪、王洪文、王进喜、王凯、乔晓红(夫妇)、王仁义、翁德国、吴晗、姚文元、杨丽坤、于向珍、遇罗克、张春桥、张圭显、张天琚、张志新、周恩来。
《历史中国众生相》作品人物部分简介（摘自《今日艺术网》）
巴金（1904—2005）
文学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7年，先后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参加进步刊物《半月》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宣传，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创作《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
1936年，与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激流三部曲”之《春》和《秋》。
1940年至1945年写作“抗战三部曲”之《火》。抗战后期创作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
1958年，巴金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1966 年“文革”爆发后，巴金受到 “造反派”批判，关“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1967年 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
1972年，萧珊病故。同年，巴金获准返回上海，重新开始翻译工作。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共5本，记录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反思，被视作“中国的良心”。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
1986 年，在《随想录》中提议建造“文革博物馆”，“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985年，在巴金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
巴金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包泡
雕塑家、艺术批评家、建筑批评家。
1940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文革”爆发时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组织。1966年10月，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曾因“炮打张春桥”等事件被审查。
196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
1979年创作一批石雕作品，其中作品“夜”被看作是国内最早受西方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布朗库西等的影响创作出来的作品。
1980年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星星美展”。 第一届“星星美展”于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外举办，这一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与同时期的一些非官方文化艺术活动共同标志着新时期文化艺术的觉醒。
1985年，在河南创办曲阳环境艺术学校。
1996年组织成立北京怀柔“山林雕塑公园”，多次在园内艺术家村组织有关当代艺术、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建筑等的行为艺术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01年参加在成都举办的“城市公共艺术环境论坛”，批评国内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之滞后。
2003年开始为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呼吁创造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化、建筑文化。
2007年3月参加在北京酒厂艺术区TRA画廊举办的“重影----当代雕塑三人展”。
卞仲耘（1916-1966）
卞仲耘，女，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
1938年春天，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1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丈夫王晶尧一起奔赴共产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从 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卞仲耘接受战友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先后教过语文、政治，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到1966年“文革”前夕，卞仲耘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是4个孩子的母亲。
1966 年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革命”迅速展开。一些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一张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饱受精神和肉体凌辱。批判会后，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发起“大批判会”。卞仲耘等5位校负责人被剪掉头发泼上墨水，揪到大操场上，头戴高帽，脖子被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一字排开跪下接受批判。此后又被押着“游街”，一边走一边敲打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被赶到小操场之后，红卫兵又强迫他们挑沙子。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此后又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一路上乱棍如雨，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往她身上倒脏物，用脚猛踢，大声喊：“装死！”
批斗会进入尾声。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电话请示北京市委后，由校工将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的卞仲耘推到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用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到医院已是晚上7时左右，卞仲耘已死亡多时，成为 “文革”中北京第一个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第二天，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意在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柴梅尘 (1917-1993)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之妻。周明镇曾获号称古生物研究的诺贝尔奖的罗美尔.辛普森奖。
柴梅尘年青时深受巴金作品影响，夫妇俩与巴金夫妇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联系。1951年，已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周明镇从美国归国，“哪怕是上岸就杀头也要回来”。柴梅尘带两幼子（周西蒙，周西芹）从台湾归国。
“文革”期间，柴梅尘与家人饱受批斗之苦。周明镇曾自杀数次，均被及时发现并抢救。据其学生回忆，某次周明镇自杀抢救苏醒后，马上被押回单位继续批斗，渴得连痰盂里的水都喝了。
1968年，长子周西蒙卧轨自杀。在长子去世后，柴梅尘自责了二十年，“为什么会带孩子回来送死？” 1990年，柴梅尘患上忧郁症，1993年2月26日，在家中自缢。去世前两天，在睡梦中突然大喊“西蒙，西蒙，妈妈来啦！”
周西蒙(1940-1968)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的长子。1940年出生于重庆沙坪坝，六岁随父母到台湾，十岁随母亲柴梅尘回到大陆。
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分配到北京市地质局101地质勘探队工作，常年驻守京郊密云线前栗园村。
1968年，因一句“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是参加的集体婚礼”，周西蒙被划为“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1968年12月28日晨，周西蒙在京承铁路线密云前栗园村段卧轨自杀，时年28岁，留下妻子和刚满半岁的女儿。死后被葬在靠近密云铁路附近的一个无名山坡。一只被火车钢轮碾压变形的手表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遗物，如今，表内依然是斑斑血迹。
周西蒙的妻子龙玉英，1938出生于新加坡，50年代受政治宣传影响，十六岁时私自出逃，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周西蒙相识于中国地质大学，后同在密云地质勘探队工作，1966年与周西蒙结婚，1967年生下女儿周理音。1972年，龙玉英带五岁的女儿经香港回新加坡，但新加坡拒绝接受从共产国家返回的公民，滞留香港，带着女儿在人家帮佣。1975年在美国使馆签证时，签证官在听了她的经历后，也哭了，当时发予难民签证。龙玉英一直未再婚，开车上高速公路是她永远克服不了的障碍，因为她怕那种急速驶过的感觉。
陈耀文
1960年3月14日，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唐格木劳改农场。三岁时被送回祖籍河南武陟县大封乡赵庄，随爷爷奶奶生活。
1966年冬天，重回父母亲身边。
1967年春天，随父母弟妹搬迁到青海省会西宁，就读于西宁南山路小学。
“文革”期间，曾是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员，副班长，班长，团支部书记，基干民兵排排长，西宁十一中学团委委员，目睹过武斗的场面，抚摸过保皇派的“阴阳头”，旁观过浩大的群众游行，参加过居委会的批斗会。
1976年12月28日，在父亲的多方努力之下，陈耀文顺利穿上军装，成为青海省军区解放军第四医院的一名新兵。从军前几年曾是放映员，洗衣班班长，卫生员。
1979年夏，参加了地方高考和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军校考试获得青海省军区第一名，但因视力不合格未能被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录取。
1980年，考入兰州军区军医学校检验班。
198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毕业，被提拔为军官，行政23级，正排职，并分配回原医院检验科任检验技师。期间在文学领域刻苦耕耘。
1985年8月16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组诗《战士万岁》。几个月后，作为宣传干事成为中越战争老山前线将士的一员，担任前线部队战报《猛击报》编辑，并组织成立“老山魂战士诗社”，出任社长，发表众多诗歌散文。
1987年5月，随部队撤回陕西驻地。
1990年底，开始涉足部队电视工作。1991年，所负责的47集团军电视报道工作荣获解放军全军第一名， 1992年8月，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来自地下600米的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获得当年全军新闻一等奖，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陈耀文荣立二等军功。
1994年1月10日，进入央视《东方时空》，任“焦点时刻”记者。
1997年8月，以副团职中校的军阶正式转业离开军队。
1994 年4月1日，《焦点访谈》栏目在央视一套开播，首期节目里，陈耀文兼任摄像和编辑。随后几年，参与中国新闻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秦兵马俑二号坑开展，驻港部队亮相，香港回归，三峡工程大江截流，1998全国大抗洪，建国50周年庆典，澳门回归，千禧年，新世纪，申奥成功，国足冲进世界杯、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落、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俘，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巴勒斯坦大选，抗战胜利60周年……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曾任《东方时空?直通现场》、《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和《国际观察》主编，《世界》总编导，《感动中国》、《3.15红黑榜》和《温暖在身边》等央视节目策划者之一。
1994年12月，采访新疆克拉玛依“12.8”重大火灾事故，所制作的纪录片因故未能播出。2006年底，在火灾12周年之时，以《迟来的报道——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揭秘》为题，在个人博客里连续发出四篇详细的图文报道。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
百科全书式学者。
义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主张变法维新。父亲陈三立，为晚清著名诗人。
少时在家塾就读，广涉经、史典籍。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行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及美国哈佛大学等。留学期间，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
1925年回国。1926年6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历史、中文两系教授，并在北大授课。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1938年秋，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其为汉学教授，成为该校聘用的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他离昆明到香港，因“二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随即出走香港，先后在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曾作赋讽刺桂林某些文人向蒋介石献九鼎之举。期间，出版《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 1945，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获授英国皇家科学院外国籍院士。眼疾治疗无果，双目失明。遂辞去聘约，于194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1948年，到广州，拒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岭南大学，于1950出版《元白诗笺证稿》。1952年移教于中山大学。1955年后并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晚年，在助手帮助下，编《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著洋洋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
“文革”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世。
陈寅恪一生提倡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53 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绘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终未就任。
他拒绝做全国人大代表，虽同意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而并未到任，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却从未出席会议。他曾“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
1958年，陈作为“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遭到批判，被迫停止授课。他给校长一信，信中说：“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次年，他还对劝他重新开课、带研究生的人说，“只要（有？）毛主席或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1967 年，面对“文革”的批判和迫害，陈写了书面声明；“一，我平生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老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的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陈永贵（1914-1986）
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担任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进行农田改造，建设稳产高产梯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将陈永贵树为典型，在全省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1963年夏，大寨遭遇特大洪水，陈永贵提出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党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党员向陈永贵学习。于是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出现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1964 年3月，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情况，听取了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汇报，要求周恩来留意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周恩来指示陶鲁笳亲自到大寨蹲点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也率队到大寨考察，写出调查报告，对大寨经验和陈永贵事迹予以肯定。
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大寨经验。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应毛泽东之邀参加12月26号日毛泽东的生日午宴。
1964年底，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5 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村掀起 “学大寨”的高潮。十几年中，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710万人次到大寨参观学习，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大寨。周恩来曾三上大寨虎头山，郭沫若更是将虎头山作为自己的人生的归宿。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寨几乎成为农业的“麦加”。
1967年1月，陈永贵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经毛泽东提名，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并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农业工作。此后，走遍全国大多数省份，用“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后人称其为“扎白毛巾的副总理”、“布衣宰相”、“文盲宰相”。
1976年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2年，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
（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巴金、包泡、卞仲耘、王晶尧(夫妇)、 柴梅尘、周西蒙(母子)、陈寅恪、陈永贵、陈耀文、董浩、顾准、郭世英、冯友兰、胡风、华国锋、黄帅、浩然、翦伯赞、江青、金桂荣、金桂霞(姐妹)、金训华、康生、老舍、李劫夫、李振盛、梁漱溟、梁思成、林彪、林风眠、刘长瑜、刘敦、刘亮(父子)、刘少奇、刘啸清、吕立新、骆明、毛泽东、蒙飞、聂元梓、彭德怀、上官云珠、沈莉莉、水天光、田家英、涂集中、王凤仪、王洪文、王进喜、王凯、乔晓红(夫妇)、王仁义、翁德国、吴晗、姚文元、杨丽坤、于向珍、遇罗克、张春桥、张圭显、张天琚、张志新、周恩来。
《历史中国众生相》作品人物部分简介（摘自《今日艺术网》）
巴金（1904—2005）
文学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7年，先后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参加进步刊物《半月》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宣传，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创作《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
1936年，与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激流三部曲”之《春》和《秋》。
1940年至1945年写作“抗战三部曲”之《火》。抗战后期创作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
1958年，巴金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1966 年“文革”爆发后，巴金受到 “造反派”批判，关“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1967年 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
1972年，萧珊病故。同年，巴金获准返回上海，重新开始翻译工作。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共5本，记录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反思，被视作“中国的良心”。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
1986 年，在《随想录》中提议建造“文革博物馆”，“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985年，在巴金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
巴金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包泡
雕塑家、艺术批评家、建筑批评家。
1940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文革”爆发时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组织。1966年10月，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曾因“炮打张春桥”等事件被审查。
196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
1979年创作一批石雕作品，其中作品“夜”被看作是国内最早受西方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布朗库西等的影响创作出来的作品。
1980年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星星美展”。 第一届“星星美展”于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外举办，这一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与同时期的一些非官方文化艺术活动共同标志着新时期文化艺术的觉醒。
1985年，在河南创办曲阳环境艺术学校。
1996年组织成立北京怀柔“山林雕塑公园”，多次在园内艺术家村组织有关当代艺术、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建筑等的行为艺术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01年参加在成都举办的“城市公共艺术环境论坛”，批评国内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之滞后。
2003年开始为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呼吁创造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化、建筑文化。
2007年3月参加在北京酒厂艺术区TRA画廊举办的“重影----当代雕塑三人展”。
卞仲耘（1916-1966）
卞仲耘，女，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
1938年春天，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1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丈夫王晶尧一起奔赴共产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从 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卞仲耘接受战友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先后教过语文、政治，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到1966年“文革”前夕，卞仲耘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是4个孩子的母亲。
1966 年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革命”迅速展开。一些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一张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饱受精神和肉体凌辱。批判会后，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发起“大批判会”。卞仲耘等5位校负责人被剪掉头发泼上墨水，揪到大操场上，头戴高帽，脖子被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一字排开跪下接受批判。此后又被押着“游街”，一边走一边敲打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被赶到小操场之后，红卫兵又强迫他们挑沙子。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此后又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一路上乱棍如雨，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往她身上倒脏物，用脚猛踢，大声喊：“装死！”
批斗会进入尾声。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电话请示北京市委后，由校工将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的卞仲耘推到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用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到医院已是晚上7时左右，卞仲耘已死亡多时，成为 “文革”中北京第一个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第二天，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意在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柴梅尘 (1917-1993)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之妻。周明镇曾获号称古生物研究的诺贝尔奖的罗美尔.辛普森奖。
柴梅尘年青时深受巴金作品影响，夫妇俩与巴金夫妇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联系。1951年，已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周明镇从美国归国，“哪怕是上岸就杀头也要回来”。柴梅尘带两幼子（周西蒙，周西芹）从台湾归国。
“文革”期间，柴梅尘与家人饱受批斗之苦。周明镇曾自杀数次，均被及时发现并抢救。据其学生回忆，某次周明镇自杀抢救苏醒后，马上被押回单位继续批斗，渴得连痰盂里的水都喝了。
1968年，长子周西蒙卧轨自杀。在长子去世后，柴梅尘自责了二十年，“为什么会带孩子回来送死？” 1990年，柴梅尘患上忧郁症，1993年2月26日，在家中自缢。去世前两天，在睡梦中突然大喊“西蒙，西蒙，妈妈来啦！”
周西蒙(1940-1968)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的长子。1940年出生于重庆沙坪坝，六岁随父母到台湾，十岁随母亲柴梅尘回到大陆。
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分配到北京市地质局101地质勘探队工作，常年驻守京郊密云线前栗园村。
1968年，因一句“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是参加的集体婚礼”，周西蒙被划为“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1968年12月28日晨，周西蒙在京承铁路线密云前栗园村段卧轨自杀，时年28岁，留下妻子和刚满半岁的女儿。死后被葬在靠近密云铁路附近的一个无名山坡。一只被火车钢轮碾压变形的手表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遗物，如今，表内依然是斑斑血迹。
周西蒙的妻子龙玉英，1938出生于新加坡，50年代受政治宣传影响，十六岁时私自出逃，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周西蒙相识于中国地质大学，后同在密云地质勘探队工作，1966年与周西蒙结婚，1967年生下女儿周理音。1972年，龙玉英带五岁的女儿经香港回新加坡，但新加坡拒绝接受从共产国家返回的公民，滞留香港，带着女儿在人家帮佣。1975年在美国使馆签证时，签证官在听了她的经历后，也哭了，当时发予难民签证。龙玉英一直未再婚，开车上高速公路是她永远克服不了的障碍，因为她怕那种急速驶过的感觉。
陈耀文
1960年3月14日，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唐格木劳改农场。三岁时被送回祖籍河南武陟县大封乡赵庄，随爷爷奶奶生活。
1966年冬天，重回父母亲身边。
1967年春天，随父母弟妹搬迁到青海省会西宁，就读于西宁南山路小学。
“文革”期间，曾是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员，副班长，班长，团支部书记，基干民兵排排长，西宁十一中学团委委员，目睹过武斗的场面，抚摸过保皇派的“阴阳头”，旁观过浩大的群众游行，参加过居委会的批斗会。
1976年12月28日，在父亲的多方努力之下，陈耀文顺利穿上军装，成为青海省军区解放军第四医院的一名新兵。从军前几年曾是放映员，洗衣班班长，卫生员。
1979年夏，参加了地方高考和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军校考试获得青海省军区第一名，但因视力不合格未能被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录取。
1980年，考入兰州军区军医学校检验班。
198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毕业，被提拔为军官，行政23级，正排职，并分配回原医院检验科任检验技师。期间在文学领域刻苦耕耘。
1985年8月16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组诗《战士万岁》。几个月后，作为宣传干事成为中越战争老山前线将士的一员，担任前线部队战报《猛击报》编辑，并组织成立“老山魂战士诗社”，出任社长，发表众多诗歌散文。
1987年5月，随部队撤回陕西驻地。
1990年底，开始涉足部队电视工作。1991年，所负责的47集团军电视报道工作荣获解放军全军第一名， 1992年8月，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来自地下600米的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获得当年全军新闻一等奖，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陈耀文荣立二等军功。
1994年1月10日，进入央视《东方时空》，任“焦点时刻”记者。
1997年8月，以副团职中校的军阶正式转业离开军队。
1994 年4月1日，《焦点访谈》栏目在央视一套开播，首期节目里，陈耀文兼任摄像和编辑。随后几年，参与中国新闻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秦兵马俑二号坑开展，驻港部队亮相，香港回归，三峡工程大江截流，1998全国大抗洪，建国50周年庆典，澳门回归，千禧年，新世纪，申奥成功，国足冲进世界杯、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落、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俘，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巴勒斯坦大选，抗战胜利60周年……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曾任《东方时空?直通现场》、《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和《国际观察》主编，《世界》总编导，《感动中国》、《3.15红黑榜》和《温暖在身边》等央视节目策划者之一。
1994年12月，采访新疆克拉玛依“12.8”重大火灾事故，所制作的纪录片因故未能播出。2006年底，在火灾12周年之时，以《迟来的报道——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揭秘》为题，在个人博客里连续发出四篇详细的图文报道。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
百科全书式学者。
义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主张变法维新。父亲陈三立，为晚清著名诗人。
少时在家塾就读，广涉经、史典籍。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行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及美国哈佛大学等。留学期间，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
1925年回国。1926年6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历史、中文两系教授，并在北大授课。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1938年秋，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其为汉学教授，成为该校聘用的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他离昆明到香港，因“二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随即出走香港，先后在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曾作赋讽刺桂林某些文人向蒋介石献九鼎之举。期间，出版《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 1945，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获授英国皇家科学院外国籍院士。眼疾治疗无果，双目失明。遂辞去聘约，于194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1948年，到广州，拒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岭南大学，于1950出版《元白诗笺证稿》。1952年移教于中山大学。1955年后并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晚年，在助手帮助下，编《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著洋洋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
“文革”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世。
陈寅恪一生提倡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53 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绘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终未就任。
他拒绝做全国人大代表，虽同意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而并未到任，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却从未出席会议。他曾“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
1958年，陈作为“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遭到批判，被迫停止授课。他给校长一信，信中说：“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次年，他还对劝他重新开课、带研究生的人说，“只要（有？）毛主席或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1967 年，面对“文革”的批判和迫害，陈写了书面声明；“一，我平生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老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的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陈永贵（1914-1986）
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担任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进行农田改造，建设稳产高产梯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将陈永贵树为典型，在全省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1963年夏，大寨遭遇特大洪水，陈永贵提出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党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党员向陈永贵学习。于是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出现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1964 年3月，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情况，听取了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汇报，要求周恩来留意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周恩来指示陶鲁笳亲自到大寨蹲点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也率队到大寨考察，写出调查报告，对大寨经验和陈永贵事迹予以肯定。
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大寨经验。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应毛泽东之邀参加12月26号日毛泽东的生日午宴。
1964年底，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5 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村掀起 “学大寨”的高潮。十几年中，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710万人次到大寨参观学习，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大寨。周恩来曾三上大寨虎头山，郭沫若更是将虎头山作为自己的人生的归宿。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寨几乎成为农业的“麦加”。
1967年1月，陈永贵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经毛泽东提名，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并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农业工作。此后，走遍全国大多数省份，用“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后人称其为“扎白毛巾的副总理”、“布衣宰相”、“文盲宰相”。
1976年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2年，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系列肖像名单:
（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巴金、包泡、卞仲耘、王晶尧(夫妇)、 柴梅尘、周西蒙(母子)、陈寅恪、陈永贵、陈耀文、董浩、顾准、郭世英、冯友兰、胡风、华国锋、黄帅、浩然、翦伯赞、江青、金桂荣、金桂霞(姐妹)、金训华、康生、老舍、李劫夫、李振盛、梁漱溟、梁思成、林彪、林风眠、刘长瑜、刘敦、刘亮(父子)、刘少奇、刘啸清、吕立新、骆明、毛泽东、蒙飞、聂元梓、彭德怀、上官云珠、沈莉莉、水天光、田家英、涂集中、王凤仪、王洪文、王进喜、王凯、乔晓红(夫妇)、王仁义、翁德国、吴晗、姚文元、杨丽坤、于向珍、遇罗克、张春桥、张圭显、张天琚、张志新、周恩来。
《历史中国众生相》作品人物部分简介（摘自《今日艺术网》）
巴金（1904—2005）
文学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7年，先后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参加进步刊物《半月》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宣传，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创作《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
1936年，与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激流三部曲”之《春》和《秋》。
1940年至1945年写作“抗战三部曲”之《火》。抗战后期创作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
1958年，巴金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1966 年“文革”爆发后，巴金受到 “造反派”批判，关“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1967年 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
1972年，萧珊病故。同年，巴金获准返回上海，重新开始翻译工作。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共5本，记录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反思，被视作“中国的良心”。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
1986 年，在《随想录》中提议建造“文革博物馆”，“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985年，在巴金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
巴金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包泡
雕塑家、艺术批评家、建筑批评家。
1940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文革”爆发时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组织。1966年10月，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曾因“炮打张春桥”等事件被审查。
196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
1979年创作一批石雕作品，其中作品“夜”被看作是国内最早受西方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布朗库西等的影响创作出来的作品。
1980年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星星美展”。 第一届“星星美展”于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外举办，这一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与同时期的一些非官方文化艺术活动共同标志着新时期文化艺术的觉醒。
1985年，在河南创办曲阳环境艺术学校。
1996年组织成立北京怀柔“山林雕塑公园”，多次在园内艺术家村组织有关当代艺术、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建筑等的行为艺术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01年参加在成都举办的“城市公共艺术环境论坛”，批评国内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之滞后。
2003年开始为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呼吁创造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化、建筑文化。
2007年3月参加在北京酒厂艺术区TRA画廊举办的“重影----当代雕塑三人展”。
卞仲耘（1916-1966）
卞仲耘，女，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
1938年春天，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1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丈夫王晶尧一起奔赴共产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从 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卞仲耘接受战友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先后教过语文、政治，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到1966年“文革”前夕，卞仲耘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是4个孩子的母亲。
1966 年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革命”迅速展开。一些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一张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饱受精神和肉体凌辱。批判会后，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发起“大批判会”。卞仲耘等5位校负责人被剪掉头发泼上墨水，揪到大操场上，头戴高帽，脖子被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一字排开跪下接受批判。此后又被押着“游街”，一边走一边敲打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被赶到小操场之后，红卫兵又强迫他们挑沙子。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此后又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一路上乱棍如雨，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往她身上倒脏物，用脚猛踢，大声喊：“装死！”
批斗会进入尾声。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电话请示北京市委后，由校工将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的卞仲耘推到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用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到医院已是晚上7时左右，卞仲耘已死亡多时，成为 “文革”中北京第一个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第二天，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意在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柴梅尘 (1917-1993)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之妻。周明镇曾获号称古生物研究的诺贝尔奖的罗美尔.辛普森奖。
柴梅尘年青时深受巴金作品影响，夫妇俩与巴金夫妇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联系。1951年，已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周明镇从美国归国，“哪怕是上岸就杀头也要回来”。柴梅尘带两幼子（周西蒙，周西芹）从台湾归国。
“文革”期间，柴梅尘与家人饱受批斗之苦。周明镇曾自杀数次，均被及时发现并抢救。据其学生回忆，某次周明镇自杀抢救苏醒后，马上被押回单位继续批斗，渴得连痰盂里的水都喝了。
1968年，长子周西蒙卧轨自杀。在长子去世后，柴梅尘自责了二十年，“为什么会带孩子回来送死？” 1990年，柴梅尘患上忧郁症，1993年2月26日，在家中自缢。去世前两天，在睡梦中突然大喊“西蒙，西蒙，妈妈来啦！”
周西蒙(1940-1968)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的长子。1940年出生于重庆沙坪坝，六岁随父母到台湾，十岁随母亲柴梅尘回到大陆。
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分配到北京市地质局101地质勘探队工作，常年驻守京郊密云线前栗园村。
1968年，因一句“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是参加的集体婚礼”，周西蒙被划为“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1968年12月28日晨，周西蒙在京承铁路线密云前栗园村段卧轨自杀，时年28岁，留下妻子和刚满半岁的女儿。死后被葬在靠近密云铁路附近的一个无名山坡。一只被火车钢轮碾压变形的手表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遗物，如今，表内依然是斑斑血迹。
周西蒙的妻子龙玉英，1938出生于新加坡，50年代受政治宣传影响，十六岁时私自出逃，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周西蒙相识于中国地质大学，后同在密云地质勘探队工作，1966年与周西蒙结婚，1967年生下女儿周理音。1972年，龙玉英带五岁的女儿经香港回新加坡，但新加坡拒绝接受从共产国家返回的公民，滞留香港，带着女儿在人家帮佣。1975年在美国使馆签证时，签证官在听了她的经历后，也哭了，当时发予难民签证。龙玉英一直未再婚，开车上高速公路是她永远克服不了的障碍，因为她怕那种急速驶过的感觉。
陈耀文
1960年3月14日，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唐格木劳改农场。三岁时被送回祖籍河南武陟县大封乡赵庄，随爷爷奶奶生活。
1966年冬天，重回父母亲身边。
1967年春天，随父母弟妹搬迁到青海省会西宁，就读于西宁南山路小学。
“文革”期间，曾是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员，副班长，班长，团支部书记，基干民兵排排长，西宁十一中学团委委员，目睹过武斗的场面，抚摸过保皇派的“阴阳头”，旁观过浩大的群众游行，参加过居委会的批斗会。
1976年12月28日，在父亲的多方努力之下，陈耀文顺利穿上军装，成为青海省军区解放军第四医院的一名新兵。从军前几年曾是放映员，洗衣班班长，卫生员。
1979年夏，参加了地方高考和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军校考试获得青海省军区第一名，但因视力不合格未能被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录取。
1980年，考入兰州军区军医学校检验班。
198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毕业，被提拔为军官，行政23级，正排职，并分配回原医院检验科任检验技师。期间在文学领域刻苦耕耘。
1985年8月16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组诗《战士万岁》。几个月后，作为宣传干事成为中越战争老山前线将士的一员，担任前线部队战报《猛击报》编辑，并组织成立“老山魂战士诗社”，出任社长，发表众多诗歌散文。
1987年5月，随部队撤回陕西驻地。
1990年底，开始涉足部队电视工作。1991年，所负责的47集团军电视报道工作荣获解放军全军第一名， 1992年8月，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来自地下600米的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获得当年全军新闻一等奖，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陈耀文荣立二等军功。
1994年1月10日，进入央视《东方时空》，任“焦点时刻”记者。
1997年8月，以副团职中校的军阶正式转业离开军队。
1994 年4月1日，《焦点访谈》栏目在央视一套开播，首期节目里，陈耀文兼任摄像和编辑。随后几年，参与中国新闻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秦兵马俑二号坑开展，驻港部队亮相，香港回归，三峡工程大江截流，1998全国大抗洪，建国50周年庆典，澳门回归，千禧年，新世纪，申奥成功，国足冲进世界杯、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落、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俘，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巴勒斯坦大选，抗战胜利60周年……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曾任《东方时空?直通现场》、《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和《国际观察》主编，《世界》总编导，《感动中国》、《3.15红黑榜》和《温暖在身边》等央视节目策划者之一。
1994年12月，采访新疆克拉玛依“12.8”重大火灾事故，所制作的纪录片因故未能播出。2006年底，在火灾12周年之时，以《迟来的报道——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揭秘》为题，在个人博客里连续发出四篇详细的图文报道。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
百科全书式学者。
义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主张变法维新。父亲陈三立，为晚清著名诗人。
少时在家塾就读，广涉经、史典籍。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行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及美国哈佛大学等。留学期间，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
1925年回国。1926年6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历史、中文两系教授，并在北大授课。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1938年秋，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其为汉学教授，成为该校聘用的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他离昆明到香港，因“二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随即出走香港，先后在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曾作赋讽刺桂林某些文人向蒋介石献九鼎之举。期间，出版《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 1945，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获授英国皇家科学院外国籍院士。眼疾治疗无果，双目失明。遂辞去聘约，于194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1948年，到广州，拒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岭南大学，于1950出版《元白诗笺证稿》。1952年移教于中山大学。1955年后并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晚年，在助手帮助下，编《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著洋洋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
“文革”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世。
陈寅恪一生提倡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53 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绘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终未就任。
他拒绝做全国人大代表，虽同意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而并未到任，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却从未出席会议。他曾“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
1958年，陈作为“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遭到批判，被迫停止授课。他给校长一信，信中说：“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次年，他还对劝他重新开课、带研究生的人说，“只要（有？）毛主席或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1967 年，面对“文革”的批判和迫害，陈写了书面声明；“一，我平生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老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的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陈永贵（1914-1986）
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担任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进行农田改造，建设稳产高产梯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将陈永贵树为典型，在全省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1963年夏，大寨遭遇特大洪水，陈永贵提出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党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党员向陈永贵学习。于是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出现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1964 年3月，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情况，听取了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汇报，要求周恩来留意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周恩来指示陶鲁笳亲自到大寨蹲点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也率队到大寨考察，写出调查报告，对大寨经验和陈永贵事迹予以肯定。
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大寨经验。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应毛泽东之邀参加12月26号日毛泽东的生日午宴。
1964年底，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5 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村掀起 “学大寨”的高潮。十几年中，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710万人次到大寨参观学习，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大寨。周恩来曾三上大寨虎头山，郭沫若更是将虎头山作为自己的人生的归宿。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寨几乎成为农业的“麦加”。
1967年1月，陈永贵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经毛泽东提名，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并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农业工作。此后，走遍全国大多数省份，用“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后人称其为“扎白毛巾的副总理”、“布衣宰相”、“文盲宰相”。
1976年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2年，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