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揭秘日军在山西的毒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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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日军在山西的毒化侵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12-14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国家政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所实施的屠杀、掠夺、放火、“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属于战争“硬式”手法，那么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它与“硬式”手法相互配合，目的都是要瓦解中国的抗日意志和抗日精神。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大量种植与贸易。日军侵入山西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并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来疲惫其肢体、弱化其抗日意志。他们以鸦片等毒物收买汉奸、搜集情报、组建伪政权和伪军，实现用中国人打中国的侵略计划。
鸦片强制性种植1939年前，山西境内流通的鸦片主要由绥远等地输入。从1939年开始，日军让伪山西省公署出面，通令所属各县开种鸦片，并规定每种一亩征税20元。1940年至1941年，伪省公署相继勒令榆次、太谷、祁县、交城、平遥、介休、离石、霍县、赵城、忻县、代县、崞县、繁峙等61县大面积种植鸦片。在日伪强迫下，同蒲路沿线地区农民不得不拔掉禾苗改种大烟。据日伪组织观察员统计，仅霍县因此就种植鸦片5000余亩，收割烟土25万两，每亩抽税51元，每年总计抽税25万余元。
1942年，伪省公署专门划定榆次、太谷、平遥、介休、霍县、赵城、离石、交城、文水、方山、崞县、静乐、代县、宁武、神池、五寨、岚县等26县部分地区为种植专属区，强迫百姓栽种鸦片约3.26万亩。在太谷县，烟田面积达6000余亩，年税收约200万元。在赵城县，日军强迫百姓种植鸦片亦在2000亩左右，并下令每亩收取现金60元，限4月底前交清，如限期不交者立刻剥夺该土地耕种权。1942年至1944年，方山县农民在日伪强迫下，全县沿川和大沟4000余亩水地改种鸦片，占全县水地面积80%以上，致使该县万余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约占种烟区成年人70%以上。
为了鼓励所有伪政权官员积极推行鸦片种植政策，伪山西省公署还在公务员奖金发给办法中作了专门规定，即督励鸦片栽种的各级公务员若能圆满完成任务且无不轨行为时，依照下列标准发给奖金：每收集一两鸦片，发给村公务员奖金1.5元、区公务员1元、县公务员1元。该文件虽然在提法上谓为“督励”，实际上是在日伪军政控制下而以行政权限为支撑进行强制组织。在日伪强迫利诱下，鸦片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到1945年，太原等13县总计栽种大烟达6.62万亩。与1942年相比，到1945年日占区面积虽已大大缩小，但栽种鸦片的面积却扩大了，增幅达32%。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地区的鸦片种植更加猖獗。1939年，晋北13县种植面积就达15.5万亩。据统计，大同一县583个自然村中就有近百个村子种上了鸦片，占全部水地95%。在应县，日伪于1942年制发种烟许可证和种烟规约，县公署还规定种烟奖励办法，对种烟积极的村公所提出6000元作为奖金，规定一等3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四等500元，五等300元，六等100元。同时，晋北各县伪政权除令百姓纳税外，还规定必须将剩余鸦片全部交“晋北土业组合”，再由组合配给“土膏店”和烟馆，供当地人民吸食消费。
日伪强迫山西沦陷区人民废弃麦田禾田，大量种植鸦片，不仅加重了沦陷区的粮食危机，亦因大力推销鸦片而使许多人染上毒瘾，整个农村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例如，交城平川日占区，原系村庄稠密、土壤肥沃、民众生活富裕之区，此时却在日本的毒化政策下变成了鬼蜮世界。被毒化的村庄，村民大部破产。义望村原有住户千家，楼阁林立，风景雅致，此时则大半拆毁，典卖一空，断墙残垣，触目皆是，居民已由千余户减为五百多户，每日能吃三餐的人家极少，而且十有九家朝不保暮。
“烟山毒海”下的“山西社会相”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山西毒品泛滥，吸毒之风至为恐怖，吸毒人数高达20万人，连同家属在内至少有四五十万人。太谷县平均每村有3户人家吸毒或从事贩毒，每村每日销售毒品200余元，全县每年销毒支出达940万元之巨，有些村庄吸毒者甚至达到全村人口50%以上，甚有儿童吸食者。祁县祁北区78村4万余人中，吸食鸦片毒品的成年人多达3370余人，约占成年人40%。榆次最严重的村子平均每户均有一人吸食鸦片，就是全家老小吸食者也不少，正可谓“挨门数有屈的，隔门数有漏的”。有人估计，日军占领期间，运城市内约有十分之七的人口与烟毒发生联系，其中每月有20余人因无钱吸食而惨死街头。省城太原更是鸦片毒品的重灾区，仅1939年10月至12月注册登记的“土膏店”就达21家，尚有无以计数的从事毒品销售的流动毒贩，以致城内烟馆林立、遍地冒烟。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13县则犹如“烟山毒海”的世界。大同城内烟馆密布、烟雾缭绕，城外“烟花”遍野、景色“可人”，无数中国民众折腰于“烟花美景”之中。在怀仁县，吸毒人数在1943年最高时达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八分之一强，吸毒人口中约有千人倾家荡产、两百多人卖儿卖女卖老婆。
鸦片还夺去了无数生命。据统计，仅祁县被鸦片毒品毒害致死者就达1500余人。会善村160多名吸毒者有百余人惨死，平均每户1人。谷村百余名吸毒者有25人惨死，4人投井，5人流浪在外下落不明。鲁村1942年春冻饿死的“料子鬼”就有48人。鸦片毒品吞噬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摧残了民众身心健康。鸦片大量种植，亦蚕食了数以千计的良田沃土，破坏了农业经济结构，成为稼禾或粮食生产的致命之敌。
从另一方面而言，鸦片生产与贸易养肥了日本帝国主义，养肥了日本战争贩子，养肥了日本大商行，成为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撑。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所推行的鸦片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简言之，日本的这种违反人道的罪行属于国家犯罪，是由国家主体主导的一种极端龌龊和卑劣的行为。（来源：光明日报） 揭秘日军在山西的毒化侵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12-14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国家政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所实施的屠杀、掠夺、放火、“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属于战争“硬式”手法，那么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它与“硬式”手法相互配合，目的都是要瓦解中国的抗日意志和抗日精神。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大量种植与贸易。日军侵入山西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并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来疲惫其肢体、弱化其抗日意志。他们以鸦片等毒物收买汉奸、搜集情报、组建伪政权和伪军，实现用中国人打中国的侵略计划。
鸦片强制性种植1939年前，山西境内流通的鸦片主要由绥远等地输入。从1939年开始，日军让伪山西省公署出面，通令所属各县开种鸦片，并规定每种一亩征税20元。1940年至1941年，伪省公署相继勒令榆次、太谷、祁县、交城、平遥、介休、离石、霍县、赵城、忻县、代县、崞县、繁峙等61县大面积种植鸦片。在日伪强迫下，同蒲路沿线地区农民不得不拔掉禾苗改种大烟。据日伪组织观察员统计，仅霍县因此就种植鸦片5000余亩，收割烟土25万两，每亩抽税51元，每年总计抽税25万余元。
1942年，伪省公署专门划定榆次、太谷、平遥、介休、霍县、赵城、离石、交城、文水、方山、崞县、静乐、代县、宁武、神池、五寨、岚县等26县部分地区为种植专属区，强迫百姓栽种鸦片约3.26万亩。在太谷县，烟田面积达6000余亩，年税收约200万元。在赵城县，日军强迫百姓种植鸦片亦在2000亩左右，并下令每亩收取现金60元，限4月底前交清，如限期不交者立刻剥夺该土地耕种权。1942年至1944年，方山县农民在日伪强迫下，全县沿川和大沟4000余亩水地改种鸦片，占全县水地面积80%以上，致使该县万余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约占种烟区成年人70%以上。
为了鼓励所有伪政权官员积极推行鸦片种植政策，伪山西省公署还在公务员奖金发给办法中作了专门规定，即督励鸦片栽种的各级公务员若能圆满完成任务且无不轨行为时，依照下列标准发给奖金：每收集一两鸦片，发给村公务员奖金1.5元、区公务员1元、县公务员1元。该文件虽然在提法上谓为“督励”，实际上是在日伪军政控制下而以行政权限为支撑进行强制组织。在日伪强迫利诱下，鸦片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到1945年，太原等13县总计栽种大烟达6.62万亩。与1942年相比，到1945年日占区面积虽已大大缩小，但栽种鸦片的面积却扩大了，增幅达32%。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地区的鸦片种植更加猖獗。1939年，晋北13县种植面积就达15.5万亩。据统计，大同一县583个自然村中就有近百个村子种上了鸦片，占全部水地95%。在应县，日伪于1942年制发种烟许可证和种烟规约，县公署还规定种烟奖励办法，对种烟积极的村公所提出6000元作为奖金，规定一等3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四等500元，五等300元，六等100元。同时，晋北各县伪政权除令百姓纳税外，还规定必须将剩余鸦片全部交“晋北土业组合”，再由组合配给“土膏店”和烟馆，供当地人民吸食消费。
日伪强迫山西沦陷区人民废弃麦田禾田，大量种植鸦片，不仅加重了沦陷区的粮食危机，亦因大力推销鸦片而使许多人染上毒瘾，整个农村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例如，交城平川日占区，原系村庄稠密、土壤肥沃、民众生活富裕之区，此时却在日本的毒化政策下变成了鬼蜮世界。被毒化的村庄，村民大部破产。义望村原有住户千家，楼阁林立，风景雅致，此时则大半拆毁，典卖一空，断墙残垣，触目皆是，居民已由千余户减为五百多户，每日能吃三餐的人家极少，而且十有九家朝不保暮。
“烟山毒海”下的“山西社会相”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山西毒品泛滥，吸毒之风至为恐怖，吸毒人数高达20万人，连同家属在内至少有四五十万人。太谷县平均每村有3户人家吸毒或从事贩毒，每村每日销售毒品200余元，全县每年销毒支出达940万元之巨，有些村庄吸毒者甚至达到全村人口50%以上，甚有儿童吸食者。祁县祁北区78村4万余人中，吸食鸦片毒品的成年人多达3370余人，约占成年人40%。榆次最严重的村子平均每户均有一人吸食鸦片，就是全家老小吸食者也不少，正可谓“挨门数有屈的，隔门数有漏的”。有人估计，日军占领期间，运城市内约有十分之七的人口与烟毒发生联系，其中每月有20余人因无钱吸食而惨死街头。省城太原更是鸦片毒品的重灾区，仅1939年10月至12月注册登记的“土膏店”就达21家，尚有无以计数的从事毒品销售的流动毒贩，以致城内烟馆林立、遍地冒烟。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13县则犹如“烟山毒海”的世界。大同城内烟馆密布、烟雾缭绕，城外“烟花”遍野、景色“可人”，无数中国民众折腰于“烟花美景”之中。在怀仁县，吸毒人数在1943年最高时达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八分之一强，吸毒人口中约有千人倾家荡产、两百多人卖儿卖女卖老婆。
鸦片还夺去了无数生命。据统计，仅祁县被鸦片毒品毒害致死者就达1500余人。会善村160多名吸毒者有百余人惨死，平均每户1人。谷村百余名吸毒者有25人惨死，4人投井，5人流浪在外下落不明。鲁村1942年春冻饿死的“料子鬼”就有48人。鸦片毒品吞噬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摧残了民众身心健康。鸦片大量种植，亦蚕食了数以千计的良田沃土，破坏了农业经济结构，成为稼禾或粮食生产的致命之敌。
从另一方面而言，鸦片生产与贸易养肥了日本帝国主义，养肥了日本战争贩子，养肥了日本大商行，成为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撑。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所推行的鸦片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简言之，日本的这种违反人道的罪行属于国家犯罪，是由国家主体主导的一种极端龌龊和卑劣的行为。（来源：光明日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12-14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国家政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所实施的屠杀、掠夺、放火、“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属于战争“硬式”手法，那么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它与“硬式”手法相互配合，目的都是要瓦解中国的抗日意志和抗日精神。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大量种植与贸易。日军侵入山西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并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来疲惫其肢体、弱化其抗日意志。他们以鸦片等毒物收买汉奸、搜集情报、组建伪政权和伪军，实现用中国人打中国的侵略计划。
鸦片强制性种植1939年前，山西境内流通的鸦片主要由绥远等地输入。从1939年开始，日军让伪山西省公署出面，通令所属各县开种鸦片，并规定每种一亩征税20元。1940年至1941年，伪省公署相继勒令榆次、太谷、祁县、交城、平遥、介休、离石、霍县、赵城、忻县、代县、崞县、繁峙等61县大面积种植鸦片。在日伪强迫下，同蒲路沿线地区农民不得不拔掉禾苗改种大烟。据日伪组织观察员统计，仅霍县因此就种植鸦片5000余亩，收割烟土25万两，每亩抽税51元，每年总计抽税25万余元。
1942年，伪省公署专门划定榆次、太谷、平遥、介休、霍县、赵城、离石、交城、文水、方山、崞县、静乐、代县、宁武、神池、五寨、岚县等26县部分地区为种植专属区，强迫百姓栽种鸦片约3.26万亩。在太谷县，烟田面积达6000余亩，年税收约200万元。在赵城县，日军强迫百姓种植鸦片亦在2000亩左右，并下令每亩收取现金60元，限4月底前交清，如限期不交者立刻剥夺该土地耕种权。1942年至1944年，方山县农民在日伪强迫下，全县沿川和大沟4000余亩水地改种鸦片，占全县水地面积80%以上，致使该县万余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约占种烟区成年人70%以上。
为了鼓励所有伪政权官员积极推行鸦片种植政策，伪山西省公署还在公务员奖金发给办法中作了专门规定，即督励鸦片栽种的各级公务员若能圆满完成任务且无不轨行为时，依照下列标准发给奖金：每收集一两鸦片，发给村公务员奖金1.5元、区公务员1元、县公务员1元。该文件虽然在提法上谓为“督励”，实际上是在日伪军政控制下而以行政权限为支撑进行强制组织。在日伪强迫利诱下，鸦片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到1945年，太原等13县总计栽种大烟达6.62万亩。与1942年相比，到1945年日占区面积虽已大大缩小，但栽种鸦片的面积却扩大了，增幅达32%。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地区的鸦片种植更加猖獗。1939年，晋北13县种植面积就达15.5万亩。据统计，大同一县583个自然村中就有近百个村子种上了鸦片，占全部水地95%。在应县，日伪于1942年制发种烟许可证和种烟规约，县公署还规定种烟奖励办法，对种烟积极的村公所提出6000元作为奖金，规定一等3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四等500元，五等300元，六等100元。同时，晋北各县伪政权除令百姓纳税外，还规定必须将剩余鸦片全部交“晋北土业组合”，再由组合配给“土膏店”和烟馆，供当地人民吸食消费。
日伪强迫山西沦陷区人民废弃麦田禾田，大量种植鸦片，不仅加重了沦陷区的粮食危机，亦因大力推销鸦片而使许多人染上毒瘾，整个农村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例如，交城平川日占区，原系村庄稠密、土壤肥沃、民众生活富裕之区，此时却在日本的毒化政策下变成了鬼蜮世界。被毒化的村庄，村民大部破产。义望村原有住户千家，楼阁林立，风景雅致，此时则大半拆毁，典卖一空，断墙残垣，触目皆是，居民已由千余户减为五百多户，每日能吃三餐的人家极少，而且十有九家朝不保暮。
“烟山毒海”下的“山西社会相”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山西毒品泛滥，吸毒之风至为恐怖，吸毒人数高达20万人，连同家属在内至少有四五十万人。太谷县平均每村有3户人家吸毒或从事贩毒，每村每日销售毒品200余元，全县每年销毒支出达940万元之巨，有些村庄吸毒者甚至达到全村人口50%以上，甚有儿童吸食者。祁县祁北区78村4万余人中，吸食鸦片毒品的成年人多达3370余人，约占成年人40%。榆次最严重的村子平均每户均有一人吸食鸦片，就是全家老小吸食者也不少，正可谓“挨门数有屈的，隔门数有漏的”。有人估计，日军占领期间，运城市内约有十分之七的人口与烟毒发生联系，其中每月有20余人因无钱吸食而惨死街头。省城太原更是鸦片毒品的重灾区，仅1939年10月至12月注册登记的“土膏店”就达21家，尚有无以计数的从事毒品销售的流动毒贩，以致城内烟馆林立、遍地冒烟。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13县则犹如“烟山毒海”的世界。大同城内烟馆密布、烟雾缭绕，城外“烟花”遍野、景色“可人”，无数中国民众折腰于“烟花美景”之中。在怀仁县，吸毒人数在1943年最高时达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八分之一强，吸毒人口中约有千人倾家荡产、两百多人卖儿卖女卖老婆。
鸦片还夺去了无数生命。据统计，仅祁县被鸦片毒品毒害致死者就达1500余人。会善村160多名吸毒者有百余人惨死，平均每户1人。谷村百余名吸毒者有25人惨死，4人投井，5人流浪在外下落不明。鲁村1942年春冻饿死的“料子鬼”就有48人。鸦片毒品吞噬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摧残了民众身心健康。鸦片大量种植，亦蚕食了数以千计的良田沃土，破坏了农业经济结构，成为稼禾或粮食生产的致命之敌。
从另一方面而言，鸦片生产与贸易养肥了日本帝国主义，养肥了日本战争贩子，养肥了日本大商行，成为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撑。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所推行的鸦片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简言之，日本的这种违反人道的罪行属于国家犯罪，是由国家主体主导的一种极端龌龊和卑劣的行为。（来源：光明日报） 揭秘日军在山西的毒化侵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12-14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国家政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所实施的屠杀、掠夺、放火、“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属于战争“硬式”手法，那么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它与“硬式”手法相互配合，目的都是要瓦解中国的抗日意志和抗日精神。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大量种植与贸易。日军侵入山西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并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来疲惫其肢体、弱化其抗日意志。他们以鸦片等毒物收买汉奸、搜集情报、组建伪政权和伪军，实现用中国人打中国的侵略计划。
鸦片强制性种植1939年前，山西境内流通的鸦片主要由绥远等地输入。从1939年开始，日军让伪山西省公署出面，通令所属各县开种鸦片，并规定每种一亩征税20元。1940年至1941年，伪省公署相继勒令榆次、太谷、祁县、交城、平遥、介休、离石、霍县、赵城、忻县、代县、崞县、繁峙等61县大面积种植鸦片。在日伪强迫下，同蒲路沿线地区农民不得不拔掉禾苗改种大烟。据日伪组织观察员统计，仅霍县因此就种植鸦片5000余亩，收割烟土25万两，每亩抽税51元，每年总计抽税25万余元。
1942年，伪省公署专门划定榆次、太谷、平遥、介休、霍县、赵城、离石、交城、文水、方山、崞县、静乐、代县、宁武、神池、五寨、岚县等26县部分地区为种植专属区，强迫百姓栽种鸦片约3.26万亩。在太谷县，烟田面积达6000余亩，年税收约200万元。在赵城县，日军强迫百姓种植鸦片亦在2000亩左右，并下令每亩收取现金60元，限4月底前交清，如限期不交者立刻剥夺该土地耕种权。1942年至1944年，方山县农民在日伪强迫下，全县沿川和大沟4000余亩水地改种鸦片，占全县水地面积80%以上，致使该县万余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约占种烟区成年人70%以上。
为了鼓励所有伪政权官员积极推行鸦片种植政策，伪山西省公署还在公务员奖金发给办法中作了专门规定，即督励鸦片栽种的各级公务员若能圆满完成任务且无不轨行为时，依照下列标准发给奖金：每收集一两鸦片，发给村公务员奖金1.5元、区公务员1元、县公务员1元。该文件虽然在提法上谓为“督励”，实际上是在日伪军政控制下而以行政权限为支撑进行强制组织。在日伪强迫利诱下，鸦片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到1945年，太原等13县总计栽种大烟达6.62万亩。与1942年相比，到1945年日占区面积虽已大大缩小，但栽种鸦片的面积却扩大了，增幅达32%。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地区的鸦片种植更加猖獗。1939年，晋北13县种植面积就达15.5万亩。据统计，大同一县583个自然村中就有近百个村子种上了鸦片，占全部水地95%。在应县，日伪于1942年制发种烟许可证和种烟规约，县公署还规定种烟奖励办法，对种烟积极的村公所提出6000元作为奖金，规定一等3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四等500元，五等300元，六等100元。同时，晋北各县伪政权除令百姓纳税外，还规定必须将剩余鸦片全部交“晋北土业组合”，再由组合配给“土膏店”和烟馆，供当地人民吸食消费。
日伪强迫山西沦陷区人民废弃麦田禾田，大量种植鸦片，不仅加重了沦陷区的粮食危机，亦因大力推销鸦片而使许多人染上毒瘾，整个农村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例如，交城平川日占区，原系村庄稠密、土壤肥沃、民众生活富裕之区，此时却在日本的毒化政策下变成了鬼蜮世界。被毒化的村庄，村民大部破产。义望村原有住户千家，楼阁林立，风景雅致，此时则大半拆毁，典卖一空，断墙残垣，触目皆是，居民已由千余户减为五百多户，每日能吃三餐的人家极少，而且十有九家朝不保暮。
“烟山毒海”下的“山西社会相”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山西毒品泛滥，吸毒之风至为恐怖，吸毒人数高达20万人，连同家属在内至少有四五十万人。太谷县平均每村有3户人家吸毒或从事贩毒，每村每日销售毒品200余元，全县每年销毒支出达940万元之巨，有些村庄吸毒者甚至达到全村人口50%以上，甚有儿童吸食者。祁县祁北区78村4万余人中，吸食鸦片毒品的成年人多达3370余人，约占成年人40%。榆次最严重的村子平均每户均有一人吸食鸦片，就是全家老小吸食者也不少，正可谓“挨门数有屈的，隔门数有漏的”。有人估计，日军占领期间，运城市内约有十分之七的人口与烟毒发生联系，其中每月有20余人因无钱吸食而惨死街头。省城太原更是鸦片毒品的重灾区，仅1939年10月至12月注册登记的“土膏店”就达21家，尚有无以计数的从事毒品销售的流动毒贩，以致城内烟馆林立、遍地冒烟。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13县则犹如“烟山毒海”的世界。大同城内烟馆密布、烟雾缭绕，城外“烟花”遍野、景色“可人”，无数中国民众折腰于“烟花美景”之中。在怀仁县，吸毒人数在1943年最高时达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八分之一强，吸毒人口中约有千人倾家荡产、两百多人卖儿卖女卖老婆。
鸦片还夺去了无数生命。据统计，仅祁县被鸦片毒品毒害致死者就达1500余人。会善村160多名吸毒者有百余人惨死，平均每户1人。谷村百余名吸毒者有25人惨死，4人投井，5人流浪在外下落不明。鲁村1942年春冻饿死的“料子鬼”就有48人。鸦片毒品吞噬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摧残了民众身心健康。鸦片大量种植，亦蚕食了数以千计的良田沃土，破坏了农业经济结构，成为稼禾或粮食生产的致命之敌。
从另一方面而言，鸦片生产与贸易养肥了日本帝国主义，养肥了日本战争贩子，养肥了日本大商行，成为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撑。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所推行的鸦片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简言之，日本的这种违反人道的罪行属于国家犯罪，是由国家主体主导的一种极端龌龊和卑劣的行为。（来源：光明日报）